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朱羽 | 字里行间的“时势”——研读李准

朱羽 2020-10-18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与《瓜棚风月》不但呈现了可资比较的社会主义农村生活世界的变动,更凸显出李准式写作所发生的位移。

  时势文学:以李准为方法

  相比于赵树理、周立波与柳青,研读李准显然更为艰难。那种企图抓住某种形式或风格进而解开社会主义经验“褶子”的方式,乍一看无法直接运用到李准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新颖”的赵树理小说技艺出发来思考革命现代性,以周立波笔下的“风景”为焦点来一窥农村集体化进程中主客体转型的踪迹,从柳青将叙述的文学语言与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协调在一起的努力中,触摸到赋形新人内心生活的可能性。1但是李准的创作似乎缺乏那种攫住注意力的鲜明的形式要素。面对这样的作家,阐释者难免会遭遇方法论上的无措感。

  不过,切入李准写作的合适方式,早已有人提示出来,而真相或许并不可爱——至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可爱:“李准同志一直是在配合政治任务的,而且配合得好。”2当时批评界的强势声音即认为,李准的创作同现实结合得很紧,总是能及时地创造那些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新人物。中肯地讲,任何一位社会主义作家原则上都应具备这一特质,但无疑李准表达得特别明显与“及时”。这应该与他的写作起点有关:作家李准的诞生,与新中国第二次文代会之后的文艺导向紧密相关。3李准的创作由此具有一种别样的认知意义,而这也逼迫阐释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已有的阐释路径。概言之,政治任务、政策与文学的关系在此得到自觉而具体的展示;而李准文学创作的“文学性”或结晶化历史难题的能力,亦需放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获得恰当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李准的创作反而成了一种基础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装置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充分打开李准的创作,也意味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一种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法。

  为了激活李准式写作的潜能,我尝试引入“时势”概念。这一古典概念在汪晖的解释中,意味着儒者对历史断续的理解,以及对于天理之时间特质的把握。所谓“势”尤指“支配物质性变化的自然的趋势或自然的力量”4,“这种自然的趋势或自然的力量固然总是落实在促成其自我实现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的身上,却不能等同于物质性过程本身”5。亦有治中国哲学者认为“势”的概念既涉及特定的行动背景,也体现了现实存在的普遍内容;既基于当下也展现了事物的未来趋向;既包含与行动直接相关的方面,也兼涉间接影响行动的因素;既内涵必然之理,也渗入了各种形式的偶然性;由此展现为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实践背景。6此种古典概念当然无法化约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或列宁所谓的“形势”以及葛兰西笔下的“力量对比”,但并不等于不能在此做一番“翻译”。“时势”概念,尤其是“势”的概念,包含着重新组织所谓历史规律、政治理想、集体实践与主体决断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可能性。后设地看,如果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理想视为“天理”一般的存在(或至少处在此一位置之上),那么,历史实践的展开本身即为时势。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表达,更是深刻的时势的产物,每时每刻彰显出关联着“理”的权衡与决断。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将李准的作品理解为“遵命文学”或追随政策而进行的简单复制的误区,从而敞开一种对于文学创作能动性的新理解。“时势”概念的优势,正在于能把政治理念、政策及其落实以及人的改造皆囊括在内,进而凸显出历史断续的辩证法。

  李准的写作给人最为直接的印象或可表述如下:他非常主动地将具有普遍化潜能的实践经验处理为叙事要素,以此方式使自身的写作成为时势的一部分。比如《李双双小传》的核心事件“办食堂”,就关乎“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的兴起以及相关政策推动;特别是河南经验一度得到中央肯定,《李双双小传》几乎一一再现了上述经验的诸多要点:改革炊具、讲究卫生、清洗食堂人员中的不纯分子、强化领导力量(领导积极介入)等。7但需注意的是,虽然政策-事件(以实践形态展开的政策)可以为文学人物行动设置某种边界,人物的行动、性情与性格特质却无法从政策-事件中完全推导出来。毋宁说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系统的铸造拥有一种相对独立的操作方式。从李准创作李双双形象的准备工作中就可以看出,“李双双”的最终成形,是他对几次下乡落户时了解到的不同先进妇女形象进行整合的结果:如贴“小纸条”的龙头村妇女队长、与多占工分的落后妇女吵架的小组长、自告奋勇述说自己事迹的女炊事员、揭发落后妇女而遭报复的女共青团员、因公不因私而推荐自己丈夫的女会计、帮人打离婚官司的妇女社长。8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时间线索,与政策-事件的时间线索之间,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在此意义上,人物形象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并不一定随政策事件的改变而速朽,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李准能在1960年代初迅速将“办食堂”的小说改编为“评工分”的剧本。

  由此看来,所谓文学中的“时势”,或许包含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政策方向与更为具体的政策-事件成为叙事前提或直接化作情节。(二)人物形象尤其是人物之间的搭配——比如李准所喜用的“夫妻档”家庭冲突成为新旧斗争的微缩化表达——与更为持久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关,也与生活世界的变动轨迹有关。(三)人物行为与内心的边界、叙事的边界也反过来测度出社会主义政治与伦理的边界——“理”的历史世界的边界的浮现,以及“时”之真正转型的征兆。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时势”,自身包含着多重时间特质,在这里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变化节奏。更为重要的是,时势本身是一个断与续、变与不变相交织的进程。李准的写作不仅关联着第一层的政策的时间性,也关联着第二层的人物变化的时间性,更因为他的文学生涯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因此也触及了第三层即时势之内乃至时代之间的辩证断续。

  从上述视域出发,我尝试择取李准在不同的“时势”中创作的几个文本展开分析:“双百”时期的《没有拉满的弓》(1957)、“大跃进”时期的《李双双小传》(1960《人民文学》、1961小说集两版)、“大跃进”结束后的剧本《李双双》(1962)与农村改革初步完成时期的《瓜棚风月》(1985)。从可资比较的抽象主题要素来看,这些作品都涉及基层农村集体单位中的劳动与物质利益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历史进程中的数种“自发性”9,以及几种可资比较的个体与集体的关联方式。因此,本文也是将这些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文本,视为一部不断将时势吸纳在内的总体作品。李准创作的形式感,将在字里行间的时势中彰显出来;而当代文学顺势而为的基本机制也将同时得到展示。

