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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候》小说连载 | 第二十二回:识整体恍然大悟 觅支撑另辟蹊径

必讲 2019-07-24 来源:乌有之乡

  第二十二回

  识整体恍然大悟  觅支撑另辟蹊径

  今天张元彪的办公桌上像间压扁了的牢房,三张报纸一本杂志如四个身材魁武的罪犯,我压着你的双腿,你枕着他的胳膊,将这区区的囚室挤得满满的。这种从未见过的情景令张元彪感到格外新鲜——平日再多的资料,也像一沓崭新的钞票,摞得整整齐齐。他料定这是出类拔萃的秘书屠吉祥的精心设计,而这种别具一格的摆法肯定暗示着某种玄机。

  不出所料,摆在最上面的、张元彪青睐的《企业家报》今天不同往常,它像个清明节上山祭祖的村姑,打扮得极为朴素:既没有描眉染唇,又没有涂脂抹粉,引人注目的是头上打箍似地扎着一条黑色的丝巾——头版印着通栏的大标题:“政府要保护企业家的合法利益!”这十三个醒目的大字一下子闯进张元彪的眼簾,并像一串子弹射入了他的瞳孔,然后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进入“主眼”的肝,随后串到与肝“同源”的肾,“五脏互为母子”,这些既充满霉头的言辞——容易引发痛苦的回忆,又闪耀着喜庆的文字——让人想往美好的未来,一下子激活了他五脏六腑间麻痹的经络,让他感到格外的刺激,异常的兴奋。

  好果子留着慢慢嚼,张元彪放下了手里的《企业家报》,拿起被该报压着“双腿”的《工人报》。这也是张元彪感兴趣的“零食”,仿佛城隍庙的五香豆。平日该报像萝卜白菜一样朴素,内容绝大部分是工厂里的凡人琐事,偶尔点缀一两篇国企经理的闲情逸致或私企老板的花边新闻。今天该报不同往常,头版上每篇文章大号字的标题中少不了“企业家”高贵的面孔,少不了“利益”耀眼的尊荣。对二百万承包奖至今耿耿于怀的张元彪对这类字眼特别感兴趣,就像花猫爱咸鱼,既使没有多少肉也要放到嘴里嚼嚼,腥味也能解馋啊。

  色香味浓的巧克力等会慢慢地品尝,放下《工人报》张元彪拿起被它枕着胳膊的《青年报》,自认为算半个老头的他从没见过这张报纸,今天一见便有了钟情的感觉。《青年报》极像当今的年轻人:讲究时尚,爱张扬个性。但“人”与“报”还是有区别的:穿“迷你裙”的摩登女郎没有丝毫的政治热情,因为超短的裙子无兜,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都没地方装;而《青年报》不一样,它标新立异的板面、套红配蓝的色彩、压人眼球的辞句、爱露头角的文章……无一不闪耀着政治的光芒。今天它也是连篇累牍地议论“企业家的切身利益”。

  有姿色的美女待会欣赏,张元彪放下《青年报》,拿起放在最下面、最厚实的期刊《法制》。该刊物的封面设计简单明了,从不更换:上面印着一架天平,下面用苍劲的书法写着书名,仅这些就足够了,它给张元彪的印象是一位板着面孔、严肃认真、从不讲戏言,绝不打诳语的黄袍老道。翻开目录一瞧,那里面不是轻舒猿臂、柔展英姿的髻发道姑,就是怒目圆睁、狂舞宝剑的太极道士,好!篇篇文章都吊着张元彪的胃口。

  在这几份报刊上凡是值得张元彪阅读的文章或评论下都划着红线,这是他青睐的秘书屠吉祥做的记号。屠吉祥深知“百二万”那颗经常刺激张元彪便血的“结石”,这些年并没有磨纯,不光棱角越来越尖锐,个头也像大海里的珊瑚礁越长越大了。善于揣摩领导意图的他不时地给老张送去一两付清热去湿的“化石药”,他不想、也不可能根治好老张的病,这个不甘寂寞的坏家伙三不知地拿根竹签撩拔一下那些尖刺,从中取乐。生活中的屠吉祥跟处于机警状态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睛睁得大大的,耳朵竖得直直的,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如果它是遇到豺狼的野兔,它会撒开脚丫子往洞里跑;如果它是遇见羚羊的猎豹,它会不失时机地扑上去,瞅准你的喉咙狠咬。屠吉祥天天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尽心尽力地获取与他未来的小说有关的素材。

