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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圣经和教科书 :四十多年之后重读《金光大道》

曲折与光明 2019-09-12 来源:乌有之乡

《金光大道》是“社会主义的圣经和教科书”,高大泉也正如《圣经》中的摩西一样,引领众人达到理想的目的地。和摩西不同的是,摩西有上帝的帮助,上帝时时刻刻会给摩西显示“神迹”,让众人服从。而高大泉的“上帝”正是众人,他需要用自己的一颗心去“感动上帝”,通过自己和伙伴们的努力,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社会主义圣经和教科书

  ——四十多年之后重读《金光大道》

  

 

  1969年8月(最近看了一个视频,说是11月)北京大兴县金星人民公社红星大队大白楼生产队的老队长——王国福因患胃癌去世。

  1970年元月,《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显著位置登载了报导其事迹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后来,其事迹被选入小学课本。

  两年后,作家浩然以他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久被搬上银幕。

  以上是能够在网上查到的有关王国福和《金光大道》的基本资料。

  在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了王国福事迹的连环画。 后来又读了(实际上是连听再读)浩然老师的小说《金光大道》的前两部。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告诉我“高大泉”就是王国福,可能那个时候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对真人真事有所避讳吧?好像电影《创业》就因为很多地方,引用了现实中的人物的语言,就受到了批评,还引起了一些小的风波,毛主席还发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的批语。当然这些我们都是在1976年10月以后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把王国福和《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联系起来。等到2010年的时候,我出于自身的兴趣在网上找齐了完整的,但又是错误百出、乱码纷纷的四部《金光大道》,还有浩然老师的自述以及其他关于《金光大道》的文章,才知道原来高大泉的原型就是“王国福”。

  于是,我又上各种网去查找王国福的资料。还真的找到了一些——有我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还有王国福事迹报道组关于前面所提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写作过程中的一些事情。后来这些资料我查不到了,但还是记住了一些情节。

  报道组的文章说,他们的报道写成之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那位领导人极为重视,他尤其让核对好这两件事——第一,王国福是不是三代贫农?第二,大白楼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是不是真的从解放初的一百多斤增产到了1969年的七百二十五斤?只有这两条属实了,这篇报道才能立得住。如果多少年以前,看到以上两条尤其是第一条,我会嗤之以鼻,认为是“唯成分论”作怪;但在经历了诸多风雨后的今天,把这两条联系起来考虑,我理解了那位领导人的一片苦心,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了浩然老师的《金光大道》。

  那位领导人让报道组核实那两个材料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验证一下广大劳动人民在翻身之后,是不是真正有了主人的意识?是不是真正有了做主人的能力?他们今后能不能坐稳主人的地位?他们中间是否真正出现了杰出人物?这些都是关系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江山能否代代相传的大问题。试想,如果王国福是破落地主或者其他祖上有些财产的家庭出身,到他父亲这辈败落了,家产是没有了,但是一些文化修养还能传给他,他也就会比一般的贫苦农民的见识要深一些,视野要广一些;如果王国福是这种家庭背景,那他的事迹仍然或多或少有“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意味,这就意味着劳动人民还不能够独立地当家做主,还需要别人的引领;而当引领人的思想变化,不往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劳动人民就会稀里糊涂地“跟着走”,最后走到失去自己主人翁地位的地步!以上是核实王国福身份真实的意义。至于事迹真实那就不用说了,没有亩产从一百多斤到七百二十五斤的铁的证据,出身再好,口号再漂亮,不代表有实际能力,只是能够说大话而已。不能树立一个夸夸其谈的典型。

  而浩然老师的《金光大道》好像和上面那位领导人心灵相通,它以艺术的手法为我们刻画了以高大泉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形象。特别是对高大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从他的幼年时代写起,写出了一个新型农民英雄的成长历程。可以说,“高大泉”来自于王国福,但不仅仅限于王国福。第一,我们看到的王国福的事迹,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甚至是更晚一些时间的,比如抵制“三自一包”,比如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王国福在文革中曾经“靠边站”。他的事迹大都发生在“大白楼生产队”的背景下,他是怎样带领“大白楼生产队”的三十一户社员,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他给社员们讲艰苦奋斗,讲“三不吃”(上面下来的贷款、救济粮、义务劳动之类的,网上原来有。现在查不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能“吃了人家嘴短”,就是为了避免“吃了人家的甜头就得跟着人家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带领广大社员通过集体劳动共同富裕,才能在社员大会上底气十足的提问:“乡亲们,俺队的土地分不分?”(回答是齐声的“不分!”)“俺队的牲口农具分了行不行?”(回答是齐声的“不行!”)。当然这些都是1955年以后的事了,而《金光大道》主要是写的土改以后的1950—1955年的事情,而“引子”更早了,写的是1932年至1949年的事。这正和王国福的事迹进行了一个对接,也间接地回答了那位领导人的问题——一个三代贫农的人是怎样战天斗地、引领周围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做出了巨大的成绩的。第二,浩然老师在《金光大道》前面的的自述里说:“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对象和战友;我曾协助那些先进人物们说服、动员无数个体单干的农民一路同行,与传统观念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决裂,加入了集体劳动组织行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才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农业合作化”的新局面。”看到了吗?“高大泉”、“朱铁汉”都是浩然老师实际生活中的战友和同志,而王国福在实际生活中和浩然老师并无交集。这就决定了“高大泉”这个典型形象,是众多实际人物合成起来的。而王国福的事迹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点燃火花、启发灵感的作用。应该是王国福的事迹一发表,浩然老师心中当年那些战友的形象立刻在脑海中活跃起来了,马上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因为以上的原因,《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王国福一样,是小时候从山东逃荒过来的,后来也建立起了全乡第一个互助组、第一个合作社。但是高大泉的活动范围要比王国福要大,王国福的生活工作范围主要在三十一户的大白楼自然村,后来是一个生产小队(当然,由于他名气大,也经常出去参观、开会、作报告)。而高大泉的活动范围是芳草地这个一百八十户的大村庄,书中的人物也远远超过一个小小自然村的规模。所以说高大泉的原型是王国福这个说法,只是在一定意义下的存在。

  《金光大道》一共四部书,严格意义上说有五个部分:“引子”、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

  “引子”和第一部是一本书,主要写的是主人公高大泉的成长历程,从1932年他十岁跟随母亲从山东逃荒到河北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他又从山东老家返回河北的芳草地。第一部写他土改后怎样抵制“发家致富”的错误口号,带领周围的翻身农民组织起了全乡第一个互助组。时间段是从1950年10月国庆一周年写起,重点是1951年的春耕。

  第二部写他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和农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暗藏的阶级敌人、以及渗透到乡村的城市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成立了全乡全区第一个农业社——“东方红”农业社,。时间大概是1951年的麦收到1952年的春耕。

  第三部是写1953年高大泉的农业社继续发展,而敌对势力也是不甘心失败,携带着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各种破坏捣乱;最后在党和国家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的大背景下。高大泉一方通过“创造使用价值”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而敌对一方企图通过“抢夺交换价值”走向“优先富裕”的道路遭遇了阶段性的失败:党内的异己分子张金发被清除出党,漏化富农冯少怀被戴上了“富农”帽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范克明暴露之后,自杀身亡。

  第四部越过1954年,直接写1955年。写芳草地的农业社继续发展,除“东方红”以外又有“前进”、“奋斗”等几个社。而高大泉作为村里的支部书记对几个社进行全面和有重点的领导。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随着阶级敌人的被揭露而结束,一方面那些人还在,势力还在;另一方面受私有制的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中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不想继续前进了,表面上为“小集体”争利益,实际上是为个人打算。再加上因为全国合作化运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上级领导大砍农业社。以高大泉为首的先进分子在广大农民群众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顶住了这股歪风。坚持了和发展完善了集体经济,同时还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开始了芳草地的土壤改造工作,并且初见成效;从而带动了整个大草甸子上的土壤改造工作的展开。

  我接触《金光大道》前前后后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最早应该是1972或者是1973年电台小说的连续播讲,天津人艺的马超老师那极富磁性和魅力的声音,曾经吸引了周边几个城市的人们,那时的场面说是万人空巷毫不过分。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都传出同一个声音,那就是马超老师在播讲《金光大道》。我们那时候津津乐道马老师能赋予一个人物一种声音,几十个人物光听声音,听众就能够知道是谁在说话。以至于以后《金光大道》电影出来以后,我们都会以马超老师的声音为标准,说哪个人物演得“像”或者“不像”。我比别人还多一点“优势”:那时我姐姐在书店工作,我能够在书店的库房里看书,记得《金光大道》第二部就是在那里“近水楼台”的。那时候记得自己很骄傲,因为能够比“纯听众”们早知“剧情”,所以“剧透”起来非常得意。但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认识到《金光大道》的深刻意义,只是听着看着觉得很热闹,对其中的一些情节津津乐道,比如“小算盘”秦富用脚踢踢桌子边说“我不吃这破饭了”,还找一个破碗摔了发脾气;冯少怀被钱彩凤质问、痛骂等等;都觉得很过瘾。那个时候年龄还小,后来社会发生了变化。《金光大道》第二部之后就“断篇”了。再加上自己那时候比别人有条件能读上四大名著,觉得比单纯知道《金光大道》的人“高深”一些。还有就是因为年纪小、阅历不足没有很好地理解《金光大道》的写作手法和由此产生的深远意义,觉得《金光大道》是粉饰了生活,书中描写与生活实际不一致。最后疏远了《金光大道》。

  等到2007年受马社香老师《前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影响,思想产生变化之后,我才又有了想重新阅读《金光大道》的愿望,并且在2010年5月16日之前(这是我邮箱里存放《金光大道》的日子)在网上下载了充满了错字和乱码的电子文本,我就一边读一边做校对。几年之后已经是通读几遍了,后来由于电脑故障校对稿全没有了。好在我邮箱里存了下载的原始稿,就又开始重新校对,边校对边写心得。去年的时候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心得与同道分享,那就要必须把原文校对正确,于是在网上高价买来四部《金光大道》。

  四部纸质书到手之后,觉得有一点别扭。那就是在这“新时期”(1994年)出版的全部的《金光大道》前面有一篇让人不舒服的前言。它就像一个不合适的帽子压在那里,让人感觉到就像一个小小的杆秤,企图称重一只大象。但它其中有一句话说的有道理,这就是《金光大道》还没有完成“否定”阶段,更不要说进入到“否定之否定”阶段了。但是再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金光大道》的思想的正确性获得了社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证实,这部书真的进入了它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现在我们从书中的内容和写作方法上来谈谈《金光大道》。

  如前所述,自己年幼时曾经“觉得《金光大道》是粉饰了生活,书中描写与生活实际不一致。最后疏远了《金光大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误解,是因为年幼的我未经世事,也不懂艺术的缘故。因为书中主要描写的是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一系列先进人物,我就以为农村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生活中我发现农村的社员群众很多都没有高大泉他们的觉悟,就觉得《金光大道》“不真实”,“给了我们一个虚假的世界”;所以后来我对分田单干表示赞同,既然合作化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那就干脆分开吧,实际生活中哪有“高大泉(全)”啊。其实这是因为我没有理解《金光大道》,不了解什么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几十年后,再看《金光大道》,我终于弄懂了:高大泉等人是农村中的先进分子的代表,而《金光大道》主要是描写这些先进分子对农村群众的引领作用,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突出描写。而为了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也把上述先进分子的对立面如张金发、冯少怀、歪嘴子、范克明等“反动人物”也进行了重点描写。但是生活中这两类人在人群中占有的比率是比较少的,最多的人大都是周士勤、苏存义、小算盘、张老八、周善等中间人物;先进人物虽然比反动人物要多一些,但和中间分子比起来还是表较少的。而这种农村实际力量对比,在《金光大道》中确实给与了表现,但可惜幼年的我没有看出来。只是根据作者描写人物笔墨量用的多少,认为作者在“粉饰生活”,确实很荒唐。

  四十多年后,再读《金光大道》我终于理解了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也理解了它的写作手法和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写作手法。正如本文题目所言《金光大道》是“社会主义的圣经和教科书”,高大泉也正如《圣经》中的摩西一样,引领众人达到理想的目的地。和摩西不同的是,摩西有上帝的帮助,上帝时时刻刻会给摩西显示“神迹”,让众人服从。而高大泉的“上帝”正是众人,他需要用自己的一颗心去“感动上帝”,通过自己和伙伴们的努力,争取越来越多的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高大泉等人的事业要比摩西不知困难多少倍,而且随时随刻都有被颠覆的可能,这也是那些公知“精英”污蔑高大泉及其伙伴们的事业为“乌托邦”的原因。但是,现在中国那些继续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和乡镇的辉煌业绩,已经实实在在地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大泉及其伙伴们的道路在中国农村是行得通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乃至一群有公心的带头人,正如书中的高大泉所说“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的人”,那个急死派来干部的地方就因为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一盘散沙,最后只能分田了事。而大白楼村有了王国福,亩产能从一百多斤增加到七百二十五斤;大寨有了陈永贵,就成了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还有现在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等一大批坚持集体生产方式的村庄乡镇在新的历史时期蓬勃发展(当然他们沾了别人单干的“光”,以“大轮船”对“小舢板”,所向披靡。这其中的是非功过一时难以说清,只是告诉世人,如果讲发展资本那“集体主义”也能把“个人主义”打得满地找牙。)都证明了高大泉及其伙伴们的道路的是正确性。

  当然,《金光大道》毕竟是高于生活的,但绝不是“假大空”的。既然文学界能把金庸的作品定位为“成人的童话”。那么把《金光大道》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圣经和教科书”也是没有任何不恰当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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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的成长过程,来回击那些公知“精英”的污蔑。

  整个一部“引子”就是高大泉前期的一部成长史。高大泉出场时只有十岁,但已经表现出他早熟早慧的特质:逃荒前夕,当家里的其他成员正忙于用语言和亲人、邻居进行感情上的“告别”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为留在家里的父亲,打了一又一罐的水,水缸装不下了还不停止。同时由于年龄的缘故,他对“逃荒”并没有表现多么的恐惧;反而觉得有了生活变得美好的希望,觉得一旦离开山东汶河,离开“积善堂”的欺压,到了河北,立刻就能过上“好日子”。即使是这样,小小的他观察还是敏锐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当“积善堂”的小少爷嘲笑他“串亲戚不穿新衣服”的时候,他立刻给予回击:“你都知道,还问什么?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让你们家给霸占去了!”这是他朦胧的阶级意识,是其“慧根”之所在。正因为他的这些特质,所以在经历了逃荒一路的所见所闻之后,他发现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山东的老虎吃人,河此的老虎也吃人”。他向陌生人齐志雄提出了这样一个连当时大人都回答不了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山东的穷人没有活着的道儿走,河北这边的人也没有活着的道儿走呢?为什么咱们穷人到处都受别人欺负呢?”他的“河北天堂梦”破灭了。等到他看穿了“亲戚”冯少怀的真实面目,倔强的他立刻表示要回汶河老家,这时他生命中第一个引路人乐二叔对他一声当头棒喝:“你还想另找道儿走?我看哪,杏熬窝瓜,一个颜色,走遍天下也没有穷人伸腰出气的地方! 什么也不如学一身本事,长一身力气,凭它慢慢熬日子。如今呢,只能是忍着,忍着,再忍着。这就算受气了?你才几岁,受气的日子还在后边哪!”于是他留了下来,留在河北这块大草甸子上,从此开始了成为一个庄稼把式的磨炼过程,由于天生的遗传聪慧,加上个人不怕吃苦的努力,几年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好把式的胚子,用乐二叔的话说,就是“这孩子有骨气、透亮、能干,真像他爹!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一定会出息个好庄稼把式。”等到后来他和乐二叔离开冯少怀,进到地主歪嘴子的高台阶大院,成为小半活,又遇上受到歪嘴子巧妙而又凶恶盘剥的田雨一伙短工之后,他的阶级级意识和体内的肾上腺素同时迸发了,由于有了几年来打下的好稼活儿做底蕴,加上他一腔怒火的淋致的发挥,“小半活”打败了歪嘴子和张金发的联合体,为短工们争取到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所得。这次“拔麦子”成了高大泉的“成人礼”。

  高大泉的这个“成人礼”也给我们当今的青年一个很大、很深的启示——这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发展自己?怎样才能争取到自身能权利?怎样才能有人跟随?首先,我们要有觉悟,其次我们要有本事。比如,怎样对待“996”?依我看,就要采取乐二叔的态度——先利用“996”找到饭碗,并增长才干;等到自己强大了,有号召力了,再和小伙伴们一道去和老板谈谈“996”存在是否合理。这个问题点到为止,不再多谈。我们再来说高大泉,在其“成人礼”之前,他再次遇到了齐志雄,这时的齐志雄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他告诉高大泉:穷人受穷的原因是“因为手里没有印把子”,穷人要翻身,一定要把政权“夺回来!有了印把子,就不受穷啦,就不受苦啦,就能过好日子啦!”。从此后高大泉有了两位引路人:乐二叔和齐志雄。乐二叔教他怎样现实生活,齐志维教他怎样追求理想。用句当今时髦的话说,齐志雄教他“仰望星空”,乐二叔教他“脚踏实地”。从此高大泉走上了追求个人和阶级的解放相结合的道路。到了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好的庄把式,庄稼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还赶得一手好车。他的外表是“中等身个,大手大脚,圆脸膛,大耳轮,浓眉俊眼,站在人群里,不卑不俗,淳厚朴实,说话做事儿都显得很有根基。”。在阶级觉悟方面,他已经意识到共产党、毛主席是穷苦人的大救星。在齐志雄已经英勇牺牲、乐二叔含冤去世前后,高大泉开始自觉地和地主歪嘴子以及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斗争,他带领青年逃壮丁,怒斥歪嘴子,与抓他的匪兵搏斗并成功逃脱;在回家乡的途中,自觉参加支前民工队,最后带着奖状回到山东老家,找到了乐二叔的闺女——吕瑞芬,并结成夫妻,生了孩子,有了家庭。这时候他想到了自己成长的芳草地,于是他们回去了,回到了河北的大草甸子上。这就是“引子”里面的高大泉成长的基本内容。在后来的正文中,作者还和我们透露了在土改工作中,高大泉还遇到了土改干部罗旭光同志,正是罗旭光同志又给他灌输了要想彻底翻身必须要挖掉“穷根子”,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这就是前期高大泉成长的基本轨迹。

  正文中的高大泉出现时只是村长张金发手下的党员之一(党员有三个:张金发、高大泉、朱铁汉),村里的治保主任。他的理念与村长张金发是不一样的,冲突不可避免。浩然老师在安排他们发生冲突之前,让高大泉领着村里的一群青壮年去了北京火车站当临时搬运工。浩然老师由于想在那几章里突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对高大泉等人的影响,好像对工人有拔高的描述(这是我的自我生活经验的想法,也许是以偏概全了);但无论怎样,人生需要“行万里路”,而高大泉他们虽然没有“行万里路”,但却在铁路车站上干活。铁路车站是一个交通节点,自然能开阔乡下农民的眼界,尤其是高大泉这种见过世面、经历过事情的人,车站工作的经历更是让他脑洞大开,境界豁然提升。等到他回到村里发现村长张金发正热衷于“发家致富”的口号,而且已经丧失立场低价购买了歪嘴子的砖墙的时候,已经趋于成熟的他并没有去硬碰,而是虚晃一枪——

  高大泉朝拆墙的人群扫了一眼,见他们都在伸着耳朵偷听,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很从容地开口说:“我给你提个重要的意见,这墙…… ”

  张金发听到“墙”字,像触了电似地浑身一震,眼睛一立,急忙抢着问:“墙怎么着?”  高大泉接着说:“墙上的标语,不妥当。”

  张金发又一楞:“你说什么,标语?”

