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创业史》里的精神——写在柳青《创业史》刊出六十周年

徐大明 2019-09-02 来源:昆仑策网

《创业史》是柳青精神产品的经典之作:《创业史》在六十年前描述的那个时代结束了,《创业史》里人们高尚的精神却有着永恒的精神生命力;《创业史》通过对人物精神融入、精神力量、精神境界的艺术表达,展示了对人们精神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忠诚精神、勤劳精神、担当精神、奋斗精神、底线精神、感恩精神、惭愧精神和宗教精神;《创业史》在精神展示上也有作者自身的局限,但瑕不掩瑜。

  引 言

  六十年前的1959年,古城西安之南、终南山下长安县的皇甫村。柳青在他进入四十不惑的第三年,把他在长安参与农村合作化八年的生活体验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连载发表(第三期开始改名为《创业史》),迅即在全国范围产生很大的文化轰动效应。《收获》杂志很快派出编辑赴皇甫村联系柳青,当年刊载《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创业史》单行本。《创业史》一时洛阳纸贵,赞声不绝。人们在评价这部作品重要政治和艺术意义的同时,为柳青扎根长安,深入生活、与人民在一起的精神所感动。由此,柳青和他的《创业史》进入长安和全国许多文化人、公职人员的长期记忆。人们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感情、心情和理解,谈论着柳青,讨论着《创业史》……

  《创业史》描写的是:1953年,一群散居在终南山下蛤蟆滩的贫苦农民,在县区乡各级党政的关怀和支持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走农业合作化之路,生产发展,经济收入增加,物质生活改善,社会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但这财富的增加是绝对有限的,收入增加并不是农民互助合作的主要或根本收获,互助合作在今后必然会遇到的很多难以控制的变数和挑战,这已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主要或根本收获则是:蛤蟆滩贫苦农民乃至参与农业互助合作的人们,在互助合作中精神意志的锻炼,精神财富的增加,精神境界的提高和精神力量的强大。有了这些难得的精神财富,即便是生产条件、生产方式、国家政策、人际关系等发生变化,他们仍然能够与时俱进的坚强生存。《创业史》里的精神,体现了柳青对劳动农民精神世界挖掘展示的担当和智慧。一部《创业史》,就是“蛤蟆滩”庄稼人的精神成长史。客观地说,《创业史》里的每一个人: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区委书记王佐民、乡支部书记卢明昌、团县委干部王腊梅、农机员韩培生;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欢喜、郭振山、改霞、秀兰、素良、素芳,梁三老汉、任老四;王二直杠、梁大老汉、梁生禄、白占魁,富裕中农郭世富等,甚至对社会主义充满偏见和敌视的姚士杰,都可以从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现可取之处。

  六十年过去了,《创业史》描述的生活,对于今天的人们,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世界,它永远不会再被复制。但是,《创业史》里人们的高尚精神,却是永恒的,必然会被人们以多种方式唤回,以新的精神生命方式进入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创业史》主人公走共同富裕之路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也无疑是人类大同世界的共同理想,构成全社会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进言之,《创业史》里人们的精神,不仅对农业合作化的参与者,对一个人做人,当领导、办企业,从事任何的公共服务,都有精神意义。六十年后的今天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如果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如果不是习以为常的不屑一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的盲目附和;而是用心阅读、体悟,就会在《创业史》里发现这种伟大而永恒的精神!包括笔者在内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满意而有精神成长的需求,不管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公共知识分子或其他有阅读能力的人;无论是精神孤独、贫乏、猥琐、浮躁或其他精神之虑,只要打开《创业史》,用心深入其中,一定会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从这一意义上说,《创业史》可以成为具有精神追求的劳动者的《圣经》。这《圣经》没有神秘的教主,没有严肃的教规,也没有神秘体验;而是在一群劳动者身上真实发生的精神生命的体验,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感染力,同样具有神圣性。习近平提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离不开文艺作品;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六十年前的《创业史》,就是承载“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和“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功能的经典之作,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永远安全可靠的精神食粮。

  《创业史》在描写1950年土改时期生宝与改霞的纯真感情时,有一段动情的话:“革命的狂风暴雨时代啊!一个人一生能经历几回呢?对那个时候的回忆,永远鼓舞人在新的情况下,做出些意志坚强的果敢决定。”深圳市税务部门一位公职人员在读《创业史》后,写了《信仰与脊梁——读柳青<创业史>有感》的文章,在《南方日报》发表,获广东省委宣传部“读一本好书,谈人生感悟”大型读书征文活动二等奖。作者认为:“《创业史》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了我们对追求独立自主生命体验的启示,也让一个时代的人们明白了,没有奋斗,人生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和无限的可能。”阅读《创业史》,联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读者一定会受到精神鼓舞。

  笔者不是专业文学评论人员,也不是文学创作者,仅从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人文精神角度,对《创业史》里所展示的丰富精神内涵做初步探讨分析,以唤起人们对《创业史》精神意义的解读。探讨分析以《创业史》第一部为主,个别内容涉及第二部。

  

  柳青是一个有很强精神文化自觉和精神文化自信的优秀作家,有独特的个人精神哲学思考。黑格尔说:精神是人的本质,艺术是对精神感性直观的呈现。柳青看过黑格尔的美学著述,特别是有个人经验对精神哲学的体悟,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展示独具匠心。柳青说:“作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用推理方法,表达他对人生和世界发现了什么。而作家用描写表达他对人生和世界发现了什么”。1952年6月27日,柳青应邀为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学员讲有关文艺创作问题就谈到:“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行动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我们也写人物的物质生活,如吃饭、睡觉等,但写物质生活也是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柳青曾经写到:“文学作品就是,作者要对生活中不被人注意或不被人细察的东西——人的精神活动的细微变化,加以放大,展示人物的心灵状态”。“文学家剖析人的精神结构”。柳青在随笔录中写到,写人的品质就是写人的:“道德品质、意志品质、智能品质”(这三点全部属于人的精神领域),“美学上的形象——首先是活生生的人物精神面貌”。柳青的思考是符合人生和历史逻辑的,实际上,一个人幡然觉醒、脱胎换骨的转折性发展;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发展的巨大变化;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崛起,都是从思想觉悟、精神觉醒开始的。柳青理解的精神是结构性的、整体的。《创业史》里格言性的一句话是:“每个人精神上都有几根感情的支柱——对父母的、对信仰的、对理想的、对知友和对爱情的感情支柱”。

  《创业史》充满着作者关于人生精神哲学的智慧思考。第十八章开始一段写道:“和谷苗一块长起来的,有莠草;和稻秧一块长起来的,有稗子。莠草和稗子,同庄稼一齐生长,一齐吸收肥料和土壤里头的养分,一齐承受雨露的恩泽,但它们不产粮食,只结草籽。它们——莠草和稗子——长着同谷子和稻子很少差别的根、茎、叶,庄稼人不分彼此地给它们施肥、培土或灌水,直至它们被鉴别出来,才毫无抱怨地,心平气和地拔掉它们。第二年,庄稼人明知道谷苗里头有莠草,稻秧里头有稗子,还是把它们当作庄稼一样看待,一样娇贵,因为毕竟它们只是谷苗和稻秧的万分之一啊!”这段话,反映了劳动农民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其他如“生活中急遽的变化,常常在很短促的时间里头,向毫无精神准备的人们冲了过来。人们的品格和品质或者像大家所说的‘心术’,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一下子全摊了开来;因为时间的急逼和事情的严重,使任何人来不及考虑如何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直接感觉是人类共同的,随后才因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改变感觉”,则说明精神境界决定着一个人对外界冲击的不同态度。

  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一直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种是绝对否定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抓住它的一些问题无限放大,把前三十年说的千孔百疮,一无是处;另一种以40、50、60后为主体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多的怀念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为它唱赞歌,并以他们的亲身感受抨击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毋庸置疑,人们怀念那个时代的,绝不是那个时代贫穷饥饿的困难生活,不是人人自危的批判斗争,不是一个声音的盲目崇拜,也不是缺乏活力的经济体制;而是劳动至上的人民地位,以身作则的干部作风,真诚单纯的人际关系,公正公平的社会管理,比较放心的社会治安……这些,构成置入人们长期记忆的“乡愁”,是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所期盼的。《创业史》的可贵之处,就是写出了农业合作化时期人们的真诚、真情和体现真诚真情的精神。

  《创业史》是柳青精神产品的结晶,内含柳青对书中人物乃至那个时代不同身份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把握和期待。柳青把他的精神哲学艺术又很真切、急切地体现在《创业史》中。在初刊在《延河》1959年4月号上,柳青称自己是“模仿群众创作”。这是柳青对自己作品的谦虚和慎重。从绝对意义上讲,现实生活及其规律,与作家感受及其艺术表达总是有距离的:作家可以为现实生活感动、激动、自豪、动容,然后心潮澎湃,忘乎所以,奋笔疾书;但作家的作品毕竟不是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当作家带着崇敬、憧憬,满怀信心地表现生活的时候,无论怎样的努力,总是与真实有难以名状的距离。因此,谦虚的柳青称自己是对群众生活的模仿。事实上,由于柳青本身是农业合作化的具体的指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事中人,对农村互助合作的性质、意义、过程和发展趋势有很高的评价和估价。他的参与和描写,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充满信心、充满激情和热情洋溢的。柳青根据自己对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感知以及他自己的逻辑性期待,通过他的作品,把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充分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积极独特的艺术感染。读者通过柳青作品中不同角色人们的精神活动,触动自己柔软的心灵,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感受,也感知作者高尚的人格和精神境界。柳青说过非亲身体验能说出的一句话,“作家深入生活以生活深入作家为尺度”。又说:“生活深入作家对于创作来说,首先是作品的情节合乎生活的逻辑,经得起最熟悉生活的被描写的对象推敲,认为是无懈可击的。”生活深入作家,是作家与书中人物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进一步是作家深入读者的精神世界。柳青说:“文章要让读者感动和流泪,作者也要当读者,体会读者的心理,才能做到作者、读者、人物三位一体。”柳青、书中人物、读者通过一部《创业史》,形成一种感知感通、共同一体的精神联系。

  《创业史》所描写的很多现场和过程,就是柳青自己的参与和感受。柳青对《创业史》人物的精神描写,是深入内心,符合逻辑,情理之中的,十分可信,其中也有柳青个人理想主义的期待。柳青通过人们之间的眼神、对话、语气、喜怒哀乐、言谈举止,……进入和表达人们的内心世界,探究人们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意义,再通过不同精神世界人们在相同或不同生存环境下的表现和互动,揭示或预示着一个未来的世界。