  

 

  《没有拉满的弓》与“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寓言空间

  《没有拉满的弓》原刊于《长江文艺》1957年五月号,1981年李准将之编入自己的小说选集(更名为《冬天的故事》),可见他对之颇为重视。此篇作品与《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都可算作“双百”时期的产物,但似乎未受到当时的评论界重视,甚至连批评也没沾到什么边。10的确,与《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帆蓬》相比,《没有拉满的弓》虽然笔头也流露出讽刺与批评,却更少“干预文学”腔调,反而承续着李准更早时候农村书写的基本“问题”感觉(如《冰化雪消》)。略做一些横向爬梳,便能发现李准依旧以1950年代中期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为叙事前提,特别是195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中强调的发展副业对于巩固合作社的重要性。11搞好副业成为情节发动要素,或多或少与此相关。更为关键的是,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要求——其中“社和队的决定要和群众商量”12一条尤为重要,或可看作是小说直接秉承的政策精神,亦成为情节矛盾展开的思想依托。这也是“双百”时期的民主化取向在此篇作品中的具体呈现。在这一严格意义上的语境线索之外,小说显然还关乎如何教育群众与发动群众这一更为恒久的政治文化议题。这也就涉及了对于1950年代基层合作化组织中的干群关系的反思。但更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启用了一种实验性的叙事策略,展示了某种颇成问题的人性理解对于干群关系的损害。

  《没有拉满的弓》的主要人物是十七年文学中相当少见的一种类型,或可暂且命名为“社会主义经济人”。此种形象的基本特征为:在社会主义集体框架内将人际关系化约为基于需要的经济交换关系。13主人公五里台高级社副社长陈进才在社员群众口中是个机灵人、能干手,他的威信来自于对于经济活动不可思议的把控能力(“曾经给社里买过七个牲口,没有一个不是便宜几十元到一百多元”14),县委蓝书记称他为“一根钱串儿”15。他对于任何可以转化为钱的东西极为敏感。正社长炳文在他眼里虽然直爽厚道,但却“太老实,不够机敏”16,甚至有点婆婆妈妈气。

  叙事的实际展开是在农历十月,地里农活较少,农民相对空闲,腾出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副业活动与商业交换。而社里一把手炳文赴地委党校学习,则给了陈进才的算计理性与治人方法以充分的“实验”空间。陈进才拥有经营农副业的惊人本领与“管理”社员的狡黠手段,对付年龄不同、脾性各异的社员,颇能分而治之。小说第一小节的“取钱”场景即是此种“人学”的展示。陈进才有着一种很少呈现于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的超乎常人的“投资”眼光,与供销社、银行营业所、土产公司的干部混得极好,他消息灵通,对诸种业务皆有兴趣。陈如此“能干”,小说进展到快一半时,眼看着就要将“弓”拉满了:在社务委员会上,陈进才通报了“已经有十三种副业可以搞”,“从磨豆腐说到养猪,从养猪说到做木器家具,最后一直说到做变鸡蛋,做麦芽糖”。17

  但他的跌落也正在此刻。在炳文的视点中,陈的毛病被一一拎出:爱用小聪明,学习很少,不相信群众。陈对于“人”的预设极低,对于身边的帮手也要反复考验,生怕他们有私心;同时,对于任何动员性的、具有一定政教意味的“开会”,则抱有厌恶。这与他对于人性的理解相关:“社员们要的是什么?是工分,是钱,是粮食。他多做十分,他就能多分,他不做,就没有。”18这种近乎理性经济人的预设,充斥在陈进才这位“改革式”管理者的脑海中,也成为他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针对此点,小说后半部分启用了一种相当戏剧化的反噬逻辑。一旦陈进才想只通过利益与奖惩来“卡”社员群众,群众就可以将这种算计逻辑释放到溢出五里台高级社的程度:所有人都奔着更有利可图的活儿去,比如割干草卖给运输公司而不参与社里组织的副业劳动。最具反讽性的场景是:当陈进才少见地给运输公司戴了政治“帽子”,而后者不得不与农业社签订代收干草合同时,依旧没有一个人来帮社里整烟叶。“因为有人说城里胶轮大车要干草,运输公司将来总得来收,有很多妇女就把干草放在家里。”19陈进才的做法可以归入后来毛泽东所批判的“见物不见人”的政治经济学脉络,他的举动所呈现的正是经济理性脱嵌出社会主义“精神”的难题。

  陈进才对群众自发性的预判及其最终的失控,形成了一种高度寓言化的叙事结构。然而有趣的是,作者的叙述口吻却始终在讽刺与不过度批判之间摇摆,即一方面用“没有拉满的弓”的寓言,将陈进才的做法问题化;另一方面又在诸多段落里凸显陈进才并不自私(对自己家庭没有特别照顾,也颇能以身作则)。叙述者数次强调他一直在意的是搞好集体,比如一开始点出的那只为了方便边吃边办事而到处端着走的“大碗”。让人好奇的是,陈进才一心为集体的动力何在?小说里有一些暗示:每当他为合作社节约下开支或为社里的副业发展找到门路后,总会从心里浮现出高于所有其他社员的得意。这种隐秘的优越感建立在陈进才的经济才能之上,他仿佛觉得自己才是这个集体唯一的主人。在陈进才眼里,其他人都是“经济人”,只有他讲“社会主义”。但此种“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变相的优越论或等级结构。李准对于陈进才动机的纯化,使之具有了寓言性。陈进才也确实表现出了寓言式人物一条路走到黑的偏执特点。作为正确观点发表者或者说政教题旨暗示者的社党分支书记银柱多次提示他去发动群众,稍有头脑者都会采纳这一扭转颓势的方法,但进才却没有。

  然而,作者也不愿意使小说过分流于寓言化。他启用了一种以后反复出现的“夫妻档”人物搭配。甚至可以说,陈进才的妻子、第三队妇女队长玉梅颇有后来李双双的影子。小说用不少笔墨描摹夫妻两人的情感关系,这样一种对于日常现实较为严肃的模仿,使人物不至被拖入滑稽讽刺的境地。这就是《没有拉满的弓》所展示的歧义性:一方面以寓言化的方式构造叙事与人物,将陈进才的品性极端化,使故事呈现为不可控的反噬过程;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让陈完全陷入反面人物的境地。