  然后,他又以治保主任的身份,把歪嘴子从拆墙的工地上拉走。别人以为和歪嘴子卖墙有关,其实他只是虚张声势让歪嘴子“汇报思想”。这一来整个就把张金发和他背后势力的运行节奏打乱了。从这个回合开始,高大泉开始正式走上了“挖掉穷根子”的广阔而有艰苦的道路,说是“金光大道”,但其中有多少困难障碍啊!开始的时候,费尽全力拉扯着穷哥们把地种上,一户不拉,接着又摸索着办互助组。自己的亲兄弟在别人的挑唆下和自己闹分家,忍了;刘祥为了翻身户不受牵连,要卖房基地,坚决制止了;阶级敌人要置他于死地,他大智大勇克服了;遇到落后分子走邪门歪道,不听劝告落到水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迹太多太多了,我不在这里复述了。如前所说,他真的很像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摩西,而他的事业的伟大和艰苦则又胜过摩西。这就是我为什么把《金光大道》称作“社会主义的圣经”的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去读原著吧。

  啰里啰嗦地转述了书中这么多的内容,无非是想说明高大泉不是天生的“高大全”,他有自己的成长过程。公知“精英”们老是攻击高大泉们是“天生的完美”、“不食人间烟火”,浩然老师用他辛勤的笔墨告诉我们,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多年以来,人们冷落了浩然,冷落了高大泉;男女老少对武侠小说里的人物爱之若狂,对他们闭门练功、帮派争斗视若神明。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过王国福,文学中还有过高大泉;其实他们才是能够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带来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国之福星,是社会走向进步的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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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谈谈《金光大道》的创作方法,并简略谈一谈书中的其他人物。

  《金光大道》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地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要求作家努力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各种消极现象;要求文学作品实现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由于以上这些要求,《金光大道》一类的作品就不可能对现实中的一切人物都给予同样的笔墨(所有文学乃至文艺作品应该都是这样的,不过这种方法要求更高罢了),就要有所重点有所突出。所以在《金光大道》一类作品盛行的1970年代前后,为了更加简便,为了让作家有所依循,为了文学爱好者便于学习,有人总结出了一套叫做“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也称创作方法,其实“三突出”属于“术”的范畴,为了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道”的范畴有所区别,这里称为“原则”。其实道术都是相对的,所以这里的用词只是起到区别作用,并不确切)。三突出的主要内容就是1.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具体化,一种操作方法。可能不是特别全面,但却简单易学、容易入门。(后来时过境迁,“三突出”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最可笑的罪名就是“反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反对完了“三突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文坛上也销声匿迹了,当然这与社会的走向有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

  《金光大道》基本上是符合“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的,但也很难说浩然老师是刻意遵循这个原则来写《金光大道》的。我们暂且不管《金光大道》与“三突出”孰先孰后的问题了。我们先来说说《金光大道》的人物。高大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了一鳞半爪,而围绕在高大泉身边的其他主要人物也是浩然老师重点描写的对象。这些主要人物有正面人物——朱铁汉、周忠、刘祥、邓三奶奶、吕瑞芬、周丽平……等等,反面人物有冯少怀、张金发、范克明、沈义仁以及死老虎“歪嘴子”,还有勉强可以捎上的于宝宗、滚刀肉之类的。虽然说《金光大道》对英雄人物特别是高大泉有所“突出”,但是对于其他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也从没有吝惜笔墨——对他们的性格、内心、价值观、行为习惯以及外貌都有生动的描写。合上书这些人物都能够活灵活现地在我们眼前出现——这里有冯少怀的精明强干、敢出头、不服输;张金发的赌徒性格、孤注一掷;范克明的阴险而又遇事沉着;沈义仁、权经理的唯利是图;歪嘴子的无奈和忍耐以及最后的半自愿、半被胁迫的垂死挣扎;等等等等。这些反面人物几乎各个都是人精,可惜他们生错了时代,遇到了高大泉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以及围绕在高大泉周围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分子和农民群众,他们的失败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金光大道》不仅对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反面人物没有吝惜笔墨,就是对于一般的人物还有落后人物(大部分在某个时间段落后)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这正是浩然老师的功力之所在。我们看完了《金光大道》能忘了“小算盘”秦富吗?能忘了“活电报”万淑华吗?能忘了高二林、钱彩凤吗?能忘了邓久宽吗?能忘了刘万、周士勤、苏贵俭、秦方、张老八、警卫员小刘、小苏、县委的徐萌吗?能忘了滚刀肉张金寿吗?就连出场不多的李国柱、佟铁匠、雷大锤、孔百千等人,甚至包括只在别人口中提到过,最后一刻才出场的罗旭光——这些人物,都没有一个只是苍白的文字符号。浩然老师一部《金光大道》碾压了多少所谓的名家大师啊!就连那些否定《金光大道》的人,也不得不肯定浩然老师刻画人物的成功。而在我看来,《金光大道》的人物刻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金光大道》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刻画了一大批以高大泉为首的正面人物的群像。这群像中间是主要英雄人物高大泉,周围有朱铁汉、周忠、刘祥、周丽平、秦文庆、吕瑞芬这样的先进人物,这些人应该是搞社会主义的核心。还有邓三奶奶、秦恺、吕春江、周永振、张小山、巧桂、赵月娥等等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分子,这些人搞社会主义的是第一方阵,带动着刘万、周士勤、苏贵俭、周善、以及思想发生变化的高二林、钱彩凤、邓久宽等等一起在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上前进。当然这里面是动态的,比如高二林、邓久宽思想都发生过变化——高二林是由“发家致富”一方经过一番磨炼,最后走到了合作化的队伍里,而且还十分坚定;邓久宽本来是合作化的受益者,但因为境界不高最后滑向个人发家致富的泥潭,好在最后一刻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

  《金光大道》正面人物刻画的成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1950年代走向社会主义的生动画面。如前所说,先进人物在人群中的比例,不是太高的;如果平均使用笔墨,那英雄人物就会被淹没在人海里。所以必须要“突出”,要给人们以榜样的力量!看看《金光大道》中以高大泉为首的正面人物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这对于想搞社会主义但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们来说,其意义正是一部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里,我们看到生产关系是如何被生产力“逼着”向前发展的——土改之后的第一个春耕,翻身户刘祥、邓久宽等人没有能力“把种子撒到地里”,高大泉几乎是拼了命的和大家一道,学习外村经验搞了一个临时互助组,帮衬着把全村翻身户的地给种上了。这之后通过跟着田雨去红枣村、雄鸡寨学习,得到县委书记梁海山送给的毛主席的《组织起来》,才正式找到了互助合作这条道路,建立了全村、全乡、全区第一个长期互助组;带动了村乡区多个互助组的建立。等到互助组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抗旱打井、排涝建渠,按关系远近亲疏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的小块分散土地,不能适应了;于是又建立起了农业社,而建立起来农业社以后,由于“土六劳四”分红的分配制度,人们出工干活的积极性减小,最后会导致粮食产量受损,于是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力的分配比率,改成“土四劳六”(这为以后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打下了基础)。芳草地要搞土壤改造,人力本来不够,上面又让出一百五十个河工,最后又逼出了“大联社”这个新生事物。《金光大道》以生动的笔墨、真实的情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就是这样“水到渠成”的。搞社会主义不知道怎么搞,是吧?或者说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那就请看看《金光大道》吧。什么叫化危为机啊?什么叫实事求“是”(而不是实事求“不是”)啊?高大泉们都已经干在那里了!《金光大道》都已经写在那里了!而有些人不是看不到,就是做不到;或者想做不知道怎么做;当然还有人做了,但还想做的更好;那么大家就好好看看《金光大道》这部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吧。

  这方面的内容,我就不过多地展开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原著。

  在这里再多说几句,1970年代(确切地说是在1976年以前)。为什么在中国的舞台上和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被后来的公知精英诟病为“说教”的文艺作品(即便是战争和反特题材的作品,也不单纯描写战争了,而是加入了主人公克服自己各种私心的情节,比如京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杜鹃山》中的雷刚等等,更不要说通篇都是“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利人公在先”内容的《龙江颂》之类的了。有一位公知就曾口吐狂言,问江水英“拉不拉屎?”我很想问问他:“您关心拉不拉屎,是不是您只吃屎?”)?我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与私有制社会形态是不一样的,是需要构建的。用高大泉的话说就是“搞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主义的人”,而“社会主义的人”、或者说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天生的,是需要灌输的。就像自然界中没有激光,只有自然光;而要产生激光就得需要大量的基本粒子数反转。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大量社会主义新人,而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本来人数就少,而且前途未卜,中国将来向何处去?这些都是非常急迫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抓意识形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告诉大家如果忘记了过去,忘记了革命的目的是彻底挖掉被剥削阶级的“穷根子”(同时也是剥削阶级的“富根子”),而只满足于个人的“安乐巢”,最后的结果就是革命的成果丧失,个人的命运也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一道,回到革命以前的状态!想一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当时是多么的急迫啊!产生出这么多有“说教”意味的文艺作品,也是情有可原的了。不过那时候的作品,虽然是“说教”的但大部分艺术水平也不低,我看过好多,现在能记起来的小说就有《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防线上》、《草原新牧民》、《铁旋风》、《征途》、《沸腾的群山》。还有很多记不起来的——大多是反特的——其中书里的一些人物就是因为忘了本,才被暗藏的敌特所利用的。如上所述,任务的急迫性,要求文艺作品要起到教育人民的“速成”作用,所以一些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和苛求。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社会和文艺舞台已经“天翻地覆”了,有心的人们应该理解当时引领者的苦心了吧?

  

3

 

  《金光大道》中所有的矛盾冲突,就是两条道路的冲突,就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以高大泉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张金发、冯少怀、范克明等人要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

  我们先来看看张冯范他们的想法。说到这里,不得不重点说一说范克明这个人物:范克明谐音“反革命”,不过书里说这个名字是假的,是被他杀害的自家长工的名字,说到底他就是一个浑身沾满鲜血的、隐藏的汉奸地主分子。在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里,似乎没有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就说不过去。于是,很多作品都要要这样一个人物;就连原来没有考虑这样写的,也不得不改变了。(比如,我看过一部写草原治沙的作品《红柳》,原来描写的是先进与落后的冲突,还记得那个落后分子的名字叫“黑那顺”。等到此书再版时,书名改成了《戈壁花》,又加上了一个隐藏的反动牧主“地不平”。)所以这类人物,往往会符号化,概念化。但是浩然老师笔下的范克明却是刻画的非常生动。

  范克明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智谋、有行动的人;如果用褒义一点的词来说,他应该是一个“自觉地为本阶级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他的思想是——“在社会上有穷有富,有兴有衰,人们才会有争有竞,活着才有奔头;象共产党说的那样,人人的光景都过得一样了,那日子还有啥味道?”看到了吧,现在看来是不是很时髦,这就是他的思想。他有感情,他对待歪嘴子的小儿子起山(东山再起之意)是那样的爱护,对张金发、冯少怀甚至于保宗是那样的亲近,孤独的时候还常常想起不知流落何方的妻子儿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眼里还流出了泪水。他有智谋,能说动张金发心安理得地去买歪嘴子的砖墙,能用说反话的方法给歪嘴子打气,能给不甘心失败的人们想出一个井里藏粮的“好主意”。他有行动,为了保全自己可以杀掉对自己忠实的老奴仆;危急时刻杀掉“滚刀肉”;敢于锯车轴;敢于在区政府里给张金发打气——被田雨看穿警告后能够沉着应对,不慌不乱;走投无路的时候,敢于开枪自绝。说了半天“范克明”就是想说明浩然老师的文学功力,即使创作中有奉命、不得不为之的成分,浩然老师也能做得这样完美。至于其他反面人物冯少怀、张金发,还有落后的小算盘秦富,这些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看过的不妨再看一遍,没看过的一定要看看。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师!看看《金光大道》比比《红楼梦》如何?

  说了半天,那让范克明献出了生理生命,张金发献出了政治生命,冯少怀拼了老命,秦文吉几乎毙命的那条道路,是一条什么道路呢?高大泉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这条道路呢?井水不犯河水难道不行吗?

  还真是不行,因为他们走的那条道路是一条“吃人”的道路,是一条“杀贫济富”的道路。范克明的想法,上面已经显示出来了。下面我们再看看冯少怀“自信”时的表现(括号中的红字是本人的心得):

  冯少怀仰面哈哈大笑:“唉,过了初一就是十五,月亮弯后就是圆的。我没跟你说嘛,有穷有富才成世道,没穷没富天塌地裂日头灭。这是天经地义,谁也改不了。怎么着,你看到真货了吧?刘祥这家出的事情,是刚刚送个信儿。往后看吧,风停潮水逼,露屁股现眼的事儿多着哪!”(有人说自私是人的天性,毛主席干的事是“逆天”,说这话的人正是一个下岗工人。这种人是多么可悲啊。你要是冯少怀,也有底气说这话;你要是秦富也有资格说这话。你以为你是谁呀?)

  “实在,实在。”(秦富的附和)

  “政府里进去能人了,人家比咱们看得透。金发这个机灵人,前些日子那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气魄,真让人佩服,你知道嘛,那几天,高大泉跟周忠这些人扯起伙来挤金发,可厉害啦。金发有主见。当然啦,他跟上边的能人有交往,有能人指点他,懂得穷富是天经地义。他决不会像高大泉这伙人那样异想天开,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大家一齐过富日子。要是没穷没富,全是富的了,还成什次世道?打个比方吧,他们说那会儿都要坐汽车,没有了穷人,都坐到车上享福,谁还当开车的呢?哈哈哈。”

  冯少怀的这段表露,已经把当时农村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状况、力量对比显示出来了;当然最主要的是说出了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不是和很多人的想法相同哦?有人曾嘲笑我“不与时俱进”,您倒是“俱进”了,怎么越“进”越往以前扎啊?您没发现您的思想已经“旧”了几千年了吗?您的思想就是再“新”也没有“新”过冯少怀他们去。而冯少怀他们呢?他们想的是什么呢?)

  冯少怀们就是想自己“先富”起来,为了“先富”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先富”之后,他们根本就没有带动“后富”的打算,他们是雪球越滚越大,是赢家通吃,是两极分化。当然以后还会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滚刀肉们热衷的“第二次土改”。但是这样社会的代价太大了!)。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干一些创造财富——创造使用价值的“实业”,比如冯少怀在解放前还能租地主一百亩地(当然是雇工干活);解放后还会用大车“拉脚”,赚取运输费。但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会用合法及非法的手段抢夺别人的财富;就像书里写的冯少怀唆使秦文吉在粮食里掺水,在市场上哄抬物价等等。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快速致富、一夜暴富;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放弃了先创造使用价值,然后剥削剩余价值的传统手段,直接抢夺交换价值了(甚至为此破坏产品的使用价值——粮食里面掺水)。看看前一段金融市场的乱象(股市、P2P、各种高利贷、黑社会),再对比一下浩然老师在书中对于市场的描写:(括号中的红字是本人的心得)

  这种近代化的集市,大概从原始社会就开始形成了,尔后,又渐渐地演变过来。起初,这里是最崇高、最慷慨、最能鼓舞人生奋进的地方。那时候,凡是到这里集合的劳动者们,都怀着干干净净的心情。他们不仅可以互通彼此的有无,交流各地的物资,还可以传播生产和狩猎的经验,开拓文明的眼界,增强友谊,促进团结。这样的结果,就发挥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浩然老师在用艺术的语言讲授社会发展史)。后来,随着人群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各种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残酷现象,不仅普及到凡是留下人类脚印的地方,而且其技巧,也相伴着不断地朝尖端提高、往顶峰发展(现在是线上交易了,更加方便,也更加隐蔽了)。同时,为这些丑恶的东西设置的合情合理的包装纸,越来越包装得合情合理了。于是,这样的集市,就变成了坑蒙拐骗者的同台大合演,成了人类最肮脏东西的博物展览会。你看,所有奔到这里来的人,求生的也罢,求富的也罢,企图餐人的也罢,有可能被餐食的也罢,哪一个是轻松愉快的呢?当他们决定来赶集的头几天,就苦费心思,或准备好精神上的防守的护罩,或修理好具体的捕获绳索,都是提心吊胆的;有的人是怕上当受骗,有的人则是怕别人不上他的当,不受他的骗。他们各怀戒心,站在对面,又谈笑风生。甚至于两个素不相识者,谈上几句,只是从眼神中发现了点什么意思,就忽然把对方的手使劲儿扯到自己那发着汗热的衣襟下、裤腰上,捏开了手指头。这个时候,又会有不少个仍是素不相识者,围着他们转,用贪婪的眼神盯着他们的脸,随着他们的脸色,变化着各种表情和心绪:用心地猜测捏手指头的双方,谁是骗了人的胜利者,谁是受了骗的失败者,而自己有没有机会插进去,夺过那个受骗者,而代替那个骗人者。

  这就是当时的集市,也就是广义的“市场”的一个形式。我们不妨和今天的“市场”比较一下,除了交易技术的变化,人们的心态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样子,社会进步难道只体现在技术层面吗?

  冯少怀们在这种市场上如鱼得水,也想把整个社会都整成这样一个“市场”,他们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不吐骨头的“吃人”!(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虽然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有限度地开放了一些市场因素,但是冯少怀他们的愿望,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实现。现在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整顿,为受害群众挽损;惩治操纵股市的黑手,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得“初心”还在。高大泉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完全付之东流,前几天还看到了一个王国福儿子回忆自己父亲的视频,很让人感到欣慰。)如果按照他们的道路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不过是一场新的改朝换代运动,但是1950年代的他们真是打错了算盘:首先是上面有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中间有梁海山、田雨、罗旭光这样的有坚定信念的各级领导干部,下面有以高大泉、杨广森为代表的广大翻身农民。这些都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高山,他们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失败也并非只来源于执政党的理念和劳动人民的愿望,也有共和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设想,如果建国之初,真的按照他们的愿望治理国家。除了劳动人民再次沦为他们的奴隶之外,国家发展会成为什么样的呢?如前所述,他们最后会失去创造使用价值的动力,把大部分心思用在抢夺交换价值上面——粮食在他们手里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炒”的——就像《金光大道》第三部中《连阴雨重困天门阵》一章中所描述的,城镇居民没有存粮,但他们却有粮不售,妄图发国难财。看看张金发,在听了高大泉说城市粮食供应紧急之后的表现吧?这也叫共产党员?!

  张金发听着,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和震惊,反而像听了喜信儿似的觉得很得意。他心里暗想:沈义仁和冯少怀真有眼光,真有心计,估计得一点儿不错;粮食这个问题果然闹起来了,这一手算抓准了,干对了;政府看到苗头,火燎眉毛,着包了,抓瞎了,肯定变不出什么有效办法,来控制粮食市场啦! 他想,这情形,不正是我们得手的日子到了吗?

