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连载（十）

 　                       　四  有一点不顺气儿

 

 

　　广播的声传到邓久宽家，他正像个老太太似地盘腿坐在热炕头上 ，津津有味地数点着票子。他停住手，仔细地听听，听清是分猪肉的事儿，就赶忙把票子卷起来，用一张毛头纸包上，又用一块旧布裹上，最后又在外边缠上一根纳鞋底用的小麻绳（这一连串的动作怎么像当年的秦富啊）。他冲着门帘子问：“黑牛他们还没有回来？”　　蹲在堂屋地的锅台边煺鸡毛的郑素芝，头不抬，手不停地回答男人说：“没哪。他们要回来了，能这么安静？”　　邓久宽在手掌心里掂着票子包说：“黑牛这孩子，都要变成娶媳妇大汉子了，还是那么贪玩。你去看看他吧。”

　　郑素芝说：“你不知道我这儿占着手。一离开，猫啦狗的，给我叼走了怎么办？你又没干啥活儿，自己跑一趟还不行？” “我还有别的事儿到北街去哪。”

　　“你去找周士勤？他把砖瓦给咱订了没有？”

　　“钱还不够数目，忙着订它干啥。”

　　”唉，真没想到，操持盖几间房子这么难。”

　　邓久宽又把手里的钱包掂了掂，一边下炕穿鞋一边说：“用不着唉声叹气地发愁，没啥难办的事儿。你把两口猪喂出去，加上几窝兔子；我呢，多出几趟车。连提成带补助，进项也不小；几项加在一块儿，买些零七八碎的，差不离儿。秋后一分红，买大木件的钱和买砖瓦的钱，全都来了，再开春，就能动工。三月庙会，保管你能住上新房子。”

　　郑素芝说：“你别到外边吹乎这个去。三婶那天来，把我数叨半天。她不愿意咱们花心思张罗这种事儿。”

　　邓久宽已经打开了红漆柜盖，往里边塞着钱包说：“听她的？ 她敢情没事儿，大松心。她的儿子、孙子都在外边，有现成的楼房住嘛。我两个儿子，眼瞅着长个儿，不准备下房子，咋给他们成家？”他把柜盖放好，加了锁，又说，“秦文吉告诉我，大泉回来了。”

　　郑素芝说：“这一回，他出去的时间真不短。连咱们社员都放了假，他还不该回家团圆团圆呀。”

　　“还是你去帮着黑牛提猪头吧。我去北街看大泉一眼。有几句要紧的话，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忙什么。他又不是在家里坐一会儿就走，早晚还见不着？” “等人们都知他回来的信儿，又得把他给围上。一天到晚，走马灯似的，总有人缠着他，我还能插进嘴去呀？ 看样子，将来要见见他，得像到大医院瞧病似的，挂号挨个儿了！”

　　郑素芝从男人的这句话里，听出有点不满意的味儿，就替高大泉解释说：“如今，他管着一个村，办着一个社，还挂着乡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多少事。哪能像过去，圈拢咱们十几户那阵儿，从早到晚总跟你一块儿滚呀！”

　　邓久宽拿过笤帚打扫那用青砖铺过的地，反驳媳妇说：“也怪他爱揽事。照理说，苦着熬着扑腾这几年，难走的道儿甩在屁股后边，登上了高岸儿，能够让他松松心了，他反倒像给钟表上弦似的，更上紧了。家里边的事儿，他什么也不顾，什么也没兴头。连院子的几畦菜，都吃不饱肥，喝不足水，跟着他受委屈。你看看，全社四十几户，就剩下他那一户还没有脱掉穷坯子。”郑素芝提着褪光了毛的肥鸡，左右地观看着说：“小龙妈也没当好他的帮手，这几年，她跑野了，紧学大泉的样子，该管的事儿管，不该管的事儿，她也管，人家都叫她二支书。过节了，别家的孩子都穿个里外三新，她连一双新鞋都顾不上 给孩子做。亏了彩凤偷偷地给小龙买了一双，要不然多难看。”（高大泉两口子一心为众人，然而曲高和寡啊——连邓久宽这个生死与共的伙伴都开始有微词了。怎么能让自己曲高和众，是高大泉们的任务之所在。）