  张元彪怀着极大的兴趣一口气看完了屠吉祥为他划了红线的文章与评论,他那黑暗的心室像被一支点燃的蜡烛照得通亮,他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候国内众多的媒体要为企业家大声呐喊,可惜呀,来的太晚!他内心感到欣慰:正义虽然迟到,但毕竟来了。他厌烦这种于事无补的“马后炮”,但想想“有”总比“无”好,笑总比哭好。

  事情是这样的,WH长江动力实业集团的总经理尉迟安最近暴出了特大新闻:这家国内著名的电力设备制造厂前两年在菲律滨投资了一座火电厂,竣工后尉迟安带着他的家属不远万里到菲律滨出席剪彩仪式,除了老天爷谁都没料到,他到菲律滨后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电厂的老板,公然在那顺顺当当地上起了班。国家投资上亿元兴建的大电厂瞬间变成了一盘小小的橄榄,被他这位骑着毛驴过海的张果老笑眯眯地嚼着吃了。威振四海的中国政府当然不答应,派外交大员到区区岛国去办交涉、提抗议。当时菲律滨也在搞改革开放,迫切地需要引进外资,也在强调法制,区区岛国也有保护外国人利益的《投资法》,不论你投资的钱来自何处:从牌桌上赌博赢来的可以,在青楼卖淫赚来的也行,钱都是干净的。心怀鬼胎的尉迟安看中了这一点,他拿国家的钱但用“个人的名字”与菲律滨政府签的建电厂合同,他是当然的法人。

  1995年6月X号见报的“尉迟安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件事像刚上市的板栗,媒体把握着火候,用铁砂,加白糖,不停地挥动着锅铲,不紧不慢地炒着。喜欢“花边新闻”的市井小民热衷互动:尉迟安难道是铁石心肠?他忍心抛下生他养他的爹娘?忍心离开难分难舍的故乡?……放着堂堂的董事长不当,到异国他乡“播队落户”划算不?

  对远走高飞的尉迟安,道貌岸然的市委领导说其是“私自外出未归”;而面目威严的检察官断定他是“判逃”,是“偷梁换柱地发横财”。但喜欢迎合街坊百姓味口的新闻记者不以为然,他们削尖脑壳的四处打听消息,收集各种资料,寻找证人证词。“无冕之王”的记者其实跟戴破草帽的农民差不多:刨根寻底,顺藤摸瓜,剪枝打杈……是他们经常干的活。没多久《企业家报》刊登了一位记者的长篇报道——《尉迟安判逃的内幕》,这位资深的记者仿佛是位高级侦探,除了掌握罪犯详细的事实,还挖出了他犯罪的根本动机。

  尉迟安是个非常精明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他也迷恋当“大块头”,他领导的“长动”兼并了破产的照相机厂,重组了效益不错的玻璃厂……。短短几年。“长动”这个无名之辈摇身一变,变成了蜚声海外的武打巨星成龙。然而在他五年的承包期满后,WH市政府却寻找各种借口,制造多种理由,硬是不给他发《承包合同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二百万元承包奖。一气之下,尉迟安便耍了这个歪心眼,想了这个孬点子,出了这个馊主意——来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你不说,高高在上、洞察一切的老天爷对这位有能耐的可怜人还真动了恻隐之心,成全了他的此举。《尉迟安判逃的内幕》见报后,性情剽悍、眼里容不下半粒砂子的WH人认为“政府烂屁眼!”“政府毛赖!”无论在街头卖热干面的小摊上,还是在豪华酒店的餐厅中,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豪爽仗义的指责或大大咧咧的叫骂。