  如果不采取粮食“统购统销”的措施,新中国就会被他们扼杀在幼年的时光里。这场斗争关系到了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了人民是否再次跌入火坑。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必要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再者,当时的国家底子薄弱,百废待兴,急需农村生产出来实实在在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但他们却热衷于在流通领域倒来倒去,把别人口袋里的财富倒到自己的口袋里。如果他们的做法成了流行的风气,那谁还去干活,国家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从何而来。即使他们没有诚心和国家作对,那也是在干着毁坏国家根基的事。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或者说维度问题。前些年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移山的愚公真是愚蠢至极:为什么要挖山呢?搬家、绕道难道不可以吗?是的,搬家也好、绕道也好,都是从另外一个维度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这些方法的人,都很聪明,都是“智叟”级的人物。但是,聪明的人们想过没有,如果事实上就没有另外的“维度”呢?我们知道,寓言都是用自然故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现象。尤其是古代人类,当他们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陷入绕不过去的“一维陷阱”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寓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比喻往往都不是严丝合缝和完美无缺的。比如我们可以为夸父出一个主意,让他不要追日,而让他的部落的人每人制造一把伞撑起来、或者编个草帽戴上。精卫也不要填海,而是造个独木舟。这些都很聪明,但却是没有理解古人的困境的梦呓。愚公移山也是,古人一定是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困难,才想出了这个寓言来激励自己。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理解了这个寓言的真谛,才拿它来鼓励人民。中国革命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中国建设更需要愚公移山精神,因为新中国的发展没有捷径可走;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国,她的发展只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即更多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成为发达国家。处于“反共前线”小国、小地区可以通过依附、通过吃水面、通过办某一行业、卖资源等等,获得快速发展。但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打牢基础,走工业化发展道路。依靠的对象就是本国人民,友好国家可以帮助你一时(但也不是无偿的),但没有任何国家会无偿帮助你哪怕一阵子,更遑论一辈子;所以必须愚公移山!(中印对比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中国曾经被国际社会封锁了多少年?印度有多少友好国家?但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现在和中国的差距有多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高大泉及其战友们的道路,是新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也有其必然性。高大泉他们挖泄水渠、改造土壤,表面上看似丢了收益,还搭进了功夫,很不合算。但他们却笑到了最后,他们的收益,是最实在的收益,是真正在创造财富。他们的做法也是毛泽东时代的缩影,看似发展慢,实际上都在打基础,当代中国的腾飞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后来有一些无良文人,戏子小丑攻击污蔑毛泽东时代是“穷过度”,王国福等典型是“穷有理”。三四十年前,曾经有一段已经忘了名字的相声,就恶毒攻击王国福是“穷有理”,它说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村庄,支书外号叫“穷有理”。这个支书说话是山东口音,因为是从山东逃荒而来。他什么也不会,只会带着社员唱:“贫下中农不怕穷啊!贫下中农最爱穷啊!我们山穷人穷志不穷!我们越穷越光荣——哦儿”最后一声是饿昏了。我说这类精英戏子比《金光大道》中的反派冯少怀的见识可差远了。书中冯少怀的冯少怀不止一次地肯定高大泉的一切做法都是在“求富”,但高大泉的“求富”却是拼了性命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富裕。这种做法就让冯少怀失去了可以剥削的对象,堵住了冯少怀们的”“求富”之路。这才是冯少怀们对高大泉们怀有刻骨仇恨的根源之所在。冯少怀们如果还能算得上是“枭雄” ,那些“精英” 戏子只能归结于?我也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恰当的词来形容他们!只是想问他们一句:你们是啥意思?

  

4

 

  众多的爱情描写也是《金光大道》的一个特色。

  《金光大道》虽然不像现在某些文学作品一样,“戏不够,爱情凑”,但确实也成功地描写了大量的爱情。不仅正面人物有爱情,中间人物、转化型人物乃至反面人物都有爱情。虽然作者的笔墨非常珍惜,但笔笔都是“珍品”,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每一段爱情描写都紧扣小说的主题,和合作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一段爱情游离于主题之外。我大概起的总结了一下,书中的爱情描写有如下几个:

  高大泉与吕瑞芬、朱铁汉与陈爱农、周丽平与吕春河、高二林和钱彩凤、刘万与小柱妈和曲桂香、秦文吉和赵月娥、冯少怀和紫茄子、张金发和陈秀花、还有就是爱情描写笔墨不多的朱荣和万淑华,邓久宽与郑素芝以及秦有力夫妇。另外还有也能够归结于有“爱情”元素的秦富和他的老伴——前两部是“应声虫”,后两部是“文庆妈”。这些爱情描写笔墨多少不一,但可以说是个个精彩。我们现在来逐一欣赏:

  高大泉和吕瑞芬是奉父母之命而结合的,他们之间开始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这种感情是高大泉与乐二叔、大泉妈与吕瑞芬之间的感情和亲情的延续,而他们的相见又是在土改之后,所以开端并不凄凄惨惨,而是清新欢快。虽然新婚三天高大泉就走上了支前的战场,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越来越笃。开始时吕瑞芬只是夫唱妇随,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吕瑞芬已经是高大泉事业的得力助手。他们之间的直接爱情描写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笔笔含蓄而精彩,让人有一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感觉。下面我们摘取浩然老师描写他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小段,这虽然不是书里主要描写的内容,但也反映出她们夫妻情深。这是第三部的开头:

  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高大泉的脾气变得有点儿怪,动不动就发烦发躁。在门口以外他还能够压着、撼着自个儿;一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地往外冒。小龙淘气,在炕上折跟斗玩儿,用脚丫子把新棚不久的窗户纸儿,给捅破一个大窟窿。高大泉见了,不骂儿子,不打儿子,却急赤白脸地把媳妇吕瑞芬怨一顿。吕瑞芬为这个,对他很生气。当然啦,夫妻没有隔夜“仇” ,吵闹过后,晚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全都烟消云散。高大泉和吕瑞芬这样一对共过患难的恩爱夫妻,更说不上什么“仇”不“仇”的啦!

  他们在共同的事业和爱情中一起成长,高大泉由一个庄稼汉成长为了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战士,吕瑞芬也由一个把“爱国主义”说成“爱国都去”的农家妇女,变成了高大泉的得力助手,变成了农村合作化事业的骨干。

  我们再来看看朱铁汉与陈爱农之间的爱情。

  朱铁汉与陈爱农。他们之间是一段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可以说是“奇异的爱情”——一个出身城市大学教授家庭的女教师,爱上了一个农民。对于陈爱农来说,爱上朱铁汉并不是像后来的“精英”们怀着阴暗龌龊的心理编织什么“和工农相结合”的悲伤或者低趣的故事,而是水到渠成。陈爱农的专业是农业,因为对新中国农村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兴趣和感情,才从大城市来到下面的城镇当中学教师。正在没有机会进入农村之际,见到了冒然闯入借书的朱铁汉(朱铁汉不知道有棉花种植技术书籍的“陈老师”原来是个女的),并由朱铁汉的引导来到了芳草地这块热土,从此开始了与朱铁汉的交往。虽然由于家庭背景悬殊,遭致了家人的反对;又由于朱铁汉简单直率的性格和繁重的工作,不能让小伙子自己静下心来好好谈一场恋爱,让感情细腻的陈爱农感到失望。但最后陈爱农终于理解了朱铁汉,看到了小伙子金子一样的品质,说出了“这是我的爱人”。说句实话,我感觉朱铁汉是这部书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形象,也是最难拿捏的一个形象。这个小伙子内涵真是太丰富了。

  周丽平和吕春河之间的爱情,是经历了意外的困难的考验的。虽然不是生死考验,但吕春河身体的残缺,对今后生活带来的影响,应该不比短暂的生死之间的撕心裂肺小。但是周丽萍对爱情是坚贞的,反而觉得吕春河想的太多了。通过这个感情波折,又丰富了人物性格的描写。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朱铁汉听到刘维说吕春河变心了(其实是吕春河战场受伤截掉了一条腿,不忍心拖累周丽萍,就来信说两人现在状况不一样了,要分手),朱铁汉一句“他放屁”、“周丽平没人要了?要老在家里了?”显示出了朱铁汉的直率和爱憎分明。高大泉听到周丽平要和自己说重要事情,还以为是铁汉传过来的周丽平的爱情变故,心里很沉重,在自己的家里表情凝重地和周丽平紧紧握手;却没有想到周丽平带来的却是关于合作化运动遇到挫折的消息。这也把周丽萍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质描写了出来。

  高二林和钱彩凤的爱情又是一种,他们的感情是实际的。他们两个出身穷苦而又没有什么见识,他们只是想过美好的生活。可是没想到从开始他们就着了冯少怀和“紫茄子”的道——他们想把高二林从高大泉身边拉过去,让高大泉军心动摇,无暇再和他们对着干;同时也能得到高二林和钱彩凤两个壮劳力。这个一箭双雕的计策,开始时还真的实施成功了。虽然高大泉从梁海山那里得到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面对亲兄弟的分裂,不仅没有泄气沮丧,反而越战越勇;但高二林毕竟是和哥哥分家了,投到冯少怀的门下了。但是,这对年轻的夫妻,到了冯少怀的门下,并没有得到冯少怀的“帮他们一把”的许诺,反而把这个许诺当成了一个让他们永远够不着的诱饵,让他们不断地为冯自己卖命,以至于他们越陷越深;最后他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地和冯少怀决裂,回到了穷人自己的队伍,“走进一伙热情洋溢的亲人中间”。他们在冯少怀的门下的时候,情绪是愁苦的。他们虽然感觉到了冯少怀是在拿他们涮,但却不敢承认。他们要不就是个体的“自己给自己宽心”,要不就是俩人抱起团儿 来“自己给自己宽心”——希望冯少怀“兔子不吃窝边草”,回头帮衬他们一下,他们以后就能自己过日子了。可是他们想得到吗?冯少怀就是怕“他们能自己过日子”,因为1950年代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上,互助合作运动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了。互助组、初级社,说白了不就是农民自己雇自己吗?冯少怀们想找到一个游离在运动之外的“自由”的雇工又该是何其难也!他怎么会帮衬他们独立过小日子呢?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但却不敢承认,怕自己原来的努力都打了水漂,因而越陷越深。他们能不愁苦吗?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之后,他们欢乐起来了,看看钱彩凤那妙语连珠的谈吐,高二林那浑身使不完的劲,他们的生活新生了,他们的爱情也新生了。他们知道他们的新生是他们的哥哥倡导的合作化运动带来的,知道自己的幸福离不开农业社;所以他们成了合作化运动的中坚力量。等到第四部的时候,谷新民大砍农业社,高二林勇敢地走向农业社“替补班子”位置。当别人问他作为大泉的亲兄弟,该怎样避嫌的时候,他又说出了原来让人伤心,现在让人振奋的那句话:“我和他分家!”。

  我们再来看看翻身农民刘万的爱情,刘万的原配是小柱妈;但由于刘万受了坏人的煽动,不走合作化道路,使小柱妈惨遭不幸。刘万幡然醒悟之后,又娶了寡妇曲贵香。刘万与原配小柱妈,因为解放前生活窘迫,贫贱夫妻百事哀,两口子的感情冷淡。土改之后他们的爱情又焕发了青春;但是刘万受到了旧思想的侵袭,一心要奔个人的小日子,结果上了张金发的假互助组的贼船。最后小柱妈产后被雨淋到,不幸身亡。后来刘万接受了教训,走到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也获得了寡妇曲贵香的爱情。意味深长的是,曲贵香的前夫也是因为不走合作化道路,离开人世的;所以她听说刘万前妻的死因之后,还对是否嫁给刘万有些犹豫。只有当得到了刘万加入互助组的确切消息之后,才答应结婚。婚后,二人虽然已是中年,但仍然如胶似漆。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幸福是经过了怎样的挫折才换来的,倍加珍惜眼前幸福的日子。

  而赵玉娥和秦文吉之间的爱情更是曲曲折折。他们是解放前成的亲,赵玉娥一过门,就被限制在了那个狭小的院子里。虽然秦文吉对赵玉娥的感情尚好,但赵玉娥是苦闷的。如果没有解放,赵玉娥的命运将来一定会像她的婆婆一样,人老珠黄以后成为新的一代“应声虫”。但是,赵玉娥赶上了解放后的好时代,赶上了视“妇女解放”为伟大事业的毛主席,她挣脱旧的枷锁的时刻到来了。在家里,她受到小叔子秦文庆新思想的熏陶,对高大泉的事业非常赞同和羡慕,渴望早日冲出藩篱。所以当她知道了刘祥卖房基地真相的时候,马上冒着风险去给高大泉报信,这是她反抗旧势力的第一个行动。随后她的抗争就开始了。等到秦文吉鬼迷心窍动手打了她之后,她终于在高大泉为首的贫雇农的支持下,昂首走进了农业社的大门!而秦文吉却在离开她之后,愈发不走正道,不识时务,已经是人民政权了,还要跟着冯少怀等人搞投机倒把,甚至往粮食里掺水;最后自己也是连人带车落入水中。要是没有高大泉的舍命相救,他已经葬身鱼腹。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秦文吉终于看清了那些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真实面目。他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靠近了,也终于和赵玉娥破镜重圆了。连三并四说出的那句“她是我请回来的”(尤其是对着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那么一本正经地说出:“你妈妈是我请回来的”。想想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早教”)是多么的富有喜感啊。

  说完了秦文吉和赵玉娥,我们该来看看秦文吉的父亲,书里书外都“著名”的“小算盘”秦富,和他的老伴之间的“爱情”。可能有人会认为他们之间是旧式的婚姻没有爱情,但是他们之间毕竟是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共同哺育了三个儿子,开始没有感情,慢慢也该有亲情了。而爱情也在婚后慢慢地走向亲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姑且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吧。但这二位老人之间的“爱情”,或者说是“亲情”,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秦富的老伴,书里先叫“应声虫”,后来改称“文庆妈”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呢?先来看看“应声虫”的由来——那是被秦富打出来的,看看下面这段描写:

  这女人十八岁嫁到芳草地:“女大三,抱金砖”,为取这个吉利,那会儿秦富是个刚刚十五岁的小孩子。这女人却按照祖辈的传统、父母的教训,把小女婿当成大丈夫那样敬着、怕着;挨骂,她不嫌羞;挨打,她不嚷疼;一辈子忍气吞声,服服贴贴,年龄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小,不张嘴是男人的影子,张嘴是男人的应声虫,三十多年她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

  她的头上有一块伤疤,那是秦富早年间打的——别看秦富在外面胆小怕事,树叶掉下来怕砸了脑袋;但回家之后在老婆面前,却是说一不二,任意发脾气,对老婆随意打骂。“常常因为丢一节扎口袋的绳儿,把她骂一顿,因为使折一根针,踢她一脚。”。这就是旧中国的男人对女人的“夫权”!但是随着解放、随着土改、尤其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应声虫”觉醒了。她觉醒了,她不是像娜拉一样因为自身的文化素质觉醒的;她是尝到了互助合作的甜头觉醒的!进入老年的她,也不用像、而且也不可能像娜拉一样的出走(没有经济独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她依然生活在那个小院,但是通过参加农业社的劳动,也能获得经济上看得见的收入,而且知道了自己平时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看看下面一段,赵玉娥和婆婆的对话(红字是本人的心得):

  “您这一春天,做了二十个工。麦收的时候场里边,给老太太做的轻活多,您起码还能做二十个。咱一家不是商量好了,凡是土地分的红,全归伙,劳动日分的红,留一半儿自己用。别说做一件,就是做两件也够用。”(加入农业社也给家庭带来了经济民主。)

  婆婆的脸上露出笑模样,又说。:“等钱到手再说吧。你爸爸要是临时变卦。我不又落空了。”

  赵玉娥说:“他敢变卦?这是社里的规定,按劳取酬;家庭会商议,民主决定,谁也不能变分毫。漫说您还抽空出点工,就算没有,整天在家里做饭、喂猪、带孩子,我们每个人也得贴补您,让您自己随着心花用。这是权利,谁敢限制您!”

  婆婆听到这句话,笑得咧开嘴巴。

  这个受了多半辈子夫权欺压的老太太,自从入了农业社,才开始尝到做人的权利。

  看看吧!就是因为合作化,老太太再也不是“应声虫”了,浩然老师也把老太太的称呼改成了“文庆妈”。这就是秦富和老伴不是爱情的“爱情”。而老两口在本书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也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场景:(本来想概括一下,但情节实在精彩不忍割舍。这是书里写县长谷新民来芳草地“纠偏”,要砍农业社;但却找不到几个支持他的群众,就想到了秦富。到了秦富家,却找不到秦富。秦文吉说秦富开会去了——太可笑了,秦富是最不愿意开会的。于是谷新民和秦文吉谈起话来。)

  ……

  谷新民追问秦文吉:“你说说,入农业社,你们自由吗?” 秦文吉下意识地朝北屋的窗户看一眼,说:“啥叫自由呢?比如说我妈,过去没入社,她都抱了孙子,我爸爸说打就打她一顿。我也打过我们那口子…… ”

  “这是村里有人急着办农业社影响的呀!”

  “对对,村里办起农业社,明明是活路,我妈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走,都听我爸爸的,我爸爸就打我妈;我呢,也让他逼着,连车带人,都掉到彩霞河里,险些丧了命。提起这个来呀,我真恨我爸爸!”

  忽然,北房东屋里又传出响声。

  刘维悄悄地站了起来,几步跨到窗前,从玻璃窗朝里看一眼,就大惊失色地叫喊起来:“哎呀。不得了啦!”(看,浩然老师把人物调配的多好!各司其职。)

  秦文吉噌地站起,扑过来拉刘维。

  谷新民早对那里边有疑心,见此光景,也不顾什么身份了,就奔过去,在刘维探视过的地方,往屋里一看。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

  屋子里不仅有人,而且有两个。一个是小算盘秦富。他两只手抱着脑袋,缩在炕里边的墙角,两只恐惧的眼睛。盯着地下。地下边站着一个老太太。她两只手端着一只盛着棒子粥的盆子,那盆里的粥,冒着腾腾的热气儿。她两只冒着怒火的眼睛,盯着小算盘,拉出一个要把手里的热粥盆朝小算盘的头上投去的架式。

  谷新民赶忙喊:“秦富大爷,快跑出来!”

  萎缩到墙角的小算盘一条腿伸开,想挪动一下。

  那老太太吼地一声:“你敢动!你动一下,我就让你不死脱一层皮!”

  谷新民又喊:“别怕,我是县长,我给你做主。出来吧!”那老太太把手里的盆子朝高处举起:“不许说话! ”秦富又使劲儿缩,像要挤到墙窟窿里去。

  谷新民从那情景看出来,如果硬让秦富行动,那个已经失去理智的老太太很可能把一盆子热粥投到秦富的头上。那可太危险了。他慌忙转身喊叫:“友清,刘维。快去开门。快救人!”秦文吉噌地一下跳到堂屋门口,抄起靠在墙上的一把铁锹,朝要迈步的刘维瞪起眼珠子:“你敢动? 我就拚了!”

