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连载（十一）

 五    真没想到

 

 

凑到饲养场里的人，这会儿正在分猪肉。刚刚被杀掉的四口猪，不光褪净了毛、剖开了膛，从脊背劈成了肉扇子，其中的两口猪已经被一条一缕地分割完了。杀猪那会儿，人们好多人怕弄脏了衣裳，都站在远处观看，到了分肉的时候，就又自动地缩小了圈圈。他们热烈地嚷嚷比较着肥瘦，议论着吃法。有的人还借题发挥，不分粗细地开起玩笑。专门来领肉的人，一般地都不怎么多说话，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变得越来越小的肉扇子，仔细地考虑着，那扇肉割到什么部位的时候再张嘴要，或者要多少斤数最合适。拿不定主意的妇女，就临时寻找对脾气的人当“参谋”，小声地商量起来。

　　周永振是掌刀把的。他扎着围裙、挽着袖口。刚刚经过热开水浸泡过的胳膊腕子，红红的，沾满了油的手，攥着刀把，挺在行地用力割着肉，

　　高二林是过秤的。他也扎着围裙，挽着袖口。同样沾着油脂的右手中指，提着秤杆上的细麻绳套，左手轻轻地移动着秤花。被勾着约的肉，还直冒热气儿。

　　玉环是记帐的。她站在高二林的身边，手捧着小本子，眼睛盯着高二林的嘴巴；高二林一报斤数，她马上就记下来，而且用口算法，报出每一份肉的钱数。

　　刘祥站在案子旁边，专管轰赶看热闹、起哄的小孩子，用胳膊挡着他们，不住地吓唬他们，还说：“谁要再往前凑，就把他的鼻子割下来，添到猪肉上去。”逗得孩子们一边往后退，一边嘻嘻地笑。

　　就在这个热闹的时刻，邓久宽挤进人圈甩。他左瞧右看，终于在人群的缝隙里边找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就移到跟前，嘴巴贴在黑牛的耳边，小声问：“你还在这儿傻看着！怎么还不提着猪头下水回家？”

　　黑牛回答说：“今天就杀四口猪。”“不是十五口吗？”　　“支书不让杀了。”

　　“四个猪头够谁用？”　　“村长说咱是第一名。”

　　 “那行，你盯在这儿，别走开。等这一扇子肉分完，我就让你二林叔给约（yao一声，约秤）个猪头；你提回去。马上泡到大盆子里，我把水都放好了。”

邓久宽说着，退出人圈。他正要往饲养场外边走，一眼瞄见刘祥住的那小屋门口站着三个人，脸朝这边的那个正是高大泉，偏着身子的那个是朱铁汉。这可好。打发孩子把买的猪头下水弄走，又顺便找高大泉说道说道，又省工夫，又免得跑腿儿，两件事儿就一齐全办了。他这样想着，奔那边走了几步，从另一个人的后背认出来，那是“奋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秦方手里提着一嘟噜肥肉，足有十斤…… ，邓久宽的眉头不由得皱起了个大疙瘩，肚子里边的那一股子牢骚情绪，又像胃里消化不良的酸水一般地冒了上来。

