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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灵”的一多半是“肉” ——“我就是我”

宪之 2018-07-16 来源:乌有之乡

“我就是我”,《灵与肉》的高调播出,对上对下,也是张贤亮们显示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

  “灵”的一多半是“肉”

  ——“我就是我”

  不久前,张贤亮的《灵与肉》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闪亮登场,沉寂多年,高调复出,据说好评如潮,自然,也有争议,好像被敏感不争论了。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据一位张粉的评论:“电视剧《灵与肉》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这部电视剧写的不是许灵均,而是写的张贤亮先生。它给许灵均附上了张贤亮先生的魂。电视剧《灵与肉》是一个活脱脱的《张贤亮传》,而非张贤亮先生笔下的《灵与肉》。”

  除非只看影视和小说的,关注视野稍微大些的,感到生活中“活脱脱”的“张贤亮先生”的“肉”,与电视剧中“许灵均”的“灵”,好像很不和谐。

  一,“中国作家圈里最成功的商人,也是中国商人圈里最成功的作家”

  张贤亮和一些文学大腕都说过,无论现在和将来,写文学史都撇不开他。是的,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位旗帜性的作家,伤痕文学中伤痕最深、最痛的作家,是一位痛恨“专制”呼喊“民主制度”政治性最强的作家。

  无疑,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

  谈伤痕文学,不能不提到卢新华。卢新华以伤痕文学发迹,揭露“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伤痕,并以身体力行医治好了自己的伤痕,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归宿——维斯拉赌城“自由”地充当一名发筹员而“复归”了自己。在演艺界,这是一条追求人性解放的普世金光大道,明星大腕无不转移财富、持绿卡入外籍。他们一面制作形形色色的精品,为中国大众解放思想;一面以自己的成功为中国人的“先富”和“人性解放”,树立起金光闪闪的楷模。

  张贤亮虽然生前一直在中国“牧马”未及将肉身“融入世界”,但作为最成功的人士,他无疑应该纳入上述坐标审视。

  古人谓盖棺论定,张贤亮去世时“凤凰财经”报道其隆重的告别仪式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张贤亮出殡会众生相:充满黑色幽默与热闹》(2014-11-11 09:17 《中国企业家》)

  作为一位擅写“黑色幽默”的作家和擅长营销的商人,张贤亮也许会为他这热闹的葬礼会心一笑

  文_本刊记者李春晖编辑_萧三匝  

  宁夏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郑歌平为张贤亮致悼词,开篇是新闻联播里常听到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话音落下,有人鼓掌,但马上被止住了。在领导讲话结束后鼓掌,是一种规矩,即便葬礼也不例外。

  

  “凤凰”绝不是贬张的媒体,但这“充满黑色幽默与热闹”与“鼓掌”,却意味深长。他不禁使人想起一位公开声称“共产党非法”的“模范共产党员”法律权威大咖,,想起“国家精神缔造者”范冰冰和茅于轼,他们都应该得到鼓掌。

  张氏的一生,发迹于文学,归宿于老板。

  文学的辉煌兹从略。

  了解张氏的成功,可以看一篇张粉的访谈长文:《一个40岁开始第一次性爱的男人归于佛教前如何追求狂欢而不沉沦的人生 》(作者:雷晓宇)。在豆瓣看到时,标题却变成《张贤亮:妻妾成群》 (禅猫部落 2014-09-28 15:33:13),是否也是一次“鼓掌”,不得而知。

  现摘引一些精彩段落以飨网友: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世家。祖父张铭曾留学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来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母亲在燕京大学读家政专业,也是大家族出身。10岁以前,他的童年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他不会自己系鞋带,但他的脚可以分辨出羊毛地毯和化纤地毯。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6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他记得,父亲最大的爱好已经不是开车,是养马。小时候,如果他跑到楼下,跟"下人"们玩,就会遭到大人的斥责,说他没规矩。

  1949年是中国人的分水岭。张贤亮的父母肯定不会想到,不过短短几十年后,儿子会脱下西装,摘了手表,蹭掉皮鞋,专门跟这些人打交道。

  1992年,张贤亮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在收紧,而经济在放宽。他果断下海,主动选择折腾,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一跃成为作家富豪。

  "和我曾经的幻想比,我是一个失败者。我觉得我现在很落魄,不过就是个小小的堡主,充其量1个亿。”

