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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 | “社会批评”的笔法——以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为例

李国华 2020-09-14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第1期

在“抗战之作”的意义上认知鲁迅杂文是重要的,意味着鲁迅的杂文笔法产生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话语关系中;而因为与历史家的自觉相关,鲁迅的杂文笔法也就是一种关联着春秋笔法的史笔。

  按照施蛰存1935年的理解:“在现今出版物蜂拥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1]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开首就抱怨,约稿人先在杂志上广告将有鲁迅文章,“情同绑票”, [2] 可见这一系列杂文是典型的应酬文字,不得入作品之林。不过,虽然都是在应对“出版物蜂拥的情形”,不同作家或者“随意应酬”,或者有“随意应酬”的成分,但生产出来的“文字”是不是都应当刊落无余,还是值得讨论的。钱起的试帖诗《省试湘灵鼓瑟》在千百年后尚且有人推崇, [3] 现代出版物蜂拥情形之下生产出来的杂文,恐怕也未必就够不上施蛰存所谓“作品”的资格。在同样的文学生产环境中,因为作家应对时表现出来的个性、态度及手腕不同,生产出来的“文字”自然各异。

  一、被挤出来的文章

  从《“题未定”草》系列杂文来看,鲁迅的应对非常值得分析: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4]

  按照黄源的意见,鲁迅虽然抱怨“情同绑票”,逼出来的文章好不了,对傅东华的生意经颇有微词,但“鲁迅先生对待犯错误的自己人,是很宽大的”,[5]还是顺势写了杂文《“题未定”草(一至三)》。该文刊于1935年7月《文学》月刊第5卷第1号,同期还刊有鲁迅《文坛三户》一文,署名“干”,这可算是黄源认为鲁迅对自己人宽大的旁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两文都被鲁迅收入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但《文学》刊发时,《文坛三户》归“文学论坛”栏,而《“题未定”草(一至三)》归“散文”栏,《文学》的编辑团队可能不认同鲁迅对“杂文”的理解。

  从文章写法来看,《文坛三户》主旨明确,论证集中,而《“题未定”草(一至三)》从日常琐屑之事写起,看上去散漫无依,二者确实大不相同,后者的笔调也确乎是“五四”以来提倡的家常散文(familiar essay)的常见笔调(style)。这种写法上的不同,自然是鲁迅切于文章应用之不同而有意为之,是其文体意识的体现,也说明鲁迅对《文学》遵循的文学观念持开放态度。而将二者都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则意味着在鲁迅看来,杂文相对于家常散文而言,是居于上位的文学类型概念,也即编集时“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 [6] 的文章。

  但除了这种实用性质的处理态度,鲁迅所以用“杂文”概念替代“散文”概念,更有对文学本身的思考。在1933年发表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鲁迅曾表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7] 基于对时代的判断,鲁迅强化了小品文提倡之初即有的革命性质,并将周作人提倡美文时希求的作家从容写作置换为作家必须直面时代,承当时代的危机和压力。

  作为自我主张的践行者,鲁迅虽然以家常散文的笔调写《“题未定”草》系列文章,颇有信笔所至、涉笔成趣之概,但仍展现了杂文与散文的本质性区别。极而言之,以周氏兄弟文章为例的话,鲁迅杂文虽涉笔成趣而每关利害,供读者“愉快和休息”的机会并不多,而周作人散文则老瘦枯淡而远避利害,“抚慰和麻痹”(如果理解为一种审美的话)读者之处甚多,在表面一致的笔法后面确乎藏着极为不同的文学理解。[8]

  在周作人的写作中,一种极有代表性的状态是在《赋得猫》中表达的。他说自己胸中有猫多年,也曾遍读东西书籍,奈何“有暇而无闲”,终不能下笔。[9]文章的笔法虽然是如对故友娓娓道来,但故友所见,恐怕也只有一点作者为猫做论的痴性情或闲情,至于作者的真性情如何,作者在1932年到1937年经历了些什么,则难以觅迹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笔法,没有什么烟火气,并不是那么家常。鲁迅与此相反,从上述《“题未定”草(一至三)》的引文来看,他暴露了自己的怨气,甚至也不忌讳“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给自己带来的写作动力。