  《创业史》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感情和信任。书中,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在听完梁生宝很有思考的发言后感慨地说:“一个为事业奋斗的劳动者,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和领袖人物是相通的。”《创业史》告诉读者:“生活对于世界的改造者——真正的劳动人民,大约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都是有乐趣的。”“在走路的时候看起来,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但坐在这里,他们是一些当前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事情主要靠他们团结他们的街坊邻居办成的。”梁三老汉从第一章因贫穷和有人对农业合作化的偏见受屈辱,到“最后大结局”,因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生宝)他爹”而到受到尊敬,“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说明柳青对一个历经沧桑,辛苦一生,人穷志坚的农村老人尊严的保护。通过梁生宝很有境界和智慧的一段话,《创业史》充分体现了对人民智慧的尊重:在白占魁入社问题上,不光一般农民群众反对,连县上派出的工作组也认为,白占魁二流子习气严重,别有用心,是个危险分子,反对他加入农业社。梁生宝对他们说:“你们要是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管理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增福和有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觉哩!”杨国华听的目瞪口呆,他想起毛主席从前的一句著名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创业史》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感情和信任,来自于柳青对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的感知。由于自己也出自贫苦家庭,柳青在与农民对话、劳动、生活过程中,为农民节俭朴素、纯真本顺,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认为“劳动人民真正过着最深刻、最富的心里生活”。

  《创业史》对年轻人充满肯定和期待,《创业史》中的创业者梁生宝、高增福、冯友万、欢喜、卢明昌,改霞、秀兰、刘素良,……几乎全部是年轻人。一部《创业史》,就是梁生宝等一伙年轻人在贫困的环境下联合多方力量,依靠党和政府支持,打开新局面的创业史。第十五章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至今影响着一些年轻人的人生抉择:“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创业史》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描写表达方式:一是由故事人物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说出或其他言行表达;二是通过对故事人物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表达;三是柳青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策理解有感而发的议论。《创业史》中作者议论明显多于一般小说,因而使得《创业史》有点另类,甚至不被一些人接受或受到批评。但这是柳青对小说言不及义的智慧补充,有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柳青在《延河杂志》1959年4月号首次刊发《创业史》时说:“我希望读者不那么计较形式。”柳青力求通过自己的思考告诉读者: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精神世界的人们,如何在历史性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坚守自己和影响他人,最后通过思想教育和良心发现,纠正偏见、消除误会、求同存异,完成精神上的升华和联合,走向共同发展的理想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柳青作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仰并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员,必然会把自己参与农业合作化的理想追求、心理感受和生活期待表现在作品人物和故事之中。柳青承认,在《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就有他参与农业合作化的体验和期待。1963年12月,柳青与来皇甫村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谈到:“《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各种各样人的态度,都有我自己的写照。”这也符合柳青的一句名言:“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对此,应该从信仰坚守和信仰宣传的角度,给予柳青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创业史》对人们精神生活、精神成长和精神世界的描写,主要体现在精神融入、精神力量、精神境界三个维度,初步统计,《创业史》描写精神融入的36处,精神力量31处,精神境界48处。

  (一)精神融入

  精神融入是《创业史》表达人们精神联系的直接方式。从《创业史》可以看出,精神融入是不同人们在共同境遇、共同立场、共同利益、共同思想、共同期待、共同目标下不约而同的高度默契,无形中的精神共鸣,精神上暗暗的互相支持和互相保护。《创业史》写道:“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些崇高的情感,把毫无亲属关系的人们,如胶似漆地贴在一块。”精神作为一种具有穿透影响力的特殊能量,可以使处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们,实现精神上的对接和联合,通过无形的场效应,放大个人作为单体的精神能量。精神融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联合,可以增强融入者的信心和精神力量。精神融入有时表现为若干或一群人的精神团结,增加团结在一起人们的精神力量,使他的对手感到集体的强大而畏惧。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就体会到:对穷苦的庄稼人,“他们单独一个一个地,好对付,凑在一块很厉害”。《创业史》对精神融入特别推崇,认为农民互助合作的诞生、巩固、强大,很大程度上是穷苦农民之间、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各级党政和基层老百姓之间,为了共同目标,在精神上心心相印、相依为命的成果。精神融入有时是双向或多位一体的,即两个人或多个人同时精神上在一起的感受,有时则是单向的,即一个人在特殊境遇下,精神上对他人的向往、感动或挂念。

  “活跃借贷”会议失败的晚上,穷苦的庄稼人“坐在教室里汽灯的强光下,非常的安静。安静是内心平静的表现,因为他们不不急不躁。尽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但贫穷给了他们同一个思想、感情和气度。这使得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人一样,纯朴的脑里,进行同一种思索,心情上活动着同一种感受”。在梁生宝一伙年轻人进山割竹子的路上,“早晨的太阳,从苦菜滩东边好汉岭的树梢上头,向这南碾盘沟投射过来红烫烫的阳光,照着这十六个人的小小队伍。下堡乡第五村活跃借贷会失败的那晚上,在月光下包围梁生宝,要求他领导他们的那时候,他们还是一些零散的穷庄稼人。现在,聚集在这里的,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集体了。人数虽少,看来精神力量相当强大”。

  梁生宝见到区委书记王佐民时,“如像某种物质的东西一样,这位中共预备党员的精神,立刻和中共区委书记的精神,溶在一起去了”。“同志间政治上的关系和劳动人中间感情上的关系,竟融合得这样自然呀!生宝这个刚人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杨国华在听完梁生宝关于互助合作过程的人际矛盾分析后,说出的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说明精神融入的直接性:“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一个连队里的战士,一个村子里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话。”

  梁生宝在买稻种途中“不管他在火车上也好,下了火车也好,不管他离开家乡多远,下堡村对岸稻地里那几户人家,在精神上离他总是最近的”。梁生宝和冯友万“自从搞起水稻丰产互助组以后,两个人只要是同时都在村里,他们就连一刻也不愿分离。共同的事业常常把肉体上是两个人变成精神上是一个人,彼此难舍难分”。进山割竹共同劳动期间,“生宝看见大伙自觉的集体观念、帮助领导人的主动精神,他心中满意极了……这种全体一致的精神,是看不到的。即使是贫雇农,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把他们的精神凝结在一块,……”

  “欢喜走着,觉得自己长大了,很能行,很厉害。虽然生宝和有万,这时远在终南山的老爷岭那边,在丛林里过夜;但欢喜感到他们的精神,和他在一起哩。他甚至感觉到区委王书记、下堡乡卢支书的精神,也和他这个十七岁的人在一起哩”。

  韩培生“听说生禄的兄弟生荣是共产党员、现役解放军军官的时候,他感到他和这户富裕中农,精神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郭振山家里“泥墙上,两面缎子锦旗发光:一面是一九五0年夏天争红旗竞赛,本村是全黄堡区第一;另一面是为了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本村搞得最热烈。这两面奖旗是郭振山领导下的下堡乡五村的荣耀。任何人走进这草棚屋,他都要增加几分对郭振山的敬意,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噢!这是个先进人物哩!”有一年夏天,两个年轻人:贫困、高大的郭振山和富裕、强壮的富农姚士杰,在渠岸草地上扭打起来了。郭振山扭着姚士杰的领口,姚士杰抓着郭振山的布衫,两个人过了汤河,进了下堡村大庙里头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说理。郭振山的这份大胆,把他变成穷佃户们祟拜的英雄,因为他满足了他们藏在内心不敢表达的愿望”。

  生宝与改霞的感情认同,是双方精神上的融入或互相接纳。“生宝喜爱改霞的聪明、有志气和爱劳动。……她在农忙时节和来帮忙的姐夫们一块下地的吃苦精神,她对公众事务的热心,和她大姑娘在小学生娃们中间上学求知识的落落大方,是闺女里头少有的!正是她的这种意志、精神和上进心,合乎生宝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他觉得:他要是和改霞结亲,他俩就变成了合股绳,力量更大了”。“还是在生宝的童养媳妇活着的时候,改霞区上一回、乡上一回地跑解除婚约,那时她心里想:‘我的人要是像生宝那样,该多好呢!’她那时把生宝当作她理想中的人儿,不是生宝的脸盘、眼睛、眉毛、鼻子和嘴哪点招人喜欢,因为生宝的相貌,实在是很平常的。生宝——他的心地善良,他的行为正直,他做事的勇敢,同他的声音、相貌和体魄结合成一个整体,引起改霞闺女的爱慕心。”“一个农村的贫苦青年,丝毫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想法;这一点,也紧紧地抓住了改霞的心。”因此,改霞在感觉到代表主任郭振山不重视梁生宝互助组时,虽然生宝不在面前,“她开始担心她喜爱的人不光彩地失败。她为生宝难过。村内和党内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不给他撑腰、鼓劲,他要巩固他们的互助组、完成增产计划,该是多么吃力呀!”“改霞虽然不在蛤蟆滩了,她的音信参加了宣传总路线的运动。改霞像全国所有的工人、军人和出外干部一样,给家乡的庄稼人写回来了信,要求乡亲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授工业化,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特意问到生宝互助组的成就”。

  住在西部农村的秀兰与远在朝鲜战场的杨明山心心相印:“尽管秀兰和这个小伙子中间,隔着很大一片地面——平原、高山、江河、城池、乡村,隔着县界、省界和国界,但她的心通向小伙子杨明山的那条肉眼看不到的线,不受任何暴风雨和炮火的阻隔”“在并不太遥远的将来,她将和英雄杨明山共同组织家庭,一块劳动、商量家务事、生孩子,并且希望把孩子们,教育成对祖国忠诚有用的人。当她听到杨明山在朝鲜前线立下战功,北杨村的庄稼人以她的未婚夫感到骄傲,敲锣打鼓庆祝的时候,身在蛤蟆滩的闺女秀兰,心到了北朝鲜的万山丛中去了。她精神上参加了类似她在下堡村大场上看的电影里的那个抗美援朝战争”。

  当秀兰从来信中看到杨明山脸被凝固汽油弹烧伤时,“秀兰趴在生宝哥的炕边,重新啜泣起来了。现在,不是杨明山被凝固汽油弹烧伤了,而是她自己被烧伤了。杨明山的伤痛,就是她的伤痛。她原来只知道当英雄光荣,并不懂得英雄到底是怎样当的。现在,她懂得了。她恨不得她能到朝鲜去,分担明山哥哥的艰苦的危险。朝鲜的石山被美军的炮弹掘翻遍了,遍地是弹坑和一层弹片,但是英雄的阵地屹立不动,她最亲爱的人就在那阵地里头…”

  因疾病痛苦不堪的任老三与心疼他的老伴之间感情,更是相依为命的真情融入:“她把男人从低矮昏暗的草棚屋炕上,背出院里,让可怜人看看蓝天、红日头、青山和绿原吧!这个不识字的、半大脚的、有力气的农妇,褴褛的衣裳里怀抱着一颗仁慈的心灵。任老三有时骨头里疼得难忍难熬,咬着牙、歪着嘴、挤着眼,捞起跟前的棍子,就在她大腿上打。她不躲避,让他打吧,一个重病人打得有多疼呢?她挪动挪动身子,把肉厚一些的臀部给他,让他更顺手一点打吧!她说:“欢喜他爸,你打我几下,是不是疼得轻一点呢?……老汉感动得流泪,反过来向她作揖赔罪。老汉央告她,用绳子勒死他,减轻她的负担。她抱住他,眼泪在她脸上流成河了啊!”

