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 S会馆时期的鲁迅

　　保马今日推送吴晓东老师的《S会馆时期的鲁迅》。本文论述鲁迅早期思想，展现其在辛亥革命至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寓居北京绍兴会馆的时期所经历的精神转变，是如何对日后文学创作产生幽微而深远的影响。吴老师着重引述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与伊藤虎丸的论说，认为此时鲁迅在辛亥革命落潮的寂寞里已然完成两次“回心”，其一是自身的觉醒，其二是觉醒之后意识到主体与旧世界难以割舍的联系，带着“赎罪意识”再次投入现实的战斗，从而成为鲁迅相伴一生的思想底色。

　　本文原载于《读书》杂志2001年1期。

　　S会馆时期的鲁迅

　　文 | 吴晓东

　　在鲁迅的传记生涯中，有一个晦暗未明的时期，这就是从辛亥革命到一九一八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之前的日子。

　　这段时期，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鲁迅叫它S会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呐喊》自序)

　　我常常会疑惑，鲁迅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光中除了钞古碑，还究竟在想些什么?当他摇着蒲扇，坐在院中，从槐树的罅隙瞩望天空的时候，他的思想一定是渺远和深邃的。这大概是鲁迅一生中惟一一段能够静心思索的光阴。如果能够复现他的内心的求索与挣扎的痕迹，该是一件诱人的事情。然而这个世纪的思想者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鲁迅的日记中找不到，在他当时的往来书信中也找不到。鲁迅的多数传记触及这一段生涯的时候，也每每一略而过。

　　然而，读竹内好写于一九四四年的《鲁迅》，却发现竹内好恰把这一“蛰伏期”看做鲁迅一生中的最重要的时期：

　　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在会馆的“闹鬼的房间”埋头于古籍之中。外面也没有出现什么运动。“呐喊”还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能感到酝酿着它的郁闷的沉默。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竹内好：《鲁迅》，第4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

　　“回心”是从佛教那里借用来的术语，“指对于信仰的回心转意；或指由于悔悟而皈依。这里指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契机”。借助这个概念，竹内好试图为鲁迅的一生寻求某种近乎“原点”的东西，一个“作为鲁迅的‘骨骼’形成的时期”。而我则更倾向于把“回心”理解为回返内心深处。这固然有些望文生义，然而，古槐下凝望青天的鲁迅不是比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像一个求索内心的思想者吗?

　　但，鲁迅真的存在所谓“围绕着一生的回归之轴的时机”吗?这是不是有些所谓“决定论”的痕迹?如果真有那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它又会是什么?

　　想说清这“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是困难的。它差不多是混沌未形的存在。是一个鲁迅常常表述的“影子”。诚如竹内好所说：

　　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从而产生某一点暗示存在那样的黑暗。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就像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我称他为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

　　它也许的确只是一个影子，就像鲁迅《野草·影的告别》中那个“彷徨于无地”的影子。是黑暗，是竹内好所谓的“无”，然而恰恰是这“黑暗”、“无”表现了一种“终极性的文学正觉”，“那是一个黑洞般吸进所有光明、影子般无法实体化的、骷髅一样的存在，它的无法实体化，在于只能通过对围绕着它的光明进行阐释来暗示它的存在：而它的终极性位置在于，假如所有对于光明进行的阐释不围绕它进行，最终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是一些没有灵魂的技术性论证而已”(孙歌：《文学的位置》，《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29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

　　鲁迅的“回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不正是“黑暗”与“无”吗?它是影子般无法实体化的，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由那个黑暗的中心产生的光明，而那个难以企及的黑暗才是真正的本原性的存在，它远远比由它产生的光明更广大。它不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的黑暗(《自选集自序》)，也不是“我的作品太黑暗了”(《两地书》)的那种黑暗，它在鲁迅的一生中确乎是终极性与本原性的，从而使鲁迅形成他自身的原理性的东西，也使既是启蒙者，又超越启蒙者的鲁迅最终得以完成。

　　想完全抵达那个黑暗的中心确乎是不可能的，竹内好选择了“赎罪的文学”和“罪的自觉”的表述，则似乎在暗示着它们也许是接近那个“黑暗”的某种通幽曲径。这个可能性的途径就是鲁迅的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在竹内好这里，《狂人日记》由于“表现了某种根本的态度而有其价值”。这种根本的态度就是鲁迅的赎罪文学意识。

