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人天五论新篇试论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下）：结论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人天五论新篇

　　试论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下

　　结论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增订

　　

　　【作者按： 拙文全文发表后，意犹未尽，特增加「后记」部分；另对已发表之结论部分，也作了必要的文字润饰，节次调整，笔误疏漏之处也作了订正。】

　　

　　目录

　　一、序论

　　1、破题、假设

　　2、仁的字源与哲学化

　　3、仁德的农耕生态环境

　　4、仁德内涵

　　二、古代对仁德的重构

　　1、汉儒董仲舒

　　2、宋儒程颢、程颐、张载

　　3、明儒王阳明

　　三、近代对仁德的重构：仁学

　　谭嗣同

　　四、现代对道德与价值的革命性批判、重构

　　李大钊

　　毛泽东

　　中苏大论战

　　文革

　　五、当代对道德与价值的重构

　　习近平：

　　序言

　　1、新时代的新精神

　　2、走向世界

　　3、中美大论战

　　特朗普政府

　　拜登政府

　　结论

　　21世纪的时代精神：仁道主义

　　注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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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序论

　　1、破题、假设

　　本文前四论，分别从疫泄天机、当今世道、人天交战、命运与共四个维度，全面地论述了新冠疫灾，本论将进一步分析探索支撑这四论的仁道的源起、仁道的历次重构，以及西方之诡道如何影响美国应对疫情，以及疫情如何影响中美博弈。

　　本文的主旨，「战疫之大道在仁」，是什么意思？

　　先说「大道」，有道家的道，有儒家的道，本文基本采用《礼运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之「大道」；但同中有异，《礼运》大道的终极目标是为「公」，是「公天下」，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和愿景。但本文「大道」之愿景则是「天下归仁」，「仁」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是一切其他德目，义、诚、公、礼、智、和、信等或范畴的源头；质言之，仁是万流之宗，是众德之母，由此衍生一切子德，所以就本文题旨而言，可以套用《礼运大同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归仁」。所以，要战胜遏制新冠病毒，最终须依靠主导人的思想行为的终极价值仁道、仁德，此之谓战疫之大道在仁，在仁道主义。

　　质言之，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要遏制甚至消灭病毒，除了依靠科学和体制之外，还须从思想精神上，打通人天关系，发扬仁道精神，也就是太史公所谓的「究通人天之际」的人天合一的现代解读。质言之，太史公的愿景是纯思辨的，唯心的，不是唯物的，科学的。随着近现代科学的长足进步，特别是量子科学对微观世界的认知日益深化，大大扩大人类的思想视野和深化思想的触角，从而使进一步探索解读天人之际，成为可能。

　　这次全球历史性的新冠病毒天考，揭开了认识这种玄奥关系的序幕；中国在这次天考中之所以能够交出亮丽的答卷，不仅在于发挥了体制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更在于发挥了中国深厚悠久的仁道精神，例如创造性地提出命运共同体、公共卫生共同体（两共）的理念。

　　其次，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一个命题，始于孔子，（1）然后汉宋明三代的儒宗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分别按照当时的思潮，与时俱进，重新界定，多次重构。到了近现代，仁道在西方诡道的猛烈碰撞下，除残存之核心外，外壳已完全剥离，无复昔日风采，遂有谭嗣同、李大钊等在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彻底重构。到了新中国，毛泽东以革命实践，批判继承重构仁道；接着胡锦涛、习近平配合改革思潮再一次重构仁道仁德。

　　于此可见，以仁道仁德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历经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以其坚韧的内在精神伟力而历久弥坚，至今一脉相承，青春永驻。

　　为了论证上述论点，除了在序论中拟定的九条假设之外，特再拟定下列八条假设，以便进行本论之论证：

　　（1）中国人非常实际，对神权的宗教信仰一向淡薄，可有可无，相信有造物主，但不可知；为人处世处事，立足于人本，不是靠超人的神，而是靠人自己；

　　（2）人，抽象哲学化为仁、仁德、仁道（本文三者互通）的终极价值或元范畴，内化为标志性的华族民族性、国民性；

　　（3）仁，为中华文明道德体系的内核，是母德，是众子德之源；在历史的长河中，纵然依附的外壳众子德历经冲刷，但与时重构，有所损益，而内核依然历久弥新；及至中国近现代，在西方诡道文明的猛烈撞击下，也是循此轨迹演变，目前正处于仁德重构的过渡期，尚待定型；

　　（4）就人类整体的文化生态而言，各大文明均有各自的价值体系，所以价值信仰不能绝对化，中国的仁性文明只适用于中华文明，不能移植强求其他文明认同；反之亦然，其他文明也不能强求中国照搬移植其价值信仰；

　　（5）价值、信仰，是决定生产力的更根本的生态环境的折射，一旦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生产力、继而意识形态、价值、信仰也必随之变化；西方近现代的科技工艺进入近现代中国，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中国农耕经济的生态环境，因此依附农耕经济的传统道德体系，仁、仁德的内容和范畴，必然也须作出相应的重构；

　　（6）价值、信仰的巨大精神力量，主导人的思维、言论、行动，因而中华文明悠久深厚的仁性价值信仰，或仁道主义，是这次进行疫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7）信奉公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陈独秀建党后，在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在进行立国建政、社会主义建设、在谱奏求存、求富、求强、求文四部曲的漫长过程中，其主旋律一直是以仁道为核心的公天下的价值，尽管其中曾经出现过利己的私天下的变调走调。所以，概而言之，在毛泽东主政的新中国的27年的历史中，他所主导的历次的政治运动，大的如文革，小的如三反五反反右等，无一不是或明或暗地沿着这条主线进行的；其后的邓、江、胡的三个世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开的40多年的过程中，依然沿着公天下的轨道进行，虽然出现过多次波折。