  任老三生命垂危之际总是念叨着:“宝娃回来了没?”对邻居“你借了宝娃的钱吗?”或“生宝借了你的钱吗?”的疑问都摇头,邻居们打发任老四进终南山的古松峪把生宝叫回来。他捉住生宝的手慢悠悠地说,“宝娃,我把欢娃托付给你,你关照他。你教他,他,学你的……为人……”这是任老三与梁生宝远距离精神融入产生的精神依托。

  (二)精神力量

  《创业史》里的精神力量,是人们通过对他人语言表情的感知、一种特殊的刺激、一种美好的向往、一种理念的接受、一句格言的启示或一次激动人心的回忆等,形成的特殊能量。精神力量是精神增强或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资源,瞬间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创业史》告诉读者:“意志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有时会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力气——在一般情况下是生理反应,在特殊情况下,就变成心理反应了”。“人,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只要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得失,就会有惊人的勇气、坚定和胆量!”分管农业合作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从对农民农村互助合作的经验归纳发现,贫穷可以成为最宝贵的“精神投资”,相信社员们在几年里头就会用劳动创造出比少数富裕中农更多的物质财富。

  梁三老汉的精神力量,来自生宝母子成了自己家里人和自己成了土地主人的心情。梁三老汉把生宝母子接到家中,心里不踏实,破费请人写婚书时,“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痕的脸上”,“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四十岁的梁三竟像小孩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热情地给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遗留下的旧衣服,要她换上。他还要她马上给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裤呢!看娃那麻秆儿一样瘦的光腿,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冷得颤抖呀!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们的面,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说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说他将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说他将要把孤儿当作自已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梁三老汉在与梁生宝对话中,对分得的土地心里踏实后,“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了梁三老汉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竟竭力地把弯了多年的腰杆,挺直起来了。到了春天,好像气喘咳嗽的病也见轻了些。……见天清早,天不亮他就出去,在从城里到黄堡的公路上拾粪。”。

  梁生宝的精神力量体现更多。庄稼人被新稻种早熟优点吸引的表现,给了生宝很大的鼓励,“……他精神更加抖擞,容光更加焕发”。他“腰里这时装着二百五十块硬铮铮的人民币!……这是他在黄堡镇同区供销社订扫帚合同时,预支的三分之一扫帚价。这个喜出望外的事情,一下子给他精神上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蹲在这豆腐坊里的贫雇农翻身户,听着听着(大王村互助合作带来的发展变化)活跃起来,他们先是瞪大了惊奇的眼睛,……个个抖擞起精神。注入生宝精神上的那股力量,现在又注入他面前的这些准备进山割竹子的人精神上去了”。“去冬在下堡乡重点试办整党,给生宝平凡的庄稼人身体,注人了伟大的精神力量。人党以后,生宝隐约觉得,生命似乎获得了新的意义。简直变了性质——即从直接为自己间接为社会的人,变成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人了”。

  生宝的人格影响力又成为他说服群众的特殊精神力量:虎头老二在村里余粮摸底时,郭振山苦口婆心好说歹说,只同意加到三石五斗,“还赌咒说:要是再加一斗,他就是四条腿了”,热心的郭振山以失败告终。然后是生宝走进虎头老二的草棚院,亲切地笑说:“听说你心情不畅快,侄儿看望你来了!”“虎头老二惭愧地低了脑袋,再没有抬起头来。眼前站的是民国十八年来蛤蟆滩的小叫花子嘛。可怜娃子后来给人家看桃园,后来割牛草卖给没娃的庄稼人,后来当吕老二的长工、佃户,后来怕抓兵,是个钻终南山不敢在平原上露面的黑人。现在蛤蟆滩人人尊敬他,个个喜爱他。……郭振山再来说服十回,他可以不应。但他怎么能折梁代表的面子呢?折了这个人的面子,全蛤摸滩的庄稼人都会对他孙兴发老汉冷淡的。终于,虎头老二把真心话倾吐出来了:“二叔心思:振山老大怎说也不应,就没人再来说服二叔了。想不到你侄儿来了。罢罢罢!就是了!五石就五石!”

  高增福“的出身已经给他精神上,注人了一种特别的素质,使他能够用咬牙的沉默,抵抗命运给他的一切打击”。“命运并不能把这个不幸的人打倒,因为他和周围的其他贫雇农一样,对分给他土地、放给他耕畜贷款的人民政府,还抱希望。他在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困难生活中挣扎着,还当着乡人民代表,继续积极地奔跑着,就是有这个希望在精神上支持着他”。

  欢喜的精神力量来自听说县农技员的到来:欢喜知道很快就要向县上派来的农业技术员学习新技术,“高兴得浑身每一个汗毛孔都舒服,觉得身子很轻捷、很有劲儿,走起来总是不由得想跑、想跳,而不满足于一步一步地走”。在卢支书托付人带话说农技员再过三两日就来,“欢喜一听,乐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切的屈辱感都被卢支书这一句口信,像用手取掉了一般。……这一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感到:整个党和政府在他这一边,委托他做事情哩。他是属于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的”。

  郭世富学习传统文化治家格言,也给他带来精神力量:“老大不识字,趁下雨天和上集走路的功夫,他向杨家喜学了许多朱柏庐治家格言。那些格言,几百年来,都是大庄稼院过富裕光景的经典。郭世富一个粗笨庄稼人嘛,要不是这位明朝人的精神影响,他哪能使一个落荒到蛤蟆滩的穷家,发达成现在的样子”。

  (三)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是一个人精神成长或精神世界处于的相应层次。精神境界高的人,精神生活的层次也高。《创业史》对人物精神境界的描写,是通过每个人的所思所想,语言对话或个人行为体现的。精神境界有高低之分。精神境界高的人主要表现在目光远大,心胸开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尊重他人,乐于助人等。

  梁生宝的精神境界,在《创业史》体现最多。作为蛤蟆滩合作化的带头人,梁生宝主要已不再是出于对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阶级的仇恨,而是对同病相怜的穷苦庄稼人生活贫穷的担忧和同情、想方设法改变庄稼人贫穷的决心和信心、带领穷苦庄稼人与贫穷作斗争的无私努力。如“题序”描写,“一九五三年的春天,梁生宝的劲头比从前更大,把自己完全沉湎在互助组的事务里去了,做出一些在旁人看来是荒唐的、可笑的、几乎是傻瓜做的事情”。在改霞印象中,“生宝在公众场合里站着,既不露锋芒,又不自卑畏缩。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别人说话,不去插言。当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他说一些在场的人都说不出的、最有分量的话,引起人们的重视”。给大家分发他辛苦从郭县买回的“百日黄”稻种时,由于要的人多,竟然给自己没有了,生宝乐呵呵地说:“罢哩!咱用上一部分旧稻种算哩”,“因为自己对群众有用而情绪很高”。生宝对要退组离开的栓栓说:“你甭忙走!你忙啥?俺们不会强迫你。入组自愿,出组自由。你告诉你爸:二回要回互助组来的时候,说话!你就说:不管他怎样不觉悟,俺们不计较他。好赖是咱贫雇农里头的人嘛。毛主席叫俺忍耐、等待哩。你明白吗?”“拴拴抬脚出了门。大家都惊讶组长说出这样的大肚量话,都想不到生宝一个年轻人,竟能这样严格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多少互助组长真正遇到有人退组的情形,个人意气就代替党的政策了”。

  高增福则是另一让人敬佩的精神境界:“大伙十分钦佩高增福这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所有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蓝天上轻柔的白云片。他无形中变成蛤蟆滩这些困难户的代表人物了,大伙的眼睛望着他,看他怎么度过这个春荒。他们都希望跟着他走哩。”有一次,姚士杰摆酒菜拉拢高增福,但“他鄙视地看也不看桌上摆好的酒菜,他看见就发呕。他虽然有一个消化玉米糊糊、窝窝头的胃,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比这个富农要高贵百倍”。

  乡支书卢明昌,“披着灰制服棉袄站在这里的,是下堡乡一个棱角四方四正的共产党人,尽管他言谈举动不引人注目。即使在工作成功的时候,卢明昌也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他“总是畅快的、遇事总是往前看”。

  冯友万“他那苦难的童年,不仅造成他性格的缺点,也给了他正义感和意志力。一个人在小时受过艰难的严格训练,比十个娇生惯养的人还有用。有万的绝对公正、嫉恶如仇、见公共事一马当先,使得生宝感到互助组有这个人,搞丰产的信心更强了”。

  改霞他妈,“过了十几年严谨的寡妇生活,仅仅为了做妈而活着。整个蛤蟆滩的庄稼人都夸她行为光明,稻地里没一句关于她的流言蜚语”。

  县农技员韩培生第一次见到生宝他妈这位慈祥老人:“她穿着乡下老婆婆有补丁的衣裳。她的一双小脚是在清朝时代缠小的。她的一双手操劳了一辈子,枯瘦了。她脸上的皱纹,是旧社会苦难生活的记录。她,外表平凡,又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心情是多么伟大、崇高啊!”“生宝她妈总是这样,无论想起什么使她不安的事,她能想出去,也能想回来。她从来也没有想的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的时候。几十年艰难生活给了她这个本领”。“生活无论怎样琐碎,对于生宝他妈来说都是特别重视的。她从来没有一次忘记关鸡窝,或者忘了喂猪”。作为贤妻良母的善良老人,“她在宝娃小的时候,就不让他赌钱:拾到东西还给东西的主人,找不见主人就交给大人;和女娃们一块玩的时候,不许有下流的话语和举动,要不妈就不喜爱了”。柳青曾经说:“梁生宝为什么有这样的品质呢?和他母亲善良、宽厚的影响分不开”。

  “改霞目不斜视。她提着竹篮子走着,傲然昂着头,大眼睛平静地望着在她面前展开去的渭河平原,给人一种不容轻薄,不容嬉笑的凛然气概。漂亮对她来说,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与她的聪明、智慧、觉悟和能力,丝毫无关。她丝毫不觉得这是自己的所长,丝毫不因人注意而自满;相反,她讨厌人们贪婪的目光。”“改霞的思想像她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她的心地像她的天蓝色的布衫一般纯洁。她像蜜蜂采蜜一般勤地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渴望对社会贡献自己的精神力量,争取自己的光荣”。

  郭振山听到改霞要到亲戚家拉牛磨面时,让改霞拉他家的牛去磨面。改霞他妈不好意思,郭振山认真地对改霞他妈说:“既然你家入了俺互助组,做碾磨还要从亲戚家拉牲口,你这是存心给我难看吗?”“这个高大的中年庄稼人,不仅帮助寡妇老婆儿把大黄牛套在磨子上,而且帮助她把淘好的粮食和所有的磨具——笸箩、簸箕……统统搬到磨棚里来,好像他不是邻居,而是她的什么亲戚。老婆婆不安地一再请他做自己的活去,但他直至把磨面的事,全都安排停当,才两只大手互相拍打着,放心地走了。”