　　邓久宽把笤帚靠在门后边那抹了净灰的白墙根，一抬腿跪到罩着条格子床单的羊毛毡子上，从高高的花被褥垛上拉下大棉袄，又站到地上穿起来；接着，一伸手从挂照片镜框的钉子上，摘下绷着免皮的棉帽子，扣到头上（比当年的高二林去香云寺那一身行头阔气多了）。这样，他就很精神地走出屋。农村有句谚语，叫做“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谚语，在大草甸子上不知流传了多少年。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经过亲身体验，都认为它非常真切，因而又传下去，一直传到一九五五年的今天。可是，这个翻身农民、走社会主义道儿的“老八户”之一的邓久宽，却跟谚语中说的情形完全相反。过去那个命也保不住的年月，把他泡在“愁”缸里。肠子里没有油水，都是愁，从来没“盹睡”过？他躺在坑上，翻来覆去地折饼，琢磨一家大小儿张嘴怎么填饱，怎么能“盹睡”得着呢？不等天亮，他就得爬起来，为一家大小几张嘴巴奔波，怎么敢由着性子“盹睡”呢？如今，喜事儿一个追着一个地往他怀里扑；不是“双喜临门”。而是“群喜临门。”光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的这两年吧，邓家的门口里边，就出现了不老少的“有史以来头一回”。他头一回不被债务压身，头一回不为吃穿犯愁，头一回囤里装满陈粮，头一回银行有了存款，头一回有了上中学的学生，头一回穿上这么新的大棉袄——因郑素芝疼他，絮了二斤细弓弹的头等花，厚厚的像一床被子裹在身上；暖暖的，不干活就冒汗。因为用的引线粗了点儿，每个针脚都带出一点棉花，本来是件蓝澄澄的袄面，倒变得花花点点。好像故意带个幌子，从人前一过，就都看他的大棉袄：面子、里子，还有中间的棉花，三新，多神气！那天，他拿着郑素芝新买来的镜子，把自己照了照，不光觉着身上这大棉袄挺满意，还发现自己的眼睛比过去变亮了，自己的脸色比过去变红了。这是因吃得好，睡得好嘛。村里的事情有村长办，社里的事情有社长办，连各社员家的事情，他们干部也能处处想到。邓久宽一天到晚吃现成的、干现成的，不操心，不费力，有啥愁发？那就美美地“盹睡”吧。也不用担心睡过了头，到下地开会的时间，准有人敲钟。睡得那么香甜、舒坦，时间足够，精神也足，反而显着不那么爽快啦！