  周作人是为写猫而写猫,“赋得猫”因此极为切题,真的是“赋得”;鲁迅是为了各种原因而写,是在各种关系中写,“题未定”因此也极为切题,真的是不知如何定题。但尤为重要的是,鲁迅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积习”发作,[10]有相对于“情同绑票”的文学生产关系而言的内在需要,写作主体与其感受到压力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共谋的问题,而“笔”是双方共谋的中介:“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对于周作人而言,文学生产关系固然未必能“挤”出他的文章来,“笔”也同样无能为力。对于鲁迅而言,情形似乎全然两样,他不仅被傅东华“挤”出了《“题未定”草(一至三)》,而被“笔”“挤”得“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似乎进入了蒲鲁东所谓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是“笔”在写,而不是作者在写。

  事实也确乎如此,从《新青年》杂志的“随感录”开始,鲁迅就发表了颇多没有题目的文章,与那些主旨明确、论证集中的文章相映成趣。如果说周作人《赋得猫》以勉强得题的方式对文学生产关系做出具有幽默意味的反抗,表达了作家从容写作的诉求和能力的话,鲁迅则以失题的方式把散文写作由文化消费所驱动的被动状况呈现了出来,从而对提倡Essay时所希求的创作者的从容提出了怀疑。对于周作人而言,《赋得猫》的写作是必然的,相对于即时的文化消费而言,则是冗余的,什么时候生产出来,全由作者做主;这是周作人意中典型的Essay及Essay的生产。

  对于鲁迅而言,《“题未定”草(一至三)》的写作是偶然的,相对于即时的文化消费而言,则是必然的,什么时候生产出来,主要由文学生产关系做主;鲁迅当然可以选择置之不理,但生存的需要(“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和“积习”的驱动,使他不得不与彼时的生产关系共谋。这也就是Tsa-wen及Tsa-wen生产的典型状态。因此,讨论杂文的文学性问题时,不仅整个文化生产工业的状况及其所归属的社会政治状况是需要考虑的,写作者如何理解和处理自身的写作与文化生产的关系,写作者无意识中透露出来的个性是什么,更需要考虑。

  就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而言,有两个极为特殊的情况需要特别分析。其一是“笔”。在文化工业生产的链条上,“笔”作为必然的一环,挤出鲁迅的无意识,使Tsa-wen获得鲁迅的个性(“积习”),从而不仅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也在个人表达的意义上,使Tsa-wen获得文学性。这一点留待下文详论。其二是有题无文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题注《“题未定”草(五)》时说:“《“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11]按照黄源的回忆,情况要复杂得多,乃是为了避免书商盗印自己文章卖钱,鲁迅故意留出一个《“题未定”草(四)》不写,等自己编集子时再写好以直接收集。[12] 不发表而直接收入集子出版的情况,早见于《彷徨》,但似此等专门对付文化消费中的不法行为的做法,可以说是鲁迅个人的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生产紧紧地嵌套在一起的重要表征。因此,的确不可忽略的是,鲁迅是在怎样的文学生产关系中进行其独特的文学生产的。

  二 、 “抗战之作”