  梁三老汉一辈子老实,对压迫逆来顺受,人生的目的十分微小。生宝“为了公众事务把世俗人情撇在一边,这种心情,是梁三老汉所不能理解的。他看不惯生宝这股叱咤风云的劲头!就像他真是治国平天下的人!”但后来的梁三老汉,在与支持互助合作的乡支书卢明昌,县委副书记杨国华接触和亲身感受后,精神境界有了很大提高,给人的感觉是“心地是这样忠厚、善良和正直,引得所有参观的庄稼人都用好感的眼光看他”。

  从小死了父亲的欢喜,小学毕业上不起中学,“勇敢地担当起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他开始自觉到人生的严肃性,说话、做事,都学着成人的语气和派头,连走路也学成人的步态了。童男的声调和成人的话语,少年的身量和大人的步态,并不使人觉得欢喜可笑,而是觉得他可爱。自从投身农业生产以后,他和少年朋友们分开了,在互助组里,经常和成年庄稼人一块混着。留偏分头的小家伙,注意听他们的言谈,盯他们的表情,在脑子里想着事情,学习做人哩!他已经懂得很多事情了。甚至于他到这个世界上来还没机会体验到的事情,他都能懂得一点了”。

  秀兰在知道未婚夫杨明山脸上的伤疤,别人有议论甚至劝她退婚时,明确表态:“慢说人家并不太难看,就是真难看,我也不嫌……”“她觉得杨明山反而更美,和他在一块觉得更荣耀。她心里这样想,说不成这样的词句。她是一个想事很多而说话很少的闺女啊!”为了让心里对婚事不踏实的未来婆家人放心,他毅然决定去未婚夫家。“秀兰的爹妈欣然应承打发闺女去慰问婆婆。……梁三老汉在媒人面前的表现,令人满意极了——贤明,不迟疑,识大体,完全不像一个自私、固执、小气和嫉妒邻人的老庄稼人。爱祖国的感情和女婿在外国的光荣,显然使老汉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很高贵的一个中国人!”秀兰站在开阔的土场上,“终南山的老爷岭,就是上甘岭!杨明山就在那里反击美国侵略者,保卫山脚下平原上的一片和平景象!婆婆思念儿子成疾,想看看她这个宝贝儿媳妇,她却在过门没过门的旧乡俗上思量!简直糊涂!怕生人看做啥?秀兰想:她是光荣的志愿军的未婚妻,谁爱看谁看!看!看!看!她就是她!她将在北杨村表现出磊落、大方;她绝不允许女性的弱点,在她的行动上显露,惹人笑话,给亲爱的明山哥哥丢脸!”

  县委书记陶宽“三十几岁,头发就开始歇顶了。人们从县委会的院子里经过,经常看见他伏在玻璃窗里头的办公桌上,勤勤恳恳地批阅党内文件和上级党发来的电报。他引起全县干部的尊敬。深夜十二点钟,陶书记的房内还亮着灯。他熬夜,他的脸色灰暗。他为了提精神,抽烟烧焦了两个指头尖。”

  柳青对精神境界低的人的描写也很深入。精神境界低的人,往往表现为心胸狭窄,自私多疑,对他人的冷漠和不尊重。如描写俗气不堪,阴阳怪气又对梁生宝互助组有成见的孙志明,竟当着众人的面对梁三老汉很不恭敬,丝毫没有一点敬老的教养,竟然一声不响地走去,伸手一把抓住梁三老汉头上截的旧毡帽,用刻薄的语言侮辱老人,受到郭二老汉的斥责。

  黄堡区东原上中刘村的哥俩——老二和老三闹事:哥哥“老大是今早去世的,尸首还停在脚地,没装进棺材哩。两兄弟不忙着大哥的丧事,却忙着打官司,因为老大没儿子,两兄弟都争着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亡兄。老二的理由是:按顺序,挨他的儿子,挨不到老三的儿子。老三的理由是:他三个儿子,而二哥只有两个儿子,应当讲公道,不能光讲顺序!亲戚、邻居、门中人,挤满当事人的院子,说了一早晨,没说倒,才来到区上,因为必须立刻决定谁是孝子,好办丧事。……其实,他们都是对死者名下的十来亩田地有感情”。

  自认为老道的郭世富看到“穿着蓝制服的粮食公司的营业员,胳膊上带着白字红布袖箍,手里拿着白铁皮传话筒,满粮食市走来走去,向粜粮食的庄稼人呼吁反对哄抬粮价。他们呼吁庄稼人,把粮食卖给国营粮食公司,支援城市建设。……郭世富心思:营业员不免弄错了吧?这是一批你们要改造的‘父老兄弟们’——富农和富裕中农。郭世富好笑营业员的热忱,根本不是做买卖的派头嘛。”“你共产党做买卖可真是外行。和开大会一样演说哩!怎么能买下粮食呢?”“他在心里对这时在终南山里苦菜滩的梁生宝说:“嘿嘿!咱两个较最较量!看你小伙子能,还是我老汉能!……日头照你互助组的庄稼,可也照我单干户的庄稼哩。你互助组地里下雨?我单干户地里也下雨哩!共产党偏向你,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不偏向你。天照应人!……”

  被称为“铁爪子”的姚士杰父亲姚富成,对儿子摇头晃脑念的那些“圣贤之言”,没一点兴趣,他不止一次地抱怨卢秀才不会教给他儿珠算。在冬季的黑夜,他干脆打断儿子正念《论语》的功课学习,让小蒙生念他和穷苦庄稼人签订的契约给他听,他为其中苛刻清晰,对自己夺取借粮庄稼人土地很有利的条款而高兴。

  

  从伦理哲学意义上分析,《创业史》主要展示了八种精神。

  (一)忠诚精神

  忠诚精神表现为心中不二的、无私无条件的服从、付出和坚守。忠诚精神来自内心世界,最体现在信仰上,但也有对国家、组织、团体、家庭等的忠诚,对师父、领导、同志、朋友、家人等的忠诚;有对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的忠诚;乃至对天地万物,宇宙世界忠诚等。《创业史》在对各种精神的描写中,对忠诚精神描写最多,达38处。《创业史》里的忠诚精神,主要表现在卢明昌、梁生宝、高增福等优秀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及其事业的忠诚,体现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对党的原则的坚持,对党的形象的维护等。这若干个共产党的优秀忠诚分子,形成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核心力量,产生着很强的精神凝聚和动员力量。忠诚精神是精神之母,可以产生担当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

  《创业史》从第一章开始,多次提到梁生宝一句发自内心的口头禅:“有党领导,我慌啥?”描写梁生宝“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在脑子里时刻警惕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他“考虑到不是个人而是党在群众里头的影响”。生宝已经下定决心学习前代共产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事业。生宝曾告诉继父:“图富足,给子孙们创业的话,咱就得走大伙富足的道路。这是毛主席的话!一点没错!将来,全中国的庄稼人们,都不受可怜。现时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再后用机器种地,用汽车拉粪、拉庄稼……”当继父说起生宝堂兄时,“生宝鄙弃地说:‘怎么拿我和他比?我是共产党员!’”入党宣誓时说过的一段话,充分说明梁生宝对毛主席、共产党的忠诚。“毛主席!……我这时要加人你这光荣党了,我啥也不谋。穷庄稼人都有办法,我就有办法!我决不辱没党的名誉……”“这个年轻庄稼人决意学习那些具有远大精神目标的共产党人,胸怀宽广,把人们对自己重视不重视,看成与自己根本无关的事”。在原来只计划本互助组进山,后来竟有上河沿的许多人参加后心里感慨:“这表示基本群众多么乐意党指示的方向啊。群众的赞成,就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最高报酬。”在说服任老四正确理解他和他组建的互助组时说:“四叔!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梁三老汉他儿。你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吗?实话说,要不是党和政府的话,我梁生宝和俺爸种上十来亩稻地,畅畅过日子,过几年狠狠地剥削你任老四!叫你给我家做活!何必为互助组跑来跑去呢?”在被郭振山的误会和挖苦后,生宝更下定跟党走的决心:“嘿!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什么时候毁了自己,什么时候拉倒!一切都豁出来了。拼到底;失败了,给旁的同志做吸取教训的材料!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性命哩?……生宝胸中的热血佛腾!这里,他看到和他精神一致的共产党员。看见这个情景,为了人民的事业,他愿意把自己讨饭娃子不值钱的生命投了进去,永无反悔!”对于梁生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语言描写,有些学者很不认同,认为梁生宝所表现的心理活动是幼稚的,作者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时候,还缺乏朴素的“平常心”,还没有摆脱“战争思维习惯”和“战斗英雄”模式的巢臼。这的确是一种理性分析。但是必须看到,一切崇高圣洁的信仰,本身是超世俗、超理性、超人之常情的。若非如此,我们就很难理解宗教徒以身殉道的牺牲精神,很难理解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更很难理解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面前的大义凛然。 建国后的合作化初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农村确实有一批信仰共产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的农村共产党员,他们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服务于党和农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他们为之的向往、单纯、付出乃至牺牲,有时可能昰天真的、幼稚的、可笑的,但又是真诚的、崇高的、伟大的。

  高增福对共产党的忠诚体现在:“高增福没有什么旁的事情可做。世上只给他留下一条路——跟共产党走!这事如同渭河向东流一样明确,如同秦岭在关中平原南边一样肯定。大地上的路有移改,这条精神上的路永没移改!”“虽然暂时变成一个没有组员的互助组长了,但他一不恐谎,二不害羞。……他组织起替梁生宝他们掮扫帚的脚力,找到一种临时的方式,为党的号召尽点力量了。”“有些人在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由于偶然的和暂时的原因,也有些人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他们自认他们的精神是在党的。高增福属于后一类人,他总是拿自觉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他自己。……衣衫槛楼的光棍汉,没有一天放弃过‘在党’的精神准备”。在进山肩扛竹子的集体劳动过程,吃过饭,大伙坐在茅棚店外头的荒草地上吸旱烟,高增福很快地把自己变成政治活动家。他在黑暗中向他的贫雇农追随者,宣传共产党互助合作的政策,讲解这条道路的光明和伟大。

  改霞认为:做一个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党的巨大力量里头去,是心目中光荣的起码标准。

  乡支书卢明昌与前来找他的梁三老汉的一段对话,说明了一个农村基层支部书记对共产党的信仰忠诚:“你老人家说得对对!对对!俺在党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看见一家人亲!这个村里有姓王的,没姓李的;那个村里有姓赵的,没姓刘的。可是村村都有姓共的!俺姓共的势力大得很!老人家!财东老爷、土匪特务、反动道门……都骇怕俺姓共的!老百姓喜欢俺姓共的!为啥呢?俺姓共是姓共,俺不挤轧百姓嘛。俺团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的劳动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哩”。

  郭振山尽管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想法,但对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党)仍然是十分珍惜和坚决的:郭振山向来把“在党”看得高于一切。他从来也不曾缺席过一回党的会议;汤河涨水,他绕王家桥也要去;王家桥被山洪冲垮了,他绕黄堡大桥也要去!他告诫自己:“……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撇尿呀!”