　　当然喽，邓久宽的心里边，也存着、压着那么一点点不顺气的情绪，这点点他自己也还没有留神想想是对，还是不对的情绪，是因为互助合作组织大发展带来的。过去那几年，东方红农业社，还有它的前一截儿，互助组，就好像是芳草地的一个“怪物”，谁也不拿好眼色看它，谁也不用好心肠对待它。特别是那个败类村长张金发，还有那个黑心的富农冯少怀，把它看成眼巾钉、肉中刺儿，总想一脚把它踩扁，就连谷新民县长，都像个后娘，把个好端端的农业社，当成是别的女人生的不成器的娃娃。那会儿，“老八户”的人，是把脑袋掖在裤带上干的。这几年争来斗去，真像闯刀山火海一样地闯过来了。东方红农业社，小苗苗变成一棵大枣树。对它不服气的人，服气了；不正眼看它的人，认错了；把张金发给斗倒了；把冯少怀给整软了；谷新民县长也换了 一副热心肠，跑来攀亲戚，说东方红就是他培养的点儿，像一杆旗儿 似地到处打着显摆，“后娘”成了“亲妈”。这么一来，东方红社的“开国元勋”们，自然都顺了气，说话提高了嗓门儿，走路挺起了胸脯子。邓久宽是“开国元勋”之一，嗓门儿也大了，胸脯子也高了；往街上一站。不说四角乱颤，也挺占地方。真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城，马夫的娃儿也英雄。”可惜得很，邓久宽的“气儿”，只顺了一阵儿，又变得不大顺了。就是因为东方红农业社变成了一棵大枣树的缘故。邓久宽冷眼旁观，瞧见那么多的人，都厚着脸皮地奔过来，伸手摘枣子吃。这个过来摘一把尝尝，那个过来摘一把品品，树再枝叶茂盛，挂的枣儿再多，也经不住这么多的人一齐伸手呀！就拿去年培育的棒子优良品种“白珍珠”来说吧。刚引进那个新鲜东西的时候，派给哪个组哪个社，他们都推三推四的，硬是不肯要，等到东方红社千辛万苦地弄成功了，刚收到场里，他们就来抢，这家要换，那家也要换。换一点给他们，可以，总不该用“白马牙”棒子跟“白珍珠”棒子一斤换一斤呀？白马牙啥价儿，白珍珠啥价儿？这是明明白白地找便宜嘛！再说排文艺节目的事儿吧。排节目的人，是由各个社抽人凑的班子，排好了节目，是给各个社的人看的，可是一冬天点灯熬油，用得都是东方红社的。就不能由各社来摊派？东方红社的油，是大风刮来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要是说起来，这类的事儿，哪天都得发生那么几宗，简直让人睁不开眼。 邓久宽的心里边一直憋着这口闷气儿，总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放一放（说起来简单，总结起来很复杂。农村群体中个人的私心杂念的大集合，必须要有一个高度觉悟的提升，才能解决。但是，这个高度连地位很高的人都难以达到。本书中高大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实际情况很可能“芳草地”成了“外圆内方”的“独善其身”者。而这个“独善其身”的基础就是给了“邓久宽”们超高的福利，这些福利的来源当然是外来工的剩余劳动）。高大泉外出不在村，老周忠又病着，主事儿的人只有朱铁汉一个。邓久宽不想再跟朱铁汉说这宗事儿。朱铁汉“穷”大方，一说，他就皱眉头发烦，还怪邓久宽小气。当然啰，比起东方红社如今这个越来越厚实的家底儿，有那么几个人伸手捞点儿便宜去，伤不了筋，动不了骨，有啥了不起的呢？可是，事儿得从两面看，话得由两头说：东方红社平地起屋，全靠穷干，这个家底儿不是那么容易铺起来的，就像高高的大枣树不是一口气吹大的一样。倘若总由着别人的性子随便来摘，会把树摘光的；再不拦挡伸过来的手，连树叶子也得被撸下来吃掉！邓久宽已经不是年纪轻轻的光棍汉，而是个四十多岁、有两个儿子的人了。况且，大儿子都快长到跟他平头顶高了，小儿子也跟着蹿上来。他得为儿子预备房子，好让他们能够过上不犯愁的日子。盖房子要用大笔的钱。这大笔的钱，邓久宽得靠农业社多收入，多分红，才能够攒够数目。那些伸手找便宜、摘枣子的人，实际上等于来拆他邓久宽的砖瓦木料。他能不心疼吗？为了堵漏子、关住门儿，邓久宽找朱铁汉叨咕几回；屁用没顶，还让朱铁汉呲了几句。有一回，他气呼呼地奔向周忠的家；都到了门口，又转回来了。老周忠为了铺东方红社的家底，做东方红社这碗酱累坏了；前年个，还挨了反革命分子范克明一枪，更加不行了。得让老人家少生闲气，养息好身子，多活几 年，多享几天社会主义的福。（通过叙述久宽心思，介绍村里几年的状况。）

