思想学术

鲁迅与“拜伦主义”的对话 ——以晚清、五四时期两次“拜伦热”为中心

吴海洋 2020-10-18 来源:西川风

鲁迅“天才论”的转变预示着他对“出了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的社会改造践履的道路选择,这也是对“拜伦主义”实践性的接受。1930年代走向普罗大众的鲁迅与英雄拜伦已渐行渐远,但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主义”依旧有着紧密的关联。

  拜伦是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著名诗人,拜伦的出现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有着紧密关联。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认为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其特点就是有反抗的倾向”[1]。而“这种思潮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象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寡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有意识的欺骗。”[2]这个反抗的传统,追求自由的思潮形成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扫荡了政治、宗教、文化上一切禁锢,其中最能体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是拿破仑和拜伦。十九世纪欧洲的拜伦崇拜是与拿破仑崇拜联系在一起而并称的[3],拿破仑的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自由主义的传播者,也是民族侵略者、破坏者[4]。拜伦被称作“诗坛拿破仑”,他对社会政治、道德、文化以及民族压迫的反抗,对个人与民族自由的追求,恰好体现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反抗精神,因而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拜伦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也被称作“拜伦主义”。

 

  “拜伦主义(Byronism)这个名词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指拜伦的行为,一方面是指拜伦的作品。可是综合来看,拜伦主义的精髓即是反抗精神,所以拜伦主义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里的一个派别。拜伦主义也不是拜伦所独创,而是后人根据拜伦的行为作品所拟出的一个名字。”[5]。随着拿破仑与拜伦的去世,他们成为各国诗人崇拜的对象,弱小民族的“解放者和救星”。“拜伦主义”所代表的反抗精神与对自由的渴望,尤其是宣扬民族独立、自由的理念与实践无疑容易引起处于奴役状态下的弱小民族知识分子的共鸣,因而“拜伦主义”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

  “拜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翻译而为知识界所接受。[6]《哀希腊》的翻译形成了晚清知识界的“拜伦热”,拜伦的人格与追求自由的精神也成为晚清民族国家建构的资源。关于鲁迅所受域外文化的影响,一般以“托尼学说”[7]来描述,即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然而鲁迅思想中拜伦的因素却也是不容忽视的。[8]特别是到了1940年代,鲁迅与拜伦的关联被周扬提起。他否认了鲁迅“尼采主义者”的身份,而认为他是一位拜伦主义者。[9]考察鲁迅在晚清、五四两个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所接受的“拜伦主义”的方式,发现鲁迅思想中的“拜伦”的因素,以及其如何影响到他的文艺、思想观点与社会实践,是一个新颖的话题。

 

  一 民族国家话语中

  的“拜伦主义”

  1902年梁启超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翻译了拜伦《唐璜》中《哀希腊》一诗的两段,小说中通过描述俄国占领下旅顺的中国人的悲惨生活,借哀叹希腊的衰亡而表达对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即将沦落的悲愤,这是“拜伦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端。随之,马君武、苏曼殊也翻译了《哀希腊》以及大量拜伦的诗歌[10]。在晚清民族危亡的时代境遇下,拜伦对希腊衰亡的悲叹极易引发爱国志士的共鸣,“拜伦主义”对强权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的追求也吸引着晚清中国的知识界,并形成了“拜伦热”,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11]。

  拜伦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12]。浪漫主义的内涵复杂,流派纷繁,而“拜伦主义”体现了其反抗的一面。“拜伦风的浪漫主义,其特征是对人生的幻灭与冷、对人间的轻蔑、以及青春的早衰,而这特征,是与,憧憬自由的幻影、要求强烈的刺激、想飞向一个遥远的世界去的热烈的欲求相错综着的。”[13]根据勃兰兑斯对浪漫主义的分类,晚清中国流行的“拜伦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浪漫主义[14],拜伦对于自由的热爱具有政治色彩,即“这是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目睹别的国家不能摆脱异邦的奴役而产生的愤怒,而这种奴役是他自己的国家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够接受的”。[15]晚清知识界对于拜伦的接受显然集中于拜伦反抗社会,追求自由的一面,而“拜伦主义”浪漫风的另一面:纵欲放荡、悲观失望、孤独幻灭——这些消极的成分则被主流的民族国家话语遮蔽,而这恰好是“拜伦主义”个人色彩最鲜明的一面。