  马克思这位千年难出一个的哲人独具慧眼,他早就断言“偶然中孕育着必然”,这不,事实证实了伟人的先见。

  如同开了春山上等着出土的竹笋,YN省也冒出了一则惊天动地的新闻,它同样在企业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闻名全国的宏大烟厂的老总朱子贱铛锒入狱了,判刑十五年!众多的报刊同样是热情扬溢地炒作,众多的记者同样削尖脑壳……,所不同的是这次《工人报》的记者捷足先登了。《工人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没有判逃的尉迟安——朱子贱》的文章,讲叙了朱子贱犯罪的全过程:朱子贱跟尉迟安一样,也是个非常精明、非常能干的人,在他承包宏大烟草实业集团的五年中,同样把一个“宏大”变成了几个“宏大”,同样把“宏大”这个无名之辈变成了闻名全国、甚至蜚声海外的巨星。然而在他的五年承包期满后,地方政府同样的寻找各种借口,制造多样理由,硬是不给他发《承包合同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二百万承包奖……。一气之下朱子贱也耍了歪心眼、想了孬点子、出了馊主意:宏大出口一大批高档香烟,外商给的回扣不多:每盒一毛钱。他悄悄地将这几十万现金变成张支票,叠了两下统进了自己的腰包。他满以为此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他万万没想到,那位他没照顾好的老天爷还是把这事捅出去了。怨谁呢?只怪他点子低,做得不够保密。

  囹圄之中这位精明能干的企业家算是开了窍:该拿的你拿不到,你得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嚥下这口窝囊气,千万别发牢骚;而不该拿的你绝对不能拿,那上面不是长着利刺,就是插着尖刀。

  《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明确的认为这两个事件是政府的某些官员侵犯了企业家的根本利益,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如同夺人钱柜、抢人娇妻。根本动机是得了“红眼病”:见企业家拿“大钱”他们眼馋,见企业家“一夜暴富”他们心急,这种妒贤嫉能是典型的小人。任何一位称职的评论员都会“上纲上线”,不用放大镜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刺激性,老百姓看着不过瘾,《青年报》的评论员最后在这碗色彩鲜明的“菠菜豆腐汤”里加了点胡椒:伤害企业家丝毫的利益都是不可饶恕的,要彻底检讨;败坏党的形象、政府的声誉,罪大恶极,必须追查到底。

  《企业家》的评论员用的是高倍放大镜,所以它的社论的“纲线”更粗,文章更吸引眼球。它认为:绝对不能把企业家的利益简单的看成是个人利益:企业家个人的利益与他经营的那个企业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与企业家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是密不可分的。企业家的利益绝对是社会最基础、最根本的利益,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伤一叶而毁树根”的利益。评论员最后拿着美国产的扩音器歇斯底里地呼叫着: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吧!企业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法制》的评论员仍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像个说来讲去总离不开《地藏经》的老和尚。不同凡响的语句看得出作者是中央党校的高才生,毕业考试绝对拿的满分。他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注:中央党校某期的毕业论文),摆在八仙桌上众目睽睽的那个大蛋糕得重新切。他认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利益集团:医药行业是个利益集团,房地产是个利益集团,企业家是个利益集团,政府官员是个利益集团……。各个集团如同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诸如粮草,马匹,兵器……,肯定会撕破脸皮,大打出手。要造就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局面,必须祭起“法制”这个利器:使社会的每个人都不能漠视佛祖,更不能在佛祖头上动土。最终这个明晓准绳、深谙法理的师爷是这样断的案——各打五十大板:两地的政府官员违反《合同法》在先,极大地侵犯了企业家的利益;两位企业家明知故犯在后,是个典型的刑事案。两者虽有一丝因果关系,但都得追究。如此看来世上没有这英明的法官,他就会着筋地追溯罪恶与灾祸的根源:一丝不苟地弄清楚第一次把那臭不可闻的潲水泼出去是谁挑的水桶。罗列了半天,最后这位评论员像常香玉说她只会唱豫剧,向他热心的观众一再声明:“诚信”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风牛马不相及”,而本刊只谈法律,要讲诚信你去读老子写的《道德经》。

  张元彪逐字逐句地看完了这些文章和评论,他的心胸顿时豁达开朗:思绪像气流纺喷出的纱线连绵不断,心情如钱塘江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按捺不住激动的他连烟屁股烧到手指头都没感觉到。