秦方是这一群走合作化道儿人里边的穷光蛋。他自己顾了肚子，顾不了身上，好像一只老母鸡，屁股后边还带着一群穷光蛋。邓久宽摸他的底儿。他这穷是自找的。当初，他跟高大泉和朱铁汉隔着心，不往这些人的身上靠，一心要按着“发家竞赛”的坏口号，过自己的小日子。他没有那么大的气力，偏要打肿了脸充胖子，翻身第二年就翻盖了新房。那房子对对付付地盖起来了，不过是个把火柴杆划完了的空盒盒，还闹了一屁股两肋条债条。脑门子在南墙上撞了个大包想回头，糊糊涂涂地又投错了门口，跟张金发抱到一块儿，入了那个丢人害人的“竞赛”社。赛来赛去现了原形：张金发跟冯少怀尽搞歪门邪道，不好好地种地，偏偷偷摸摸地鼓捣粮食。一个“统购统销”政策下来，他们那个“竞赛”社立刻就散了架子、砸了锅。当时，高大泉专门派朱铁汉去坐阵。老周忠从医院出来，也到那儿帮帮。结果呢，闹一遭儿，也没有把原来的碎瓦片锔到一块儿（估计大泉去了也是一样，有些事情非人力。）。原来的社员，退的退了，开除的开除了，跳社的跳社了；紧划拉慢划拉。又凑上十几户穷得没人要，没处去的人，起了个新名，叫“奋斗”（此处介绍了“竞赛社”的“前世今生”。因为1954年跳过去了，所以有些事情要交待一下。后面很多这种笔墨）。那是啥“奋斗”呀，呼里喘气地对付着活呗。要不是靠着东方红农业社这裸大树给他们遮阴凉，他们那一口可怜巴巴的气儿，也早就断了。他们这种靠着别人拉扯过日子的做法，邓久宽早就看不愤了。办农业社嘛，得靠自己卯劲儿，不能靠别人当拐棍儿（是这个道理，不过这是邓久宽眼里的影像，真实的情况还要看后面的情节）。东方红农业社，从创建到兴旺，是咋走过来的？特别是当初，起步那会儿，连政府的贷款都没有伸手要过，在芳草地更没有靠过谁。像如今的秦方这副样子，哪是办社呀，分明是带一伙子人来到别人树上摘枣子吃的。朱铁汉这个傻家伙，不光大手大脚，还加上心软，耳朵软，别人来伸手摘枣子，他不拦不挡，还给他们扶梯子，递杆儿，这样下去，不败了家才怪哪！

　　这会儿的秦方，身上穿着不太厚的棉裤棉袄，袄袖有些麻花边儿，露了棉花套子；裤脚上沾着甘草末子，好像刚放下活儿的饿人、馋人，正冲着朱铁汉说：“除了肉，能不能再匀给我们一点儿板油呢？”

　　朱铁汉半开玩笑地说：“你快算了吧。给你锅台又上炕，有了肉，又要起油来了！” 

　　秦方说：“这都怪你。你们社要是不集体杀猪分肉，他们能找我这个社长伸手？个人过个人的节嘛。好家伙，这边的猪一叫，我们那边的社员都坐不住屁股了，一个接一个地挤到我那屋里，说什么，人家也是农业社，咱也是农业社，人家都杀猪了，咱们就不行杀一口？我说：你们杀我得了！咱们的猪在哪儿呢？就那么三个瘦壳郎，皮包骨头，还不如逮几个耗子烧着吃！”

　　朱铁汉说：“你这个说法很不咋样。社员提出要求，咱们一时做不到，不能满足，就得耐心地说明情况，让人家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要求没得到满足，心里边也觉着舒展。最要紧的还得借机会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儿—— 东方红农业社的生产搞得好，收人增加得多，所以就有社员的福利；我们奋斗农业社今年开春以后，得卯起劲来，向人家看齐。你这样说，这样做，事儿也了啦，劲头也鼓啦。该有多好！”

　　秦方说：“我是这么做的。可是，有几户真还没有买上过节的肉，说空话总顶不了肥溜溜的实货，所以又来找你们求援。”朱铁汉指着秦方手里提着的肉说：“这不是答应给你肉了吗？赶快回去分分吧。”

　　秦方说：“你哪儿知道，啥样的户，有啥样的打算。那些人跟我一样，穷得叮当响的户，不是为吃肉，是想炼点油，平常煮白菜，放上点儿，落个香味儿。你呀，就再给匀点油，没多有少。”朱铁汉朝不吭声的高大泉瞥一眼，挺为难地对秦方说：“要是按原计划，杀十五口猪，别说匀给你们一点儿，拿几挂去，也不算啥。这回一减数目，三沟少了两沟多，上下左右全都盖不严实了。你也别嘬牙花子，等一会儿，我们商量商量再回答你吧。”秦方把提着的肉，从右手倒到左手上，说：“你们商量的结果，要是匀不出油来的话，你得亲自去一趟，帮我说几句话；要不然，他们心里痛快不了。”