  李准为何对陈进才留有余地?这是溢出显见主题之外的关键问题。陈进才与乔光朴在某些地方十分相似。缺失一种更为现代、更聚焦于人心的管理术,成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者批评乔光朴的基本措辞。20但陈进才若“进化”为更懂得“情感”动员的管理者,就能催生出良性的干群关系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陈进才隐秘的优越论依旧无法得到处理。正是在尝试动摇这一优越论等级的意义上,李准的叙事与改革时期关于管理的思路极大地拉开了距离。

  小说本身隐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通读全篇,一个现象十分刺目,小说没有用阶级来划分人群。阶级话语的缺席在此具有一种叙事上的必要性,是陈进才管理实验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在小说末尾,炳文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似乎意味着阶级视野的真正来临。因此,《没有拉满的弓》也是一次不以阶级斗争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叙事实验,是一篇单纯“见物”式管理之不可能性的寓言,也宣告了“社会主义经济人”内在的矛盾及其破产。但除了陈进才与群众相互算计的情形之外,在小说末尾,还出现了一群“觉悟高”的无名社员,他们自发地来看望病中的进才,并表达出对于集体的关心。就在炳文“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21话音刚落,他们便到场了,表达出另一种“操心”:“平常倒不觉得,进才害了病,我担忧起来。说的是社,其实和自己家一样,要说比家还重要。你想,地、牲口、我这几口人的嘴都交给社了,也就是说把命也交给社里了,谁不操心哪!”22听到这些,进才“忽然伏在被子上哭起来”23。这一场景明明白白地呼应了青年银柱对进才的批评:“你认为群众就不会有积极的一天了,就得和他们玩手段,比心眼!这是合作社,有人家一份。他们是给自己干,不是给别人干。”24当时进才的反应却是一气之下想撂挑子,因为他觉得银柱贬低了自己的能力。但此时,“给自己干”的社员在场,才真正触动了在经济上遭到重大挫败的陈进才。当社员们自己表达出社是我的社时,陈进才的“经济人”思路才会趋向瓦解。他那种高于其他社员的优越论才会被松动,因为这种优越论所以觉得只有自己有资格代表集体的幻觉才有了消散的可能。

  小说以此种方式结尾,宣告了一种净化、纠正的可能,也暗示陈进才在领导集体生产上依旧可发挥作用,从而有了成为“新人”的可能。李准最后的叙事选择——那群无名社员动情的表态,而非单纯炳文的政教言辞——也表达出作者对于问题核心的把握:社是大家的;政治无法脱离经济,经济里蕴含政治。但是《没有拉满的弓》点出却无法在个别叙事中回应的更大的问题是:杂糅了物质鼓励与政治措辞的“教育”,同实际的管理术之间,究竟能达成何种良性的关系?“见人”与“见物”究竟如何共存?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人在叙事上必然会遭遇自我瓦解的僵局,那么政治、伦理与经济之间究竟应该达成何种有效的联通与互动而不至于滋生单纯的算计心与建基于能力之上的优越论?这是《没有拉满的弓》中显现的历史难题。当然,很快,小说的许多叙事前提将不复存在,特别是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施之后,在叙事上,许多群众的相对落后的“自发性”将事先被抑制住,而这也将变换文学本身的色彩。但无疑,《没有拉满的弓》对于干部、群众心性的刻画,创造出了一个溢出政策事件乃至人物系统的寓言空间。

  

  时势中的“李双双”

  与《没有拉满的弓》所诞生的时势不同,《李双双小传》能够出现,无疑得益于大办公共食堂的契机。但李双双形象之所以成立,源于李准20世纪50至60年代几段颇为深入的落户生活,特别是他在登封县金店公社马寺庄几乎亲历了整个“大跃进”过程。李双双的诞生还呼应于196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纪念,刊载《李双双小传》的那一期《人民文学》同时发表了《种子》《一点红在高空中》《孙孙的名字》等歌颂劳动妇女的作品。从李准的创作谱系来看,对于“新妇女”的关注早有踪迹。25但是,1960年第3期《人民文学》版的《李双双小传》与更早时期的作品相比,更为彻底地将时势内化为一种叙事,将三重主题容纳在一个文本之中。

  一是妇女解放,特别是“大跃进”条件下的“跃出”。在这个序列里,曾经没少挨喜旺打的双双获得了“正名”的机会;她努力学习文化,尝试走出家庭,摆脱落后丈夫的束缚,这些都联通到了之前的文学传统上(如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1961年茅盾对于此版的读法便主要着眼于此序列,他点出小说开头“脱胎于”《阿Q正传》无法为主人公命名的情状,而且尤其看重小说前半部分的回叙,认为写出了妇女地位的变化。26而小说第二小节确实交代了双双的“脾气”是逐渐变大的。

  二是“大跃进”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如小说最后一节聚焦于双双、桂英等改造孙有的水车,进行“炊具机械化”实验,包括调到养猪场的喜旺吹着唢呐驯导小猪。这些较为奇观化的“大跃进”情景在1961年的小说集版中被大量删减。

  三是社会主义文艺始终关注的公私斗争与思想改造议题。首先是富裕中农孙有及其儿子金樵的落后举动被归结为阶级本性使然,此版有一句话“不会上那些富裕中农和坏蛋们的当了”27尤可注意。个别的落后人物不但与李双双形成交锋,而且私藏水车败露后“群众纷纷起来和孙有展开了辩论”28,而金樵怀疑红薯能变出花样的“促退派”思想也立即遭到气愤的群众的批评。在这里,群众一改《没有拉满的弓》中落后的自发状态,变成助手般的自觉的形象。29其次,改造喜旺成为新旧转型主题更为重要的表达,但《人民文学》版在表现喜旺“转变”时显得缺少过渡,关键还是那张由匿名群众写就的大字报发挥了作用——揭穿孙有拿捏喜旺弱点而揩油食堂:“初上来人们还在风言风语的估猜,后来就有人干脆在食堂贴出了大字报。喜旺是个胆小的人,一见大字报,先吓了一跳。”30在经受双双一番批评后,喜旺主动去写大字报进行自我批评。不过,喜旺的转变之所以“顺”,恐怕也关系到阶级性判断(“他原也是个贫苦出身”31)。广义的思想改造尚有第三个面向(虽然小说表现得还比较模糊)。李双双的直来直去、见不得人占集体的便宜,与喜旺的随和、胆小、迁就之间的对照,引出了一种新的乡村伦理关系的构想。其实,《没有拉满的弓》在反思干群关系的同时,已触及了集体内部应该形塑何种人际关系的问题,而《李双双小传》里尤为凸显的,则是对于原有以血缘、亲疏(喜旺与孙有是本家)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替代,即强调人的集体身份的优先性。