　　邓久宽也想找别的人摆摆心思，像吕春江、秦文庆，还有秦恺，都是管事儿的干部。不过，跟他们说不顶大用。他们是听党支部指挥的；对啥事情，如果党支部不点头，他们是不肯抬腿迈步子的。邓久宽认为，能够说这种事情的、又能够随心可意处理这件事情的合适对象，只有高大泉。尽管高大泉步步高升，当了乡干部，他跟东方红社的“开国元勋”们（自定“开国元勋”就是“告别革命”。这是一种普遍心理和现象。），是苦难中结下的交情，官再大，也不会小瞧自己的好伙计。邓久宽一直焦急地等着高大泉，这会儿，他要去找高大泉，得让高大泉管着朱铁汉那个大手大脚的家伙。得让高大泉把漏洞堵住。高大泉是个能听意见的人，一定能听邓久宽的。

邓久宽这样地走着、想着，忽听胡同口传出驴蹄子声音，就朝边上躲了一步。　　

从胡同口拐出一头又老又瘦的毛驴。因为天气冷，两条驴腿朝两边撇拉着，每迈一步，蹄上都是抬得高高的，放得慢慢的，好像胖人扭秧歌那么难看。毛驴的背上边，驮着一个中年妇女。不知是冻的，还是有病，那妇女的脸色黄瘦黄瘦的。她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钉的被子，怀里搂着一个头发长长、垂着鼻涕的男孩子。毛驴后边，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这个男人身体挺壮，穿得挺破旧；方方正正的脸，颧骨、下巴都是有梭有角地突出着；一根麻绳系着一个篮子和一个包袱，分别搭在他的胸前和背后。篮子和包袱里边装的东西可能很沉重，压得他斜着宽肩头，一口一口地喷着热气儿。

邓久宽认出来，那个男人，是前不久从古北口外边，很远很远的草原上搬回老家来的，是“奋斗”农业社社长秦方的叔叔，叫秦有力。好多年以前，邓久宽跟他一块儿 给地主歪嘴子扛过活，是国民党抓兵那一年，被抓走的。据说，驻扎在古北口的时候，他独自一人逃出围着几道铁丝网的兵营，怕再给捉回去，不敢回家，就到人烟稀少的草原上混日子。他在那边讨了个老婆，生了孩子，跟芳草地的人一直没啥联系。腊月里，他突然地转回来，好多年纪大的乡亲都不认识了。

　　秦有力本来是缩着脖子，默不作声地走着路，经过邓久宽身边，就停下来。那张冻僵了的面孔，立刻绽开笑容，连忙打招呼：“久宽大侄子，你吃过了？”　　邓久宽回答吃过了，顺口问道：“大冷的天，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接你婶子他们。”

　　“你还要住些日子才回去哪？”　　“不回去啦。水流千里归大海，哪儿也没有彩霞河边的大草甸子好。老早想回来，就怕落不住脚。听人家念报纸，知道咱们这边搞起农业合作社，我就急了眼…… ”

　　邓久宽又朝那走过去的毛驴上看一眼。见那妇女用劲地楼住孩子，缩了缩身子。

　　秦有力继续说：“我原来想，等着把这边的事情安置妥当了，再给她们娘俩打信。他们也等不及，就自己奔来了。”“噢…… 怪冷的，快走吧。”

　　“我问你一声，入农业合作社，都得啥手续呀？”　　“过去倒挺简便，如今繁杂了一点儿。你也要入社？” “我就是为了入农业生产合作化，才搬回来的呀！ 我跟五个社报名了，都没有准下来。”

　　“要是入社，你应当靠秦方。他是你侄子嘛。”

“别人也这么说。看样子秦方当着首领，也有他的难处。”