　　站在不远处的邓久宽，越听越不爱听，越听越生气，越冒火。真没想到，我们东方红农业社杀几门猪，你们也眼馋！ 我们的优越性是我们干出来的，谁不让你们干啦？偏偏找抄近、省力的道儿走。又闻着味儿追来，不光摘枣子，还要揩油。你看他秦方的架势，求人的话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还埋怨别人杀猪逗上他们的馋虫；死皮赖脸，口气很硬，那意思就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朱铁汉这个直肠子人哪，耳朵又软了，留下个活话，要“商量商量”。说一句“办不到”多干脆！当然喽，朱铁汉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都是党员、干部嘛，一个庄的人。张会子嘴，咋说不给呢？这么一来，就是说，肉呀、油呀，这些个礼品，一定得给他们“奋斗”社的人送上门儿了！邓久宽发狠地想：这是拣软脑袋捏，这是欺负老实人，不能惯这份秧子。我邓久宽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我不怕得罪你们，我能堵住你们的嘴巴。

　　邓久宽想到这儿，紧迈几步，凑了上去。就在他往前移动步子的时候，灵机一动，立刻想起一件一直窝在心里的气儿，正巧借机会挑明白，这样，既可堵住秦方这一回张开的嘴，又能把过去的亏空铺平它。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他把主意拿定，到了跟前开口就说：“秦方，你们奋斗社结帐了没有？”　　秦方不在意地回答：“都年终分配了，还能不结帐？” “你们分配了，我们呢？”　　“你们不是也分配了吗？”　　“还留着个小尾巴没弄利落！ ”

　　“什么叫尾巴呀？”　　“就是你们社欠我们的工，还没还哪！” （这是邓九宽出场的第一句正式台词，前面都是序曲。这句话给人物定了一个基调。后面有关这个人的情节，都在此基调上运行。）

　　邓久宽这句话一出口，身旁的三个人，立刻发生了三种不同的反应。

　　一直站在那儿，安详而又细心听取朱铁汉和秦方两个人谈话的高大泉，心里边微微地一震。邓久宽不仅提出一个出乎他所料的问题，而且。他从邓久宽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种不友好的态度、生硬的语气里，觉察到他带着一种极不平常的情绪。高大泉得抓住邓久宽这个情绪，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念头，为了什么，想干什么。

　　朱铁汉早就从邓久宽的嘴里听到类似的牢骚，再听一遍，也并不觉着意外。可是，邓久宽过去发牢骚，都是在背后跟朱铁汉嘀咕，给他几句，也就把他顶回去了。真没想到，邓久宽今个好像发了狂，这样地不管不顾，这样地明喊大吆喝，当着秦方的面，提这种小小不焉的事儿，太给堂堂的东方红农业社丢脸啦。朱铁汉不能放过邓久宽，得训他几句，让疙瘩当时系上，就来个当场解开。

　　秦方是被邓久宽正面攻击的目标，慢说像他这样年纪轻、性气暴的人，就是老经世故的庄稼汉，听了这些又酸又辣的话，面子上也过不去，心里也得窝火。可是，秦方此时此地的处境太不利。或者说，他这会儿太缺少反击的力气：他那穷得叮当响的农业社，本来就是欠人家东方红社不少的情。当场冲着挑战的邓久宽发泄一通，总觉得舌头短一截儿。特别是当着刚刚回来的支部书记的面，秦方自己大小是个干部，又是个刚入党的，跟邓久宽这样一个政治上挺不开展的人一般见识，显着肚量太小了。他想，能把这口气咽下去就尽可能咽下去。这样子，在场的人全都方便了，