  正因为有这三重主题序列,“李双双”在时势变换中成为了一个“可写”的文本。1961年小说集版最重要的情节变动出现在最后三节。李准有意拉近李双双与喜旺之间的叙事距离:将原来喜旺、双双分别在食堂与养猪场搞“技术革命”,改为两口子双双进食堂;在第八节中放弃了对于孙有水车的“征用”,且将快速摊煎饼的煎饼灶发明权匀给了喜旺(《人民文学》版中是双双发明了这种煎饼灶),因此既稀释了技术革命的浓度,也弱化了妇女解放的面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61年版将喜旺的转变过程拉得更长,凸显出一种对落后者的激励机制。煎饼灶的发明正起源于这场新增的对话:

  喜旺说:“你看你如今县里也去开过会了,报上也登过了,广播里三天两头表扬你,我只能拉马缒蹬,永没有出出头那一天!”

  双双听他这样说,噗哧笑了。原来喜旺也想跃进跃进呢,可是他这个看法却不对。双双就对他说:“我去开会,是代表咱们孙庄食堂去的,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再说去开会是为了交流经验。改进工作,怎么能算去出出头?你真是想要去‘出出头’,这个会还不敢叫你去开呢!”她这么一说,喜旺脸红了。双双急忙又说:“什么事情,不能从个人想起,要为大家。你只要好好劳动,想办法把群众食堂办好,不要说县里,省里,北京你也能去!可是你心里就没有把食堂办好这一格,还想着要出出头,那当然不会有那一天。”接着双双又向他讲了几段劳动英雄故事。

  喜旺仔细听着想着,觉得双双的话有道理。照他原来想着,如今人不为钱了,还要为个名。可是照双双讲的,这图个名也是不光彩。只能是为工作,为大伙,为社会主义。喜旺想到这里,觉得和自己结婚十多年的这个老婆,忽然比自己高大起来,他不由得嘴里溜出来一句话:

  “劳动这个事,就是能提高人!”32

  这段话显然是李准深思熟虑后添加的政教表述,不仅彻底翻转了双双与喜旺的地位,使双双真正成为喜旺的教育者与仿效对象,而且触及了社会主义之人的深层动机问题,即对物欲与功名的双重否定。“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则是对《没有拉满的弓》最后出现的群众自发的集体关切心的续写:强调在集体性前提下,任何凸显出来的个体成就都表征着更大的集体成就,因此也是对上述新型集体性伦理关系的落实。1961年小说集版既做了减法,也做了加法,使一篇具有浓厚“大跃进”气息的作品转变为更适应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议题的文本。

  相比于小说,电影剧本版李双双的故事无疑流通更广。33据说,电影摄制组1961年夏天到河南林县体验生活时恰逢“食堂要散”的大势,本来准备好的“办食堂”剧本不能用了,但李准十分顺利地将核心事件替换为“评工记分”。34这一替换也是顺势而为,从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多个文件中都可以看出,“散食堂”几乎成为当时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基本共识且有群众基础。35同时,“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36由此而言,《李双双》剧本无疑是一个回退的文本,这从“工折”这一细节就可见出。小说一开始仅仅处于从属性叙事地位的“劳动日”与“工折”(“在高级社时候,很少能上地里做几回活,逢着麦秋忙天,就是做上几十个劳动日,也都上在喜旺的工折上”37),在这里成为组织叙事最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要素。发放工折这一事件,成为新的叙事开端。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小说鲜明的时间标志(一九五八年春节后)被剧本模糊化了。那个自发要去修渠并受到挑灯夜战的集体劳动感染的双双,变为冷静地思考如何使更多劳动力出工的双双。这样就将原本更为激进的妇女解放及技术革命议题,转换为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议题,将对李双双主人翁式劳动姿态的热烈赞扬,转换为对劳动者残留私心的批判。此种“回退”在“广播”的缺席中亦可得到见证。在《小传》里,正是广播里的通知激励着双双展开更为积极的行动。在小说里,广播的不同内容分别对应于公共传播(双双爱听新闻报告)与私人闲暇活动(喜旺爱听梆子戏),但剧本却将这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联结媒介略去了,而用剧团下乡演戏的方式,把喜旺的私人趣味直接转化为一种集体娱乐活动。这样一种弱化宣教的做法,与“政治挂帅”措辞的消失,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呼应,再次证明了叙事重心的转移。

  叙事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变动,带来了风格转换的要求。剧本集中体现了这样几种变化:一是通过重组桂英形象,以及引入她与二春的恋爱事件,带出了农村知识青年出路何在的政教议题,其成功的先例即《朝阳沟》。此外,桂英被设置为孙有之女,在一定程度上用代际对抗取代了阶级对抗,模糊了原本泾渭分明的阶级区分。二是重组金樵的形象,并增加其妻——落后妇女大凤——的改造情节。这一方面使落后干部及其改造的问题复归,另一方面大凤的改变也呼应了一个农业合作化文学叙事常用的装置——用劳动来改造落后妇女,使之从“对手”变成“帮手”,这在周立波《山乡巨变》里的张桂贞以及后来《艳阳天》里的孙桂英身上都可看到。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李双双夫妻关系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表达,特别是强化了“深情”38。从1961年小说集版拉近双双与喜旺的距离开始,李准便在构造一种密度更高的夫妻关系叙事。李准曾回忆自己是逐步发现了双双与喜旺关系的重要性:

  我进一步研究这个作品的主题,研究双双和喜旺这两种性格冲突的本质,我发现了使我自己吃惊的东西,这个主题上还蕴蓄着更加重大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中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沈浮同志听了很兴奋,又和摄制组同志们帮助我们设计了那几场双双和喜旺中间反复的“拉锯”斗争的戏。39