  鲁迅与“拜伦主义”的对话始于1908年发表于《河南》2号、3号的《摩罗诗力说》。在文中鲁迅以“恶”与“反抗”为中心,通过介绍八位摩罗诗人,梳理了欧洲“拜伦主义”的传播史,构建了一条“拜伦主义”的文学思想谱系。显而易见,留日时期鲁迅对“拜伦主义”的思考与接受是在晚清梁启超、苏曼殊等维新派人士鼓吹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形成的,故而《摩罗诗力说》中表述的“拜伦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主要宣扬拜伦反抗社会、强权,追求个人、民族自由的精神。但是鲁迅接受的“拜伦主义”受到尼采的“超人”哲学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这就使得鲁迅对于拜伦的认识与梁启超有所不同。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所依据的材料是木村鹰太郎著译的《拜伦——文界之大魔王》、《海盗》,木村原作具有强烈的尼采主义的权力意志色彩,但鲁迅显然对“拜伦主义”有着独特的理解。

  首先,鲁迅关于“超人”“英雄”“天才”的概念。《摩罗诗力说》的写作背景是在中国面临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情况下,鲁迅推崇拜伦等摩罗诗人以促发“国民精神之发扬”[16]。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看到十九世纪文明对“物质”“众数”的推崇,但他认为二十世纪的文明必有所偏至,可以通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而达到“立人”“兴国”的目标。纠正十九世纪以来“近世文明伪与偏”弊端的是源于十九世纪初“神思一派”的“神思宗之至新者”。[17]鲁迅认识到的十九世纪末“新神思宗”,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唯意志论的哲人。其中黑格尔的“英雄史观”、叔本华的“天才论”、尼采的“权力意志”都采取张扬自我的策略。黑格尔将群众、英雄分别定义为“再生产的个人”“世界历史的个人”,认为群众活动是无意识的,英雄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具有超出常人的精神和品格。“正如时代本身为这些巨人所创造一样,时代本身也创造了这些巨人。正如这一民族本身是这些英雄实现其业绩的工具一样,反过来,这些英雄也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民族的精神的工具。”[18]

  叔本华的天才论是以意志论为基础,认为天才的对象是永恒的理念,“天才之作用,在静观各种共相,把自己超拔到时间和所有关系之外,关键是他拥有异常发达的心智能力,不受意志的拘役。”“天才者何?不外天赋异常发达的心智, 能客观使用直观和想象, 取意志而战胜之人。这种人具足了解脱的条件,不再沉沦于苦海之中。”[19]天才凭借意志可以超出世界的表象,从而不受世界的束缚。尼采的“超人”说强调权力意志,从主奴道德方面区分善与恶。对主观意志以及个人主义的重视,与浪漫主义对个人主观意志、情感的强调、对古典主义的反抗,两者汇合进而影响到鲁迅所接受的“拜伦主义”。

  其次,“拜伦主义”影响下的摩罗诗人群体。“拜伦主义”具有反抗、破坏的性质,同时“拜伦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又为强调主观意志的尼采主义所加强。鲁迅对拜伦的阐释与尼采主义有所差异,文中“在哀奴隶之不幸,怒其缺少霸气的表述当中,并不包含对弱者的蔑视;而对野兽之战的否定,也不包含着对强者礼赞的意味。发自强者逻辑的那种肯定优胜劣败并将其视为必然的对弱者的蔑视,在鲁迅那里没有。”[20]这种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拜伦主义”,是鲁迅接受了俄国人道主义的结果。鲁迅推崇尼采,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唤起国民意志,建构独立、自由个人的必要条件,但是他并不无条件歌颂“超人”,反而更倾慕“拜伦主义”那种“欲自强,而力抗强者”“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21]相比尼采的“超人”,追求自由兼有人道主义的“拜伦主义”更为鲁迅所向往。

  最后,鲁迅的“拜伦主义”谱系重点在东欧、俄罗斯,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拜伦体现的是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无条件信奉自由理念,对社会的虚伪与流俗坚决抗争,然而鲁迅更关注“拜伦主义”与中国的关联,故而与晚清中国国情相近的东欧、俄国更为鲁迅所注目。1909年周氏兄弟所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收录东欧等弱小民族地区作家的作品居大多数,鲁迅的意图在于“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22]与拜伦式英国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相比,显然东欧、俄国那种呼求民族独立,反抗专制统治的政治浪漫主义更适合晚清的中国。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普希金兽性的爱国主义进行批判,认为俄国国民性与拜伦天性不合,而称赞莱蒙托夫继承了“拜伦主义”中不向强力屈服、坚持自由的理念。