　　此时，认为正义和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的邓久宽，丝毫不会琢磨别人有什么反应。他说完那句憋了好久的话，瞧见三个人，特别是秦方，一时哑了口，就当是他们都想这么含糊过去。这怎么行呢？邓久宽的肚子，早就憋得鼓鼓的，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揭盖子的机会，决不肯放过，况且，盖子已经揭开了，闹半截儿，皮白茬青地再扣上，还不如忍着不揭哪！邓久宽想，一不做，二不休。这一回干脆来个大亮底儿。于是，他鼓鼓劲儿，。又叮了一句：“秦方，我跟你说，农业社可是大伙儿的事儿，不能棒子粥里洒粘面，糊糊涂涂的。我是个副队长，公众的事儿，不论大小，我都得对大伙儿有个交待—— 你们欠的那些工，一定得清！” 

　　秦方只好开口：“行，我们马上给你们找工。”

　　邓久宽说：“我们是夏秋两季，天长的时候给你们干的活儿，你们拖到这会儿，冬天天短的季节再补工，合适吗？”　　“那就等开春天长的时候再补。”

　　“太迟了…… ”

　　高大泉用力地听着。观察着，依然没有开口。

　　朱铁汉沉不住气，极力地压着怒火说：“久宽哥，我们这儿说正事儿，你别折腾这鸡毛蒜皮的了。”

　　邓久宽冲着朱铁汉翻白一下眼睛，提高嗓门儿说：“你站在公道的地方再开口。什么事儿算是大事，鸡毛蒜皮有多重？如今这个社会，讲究自愿互利嘛，就算一个针尖儿，谁也不能吃亏，谁也不应占便宜，该谁的是谁的。”

秦方说：“我们不想占便宜，应下给你们补工。你又来个早也不行，晚也不中（“中”，这是蓟县——已经是蓟州区的方言，和河南话一个意思），到底让我们咋满足你呀？”　　

邓久宽说：“这还不好办？找价哎！” 

　　秦方说：“可以。等我们把小猪崽子喂出去…… ”邓久宽使劲儿摇脑袋：“一个借帐还帐的事儿，不能隔年”。秦方忍不住了：“噢，闹了半天，你是把着年关，找我们讨债来了？”

　　朱铁汉又冲着邓久宽绷起面孔，瞪起眼珠子：“你去干你的去！这是社委会的事儿，你别乱插一杠子！”

邓久宽根本不吃这一套，也用同样的脸色对朱铁汉说：“这事儿是你们社委会的人经手办的吗？就算是、社委会包办代替也不行。咱们是民主办社，谁敢不让我说话？”　　

秦方见邓久宽跟朱铁汉顶撞起来，又一次压住了怒火。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社里的事情，伤人家社里的干部跟社员的团结；再说，朱铁汉用这详的话压邓久宽，实际上已经给自己下了台阶，就不必咬着不放口了。他想到这儿，赶快用缓和的口气对邓久宽说：“你不用着急。我回去找会计，凑一凑，马上把钱还上，还不行吗？”　　邓久宽却一口咬住不松开：“除了夏天我们社员帮你们灭荒锄草的工。还有别的哪！” 

　　“行。有多少还多少。”

　　“多一个也不要。就是用我们大车的那九个半工！” “我记得只用八个车工，又怎么跑出九个半工呀？” 朱铁汉实在忍不住了：“久宽，你发疯了？快给我算了吧！”他说着，要推开邓久宽。

　　邓久宽却一抡胳膊，将朱铁汉甩了个大趔趄。（底气真足啊！不是当年种不上地的时候了。）接着，他又“噌”地一下，跨到屋门口；恍当一声，拉开木门板：“哗啦”一声，扯下挂在门板后边的破雨衣。随后，他用手指头指着门板背后，对秦方说：“你睁开眼睛瞧瞧，这儿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一毫不会错！” 

　　

　　他这一连串如同舞台上唱戏式的动作（还真是，大开门亮相），不光使秦方睁大了奇怪的双眼，连那脑袋里正划着各种问号的高大泉，胸膛里正冒火苗子的朱铁汉，都不由得朝那个门板子上看去。

　　被烟火熏黑，又裂着许多缝子的门板背后，带着许多黄土块划下的长长短短的道儿。这里边能有什么文章和奥妙呢？邓久宽半猫下腰，一手扶着门板，一只手指点着那些黄色的道道说：“这八笔帐，是我们社给你们社抢种小麦拉粪的工。这－笔，是八月十六，中秋节第二天。我们上天门镇送茄子。返回来的时候，给你们社拉的水车！ ”