  在《李双双》的剧本中,喜旺几乎与双双在叙事上拥有了平等的地位,或者说两人被结合成一个叙事单位。李准曾明确宣布喜旺也是“农村新人”40。这种新风格的起源究竟何在?或许我们可以将剧本叙事要素划分为两个大的序列:一是评工记分制度及其完善。当双双发现落后者单纯为了工分而劳动,不讲究劳动质量时,想到的是还得再变变制度。双双劳动自然不是为了赚工分,但受“时势”影响而形成的叙事逻辑决定了双双会通过完善工分制度来限制落后者。第二个序列即婚恋、情感序列,突出特点在于对家庭情感的强调。甚至在电影版中,喜旺第三次“出走”——去教育金樵时落泪,也是因为“我对不起你双双嫂子”。评工记分制度化与夫妻-家庭深情化达成一种结构性的互补关系。小说版公共食堂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如福利院、托儿所乃至“大跃进”时期一度流行的“十三包”设想),客观上会改变旧有的家庭生活习惯,乃至重塑人们的伦理感觉与情感态度。但是评工记分及其制度增补,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固有的心性与习惯。正因为按劳分配本身的不稳定性,才会有1958年的相关论争。41由此,家庭与恋爱要素,夫妻之间的情感强化(“先结婚后恋爱”)可以视为对无法及时到来的根本性文化变革的叙事填补。

  正是在“大跃进”落潮之“势”中,李准最终将所谓的“重大发现”落实为一种伦理-美学。双双与喜旺的反复拉锯,引出的是《李双双小传》已经暗示出来但湮没在其他意义序列之中的新“情理”议题。双双是“情理不顺”就要管,针对孙有、金樵的“私”,敢于扯破面皮积极介入;而喜旺则是“老几辈都是好人”,不敢得罪人,金樵的干部身份外加发小身份尤其成为障碍。电影实际完成版可以说更为强化“情”的面向。尤其是上文提及的喜旺劝说金樵,话音落在“对不起你双双嫂子”上,高度煽情的瞬间凸显出的是喜旺转变的完成。他的悔意证明了双双的“新情理”已经入了他的心。同时,因为喜旺没有完全变成另一个双双,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因此,双双那种情理不顺就要管在喜旺这里得到了一种软化或者说下降,反使之更具现实性与共情感。因此,再次“恋爱”塑造出一个伦理单位,且尝试通过这个单位扩展出一种集体伦理关系,这是对评工记分制度更为积极的情理增补。喜旺同双双的情感,与新旧情理之间的转换构成互动关系。因此,家庭这一基本伦理单位在电影剧本《李双双》中不可或缺,但李双双与喜旺的家庭又绝非传统的乡村大家族而更像是城市中的三口之家。电影中的李双双与喜旺只有一个女儿小菊,电影对喜旺与小菊之间父女情的精心呈现强化了家庭单位的分量,也使电影有了一种超越农村情境的普遍指向。

  从《李双双小传》到《李双双》,三重主题的交织转变为两种主题的共振,甚至妇女解放的面向也让位于家庭成员间的情理之争。如果说《没有拉满的弓》凸显了经济在场而政治缺席,那么《李双双小传》则是用政治挂帅来重构伦理与经济,但剧本《李双双》却以伦理来牵动政治与经济,由此形成了叙事中心从经济到政治再到伦理的转变轨迹。李双双与喜旺的美学形象之所以成立,恰恰是时势变换所致,是评工记分制度所无法涵盖的政治-伦理维度的内在要求。但当时势再度转换时,特别是当经济-政治-伦理内在的联通开始发生某种结构性裂变时,李准的相关书写将抵达更为深刻的历史悖论。

  

  “法”“权”缝隙中的《瓜棚风月》

  《瓜棚风月》与《李双双》等前三十年文学书写的可比性,首先建立在一种看似否定性的关系之上,李准的创作从早先及时的顺势而为,变为需要艰难地去体认与赋形新的时势。《瓜棚风月》是李准改革时期为数不多的能够接续上述农村书写的小说,但似乎并没有在1985年发表后引发什么反响,零星的提及者也以为它不甚成功。42引发注意的,反而是由此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失信的村庄》(李澈编剧,王好为导演,1986)。在1980年代中后期浓厚的新启蒙氛围中,电影改编在影像方面进行了一些吻合于新启蒙意识形态的处理。摄制团队放弃了李准所建议的外景拍摄地点——“具有江南秀色的南阳地区”,而选择了古都洛阳附近的乡村,以豫西的天井窑院、出水窑院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场所,“古拙而浑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封闭感”,“配之以很深很窄的院落、黄土沟壑、古刹以及淹没在庄稼地里的巨大的宋陵石刻,都造成一种古老的历史感”。43此外还特地三次展示黄河,“在影片的首尾都用了一组奇异的黄河泥沙积淀的特写”44。果然,当时的评论对这种影像表达产生了符合创作预期的共鸣。有评论者兴奋地指出:村庄民宅建在凹地上犹如坐井观天,与高墙夹道一起象征着深受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束缚的农民的狭小眼界。取之于古都洛阳附近农村的实景,以及片头片尾的黄河淤泥空镜头,“使人联想到传统文化中落后一面的心理积淀,是何其厚重”45。但即使如此,这部电影也无法让当时的观众满意。有人指出根本问题在于李准的原作:它反映的是承包初期的问题,“到今天来看有过时感”46。李准似乎对“现在的农村不熟悉,没有跳出一贯的思维模式,还是善善恶恶、公与私的矛盾”,主人公丁云鹤“还是个英雄人物,而不是真实的人物”。47可见,从核心问题焦点到人物描摹方式,《瓜棚风月》都处在不新不旧的尴尬位置。从1950—60年代那个能够“及时”配合政策来写作的李准,变成了“过时”的李准。这无疑提示出,那种使李准的创作得以可能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此时李准的思想底色究竟处在何种光谱中,十分耐人寻味。他在1980年曾自述对生产责任制落实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颇有顾虑48,但很快便确认了联产计酬责任制是一个结束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怠工现象的“精灵”,而它坚定的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希望”49。这种改革初期对农村改革的高度认同,到了1980年代中期,势必面临贫富分化以及所谓社会主义物质与社会主义精神难以同步等现实问题的困扰。有一位评论者相当粗暴的影评,反而可能点出了李准隐秘的创作动因:“[下乡承包瓜田的丁云鹤]有了钱还想留下个美名,送给辛庄彩电、图书等等,这也符合时下某些‘万元户’的思想境界。”50正正不错,《瓜棚风月》对丁云鹤诸多德行的细致描绘,仿佛让我们忘记了,他首先是一个当时先富起来的人,一个万元户。