  他在这里复制了童年的生活。周身名牌衣饰,车库里数辆豪车,身边养着100多只名种狗,400多位员工靠他吃饭,称他“主席”。他除专门的司机、厨师外,还有书僮伴读,红袖添香,养女在侧。若逢天朗气清,北望贺兰,半世苦难蹉跎,也算得以补偿了。

  这甚至比童年时更好。那时他只能呼奴唤婢,如今在他的小王国里,他几乎可以呼风唤雨了。他心血来潮要建“老银川”一条街,手下人97天就建成了。在这个戏仿的世界,买的、卖的、做戏的、看戏的,都如他的臣民。张贤亮是个懂得享受的人。扭头看看,这间客厅里的家具可不是什么样子货。巨大的红木条案,镶嵌白玉的柜子、雕刻祥云和龙纹的椅子,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是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收藏的。他喜欢"消失的和即将消失的东西"。这个两层楼的四合院,从选址、图纸到松木质地的空调外挂机罩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张贤亮已经不怎么出门了。他跟北京和银川的文学圈子都已经差不多断了联系。偶尔,也有老朋友来看他。王蒙来了,他陪着逛逛,送一件羊皮坎肩。杨振宁来了,他陪着聊聊天。他有6辆车,其中一辆宝马,一辆辉腾,一辆保时捷卡宴。

  这就是他的城,他就是这里的王。这是他的堡子,他就是这里的堡主。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体现他的意志品味。他相信风水,整个城就被布置成一个阴阳八卦阵。他喜欢收藏,就转没有一个展厅展示他的古董家具。他有恋母情结,墙上就挂着他母亲的照片。这就是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要对她行注目礼。他喜欢书法,于是到处都有他的书法装裱和题字。

  一位故人这样回忆与他的会面:“他的办公室是我那时候见到的最奢侈的办公室,五六十平方大小,整个铺了一张华丽的纯羊毛地毯,顺墙而立的博古架上摆着各种古玩和他在世界各地获得的奖章。他把我迎进办公室后,在他自己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坐下来,迅速地,就有两个长相不错的姑娘上来,一个给他沏茶,另一个给他揉肩,个个都柔情款款的。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皇帝样子。”

  谈到他母亲的高贵出身,张贤亮说:“也只有贵族的血统,才能养出我这样的人物。”

  读毕有两点感受:

  一是,成功的自得与炫耀中,多半是“肉”欲横流,难见星点“灵”性。

  二是,现在时与过去时并重。今夕是何夕,共此灯烛光?

  二,张贤亮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

  《灵与肉》浓墨重彩渲染几十年,仿佛张贤亮就是许灵均的化身。他的家国情怀和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在小说影视之外,有着明确无误的夫子自道。

  

  1936年12月,张贤亮出生于南京一个贵族世家,……据张贤亮回忆,他的童年,是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度过的,家中有佣人、园丁、司机等,他被尊称为“孙少爷”—说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含着的金钥匙,竟为他打开了地狱之门:1949年江山易帜,张家和全国很多贵族世家一样遭遇灭顶之灾。(《张贤亮:一个成功的失败者》(组图))

  1957年4月,在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一封信里,他的话活像个信徒:"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最苦的时候,我幻想做中国的总统。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有人揭竿而起,我完全有能力把中国统治好。我写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讲了我的四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  "林彪完蛋了,我就有预感。等到毛泽东一去世,我知道,我的时代要来了。"

  

  1983年,在中央统战部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张贤亮在谈话中说要“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为此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张贤亮毛遂自荐,要吸收自己入党,只有吸收自己入党了,才好改造共产党,才好干张贤亮的事情。 “在中南海,他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言论引起重视。……在很多高校演讲,他都大声疾呼:“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也有人说我钻营。我说,不是的。入党是个务实的选择。起码你能够获得话语权。那时候,我号召所有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人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贤亮的印象里,柳传志只跟他讨论过一个重要问题--要不要入党,"当然要入党",他说,"只有入党才有话语权,才能做事。"

  关于这个严肃话题,相信党员柳传志跟他有共识。不过,他也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能够得到认同,九十年代初,张贤亮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八年。他和旅美多年的作家刘宾雁发生了一次争执。

  "你没出息",刘宾雁说。

  张贤亮反问:"是你们在国外自由地骂共产党勇敢,还是我在体制内提出不同意见勇敢?"现在看来,21岁的张贤亮简直是个无所畏惧的国际主义战士。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来福枪,也不是镰刀,而是一只蓝黑色的自来水笔。