　　秦方说：“那一次不是求你们顺路给捎脚来的吗？” 邓久宽争辩说：“怎么是顺路捎脚呢？我们的牲口、大车，还加上好几个人。把水车给你们装车、卸车。又拉到地里给你们安上，连晚饭都误了。要不半个工就够了，加上人工，算你一个半。”

　　秦方再也忍不住了，发怒地一跺脚，吼叫一声：“你这叫坑人！” 

　　邓久宽更不能忍，胸脯子一挺，逼视着秦方喊道：“谁坑人啦？我听见猪叫跑你们奋斗社要肉、揩油去了？”　　秦方说：“你少来这一套！ 我们社是穷，穷也有个穷志气！你们社富，嫌弃我们，我们可以不沾你们。揭不开锅，我们扎着脖儿过：这点臭肉，我们不吃它，也留不到节这边儿！”他这样地大吵大嚷着，把手里提着的猪肉往窗台上一扔，扭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邓久宽冲着他的背后说：“你不用打肿了脸充胖子。少了你们这一伙摘枣子的，我们过得更美气点儿！” 

　　朱铁汉跳起脚来。“你给我住嘴！” 

　　邓久宽说：“我还有一肚子这样的话，积攒了好几个月。就等着跟大泉往外倒哪！” 

　　“我看你是发昏了！ ”

　　“你才发了昏！今儿个我非倒出来不可！ ” 

　　高大泉故意不搭茬，让邓久宽把要说的话吐一吐。到了这会儿，他终于忍不住地开口了。他语气平静，却又态度严肃地问邓久宽：“你一肚子这样的话，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从别人那儿趸来的呢？”　　邓久宽一直以为高大泉站在他这一边才不开口，是跟他邓久宽“想到了一块儿”，是给他撑腰的。因此，听到这句问话，回答起来自然腰杆子很硬。他说：“当然是我自己想的。从打一入夏天，我就看不惯这些蘸酱的、揩油的了，总是憋在心里，嘀嘀咕咕，一直到今天，铁汉老压着我，不让我说…… ”

　　朱铁汉哼一声：“你露脸嘛。我应当让你登到大槐树上广播去！” 

　　高大泉用手势制止朱铁汉说下去，又面向邓久宽说：“你自已评议评议，心里边生发出这样的一套想法，对不对呢？” “当然对啦。照这样下去，两姓旁人，都跑到东方红社来摘枣子、揩油，你就是有个枣树林、大油井，也经不住，非让他们给摘光喽、揩穷喽不可！” 

“他们社穷一些，咱们社富一些，他们有了难处，咱们应当不应当帮一把呢？”　　

“要是单干户，遇到灾难，伸个手，搭救一下，可以。如今，大伙儿都搞起农业社了嘛，咋还伸手 擖吃（应该是我们这边方言的“咔嚓（吃）别人”另一种写法，就是用铲子饭勺刮锅底的剩饭的动作）别人呀？噢，单干的时候帮他们，搞起社来还帮他们，我们哪辈子是个头？”　　“我们不是常说，东方红社应当像个车头，带领全村的人都奔社会主义吗？对跟不上趟的农业社都不肯拉一把，让他们穷困着去，让他们散摊子去，咱们的社会主义怎么能建成？这样做，咱们还算搞社会主义的人吗？”　（搞社会主义需要大环境，当今的南街村外圆内方，只能是局部“社会主义”。对待非南街村人只能是雇佣关系，要不然没有外部环境的能量补充，一味释放，只能垮台。高大泉他们不同，他们有大环境，与外部互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久宽听到这儿，才听出一点味道，发觉高大泉跟自己并没有想到一块儿，就反问一句：“你说说，铁汉这样大撒手地往外泼，是对呀，还是不对？”　　

高大泉说：“大撤手地往外泼集体的财产，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刚才我们正议论这个。”

邓久宽听了这句话后，冷了的希望又缓回热劲儿，说：“你支书要是有这准头，就算对路了！” 