  把自己算上,我们三个企业家是形象丰满、极具典型的风流人物,因是时代造就,其共性必大于个性:我们仨天真无邪的承包人信奉着同一个公正无比的上帝。但这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偏偏给我们三个无比虔诚的信徒安排了不同的结局:尉迟安上了天堂;朱子贱下了地狱;我老张还在人间苦苦地徘徊,不知将来是“上”还是“下”。

  跟“长动”和“宏大”相比,咱向轴的规模不算小;跟尉迟安、朱子贱相比,我老张的能耐绝不逊色多少。我老张承包向轴的五年,向轴的产值产量不是同样翻了番吗?上交的利税、出口的外汇不是同样的成倍增长吗?轴承行业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这两年咱向轴的名气受到那几个后起之秀的冲击或排挤,确实不如以前。但不管咋说,在我老张承包的那五年,向轴在社会上还是吃香的、喝辣的、玩得蛮开的:无论资产还是规模咱向轴稳坐轴承行业的第四把交椅!可是同样的,香樊的政府官员寻找各种借口,制造多种理由,硬是不给我老张发那数额相等的二百万承包奖。看来普天之下“被讹”、“含怨”、“受屈”的老总还真不是我老张一人,“行凶”、“毛赖”、“赌狠”的地方官员还非香樊一处。真是:特殊里面见一般,偶然里面有必然。

  张元彪拿起宜兴茶壶,把那浓酽的龙井茶往嘴里灌了几口,他心里想像汽车加满了油,跑得更欢了。

  尉迟安、朱子贱肯定跟我老张一样,在完成了五年的承包合同后,在那个迟迟“不见动静”的“煎熬期”,也曾设想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万一”;他们肯定跟我老张一样,漏掉了那个想破脑壳都想不到的“万一”:“万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讲脸,毛赖么办?”

  尉迟安、朱子贱肯定跟我老张一样,面对的是“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群狼尖牙利齿的撕咬,强盗挥斧抡锤的砍杀,伪君子赤裸裸的狡辩言辞,奸和尚阴森森的讥讽话语……,你就是有孙悟空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的神通,也斗不过他们;你就是有诸葛亮口似悬河嘴吐莲花的辩才,也嚼不赢他们:因为他们怀里揣着一个能吞天、能含地、能囊括一切的如意法宝——权!

  尉迟安、朱子贱肯定跟我老张一样,当时是万般无奈,忍气吞声,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像被一只雄壮的大公鸡叨着冠子、压着身子、恶狠狠地“踩”了一“水”的小母鸡,只能垂头丧气地梳理被弄乱的羽毛;像被一伙凶残的土匪轮奸后的少女,只能缩在墙角落哭泣……。所不同的是两位老哥哥的心没死,他们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的,比牛蛋还大:一遇到绝佳的机会,他们的歪心眼、孬点子、馊主意全冒出来了,石块瓦砾,绝对拦不住那个非出土不可的竹笋。而我老张咧,“哀,莫大于心死”:我那颗拳头大的心早被那五个歹人用缝麻袋的大针戳得尽是窟窿眼……,那二百万早把我整得没有人形了。

  尉迟安和朱子贱肯定跟我老张一样,是个“四化”的干部,是自家不掏一分钱、每月拿国家发的十八块的助学金培养出来的工农子弟的大学生。想必他们跟我老张一样,对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强烈的报恩之心:像身强力壮的儿子对白发苍苍的母亲。我们从没有非分之想,从没有出格的言行……,我们干净得像慰蓝的天空,纯洁得像蓝天上的白云……,我们是无可挑剔的好公民!

  尉迟安和朱子贱肯定和我老张一样:在承包企业的那五年里天天起早摸黑地干;没完没了的烦心事你得承受着,扯皮拉筋的恼人事你又避不开;操不完的咸心、磨不完的嘴巴皮,嚼不完的牙巴骨……很少有清闲的时候。这两位老哥哥肯定和我一个球样:操心操得人都瘦了两圈,头发成把成把地掉……不像个人样!