  刘维被吓得急忙倒退了两步。

  谷新民又回到窗前,对那个老太太说:“老大娘,你出来,咱们谈谈好不好呀?”  文庆妈两手端着盆子,一动不动。

  谷新民说:“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的!”

  文庆妈还是不动一下。

  谷新民说:“你有啥条件,提出来。我答应,行不行?” 文庆妈终于开口了:“我啥也不懂,反正我们不散社!”谷新民说:“你别这么硬逼别人嘛。秦富大爷啥意见?” 文庆妈又举起粥盆:“我看你说话?”  秦富两眼盯着粥盆,不敢开口。

  谷新民有点火了:“你这老太太这样不讲道理,我要用法律制裁你!秦富大爷,别怕。说话呀!”

  秦富看着那冒热气地粥盆,两只抱脑袋的手往下一移,捂住眼睛和嘴巴,“呜呜”地哭起来了。(唉,当年小说要是能够全部发表,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啊。第三四部精彩纷呈。)

  文庆妈无动于衷,依旧怒视着他。

  谷新民同情地心里一酸:“秦富大爷。别难过,你有啥要求,我一定帮你!”

  秦富哭着说:“我,我也不想散社。……”

  多么富有喜感的场景啊,谷新民的“砍社”举动不得人心,秦家小院里的人除了秦富不能肯定之外,其余都已经成了铁杆“保社”派,他们怕秦富关键时刻“反水”,竟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出去。谷新民进院找秦富的时候。恰好赶上老太太给秦富送饭,于是那碗热粥就由补充的营养变成了进攻的武器。老太太为什么这样坚定?这样勇敢?这是因为她尝到了农业社的甜头!要是散了社,她又要回到“应声虫”的老路上去,老太太当然不干呢!老太太以受压迫于小农经济的“应声虫”出场,以维护合作化的“热粥女侠”下场;为她与秦富之间今后的感情指出了一个崭新的走向!

  从这个特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是怎样获得解放的,那些个网上网下骂毛主席的妇女们,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吧!

  至于朱荣和万淑华、邓久宽和郑素芝还有秦有力和曹秀秀,我就偷点懒吧。在引用一段书中的场景(仍然有我的红字心得)

  吕春江把头一批车送出去,转回来招呼邓久宽,发现了刘万,就说:“刘万大叔,你这是干什么呀?”  刘万笑着说:“我正找不着头儿呢,你来得好。我也拉沙子去呀!”

  吕春江一摆手说:“你这个老牛破车,算了吧。”

  刘万挺认真地说:“你这话不对路。车小、车慢,不假;拉一点儿,咱那地多改造一点儿,总比没有强。”

  吕春江被他的热情打动,又说:“愿意去就去吧。可是,没有给你派跟车的呀。你一个人装卸,啥年啥月走一趟?” 刘万笑着朝身后一指:“这个不用你带队的操心,我早配好对儿啦…… ”

  他们的背后跑过来秦有力。他一边系着衣服钮扣一边说:“我,我,我跟刘万配对儿…… ”

  一群扛着铁锨的妇女正巧经过这儿,夹在里边的万淑华插嘴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秦有力一扭头,挺认真地说:“怎么不行?我们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

  万淑华说:“你跟刘万配成对儿,把曲贵香搁在哪儿去?” 那群妇女“轰”地一声,笑翻了天。(这包袱抖得,浩然老师是全才。)

  钱彩凤打了万淑华一巴掌,说:“你真没大没小瞎胡闹。”赵玉娥推着红了脸的曲贵香说:“别理她。往后,她再叫你婶子,你就唾她! ”(农村的辈分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意时就大,不在意时就小。一般场合较随意,严肃场合要讲究。重点是严肃场合的本家辈分。——不是地道的农村人,但小时候也在农村住过,自己的一点感觉。)

  这群人里面,只有曹秀秀没有笑出声。她出生在那个荒凉的大草原上。那边没有太大的村子,东一家西一家地分散着住,一天到晚,除了他们两口子,难得见个外姓人。如今这么多的人在一块儿,真够新鲜的了。况且,她长这么大,也是头一次参加这样既热闹又这样有意义的集体劳动口这种劳动的本身,就使她感到无限的幸福。她小声地问了男人一句:“你也没有多穿件衣服?” 秦有力说:“不用,干起活儿来一出汗,还得脱呢!” 万淑华又朝曹秀秀来了一句:“对啦,这儿还有个不让你们俩配对儿的哪!”

  好几个笑出了泪水的妇女,一齐抱不平地朝万淑华扑打过来:  “朝嘴上打,朝嘴上打!”   “看她还瞎胡说不!”(这就是劳动中的欢乐,劳动中不是时时刻刻都这样,但如果时时刻刻都不这样,或者说这种时刻非常少,那这种“劳动”肯定发生了“异化”。)

  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车队的头一批,就赶到了梨花渡口。

  水泥大桥西端的南面,彩霞河拐了一个弯。河湾的堤坡下的河套地边上,有一个鼓出来的沙滩。好像是金面和银面搅拌在一块儿的沙土,被风吹开、一条一缕,如同鱼鳞一样的波纹,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光。

  以上的场面我想起了一首外国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本来只想引用“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两句的。但百度之后感觉到整体歌词都不错,放在这里,大家轻松欣赏一下: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

  尼罗河水闪金光

  家乡美丽的土地上

  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忘掉你的忧愁和悲伤 唱出美好的希望

  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

  迎接丰收的好时光

  啊…啊…啊…

  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

  迎接丰收的好时光

  月亮挂在碧蓝的天空

  尼罗河水在荡漾

  晚风拂过的椰树下面

  劳动的人们在歌唱

  吹起你那动人的阿拉戈

  再把铃鼓摇响

  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

  随着歌声遗忘

  啊…啊…啊… 让一天的劳累和辛苦

  随着歌声遗忘

  啊…啊…啊…

  看到了吗?如果劳动不被异化,世界各地的人民在劳动中都是欢畅的。

  万淑华是贫农朱荣的妻子,人送外号“活电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八卦”,这方面书中描写不少;其中的是非功过不多说了。但有一样,不论何种社会,也不会少了万淑华这样的人;而万淑华这样的人大多也不会改掉自己的这种特点。但是本书中的“活电报”的思想境界却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不断提升的。虽然还有一些风风火火、不看场合的毛病,但她热爱互助组、合作社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她和丈夫朱荣是翻身农民,没有合作化他们只能接受张金发外挂滚刀肉的“卖套”。有了合作化,他们的土地才能长出让自己吃的粮食。说到万淑华,还有一段她与高大泉互开玩笑的情节。那是在本书正文第一部的开头,这个情节,应该是对高大泉的成长有益的。因为高大泉是个有心人,从此之后虽然不是不苟言笑,但也不随便与人开玩笑了——更加深沉了。本来应该概括一下的,但最近身体欠佳,就偷点懒,还是复制粘贴吧:

  抱着胖娃娃、提着花包袱的万淑华,走娘家回来,看着高大泉干得那么带劲儿,忍不住地夸开了:“我老远就瞧见有人垫道儿,没认出模样,就猜到是你。一你呀,净干修好的事儿。修好得好,白头到老,明年瑞芬再给你养一个白胖小子。”她说着,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起来。

  万淑华是朱荣的媳妇,爱说爱笑,好串门儿,好打听事儿,嘴又快,人们都叫她“活电报”。她还有个小毛病也很出名,跟朱荣成亲以后,不大习惯过日子,常常走娘家,朱荣干着急,没办法。论年纪,高大泉比朱荣小、比万淑华大,论庄亲,他们是叔嫂辈,到一块儿断不了开几句玩笑。所以。高大泉听万淑华这么说,也接着她的话儿来了几句:“应该让朱荣哥也多做点修好的事儿修好得好,修得媳妇再不往娘家跑…… ”(嘴巴跟得快代表脑子反应快)

  万淑华使劲儿叫喊起来:“该死的,我看你再说!要不是抱孩子占着我的手,非拿土坷垃给你砸两个大窟窿,让你抱着脑袋找瑞芬哭去! ”

  她的神情一转,朝高大泉跟前凑了一步,又郑重地说:

  “大兄弟你往后可不许再拿老眼光看人啦。我跟你说正经的哪。好多人背后议论我,都嫌我往娘家跑。我不跑怎么着?过去家里连个针尖大块地都没有,他扛长活,光能顾他妈吃;我多往娘家跑几趟,给家里省点粮食,为的是少挨几天饿。那会儿,别人一笑话我走娘家多,我就跟你大哥吵,指着鼻子骂他:朱荣,朱荣,我跟你一辈子,也不用想见见自己家的地啦,等老了一挺腿,连坟坑都没处刨,只能扔到大草甸子上喂野鹰啦! 真想不到,还没等到老,共产党把土地送到手里来了!这回,我抽个空走一趟,把分到地的喜事儿跟孩子的老爷、姥姥说说,也让他们高兴高兴。你瞧吧,往后,就是拿车接我,也没空跑娘家啦。我们得好好伺候那十五亩地呀!”(原来如此)她说完,就往街里走;走出好远,又回过头来喊,“大泉兄弟,说正经的,快穿上棉袄吧,这么冷的天,小心冻着! ”高大泉直着身,望着万淑华走去的背影,脑子里正转着她那几句话,(应该有所触动,以后工作中说话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一层,杰出人物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无独有偶,不仅是高大泉,连朱铁汉也是由喜欢大开特开玩笑,以致于被周忠称作“坏小子,后来也变得不苟言笑、十分严肃了。《金光大道》不仅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基本性格,也刻画了人物的发展脉络,让人闭上眼睛眼前就能出现活灵活现的人物。

  至于邓久宽和郑素芝,他们的爱情也是与合作化运动紧密相连。邓久宽正直而固执,他和郑素芝两个人是半路的夫妻;但是他对郑素芝的儿子小黑牛视若亲生,这是他作为农民的淳朴之处。刚解放,当他们家种不上地的时候,是高大泉拼着性命,帮助他们,摆脱了困难,所以他们对高大泉是感恩戴德的。而且他是高大泉事业的追随者,他们一同去北京车站干装卸工,一同到燕山拉矿石,而且两人一同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但是后来邓久宽变了,在秦富等人的影响下,热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了,和高大泉离心离德了。但是郑素芝则一直对高大泉有一种好感,不愿意高邓之间的关系搞得太僵。但她的思想水平却是和邓久宽一样,对高大泉一心为众人不以为然。她也和普通的广大农民一样,也想过上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她对邓久宽热衷于自己的好日子也没有什么反对。然而她是有良知的,她想让邓九宽最高大泉他们好一点儿,不要不留后路。但是固执的邓就宽执迷不悟,最后郑素芝还有小黑牛儿都和邓久宽拉开了距离,直到邓就宽幡然悔悟。

  我们再来谈谈对面阵营里的人物的“爱情”。主要是张金发和陈秀花,冯少怀和紫茄子。

  张金发和陈秀花曾经是村里令人羡慕的一对儿,夫唱妇随,感情和谐。实际上是各有所图,各藏心机。我们来看看浩然老师怎样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红字仍是心得):

  老婆陈秀花,高个儿,板平脸,薄嘴唇,走起路来,除了两条腿飞快,上半个身子还随着摇摇晃晃,特别灵活,好像安了个轴儿似的(外貌显示心理)。常言说:“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这女人在很多方面跟张金发都是十分般配的。她原来是小酒铺掌柜的抱养女,手巧能干,开通大方,在邻居的妇女中间很有“人缘”。她跟张金发一起过了十几年日子,表面上严守“夫唱妇随”的老传统,服服贴贴,难得的贤慧,实际上,她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主意,能够用软手腕,让男人委曲求全地照着她划定的圈子转。就连留朋友吃顿饭,张金发也得先听听老婆的口气,再给老婆下“命令”(这也是一种搭配,没有长期观察,生活积累,怎么会写的这样活灵活现。给浩然老师再赞一个!)。这会儿,陈秀花见男人满面春风地进了屋,赶紧摇晃着身子到外屋去端饭。

  张金发坐在炕沿上,一边解棉袄扣,一边说:“不用弄饭,我吃了。”

  陈秀花不相信似地回头看男人一眼:“你兜里不是没带着钱吗?”

  张金发笑着说:“带钱?不是吹,在咱天门区,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转个十天半个月,哪天也得三顿有荤腥儿,”

  陈秀花也像被男人的得意神气感染了,笑笑说:“别脱衣服这屋冷,小心冻着。”(锦上添花的关怀)

  张金发说:“酒劲这工夫才上来,浑身发热,嗓子眼干渴,有水给我倒点喝。”

  陈秀花说了声:“我去烧点”,就立刻动手;那个忙活劲儿,像家里来了一位贵客。

  这就是张金发春风得意时陈秀花的表现。在这个期间,虽然芳草地人对他们有羡慕的成分,有人甚至说他们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明眼人周永振一语道破了他们夫妻关系的本质——“要我看哪,陈秀花在村长眼睛里是钱柜子,村长在陈秀花眼睛里是钱耙子!”

  所以当张金发在与高大泉的斗争中惨遭失败,几乎输的精光光的时候,看看陈秀花的表现吧:

  陈秀花不管张金发死与活,非得吵下去不可。这些年,她为了帮着男人往发财升官的道儿上翻,真没少花心血。张金发干得顺手起劲的时候,她就添油加火;张金发干得不顺手,泄了劲儿,她就勾魂打气。翻过来,又翻过去,闹成这么一个下场,她怎么能甘心呢?张金发在陈秀花的手下,好像喂养着的一头毛驴:拌料和抽打,全是为了让它拉紧套绳子,快着点儿跑,如今张金发趴蛋了,不拉不跑了,对付的办法,就是不能拌料,只能抽打。(可悲的夫妻关系,耙子不能搂钱了,柜子要翻天了。)这会儿,她接着刚才那个话茬继续喊叫:“我跟你过了二十年,你就吹了二十年的牛皮。今个你要当财主,明个你要升大官;一会儿入地,一会儿上天。前几年,你还说将来谷县长得把你调区里去,代替田雨的爵位;还要把我接到镇上去当官太太,享享福。后几年,你又说,过不久就成了三合顺粮店的掌柜的;还要让我住到那儿,管管钱。哼,闹腾一遭儿,你是个光会咯咯乱叫,瞎炸窝、不下蛋的废物鸡!”

  陈秀花这一套揭底儿的话,只有他们两个明白。因为。这类的话,多半是张金发高兴过度的时候,在被窝里跟陈秀花嘴巴贴着耳朵吹的。如今,陈秀花不知羞耻地这样吵嚷出来。让张金发觉得太难看,太没法儿挂住脸。他忍不住冲着女人喊了一句:“你发昏了?瞎胡扯些什么呀?”  陈秀花反而更提高了嗓门儿,“谁瞎胡扯?是你说的不是?你那一天,咋发贱,咋说的,我都清清楚楚地给你记着哪。”“嚷嚷这个,也不嫌丢人…… ”

  “丢人?你把人早就丢到全天门区、全芳草地,全都丢光了,剩这一点零头,你还想当个尿片子盖在脸上呀!”

  “哎呀呀,你少说几句不行吗?”  “我少说?那么多人的大会上,让高大泉那小子,指着鼻子骂你,啥事儿寒谗,人家揭你啥事儿。你耷拉个脑袋听,连个屁也不敢放一个。我说一句,你就不听啦?”  “咱们不是遇事儿了嘛!”

  “遇啥事儿?我要问问你姓张的,你遇了啥事儿?你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还是糟踏谁家的老娘儿们啦?”  “我倒楣到了这一步上,有理能讲吗?”  “咋不能讲?要我看,你就是乐意伸着脑袋让人家弹。你浑身上下没有一根骨头。你是个软王八!” (王八?你给张金发带的绿帽子?)

  不管目的如何,这一通狂轰滥炸,还能够感觉到夫妻感情的存在吗?但是,也不能说陈秀华是绝情到底之人。当张金发最后孤注一掷,以假自杀为诱饵,诱使谷新民上当的时候,陈秀花信以为真了,还以为他真要自尽,赶紧上前抢救,而且当时都吓瘫了。有人也许说,这是应激反应,不足为提。但是,当小说结尾张金发孤注一掷还要冲出去“讨说法”的时候,陈秀花却没有了“抽打”或者鼓励的勇气,她的表现是这样的:

  陈秀花吓得脸焦黄,追着他喊:“我的老天爷,你又发疯了?”

  张金发在院子里转回头说:“不是谷县长,就是上边来了人…… ”

  “谁来,你也别瞎闹了!”

  “我和他们势不两立,拚了命,也得干下去!”

  他跑出门口,跑到街上。

  陈秀花应该是一个实际的人,她无情“抽打”张金发的时候,是觉得张金发还有“希望”,却自暴自弃了。当她看到张金发大势已去,而且经过那一场生离死别之后,可能更加觉得身边有个人是最好的,于是她不想让张金发再惹麻烦了,安安生生地在家过日子吧。这就是陈秀花,虽然有寡情的一面,但也有柔情的一面。她曾费尽心机追求“夫荣妻贵”、“飞黄腾达”,但最终还是认赌服输了。这一点和张金发不同,张金发以赌徒身份出场,下场时仍然是赌徒一般的孤注一掷,最后是不得不“低下了罪恶的头”。本来想在此祝愿他今后或者改造思想、或者审时度势能和陈秀花平安度过一生,但忽然想到他还有唆使歪嘴子放火的罪行,所以这些祝愿就不送给他了。张金发大概比高大泉大十岁,应该是1912年生人,从年龄看他可能会在六七十的时候有翻身的希望,但是有铁汉在,可能在芳草地他不会如愿,芳草地还会保持集体经济,而且会快速壮大,他也能享受一份新时代的红利。以上就是张金发和陈秀花之间的爱情。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对儿——冯少怀和紫茄子。这老两口可以说是相濡以沫。和张金发这个“尚未成功”的“英雄”不同,冯少怀应该是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英雄”。请看看解放前冯少怀的表现,先脑补一下,冯少怀的原配夫人是高大泉的表姐,后来因病去世了。

  他的表姐夫冯少怀,过去在山东老家种着十几亩好地,养着牲口,过着肥溜溜的日子。不料想连年大旱,又闹起兵乱,没多久就破产了(旧中国农民的状况,很多本分人从此沦为社会底层。)。他挑起八根绳串四乡,专卖丝线、花样、梳头油。不久,他跑到芳草地投奔乐二叔,(冯少怀投奔乐二叔,高大泉家投奔冯少怀,这都是旧中国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投亲靠友的真实写照)一边做小买卖,一边租地种。他有算计,敢冒险,能巴结地主,转眼之间发了家,拴性口,雇短工,租地年年增加。正在他千方百计拚命往上爬的时候,高家来了四张嘴,把他吓了一大跳。人已经来了,推不开,撵不走,盘算几天,就来了个随机应变巧安排。他让高贵举用小车给他推脚挣钱,让高大泉和二林给他放小牛、打猪草,让大泉娘给他缝洗做饭,整夜地纺线织布。(这就是所谓的能人。有些人看《金光大道》不顺眼与其说是他们不喜欢高大泉,倒不如说他们更喜欢冯少怀;可是浩然老师却把冯少怀写成了坏人,这比挖了他们的祖坟还让他们难受。更可悲的是有人根本就成不了冯少怀,却跟着一块嘲笑憎恨高大泉,憎恨浩然老师,憎恨毛主席。)

  再看看另外一段,写他买大黑骡子表面上向翻身户示威,其实更重要的是投石问路——如果碰壁就缩回去,否则,就大干一场。

  冯少怀在芳草地的确够上一个“冒险家”了。二十五年前,当他从山东逃荒到这儿,光杆一个,拳头里摸着两把指甲。他有胆子,敢大包大揽地一气租下地主的一百多亩地。他会耍手腕,专有一套剥削短工、克扣亲戚的办法。这样,不几年他就成了一个有根有底的庄稼院的主人。这个冯少怀,为了捞点“外快”,又敢跟歪嘴子争夺一个有家私的地主小寡妇,打了一场没头没脑的官司。虽说使他伤了筋动了骨,家业败落下来,在芳草地仍然能够硬棒棒地立着。同时,他像一个输了大赌注的赌棍,越输,跟别人竞争的心思越强。

  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和农会的内部对于把他划成佃富农还是富裕中农有争论。他闻到讯以后,立即发动了全面的攻势,找这个哀求,找那个讲理,软的硬的一齐使;他还跑到西官道上截住下乡巡视工作的县长谷新民坐的吉普车。凭着他敢冒风险的胆子,多弯善变的脑瓜,还有那条如同安装着滚珠轴承一般的灵巧的舌头,最后使一部分工作队员和土改积极分子都成了“被告”, 他成了许多人意想不到的胜利者。经过这场大惊大险之后,芳草地那些知道底细的人都以为他往后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了,没想到,区里的大会刚开过三天,“发家竞赛”的精神刚一贯彻,他又用这样一种惊人的气魄、难以捉摸的神态,突然间出现在庄稼人面前!