  李准的小说完成于1984年,回看1983—84年这一时期,政策层面的措辞依旧强调集体经济,但整个中国农村正处于政社分开的巨大转型之中。51与《瓜棚风月》相关,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一是提出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二是鼓励技术转移与人才流动。52丁云鹤应是在这股潮流中下乡的。改革之后强硬的经济计划的相对退场53,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松弛化,自由市场要素的出现,群众算计自发性的释放,都取消了原有社会主义文学摹仿-政教机制54的可行性,反而是双百时期的暴露-批评的叙事机制有了复活的可能,但也变了调子——出现了对于犯错群众的指认。另一方面,小说叙事虽然仍凸显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甚至是“公社”的存在——这在小说中仅有一处鲜明痕迹,当黑墩捉奸失败后,郑仙女说出的是:“你给我栽赃,咱们上公社!走!”55但作为集体组织架构,其政治-伦理功能已经相当弱化了。

  《瓜棚风月》开篇以“拜菩萨”与“相亲”开篇,就是上述变味的证明。这里的关键是辛庄社员辛老乖只有他爹爹给的二十元钱作为相亲见面礼。借相亲介绍人他大姨的口,小说点出了辛庄人不会干副业,而干部(指大队支书张米贵)也不往上面使劲,因此穷而缺钱。“钱”非常明确地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要素,但它不再着落于集体(如生产队的资金积累),也不是着落于经由集体中介(工分制)的个人身上,而是直接落在个人身上。倒不能说《瓜棚风月》与《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完全切断了联系。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在辛庄推动种植西瓜业务的生产队长辛老灵“脑子特别好使”,这与陈进才形象颇有一些承续性。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那个为下乡的丁云鹤提供食宿的寡妇郑仙女有着说不完的话,那张嘴巴也可以说继承了李双双的某些特点。黑墩这样完全负面的二流子形象在李准以前的小说里是几乎见不到的,不过张栓、洪祥之类好逸恶劳的形象或可算其前身。但实际上,李准笔下的人物系统已然发生了一次裂变。人物的意义无法再安放进前三十年的政治-伦理-经济联通结构当中,这从小说中与丁云鹤构成敌对关系的大队支书张米贵的形象上看得尤为清楚。他“二十来岁就当大队干部,从解散食堂以后当大队支书”56,因为九皋山水库的修成(但叙述者没提张米贵是否支援了水利建设),粮食年年丰产而成为当地广播里的名人。“米贵”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以粮为纲”,叙述者可能在暗示他未能摆脱“文革”后期的农村经济思维:一开始看不惯责任制与大包干,觉得搞副业是不务正业,又怕社员吵着没钱,只能死板地决定发展棉花。政治与经济之间发生了一种结构性偏移,张米贵形象正是这种偏移在文学上的表现。

  小说中张米贵买瘸腿驴的场景让人联想起李准的《两匹瘦马》(后改编为电影《龙马精神》)里韩芒种的遭遇,但在这里是个彻底的讽刺桥段,还被村里几个小青年编了快板。这里快板的功能与《李双双小传》以及《李双双》电影剧本里的大字报可作比较。快板仿佛是褪去了政教负担的大字报,但还是具有某种监督与批评功能,虽然更流于讥讽、调侃与自娱。往前追溯,“快板”早已出现在李准文章之中。时值“大跃进”高潮,他在《遍插红旗遍地开花》一文中曾细数自己落户的河南登封县群众文艺运动实绩,尤其点出“快板”这一传统的通俗文艺样式已成为普通语言,“夫妻吵架,群众互相批评也用”57。相比于有着确定历史起源的大字报,快板似乎更为“自然”与“自发”,而且相比于大字报对于“字”或“文”的强调,快板更凸显出难以掌控的声音的弥散力量。

  张米贵对快板相当在意,可生产队长辛老灵却不是,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因素。小说提到,当张米贵认定那个讽刺他不懂科学、盲目给瓜田追肥的快板源于丁云鹤时,辛老灵为了缓解曾经因右派身份而受到冲击的丁云鹤的焦虑,主动提出移花接木的方法:将自己名字换上去,叫他们随便传。辛老灵的“不在乎”,暗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机制诞生的可能。在格罗伊斯(BorisGroys)看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着一种将社会所有层面语言化的倾向,因此任何批评或自我批评都显得非常刺目。而资本主义社会与之不同,它不追求语言化,而要求将一切货币化,后者总能在显在的语言与符号层面之下收获补偿。58在这个意义上,辛老灵的不在乎,已经透露出整个社会摆脱语言化逻辑以及某种“准”市场社会到来的征兆。

  但丁云鹤因为政治创伤——这位铁路职工因为说了一句“读《毛泽东选集》和读《红楼梦》一样吸引人”59而成为右派扩大化的牺牲品,对于快板这类批评机制依然十分敏感。他将快板辨识为曾经的政治化-语言化机制的留存。右派这一身份看似是对改革初归来者文学的呼应,但其实蕴含着更大的叙事玄机。小说第八节有一段关于丁云鹤经历的补叙为我们复原出这位万元户的前史。正因为这种颇为屈辱的右派身份,丁云鹤在1958年参加了挖河的“大跃进”工程,体验了前所未有的超强劳动(因此他如今下乡不惧亲身力行干活);在1960年困难时期被转到劳改农场,与猪为伴而发现了野地红薯;又因这红薯而得到了同宿舍老知识分子孙荫山的知识亲传,并开始进入一种痴迷的学习状态。最终他在字面上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成了一位土专家。这里的丁云鹤仿佛是黑格尔所谓“主奴辩证法”结构里的奴隶:在主人忙于政治与生产斗争时,奴隶静悄悄地占据了科学的维度,最终发现了主人亦无法摆脱而不得不求诸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丁云鹤是一位迥然不同的新人。他在以往政教叙事机制破裂开的缝隙中,充分释放出自身求知-积累的自发性与能动性。