  (二)勤劳精神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劳动创造财富,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丰富精神世界,改变命运,开启和提高人们的智慧。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发展,都有赖于人们的辛勤劳动。有了勤劳精神或美德,人们之间的理解、尊重、协作、合作就有了可能。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勤劳精神都是重要的精神支柱。《创业史》对勤劳精神描写13处,但给予很高评价:“劳动是人类最永恒的祟高行为!人,不论思想有什么错,拼命劳动这件事,总是惹人喜爱,令人心疼,给人希望。”柳青对辛勤劳动的任何一个人都给予正面肯定的描述。只要是描写辛勤劳动,柳青都是不惜笔墨,热情洋溢,肯定有加。《创业史》里的人们有着年龄、性别、地位、能力、经验、知识、觉悟和立场上的不同,但他们都具备积极劳动的传统美德和表现。

  如“题序”描写:“粱生宝创家立业的锐气比他继父大百倍!他头一年就租下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并且每亩又借下二斗大米来买肥料——油渣或者皮渣。小伙子和老汉破命干了一年,在最紧忙的夏天,生宝从地里回来,要蹲在铺着被儿的炕上吃饭,要不然吃饭中间一瞌睡,碗就掉在地上打碎了”。“对梁三老汉来说,活儿已经不轻了。但他不把这当做劳动,而把这当做享受,越干越舒服”。“梁三老汉是下堡乡少数几个享受这晨光的老人之一。他在天亮以前,沿着从黄堡通县城的公路,拾来满满一筐子牲口粪。他回来把粪倒在街门外土场里的粪堆上,女儿秀兰才离开暖和的被窝”。梁三老汉“嘴里不停的咄呐,手里可不停地干活”。

  郭振山的勤劳精神照样可嘉:“代表主任撅起大屁股挖土,他兄弟振海推土车。弟兄俩,上身脱得精光,强壮得发亮的肩膀、脊背和厚墩墩的胸脯,汗涔涔地反射着从平原西边地平线上照过来的夕阳。”“他平地越干越起劲儿,一个人又用撅头挖土,又用铁锹往土车里装土。一个顶俩!老二振海见他哥这样卖力气发家创业,推着土车愣跑哩。他拖着空车转来,也不站在一旁歇歇气等着他哥装土,自己捞起一把闲着的铁锹,就装起来。弟兄俩干得满头大汗,满身大汗。干!脱了上衣干!他们那么惹眼,吸引着整个蛤蟆滩的注意”。“郭振山和他兄弟振海,在翻身渠西岸插秧。弟兄俩把袖子卷到膝盖以上,并排站在泥水里,倒退着插。他们赤着上身,被日头烤成紫赯色的脊背上,汗水以脊梁骨为分水岭,刷刷地向两边淌着。他们劳动着,用光溜溜的胳膊揩额上的汗珠。”“日头已经到了峪口镇东边北杨村上空了。过了正午时分,蛤蟆滩田野里除了他们,已经再没一个庄稼人了。但郭振山弟兄俩还不回家。”柳青以郭振山为例,加进自己对劳动农民勤劳致富的赞叹:“庄稼人啊!当他们专注心发家创业的时候,说增产,吃奶的劲都可以使出来的;说节约,肚里可以不觉得饥饿啊!”

  王二直杠“是一个出尽了力气的庄稼人。在他身强力壮的年头里,每年‘芒种’前后犁稻地的时候,吆牛总要喊哑他的嗓子。开犁的几天,整个蛤蟆滩一片犁稻地的庄稼人里头,王二直杠的喊牛声压倒一切;但到收尾的几天,庄稼人们就再也听不见二直杠的声音了。不要以为他的稻地已经犁完了,是他再也喊不出声音来了。他是这样一种性子,做起活来拼命,恨不得爬下去用脑袋犁地的庄稼人啊!”任老三的儿子“拴拴,像一头牛一样闷头做活儿,他永远也不知道疲劳,好像只是为了做活,才生下他来。他的善良使任何人对他都没意见。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郭振云,这人对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杂草,铁面无情,除草刨根,狠心透了。他做活没个定时,肚里饿得动不得了,就算晌午了;看不见做活了,就算太黑了”。

  郭世富虽然自私,但“郭世富破命地干活,连剃头的工夫也没。毛茸茸的长头发里夹杂着柴枝,两手虎口裂缝里渗出鲜血来”。“姚士杰的劳力是很强的。他眨眼工夫,在后园里整出了种茄子和种辣椒的地,用小锄给韭菜松了土,给两架大葡萄浇了水”。

  劳动对一个人的精神感染和改造是很强的。县农技员韩培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中“感觉到:生活在这班纯朴的庄稼人里头,饮食上虽然艰苦些,精神上却是多么愉快啊。……生活在劳动者中间,使人更多地更高地要求自己。”当韩培生另有任务要离开时,和他在劳动中建立感情的庄稼人又依依不舍,“不要说生宝他妈,连欢喜他妈和任老四婆娘,都到梁三老汉草棚院,来和农技员惜别。妇女们大大称赞韩培生的吃苦耐劳精神,不眼高、瞧得起穷庄稼人。这时梁三老汉把一个大拇指头举得高高,说:“共产党!共产党!”。

  (三)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是一个人从使命、道义、职责、责任出发的义不容辞,表现在面对各种侵犯、伤害、灾害、危险及其他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一般表现为优秀人员的一种精神品质,成为榜样精神和凝聚群众的精神力量。《创业史》描写担当精神有28处,主要是基层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担当。

  梁生宝是勇于担当的典范。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如果遇到改革开放,梁生宝仍然是一个与时俱进勇立潮头的风云人物,但他对劳动群众的感情以及担当精神不会改变,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题序描写梁生宝:“他已经对发家淡漠了,而对公家的号召着了迷”。“自己负起了互助组搞丰产的责任,哪里还能为亲事分心呢?”梁生宝的担当精神,最典型体现在活跃借贷失败后的非常时期,他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出发,毅然接纳贫苦的庄稼人加入互助组。《创业史》描写:这是蛤蟆滩解放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令人沮丧的群众会:郭振山主持的“活跃借贷”会议,余粮户姚士杰、郭世富和其他富裕中农的以不参加表示拒绝。会议失败后,穷庄稼人在学校的黑院子里把梁生宝围住,有几个人突如其来提出扩大梁生宝互助组的要求。“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他看见这伙人,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  他们的要求不仅引起生宝的同情,而且引起一个共产党员对群众的困难要帮助的那种责任感。他觉得从这群穿破烂衣裳的人中间悄悄地溜掉,是可耻的。……生宝想改变计划,索性让原来准备运扫帚的那帮人,也参加割竹子,而改由另一帮人运扫帚,这样就可以帮助全村的困难户,解决一部分问题了。……”任老四溅着唾沫对梁生宝说,“你揽事这么宽,心里有底吗?”“生宝显出痛苦的脸相,摊开两只手,要哭的样子说:‘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共产党员不管,谁管他们呢’?”

  对栓栓进山割竹子意外腿伤的负责任处理,体现了梁生宝危急关头的担当精神:“生宝负着这番责任,他心里更难受!但……他必须表现得十分坚强,用他的坚强来感染拴拴,使拴拴也坚强起来。他感到这是领导人的责任。”“他自已背挂拴下坡!大伙要轮流背,他不同意。他最年轻力壮。他要注意在下坡时不让创口重新出血。要背高一点,膝盖以下向上弯起来。这样背着就很吃力。他说他不放心旁人背,大伙才同意了。”“他把帮助这个软弱邻居,当做自己理所当然的义务”。当拴拴顾虑他因腿伤耽搁了割竹子,少挣钱,要挨他瞎爹骂时,生宝慷慨地告诉栓栓:“你放心养伤!拴叔!”,“你不能上岭的这些日子,我割的算你的!”

  梁生宝的担当精神,还体现在他以客观、宽容的态度吸收“有点二流子气”的白占魁加入互助组。白占魁主动提出加入互助组,梁生宝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声。但梁生宝思量后认为,白占魁:“人当然不是好庄稼人。有点二流子气,不是勤俭节约的过日子人。婆娘也是一路子货喀!可是,白占魁力气是有,大伙逼住他干,是能做活的人。他不是不能做活。”“他有好吃懒做的一方面,也有胆大敢干新事情的一方面。……不敢收白占魁,太没共产党员的气魄!难道退出去两户,我就胆小怕事成这样了吗?……”“庄稼人不愿要二流子,这是能想通的;但共产党员不应该顺着庄稼人跑嘛”。乡支书卢明昌积极支持给了梁生宝决心。卢明昌告诉梁生宝:“快快快!快收下!他不入,咱不能强迫。咱能硬把他编到哪个互助组里吗?呀!他要入,巴不得哩!……你回去!增福、老四他们同意哩?算哩!不同意?你捎话。黑间我收了兵,就过来说服!”

  高增福同样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共产党员。在进山途中,“当大伙走累了,伸长身子地睡在独松树茅棚店烫人的大炕上的时候,高增福独独当着大伙的‘女人’,蹲在灶火角落里填柴、扇火、做饭,弄得一脸黑。大伙于心不安,抢着去烧开水和做饭,高增福不允许,强迫旁人都去休息”,“衣衫槛楼的光棍汉坚定而又诙谐地说,‘你们都有婆娘,吃惯了伸手饭了。我当惯女人了,会做饭,还快!’要是有人还去争着做或者要帮他的忙,消瘦但是很有力气的领队,保险推你一个跟头。要是你还再三麻缠,他可以一连推你三个跟头,脸上严肃得令人生畏”。

  韩培生的担当精神,表现在对万一做不出成绩的不安。“韩培生不仅仅被感动,而且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责任很大。住在这样的重点互助组里,如果在生产上做不出突出的成绩,真正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哩。就是领导不批评,自己也会觉得睑上无光,何况他在这次下乡以前,自己还向领导表示了自己争取入党的意图。他希望他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变成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担当精神还表现为基层领导为农村基层干部承担责任。梁三老汉在与乡支书卢明昌谈话时,“老汉叹口气,说,‘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他领的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的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放心好哩!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当栓栓腿伤引起人心浮动时,“卢明昌过河来安慰两位老年人(生宝他爸、妈),要他们一方不要闹哄,另一方不要惊慌。无论出了什么不幸的祸事,都由党和人民政府承当,并且是负责到底!”