  显然鲁迅看重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为人生”的一面,对于“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更有感触。鲁迅对“拜伦主义”的提倡,其目的在于发扬摩罗诗人对压迫的反抗与追求自由的理念:“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3]唤起国民的意志,挽救深处民族危机中的中国,这正与梁启超等人译介《哀希腊》的意图相吻合。

 

  二 拜伦纪念:

  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

  五四时期的“拜伦热”开始摆脱民族国家话语的色彩,具有更多个性解放的意味。在1924年拜伦百年诞辰所引发的“拜伦热”[24]中,“拜伦主义”颓废放纵的一面被强调出来,而英雄主义的色彩开始消退。显而易见,这是“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潮流行的结果。1920年代的“拜伦热”中,拜伦被称作“民族革命的先驱”[25],纪念拜伦的意义在于拜伦对鼓舞民族革命的功绩。虽然拜伦纪念热闹非凡,但在失去民族国家话语的推动后,知识界对“拜伦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1924年《小说月报》15卷4期的“拜伦纪念号”集中刊发了纪念拜伦的文章,其中包括翻译的拜伦传记、诗歌以及对拜伦的评价,代表了“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对于拜伦的态度。郑振铎在“卷首语”中盛赞拜伦是“天才的作家”“伟大的反抗者”,是“反抗压迫自由的恶魔,反抗一切虚伪的假道德的社会”。[26]茅盾认为有两个拜伦:“一个是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一面;一个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前者代表拜伦底前半世,后者代表拜伦的后半世。”拜伦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诗人,是一个攻击旧习惯道德的诗人,是一个从军革命的诗人。”但是他对“拜伦热”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有所警惕:

  当时“拜伦热”涨到了极点的时候,却有许多青年——尤其是文学的青年,误会了拜伦底本意,竞相仿效地举起拜伦底“有激而为”的荒唐行为来;他们并没有受着冷酷虚伪的社会底不公平的裁判,他们本好好在自己社会内做相当的事务的,然而也刻意地模仿拜伦,浪游南欧,“醇酒美人”地堕落起来人家不得已而放浪玩世,他们却以为这是天才诗人之必然的生活;人家是有病而呻吟,他们却误认呻吟是“美”的,竟无病而呻吟了。我们如果要找“拜伦主义”不良的影响,大概就在这一点。[27]

  耿济之考察了“拜伦主义”在俄国的接受情况,认为俄国的“拜伦主义”更注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具有“拜伦式所谓‘东方’的气味”。他分析拜伦式英雄与俄国“多余人”的区别:“拜伦式的英雄是争社会上和政治上自由理想的战士,是为这种战争而受痛苦的人。他们的自私心,悲观和孤独是从严涩的人生学校里出来的悲惨的结局;他们对于人们的仇恨心也就是算误了和受骗了的对于人生的爱情。”对于普希金、莱蒙托夫笔下的“多余人”人物来说“拜伦式的英雄样式在俄罗斯的阵地上便为琐小了。”[28]俄国接受的“拜伦主义”开始逐渐摆脱贵族式的浪漫主义,走向“为人生”的写实主义。

  鲁迅对“拜伦主义”的接受最初是在民族国家话语的语境下形成的,这意味着鲁迅接受的“拜伦主义”远离英国自然的浪漫主义,而更贴近与近代中国有着相同命运的东欧、俄国的“拜伦主义”。1920年代鲁迅的创作是“为人生”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孤独者”人物形象继承了“拜伦式英雄”的精神脉络,然而鲁迅显然更倾心于俄国的“拜伦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带有斯拉夫民族文学的色彩。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魏连殳、吕纬甫、涓生等的“孤独感”是辛亥、五四前后的时代氛围。与普希金对拜伦式人物的评价“拜伦卿由于任性的游移,陷于忧郁的浪漫主义和绝望的利己主义”[29]相反,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虽然陷入彷徨,但并没有绝望,“要执着的探寻、坚定的前行。究其实质,这与‘精神界之战士’的品格是一致的”。[30]这种写实主义的态度是对“拜伦主义”虚无颓废的一种矫正。