“啥东西这么沉？看把你压的，都要倒下了。快走吧，快走吧！” （忽然感觉久宽很像现在的自己和周围很多的人。不知是应该感觉惭愧，还是悲哀。高大泉之类的人不停步的奋斗——据说张治中曾经对毛主席说：主席啊，您慢一点吧！我们都快跟不上了！或者是“我们已经跟不上了”——不就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吗？不就是让更多的人摆脱邓久宽过去那种没有财富、没有尊严的生活吗？可是，现在邓久宽富裕了，有了尊严了。却没有像当初高大泉帮助自己一样，向与他当初一样穷困的人伸出援手。而是嫌弃他们、远离他们，也不允许自己的集体接纳他们。所以高大泉如果永远保持初心，会遭到当初一同奋斗过人的反对，他脚下的路会越走越难。这本书里有很多与大泉同心的人，比如朱铁汉、周忠等坚决支持他。而实际生活中，周忠、朱铁汉很少。这也是当初为什么文艺作品要推广“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原因——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方法，不是专门对于文学的；而是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对社会生活有引领作用。才能在社会上产生出更多的高大泉这样的英雄。这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点说远了，接着说久宽——也许邓久宽们会说：大泉你见好就收呗！咱们几户小日子过好就算了，你管那么多干啥？孰不知如果高大泉当初要是这样想，人家就会像滚刀肉说的那样，开头就把精力放在自家的小日子上，和二林、吕瑞芬一起把自家搞得红红火火；那会管你邓久宽以及刘祥等人是死是活。说到底，人的自私观念难以克服，自下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邓久宽。他们只想着独占高大泉这样的资源，让高大泉这样的人永远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团体服务，让高大泉成为朱元璋和李自成，自己成为“开国元勋”，打下“江山”之后，永远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可是高大泉这样的人岂是他们手中的“池中之物”，其高远的志向岂会被他们所困住！他们之间的分裂就是必然的了。）

　　秦有力用那只裂着许多口子的大手，托托篮子底儿：“装着过日子用的破烂儿，哪有啥值钱的东西呀！”他说着急忙追赶走远了的毛驴，又回头朝邓久宽和气地笑笑。

　　这样的笑脸，邓久宽早就看习惯了。这是一种对东方红农业社这个红旗社尊敬、讨好的笑脸。前两年，刚开头的时候，邓久宽瞧见有人给他这样的笑脸，很有点“受宠若惊”，怪不好意思；以后习惯了，又以为“受之无愧”；再以后，就变成了“不以为然”。今天相反。他看见秦有力的笑脸，联想起走过的老毛驴，以及毛驴上驮着的家口，他产生了一种庆幸的自豪感。他冲着秦有力那衣衫槛褛的背影，小声嘟囔：“你呀，瞎往外边跑，看看混成个啥样子？我们守着穷窝儿，哪儿也没去，不是‘有福自来’了吗？” 大街上，除了“展览比赛”花衣服的孩子们以外，又增加了手提着肥猪肉走路的社员，自然招来一些品评膘子薄厚的人。所以，给节日的村庄又增加了热闹的气氛。

　　邓久宽看到别人手里的肥肉，有几分犹豫了。他拿不定主意，是先找儿子黑牛去提猪头、下水呢，还是先去看支书高大泉，发发牢骚、提提意见呢？片刻之后，他决定先找儿子，等儿子把猪头、下水拿到手里，再帮他送到家门口，然后返回来看高大泉去，这样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饲养场门口堵着不少看热闹的人，空着手的人不声不响，使劲儿往人群里边钻；拿到肥肉的人，或是高高地提着，或是用力地举着，大喊大叫地往外边挤。这地方比大街上更热闹。春禧和巧桂两个姑娘，从后门绕出饲养场。来到大街上，正好跟邓久宽走对面。

　　春禧笑嘻嘻地跟邓久宽打招呼：“你还不快点儿买肉去。豆腐一样，又肥又嫩！” 

　　邓久宽也乐呵呵地跟她说：“我早打发黑牛去了，落不到后边。”别看邓久宽有一股子倔劲儿、愣劲儿，这两年，又渐渐地增添一点儿“神气劲儿”，他对待东方红农业社“开国元勋”、“老八户”的后代们，从来另眼看待，不论大辈小辈都看着顺眼，都觉着亲。所以，尽管他不爱说话，也要说几句，“春禧，你空着手溜达啥呢？”　　巧桂不了解他们之间有特殊关系这层意思，替春禧回答：“我们到张家小铺去买颜料。”