  郭振山的担当精神,体现在土地改革后,他倡议在官渠岸修一所普小,让稻地的贫雇农子弟有学上:“在一次村民大会上,他用威严的大眼珠盯住富农姚士杰,建议他捐出他渠岸上的四裸大白杨树做檩子和梁,表示他对贫雇农文化翻身的拥护,而贫雇农自己只出得起工。全体蛤蟆滩的男女都钦佩郭振山雄图大计,……大十字、王家桥、郭家河、葛家堡、马家堡的代表主任,都奇怪蛤蟆滩的代表主任,似乎有一种语言的魔力来推动行政工作”。

  郭世富对传统家庭的负责也不失为一种担当精神,“决心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让他新近扩建的四合院里,演出分家的‘悲剧’。他决心尽一切力量、机智和忍耐,将来作为一个五世同堂的家长,辞别这个世界。为了这个理想,不要说五十几岁苍头发吧,五十几岁白了头发,他也在所不惜!要做孔夫子和朱夫子两位老人家的忠实后代,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四)奋斗精神

  奋斗精神是人们从崇高信仰、伟大理想、人生目标或使命出发,产生的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优秀人物走向成功的基本精神。柳青说:梁三老汉“这个形象承载了大量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奋斗历史”。一部《创业史》,是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精神奋斗史的缩影。奋斗精神在《创业史》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体现,犹以梁生宝表现突出。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在一个人去见梁生宝的路上,因梁生宝的行为心里头想:“奋斗目标越是高尚的人,越能坚韧不拔,越能不露锋芒,越经得起风吹雨打。”

  为理想奋斗是最崇高的奋斗。第五章描写梁生宝在到郭县买稻种的路上:“他心中燃烧着熊熊的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年轻的庄稼人啊,一旦燃起了这种内心的热火,他们就成为不顾一切的入迷人物。除了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人类其他的生活简直没有趣味。为了理想,他们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生宝现在就是拿这个精神,在小农经济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中,开始搞互助组哩。……生宝已经下定决心学习前代共产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儿!”柳青在描写梁生宝与改霞的婚姻上,打破了英雄配美人的传统表现方法,生宝和改霞最终没有结合,他认为的美满婚姻是“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奋斗精神也可来自于人生其他奋斗目标。梁生宝十三岁上的“生活哲学第一课”,也是奋斗人生的第一课:生宝十三岁开始给下堡村吕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被财东娃从地下抓起一把土撒在有饭的碗里头,狠心的财东叫把饭倒在猪槽哩,只是把自家娃说了几句。当梁生宝哭着回家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时,“妈抚摸着宝娃的头,教育刚入世的少年说,‘你不懂事哎!咱穷人家,低人一等着哩。要得不受人家气,就得创家立业,自家喂牛,种自家地……’”梁三老汉在旁边肯定说:“先喂牛,种财东家的地,后……就是你妈的那话。明白了吗?”柳青称这是“可怜的宝娃上了庄稼人生活哲学的第一课”。这一课让梁生宝刻骨铭心,坚定了“创家立业”的信心,“他暗自把长工头当作老师傅,向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包括最讲技术的撒种……”到了给吕二财东干活的第三年夏天的一天,他竟然采取让财东家扣工钱的方式,掏五块硬洋买了财东家的一头小黄牛犊,并给有担心的老人二位讲着“几年以后,咱就有大牛了”和万一出现小黄牛犊死掉的风险的心理准备。“又过了三年。雄心勃勃的宝娃果然做好了种庄稼的一切准备——陆陆续续从下堡村破产的农户手里,拾便宜置买下几样必要的农具。小伙子又在土围墙里老草棚屋对面,搭起两间稻草棚棚,里间盘了炕,他自己睡,外间盘了槽,拴着那头已经长大、引起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大黄牛”。

  奋斗精神带来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可以从梁生宝带领贫苦农民进山割竹子时,背着脚严重扭伤的栓栓,艰难下山途中的心理活动看出:“生宝背着拴拴一边走,一边想:什么叫艰难?‘艰难’二字怎样讲?他明白了:鬼!当自己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时候,世上就根本没有什么艰难了!整党的时候,人们说红军长征,就是这样的。因为一天比一天离目的地近,所以艰难变成了快活。而且,每天一到宿营地,就有新的一次快活。他一想:对!庄稼人过光景,也是这样喀。他和继父租种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那年,他一点也没觉得艰难,反而畅快;因为他一心想着发家创业。”

  (五)底线精神

  底线精神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信仰、使命、良知、责任、义务、其他价值评价或后果的考虑,在各种诱惑、打击、压力面前的坚守精神。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就有或多或少的良知保存,就不会彻底堕落,就有精神提升的基础和可能。底线精神具体内容和表现,因每个人成长阶段而不同。《创业史》描写底线精神有30处。每一个人,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有维度不同、程度不同底线精神,都有自己的坚守的道德伦理底线。这种底线坚守主要是对自己的设置,也有防止他人走向堕落的告诫。

  梁生宝的底线,表现在他说话办事很注意维护党的威信和党组织在基层的团结。如他尽管知道郭振山的一些缺点,但他从不在非组织场合说郭振山。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对他一心为集体,不顾家有意见,用身边例子郭振山作比较。生宝只笑不说话,他不在继父面前,评论村里另一个党员的长短。“有万说到高增福寻他去追富农转移粮食的事儿,说到郭振山不带头搞互助组,……牵扯到另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党里头的事情,生宝照例谨慎地不对这个直性子人表示什么”。生宝虽然心地善良,待人宽厚,但当栓栓执拗不过他爸要退出互助组时,他仍然有点发急和冲动,对已经决定退组的拴拴说:“你告诉你爸!甭说俺互助组的坏话。昧了良心,还要说坏话,哪怕他是瞎子,我们也不容让他!”

  梁三老汉的底线精神,则是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在认为做人原则面前,多次对自己女儿秀兰和儿子生宝有点啰嗦的告诫。他在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婚姻政策的情况下,很看不惯改霞解除婚约,“他担心改霞会把他的女儿秀兰也引到邪路上去”。这里对改霞的偏见是一回事,但坚决不同意自己的女儿与坏人在一起,做出没良心的事无疑是可敬的。他给生宝他妈说:“告诉秀兰!少跟徐家那三姑娘扯拉!”当秀兰的未婚夫参加朝鲜战争脸上留下难看的伤疤,很多人都有议论,秀兰也留泪时,梁三老汉则警告秀兰:“好赖就是那人!你想学改霞的样儿(退婚),老子打死你!……”当看见他儿子在县委书记面前,完全和平素在庄稼人面前一样,内心称好,心里告诫儿子:“你不管在啥人面前,你都要本本色色,千万甭在庄稼人面前拿板弄势,又在大人物面前殷勤虚溜。”梁生宝办合作社,梁三老汉最关心和担心的是要处事公道,“在整个创办社的这些日子,梁三老汉只要有机会和儿子单独谈几句话,他就要叮咛他把土地和劳动力的等级评公道!把牲口和农具的加价款折公平!”。

  郭振山的底线精神,体现在他能够自觉严格区分法律与上级指示的界限,坚持遵守法律,避免给人以口实。高增福发现,姚士杰不支持“活跃借贷”的晚上偷偷从家里拉出粮食,紧急报告郭振山。郭振山说:“增福,咱政府宣布了土改结束,解除了对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的冻结了。姚士杰是条恶狗,不好惹。咱没条款挡人家的粮食呀。”高增福提出:“那么,活跃借贷的指示,不是咱中央人民政府出的吗?”郭振山非常亲切地说,“增福!那是指示,不是法令嘛!咱不能强迫人家嘛”。郭振山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守着他认为的“政治底线”: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一九五一年,郭振山就开始了自己发家致富的目标和努力,但“他绝不使自己的家业接近仇人姚士杰,那和他的‘政治性儿’水火不相容”,他告诫自己“不能太急,太急了不像个共产党员!”当郭振山内心世界斗争时,“共产党员郭振山痛斥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点!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郭振山为了在党,决心全部退出暗中在韩掌柜砖瓦厂的入股,韩掌柜不情愿放弃他这股子,但郭振山“的发家思想,和这个奸商根本不同。他警觉着不要被这个奸商拉进更深的污泥坑里去。”

  王二直杠贫穷时也有对个人认为良心的坚守。从清朝活过来,从渭北逃荒到终南山下蛤蟆滩的他,在民国初年,给逃荒逃到他跟前的两个外甥以自己的名义租吕二财东的地种,“秋后逼着外甥们,拿最好的稻谷交租。他骂他们不是东西。他绝对不允许他们对财东使奸心。他教导他们:穷庄稼人得不到财东的信任,甭想在世上活人!”他不接受土地改革,“毫无顾忌地进行反宣传,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土改是一种乱世之道。……他认为产业要自己受苦挣下的,才靠实,才知道爱惜。外财不扶人!”这种思想,与国家土地改革政策明显对立,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劳动者自尊的坚守。

  改霞的底线精神,是不喜欢梁生宝的“骄傲”:那天在黄堡大桥附近,生宝僵硬的态度,就给她心灵上一个突然的袭击,“改霞认为生宝骄傲了,自以为了不起了。任何人,不管他有天大能耐,再好的性格,一骄傲,改霞就不爱了”。

  为了共同事业的发展而忍受暂时的欺辱,体现了欢喜他妈的底线坚守精神:富裕中农梁大老汉拄着长棍,凶狠地走进任家草棚院,明目张胆为难互助组和欺负十七岁的儿子欢喜,“在草棚屋做夜饭的欢喜他妈,一直站在黑暗中盯着。看见别人仰仗着富裕的地位,欺自己的儿子年小,刚强的女人简直要从眼里掉出血来!她真想一扑出去,扯住大老汉的衣服,抱住他的腿,要他打她一顿,不要摘她的心肝!但她一回心又想:这样做事,太小人了,对互助组的影响也不好,给村里笑说:快看去吧!梁生宝互助组打架哩”。

  素芳的底线则是被人面兽心的姑父姚士杰欺负后,她仍然坚守做人尊严和良心。姚士杰心怀恶意让她陷害梁生宝,他心里马上产生:“太过哩!生宝是好人,……”姚士杰要给素芳留五块钱,声明这五块钱不在那十二块钱工资里头。“素芳不要这五块钱。她觉得接了这钱,她就太下贱了,太肮脏了。她简直不是人了。她生活里需要另外的一个男人,而不是出卖自己”。“她只是希望平平稳稳地、静静悄悄地活下去,生娃子,做母亲,直至变成老太婆。她不反对新社会!她开始后悔到四合院来做活。堂姑父可怕!太可怕了!”

  郭世富的底线精神体现在他虽然自私,但不愿把事做绝。当居心叵测的姚士杰咬牙切齿地挑唆他趁梁生宝互助组出现人心浮动之际,乘人之危朝贫困户任老四要账时,“郭世富惊骇地咧歪着嘴,你给我出这号主意?想往阴沟里推我吗?’,‘咱不敢把事做绝了。你思量:这是啥世事嘛!人家一追问,我说啥哩?’说毕,郭世富用警惕的眼光盯了姚士杰一眼,谨慎地提防自己被愚弄”。郭世富“从来不动人家的一个稻穗。……朱子格言说的清清楚楚:勿贪意外之财!”一天晚上,当他在两步远的地方就嗅见姚士杰酒气冲冲,他推了醉鬼一把,想着“勿饮过量之酒”的格言,在送姚士杰回家后,郭世富望着姚士杰在黑夜无人的村巷里的背影说:“这家伙真个不服政策,恶人远离!恶人远离!”