  用烟屁股又续了一根烟,张元彪展劲地吸了一口,他胸中的霉气、怨气、怒气……各种有害健康的气体更多、更浓、更重了。他暗忖着:尉迟安、朱子贱肯定和我老张一样,白天再忙再累,像个憋着油的液压千斤顶扛着,因为夜里有个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的美梦在等着自己;每天晚上,人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浑身的筋骨像散了架似的……,但内心总有个坚定的、鼓舞人心的、无比辉煌的念想。我们都是这副模样:扳着指头数呀算呀,又过了一天,还有多少天……五年啊!每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天!

  天时、地利、人和决定了现在是个疯狂地做美梦的年代,而冬至前后黑夜长于白昼又是一个做美梦的绝佳时期:在梦里酣声如雷的人绝对当了歌王,出尽了彩;在梦里张着笑脸的人绝对成了大款,发了横财;在梦里垂涎三尺的人绝对在意淫,搂着二奶……。梦的世界有奇珍异宝,梦的世界有奇装异服,梦的世界有奇谈怪论……梦的世界千奇百怪!难怪中央电视台那些闲得无聊的怪才记者,手拿麦克风在长安街上追着打探别人的隐私,“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还用问,我们三个大老爷们的梦想是那闪着金光的二百万承包奖。那可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梦想,那是签了合同、被财神爷批准、受阎王爷保护的梦想;是买彩票中签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梦想;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梦想是理想。就那,这样的梦想都成了真……。几寒心呃!多伤神!

  此时张元彪确信了那句俗话,“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人啦,还得讲个命。想透了的他握着拳头发了个比入党时更庄严的毒誓:再做发财梦,天打五雷轰!如此这般,超脱了的张元彪把那二百万当作消极的储蓄,仿佛在美丽的日内瓦湖畔的某家瑞士银行里,他老张有笔巨额存款。

  从报刊上企业家的文章中,看得出他们对政府的模样极为不满,他们的语言既生动又形象,他们说做生意谁愿意亏本?所以企业家都是威尼斯商人;而政府算个啥?算个红薯它不甜,算疙瘩蒜瓣它不辣,它就是商品流通的长河中扎的一道壩;它像个无耻的掮客,吃了卖家吃买家。你嘴巴馋肚皮大两头口也行,但跟买卖双方一样,你得守规矩讲诚信。不少知名的企业家在报刊上现身说法,讲当地的政府对他们这般的勒索,那样的敲诈;讲他们如何的上当所骗,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差点像周瑜那样被活活地气死。他们满腹的牢骚话虽然浓缩成三言两语,但那不是“喻世明言”,就是“警世通言”,或者是“醒世恒言”;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听到这种伸张正义的呐喊,仿佛看到企业家发自肺腑的泣诉,深有同感的张元彪不竟“拍案惊奇”。

  时下“企业家”是“资本家”的雅称,这是“下大雨前刮大风——笨虫都知道”的事。那些“轻而易举”地掏到第一桶金的“少数人”买起了高档的别墅,开起了豪华的轿车,养起了钟情的二奶……,他们令人心慌的示范让整个社会流行起讨人嫌的“红眼病”。最严重的患者当数自诩不凡的政府官员。讹我老张二百万那天市长大人嘶哑着嗓子、眼里充满着血丝、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二百万啦,那可是我一百年的工资。”说的多凄惨,仿佛他住的是牛棚,吃的是猪食。

  养尊处优的政府官员敢驾船闯大海?风高浪急,怕丢了小命;肯进厂当苦力,汗流浃背,怕累垮身体。要致富咋办?这些高学历的人无师自通,他们会擂肥,会吃大户,如是乎,政治学与经济学编织成一条生物链:企业家残酷地剥削工人司空见惯,政府官员野蛮地黑吃资本家极其自然;这一切极似醉汉行酒令时狂叫的“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子”。张元彪深信最终无产阶级会战胜资产阶级,但这光明美好的一切太遥远了,不知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实现。此时他这个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张元彪低着头,叼着烟,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慢慢地来回走着,一盒烟使紧闭门窗的空间变成了弥漫浓雾的山谷,此时的张元彪仿佛一个挖草药的老汉,弯着脊梁,拄着拐杖,着小筐,在原本熟悉的山间寻找那迷失了的小路。如果他抬望眼极目远眺,唯一清晰的只有白色的天底下那条黑色的地平线。