 

  三 拜伦崇拜批判:

  鲁迅“天才观”的转变

  徐志摩讲述了一位朋友对拜伦的批评:

  谁是拜伦?一个滥笔头的诗人,一个宗教家说的罪人,一个花花公子,一个贵族。就使追悼会纪念会是现代的时髦,你也得想想受追悼的配不配,也得想想跟你们所谓时代精神合式不合式,拜伦是贵族,你们贵国是一等的民主共和国,哪里有贵族的位置?拜伦又没有发明什么苏维埃,有没有做过世界和平的大梦,更没有用科学方法整理过国故,他只是一个拐腿的纨绔诗人,一百年前也许出过他的风头,现在埋葬在英国纽斯推德的贵首头都早烂透了……[31]

  这段话主要针对的是拜伦崇拜的现象,在论者看来,拜伦的贵族身份与平民主义的时代精神相抵触,而且也与“五四”以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潮脱节。1920年代的“拜伦热”中,拜伦作为浪漫派的天才诗人,其诗中浪漫主义个人层面情感的抒发受到重视,在个人主义的语境下,苏曼殊式的贵族色彩、颓废气息反而成为“拜伦主义”的主要内容。时过境迁,脱离了救亡的民族国家话语的语境之后,拜伦不再继续受到知识界的青睐,拜伦式英雄也只属于浪漫主义时代的一种想象。而“五四本身的主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的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32]“拜伦主义”的建构从最初的民族国家话语,再到“五四”时的个人主义思潮,最终又回到社会改造的语境下,存在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其一但涉及到“五四”以来广泛发起的社会改造的民众实践,也就出现了危机。[33]对于“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34]的处置策略,是五四时期鲁迅与“拜伦主义”对话的重要话题。

  在日本办《新生》杂志的失败使得鲁迅遭遇到了拜伦式英雄的启蒙困境。鲁迅固然欣赏拜伦式的反抗,但他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35],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的“萧条之感,辄以来袭”[16]。鲁迅对“拜伦主义”的反省在于“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36]拜伦式的英雄或者说拜伦式的天才显然难以应用到社会实践中,鲁迅对“拜伦主义”的“天才观”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拜伦主义”的接受是在拿破仑崇拜下形成的,换言之,鲁迅的拜伦崇拜是一种英雄崇拜(拜伦就被称作“诗中的拿破仑”)。正如拿破仑率领军队横扫欧洲,打破封建的禁锢,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理念,进而促进了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风行一样,“拜伦主义”的风行也带来相似的效果。“拜伦式的英雄”与尼采式的“超人”是鲁迅对“拜伦主义”接受的主要方面,“五四”时期个人主义风行,但“一战”后国内知识界的“反战”思潮以及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的流行,英雄崇拜显然时过境迁。如果说“叔本华紧承之时代,史称‘天才时代’(‘dieGeniezeit’)。当此时代之中, 天才之论流行一时”。[37]有人认为天才、英雄“像由一种超自然力所特别赋予的职分,而是完全非科学的‘以无生有’的一种‘创造的’东西。再由这根据更进一步把‘天才’‘英雄’们的事迹载神秘化梦幻化,赋给他们一种全然超乎常人的工作的记录,这样由有形或无形的使社会支配力上的优越的地位归属于他们。到了这样,天才主义和无论是那一种的民众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了。”[38]此时已经是民众主义的时代,天才时代“拜伦主义”中的天才论、英雄崇拜等概念显得落伍和不合时代精神。在民众主义话语的影响下,鲁迅与“拜伦主义”(浪漫主义)的分歧也日渐明显。

  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学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中《呆子》一文提到了“呆子”:“他们是改造的人,是反抗的人,是先觉的人。是为人类战斗的Prometheus的缘故。是见得是极其危险的恶党的缘故。”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者带着《摩罗诗力说》中“拜伦式英雄”的色彩。厨川白村认为社会的改造、世界的进步都是靠“呆子”推动的。接着他感慨道:“democratic的时代,决不是天才和英雄和预言者的时代了。现在是群集的时代;是多众的时代;是将古时候几个或一个大人物所做的事业,聚集了百人千人万人来做的时代。我们在现今这样的时代,徒然翘望着释迦和基督似的超绝的大呆子的出现,也是无谓的事。应该大家自己各各打定主意,不得已,也要做那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呆子。”[39]厨川的理论对鲁迅影响很大。