　　高大泉一摆手：“不，你跟我想的，完全是两路！” 

　　邓久宽又翻白眼了：“咋的呢？”　　高大泉说：“用正当的眼光看，咱们富一点儿的社，伸出手，尽自己力气，帮助穷社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不能叫往外泼。铁汉在这点上坚持了农业社的原则，执行了党支部和社委会的决议，我们应当支持他。他在这方面，不斤斤计较，很热情，我很感动，我要向他学习。”

　　邓久宽又急了眼：“说一遭儿，你们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呀？”　　高大泉说：“我们是一个心眼带着大伙儿奔社会主义。过去那几年，你也是这样做了，今天和以后，都应该跟我们一个心眼儿…… ”

　　邓久宽大手一摆，打断了高大泉的话：“我没你们那么高的觉悟性儿！我没你那副活菩萨的好心肠！我舍不得割亲人身上的肉，往外人的疮上补！ 哼，这回我才明白了。怪不得铁汉总是梗着脖子不听我的话，越泼洒越手大，敢情是有你当后台呀！ 告诉你们，社里的一根柴禾节儿，都是社员一个汗珠子掉八瓣儿拼出来的，不是偷来、抢来的，谁想随便送给别人去讨好，也不行！” 高大泉朝他跟前移动一步，说：“久宽哥，你今天这一套话，太不对味儿了…… ”

“怎么不对味儿？不对啥味儿？

“不像个农业社社员想的、说的！不对社会主义的味儿！”　　“我看我这味就很对！” 

　　“那是因为你的心思变了。你害了病…… ”

　　“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害了大病！” 

　　高大泉语气沉重地说：“久宽哥，到底谁变了，谁害 病，前后一比就清楚了 。你刚跟秦方那一场表演，让我想起一出戏。”

邓久宽一摇脑袋：“我在说正经的，你不用扯闲篇儿！”高大泉严肃地说：“我说得很正经，心里边很难受。我想起五年前的二林。就在刘祥大叔遇到生死大难的时候，我匀出一点粮食要给他送去。二林拦了我，一定要过秤，斤斤计较，记上一个刨了皮三十八斤半的帐目。你当时跟我们一样心疼刘祥，跟我们一样生二林的气。对不对？你想想，他那会儿的一套做法，跟你今天逼着秦方讨要那一个半工，有啥两样呢？”　　

“那是啥时候，这是啥时候！ ”

　　“对，就因为时间不一样了，你比过去的日子富足了，脑袋瓜里才起了变化呀！当初。二林的那出戏，并没有一下子就演完，他不肯收场，非得接着演下去不可。到了冯少怀设套子。要逼刘祥卖地的时候，二林又入了伙，跟他们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去逼刘祥讨还那三十八斤半…… 这跟你逼秦方还工，早不行，晚不行，非要折成现钱，非要年关前交清，又有什么两样呢？”　　“你不要给我抹黑、堵我的嘴巴！他二林那会儿是为了个人发家，我是为集体！”

　　“久宽哥，你说说，你这个集体有多大呀？”　　“你说多大？， ， 

　　“让我回答，你准不认帐。”

　　“你说多大嘛！” 

　　“不大，也不小，你那个集体，就是你那三面墙，一面房的小院儿。”

　　　　“你说我为自己？你凭良心说，冤枉人不？”　　

“说得漂亮点儿，你心里边那个集体，最大也不过是个农业社。”

　　“除了农业社，我们还有啥集体呀？”　　“久宽哥，就算你为的农业社吧。这个农业社。不过四十三户那么大，比起芳草地的总户数，才五分之一。比起全乡、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的户数呢？”　（高大泉是心里装着全世界的，岂能被一个小池塘束缚住。若真是追求小集体，那又何必。自己发财不就得了吗？）　“我管不了那么宽！” 