  聚焦个体必然也同时带出群体形象的问题。群众在此部小说中主要出现在如下三个场景:一是丁云鹤下乡同有意选种西瓜的农户开会,讲解种瓜的技术要求和合同内容;二是西瓜成熟后村头瓜棚下的乘凉聊天会,那“很像一台多口相声”;第三个场景则在形式上接近此前的群众大会,但会上讨论的焦点,却是张米贵召集种瓜户,决定不按合同原定的“八二开”分配,而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只给丁云鹤八千多元。在此之后,小说便转入对“道德”的讨论,表现了种瓜户们的内心挣扎,他们受到传统的“失信”观念的折磨,这段情节由此弥散出相当浓厚的道德情感氛围。但是,张米贵的一句话却不可不加注意:“这是立场问题!咱社员们黑汗白汗干了四五个月,叫他拿走一万多块,这算什么?这是剥削!”60

  从叙事内容看,张米贵的发言并不真诚,他的行动表明自己根本不是那种单纯而教条的“讲政治”者:他看到种瓜有利可图,早已抛掉了公社的种植要求,自己也与丁云鹤签订了种瓜合同。虽说如此,但这一发言却可以从言说主体身上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回响。张米贵表面为集体实质为私利的虚伪作态,并不能完全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追问。更何况,张米贵言辞内在的分裂性与虚伪性,本就诞生于改革初期个体利益的正当化进程。辛庄大队的集体性已然丧失了逻辑上的优先性,集体丧失了真实的肉身,仅仅是一个个利益个体的汇合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张米贵的言说无法逃避的“双声性”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集体组织自身的裂隙的呈现。而在1980年代这一时刻,剥削措辞恰恰也只能在革命公利向私利转换的瞬间才能现身,一旦法权-契约确立,剥削问题就会隐匿。

  但在“经济”得到正当化的大势中,小说迅速转化了这种提问的可能性。这里的核心叙事要素是合同的遵守。丁云鹤不但代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而且代表了遵守契约精神的一方,辛庄的绝大多数人则为违约方。因此,是否遵守合同、守护契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置换了“剥削”问题。可在小说末尾,县法院,那个丁云鹤所以为的“讲理的地方”——在丁的理解里,“讲理”首先需落实在合同的遵守上,却没有给他满意的处理。法院吴推事特别提道:“前天赵书记还在广播上批评这个事哩,说有一个人在辛庄干了不到半年活,拿走一万多元!”61将“广播”与“法律”对举,无疑对应的是改革以来文学叙事中很常见的“权”与“法”的冲突,并折射出整个宣传生产责任制时期对于“平均主义”的不懈批评。最终,合同的遵守与更具道德感的“守信”牢牢结合在一起,成为叙述者施加叙事惩戒的根由。小说最后对辛庄失信村民给予了惩罚:老丁已经请不来了,去了郑州搞了西瓜基地,直送香港。

  李准无疑在丁云鹤形象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将其摆放在可媲美于前三十年文学正面人物的位置之上。他传授技术,农活亲力亲为,赚得多,但也处处肯让利。特别是小说设计了寡妇郑仙女与他形成某种搭配,这种情感维度的叙事补充使丁云鹤的形象更加可爱。当然,丁云鹤与郑仙女的恋情并未真正发生,但这种情感关联有些类似《朝阳沟》那种将地方性依恋带入的机制,郑仙女之于丁云鹤或可类比于栓保之于银环。可丁云鹤最终还是“脱域”了,他消失在背景中,成为了更大的未知的神秘网络的一部分。这种结局对于前三十年的农村题材小说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那个由市场所表征的无边的网络却为之提供了一种现实性。李准的态度显然比电影改编者更为复杂,至少那种呵斥小农意识与封建心理的新启蒙思路,他是隔膜的。李准为电影最初设计的拍摄地——“具有江南秀色的南阳地区”——便是明证。他至少不准备将《瓜棚风月》抽象化为对于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反而在风景的美感上尝试接续《李双双》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瓜棚风月》烙印了不同时势的叠影。李准更在意的是丁云鹤这样的“新人”如何撬动已经丧失活力的集体惰性,带动地方,实现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式。困难在于,经济契约与道德表达在丁云鹤身上难以真正统一,技术的独一负载者与传播者也已然标示出了一种新型等级关系,丁云鹤与辛庄的伦理联结因此只能成为一种形式上的而非实质的关系。《没有拉满的弓》里虚构的经济绝对性在这里似乎以一种彻底的方式现实化了,但那一能够将经济回收到政治与伦理之内的结构已经衰颓下去。李准最后的道德化与情感化处理,不禁让人联想到路遥《人生》最后的道德化处理。这只能被视为一种症候,是对那个巨大的时代隐痛的转移,而那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幽灵之声,才是时势最深层的秘密在文本中的表达通道。

  

  结语

  时势的改变,尤其是计划经济向其自身否定面的转化,是造成李准的文学叙事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但这里还需要分殊出一些不同的层面。首先是李准从学徒期即深入其中的社会主义政教机制已然呈现瓦解趋势,由经济计划的透明性与阶级区分的政治性所带来的清晰位置感都失势了。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形象发生了改变,教育与改造的前提发生了动摇。因此我们也就看到,李准从总是能够及时地顺势而为,变成了过时与迟滞。如果说政策转型尚可积极跟从,那么人物形象所携带的政治伦理要素,以及时势内部诸要素不平衡的变化节奏所导致的抵牾,则需要一个较为艰难且漫长的适应、协调与转化过程,甚至可能导致文学书写之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拉满的弓》《李双双小传》《李双双》与《瓜棚风月》不但呈现了可资比较的社会主义农村生活世界的变动,更凸显出李准式写作所发生的位移。字里行间的时势之变,远远大于政策之变,也不止于人物形象之变与美学风格之变,而是这一切的总和。字里行间的时势将提示我们历史时间内在的多质性与差异性,更能不断勉励我们在有待展开的未来中,去为那尚未实现的过去赢得机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评史脉络中的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审美谱系研究”[编号:18BZW159]的阶段性成果)