　　今天读来，也许《狂人日记》真正令人惊悚的不是对“吃人”的洞见，也不是“救救孩子”的呐喊，而是最终令狂人无比震惊的“我也吃过人”的发现。不妨说这是狂人“原罪”意识的自觉——对自己与吃人的旧时代的无法割裂的深层维系的悲剧性体认，从而才产生了竹内好所谓的鲁迅的赎罪的文学。

　　这意味着，在惯常的理解中被看做是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主义”的第一声的《狂人日记》，在它问世的那一天也同时标志着鲁迅向“赎罪文学”的转折。这就是竹内好的鲁迅观所展示的别样的视野。

　　如今，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形象在思想界越来越清晰了。那个“别求新声于异邦”，有着“独自觉醒的意识”的鲁迅是一个“精神界之战士”，“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却常常伴有一种先驱者的孤独和生疏感，甚至有一种狂人式的被害者意识。这就是日本鲁迅专家伊藤虎丸所谓的鲁迅的第一次文学自觉。

　　然而，“为了使这种‘觉醒的意识’能够真正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仅仅靠第一次自觉是不够的。所以有必要再一次从已经有了‘独自觉醒的意识’的自身把自己再脱离出来的第二次‘回心’”(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

　　于是，我们又来到了鲁迅的S会馆时期。鲁迅发现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界的领袖的同时，也在古槐树下反省自己的这种“独醒者”姿态。在沉默中，鲁迅酝酿着爆发，也同时酝酿着一生中真正沉潜的思想。“无声的中国”的夜空最后果然回荡着鲁迅终听将令的振聋发聩的呐喊，然而却少有人倾听他内心深处更隐秘的声音。呐喊者的伟大形象遮掩了另一个更晦暗的影子，他自己也多次试图与这个影子告别，而这个影子却更长久地伴随了鲁迅的一生。

　　按伊藤虎丸的观点，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所代表的激烈反传统的启蒙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对狂人式的先觉者的形象的超越。他这样评价鲁迅的这第二次“回心”或称第二次“文学自觉”：

　　如同从许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样，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

　　怀着被吃的恐惧的狂人正停留在患被害妄想狂的独自觉醒阶段，而发现自己也无意中吃过人的狂人，背负起“我也吃过人”的“罪的自觉”意识的狂人，才是真正觉醒的战士。也许，坚守易卜生《人民公敌》中那种个人独抗大众的姿态是容易的，而回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大众中的一员，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成为一个持之以恒韧的战斗的战士，却是困难的。

　　于是，历史中的鲁迅由于对罪的意识的获得，完成了他的主体重塑的过程，也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文学自觉”。而“《狂人日记》，如果从反面看的话，那是一个患被害妄想狂的男人被治疗痊愈的过程，也必须看做是作者脱离青年时代，并且获得新的自我的记录。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再一看就明白了：作者不是明明白白在《狂人日记》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位疾病早已痊愈，正在‘赴某地候补’的友人的日记嘛”!当我们为最终被传统、环境和制度同化的狂人感到悲哀的时候，伊藤虎丸却这样来理解《狂人日记》文言小序中的“赴某地候补”，也可谓别出心裁。《狂人日记》因此成为一个真正新生的寓言。这就是鲁迅在他的文字里屡屡表达的与旧我告别的思想。他的《坟》固然一方面流露的是“留恋”，另一方面则是“埋葬”;《野草》题词中更表达了对“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的“大欢喜”，对“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的“大欢喜”。而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真正坚韧而深刻的主体，也随着狂人对旧我的告别而重生。

　　理解了S会馆时期的鲁迅，就更容易理解鲁迅的一生。当人们已经习惯了把鲁迅剖分为进化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部分的时候，有一个影子却始终与他同行，并企图使鲁迅弥合为更完整的一体。“回心”与“赎罪文学”的思想揭示了鲁迅一生中某种原理性与终极性的存在——一个近乎“黑暗”与“无”的原点，可以说构成了一种整体把握鲁迅的图式。也许对原理性与终极性的问题的迷恋要警惕于一元论的陷阱，同时赎罪意识也未必就是鲁迅的惟一原点，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世纪初叶一个思想者挣扎的轨迹，看到一个痛苦的灵魂“涅槃”的历程。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一个时代的经验需要一种新的忏悔，这世界仿佛常在等候着它的忏悔者。于是，我常常会沉湎于对一个古槐树下潜心思索的身影的怀想，沉湎于对世纪初叶一颗忏悔的心灵的怀想。

　　二〇〇〇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