　　“对，你的病根就在这儿。真正搞社会主义的人，心里就得装着全中国、全世界，光装着一个小小的农业社，实际上只装着你自己。你不外乎是怕支援了旁的社十几斤肉，你自己少吃几两。别的还有什么？你想到多杀猪，少给集体积肥了吗？你想到多杀猪，少给国家上交数目了吗？你不用瞪眼珠子。这回该你凭良心说话了：宣布要杀十五口猪，还不够膘的小花脖都要杀掉。你想过集体没有？你想过国家没有？你说呀！” 

　　邓久宽的病根真让支部书记给揭到了。可惜他死也不能承认这一点。他梗着脖子，提高嗓门说：“我没有你能讲！我讲不过你！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那些穷光蛋社，是填不满的坑，坚决不能白填馅儿；那猪肉，一斤一两肉，也不准你给奋斗社！” 

　　朱铁汉瞪着眼说：“你没权力给社委会下命令！”

　　邓久宽一拍胸膛：“我是社员一分子！” 朱铁汉说：“一分子不行。全体社员，把几斤肉的决定权委托给社委会了，今个非支援奋斗社不可！”（大泉是情理，铁汉是“法制”）

　　邓久宽被呛了个倒憋气，大喊大叫：“好，好，你们官大，你们有权，你们压我吧！”他这样喊叫着，转身就走。

　　小黑牛扯着他的小弟弟迎面跑来。

　　“爸爸，那猪头，没有咱们的份了…… ”

　　“谁抢走了？”　　“分给新入社的四户社员了…… ”

　　“谁的主意？”　　“二林叔说，是社领导刚才定的…… ”

　　这个意外的事情，又是对邓久宽当头一棒，也是对邓久宽满胸腔怒火上烧油。他这回可真生了气，真动了心肝；呼啦一声旋回身，冲着高大泉和朱铁汉喊：“你们谁决定的，不给我猪头？” 没等两个人回答，刘祥奔过来了，推着邓久宽说：“咱是老社员，觉悟得高点儿，好事儿得谦让着点儿…… ”

邓久宽冤屈地叫嚷：“合计着，我们带头奔社会主义道儿的，就得受气挨尅呀？”　　

刘祥开导他说：“有的新社员，比咱们还注意团结，有两户，孩子把猪头领回家，他们还退回来了，怎么说，也不肯收下。你要是有急用，非要不可，也不该这么大吵大闹。让人家多笑话咱们？走，再好好地跟大泉和铁汉商量一下，……” 

　　邓久宽推开刘祥扳着他肩头的手，又冲着高大泉和朱铁汉大喊大叫：“想欺负我，就不行！想灭了我，更办不到！你们给我一个整猪，我也不要了。我到镇上买去。我有钱！”（不同境界的人对话，就是鸡同鸭讲。） 

　　高大泉望着邓久宽一手拉着小儿子，一手扯着黑牛衣服的肩头，气火火地走去的影子，一股难以言传的痛苦的浪头，从心底翻上来，堵住了他的喉咙。（此事待可成追忆！）

　　朱铁汉的心里，除了痛苦，还有火苗子。他极力地压着、忍着，宽慰高大泉说：“你不用太往心里去。一块儿滚爬过来的人，你还不了解他那怪脾气？他不是真的跟你闹，一会儿就过去了。他得后悔的。那年为了让给周士勤大车货款，他不比今天闹得凶。， 

　　高大泉摇摇头，沉思地低声说：“这一回和那一回可大不一样了。从根上说。都是农民意识的反映。可是，那时候他穷，非得跟我们摽到一块儿不能活下去；如今他富了，有跟我们分心的本钱，也就有这份儿危险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是必须的，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

　　“我马上找他去。非把他说转回来不可！” 

　　“你抽屉里的药不那么灵验了。他的病，决不是今个一天做成的，看样子，扎了根儿。今个他这么跳一跳，不过是发一回烧，他还会大闹一场。因为他的心变了…… ”

朱铁汉品味着高大泉这几句话，对照着邓久宽刚才那一套行为，联想起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的“猪头事件”，以及刚才在屋子里跟高大泉的一顿争吵，从心里边产生一种非常难受的惭愧。他狠狠地一跺脚：“唉，能闹出这种事儿来，真没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