  与人合作看人品,是一般人们人际交往的底线坚守。郭锁和白占魁在联合买牛上互不接纳,很说明这一点:郭锁夫妇嫌和白占魁两口子合伙买牛,会降低自己的人品。白占魁则认为郭锁“入了共产党员梁生宝的互助组,挣了一笔钱,就不想实行互助组的生产计划了,反而要脱离互助组买牛,单另发家创业”,真是个没出息的庄稼人。

  对后果的担心也让姚士杰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守住自己的伦理底线。他在民国末年曾经与李翠娥勾搭有过奸情,但解放后,“他知道一个富农,在新政权底下应该怎样检点,”因此,尽管李翠娥卖弄风骚挑逗诱惑,姚士杰仍然是很有警惕地坚决拒绝。

  (六)感恩精神

  感恩精神,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知恩图报”“感恩戴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成为中华儿女几千年耳熟能详的人生格言。英国哲学家洛克说:感恩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

  《创业史》描写感恩精神13处,体现在土改后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多次感受到共产党的恩泽后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以及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题序描写蛤蟆滩的庄稼人感叹:“共产党这么厉害?还敢惹他两个(蛤蟆滩的两个大地主: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世事成咱们的啦!”。生宝在采用新种稻技术、进山割竹子等副业生产、扩大互助组等工作的关键时刻的感受是:“每逢到困难和危险中,党领导者的话,就出来支持你了,就像小孩子在病中想妈妈一样”。

  郭振山在头脑比较清晰时认为:“党是伟大无比的力量!它现在有效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的政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它使饥饿者食饱,使奢侈者简朴,使劳动者光荣,使懒鬼变勤,使强霸者服软,使弱者胆振,使社会安定,使黄堡镇的集日繁华……而他郭振山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只有在执行党的政策前两年,人们才真正重视起他来。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啰!”

  十几个庄稼人蹲满豆腐坊的潮湿土脚地,一听欢喜说弄得一笔款子,来的既踊跃又迅速,“啊哈!到底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得住!”任老四说过一千遍的一句话就是:“‘咱政府对我,比俺爹还强!’‘俺爹去世的时光,给俺弟兄没留下一点家业,倒留下些账债。旁人分家,分房分地哩,俺任家弟兄分家,分账债哩……’”。在社会改革的风浪中长成大姑娘的改霞感到:“娘只生了她肉体的生命,她精神上的生命是党给她的”。生宝他爹“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解放后,共产党分给高增福土地,贷给高增福耕畜贷款,世界上还有比共产党对高增福更相亲相爱的吗?”王家桥的王来荣说:“咱党的威信高,群众拥护!”郭家河的郭振华补充说,“自解放到如今,咱党宣传的事情,样样都办到了。群众信服咱党的话!这一条可要紧哩!”

  连对庄稼人互助合作不屑一顾的郭世富,对共产党亲民政策也深有感触,在看到在黄堡镇国营粮食购销站门前,穷庄稼人们排起很长的队依次买粗杂粮时,郭世富心里头想:“政府到底是看见人家的基本群众亲,市上没粮食了,就开了官粮库了……”“在南街十字附近,在供销合作社的烟、酒、醋、酱门市部门前,刚开始舍得吃了的庄稼人,站了一长排队。黄堡的杂货铺很多,到处什么都可以买,价钱一样,掏钱拿货,快得很。但庄稼人宁愿在供销合作社的门市部前面站队。他们相信党和政府,也就相信公营商业的道德”。

  杨加喜关于新旧社会的实例对比,说明劳动人民对共产党感恩的情理之中。在郭世富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仍然没有全部想通的时候,向他传授过治家格言的杨加喜新旧对比地劝说他:“老哥!咱土疙瘩庄稼汉嘛,顺着国策走,没错!这如今,人民政府按牌价买粮食哩。你记得不?国民党要了军麦,又要马料。嘴说等着发官价,给过你一个麻钱吗?嘿!提着马棒,到咱官渠岸来,吓得鸡飞狗跳墙。你郭世富没挨过马棒,还是我杨加喜没挨过马棒?……”“可怜的郭世富挨过国民党的马棒。为了军麦的事也挨过,为了马料的事也挨过。他总是希望:多说好话,少拿粮食。他想:国民党也是人嘛。谁知道马棒和拿马棒的人,全没人性”。

  感恩精神还表现在孝敬父母。生宝对有的乡领导说他养父梁三老汉坏话很反感:“他说俺爹坏,我心里疼嘛。民国十八年,没他收留的话,我的骨头这阵找也找不见了,还闹啥互助合作哩?我经常对俺爹态度好。咱共产党员,不能忘思负义,叫人家群众笑咱。”

  有不少学者,对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干部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之情,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讥讽挖苦,认为是愚昧,是愚忠。但笔者想说的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庄稼人基本上是封闭生存,靠天吃饭,对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灾害的抵抗能力几乎是零。人们在辛勤劳作的同时,对自然和神灵充满了敬畏和期待,政治地位则是最卑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夜之间让他们翻身做主人,人们不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温暖人心的指示和生产生活上的关心支持,特别是那时的许多共产党干部的亲民、负责、廉洁、朴素、吃苦、务实等感动人心的优秀表现,树立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增加了人们对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希望。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动和感恩是有根据、有理由的,而对他们的指责和讥讽则可能是肤浅的。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视野、他们了解的所有信息,他们的一切条件,决定了他们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你不让他们相信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他们相信和感谢谁?

  即便如此,按照《创业史》里的描写,感恩只能是一种群众自愿,而不受任何一级组织或某个干部的影响。任何一级,任何一个干部,都没有任何理由在给群众提供服务后,对群众提出“讨账”的要求。换言之,对任何一个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是份内的事情,不应该有任何交换的成分;至于人民群众是否感谢,那是人民的事情,党和政府或任何党员干部没有任何理由提出要求或对人民群众说三道四。土改分地时,善于巴结钻营的孙水嘴提出:农会主任郭振山为大家辛苦,应该给分些好地。郭振山嘴里说不行,但是当给他评下全部一等一级稻地的时候仍接受了,只说他感谢大伙知疼知热的深情。区委书记王佐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这件事后气得脸都青了,当面严肃批评郭振山:“全照你这样,中国人民要用什么来感谢毛主席呢?王佐民有次听到“个别乡长,在群众会上竟然这样讲话:‘没有共产党,你们怎能分到地嘛?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你们对互助组不热心,还闹自发!把良心拿出来!……”,激愤地说:“这号干部真没出息!他们不思量我们党的一切号召,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除过群众的利益,并没有我们党自己单另的一种利益”。改霞记得清清楚楚,区委书记详细地讲解过说,“党用党员在群众里头的威信,影响群众。而党员不能用自己在群众里的威信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当孙水嘴自鸣得意,夸赞官渠岸互助组副组长杨加喜的精明给集体降低了购买牲口的费用时,乡支书卢明昌诚恳地说:“当干部给人民办事,是自家的本分。你们给我说这些,应该,给老百姓,可要少说这些话……”

  感恩也绝不意味着人民对共产党和政府一切都盲目服从。如梁生宝就给县上住社工作组组长魏奋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梁三老汉则认为,“新社会就是县长、省长,对百姓也得耐心!甭摆你的官僚架子哩!我把公粮一交,你和我没话!”当县委副书记杨国华告诉生宝父亲,“以后可不会过可怜光景了”,并问老人是否相信时。梁三老汉答复则是:“可是要到那个天地,要共产党领导好呢,就是这话,我不会拐弯抹角说话。”杨国华又问:“你看共产党能领导好吗”。老汉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嘴上使着劲儿说:“你书记要勤来俺这个地方呢……”

  (七)惭愧精神

  惭愧精神是个人良心发现或受到良心拷问后产生的反思精神,是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条件,也是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标志,是个人纠正错误的开始。一个人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很快发现缺点,在错误道路上急刹车,重新回到正确的人生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孔子说:“知耻而后勇”。说明惭愧对一个人痛改前非、告别过去、将功补过、绝地逢生的精神意义。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惭愧就是知“耻”。中国古训有“吾日三省吾身”,惭愧则是当下的,是人生过程的随时反思。《创业史》描写惭愧精神14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自己伤害他人或有愧于他人的惭愧;二是对个人良心拷问的惭愧;三是办事对不住大家的惭愧。

  惭愧精神在梁三老汉身上体现最多。如梁三老汉在听到生宝用让扣工钱的方式从财东家买回牛犊的大胆又长远的考虑后,“羞愧难当地走开了。他一时窘得不知道到哪里去,做什么。他心里惭愧自己光是体力强壮,一辈子牲口一般掂重东西,心眼却远不如这个刚出世面的小伙子灵巧哩”。在葬埋了多病无救的童养媳后,梁三老汉掏出心劝过生宝一回:“宝娃,爹对不住你。爹没能耐,过不好光景,没给你占下好媳妇。”梁三老汉“由于愤怒失去了理智的一刹那,一句过火的话,惹得老婆哭哭啼啼,他恨自己的愚鲁,没有自制力”,回来后就给老婆说:“算哩!甭难受哩!是我的不对!”

  梁生宝的惭愧,则是自己“没有能力执行党对互助合作的全盘政策,使自觉的共产党员心中不如意。他觉得他给党丢了脸,给一个二流子唬住了”“白占魁要求入组入不成,他不能按党的政策办事,他多么不顺心啊!”

  高增福“自恨他这个人民代表,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头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能耐欠缺,当这领导人很吃力。”“主任和驻社干部到县里开会不长时间,社里头竟乱到这步田地,高增福留在家里负责,深深感到惭愧,惭愧!”任老四“痛苦地忍受着不忠于职责的惭愧……用右手在自己包头巾的头上拍了两巴掌,悔恨自己汉大心粗”,很愧悔地问生产队长。

  改霞惭愧的是,突然发现自己与其他农村青年一起参与城市招工是自私行为:“她一下子觉察出这是一种自私心理。难道她入团的动机,是为了比群众占便宜吗?”“自己多没意思!难怪那天在黄堡大桥左近菜地草庵跟前,她一提想考工厂,生宝就冷淡她了。她是该被冷淡的,甚至是该被鄙视的”。

  郭振山也有感到惭愧的时候。在1953年12月的最初几天,各村干部每天白日黑夜在下堡村乡政府开会,郭振山心底很虚……“他每次到乡上,有胡楂的大脸盘,总是红腾腾的。他走进乡政府会议室,总是挑选一个不惹眼的角落蹲下去,一个劲吸旱烟。他逃避区委王佐民书记和下堡乡卢支书的目光,尽管二位书记的目光是兴奋的、慈爱的和亲切的,丝毫也没有首先发动一场党内斗争的意思。”

  素芳因“她的男人栓栓从山里回来以后退了组,和毒辣的富农种地,抬不起头,脸没处放,感觉到似乎胸腔里有虫子,在无情地咬他她的心”。

  王二直杠在“光绪二十六年,年轻时在渭河边王家堡子当长工偷财东的庄稼,被送到华阴知县衙门并挨板子”,羞愧难当的小伙子,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好像地老鼠一样,不敢见人。