  林语堂对于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风波,曾经表示周作人是长沮桀溺一般的热血人,其自寿诗乃是“寄沉痛于幽闲”,[13] 这一体贴世道人心的看法对后世影响极深。有意思的是,如此善于体贴世道人心的林语堂却在《今文八弊》说“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乃是“浮”“媚”之举,[14] 引起鲁迅反唇相讥。鲁迅不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说明介绍波兰和捷克的文学是因为当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的情形与两国类似,“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而且指出时人对于英美法德文人的兴趣背后藏有“势利眼”,英美法德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使得国人高看其作家作品。[15] 单独看林语堂和鲁迅的文章,或许会觉得林语堂立论中肯,而鲁迅立论未免诛心。合而观之,才能明白:林语堂愿意体贴世道人心时,能就文学表达背后的文学生产语境立论,于是不乏明心见性之言,否则就会陷于罔顾事实、貌似通达的窘境。而鲁迅立论诛心的背后,则是努力还原每一种表达背后的生产语境,从而显影通达的言论背后固有的立场。

  这一点在鲁迅分析张岱《石匮》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认为张岱虽然自称选文造史“并不自立意见”,“其实也还是偏倚的”,其对于东林祸国的意见就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更以谢国桢的研究来论证张岱的“偏倚”。[16] 鲁迅的意图很明确,他认为事实上不存在没有立场的言论,因此必须通过还原每一种表达背后的生产语境的方式显影其立场,也不应惮于在自己的表达中表现个人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鲁迅将自己的杂文视为“抗战之作”,并且反复强调类似《独秀文存》将论敌的文章收集的方式有助于呈现事情的真相,“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是中国史家早就知道的保存历史全貌的办法。[17]

  同样地,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摘录张路薇《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段文字,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得意地说:“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18] 这便是以杂文为禹鼎,为现代中国写下真实的历史的得意。施蛰存恐怕无法理解的是,鲁迅在杂文价值的理解上有如此深刻的历史维度。而鲁迅的这种历史家的自觉,在赋予其杂文及杂文编集以“诗史”的价值之外,尚有更深的意味。就《“题未定”草》系列杂文而言,这种更深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将语词的编织还原为话语,鲁迅自己则在杂文写作中化身话语的刺客;其二是赋予鲁迅杂文以深刻的文学政治性,打破施蛰存式的文艺价值观的束缚。

  鲁迅《“题未定”草》系列杂文攻伐的对象主要是林语堂《今文八弊》、张露薇《略论中国文坛》和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从《“题未定”草(一至三)》的行文来看,鲁迅对林语堂《今文八弊》中的各种说法最难以接受的是把建设现代汉语语法的努力讥为“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针对这一说法,鲁迅先指出“西崽”和“华仆”都只是职业,并无人格的高下;接着说明可恶的不是职业,而是与职业有关的“西崽相”;最后说明“西崽相”也不完全与职业相关,满清时即有“满崽相”,知识分子“洗伐未尽”,也有类似的“相”,其本质就是林语堂攻击他人时所说的“奴性”。[19]

  经过鲁迅的一番努力,“西崽”从林语堂编织的语词之网脱颖而出,并转换成一个新的话语——“西崽相”。“西崽相”不仅仅关联着现代中国的殖民历史和“满清宰华,汉民受制”的历史,而且关联着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根性,从而成为鲁迅国民性话语系统中的又一个符码。而在转换的过程中,由于林语堂在《今文八弊》中对英美法德作家作品的推崇隐含着对于殖民者权威的承认,文学文化的判断扈从于政治权力的慑服,林语堂的言论便被鲁迅指认为具有“西崽相”的典型话语表现。这就意味着,不管林语堂是否承认或意识到自己有“西崽相”,他都难以从话语的意义上将自己与“西崽相”撇清干系。而问题的重要之处也不在于林语堂是否有“西崽相”,而在于当“西崽相”被作为一种国民性话语被抽象出来之后,现代历史如何记录它?现代人如何反抗它?