　　邓久宽不待见巧桂。因为巧桂是张金发的闺女。所以他不理睬巧桂，依旧问春禧：“大年根的，你们买颜料染什么？” 巧桂又搭茬：“染打腰鼓的鼓槌穗子。”

　　“要把穗子染成啥色的？”　　“红的呀。”

　　“不是本来就是红的吗？”　　“褪色了。要节约，不换新的，染一染再用。”（都是巧桂在搭茬，俩人的心理都很微妙。）

　　邓久宽虽然不给张金发这个闺女好脸色看，听到这句话，却满意地点。点头：“哎，这么办事儿，才是正路。鼓槌穗子那玩艺儿，光是看看好玩，又吃不得，嚼不得，白花钱买新的干啥呀？这是谁心里开缝儿，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呢？”　　春禧逗他说：“我，除了我，谁能想出主意，这么可你的心呀？”　　巧桂推春禧一把，告诉邓久宽说：“你别听她的。全都换成一水的新绸子，才是她的主意；用颜料染染，节省钱，是咱们支书想出的主意。”

　　邓久宽说：“你就不揭底儿，我也不会信她的话。从春禧心里边能生发出来的办法，那得等日头从西边出来…… ”

　　春禧故意一绷脸。“老顽固，瞧不起青年人！” 

　　邓久宽说：“不是瞧不起你，是你肚子里只有蜜水、墨水，没有酸水、苦水、野菜水儿。你哪知道一文钱能憋倒英雄汉那种味道呀？”

　　春禧不服气地争辩：“村长的肚子里还有酸水、苦水、野菜水呢，他怎么还为这个直挨呲呀！” 

　　“谁敢呲他？”　　“大泉哥呗！” 

　　“为他大手大脚吧？”　　“就是嘛！ ”

邓久宽解气地说：“早该呲，早该呲！ 他穷大方，拿碗里干饭喂野鸽子。他不想想，把这些野鸽子喂得再肥、再壮，他们是能够给你打个鸣呀，还是能够给你下个蛋哪？”　　

两个姑娘都不会把邓久宽此时此地的话完全听明白。只是对他后边这句喂野鸽子打鸣，不下蛋的话，逗得咯咯直乐。随后，巧桂告诉邓久宽。“支书说了，马上要在你们这个红旗社里开展个勤俭的教育。往后办啥事都得勤俭节约，省下钱，好办大事情。”

　　邓久宽说：“大泉算是跟我想到一堆去了。过日子不讲勤俭还行。勤是耙子，俭是匣子；有勤无俭，光盘子空碗，有俭没勤，饿跑门神。”

　　两个姑娘又咯咯地笑起来。

　　春禧说：“我记得，小时候听不见你说话，这几年怎么学得这么能说，好像卖瓦盆的，一套一套连环套。”

　　　　邓久宽说：“别看我不说不道，这几十年，我耳朵听，眼睛看。身子体会，肚子里不是没有九九八十一的数目字儿！” 巧桂说：“姜波老师讲过，集体化的道路，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人的智慧，久宽哥就是比过去精明了。”（集体化的道路，解放了生产力，真理！真理！从根上解决，而不是表面文章。有的人地位很高，思想水平还不如一个小学教师！）

　　春禧郑重其事地大声说：“还有一点，巧桂你没有发现。他的耳朵也不聋了，—— 驴耳朵长，马耳朵短，免子耳朵听多远…… ”邓久宽眼一瞪，冲着她伸出大巴掌。

　　春禧扯着巧桂，哈哈大笑地跑去了。

邓久宽对着她们背影喊：“你不用安心气我，哼！”可是他心里边很高兴。他从两个女孩子刚才说的那件事情上，已经感觉到：贴心的支部书记高大泉，对保护东方红农业社这棵大枣树的最紧要问题，跟他邓久宽想到一块去了。他得趁机会多多地加把子劲儿，让高大泉发动社员，把人门关得紧紧的，谁也不用再来伸手摘枣一子吃！（只是一小部分心思一样。就像海里和盆里盛的都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