  高增荣惭愧他没有立场,竟和品行不好的富农姚士杰搭伙种地,为了“希望获得群众对他今年失掉立场原谅”,他主动揭发抵抗国家统购统销粮食政策的行为。

  (八)宗教精神

  这里的宗教精神,是指《创业史》中佛教“阿弥陀佛”名号多次出现以及引出的故事或人物。柳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习以为常地让“阿弥陀佛”出现在小说情节中,是对人们佛教精神生活意义的认同和对佛教信仰的尊重。“阿弥陀佛”名号代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代表智慧普照,无量寿则代表精神不死。“阿弥陀佛”包涵着期盼、祈祷、教化、诅咒等一切意思,体现着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智慧。净土宗是佛教八大宗派中最为佛教徒接受的方便修行法门,在汉传佛教精神文化影响力最大,其特色修行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根据佛教信仰,佛教徒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在机缘成熟时与阿弥陀佛相应,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或护佑,有利于在修行的菩提道上增强定力,精进修行,早成佛果。也许因为这一意义,习近平曾提出,“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阿弥陀佛”在全书出现六次,语境各不相同。

  第一次是“1949年的夏天,汤河上出现了1926年军阀刘镇华围西安以来最大的兵荒马乱。下堡村的人,纷纷收拾北原崖上的暗窑。在北原那边,沿陇海铁路和县城的方向,大炮响了几天了”“他们(国民党旧政权)的末日终于到了!”第二天早晨,……梁生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家来了。他眉飞眼笑,高兴地跳着,大声喊道:“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作者由此发出“阿弥陀佛!”的赞叹。阿弥陀佛随喜一个旧世界的结束和新世界的到来。

  第二次描写姚士杰他妈,“老婆婆是这官渠岸著名的‘慈善家’,正房中屋里供着菩萨,见天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她对于任何恶言、凶事,总是那一句既简单又包含着一切意思的‘阿弥陀佛’”。几年来,老婆婆对村中历次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说过无数的“阿弥陀佛”。对于大喊大叫要求把她家定成地主的白占魁,她更不倦地祝祷菩萨显灵,惩戒尘世上的这个坏虫,哪料想到她的儿子,现在反倒借给他粮食,真是“阿弥陀佛”!一段文字不长的叙述说明:老婆婆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书中虽然对“慈善家”打了引号,但“老婆婆”的尊称和“正房中屋里供着菩萨,见天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和“对于任何恶言、凶事,总是那一句既简单又包含着一切意思的“阿弥陀佛”,说明姚士杰他妈是善良的。二是白占魁当时大喊大叫要把姚士杰家定为地主成分,但姚士杰家最后被定为富农成分,说明白占魁确实有二流子习气,共产党执行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因此老太太对他诅咒。

  第三次是姚士杰因梁生宝互助组出新问题受到大大地鼓舞。回到四合院里,变得疯狂一般厉害。大声吼骂:“他妈的!谁把猪放出来的?啊?”迷信老婆说,“妈到偏院上茅房,忘了关偏门,你怎么开口骂人?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对不善的批评。

  第四次是姚士杰一人企图抗拒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村干部给他算下三十五石粮食统购任务,告诉他婆娘,“给我拆洗被!给棉裤里添絮些棉花!”准备抗粮不交“坐班房子”。迷信老婆和他婆娘,都愁眉苦脸劝说他:“卖了吧!卖了吧!咱前楼上不是有百十石粮食吗?”“人要紧!粮食放在楼上,人到县里去守法,为啥?这社会!阿弥陀佛!这社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姚士杰拧住眉毛,咬紧牙说:“粮食多少不当紧,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他妈的!这是买粮吗?他们说了宜传教育,不强迫。我就要顶一顶,试试看到底强迫不强迫!就是非卖不结,我也要抗到腊月二十三!看他们能把我怎?”这里首先说明佛教徒的真诚,姚士杰他妈和婆娘承认前楼上有“百十石粮食”,但同时,姚士杰他妈、婆娘和姚士杰,不满政府把“买粮”变成强行征收。

  第五次是姚士杰用喝酒发泄对农业合作化不满,头重脚轻地回到家。“迷信老婆从东屋出来,愁容满面地说:‘阿弥陀佛!士杰!酒不是好吃喝哎!你肚里有气,喝酒就是喝火畦。火烧心时,人会做出没底子的事呀!’”迷信老婆在此尽管有无奈,但对姚士杰“做出没底子的事”的后果告诫,仍具有警戒意义。

  第六次是书中称“杨加喜他爹——信佛教的杨善人,从瓦房中屋走出门台阶来。和死去的姚富成老汉同年岁的佛教徒,翘起白山羊胡子嘻嘻笑着,向下堡乡的领导人(乡支书卢明昌)拱手:“阿弥陀佛!卢支书,你是喜客!……”说明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干部赢得佛教徒的尊敬;“和死去的姚富成老汉同年岁”却依然健在,“还是那么结实”,《创业史》在告诉读者“仁者寿”的道理。

  

  不排除或必须承认,《创业史》在人物精神描写上也有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柳青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想化理解和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绝对否定。柳青承认,“我的基本思想是写出两种制度的斗争,两条道路、农民中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社会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诞生的,……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 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 “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时代,能比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对他都没有办法”。

  柳青对1953年农业合作化形势下的不同人们评价是:“在这样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了复杂的现象。一部分具有高度工人阶级自觉和坚定正确立场的人,奋不顾身地抗击企图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势力。一部分觉悟不够和观点模糊的人,就会在复杂的斗争面前迷惑蹉跎、等待观望了。当然,还有少部分觉悟很差、观点不正确的人,三摇两摆,就迷失方向了。”这一评价,明显带有政治偏向和政治脸谱化的特点。

  在《创业史》第三十章,柳青根据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全国所有的县,普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壮”,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场革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力量,在一九五三年冬天,要占领全国的乡村阵地了。几千年分散的中国农村社会,在一九五三年冬天,从根基上开始动荡起来了……”柳青心潮澎湃,甚至激动地要唤起沉睡亿万年的终南山:“终南山啊!你不受感动吗?你在这里蹲了亿万年了,你倒见过什么呀!”

  柳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受早期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影响,对私有制、地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有很大的阶级仇视,对穷苦的庄稼人、对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则充满理想的感觉和预期。由于描写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非常时期,《创业史》中充满着所谓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人们为了各自目的互不服气,互相仇视、公开较劲,明争暗斗,……;私有制自私、贪婪、无情、狠毒的一面,在《创业史》中被明显放大;人性中推己及人而仁爱、悲悯、礼敬、宽恕、和合等善的一面,很少在人物和故事中体现。

  如描写生宝,“在整党学习中,听了区委王书记社会发展史的通俗报告。他现在又在痛恨一个可憎的名词—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弟兄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祟高的责任。”

  描写粮食自由市场:“看吧!黄堡桥头这约莫五十步长的粮食市上,现在,到处在议价了。……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吗?这里的一切活动都是欺骗和罪恶啊!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行为,在这里都被商业术语,改装成‘高尚的’事业了。”

  柳青在描写素芳的痛苦回忆时,干脆把资本主义称作“坏东西”:“这个坏东西引出了一条‘自发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人对人的欺骗、损害和仇恨。只有极少极少最诡诈、最缺德、最残忍的人发了财。大多数老实头全像蛤蟆滩的庄稼人这样贫穷、屈辱和凄惨”。

  柳青为了说明公有制必将代替和战胜私有制,把私有制的问题普遍化、绝对化、趋势化,认为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明显不符合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善”的基本评价,也不符合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历史上,私有制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式,确实有它自私、贪婪、投机、无情、残酷的一面,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某些人身上甚至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和严重。但私有制作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基本的经济形式,自身具有合理性、合法性、适应性、革命性的一面,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的资产阶级,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可以说是功高绝世。连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生产力带来的物质文明,当然是惠及社会,绝不会是资产阶级独享。就基本面和历史趋势而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私有制对于尊重人们权利,保障人们自由,开发个人智慧,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社会活力,都有其难以替代的特殊生命力。这已为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实践所证明。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观察,有些从个别、局部、一时看起来的矛盾、对立、斗争关系,如果放到整体、全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则是一种阴阳一体、相互依存、互感共生的关系,更多时候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关照,共同努力。无数事例说明,随着条件的变化,消极可以转化为积极,坏人可以变好人,假恶丑可以转化为真善美。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上,地主资本家及其家属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土匪成为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将领大有人在。

  但瑕不掩瑜。柳青尽管在感情上有明显的阶级偏向,但由于他坚持在创作过程忠于史实,因此,《创业史》除带有个别偏颇的议论外,事实描写仍然是真实的。换言之,《创业史》的事实描写并不支持柳青关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偏激议论,这些不支持柳青偏激议论的事实也是柳青写进《创业史》的,而不是别人。如在柳青工作的长安县王曲区,郭家就是在长安有名的大地主。建国前后,长安县曾流传着“下了王曲坡,稻地都姓郭”的普遍说法。郭家最鼎盛的时候曾有11院房子,总占地20余亩,田产3000亩。1964年以后政府将郭家改为“地主庄园博物馆”(后又改为“地主罪证馆”),并有不少夸大性或不真实的所谓地主罪恶展览。但柳青并没有将这个大地主写进《创业史》。对旧中国中国农民致富,柳青客观地概括为两种情况:“一种就像郭世富,得了外财;另一种像郭庆喜,外号‘铁人’贪活不知疲倦”。其实,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应该是主体。在蛤蟆滩乃至黄堡区农业合作化的发生的“稻地风波”,梁生宝等穷苦庄稼人尽管内心与姚士杰、郭世富等较劲,但互相之间并没有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姚士杰、郭世富的权利,都受到事实上的尊重。而互相之间的较劲,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蛤蟆滩的农业发展。如在梁生宝从郭县买回稻种后,郭世富也去郭县买回来比梁生宝多一倍的稻种,而且公开喊出:只要是蛤蟆滩的庄稼人,不分贫雇和中农,都可以分得,“他只顺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提倡的路走——增加生产和不歧视单干!”姚士杰采取“畜力顶劳力”“让两个牲口替我干活”的办法,与栓栓、高增荣家进行生产合作,不管动机如何,对蛤蟆滩的农业生产发展无疑都有促进作用,不好用阶级斗争的立场进行有意破坏的评价。姚士杰还承认,解放后这几年许多事实证明,共产党各级政府从来不袒护违反国策的人。仅有一次,姚士杰不执行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郭振山、高增福带领大家进姚士杰院子进行质问,对质过程也是通过事实说明姚士杰不老实。当任老四对姚士杰说“打你个狗日的!”,“卷着袖口,往前挤。大伙把他档住”。作者认为“显然,老四太过火了”。

  至于姚士杰、郭世富出于阶级成见或偏见,对农业合作社出现的问题幸灾乐祸,姚士杰甚至伺机破坏农业合作社发展,在当时农村确实存在,有的甚至比较严重。《创业史》的描写也是有根据的。(注释略)

  作者系长安人文研究所所长,曾供职西安市长安区乡镇企业局、区政府办公室、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委党校;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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