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从占中说起--中产阶级的两幅面孔

　　国庆前后，香港发生大规模的“占中”行动(“占领中环”的简称)，这一由青年学生发动、市民广泛参与的事件引发对香港现状与前途的争论。如果联系到今年3月份在台湾地区出现的同样以学生为主导的占领“立法院”的反服贸风波，可以说，这些昔日的“亚洲四小龙”地区的城市市民占领行为，一方面沿用了2011年秋天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形式，另一方面又有着各自复杂的本土诱因，除了反对大陆与台湾签订服贸协定以及不满大陆公布香港普选方案外，还有所在区域经济前景恶化和社会矛盾丛生等深层次原因。​

　　与2010年以来在北非、西亚等阿拉伯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不同，台湾和香港一直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地区，而如此剧烈的示威游行也反映出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和大陆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周边效应正在持续发酵之中。这些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很容易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台湾、韩国等地区出现的反右翼专制政府的政治民主化浪潮，2013年底在韩国有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辩护人》热映，今年上半年也引起大陆影迷的关注，这部历史版“鸡蛋撞石头”的电影也许能为当下占领运动提供一种有趣的历史参照。​

　　《辩护人》为香港“占中”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历史参照。

　　​两段故事​

　　《辩护人》是韩国漫画作家杨佑硕首次执导的电影作品，由韩国演技派明星宋康昊主演。影片讲述了1981年金斗焕军事独裁政权执政初期，宋康昊扮演的税务律师宋佑硕不惧危险替被军政府逮捕的釜山大学生进行人权辩护的故事，据说律师宋佑硕的原型来自于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青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从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喜欢这部片子，不仅把辩护人在法庭上对抗军政府看成是个人反抗强权的象征，而且以为这种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就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全部真义，并“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从专制到民主的韩国经验也适用于当下中国。真的如此吗?​

　　这部电影由两部分组成，前半段叙述了这个出身底层的律师如何奋斗成为中产阶级的过程。宋佑硕高中辍学，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后来自学考取了律师资格证，又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很多钱，过上了拥有一间高档公寓和个人帆船、家庭殷实幸福又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这部分故事很像一部励志剧，既有闪回镜头中无钱付房费的卑微，又有赚取大钱之后的志得意满，宋佑硕花高价买回自己做工人时“亲手”建筑的公寓来标识这种男人(财富)的胜利。与此同时，这种个人成功的中产梦也是韩国七八十年代经济崛起时代的反映，那是一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也是个人只要努力就能实现阶级晋级的时代。于是，他对当时电视和窗外轰轰烈烈的抗议示威游行漠不关心，相信个人成功和家庭幸福比改变社会更重要。​

　　影片后半部分则是宋佑硕“意外”卷入一起大学生因传阅进步书籍而被捕的案件中，他宁愿放弃大公司的巨额诱惑，甘冒得罪军政府的风险为无辜学生做无罪辩护。这种人生的转变并非来自于外部压力或社会动荡影响到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而是一种朴素的道德正义感。在他人生困难时期曾经帮助过他的小酒馆大婶家的儿子也在被捕学生之列，为了报答大婶的恩情，宋佑硕介入这个案子。影片的华彩段落是他凭借其辩护律师的才能逐条驳斥公诉人对青年学生是共党分子的指控，展示了严刑拷打学生的国家秘密警察的傲慢和对人权的践踏。这种对青年学生的伸张正义，使得宋佑硕隐约意识到政治权利的弱势与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之间并非没有直接关系，尽管最终结果判处学生有罪，但他依然走向了带领民众到街头反抗军事独裁政府的人权律师之路。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以宋佑硕为主角的影片借中产阶级的视角展示(诠释)了韩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看起来很政治正确，也很好莱坞化，属于典型的小人物反抗强权和专制的故事。​

　　​中产阶级的两幅面孔

　　​影片的前后两部分，正好呈现了中产阶级的两种秉性：一种是去政治化的中产阶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种是政治化的中产阶级(作为捍卫个人权利的人权斗士)，这代表了中产阶级在社会想象中的两幅面孔。​

　　中产阶级的第一副面孔是社会稳定器，也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社会，正如二战后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的日本以及作为东亚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等先后进入中产阶级主体的社会。这种温顺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主体形成有三个社会条件：第一，社会给个人奋斗成功提供充足的机会，就像宋佑硕这类勤奋用功的“底层好青年”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依靠福利国家制度充分保障工薪阶层的利益(如人身保险、养老保险等)，使得蓝领工人可以过上白领化的生活;第三，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主要从事包括金融、旅游、文化等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这也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在承接西方制造业基础上完成经济发展之后，又顺时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从而实现中产阶级化的过程。​

　　中产阶级的第二幅面孔是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在取得经济地位之后需要分享政治和公民权利，这被作为解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韩国等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就像影片后半部分宋佑硕从家庭、办公室、法庭走向街头政治的过程。不过，这部电影把韩国民主化运动处理为中产阶级帮助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对抗专制独裁政府的故事，仿佛现在自由民主的韩国就是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一起创造的。其实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恰好遮蔽了这场政治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正如《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韩国工人不仅为韩国现代化做出卓越贡献，而且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阶级的缺失是用中产阶级、公民运动来描述政治民主运动的必然结果，因为中产阶级浮现的前提在于阶级的消失和被转移。​

　　这种阶级的议题在中产阶级的主体视野中的消失，恰如宋佑硕一旦奋斗成功就遗忘掉其原有的阶级出身，就使得带有社会和经济诉求的民主化运动被化约(简约)为一场捍卫人权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从而忽视了这场民主化运动本身也是中产阶级经济权利的自我捍卫。与宋佑硕从底层到中产再到走向街头相反，近期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台湾地区的“占领立法院”以及香港地区的“占领中环”等运动，固然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新的宋佑硕们所经历的恐怕是从中产到底层再到走向街头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