 

  四 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

  ——新民众主义时代鲁迅的天才观

  考察五四时期鲁迅的天才观与民众观,金子筑水的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鲁迅翻译了金子筑水《艺术论》中《新时代与文艺》一文,收入《壁下译丛》,其余两篇未译。《民众主义与天才》由署名YS的作者译出并发表在《语丝》上。

  《民众主义与天才》一文提出了“新民众主义”的概念,质言之,由于“十九世纪初最初的理想主义大概是天才主义或英雄主义的主张,天才主义与英雄主义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本体。”天才主义主张差别,民众主义主张平等,二者精神不一致,不易调和。新民众主义的精神可以调和理想主义(天才主义)与民众主义,即“以人格价值做标准,价值的,等级的,差别的判断一切,这是新民众主义的精神。”主张文化价值、等级、差别的新民众主义,既可以避免民主主义所引起的社会无秩序,也能坚守文化的标准。Democracy排斥天才、英雄,金子筑水则认为不可取。金子筑水认为“总之,人格的优秀者于民众主义的社会,也仍非常是指导和统率多数的民众不可。所以于将来的理想社会,少数天才者的意见,仍归是要受着民众尊敬的。不要单就多数取决的舆论来量的支配世间,民众自身,须养成一种听从天才者的质的意见,以多数取决来压迫少数天才,不外是破坏民众自身的文化与精神。”新民众主义的“天才观”能够解决易卜生式的“多数民众与少数天才的关系问题”。其次,金子筑水认为民众艺术主张艺术的普遍性、平等性只在于艺术的内容,艺术具有价值等差,所有人绝对平等的玩味艺术是不可能的,不能把讲谈、侦探小说当成民众艺术,低级艺术只会将艺术标准降到更低的水平,艺术的天才才能提高民众的艺术趣味。天才与民众的关系是:“总之,天才非脱离了民众独立着的,天才不外乎是代表民众,站在民众的先头而统率他们罢了。总之,由他所成的艺术品,也不外乎是代表民众艺术,站在全体的先头而统率,支配全体罢了。”[43]金子筑水的“天才观”认为民众主义时代依旧要坚持天才的独立地位与独特价值,天才的价值、地位不能动摇。但他也意识到民众时代的潮流,认为天才要成为民众中的一员,不能脱离民众。这也是对尼采式“超人”中个人主义的一种扬弃。

  1928年鲁迅在与董秋芳的通信中探讨了《民众主义与天才》中对天才、民众、文艺的看法。董秋芳否定了两种思想倾向:“离开人生谈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他认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将文艺当做社会改造的工具,成为社会的呼声。最高级的文艺必须依靠天才,“他们还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艺术,忠于自己的情知。”[44]创作的目的不在于激励民众从事革命。从艺术独立无限的价值、艺术本身最终的目的看,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并不是外在的政治目标。民众文艺的时代,文艺家是站在民众之中,表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环境,而最先进的思想,只有先进的少数人才能了解。鲁迅认可民众时代的到来,认为“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是第四阶段文学。”[45]鲁迅坚持艺术自身的价值,不赞同将革命文艺口号式的宣传作品当作民众艺术。然而鲁迅的观点也与董秋芳的见解不完全一致,董信中赞同金子筑水关于天才领导民众,引导民众文艺进步的观点,与此相反,鲁迅反对他认为民众文艺不存在以及完全肯定天才绝对领导地位的观点。鲁迅并不排斥民众,他相信民众的觉醒与民众主义的时代的到来。

  民众主义时代鲁迅的“天才观”也涉及到其与梁实秋的论争。梁实秋《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原本计划刊发在1924年《小说月报》拜伦纪念号上,文中梁实秋盛赞拜伦的反抗精神和爱自由的品质,尊崇浪漫主义式的天才。但他接受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后,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浪漫主义对感情没有节制,推崇感情轻视理性,对浪漫主义所引起的混乱有所反感。鲁迅则意识到民众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选择、处境,对天才论、民众主义的理解与梁实秋有所差异。