  1    关于赵树理小说所展示的革命现代性特征,可参见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关于周立波笔下的“风景”问题,可参见何吉贤:《“小说回乡”中的精神和美学转换——以周立波故乡题材短篇小说为中心》,《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以及拙文《“社会主义风景”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意味——从〈山乡巨变〉谈起》,《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关于柳青文学叙述的特征分析,可参见贺桂梅:《“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以及拙文《柳青的“抵抗”》,《长安学术》第十二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9页。

  2    为群:《新中国妇女的颂歌——谈李准同志的三篇小说》,《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3    参见李准:《培养文学上的接班人》,《长江文艺》1956年第4期。李准在此文中明确提及自己是在第二次文代会后参加到作家队伍里的新兵。

  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7页。

  5    同上。

  6    杨国荣:《说“势”》,《文史哲》2012年第4期。

  7    参见《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8页。

  8    李准:《我喜爱农村新人——关于写〈李双双〉的几点感受》,《电影艺术》1962年第6期;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6日。

  9    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自发性”与“自觉性”构成一种重要的对举关系,也是一种提升的关系。“自发性”往往指向的是未经革命政党介入的群众的意愿及其表达,而“自觉性”则是指受到革命理论洗礼、革命政党领导后的状态。因此,“自发性”往往关联于群众旧有的思维与行动习惯,本文中所要讨论的算计的自发性即可归入此一序列。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群众的自发性中亦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潜能,“自发势力”在某些语境下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关乎群众的创造力以及他们迎向新事物的积极性。本文论及的某些案例亦与此一相对褒义的自发性相关。

  10  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观》中则有一小处提及《没有拉满的弓》,参见张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268页。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1956年9月12日)》,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393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1957年3月15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24页。

  13  关于传统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概念,参见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14  李准:《没有拉满的弓》,《长江文艺》1957年第5期。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对于乔光朴管理方式的批评,可参看鲁和光:《谈现代管理科学——从两本小说讲起》,《读书》1983年第1期。

  21  李准:《没有拉满的弓》。

  22  李准:《没有拉满的弓》。

  23  同上。

  24  同上。

  25  李准:《河南一农村》,《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2日。

  26  茅盾:《一九六零年短篇小说漫评》,《文艺报》1961年第4期。

  27  李准:《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文末标注“一九六零年二月七日深夜,郑州”。

  28  同上。

  29  但需注意的是,1961年出版的《李双双小传》小说集所收录的版本(文末标注:“1960年8月31日四次修改”)明显弱化了阶级对抗,比如“不会上那些富裕中农和坏蛋们的当了”被改为“不会上有些落后思想的人的当了”。批判孙有的群众大会被删去,且使金樵更早地消失而以喜旺来代理这出关于红薯的辩论。参见李准:《李双双小传》,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30  李准:《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

  31  喜旺的阶级定位在《李双双小传》中以一种未加点破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而剧本《李双双》则把这一点明明白白表述出来,在双双与公社刘书记的对话中,她主动区分了喜旺与孙有的阶级属性:“孙有可不一样,这个人鬼主意太多,他不是无产阶级,我们家[那位]是无产阶级。”(李准:《李双双》,《电影文学》1962年第12期)。有趣的是,剧本虽然彰显了阶级身份的差异,却在叙事中对孙有更加留有余地,尤其是电影版还直接呈现了孙有一家最终的转变,喜旺的无产阶级属性也不再是转变的显见动因,双双与喜旺之间的情感-教育关系成为关键点。

  32  李准:《李双双小传》,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45—46页。

  33  就笔者目力所及,1962年以后,在电影剧本情节基础上所作的各种文艺形式的改编包括:赵籍身、杨兰春:《李双双》(豫剧,1963);高琛:《李双双》(评剧,1963);邵力编剧:《李双双》(话剧,1964);陆仲坚改编、贺友直绘:《李双双》(连环画,1964);浙江省曲艺队集体改编、施振眉执笔:《李双双》(评弹,1978)。

  34  姜忠亚:《活力的奥秘——李准创作生涯启示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3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8、300—315页。

  36  周恩来:《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1961年5月7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318页。

  37  《李双双小传》,《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

  38  剧本不但用了“深情”这一字眼(“双双走过去,夺过包袱,深情地看着喜旺……”),也多次提到双双对喜旺充满感情的注视。如“喜旺向门外一看,发现双双站在车院门口,瞪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嘴抿得紧紧的,在期待地望着喜旺”。参见李准:《李双双》,《电影文学》1962年第12期。

  39  李准:《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

  40  李准:《我喜爱农村新人——关于写〈李双双〉的几点感受》。

  41  关于“按劳分配”的论争,参见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2—380页。

  42  参见宝光:《失落之余的反思——〈失信的村庄〉座谈简记》,《电影艺术》1987年第4期。

  43  王好为:《我拍〈失信的村庄〉》,《北影画报》1987年第1期。

  44  同上。

  45  高歌今:《“财神”为什么被赶走了?——评影片〈失信的村庄〉》,《红旗》1987年第6期。

  46  宝光:《失落之余的反思——〈失信的村庄〉座谈简记》,《电影艺术》1987年第4期。

  47  同上。

  48  参见李准:《初春农话》,《人民日报》1980年4月22日。

  49  李准:《一个“精灵”的出现(报告文学)——河南省西华县农村见闻琐记》,《人民日报》1980年3月21日。

  50  高歌今:《“财神”为什么被赶走了?——评影片〈失信的村庄〉》。

  51  参见农业部调查组:《总结、完善和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调查(1983年9月)》,《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018—1019页。

  52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103—1107页。

  53  参见《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的通知(1980年3月6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921—924页。

  54  在笔者看来,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摹仿-政教”。简言之,文学担负着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人民的任务,而其使命的达成则倚赖人物的塑造,尤其是新人的塑造。书写先进典型,随之而起的摹仿、学习与改造,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条“红线”。由此,必然需要使文学感知与生活行动进行有效联通,同时也会导致对于文学表达中的“过剩”与“冗余”展开反思、进行处置。

  55  李准:《瓜棚风月》,《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

  56  同上。

  57  李准:《遍插红旗遍地开花》,《长江文艺》1958年第7期。

  58  BorisGroys, The Communist Postscript, London: Verso, 2010.

  59  李准:《瓜棚风月》。

  60  李准:《瓜棚风月》。

  6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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