  书中还有好多关于冯少怀如何有行动力,有见识的描写(可惜他五十岁以后天地变了,他又遇到了高大泉,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这里不再多述了。总之,他是一个精明强干富有冒险精神的农村资本经营家,他白手起家打下这么一大片天地,也算是一个有胆识、有见识的能人。这也是他为什么对高大泉的理解,要比那些公知“精英”强千百倍的原因。而紫茄子对冯少怀是了解的,两人是心心相印的。所以不论冯少怀是否得意,她都是冯少怀“贴心的老伴”。他们一起为他们的理想而奋斗:让钱彩凤(紫茄子的堂妹,要是没有这层关系,我们都不知道紫茄子姓什么。)接近高二林,挑动二林和哥哥分家,他们一起努力。计策成功之后,他们一个在外面尽力剥削高二林,一个在家里巧妙使唤钱彩凤;在高钱二人稍微有动摇的时候,又立刻甜言蜜语,放出新的诱饵,不让鱼脱钩。安抚张金发、拉拢邓久宽,他们俩人一会儿你前台我后台,一会儿又转换角色,配合的天衣无缝,珠联璧合。而对于他们的童养媳,他们明里暗里监视,言语吓唬,不让她和外面的人接触。还有很多二人互相配合、互相体贴的情节。大家可以去看原著。我就记得只有一次紫茄子是“掉了链子”,冯少怀的胶皮大车,陷在泥水里,没人帮忙往外推,冯少怀只好把全家都动员起来去推车,结果紫茄子第一个受不了了:

  紫茄子扑通一声坐在泥水里,脑袋一晃,脖子一伸,说:“你就是拿刀子宰了我,我也干不了啦。”

  于是军心动摇,车只能泡在水里等天晴,出师不利又丢人现眼。但也怪不得紫“大娘”,她长这么大哪干过这个呀。所以冯“大爷”也没埋怨她。二人还是贴心,即使后来冯少怀戴上了“帽子”,紫茄子也是不离不弃。——这就是冯少怀和“贴心的老伴”紫茄子的“爱情”。

  一说到童养媳,我就知道我还落下了一对儿——喜生和兰妮。喜生是冯少怀和高大泉表姐生的儿子,因为从小失去母亲,加上后母前亲后疏,管教不当;喜生解放前落下了小偷小摸的毛病,解放后在流浪中被政府收容,后来去了天津,干一些技术含量差的活儿。冯少怀他们怕别人笑话,就说喜生在天津学技术。请看下面一段有关喜生的对话:

  秦文吉顺口答音地问:“你家喜生多会儿满师呀?”

  紫茄子没兴致地回答:“谁知道他!”

  “喜生比我家文庆大一岁吧?”

  “是吧。”

  “真不是你亲主自养的儿子,连岁数都说不准。”

  “要是我亲生自养,他能一蹦子跑出去三年不惦着回来看看我?”

  “那怪你。他托人捎信要回来,可你不让啊! ”

  “我家里要那么一个二流子、懒汉干啥用?我这儿又不是养老院。”

  “喜生小时候可挺有出息。变坏了也怪你。”

  “胡说八道,他是那道种!”

  “怎么胡说?你开头想笼络人心,拿钱堆他。他吃馋了,花惯了,你自己生了儿子又不待见他,他不偷你怎么着。要不是人民政府收留他,这个人就毁了……”

  这是秦文吉和紫茄子二人商量和冯少怀共同出资办一个“P2P平台”时,说的一番话。浩然老师通过这种侧面描写,给我们简单交代了喜生为何离家出走的来龙去脉。不过刚才复制的这段对话是不完整的,而且一看到这个情节,我就有想起了紫茄子还在私房钱方面对冯少怀留了一个心眼,请看后面紧跟着的对话:

  “怎么胡说?你开头想笼络人心,拿钱堆他。他吃馋了,花惯了,你自己生了儿子又不待见他,他不偷你怎么着。要不是人民政府收留他,这个人就毁了……”(揭底还是老乡亲啊。)

  紫茄子被揭到痛处,无言遮掩,就假装生气地说:“不用你生着法儿作践我。为你托我那事儿,我没少跟你大叔说好话、讲人情。本来他不愿意管,昨个,听说刘祥家出了事儿,他心里一高兴,才答应了。”(冯少怀的人品。)

  秦文吉听到这句话,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答应了?有对事的户吗?”

  紫茄子一撇紫嘴唇:“哎呀,不挑好了,我能让他办吗?坑害谁,也不能坑害你呀。从今后借钱的人会越来越多,咱们得挑着对眼的才能借给他。”(冯少怀要开办P2P啊。)

  秦文吉说:“我从我爸爸那儿连抠带骗攒这几个钱不容易,可得找保险的。”

  紫茄子说:“你放心吧,我能给你空桥走吗?别学你那缺德的爸爸,净打小算盘。如今是新政府,自由借贷,有借有还,你到哪找这个美事儿去呀。”(看来放高利贷的平台惯用的勾当是拉上征服,征服里要都是张金发一样的人,也许就会着了他们的道。出了事的最后一招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秦文吉说:“我可不多。”

  紫茄子说:“本滚利,利滚本,积少成多嘛。这会儿是种地加春荒的时候,缺吃短烧的人一个劲儿增加,正巧是咱们抓钱生利的好时机。”

  秦文吉从兜里掏出纸包,数点着:“看样子我大叔跟生客还得呆一阵子,我把钱交给你就行了。”

  紫茄子说了声:“我立刻让他办”,又往前凑凑,小声说:“我给你保密,死也不能让你爸爸知道这事儿。可有一件,你也得为我想想,给我担着点儿。”

  秦文吉往后缩缩,担心地问:“啥事?”

  紫茄子说:“我也有几个体己钱,放在你这个一块儿,凑两个整数。你大叔要间,就说都是你的,不提就算了。”(原来如此,呵呵。私有制万岁,自由万岁!)

  秦文吉觉着很奇怪了:“你这个灶王爷的横批,一家之主,怎么也揣着个心眼儿呀?”  紫茄子拍拍睡着的小儿子,说:“唔,你都留一手,就不兴我也留一手?城里那个祸害,如若不死在外边的话,早晚总得回来,我不能白给他拉套,让他在外边美够了,回来吃盛在碗里的肥猪肉。”

  这应该是“紫大娘”对“冯大爷”的第二个离心之处,要不是因为写喜生和兰妮的爱情,找到了这段对话,我还没想起来呢。还是《龙江颂》里江水英说得好——“有私念人在咫尺心隔远”,这么“贴心”的老伴,还背着老公藏私房钱;还有秦文吉也和父亲、兄弟留一手,这不都是私心害得吗?不过虽然有瑕疵,但冯紫之间的“爱情”还是牢固的。

  好了,让我们回到正题,接着说喜生和兰妮。兰妮是喜生名义上的童养媳,但喜生常年在外,兰妮实际上成了冯少怀家里的不用开支的女佣——整天忙个不停,累得身子发育都迟缓,脑袋大,身量小。但由于常年劳作,力气蛮大。为了限制她的自由,不让她和外面的人接触;紫茄子经常和她讲,她死去的爹是土匪(其实是被迫的,详见书里),是反革命;她是共产党的专政对象;所以当积极分子找她的时候,她回避和敌视,结果积极分子就放弃了对她的工作。但是,她毕竟是生长在新时代的妇女,外面热火朝天的生活也吸引着她。所以她白天不出门,晚上就天天跑到民校的窗户外面去听课。最后被当做坏人抓住,这个秘密才暴露。事情发生之后,高大泉立刻意识到自己和党支部的工作有死角、有漏洞;于是不顾身患重病,开始处理这件事情。他以村支部书记和表舅的双重身份写信让喜生回家,让这对苦命的人团圆了;又给他们看村里生产发展的大好形势,让他们帮助和监督冯少怀进行思想和劳动改造,让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冯家大院,也掀起了合作化的波澜。这就有点“直捣黄龙”的的味道了,所以让冯少怀彻底失去了信心,以至于当谷新民下来“砍社”,张金发信心百倍要翻案的时候,冯少怀已经是信心不足了(过去是他给张金发打气,现在改成张金发给他打气了)——通过这么多回合的较量,冯少怀对高大泉已经在精神上彻底臣服了。何况高大泉身边还有朱铁汉等一大批精兵强将,还有当时的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还有他那顶“富农”帽子,这些都是架在他脖子上的刀子;他就是不服,还敢动一下吗?(这是什么?这就是“专政”。这就是我们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那些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都是违反这个性质的,必须要纠正。)这就是喜生和兰妮的爱情。

  《金光大道》的第三部、第四部很多人在想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实在可惜。因为在前两部中很多情节都没有展开,其中兰妮只是用“小童养媳妇”来代替,只不过是冯少怀紫茄子进行变相“剥削”的一个符号,谁能想到后面还有这么多的戏份?还有后来出现的秦方、秦有力、陈爱农等等人物,都为这部小说增添了不少光彩。还有让人感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邓久宽的变化,这些都是后来书中的“亮点”,对这篇文章有兴趣的人,肯定会对《金光大道》首次或再次产生兴趣,那么请你们去好好地读一读它吧。

  不知书里还有没有我没想起来的爱情故事,不过写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哦,还应该有梁海山和爱人柏同志,放在后面“干部篇”里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说吧)。浩然老师不是“戏不够、爱来凑”,也不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写写爱情。浩然老师对爱情的描写,是与本书的主题分不开的,是与合作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上面引用和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每一段爱情故事,都与这个主题紧紧相连。所以浩然老师不想也不屑去表现什么“婚外情”、三角恋等等,因为浩然老师有充分的材料为主题服务,用不着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充填内容;再者书中正反两方面阵营中的战将,都在全力地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战,为自己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而战,他们哪有心思再在感情上节外生枝啊。正面人物有高尚的情操咱们就不说了,就连反面人物也是如此:解放前,冯少怀为和歪嘴子争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打官司,那不是为了色,而是为了财。解放以后,有了高大泉这么一个厉害的对手,他就更没有别的歪心思了。下面是当紫茄子误会冯少怀“爬灰”的时候,冯少怀表白的一个情节:

  冯少怀无可奈何地叫着苦说:“你呀,你呀,怎么连一点儿人性都不通?就算我有这份儿兽心,让共产党把我逼到这一步,还能有精气神儿干那种事吗?你一翻身,呼呼地睡死过去,我是越盘算,越没活着的路。长工不能雇了,短工不能找丫,连大车也不能随心地赶了。朱铁汉那小子硬要我拉沙子改土。这不是掐着我的脖子,连口气儿都不让我出了吗?在这种节骨眼里,你不知道心疼心疼我,还胡说八道,让我生气,缺德不缺德?” 这几句话,把紫茄子给说软了。她赶紧拉过被子盖住大腿,细声细语地说:“那你黑更半夜地奔她屋干什么?”  冯少怀说:“我正要问你哪!你是看家守户的,不留点心眼儿,睡起觉来死狗一般!她多会儿离开的家?到外边到底去干个啥?还不动心思想一想呀!”……

  听了他的表白,紫茄子并没有再继续怀疑,这就是二人心相知。

  还有陈秀花虽然骂了张金发是“软王八”,但自己并没有出轨。

  总之,浩然老师笔头子干净,不用花边、桃色来吸引读者。但却得到了读者的认同。《金光大道》那个时代也并非像有人说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那几年我看过的新小说没有上百,也有好几十(有好多我还能说出名字,不过为了节省文字,不再说了),但是浩然老师的作品是最多的。除了《金光大道》两部,还有《西沙儿女》两部,而且《艳阳天》也重新发表。每发表一篇都会引起轰动,这就是浩然老师的文学功力之所在。这是正经八本的用真本事,不用什么“飞镖”、“暗器”之类的,照样“枪挑小梁王”。

  另外,浩然老师在描写这个爱情主题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画面。这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了,不再赘述了。

  

5

 

  谈完了“爱情”,我们再来谈谈《金光大道》中的干部形象。

  这里的干部是指脱产的行政干部,而不是像高大泉、张金发一类的“村干部”。

  “干部”是当年的叫法,突出人群中“骨干部分”的意义,其意着重于在行动上起模范带头作用。“官员”是时髦的叫法,强调的是在人群中占据的位置——“官”者,“冠”也,也有“管”的意义;总之是在高端管理众人之意。“官员”的意义,大家都能自己去体会。而“干部”的意义就需要看看书里的写法喽。

  书里最重要的两个干部就是县委书记梁海山和县长谷新民。这二位在“引子”里都亮过相——谷新民当时是参加抗日的“大少爷”,被日伪抓了起来,在刑讯室里受到了酷刑,架出来时,浑身是血。旁观者有高大泉和秦富,一个是满心敬佩,一个是浑身哆嗦。谷县长当时不愧为党的英雄战士。梁海山是在“引子”的最后时刻出场的,他在高大泉回河北的列车上,当时正赶上开国大典的电台实况转播,全车人激动万分。最后大家分别选出了工农兵和干部代表讲话,梁海山就是干部代表。他在讲话中说:共和国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等到正文中这二位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冲突。但是那时候的“干部”毕竟是干部,谷县长进入老百姓之中的举动是抄起工具就干活儿,虽然别人一认出来马上就转换角色,进入关怀群众的谈话模式,但毕竟还有一个干活的举动啊。梁书记更不用提了,为了给农民生产自救找门路,上山找矿石,竟然摔伤了腿、差点丢命。最后竟然不顾腿伤让警卫员用自行车把自己从山区驮回县委大院。

  本书以大量篇幅写了二位领导人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是思想和路线上的分歧。谷新民的主要思想就是建国以后党的任务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梁海山则像他在列车讲话中说的一样,共和国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实际上他们二人的地位正处在中间状态:在他们的上面——一直到最高的领导层,层层都有他们的两种思想的斗争。而在下面的基层群众中,有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秦恺等一大批要彻底挖掉穷根子的人;也有冯少怀、张金发、秦富、周士勤这样或多或少想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人。这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事实,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出了符合农村实际的工作方案。但是果真如此吗?本来的目的是上山,上到半山腰了,遇到了困难,怎么办?出现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一种是暂停,巩固当前的位置,等待以后有了恰当的时机,再继续前进。这两种想法在理论上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必须把它们拿到当时的实际中来考量,才能看清它们二者的实质。前面一种想法是梁海山的想法,它代表的是农村中翻身农民的利益——翻身农民刚刚分得土地,缺少必要的生产工具,缺少粮食等生活用品,他们的根基是脆弱的。如果不继续向前走,他们刚刚翻过来的身子很可能就会“翻”回去。后面一种方法是谷新民的想法,它符合的是那些财大气粗,实力雄厚的富裕农民的利益。而由于前一种方案需要研究和寻找乃至推广具体方法,所以上来的时候,没有宣传,也没有提什么口号。后一种方案由于是一种表面上“原地踏步”的方案,所以方法都是信手而来的,于是张金发在区里开了会回来之后立即就在村里刷上了标语,亮出了“发家致富”的旗帜。而且还发布了“雷人”式的讲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口号在当时的农村一出现,立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我们看看郑素芝怎么说——

  郑素芝说:“是呀,谁能想到,没地发愁,有地还发愁?虽说两种愁不一样啦,怕往长想,怕往远虑。你说,多让人糟心呀。”邓久宽见邓三奶奶还是一个劲儿朝他使眼色,就接着说:“想起今年春天,真够窝囊的。我虽说不会写,不会念,肚子里边可有盘算。让大家发家竞赛,上边这份心意是好的,我领情,我不能说别的。可是路不对呀。咱们翻身户,越走离着那个‘发家’不是近了,更他娘的远了!”郑素芝见邓三奶奶朝她努嘴,赶忙又接着男人的话茬儿说:“是呀,光嚷嚷让我们上山,说上山好,上山为我们着想。可是,还让我们顺着河沟子上,怎么拚也是在水里打扑通,山下边打转转。闹一遭儿,那山不是为多数人家的,是为冯少怀这号有翅膀子的,人家早飞到顶子上叫唤去啦!”

  结果就是除了少数像高大泉家这样人口整齐,兄弟俩精明强干,能够靠劳动把身翻稳了的之外(但也不一定,天灾人祸谁知什么时候碰上),大部分翻身户的地位就会不稳,最后的结果是或早或迟都得“翻”回去。而冯少怀一伙就会如鱼得水,成为农村中新的剥削势力。所以谷新民的路线,表面上看来是暂停前进、巩固当前秩序。其本质上讲,是一种倒退的路线!现在这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各代表谁的利益已经昭然若揭。而共产党解放、土改、建国的初心是什么呢?难道是回到革命以前吗?现在经常说了“危机,危机,是危中有机”,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这句话,但还是有这个思路的——梁海山的方案就是。梁海山要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正好对上了高大泉们探索的道路,那就是互助合作。高大泉上来的时候是那么做了,但是是逼出来的,缺少经验和理论;让高大泉疲于奔命,最后是连滚带爬才让广大翻身户都把地给种上了。后来高大泉从梁海山那里得到了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看到了红枣村成熟的互助组,还有雄鸡寨初具规模的合作社。心中马上有了底了,坚决要带领广大反身农民走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

  而谷新民在高大泉他们前进的过程中,是作为一个上来不支持,后来觉得可以利用,就把芳草地作为了“自己的点儿”,这有点下山摘桃子的味道(但所幸梁海山不在乎,是梁海山不顾个人得失、一切为了人民的境界使然)。但一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就会退回到自己原来的立场,在第四部里的“砍社风”中,他干得最欢。燕山区的合作社被他一网打尽,又转过身来到天门区,大显身手。那时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不仅张金发孤注一掷,冯少怀蠢蠢欲动,就连歪嘴子都想“帮他一把”。最后在高大泉他们的抵制下,在上级领导实事求是的纠正下,他的“砍社风”才算停止。

  谷新民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说到底,他就是不相信农民会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他出身在乡村地主家庭,但是富于对穷人的同情心,悲天悯人而又高高在上。他认为农民就应该是小农经济,农民的自私是正常的,因为农民太可怜了。所以他对那些符合他心目中的形象的农民——如秦富这样的人,是欣赏的;而对于高大泉这样的新型农民从心底是排斥的。所以他愿意当农村中小农经济的代理人,愿意中国农村永远处于小农经济各家各户奔小日子的其乐融融的气氛之中。但是他的理想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按照他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只能是两极分化——秦富那样的只能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看看“引子”里秦富出场时的状态和心态就能够推断出来了。

  梁海山是作为谷新民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一个带有几分理想色彩的干部形象。他的理念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干部的作用就是要引导群众走上自我解放的康庄大道。所以他积极推进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积极为群众谋出路(为了寻找磷肥矿石甚至差点丢命)。他和谷新民不一样,对于合作化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他不姑息。但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大方向,他是绝不动摇。例如对待红枣村的苹果树“事件”,就反映出谷梁二人不同的工作方法。

  红枣村出乱子了!