  从《“题未定”草(五)》的行文来看,鲁迅对张露薇《略论中国文坛》最痛恨的地方是张露薇指责鲁迅和其他作家有“奴隶性”。鲁迅一面通过列举事实分辩自己没有“奴隶性”,一面则说道: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这一张纸真隔得厉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20]

  鲁迅的真意不是很好理解。从话语的意义上来说,他大概是认为张露薇是奴才,必然生产出一种话语将同阶级的其他指称为奴隶,因此,即使鲁迅及其他作家没有“奴隶性”,也会被发明出他们有“奴隶性”的说法来。在《阿Q正传》中,鲁迅即曾使用类似的话语逻辑。阿Q被抓受审时,忍不住要跪下去,审问他的长衫人物鄙夷似地说:“奴隶性!……”[21] 鲁迅虽未明言长衫人物是奴才,但阿Q在强大的权力结构场域中表现得手足无措,鲁迅是饱含同情的,绝不可能认同长衫人物对阿Q的说法。因此,对于张露薇这种站在权力结构的高端发出的“奴隶”指斥,鲁迅着力于将其话语化,无疑揭穿了语词的秘密,为现代中国历史留下了真相。

  从《“题未定”草(六至九)》的行文来看,鲁迅对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最不满的地方是以“静穆”为艺术的“极境”。因为朱光潜是在进行一种学理式的表达,所以与对待林语堂和张露薇的方式不同,鲁迅也更多地通过学理式的分析来刺探朱光潜话语的漏洞。鲁迅首先指出审美各有偏好,不是人人都爱“静穆”;接着说钱起的诗并不是通篇“静穆”,而且不过是试帖诗,难以在诗中表达“愤愤不平”,结句只能“静穆”;然后又说古希腊的雕塑所以现在看来“静穆”;大概是因为被时间磨去了“锋棱和光泽”;最后引证钱起的《下第题长安客舍》,说明钱起如何不“静穆”,以“静穆”品评陶渊明不准确,因之而批评屈原、阮籍、李白、杜甫更不合适。[22]

  对于鲁迅的批评,朱光潜既不认可,更不服气,但并未著文反驳,[23] 倒是朱自清有文章加入讨论[24] 。个中是非如何,学界多有讨论。[25] 就鲁迅作为话语刺客的身份而言,他无疑将朱光潜自信的审美的学理推向了审美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审美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领域中生产和发生的,而朱光潜对于“极境”的追求则是痴人说梦。对于朱光潜而言,审美在学理上的合法性是无须再次讨论的,而鲁迅则通过挑开被合法性话语所闭合的话语秘密,通向了更为基础和根本的问题领域,即审美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建构出来之后又是如何束缚了具体的审美行为的?对于鲁迅而言,审美乃是一种审美政治。

  从鲁迅针对上述三人的文章使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和判断来看,力求为现代人现代事写真,乃是鲁迅杂文呈现的基本事实。这里体现了一种历史家的态度。也就是说,鲁迅的“抗战之作”称得上是现代的“诗史”。而由于“诗史”的形成来源于鲁迅话语刺客式的工作,那么,需要进一步作出推论的是,鲁迅通过话语分析刺破了林语堂、张露薇、朱光潜等人编织的语词之网,将其语词的真实还原为一种话语建构,从而在他们构建的密实的话语结构中撑开新的空间,展开不一样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和描写。因此,“抗战之作”的“抗战”蕴含着话语的交锋,而“诗史”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实录,其中内含不同话语之间的交锋和浮沉,历史本身固然构成鲁迅杂文的深厚背景,关于历史的说法,即各种各样的话语,才是鲁迅在杂文写作中处理的直接对象。

  论定鲁迅杂文的功能和价值,要充分注意到对立面的存在,如《“题未定”草》系列文章,就应该注意到林语堂《今文八弊》、张露薇《略论中国文坛》及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更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鲁迅杂文的对立面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事实存在,其次才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所谓意气或者愤怒,自然也存在于鲁迅杂文的写作中,但如果仅仅以鲁迅意气用事、耽于骂人为见,就无法认识到鲁迅杂文写作所介入的现代中国复杂的话语现场,更无法认识到鲁迅通过杂文写作所开创的批评空间,甚至反而认为鲁迅压缩了批评空间。作为社会批评,鲁迅杂文的政治性不仅在当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而且在后世也仍然扰动着研究者的神经。当1935年的施蛰存试图以“作品”的自足自治来衡量杂文的文艺价值时,他的确只能看到自己“随意应酬”的心影,对鲁迅杂文深刻的文学政治性,则是望尘莫及了。他大概无法想象,在杂文写作中的鲁迅,是保持着如何旺盛的话语刺客精神的。