  古人说:“极迷处识迷,则到处醒。”此时茅塞顿开的张元彪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的现实太残酷无情了。

  太阳才刚刚下山,天空才缓缓变暗,张元彪已深深感到自己像个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流浪汉,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夜吗?由缕缕烂绳块块破布拼成的大氅已挡不住像刀子一样的北风的侵袭,皮肤已由割裂般的疼痛变得麻木,筋骨已由微有感觉的麻木变成死尸般的僵硬。早已空无一物的枯肠收缩到了极限,里面没有丁点可消化的东西,哪怕是草根,树皮……。此时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脑细胞还在思维,张元彪感到自己极像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手里拿着最后一根火柴,她仰望着天空,对着幻觉中慈祥的奶奶大声喊道:“奶奶,等等我!”划着了那根火柴她便静静地死去了……。第二天一早,人们在路边的角落里发现了她冻僵的尸骸。

  张元彪不愿做那个孤苦伶仃的流浪汉,更不愿做那个在梦幻中冻死的小女孩。

  漫长而寒冷的冬夜已经降临,我老张这个依偎在烤饼炉旁的老叫花子熬得过去吗?……但不管咋说:饭,还得吃;屎,还得屙;人,还得活着。至于咋个活法,似乞丐?还是像神仙?得好好思索思索。有了这个寻找出路的思想,张元彪打开了玻璃窗,清新的空气潮水般地涌进了办公室,他肺里的浊气得到置换,脑中的主义加以更新,仿佛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加了“壳牌”润滑剂,人显得格外精神。

  张元彪首先想到在这几年坎坷的生活中他总结出来的、“屡用屡爽”的那些格言:“自己安慰自己是聪明人的一种本能”,但他不知道这绝对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自己安慰自己是强者的一种柔术”,但他也不知道柔术练多了就不是强者;“自已安慰自已是弱者的脊梁骨”,但他不知道吃三五瓶钙片治不了软骨病;“自己安慰自己才能感悟人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才不至于枯燥、乏味、单调”,他不知道这样会改变自己本质的、清纯的、宝贵的内核,披上一件“与时俱进”的外衣后,裹在里面的好心肠就会变成一堆驴肝肺:既有凶狠残忍,又有奴颜婢膝。

  紧接着张元彪想到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没有信仰相当人没有脊梁。以前我老张信仰马列毛那一套,直到现在还觉得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可如今大气候变了:天空沉着不动的是雾霾,随风飘舞的是污烟;和稀泥的公民不讲“造反有理”,开口闭口“和谐为贵”;洗过脑的人们价值观变了,以前的鲜花他们视为毒草;人们都得了色盲,眼里没有了红色,尽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特色……。哎唷,现在一提马列毛:人家笑你思想“没开窍”,讽刺你“是个苕货”,嘲弄你“猪脑壳”。一提马列毛:你自己会感到孤单,感到不合群,仿佛那只“出类拔萃”的丑小鸭。

  我老张翻了半辈子的马列毛的著作现在成了书柜中装潢门面的摆设,成了一筐既无市场又无需求、放在地下室慢慢生锈的铁马掌。我知道那些书是楚怀王有眼不识的一块璞玉,哎呦,不知还要等多少年才能变成价值连城的和氏壁。

  人生在世无外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而精神生活主要是信仰的追求。为了使自己的精神殿堂不至坍塌,那根十分脆弱的柱子怕是不行了,我得另找一根作支撑。其时,其实,那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张元彪亲手砸毁的释迦牟尼的塑像,仿佛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的莲子,早在他的心池里发了芽。

  物资生活我老张不能过得太差,咋说我也是个有地位的人:一个响当当硬梆梆的企业家。有这等身份活着就得有个样子:抽“三五”的烟,喝龙井的茶。

  在这个“有啥不能有病,无啥不能无钱”的社会钞票是不能少的。但挣钱得讲规矩,不能离了谱。古人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老张要做君子就得遵循这一古训,做个干干净净的人,拿几个干干净净的钱。

  随着时间的过去,向轴领导班子里出现激烈的斗争,欲知张元彪如何应付这一危机,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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