  梁海山和谷新民正是为了解决一场意外的“乱子”,才赶到这儿来的。

  去年秋天,北京的一家国营企业在红枣村北沟里,开辟了一个采石场,他们设置场地、建造住房,占了几亩山坡地,就拨给农业社两千块钱的补偿款。会计领来这笔钱就跟大伙儿商量,应当怎么处理它合适。一些社员要求按人口分掉,社干部有人赞成,区里领导也有人点了头。支部书记杨广森却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他主张把这些钱用到发展集体经济事业上边,从长远看,好处多。区委书记老崔,马上就热情支持他这个主张。说来凑巧,这时候,盘山林场正要出售一批苹果树苗。杨广森得到消息以后,对大伙儿说:“要是在山坡子上开辟成苹果园,几年以后,红枣村可就大变样了。”不少的人对这件新鲜事儿,不会一下子就能接受的。他们说,咱这地方长杏、长枣、长柿子、长山里红,从来没见过一棵苹果树;把那么多的钱花在不保险的事情上,实在让人心疼。可是杨广森主意拿定,说服这个,动员那个;大伙碍着面子,不好意思一口咬定反对他;加上老崔亲自到村,表示支持。开了几个会,也就形成了决议。于是,他们把两千多块钱全部买了果树秧,七天大突击,就都栽上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下栽上了一个祸害。去年天旱、地干,他们没有组织社员再浇一遍水;人冬以后,也没有用山草把小树秧裹起来,临近春节,又赶上奇寒。结果,把百分之八十的苹果树秧都给冻死。本来这件事情应当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偏巧一个放牛的老头,因为一头牛钻进树园子里,撞折了一棵,一细看,是死的,起了疑心。他又检查几棵,也是一撅“嘎巴”响。他回到村里一宣扬,这一下可就炸锅了!杨广森跟高大泉一样,从党员训练班毕业回村正巧遇上这场乱子。他本想按照学到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带领社员大干一九五五年。没想到,一进门槛儿,就被抱怨声给包围起来。有的社员连会也不开了,活也不干了,明明手里有钱,也跑到社里借支;不借给,就跟会计大吵大闹。区委书记老崔闻到信赶来,想帮着排解排解纠纷,也给陷了进去。有人认为他袒护干部的错误,说什么也不肯听;折腾两天,不仅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越闹越乱糟。(前进的道路不平坦啊!有些人看到不平坦就想倒退,可倒退就一劳永逸吗?)

  燕山区是全县两个重点区里边的一个,红枣村又是最早搞起互助合作组织的模范村,闹出这样的问题,影响极为不利。所以听到老崔的电话汇报以后,梁海山和谷新民两个人,就连夜地赶到这儿。

  王友清在村南边、山坡下的大柿子树跟前碰见了县里的两位领导。

  看样子,他们好像刚开完会,或是刚吃完饭,到外面一边散步,一边谈心。梁海山的脸色通红,谷新民的脸色苍白。王友清做梦也没想到,这儿遇上了倒楣的事儿,开口就问两位领导燕山区的书记老崔又在这儿搞起什么“新名堂”。两位领导就把红枣村发生的风波简要地告诉了他。

  王友清听了,先是一愣,紧接着,胸口就怦怦地打起鼓来。他迫不及待地叮问:“你们来了以后,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谷新民扔掉手里的纸烟根儿,使劲儿裹了裹苫披着的皮大衣,语调沉重地说:“你太乐观喽。不会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呀!”梁海山却显得很轻松地接着说:“是呀,不容易。不过,要认为解决起来就难的不得了,也不合乎实际。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嘛。我们要是不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办起这么多的农业社,哪会有这种样式的乱子发生呢?依我观察,包括那些意见最大的社员在内,谁也不想退回去单干。他们都想前进,都认为应当前进。这是最有利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认为,不论出现什么乱子,总归能解决,肯定能前进。”(坚决同意梁书记)

  王友清说:“燕山区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没有想到。”梁海山说:“是呀。你没有想到,杨广森、老崔没有想到,我和老谷也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还大惊小怪什么呀?如果打屁股,先打谁呢?我看得先打那个‘没有想到’的县委。燕山区是县委抓的山区典型嘛。在县委里边,我又得先挨打。我分工包这个区嘛。”(想起毛主席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谷新民轻轻地摇摇头说:“我觉得,目前不是评议谁承担责任的时候,而是要设法平复群众的不满情绪,”

  梁海山反问他:“你说,靠什么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平复呢?”

  谷新民说:“我们两个,应该当众批评杨广森和老崔的错误,不能袒护;在经济方面,从县里开支一些钱,补上他们的损失。”    梁海山大手一摆:“你这两条,都不合原则。杨广森要把补偿款用到建苹果园这件事做成以后,县委发了通报,向全县表扬,这说明我们是支持他的;到了冬季,县委既没提醒他加强管理,也没有再派技术人员帮助检查,这又说明我们没有支持他。如今乱子闹出来了,你光批评杨广森,他自然有口难辩;拨一些钱给他们填上坑子,群众也会满意。结果会啥样呢?是非混淆了,真正的经验教训没有总结出来,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把群众的思想引到歪道上:红枣村这个模范村,就算报销了!”(谷县长的工作方法很像现在的一些人,除了给补钱之外。)

  谷新民苦笑了一下,说:“你呀,并非原则问题,也是这样地难以转个弯子。好吧,你认为怎么解决合适,就怎么解决。我下午要回县了。我得赶快跟田雨到别的区看看,免得再闹出新花样儿来。”他转身向发呆的王友清问:“你们那儿怎么样,还平安吧?”  王友清说:“眼下,倒没有发生什么事儿。”

  谷新民放心地点点头说:“这就好。你要盯着芳草地,可不能让他们那儿也闹点什么乱子。对啦,他们那个改造土壤的试验,商量了没有呢?”  王友清回答说:“高大泉回村以后,发现一些情况,想不先动手搞这个…… ”

  谷新民又点点头:“好,小心点儿干好。”(合了谷县长的意了)

  梁海山立刻追问:“怎么又不搞了?他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劲头儿很足哇。改造土壤,变更自然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他们要是搞成功了,就会给半个县的地区打开迅速发展生产的门路呀!”

  红枣村苹果树事件,也是一个“危机”事件。而谷新民从中只看到了“危”而没有看到“机”,倒不只是他缺少辩证认识,而是他从根上就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缺乏认同性。思想原因就是他认为农民是天然的个体小生产者,要让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是一件受累不讨好的事情。让农民个体经营、自生自灭,农民好坏都会自己认头,而自己不用负什么责任。其实张金发的“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政府管不着”这些雷人的“假语粗言”的根子,就来自于上面这位文质彬彬的领导。而梁海山不同,他认为这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是一种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当然对于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发展,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标准。而几十年的实践已经给与了明确的回答,尤其是在农业、农村、农民这个问题上。所以到底什么是实事求是,是梁海山式的?还是谷新民式的?我觉得他们二人实事求是四个字中前三个是做到了,即做到了“实事求”,而求来的到底是什么?是“是”,还是“不是”那就需要认真地考虑喽……

  书中对谷梁二人有着很多生动的描写,这大概因为浩然老师在生活和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上级领导干部的缘故。有兴趣的读者去读原著吧。哦,前面还有一个“爱情”的欠账。谷县长和夫人老孟就不说了,两人是知识分子的相敬如宾,书中的笔墨也不多。而梁海山与其老伴“柏同志”的爱情——或者说是家庭生活,书中还是描写了一些的:

  这儿原来是一个小花园,有假山,有亭子,还有一个养鱼的小池。梁海山喜欢这块空地,就把三间小屋简单地修整一下当宿舍,接着又把一些老朽的树根和芜杂的灌木丛刨掉,把乱七八糟的石头收拾整齐,开辟了一块小园田。如今这儿种上了棒子和高粱,幼苗已经高过膝盖,绿油油的一片(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住户也曾经种过粮食蔬菜,只有最有情调的一家例外,人家种的是高雅的花卉)。小屋前的槐树和枣树中间拴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上边挂满一串刚刚洗过的各种颜色的衣服和布片。   梁海山的爱人柏秀荣挑着两桶水,从另一端的小旁门走过来了。(劳动妇女的形象)   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四十岁左右,体魄粗壮有力,只是头发里过早地掺上了灰白,给她的气质中增添了浑厚,也增添了苍老。据说,这女人十八岁嫁给矿工梁海山,二十年没有享受过一天安静舒适的日子。因为梁海山带头闹罢工,她受到牵累,坐过外国人的监狱;后来,因为梁海山扔下家,带领一批工友到冀东山区参加了抗日战争,她拉扯着孩子讨过饭。如今打出了天下,好象该过几天幸福生活了,梁海山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好好地照顾他们。今年春天,由谷新民做主,派几个人把柏秀荣和孩子们接到县城,梁海山又固执地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山农村落了户。(老梁你这样大公无私好吗?将来你的孩子不会当干部,更别提走上领导岗位,那若干年后在领导岗位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女人常常到县城住几天,不是享受团聚的乐趣,而是来替梁海山拆洗缝补,看守这三间空房子。对富有同情心的县长谷新民来说,这女人是他常常同情的一个。

  这就是梁海山和老伴柏秀荣之间的家庭生活,看似平平淡淡,实则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就像鱼和水一样互相离不开。或许舒婷的《致橡树》里的一些词语,能给他们的爱情做一些注解。但感觉《致橡树》对于梁柏二人来说太小资了,太细腻了;但有些词句还是适用的。复制过来了,感觉全诗的意境也不错,就全部粘贴在这里吧。感谢当代科技的发达,让我们的写作能够走些捷径。

  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足下的土地。

  梁海山和柏秀荣没有《致橡树》中的小资情怀,但《致橡树》对于爱情的刻画,还是适用于二位老人家的——这是我借花献佛,在梁柏二位壮年生活时代的六十多年之后,用我也曾经崇拜过的诗人的一首小诗,向党的优秀干部代表致敬,愿他们的精神永存人间!

  说完了县长和县委书记,我们再来谈谈区长和区委书记。

  解放初的区县行政规划,和现在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县下面辖有若干个区,区下面再有乡。

  比如那时候有天津县,下面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天津县的有关资料:

  1912年(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成立。是年7月,撤销天津县的建制,保留了"府";1913年4月,又撤销天津府,重建天津县。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津特别市"。天津县划归河北省,县治迁到灰堆。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管的直辖的天津市。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建立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成立天津市人民政府。1952年4月21日,天津县划归天津市,县治在咸水沽。1952年10月10日,天津市将原行政区合并为8个行政区。同时,将市区农村部分划归天津县,将原天津县的灰堆地区划入市区。1953年5月14日,天津县行政建制撤销,设立了东郊、西郊、南郊(后来划出大港区)、北郊4个郊区。即现在的东丽西青津南北辰及大港五区。(其中南郊划出大港是根据我的记忆,这个应该准确。原文没有大港,最后两个字是“四区”)

  天津县还没归天津市管辖的时候,我猜测应该归天津地区(也就是刘青山、张子善当领导的天津地委)管辖。那时的天津县下面也是有大概十个区。《金光大道》中的行政区域划分应该是和当年的天津县差不多的。XX县下面辖有若干区,其中有天门区、燕山区。天门区下面有梨花渡乡,芳草地村就属于梨花渡乡管辖。

  田雨和王友清就是天门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田雨出身贫苦,解放前从外地一家子过来投奔火车站上“扛大个”的哥哥,没想到哥哥已经被火车轧死。一家人困在山洞里。他只好出来打短工,没想到碰到了歪嘴子利用张金发给短工们下套,又幸亏遇到了“少侠”(应该说是本阶级觉醒的小战士)高大泉,才得到了自己的剩余劳动的报酬。后来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土改后到了天门区当区长。田雨工作公私分明,虽然他和高大泉是“故交”,但在工作中却能一视同仁。张金发和高大泉有矛盾,而且根据他过去对张金发的印象,而且高大泉的叙述也和他心中二人过去的行为逻辑一致,按常理他应该会偏向高大泉。但他并没有先入为地把张金发划入另类,而是试图帮助他走上正路。书中写到:

  田雨对张金发的过去有所了解,同时也听到高大泉介绍了他的现在状况。可是这位区长并不以此为框子就给一个同志草率地下结论(不能偏听偏信,不分亲疏,客观公正,好区长,当官不像官。)。他认为:张金发在旧社会虽然不是苦大仇深,但他毕竟是受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这就是可以帮助他变化成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基础,就是他能够走上革命正路的好条件。

  就是凭着这种“不让一个同志掉队”的想法,田雨对张金发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帮助。虽然最后,没有挽救过来,但却尽了最大的努力。田雨做这些并不仅仅是什么个人的“问心无愧”,而是为了党和广大人民的事业。田雨是一个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金光大道》对田雨的描写是成功的。写到“描写成功”几个字,不由让人感慨:看不出《金光大道》对哪个人物的描写是不成功的,书中找不到一个“沙僧”式的人物。所以书评很难写,要想把全部妙处写出来,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我这种概括力很差的人来说。所以,最好是去看原著。所以田雨我也只能写到这了,再写就成了人物传记了。

  再来说说区委书记王友清。写到这里有点累了,再偷点懒。复制粘贴一段王书记的出身历史:(本人的红字心得没有去掉)

  王友清是千千万万被革命洪流卷进大时代海洋里,穿上了干部服装的农民中间的一个。他家住在京榆路北边平川地止,是一个界于贫农和中农中间的那二类庄稼户。同村一户人权势的地主霸占了他家仅有的一片枣林。他那会儿没有什么觉悟,只凭着少年气壮跟地主打开了官司。根据地的抗日政府却十分明朗地站在他的一边(抗日民主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时期不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使他轻易地把官司打成了。感激恩德的思想,促使他靠近了革命,积极地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京愉路,在他的家乡安了据点。他那个冤家对头的儿子也随着国民党的队伍开过来,声言要“报仇雪恨”。王友清被迫离开了农家院,扛起了枪杆子。为了消灭仇敌,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解放全中国, 他一心一意地战斗到平津解放,大军南下。当时,他的家乡土改了,敌人被镇压了。他是多么迷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太平日子呀!他像迷了心窍一样,三番五次要求离职,甚至宁可受党纪处分,也要回家当农民(当时那样的人不少啊,革命队伍上很苦啊)。当时还是副县长的谷新民狠狠地批评了他,指出他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给他讲解全国解放以后大兴建设的光明前程,让他远看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接着,又把他送到设在草桥村的地委党校学习。让他服从了组织,比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但是他并没有心服,只是出于对这个领导者的敬畏。那时候,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道路就是在庄稼院安安定定地过小日子。他留恋那个独门独户的小院,留恋那五间石座瓦顶的大屋子,留恋那一出后门口就看见的土地、枣林,还有槽上的牲口,圈里的肥猪。他过烦了颠簸不定的县区干部的生活:终年背着行李,这一村那一村的走动,雨季要住在堤上防汛,冬天要蹲在炕上整夜开会,总是提着心,怕犯错误,怕出差错;同时不仅养不了家。穿衣、抽烟都得到家里去拿。他觉着这样下去总不是长远之计。

  王友清在人生道路的岔口上没有拐弯,而直走下来,越走越显得坚定,这是因为遇上了两个意外的形势变化。第一个意外,是他这个有名的“退坡干部”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提拔为天门区的区委书记。使他看到自己的前途、身上生发了一股特殊的劲头,工作很积极,学习很努力,甚至一反常态,连生活作风、一举一动都起了变化。第二件意外的事情是最近发生的。在他自己还没有过高的地位追求和荣誉奢望的时候,他负责的天门区突然成了谷县长抓的重点区,而且各项工作一直处于受表扬的地位。这就更加稳定了他的脚步,开阔了他的视野。更大的成功和胜利的追求,正在鼓动着王友清。(这是当时许多干部的思想状况。所以还是主席说得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他用大头针把纸片子别住,叠好,装进牛皮的挎包里,暗自笑笑想:什么“三十亩地一头牛”,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算个啥呢;努把力,把天门尽的工作搞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好日子,天门区成了最富的区,天门镇建成小城市,把家属往这儿一接,那不是最幸福的日子吗?那个偏僻的小地方,那片枣树林,那几间石头屋子,有啥了不起呢?