  梁实秋坚持“人性论”,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46],不与时代发生关联。由此他认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大多数就没有文学, 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47]他认为天才是民众的引导者,而“文学家不仅仅是群众的一员,他还是天才,他还是领袖者,他还是不失掉他的个性。”[48]鲁迅则反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天才论,认为阶级社会不存在普遍的人性。天才与大众之间艺术趣味的差异并非是由于天生的,而是由经济上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从浪漫主义文学到革命文学之间的关联上,梁实秋认为“浪漫运动根本的是一个感情的反抗,对于过分的礼教纪律条规传统等之反动,这种反抗精神若在事实方面政治或社会的活动里表现出来,就是革命运动,浪漫运动与革命运动全是对于不合理的压抑的反抗,同是破坏的,同是重天才,同是因少数人的倡导而发生群众的激动。所以一般的人,往往就认定浪漫派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但是梁实秋认为两种文学“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英雄崇拜,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发生若何关系”[49]。

  鲁迅同样意识到浪漫主义与革命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拜伦对自由的定义是一种“更广泛、更充分和更普遍的含义。他感到自由思想是一切精神生活首要和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50]。鲁迅从“拜伦主义”所继承的是普遍的反抗精神与追求自由的理念,他接受革命文学的初衷也是同情被压迫的民众,认为“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51]鲁迅认为民众主义时代天才与民众同是受压迫的群体,脱离民众主义时代追求平等、反抗的时代潮流,天才是无法存在的。革命时代,文学也由“苦鸣不平的文学”一变为“怒吼的文学”[52],充满反抗、复仇的实践精神,《哀希腊》中亡国的哀思也为民众的怒吼、觉悟、反抗所代替,此时,“拜伦主义”的精神对鲁迅依旧有着潜在的影响。

  1920年代鲁迅通过翻译接触到厨川白村。厨川是拜伦的信徒,在《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中,他对日本社会采取了一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方式,在《走向十字街头·序言》中他说:“在我所亲近的英文学中,无论是雪莱、裴伦,是斯温班,或是梅垒迪斯,哈兑,都是带着社会改造的文明批评家;不单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53]同样,鲁迅作为拜伦主义者也与厨川有相似的思想变化,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意味着“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54],反对浪漫主义中的感伤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强调文学介入民众与社会运动。在1920年代社会改造的浪潮呼唤着拜伦式的实践的介入,采用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的说法来形容厨川、鲁迅人生、思想道路的变化是十分贴切的。[55]鲁迅认为梁实秋的主张是“在‘人性’的‘艺术之宫’里”[56],强调天才而忽视民众不符合民众主义时代的要求。在民众主义时代,鲁迅依旧与拜伦式英雄的精神有着继承的关联。

 

  结语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谈到五四时期中国流行的各种主义: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57]

  “拜伦主义”是随着诗人之死而将拜伦的品格、行为、作品逐渐神话,并为各国浪漫主义者所接受并风行一时,“在俄国和波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精神中,他如此慷慨地到处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从种下龙的牙齿的地方跃出了披盔戴甲的武士”。[58]各国所接受的“拜伦主义”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政治形态,对于深处暴政奴役的斯拉夫民族,从拜伦的诗中吸取了反抗的精神,而这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对“拜伦主义”的接受。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等拜伦的遗产成为中国知识界与“拜伦主义”对话的主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拜伦主义”的思想资源都与鲁迅的精神主体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从晚晴到五四时期的两次“拜伦热”中,鲁迅接受了“拜伦主义”,并在《摩罗诗力说》中建构了一条摩罗诗人谱系,尊崇“拜伦式英雄”培育新的国民,以达到立人的最终目标。“

  总之,拜伦对鲁迅的影响,无论从其论文还是创作来看,首先都是他斗争精神中的主导方面即敢于挑战、破坏、反抗和复仇的‘摩罗’精神。”[59]“五四”以降,“拜伦主义”在知识界走向式微。在平民主义、民众主义时代,带有天才论、英雄崇拜色彩的“拜伦主义”显得不合时宜。此时“拜伦主义”中放纵颓废,感伤幻灭的一面成为“人生派”批评的焦点,鲁迅对“拜伦主义”的接受也由拜伦式的浪漫主义发展到俄国式的写实主义,在鲁迅笔下出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孤独者”系列人物