  1997年出版的《小说中国》中,他借人物之口说得更坦率:“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制定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而得以生出的资产者阶层,不管称他们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或中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数恰恰最维护将他们孵化出的政治条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年中,还谈不到独树一帜‘自立为王’的可能。他们只会用各种方式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通过代理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

  张贤亮勇敢激进,坦白可爱。“我就是我”,与“许灵均”完全是两回事:

  一,张贤亮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58年他就自觉地担负起“颠覆专制”的使命,幻想“揭竿而起”“做中国的总统”。据说,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就“程序正义”而言,他的遭遇比茅于轼显得更“准确打成”,算不上冤家错案。

  二,他的政治理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三,他不是许灵均式的殉道圣徒,他的动力来自对“专制”的仇恨,他的“初心”,不过是恢复逝去的天堂。

  四,他公开声言加入共产党是为了改变共产党,从而改变中国。实现“由别人代表自己到自己代表自己的”。他居然可以在海外与“敌对势力”坦然交流如何改变中国的心得,比较谁更勇敢,他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留在中国和加入共产党的目的。

  五,他的家国就是“民国范儿”家国,系家于国,“国”暂不能,就先实现“家”的回归。生活中的张氏,没有半点许灵均式的钟情祖国九死不悔的影子;他所追求的“国”,倒是与刘宾雁更为接近,他对刘宾雁式的觍颜事敌颠覆祖国并未表示丝毫反感,不同之处,仅仅是完成使命的方法不同。

  “张贤亮简直是个无所畏惧的国际主义战士”,并非溢美之词。

  六,张贤亮对“国”的感情,与许灵均不着边际。2013年6月3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过:“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都觉得这个民族不配看我的东西,我不屑于为读者写作。”

  

  三,关于张贤亮的政治身份

  “右派分子”和“劳改22年”,是张贤亮前30年的基本政治身份和政治资本,在张粉口中更有1955年因资本家出身被投入监狱之说,为泄愤和增光随心所欲地地夸大苦难,也是时下的一个普世现象。

  张氏的政治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但本人和官方始终未见澄清。严谨一点,有两点似可肯定。

  一是张氏在中学阶段曾被开除。

  对这段经历主流文章从不提及,大概是出于“为贤者讳”。非主流文章称,“1955年,张贤亮高三临毕业前,因为“经常旷课”“数理化英文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特别是还“经常偷窃”,“偷窃分子”“开除出校”。”颂张者也有文章为之辩诬,“高中毕业前夕,宿舍里总是丢东西,又抓不到小偷,老师就动员张贤亮承认,并且许诺只要他承认了,他就可以毕业。他以为捡了个便宜,把罪名担下来了,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三十年后,已经名扬天下的张贤亮回北京,应邀到母校39中作报告,在留言簿上写道:感谢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倾向虽针锋相对,但可证曾被开出确有其事。

  二是就“程序正义”而言,张氏的确未曾被“打成右派”。

  一位长期研究张贤亮的网友星逝夜潭坚称张贤亮的“右派分子”和“劳改30年”是假的。在《张贤亮晚年已经承认自己是假右派》博文中,他认为: 张贤亮,1958年因为“坏分子”“劳改三年”,1961年劳改释放后,1964年,张贤亮涉案“要用暴力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集团”,反革命集团30多名成员银川公审,分别被银川市人民法院“判3年、5年、8年、10年、15年,立即押往监狱”。张贤亮因为写了2万多字的坦白交代材料,检举揭发,坦白交代,获宽大处理,判“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当场释放。劳动管制不要坐牢,和农场职工实行同工同酬。 直至1979年,张贤亮一直是宁夏农场正式职工,期间任教农场子弟学校。

  此说法与主流媒体扞格难容,但长期以来一直各说各话,未见有人对“污蔑不实之词”予以澄清。经查证,张氏本人2008年写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自传体原文,虽然极力丑化“专制年代”,但也承认了自己被定的是“坏分子”,并不是“右派”,与文怀沙大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自然,撇开“程序正义”,如果就事论事,以仇恨“专制”“苦大仇深”而言,张贤亮却是“被准确打成了右派”,比茅于轼大师并不逊色。星逝夜潭虽然找不到张氏引以为荣的《大风歌》,但张粉访谈已经交代张氏自己说过:我写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讲了我的四化: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资产个人化,经济市场化。(彼时有没有“四化”式的语言,待考