  以上就是王书记的往日经历和当时的思想状况。王书记是一个实际的人,他需要工作业绩,也希望少出岔子。开始的时候他迷信谷新民,后来看到谷新民也不是事事都对,所以谷新民在他心目中也不是权威了。前期他是紧跟谷新民开展“发家致富”工作的。后来“发家致富”的口号流产了,高大泉的互助组、合作社成为了区县的一面旗帜,他对芳草地的工作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对于芳草地的工作,和高大泉的态度;虽然他做法上和谷新民有些相似,但是他骨子里和谷新民不同;因为他是农民出身,知道农民的甘苦,知道农民想过什么日子。再加上高大泉的工作又能给他带来业绩,所以当芳草地遇到什么风波的时候,他的内心基本都是倾向在着高大泉这一边。但在大的行动上却是跟随着上级的,只是时不时地还私下里跟高大泉他们交换一下情报。王友清的形象也是一个不可代替的“这一个”。

  区级干部说完了,应该说说乡级干部了。确切地说是两位警卫员,后来当了乡一级的干部。一位是谷县长的警卫员小刘——刘维,另外一个是梁同志(都这样叫,大概梁海山不喜欢别人叫自己的“官衔”)的警卫员小苏——苏登云。下面我还是引用原文吧:

  先来看看小刘

  小刘名叫刘维,原来是谷新民一个旧时同学的孩子。那位老同学年轻的时候,读书和做学问相当用功,而且富有上进心。谷新民很敬慕他。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那位本来很有作为的人,开始逃避残酷的斗争,后来只因为瞧见谷新民为参加抗日活动坐了牢、受了刑,就渐渐地变得消沉下去;教了几年书,混不下去,又弃学经商,在春水镇搞了个小小的文具店。解放的第二年,文具店关了,转到区里一个供销社当会计。那年,他找过谷新民一趟,要求县长把闲在家里的儿子带出谋个事情做。谷新民念旧时同窗之谊,就答应下来。等到那孩子来到政府大院一看,很合心意,便留在身边当了警卫员。刘维这孩子刚到领导机关那一阵儿,不论干部和家属都很喜欢他。他头脑聪明,口齿伶俐,办事利落。大家都估计到,几年之后,他会出息成一个很不错的青年干部。这两年光景,他一直生活在上层,一直在领导干部身边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本来他的消息就灵通,又特别好活动,爱到处打听,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加上谷新民对他的宠爱,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言行熏染着他,使他渐渐地变得轻浮起来。有些事情落到他身上,习惯以指派者的职衔来决定是顺当着干,还是不顺当着干,县委以上的干部支使他,多小的事情也当大事来完成,一般干部来支使,即便是很重要的工作,他不是拒绝接受,就是拖拖沓沓。同时他还滋长一个小毛病,到直属单位办事情,为了方便、顺当又有气魄,好打“县领导”的旗号;常常摆出一副“特使”的架势,稍不顺心意,还会耍个小脾气,训人家几句。还有,就是他那个传播小道消息的毛病也很厉害,从领导同志那儿听到一件新鲜事儿,忍不住要对别人讲;别人提个头,他马上续个尾,显示他知道的事儿多,见解高明。这样一来,惹得好多同志都不喜欢他了;只是碍着县长的面子,当面不说,背后议论几句而已。

  对小刘的描写很真实,我就看到过这样的人:二十多岁的留着小平头的小科员,在领导面前跑前跑后,是多么可爱的大哥哥啊!等到了四五十岁,自己当上了领导了,再见到前任领导的家属的时候,那一张“副处级的脸儿”,可真够涩的。

  再来看看小苏。

  等到身边的两个人先后走开,小伙子的脑瓜里,仍然叨念着小刘说的那件关于芳草地的事情。不知怎么,那些话,勾引他想起家里的妈妈。前几天,妈妈求拉种子的大车把式捎来口信,让小苏把节约下来的小米票给家里寄一些去,好给农业社凑钱买一头拉犁的牛。妈妈还拿芳草地去年运粮食买大车的事儿,鼓励他满足这个要求。他爸爸过去是个游击队员,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那年,押着驴驮往奇峰岭那边运公粮,遇上敌人,牺牲了。家里就有小苏这样一个男孩子。大军进关那年,他硬要跟上部队参加打天津,给他爸爸报仇。他年纪小,个子也矮,人家不要他。他追在人家后边,往回赶他,他就哭。闹得部队首长没办法,路过县城的时候,好说歹说,把他留给了地方。他先是在燕山区当交通员。梁海山在那个区带队搞土改的时候,他妈就去找梁海山,说:“我就登云这一个儿子,一个劲到处乱跑,怕他学不好。求领导拉巴拉巴他吧。”等到梁海山留在这个县里任职,就把苏登云调到身边,当了警卫员。开头,小苏跟上这么一个大干部,挺胆怯的,可是后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对梁海山产生一种父子般的感情。过去他常常想家,总请假往家跑。这几年,他离不开梁海山,走到哪跟到哪,硬逼他回家,他也不回去。有一次,梁海山还为这个发了脾气。他吓得呆在机要室躲半天,也不肯走。后来,还是梁海山的爱人柏秀荣出面劝说,说有她来照顾梁海山,不会有啥事,小苏才肯动身。可是他只在家里住一晚上,就跑回机关。从那以后,妈妈就不怎么打听他的情况了,也很少捎信来(看到孩子成长了,放心了)。去年冬天,村里办起一个八户的小社,他妈还是副社长。他妈捎信说:“咱家没有人力,大小总有个脱产的外边搞工作的人,为了给集体买上牛,应该寄几斤粮票,表示一点心意。这会儿,小苏的心里边,自然翻腾起去年芳草地高大泉和那些积极分子,为了操持一辆车,闹的那场乱子;想到小算盘告状,想到徐萌下乡,想到那一次,成立农业社的大会上,梁海山和高大泉讲的一些话…… 别看小苏平时不大爱说,对好多事情,他心里可是明镜似的。他知道梁海山想把这个县办成个社会主义的县,想在每个村子都办起农业社,想让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农业社,走上新路;因为这个,梁海山很重视芳草地的农业社,很器重高大泉,常说高大泉是先进人物,有前途,要把他办的那个社当一杆旗那样树起来。可是,县长谷新民在好多事情上跟梁海山的想法是扭着劲儿的。不过人家是大干部,不会乱吵吵就是了。高大泉他们刚顺当几天,谷县长又给他小鞋穿,这可怎么迈步子呀?

  这是他们还在当警卫员的时候,小刘就开始了心机生涯,而且还爱传闲话。而小苏则是除了一心一意照顾梁海山之外,其余的心思就是想着和自己母亲命运一样的翻身农民的生活了。这样的两个人,当他们从领导身边离开,走上所谓的仕途的时候。他们对待下面老百姓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小苏,苏登云离开梁海山,干的是公安员工作,他下乡办事,没有架子,虚心向下面的群众学习。他和朱铁汉、周永振调查“车轴事件”的时候,思维严密、设计巧妙、配合默契。终于使案情有了突破。可以预料,不论将来小苏做什么工作,他都不会忘了人民。

  而刘维呢?他离开谷新民之后到了梨花渡乡,担任总支书记。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对待下面的群众的。

  那两个乡干部一个是原来谷新民的警卫员、现在的乡总支书记刘维,一个是从南边雁庄提拔的武装干事赵景元,一个拄着棍的老头,拉着一个小男孩,几乎是跟高大泉同一时间从另一个方向走到乡政府门口停下了。身上披着有狐皮领大衣、穿着新做的蓝斜纹布棉制服的刘维,本来想跟高大泉打招呼,见那个老头冲着他要开口,就抢先皱起眉头对老头说:“你怎么又来了?”  老头被堵了这么一句,也不计较,仍是一副温顺的神态,说:“刘书记,我的事儿没办妥当。我还得来麻烦你。”

  刘维依然冷冷地说:“不是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吗?还怎么办妥当?”(脸难看,事难办。当时就有啊!)  “同志,那样办,我们这一老一小,活不下去呀!…… ”“找找亲戚朋友嘛!”

  “十天半个月的靠亲戚行,太长了,人家也是难办哪…… ”“哦,亲戚难办,农业社就好办了?把人家集体给拖垮了,谁负责任?”

  “刘书记,我保证不连累农业社。你放心。眼下,我还能摸索着干点活儿。我这小孙子,过几年也就顶用了。”

  “那就先对付过,等孩子能劳动了再说。”

  “同志,同志…… ”

  刘维不耐烦地一扭头……

  看到了吗?这就是刘维刚刚离开谷新民,到乡里任职的表现。这就是他对待困难群众的态度!而且他还影响了整个“乡政府”的风气都不正,在往下就可以看到不光是他,是整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对那个生活走投无路的老人,持嘲笑态度。这样下去,下面的问题能不多吗?老百姓能不上访吗?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他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不干,哪来的本事?),他的特长除了传闲话,就是恭维上级领导了。这样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一定会带坏整个党和政府的办事机构。把人民的政权,变成无情的官僚机器!

  毛主席时代为什么隔一段时间,要搞整党,要搞政治运动,要有大字报?就是防止刘维这类人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

  另外刘维还有很多不正派的地方,比如在个人恋爱方面。这些不多写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自己去读原著吧。

  

6

 

  到这里本文该结束了,但忍不住还要加点,就是书中还有两个特殊人物——朱铁汉和邓久宽。我想简要谈一下(不知能不能“简”下来)。

  想说说朱铁汉,无他,因为喜欢。这个人物是我全书中最喜欢的人物。整部《金光大道》大概描写了近百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那些有故事的人不要说了,就是故事不太多的,张老八、张小山、秦有力等人,哪个不是呼之欲出?

  就连描写不多的张老八、张小山都是那么生动。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对话——

  这会儿,张老八正站在家门口,扯着大嗓门儿,骂他的本家孙子、东方红社的社员张小山:“你他妈的,天生的吃里扒外的东西!你不拿出劲头来成全你金发叔,去帮别人拉套,有良心吗?” 张小山是张家门唯一挨张老八的骂而心不服口也不服,又敢表示不服的人。他是挑着水桶,刚从井沿上回来,被张老八拦住的。他正在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回敬着张老八:“我们搞的农业社,走的社会主义道儿,我成全的是自己,给自己拉套。这咋算没良心?” “你这个王八羔子,是安心把村长压下去,压到十八层地狱,对不对?”

  “他是变着法儿压别人,想让别人再接着茬儿受罪。我不拿个家什在手里,干等着让他一口吞下去呀?”

  张老八并不混,不会像滚刀肉那样混起来。脸和屁股都不顾。他对眼前这个已经“叛变”了的不服气他的人,骂完以后,从来是适可而止,决不纠缠;因为纠缠起来,常常没有啥结果,也有失他的长辈尊严。当他见张小山挨了他的骂,没走开,反倒凑上来了,就一摆手说、“你快给我滚蛋吧!张家门儿里没你这号东西。你往后爱往哪儿靠就往哪儿靠,靠上个真龙天子,我也不眼馋。可有一件,不允许你再到我面前显摆。听见没有?”

  张小山是个刚成家立业的青年,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独立生活的时间都不久。他就是在这不长久的实践里,看穿了“宗族本家”的欺骗性和残忍性。他老跟张老八顶着牛,就因为张老八死命地要保护这个害人的脏东西,只要碰上茬口,他就要安心地纠缠下去。用最美的词句颂扬高大泉和他搞的农业社,用最坏的字眼指责张金发和竞赛社。在他看来,东方红农业社的每一点胜利,都是他投对了门、走对了路的一个证明,都是张家不少人对他嫉妒、怀恨的一种失败。他不能够轻易地放过今天这个好机会。他把扁担换到另一个肩膀上,继续回敬张老八:“这怎么是显摆呢?长长的泄水渠在村南地里躺着,盖不住,也藏不起来;表扬稿子嘛,白纸黑字儿,在报上印着,已经传到全县、全省、全国了。我不信你们竞赛社的人不眼馋,不眼热,说不定都红了眼…… ”

  张老八发怒了:“滚!滚!滚! 再胡说八道,我揍你个兔崽子!” 张小山根本不怕他,非把想说的话说完不可:“生哪家子气呀?要是这么爱生气,你们得气破了肚子。告诉你们吧,这回支书开会,又带回来新精神。我们东方红农业社,又要大干大闹一场。我们还得红火哪! ”

  张老八对这句话似乎挺动情,故意说:“屁,你们除了捅个破水沟子,还能有啥新鲜的! ”

  “不信就等着瞧吧!”

  “你说啥事儿呀?”

  “这是机密!”

  “什么机密?”

  “怎么样,眼馋了吧?眼热了吧?”

  “他妈的!谁眼馋、眼热你们个屁!”

  “那您为啥红了眼问我们的机密呢?”

  张老八闹了个倒憋气。

  张小山哈哈大笑地进了他家的大门口。

  怎么样,这一老一小是不是从纸里出来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没在您眼前?这就是浩然老师的功力。

  好了,我们先来谈谈朱铁汉。为什么陈爱农老师会爱上朱铁汉,而且知道俩人之间的差异,有亲朋好友的干涉,还有刘维“好心”的规劝,以及自己的犹豫。但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因为小伙子不光是品德优秀、能力强,而且个人魅力十足。在书里高大泉可敬,而朱铁汉可爱。(张小山后来就处处模仿朱铁汉)。

  朱铁汉是一个不断成长中的英雄形象。他在正文第一部第一个出场,这一出场就确定了他本书“男二号”的位置。开始的时候,他粗犷、爱开玩笑。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他逐渐走向成熟。他的成熟可以说是“压”出来的,他出场时二十一岁,到本书结束也就是二十五六岁;但是后来他的身上是加上了多大的压力啊!不成熟,行吗?

  朱铁汉开始的时候一心一意跟党走,但他不知道党内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二十一岁的他,虽然不大理解,但因为自己家里并不像邓久宽、刘祥那样有困难;虽然感觉“发家致富”这个口号别扭,却一时还看不到它的危害性,所以他就把贯彻宣传这个口号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他让秦文庆写剧本,动员周丽萍演戏;遭到周的抵制后,还冲人家发脾气。后来经高大泉启发教育后,他看到了这个口号的本质。于是他愤怒了——

  朱铁汉想:土地改革本来是救穷人出苦海,登着云梯上天堂;可是让他们这样一伙人搅得翻身农民又在浑水里蹬了一春天,看不着边儿,摸不着底儿,随时都有可能没了脖子,再喝几口苦汤汤。他想:今天你冯少怀要干什么呢?你为啥这么得意呢?“发家竞赛”让你尝一到甜头了,你咬着不想撒嘴了,你那吃人的嘴张得更大了,想用这个政策当你的刀子,想让张金发这号党员当你的牙,想把穷人都当你碗里的肉,你想把芳草地的房屋土地一口吞下去?你好恶毒哇,你!

  朱铁汉看着冯少怀那窝瓜脸,听着冯少怀敲破锣似地喊叫,胸膛里的熊熊烈火猛劲儿烧。土改后这一冬一春二百天,在他看来,等于二十年。病了三天三夜,他在心里把一切一切都翻腾了一遍;咬着,嚼着,品着滋味,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他越发看得清楚了。——他咬牙切齿地想:冯少怀,冯少怀,你别耍手腕了,你假惺惺唱着拥护党员的歌子,清清楚楚,你拥护的就是帮着你吃穷人肉、喝穷人血的那号假党员!(年轻的铁汉有了这一次的“长考”。“棋艺”应该长一大块。且看下文。)

  冯少怀见朱铁汉冲着他发楞,还当是受了他那番话的“感动”,又连声喊:“铁汉,铁汉,这回咱们芳草地可抖神了。张村长叫你,快去领奖状吧!”  朱铁汉突然吼一声:“呸,我去领奖状?我去领你们的脑袋!”接着,把拉扯他的人猛地甩开,回手夺过吕春河拿着的铁锨,两手端起,朝冯少怀那边扑过去。

  见此光景,一所有的人都吓慌了

  冯少怀和秦文吉吓得丢魂落魄,抱住脑袋,妈呀乱叫,缩成一团。(真像现在2019年的街头“扫黑除恶”的漫画。/捂嘴笑)

  活电报万淑华和几个孩子吓得四处乱跑

  铁汉妈和邓三奶奶吓得大声喊叫。

  吕家兄弟吓得追上前去要拦挡。

  在这一眨眼的工夫,朱铁汉己经扑到南墙下。他举起那锋利的铁锨,咬牙瞪很,用尽平生的力气,“嚓!嚓!嚓! ! ”

  南墙上边的那条白色大标语:“发家竞赛”上的“竞赛”两个字,被他铲掉了;第四锨,“发家”两个字铲没了一半儿。吕家兄弟已经抱住了朱铁汉的腰,抓住了他的胳膊,

  朱铁汉跳着脚,“吼吼”地喊着:“这不是咱们穷人的路,根本走不通,咱们不要它!”他又转过身,面对着吓得脸无血色的冯少怀和秦文吉,用更高昂的声音说:“告诉你们,只要我朱铁汉活着,还有一口气,你们谁也不用想在芳草地平平安安地走这一条道儿,死了 心吧! ”

  从慌乱中醒悟过来的人们听到这句话,好像是从他们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声音,立刻叫好,鼓巴掌。

  冯少怀惊魂未定,顾不上想想这句话,也顾不上强打精神抖抖威风,赶紧走开。

  秦文吉见势不妙,也追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跑了。

  哈哈,淋漓尽致,痛痛快快。我为什么能对新时代的芳草地寄予厚望?是因为书中朱铁汉说的“只要我朱铁汉活着,还有一口气,你们谁也不用想在芳草地平平安安地走这一条道儿”的誓言,现实生活中有一大批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乡镇。所以我相信,如果大泉不在了,铁汉会带领着芳草地的农民继续在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前进!当然,届时已经“进化”到炉火纯青的铁汉,一定会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芳草地也一定会保留自己的小特色。这一切一定会实现,因为芳草地的人已经跟着大泉走过了这么漫长的路,有极高的觉悟。因为大泉之后还有铁汉。我说这话绝不是毫无根据,看看铁汉的成长过程吧。

  上面那段情节来自于第一部 二十八节 “朱铁汉清醒了”。另外,还有第三部的三十六节是“朱铁汉借书”。第六十节是“朱铁汉调兵遣将”。整个一部书,带朱铁汉名字的章节题目就有这么多。占的比例不小,而且还有一些章节虽然题目里没有朱铁汉,但也是大篇幅描写铁汉的。比如“这就是专政”、“是我的爱人”等等。朱铁汉看透了发家致富的口号之后,就义无反顾地跟着大泉甩开膀子干起来了。小伙子在斗争中快速成长着,他的优点是性格豪爽,有错误不怕别人指出。第四部开头,大泉出去学习,二十六岁的他主持全面工作。当时东方红农业社家大业大,再加上他让全村的工作弄得晕头转向,也就放纵了社里的享受之风——多杀猪,让人出去收集猪头下水,早早放假逛大集……等到高大泉回来之后纠正,开始时他不因为自己辛苦半天没落好,有所抱怨,表面上痛快接受,实际上并没有细想,因为他信任高大泉,而且也不计个人得失,再者觉得是小事。可是高大泉再想深挖这一切的思想根源的时候,他忍不住了:“你还想挖出个反革命集团来?”最后当他听完高大泉彻夜讲完那些道理,他立刻明白了,又再一次跟上了高大泉的步伐……

  朱铁汉思想灵活、有魄力、敢想、敢干都是他的优点,但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个人品质。他看准的事一往无前;做错的事,一经点化明白立即改正,从不拖泥带水。而且为人豪爽、富于幽默感(虽然幽默感因为工作压力被严丝合缝地包了起来,但时不时地还要露点头出来),看看书里他和张金发的几次交手,哪一次不是以朱铁汉哈哈大笑,和张金发狼狈败退而告终。

  我们再来看看在另一个“标语事件”中,朱铁汉的表现。这个事件就是心怀叵测的小学教师于保宗在村里刷上了“庆祝共产主义实现”的大标语,结果引起人心混乱。朱铁汉已经铲过一回标语了,这回他要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

  姜波对朱铁汉激动地说:“通过这几天的事情。特别是刚才这件事情,我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尽管我一知半解,但道理上讲得很多,而一接触具体实际,就变得那么软弱无力。越跟你们比。我越觉得惭愧…… ”

  朱铁汉豪爽地说:“你! 渐愧个啥?我这几个月,犯了那么多错误,我都不惭愧。咱们快刀斩乱麻,弄懂一个道理,就干一个;发现一个毛病,就改一个,痛痛快快,往前边冲锋!”(这种态度,大道至简!)

  姜波笑笑说:“你这态度,又一次证明比我成熟。”朱铁汉大手一幌:“不熟,就加油加火,猛烧哇!”