  三 、 “笔”与“相”

  在勾勒了《“题未定”草》系列杂文的文学生产关系和话语形态之后,这一系列杂文的形式问题如何描述,就有了较为清晰的坐标。首先,它们并非作家的从容之作,故而虽表现出家常散文的笔调,却是另一品种;其次,它们作为就事论事的文章,更多乃是就话语之事论话语之事的文章,考辨文章所涉事情本身的是非固然重要,却非第一义。那么,对于这样的文章,应当如何描述其形式呢?大概有两条路径是可以尝试着展开的,其一是上文曾论及的“笔”,其二是“相”。

  先说“笔”。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表示,“笔,是有点古怪的”,似乎颇有些无奈,但在另外的地方,他又说“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26] ,笔墨生涯也确实可以说是鲁迅的基本生涯,这种主动和被动相纠结的状况,需要做一些分析。被“笔”“挤”着写文章的鲁迅,对自己手中的“笔”其实颇有自觉,在与陈源论战时,他曾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27]

  虽然自省“尖刻”,鲁迅并没有对自己提出“温良敦厚”的要求,反而将“尖刻”的“笔”视为弱者的正义,并以之为武器,“要常用”,以刺破话语权力之下的虚伪和霸道。这种对于“尖刻”之“笔”的自觉,一旦与鲁迅好发议论好写文章的“积习”结合,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使是在鲁迅所描述的那种“笔”在写而非作者在写的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情形之下,“笔”也总是居于弱者的正义的位置,不管写下来的东西多么莫名其妙,也都遵循弱者的正义的话语法则。以《“题未定”草》系列杂文而言,鲁迅论及林语堂、张露薇和朱光潜三位时,以弱小民族、奴隶和普通百姓(把土花和铜绿擦掉的北京土财主)作为对立面,都表现出自居弱者或为弱者辩护的倾向,都遵循了弱者的正义的话语法则。与陈源的论战也许给鲁迅留下了某种自己与(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弱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从而使他不是以代言的方式同情弱者,而是自居于弱者以表达弱者的正义。相信或承认鲁迅是弱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恐怕难以否认的是,鲁迅的“笔”是自居于弱者的位置而“挤”出鲁迅的文章的。

  正因为鲁迅的“笔”是弱者的正义的主动表达,所以在“挤”出《“题未定”草(一至三)》关于一己的日常翻译工作的琐屑叙述,以及施施然看他人笑话的表达之后,会突然笔锋一转:

  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28]

  在一派悠闲自得的表达后面并没有接续什么幽默睿智、宽容旷达的文人雅事,却是文气陡转,写的是些烟火气极重的日常俗务,后文更是块垒难消,直接拉开了论战林语堂的架势。真的是文似看山不喜平,鲁迅从一种巨大的文气顿挫中回到了表达弱者正义的位置,终于将文章开篇闲闲点出的不舒服感渲染为通篇文章的情绪,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期待视野,使读者在情感上不得不对作者产生共鸣。这也就是说,鲁迅通过《“题未定”草(一至三)》的写作,不仅试图在理论和话语上询唤读者,而且试图建构某种情感共同体,唤起读者的相与意识。