  四,张贤亮现象的启示

  在《绿化树》中,张贤亮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写作“初心”:“1984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自然,那是1984年,拨乱反正新启蒙刚刚起步,还处于“完善”“不会产生百万富翁”阶段,这段话不无“打左灯向右转”之意,30后回视,只能说是“黑色幽默”了。

  同样讲述“苦难历程”,张贤亮与阿托尔斯泰走的是绝然相反的路。

  托尔斯泰讲述的是投身革命的旧知识分子皈依劳动大众转变思想感情之艰难;张贤亮讲述的,则是旧时代统治阶层阔少在奴隶翻天之后刻骨铭心的苦难。

  近代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济世之路,先后汇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洪流,这是知识阶层的主流。以鲁迅为代表,“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完成了“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转变,也就是后来饱受诟病控诉的思想改造。“告别革命”之后,知识阶层的多数,通过控诉苦难、杂忆牛棚、随想忏悔,纷纷完成“华丽转身”。再与时俱进,更拜倒在“民国范儿”脚下——人家胡适、梁实秋、张爱玲,才是正统正宗!

  张贤亮没有“误入歧途”的经历,他的资本,只有“专制时代”的苦难,他不是通过忏悔而是通过控诉,以自己的激烈鲜明和挖掘“性”的大胆而出类拔萃。

  当张贤亮们所鼓吹的人性普世之后,小民们慢慢看清,“许灵均”给自己召唤出来的不过是丛林社会,所谓人性,不过是赤裸裸的狼性和羊性。

  张贤亮对苦难的控诉离不开“性饥渴”,在实至名归之后,张粉们这样解读:“张贤亮这一生拥有过的情人,数都数不过来。其中,不乏名女人。对他来说,性是狂欢,却未必是沉沦。性从未给他带来过道德的负担。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2003年,他曾经谈论王蒙的无绯闻生活,说:"一个作家没有绯闻,怎么能把小说写好呢?"也许是前半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困惑,到了后半辈子,张贤亮为自己选择了一种轻省得多的活法。名利财色,锦绣乾坤。”“我所认识的张贤亮是个风流不下流的人,他曾在某次活动中看中了一个女士,随后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在当地的情人,他将每月支付不菲的生活费。结果,对方拒绝了,张也不以为然,仍然表现得开朗友善。他的绯闻不再是小道消息,成了和男性、生命力、性道德有关的公共事件。”

  与此相关,王安忆有一部小说《叔叔的故事》可以对读。作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王安忆用自己构筑的形象世界颠覆了张贤亮英雄遇美式的“英雄苦难主义”故事,无情戳穿其虚伪性。有的论者甚至说:“张贤亮被王安忆通过这篇小说绝杀之后,文坛再也不会有什么苦难的英雄了,那么,文坛由谁来占领呢?答曰:莫言与王朔,以莫言为代表的农村‘匪系’与以王朔为代表的城市‘氓系’。 但不管是“匪”系还是“氓”系,都没有张贤亮这类“叔叔”的戏。就是因为王安忆在一九九0年大开杀戒,把张贤亮的苦难英雄主义给灭了。张贤亮从此不再活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坛,只能在遥远的西部去经营他的产业了。”(雪寒书馆:《张贤亮被女人杀死真相》)

  文学界毕竟还有人在做思考。

  不过,《叔叔的故事》只对张贤亮模式做了道德批判,“把张贤亮的苦难英雄主义给灭了”有点不着边际。连王蒙都高举“告别革命”“告别崇高”的大旗,张贤亮的“崇高”与后来的的“匪系”“氓系”是一股道跑的车,本质上并无二致,他们都是颠覆革命与崇高的。王朔的“氓”似复杂些,在杀却崇高之后,也不无迷茫。

  《灵与肉》的粉墨闪亮登场,说明张贤亮并没有被“杀死”,张贤亮与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同在的,借用美国的流行词语,他的辉煌在于他的“政治正确”。他不会被“灭了”,他的光焰与它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力量的消长同步。当然,在他们呼唤出的实在越来越显出庐山真面目时,他的“苦难”“性饥渴”叙述,与理论包装的新自由、普世民主之类一样,魅力会越来越小。时下,除了发财梦想,也就算《软埋》一类升级版“专制”控诉,还有点糊弄效力,他们只能靠控诉过去来为自己的现在作合法合理的论证。

  “我就是我”,《灵与肉》的高调播出,对上对下,也是张贤亮们显示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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