  周永振从桌子旁边抓起一把铁锨,说:“铁汉,咱们走吧,姜老师忙了一天半夜,也该歇着了。”

  姜波问:“你拿锨干什么?”  周永振说:“铲标语去。像咱们村长一九五一年那样,咔嚓咔嚓地铲掉它!”

  姜波说:“我也跟你们去吧。”

  朱铁汉想了想:“这些标语咋处理,支委碰头没研究。”姜波说:“我早一步退席了,后来支书没说怎么办?” 朱铁汉说:“秦方、周士勤一伙社长们闯进来,找他商量事儿,给打断了。我觉着,这些标语,已经写上了,铲下去,准得又招来别的想法,坏人又得钻空子。”

  周永振说:“留着它,外村来参观一看,还不传出去?” 姜波说:“是呀。这标语是对共产主义的贬低、丑化,影响不好。”

  朱铁汉又想了一下:“于宝宗用的灰桶,在哪儿?” 姜波指着门后说:“就在那儿。”

  朱铁汉说:“你把桶,还有刷子带上,跟我们一块儿走。”姜波觉得朱铁汉要重新刷写标语的打算是合适的,就把炉火上小壶里的半开的水,兑进有些发干的灰桶里,跟他们来到街头。

  月光下,砖墙上白色的“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字标语,仍然十分醒目。本来是个多么崇高的、鼓舞人心的口号,可是,此时此地出现在这里,却显得很别扭。这件意外的事情,是开完群众大会以后,支委们才知道的,还没有来得及向群众解释,消除所制造的混乱。如今,这三个出身、成份和气质都不相同,又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共同目标的共产党员,要补做这件事情。到明天早晨,第一个农民醒来,走到街头的时候,就能见到一个最正确的标语,解除疑惑,恢复起崇敬的心情和坚强的信念。决心跟随着芳草地的党支部,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革命的大道上走下去,闯下去。这是一件多么不平凡的工作呀!

  周永振运了运劲儿。举起手里的铁锨就要铲。

  朱铁汉拦住了他:“等等。”

  姜波看出朱铁汉有点顾虑,就说:“用我们自己的手,铲掉这样的标语,的确是件别扭的事情。干脆。我用白灰全涂掉,再用别的颜色写新的吧。”

  朱铁汉沉思地说:“我们想个最好的办法。能不能把标语改一改呢?”  周永振说:“不铲掉,也不涂掉,咋改?”  姜波说:“要不然就用纸写,糊在上边。”

  朱铁汉摇摇头:“这都不好。”

  周永振说:“同志,你看都啥时候,还这么左不行、右不行的磨蹭呀?”

  姜波说:“是不早了。铁汉同志你看怎么办恰当,就快决定吧。”

  朱铁汉说:“这样吧。”他朝墙根前跨一步,用手指着“庆祝”两个字说:“能不能在这前边加上两个字?”  周水振说:“你还嫌不够劲儿,还给它加点分量呀?” 姜波也说,“越加什么‘热烈’等形容词,越发严重了。”朱铁汉说:“要加上五个字呢?”

  周永振不耐烦了:“你加一百个得了! 没说越加越不好嘛!” 姜波拉住周永振,对朱铁汉说:“你说加哪五个字?” 朱铁汉说:“加上‘争取早一天’…… ”(为铁汉叫好)

  姜波赞成了。“好,这五个字一加,就变成不是指今天,而是指未来了。我试试。”他说着,放下灰桶,卷卷袖口,提起刷子,刚要写,又停住手说:“我想,减少一个字也许更简练一些。”朱铁汉说:“文词得由你编啦。”

  “不对。真正有文化的是你。这样的办法我头脑里就没有,而你有。”

  “要是往墙上写呢?我会吗?”

  周永振说:“你们俩别再扯闲篇好不好?姜老师,你说减哪个字吧。”

  姜波说:“把‘早一天”改成‘早日,…… ,

  周永振说:“蛮棒,更棒了!”

  朱铁汉说:“对,我们还是有知识分子好!”

  姜波看看墙上的部位,用足了劲儿,“刷刷刷”,那四个美术体的大字,立刻现在墙上了。

  周水振照着念道:“争取早日庆祝实现共产主义!”

  朱铁汉连看两遍,又皱了皱眉头,忽然说:“哎,我看可以再添几个字。”

  周永振说:“这个村长就是不能夸他,越夸越来神儿。”姜波笑笑,说:“铁汉同志,你就措词吧。”

  朱铁汉说:“我觉得,改成这样,当然比以前的意思变了。可是,还像大泉哥说的,会让人家感觉我们胡吹乱啼、一步要登天。”他说着,跨前一步,用手指着标语的尾部,“在这儿添上个‘远大目标”行不行?”

  周永振一听,不由得先叫好了:“对,对,这就清楚了,也像个标语了。”

  姜波说:“我再给你在当中添个白勺‘的’字,在文尾添‘而奋斗’三个字,成为’争取早日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朱铁汉说:“太好了!”

  周永振说:“我也献上点文才吧。尾巴上再加两个字—— ‘到底’!”  朱铁汉在周永振那没戴棉帽子的脑袋上使劲儿拍了一下。“闹了半天,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在这儿哪!”

  一条“争取早日庆祝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到底”的大标语,出现在墙壁上了。从修辞的角度看,念起来似乎有些别扭,可是在意义上,已经改变了原来那条标语的面貌,庄稼人是能够看明白,想清楚的。(是的,这是最好的结果。)

  三个人站在跟前看着,轮流地念了几遍,那一行大字好像放起光芒。(脑力、体力劳动的双重果实,真正集体智慧的结晶。)

  他们改写了一条又一条。当把高台阶对面墙上那个最后一条写完的时候,东方的天边已经呈现出曙光一线。

  看到了吧,一个成熟的党的农村优秀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能文能武,能筹划,能盘算。粗中有细,而且公而忘私。

  设想一下他二十六岁就这么“厉害”,要是到了“不惑”的四十岁,“知天命”的五十岁,还不得有多么精明啊!那时的他要是用个贬义词说,应该是“老奸巨猾”吧?但我相信铁汉的底色,他不管到发展到什么水平,处在什么位置,他的内心永远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小伙子”。

  再来谈一谈邓久宽。

  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中,农村的落后分子都是富裕中农;但是浩然老师在《金光大道》第四部另辟蹊径,写了邓久宽的变化。由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变成了一个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最后险些成了张金发、歪嘴子犯罪的“替罪羊”,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一步呢?还是高大泉分析的好,他一开始走进社会主义这个门槛,想法就是为了自家过上好日子。后来由于工作关系,他和小算盘秦富走得近乎。于是从思想习惯到家具摆设以及房屋院墙的外貌,都在和秦富看齐。所以就和过去的自己告别了。浩然老师对邓久宽和秦富的关系描写真是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没有农村生活的功底,是无法做到的。请看下文:

  秦富和邓久宽的关系,说起来并不复杂。过去,秦富是肥得冒油的中农户,邓久宽是穷得叮当响的贫雇农。秦富眼睛里的邓久宽,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芳草地这个不太小的村庄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他穷成那样,用不着算计他;他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庄稼人,也用不着担心被他算计。秦富在街上跟邓久宽走碰面的时候,高兴了,点个头;不高兴了,低着头就过去了。邓久宽眼睛里的秦富呢,超不出大多数人的那个看法的圈儿:“小算盘”。邓久宽拿自己那个独特的称盘约约这个“小算盘”,他觉得小算盘,跟大算盘不一样,不过是算计自己的日子,少吃点亏,多占点便宜罢了;持小算盘的人,既不会夺,也不会抢,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坑害别人。邓久宽对他的富足不嫉妒,自己揭不开锅,也不去向他求借;因为求借也白张嘴,用不着费那份儿唇舌。因为这两个人,你对我,我对你,都有上边说的这些独出心裁的看法,他们之间才是真正地“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在一个村里住了大半辈子,彼此之问谁也没有迈过谁的门槛子。芳草地搞起社会主义以后,两军对垒,他们两个很自然地站在了两个营区阵地上。这几年,两边人马的激烈争斗,闹过不少次,邓久宽和小算盘这两个人,却一直没有面对面地拼过刺刀。秦富只骂过一回邓久宽。就是一九五一年,邓家分了地,没牲口,有种子撒不到土里;秦富起贪心,要向邓久宽卖套,邓久宽开头定下要买,后来又变了卦,害得秦富白白饿了一天。

  小算盘的这种拿不到桌子面上的“骂”,并不十分厉害,很快地又转移了矛头,冲着高大泉骂了,饶恕了邓久宽。几十年里边,邓久宽也只骂过秦富一次。就是生产救灾那当儿,互助组凑粮买车,遇上了难关,秦富赶紧下笊篱,要夺刘祥土改分的那块房基地的事。那一次,秦富光顾自己,差点坑了邓久宽的老伙计刘祥,差一点给高大泉互助组抹了黑。邓久宽火了,骂开了小算盘,骂得十分难听;因为不是直接开火,背后骂得再凶,耳不听,心不烦,也就没有结下什么怨恨。后来,揭出是冯少怀在背后搞的鬼,邓久宽咒骂的对象自然也就转移了。去年开春,小算盘秦富下了最大的狠心,跟着儿子,正式地加入了东方红农业社,他这个井水,开始犯邓久宽的河水。不仅犯,而且两股不一样的水,还流到一块儿。邓久宽是第一生产队的副队长,秦富是第一生产队的队员,彼此间哪能不发生关系呢?再又说,秦富虽然以“小算盘”出名,又以“能人”白居。可悲的是,进入新社会这几年,他运用全部能力,算过来,又算过去,结果呢?一宗事也没有算计好,一个步子也没有走顺当。他东扑西撞,闹个丢人现眼,还差一点被苏克俭的大拳头打扁了鼻子,险些儿把个活蹦乱跳的大儿子送到黑龟肚子里去。他秦富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计算,用了那么大的力气挣扎,付出那么多的血本,到头来不如个耳聋、心憨、穷光蛋的邓久宽碰得巧、瞅得准、走得正。

  秦富绕了三千六百个小弯子,最后还得归到邓久宽早就走熟的道上。光凭这一点儿,秦富就不知不觉地对自己产生了自卑感,而对邓久宽萌起了敬佩之情。加上邓久宽是个队长,队长就是“官儿”。按照秦富大半生里养成的习惯,凡是“官儿”,他都觉得高人一等,自己在高一等人面前就要矮三分。又何况队长手里有权,是直接管给社员派活、给社员记工、给社员分配茄子、黄瓜、大白菜之类的东西,因此也就直接地关系着社员秦富的利害得失。他要是惹得队长不顺心,小鞋就得天天穿。小算盘对这么一点儿明明显显的眼面前的小帐,算得可精细哩。他决不会失算!诸如此类的一大堆原由,小算盘对邓久宽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要改变;一来,不要说见了面低头过去,就是没话还得找点话说,未曾说话先带笑:“队长”长,“队长”短,叫得冒香油。恰恰队里有那么一伙子青年人,庄稼技术不大精,文化水儿还满高,说起来一大套,干出的活儿,怎么看都让人不顺眼。队长要是管轻了,他们嘻嘻哈哈不肯听;队长要是说重了,立刻就使上了“民主”,机关枪大炮一齐来。弄得队长哭笑不得,提起他们,队长就脑皮疼。在这样的情况下边,担了工作担子的邓久宽不在身边抓挠几个合手的人。就会在农业和副业上落在别的队后边。他有了这样的需要,又渐渐地发现,小算盘这样一些老庄稼把式,干出活计成方圆,支配起来挺顺手,心里挺满意;以后,凡是带点技术性的活茬,或是费点心思的差事,总要挑拣小算盘这样的社员去干。一来二去,他跟小算盘打交道就打得多了,一块儿混得还挺不错(秦邓自然走到一起的物质基础)冬天,农活不多,社里决定抽出更多的人力和车辆跑运输,抓现款,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大车队,邓久宽又赶了大胶皮车。每辆车除了掌鞭的把式,还要配上一个跟车的。有几个青年团员都张罗要干,邓久宽一个也没有答应他们,偏偏挑上了秦富这个老头子。这对秦富来说,真是“受宠若惊”,更加精心精意地跟着干。跑运输,走长途,两个人在赶路的时候,坐在一个车上;住店的时候,躺在一条炕上;呆着没事干,不说点闲话儿,多闷得慌?这样一来,他们两个把几十年住一个村没有说的话,都积在这一冬天说了。两个人都挺意外;这样不同类型的人,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想法越来越相同,他们的感情也仿佛越来越亲密。不出车的时候。两个人吃过饭以后,不便做什么家务活计了,也忍不住地凑到一堆,抽几锅烟,聊聊大天,回头再睡觉。(这也是邓久宽思想变化的外因。潜移默化,近墨者黑。)有一次,村长朱铁汉还在社员会上表扬邓久宽,说他对党的团结中农政策贯彻执行得好哪!邓久宽能够把秦富当成靠得住的帮手,除了上边说的这些现象,还有几件具体事儿,使他更加感激和信任秦富了。有一回,他们跑运输完成任务,放空回来。他们在县城西关山货收购站门口吃干粮、喂牲口,碰上几个山区农民来这儿送木柴。因为山货收购站那天举行一个重要会议,开门晚了,送木柴的人就揭下驮子,在门外等候。小算盘凑到跟前,跟人家搭开腔,三说两说,说得蛮热火。过一会儿,小算盘挺神密地跑到正打盹儿的邓久宽跟前,小声说:“咱们把那两驮子木柴买下来吧。正好一人一驮,用大车捎回去,也不费事儿。”邓久宽说:“刚罢秋,分了那么多的高粱杆、棒子桔,够烧的了,另外再瞎花钱,买它干啥?”小算盘说:“你真傻,人家山区木材多,整根木头锯成一截一截的,当柴禾卖。都是上好的山锻木哩。要当材料用,又结实,又出好花纹儿。要是弄回去,破成板。打个箱子柜的,你哪儿找去?”邓久宽开头还不大热心,走到驮子跟前一看,果然都是好木头,也就动了心。那秦富三言五语,就把交易谈成了;钱花得极少,还让卖木头的农民挺高兴,一个劲儿说:“芳草地东方红农业社,可有名了。你们社里搞副业缺烧的,尽管打个招呼,我们派牲口给你们送去! ” 两驮子木头拉到天门镇,小算盘又把大车引到魏家木工作坊。秦富跟魏木匠有那么一点儿拐弯亲戚,啥事情都好办。可是他不想欠人情,却推出邓久宽,说:“这是我们东方红农业社的开国元勋。‘老八户’。如今是队长。队里有个文件啦,帐本子啦,用包袱皮包着不方便、不保险。也不好看,想打两个柜子…… ”魏木匠立刻应承:“东方红农业社,是一杆红旗嘛,我们想沾光都沾不上 , 让我们干点活儿,那是瞧得起我。”如此这般,魏木匠不仅给打成两个很大的躺柜,还用下脚料做了四只方凳子。那活计是精工细做,柜盖安了金闪闪的新式铜吊扣。柜下边还刻了花纹。柜上漆了朱红的油漆,溜光捍亮,玻璃镜一样能够照进人去。拉柜子那又一结帐。只算个手工钱,一点也没有挣他们的。邓久宽长这么大,不要说用过,连看也没看过这么好的柜呀!摆在家里,不光把郑素芝喜欢得啥似的,串门的人一见。没有不大声惊叹的。邓久宽得到了好处,尝到了甜一头,不仅感激秦富,还挺佩服秦富。(我都不知该怎么评论,这种“不违法”的事多了,时间长了思想能不变吗?怎样防止这种事呢?就是不断自我思想革命,别无他途。但,谁愿意干这种“革命”呢?难啊!社会主义事业!难啊,人类的彻底解放!)以后。类似的甜头,小算盘又设法儿给邓久宽弄过几回。最近,他正给邓久宽的儿子保媒就是那个给他们打柜子的魏木匠的二闺女。他说:“你要是攀上这门亲戚,等黑牛毕了业,就送到那儿学几年手艺。老丈人还能不尽心教女婿?学成了,走遍天下都饿不着。”这门亲事一成,邓久宽对秦富的感激和佩服的心气更高了。他对郑素芝说:“要过好日子,没有秦富这份算计真不行呀!” 邓久宽既然这样信赖和重用小算盘,他买了社里的猪头,为啥还怕邓久宽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小算盘的脑瓜里,要是不多这么一个弯儿,怎么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小算盘呢?刚才,邓久宽为了买猪头的事儿,跟高大泉和朱铁汉吵闹一场,秦富就在旁边听着。邓久宽也瞧见他在那儿, 邓久宽要是听说猪头被小算盘提回家,他不会怪罪小算盘从他嘴里夺了食儿呀?况且,邓久宽正月初五要给儿子过小贴儿,急等着猪头下水办酒席。对这件事儿,别人说不知道行,媒人哪能装不知道呢?(浩然老师的手笔真是神了,这里把邓久宽和秦富的关系交代的清清楚楚,让我们知晓了邓久宽思想变化的外因。最后笔触又重新回到“猪头事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控的大手笔。简直就是炉火纯青了。浩然老师的写作高峰是《金光大道》,而第四部是这部小说的制高点。当然后来的《苍生》是浩然老师复出之后的新作品,仍然功力不减,作品光芒璀璨。毛泽东时代的作家不是徒有虚名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加在正文中的红字仍然是本人的心得。

  邓久宽的形象到今天仍有警示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早就扩展到了农村之外。邓自称农业社的“开国元勋”、“老八户”,多么像一些比他位置高很多的真正的开“国”元勋啊。社会上有多少邓久宽一样的人物啊?毛主席的做的“第二件事”是何等的必要和重要啊!

  另外,最后一点。就是《金光大道》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写作传统,尤其是对《红楼梦》的继承。从人名的设计,到书的大致结构。都有《红楼梦》的影子。《红楼梦》里的人名、地名都有意义,《金光大道》也是。《红楼梦》有“太虚幻境”指点迷津,《金光大道》里有“红枣村”、“雄鸡寨”指引方向。

  《红楼梦》在需要总结以往的时候到的是“急流津觉迷渡口”,《金光大道》需要未来指向的时候,来的是“梨花渡”和“新道口”。

  《红楼梦》的人名有寓意,《金光大道》也是。举几个例子

  张金发——大张旗鼓发家致富。

  孟富璧(地主歪嘴子)——梦想复辟。

  范克明——反革命。

  秦富——勤劳致富。

  谷新民——巩固新民主主义。

  而且《金光大道》刻画人物几乎个个成功,不说其超越了《红楼梦》,也能说它站在了《红楼梦》这个巨人的肩上吧。所以不论从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来说,这部巨著如果埋没了,不光是中国文学的损失,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损失!

  也许我们做的工作,不太符合当今的大势。如今谁还会塌下心来看一部经典文学的大部头呢?年轻人都被网络游戏迷走了,爱看文学的也爱看的是“快餐文学”(有一种满足底层青年渴望翻身要求“修仙小说”能写到几千万字。其实大部分都是抄袭——文字或创意上的抄袭)。但是,虽然如此,事不能不做。有浩然老师的巨著在此,有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此;不管是不是“可为”,我辈都要“而为之”!

  我们也要向高大泉、王国福学习;向浩然老师学习;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上帝!

  谨以此文向浩然老师致敬,并纪念王国福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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