  从形式上来说,《“题未定”草(一至三)》因此成了鲁迅思想和情感的结晶体,浸润着作者独特的人格,而且吁请着读者的相与。这大概也是对于鲁迅杂文,有的读者嗜之成癖,有的读者弃若敝屣的原因之一吧。因此,尽管从理论上来说,鲁迅笔下的“笔”作为概念是与“笔则笔,削则笔”“文笔”“史笔”“春秋笔法”等说法关联的话语系统密切相关的,仍然有必要注意到,“笔”作为中介,在文化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挤”出了鲁迅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如此一来,Tsa-wen不仅浸润了鲁迅的个性(“积习”),而且在社会关系和个人表达的双重意义上,获得了文学性的保证。文学性到底是什么,令人费解,但总归与个性、情感之类的东西有些关系吧。

  类似的文气陡转的情形在鲁迅杂文中是较为常见的,因此也就构成了一种“相”。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谈到“西崽相”时说:

  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29]

  根据鲁迅的说法,“相”可以理解为外在表现出来的气质: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即不是自觉表现出来的,而是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而且并不是徒有其表,而是兼具“形式”和“内容”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会因应着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发生变形,即流动而圆通自在。以此“相”作为理解鲁迅杂文形式的重要概念,大概会有些帮助。首先,对《“题未定”草》系列杂文的分析表明,鲁迅杂文是具体的文学生产关系的产物,会因应着具体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形;其次,不管如何变形,鲁迅杂文遵循的话语法则都是弱者的正义,浸润了鲁迅的个性(“积习”),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修辞立其诚的风格化作品;最后,鲁迅杂文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是无法分开的,关于鲁迅杂文形式的辨析,必须在兼具“形式”和“内容”的范式中进行。“相”作为概念,一一满足了上述内容。

  那么,综合起来说,在“抗战之作”的意义上认知鲁迅杂文是重要的,意味着鲁迅的杂文笔法产生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话语关系中;而因为与历史家的自觉相关,鲁迅的杂文笔法也就是一种关联着春秋笔法的史笔。在此,鲁迅杂文的文体感既延续了章太炎从文章的功用确立文体的思想,也延续了与章太炎对立的另一派文笔分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笔”作为挤出作者文章的施动者,内通作者的个性,外纳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构成了鲁迅杂文的“相”,即“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形式内容。也就是说,尽管鲁迅杂文是被挤出来的文章,但仍然内含着写作者个性的丰富内容,是“修辞立其诚”的风格化作品,而非流水生产线上的类型化产品。

  最后,需要稍作补充的是,《“题未定”草》系列文章在鲁迅杂文中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即话题性不是很强的社会批评。对《“题未定”草》系列杂文的解读只是理解部分鲁迅杂文形式的一种路径,更多更艰苦的工作还有待于通过解读鲁迅那些占比更大的话题性极强的杂文来展开。鲁迅杂文的笔法大概还有很多套,这里也许只是识别了不那么要紧的一套。

  注释

  [1] 施蛰存:《“杂文的文艺价值”》,《文饭小品》1935年第5期。

  [2][4] [15] [19 ][28][29]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363~364、367~368、365~370、363、366~367页。

  [3] 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中学生》1935年第60期;佩弦:《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学生》1936年第62期。

  [5] [12]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63、63~64页。

  [6]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

  [7]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8] 关于周氏兄弟文章之异同,可参看陈平原《“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与现代中国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9] 知堂:《赋得猫》,《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1937年3月1日。

  [10] 关于“积习”的问题,可参看路杨《“积习”: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404页。

  [13] 林语堂:《周作人诗读法》,《申报》1934年4月26日第17版。

  [14] 林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16][17][22]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47~449、444~446、439~444页。

  [18 ][20]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五)》,《鲁迅全集》第6卷,第399~404、403~404页。

  [21] 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8页。

  [23] 金绍先:《“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忆朱光潜与鲁迅的一次分歧》,《文史杂志》1993年第3期。

  [24] 佩弦:《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学生》1936年第62期。

  [25] 参见高恒文《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批评的意义及其反响》,《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11期;许江《鲁迅与朱光潜“静穆”观分歧中的政治文化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26] 鲁迅:《朝花夕拾·狗·猫·鼠》,《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27] 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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