  鲁迅借鉴了厨川白村、金子筑水的理论,对天才与民众关系有了新的认知,这也影响到鲁迅与梁实秋关于天才论的论争。鲁迅“天才论”的转变预示着他对“出了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的社会改造践履的道路选择,这也是对“拜伦主义”实践性的接受。1930年代走向普罗大众的鲁迅与英雄拜伦已渐行渐远,但与“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41]的“拜伦主义”依旧有着紧密的关联。

  

  注释

  [1][2]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第4页。

  [3]见[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4]拿破仑被当作“自由主义强有力的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正统主义的仇敌,让世袭小邦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敌,以高贵的德意志民族自命的人,是一个彻底证明了条顿美德只有靠对法国难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义之徒。”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0页。

  [5]见梁实秋:《拜伦与浪漫主义》(续),《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

  [6]有关拜伦诗歌在中国的传播的具体情况,参见倪正芳:《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庆宝:《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孙伏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1941年10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8]有关鲁迅与拜伦的比较研究的相关论文,参见高旭东:《鲁迅与英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周扬:《精神界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 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8月12—14日。

  [10]晚清时期中国留日知识分子翻译拜伦《哀希腊》诗主要有:①《端志安》(Don Juan),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榆关题壁美人远游,《新小说》1902年1卷第3期;②《哀希腊歌》,1905年译,收马君武自费编印《新文学》;③《哀希腊》,收苏曼殊:《拜伦诗选》,1909年出版,日本东京三秀舍印行。

  [11]马君武:“间取裴伦诗读之,随笔移译,逐尽全章。呜呼!裴伦哀希腊,吾方自哀不暇尔。”《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梁启超:“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愿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为中国说法哩。”见《梁启超全集》第17卷,汤志钧、汤仁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12]拜伦主义是支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之一大潮,对于这个人主义思潮的形成,拜伦的艺术是有关系而且有力量的,因而被称为拜伦主义。见[日]升曙梦:《普式庚与拜伦主义》,作雨(宋兆霖)译,《译文》1936年第2期。

  [13][29] [日]升曙梦:《普式庚与拜伦主义》,作雨(宋兆霖)译,《译文》1936年第2期。

  [14]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将浪漫主义分为英国的自然的浪漫主义、德国的反动浪漫主义、法国的人道浪漫主义、波兰的政治浪漫主义。见[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50][58][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第332—333页, 第441页。

  [16][21][23][36][41]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第81页,第101页,第78页,第68页。

  [17]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8]转引自[苏]米·费·奥夫相尼科夫:《黑格尔哲学》,侯鸿勋、李金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7—298页。

  [19][37]汤用彤:《叔本华天才哲学述评》,赵建永译,《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20][日]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到<狂人日记>》,李东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5页。

  [2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24] 1924年中国知识界兴起了纪念英国诗人拜伦逝世百年的高潮。《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以及《文学旬刊》1924年第21、28期出了拜伦纪念专号。

  [25][27]沈雁冰(茅盾):《拜伦百年纪念》,《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26]西谛(郑振铎):《卷头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28]耿济之:《拜伦对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4期。

  [30]国蕊:《“多余人”类型小说的近代移入及鲁迅的本土化重构》,《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31]徐志摩:《拜伦》,《徐志摩全集》第3卷,蒋复璁、梁实秋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03页。

  [32]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页。

  [33]徐祖正认为拜伦“做诗只表思想,不耐推敲琢磨”,在“纯粹文学本质上”,不如雪莱、济慈,“所以他的诗,宁可作革命家的叫声”。见徐祖正:《英国浪漫派三诗人》,《创造季刊》1923年第1卷第4期。

  [34]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0页。

  [35][3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38]章克标:《民众主义与天才的相反及交错》,《一般(上海1926)》,1928 年第6卷第 4期。

  [39][53]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第467页。

  [40][42]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第177页。

  [43][日]金子筑水:《民众主义与天才》,YS译,《语丝》1928年第4卷第10期。

  [44]董秋芳来信收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45][51]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第84页。

  [46][47][48][49]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第18页,159页,第161页。

  [52]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54]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55]在面对“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的人生道路选择中,周氏兄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周作人在《十字街头的塔》一文中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即对十字街头的恐惧。走向普罗大众、参加社会运动的鲁迅与闭户读书、沉溺于书房中草木虫鱼的周作人终究在思想上分道扬镳。

  [56]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57]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1号。

  [59]倪正芳:《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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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

  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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