　　（8）在第五个世代的核心习总主导下的战疫斗争中，奉行以仁道为核心的公天下的价值观，是制胜的关键因素，而其驱动之精神心力则来自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仁德精神资源。此之所谓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2、仁的字源与哲学化

　　字源

　　由上可见，相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文明而言，仁德既如此之重要，就本文战疫之主旨而言，就必须追本溯源，刨根问底，探索其来龙去脉，了解其原意、其流变。

　　就仁的价值观而言，还可以从中国的文字的字源来解读。中国文字是表象表意文字，相较于表音文字，其中大有学问；盖「仁道主义」的仁字的字形，是按照「六书」造字原则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而造，其中蕴含哲思，透露中国「人学仁学」的文化基因。

　　《说文解字》说，仁，亲也。郑玄注以「相人偶」,即两人见面,面对面鞠躬作揖的一种礼仪。据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研究，在古语中，任与人、夷是一个字，一个意思。仁，从人，表示一个站立的人。

　　清末奇人谭嗣同在其奇书《仁学》中也据此对仁字作了疏解：“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2）“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通“元”为义“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

　　谭的疏证，除了按照孔孟界定的仁的本意，强调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引进佛学的核心思想「空」、「无」的概念，认为无字从「二」从「儿」，与仁通。（3）

　　于此可见，仁的这个字源，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是群体，不是个体。质言之，人、我，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依他依众而存在；人，命定不能离群索居，不能孤立生存，而是社会动物；中国文化原本是讲人的文化，讲人与人如何相处的文化，不是像古希腊重视个人个体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是最能体现苏格拉底所谓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命题的文化。

　　仁就是仁德，仁德并提，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但仁德并提，表示中华伦理文明系统化的进一步提升，更加成熟完备；所以，讲了仁的字源，必须也要讲德的字源。要了解“德”的字源，必须从甲骨文讲起。从结构上看，甲骨文的“德”字由彳、目和竖三部分组成。“彳”的意思就是行。从结构上看，甲骨文的“德”字由彳、目和竖三部分组成。“彳”的意思就是行。目，自然就是眼睛。而对于目上的一竖，学者大多认为，是一目，后变为十目。

　　这是德的字源，至于字义，甲骨文的“德”字多用于占卜战争的卜辞，多为战争前占卜天意。饶有趣味的是，于此可证甲骨文的“德”字目上的一竖，也必然反映着这种天人关系，从而“德”与天意、天人关系相关，究天人之际，联通天人。另有一说，建筑美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张法教授认为“德”字目上的一竖「｜」当为中杆，远古时代的这种天地对应与中国的“中”相关。“中”在古文字中，是与天相观测相关的一个中杆，通过中杆，古人理解了天的规律，如果说天在远古被理解为一个神的话，那么，中杆上反映的就是神的意图。因此，最早的天人合一就体现在中杆的“中”上。因此，最早的天人合一就体现在中杆的“中”上。“（4）仁只讲人人关系，而德却讲天人关系；所以仁德并用，则是从人的立场联通人天关系，人天合一。这正是本文的主旨。

　　于此可见，中国人的宿命，历史地看，只能行群体主义或社会主义，不能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的社会是农工商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者一也，所不同者，一个重农，一个农工商并重。

　　于此可见，中国先民的智慧，也可见中国文字之神奇，竟然字里乾坤，暗藏天机，超越时空，预设中国未来必走社会主义道路！

　　哲学化

　　孔子「一贯之道」的「一」是什么？台湾已故的曾仕强教授认为， 这个「一」就是太极，就是中，就是仁，延伸出去就是忠恕等美德，收回来就是一个「仁」字，其实「仁」就是阴阳。仁字的左边就是个竖立的人字，就是阳；右边是两画，是阴。「仁」的古字左边是一竖「｜」，没有这一撇、右边两横「=」，合起来就是「｜二」，就是一阳一阴，左边是阳，右边是阴；两性男女，男为阳，女为阴，好字的左边是个女字，右边是个「子」字，合起来是个「好」字，两性结合就是阴阳和合，是人伦之始,就叫仁，所以仁是做人的基础。最后是，「仁」还有本体论的意义，仁的左边是一人，是一，右边是二，根据太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论；仁，统括天地人，民我同胞，物我与也；植物的果核叫果仁，有本体论的意思；天地人三界混于一体，均在仁的观照之内。于此可见，仁道之博大深邃无极无际！

　　再者，仁字，还有一解，就是存二不存三，三代表天、地、人三才；存二不存三，就是指做人要化掉人心，超脱人心，升华人心，效法天地，只怀天地心；以天性善良、厚德载物的忠厚心、博爱心、包容心、仁爱心、谦让心，来处事处世。这是中国天人合一的仁德核心内涵。

　　「仁」的本意，就是指以人为本，富有爱心。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对待每一个人。质言之，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则把「仁」字哲学化，作为礼乐制度的精神核心，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道德境界，从而在周孔手里，为华夏礼仪之邦的社会奠定了基本伦理结构和精神的核心价值。

　　仁的原典时代

　　孔孟的仁

　　周孔孟荀构建仁道主义的人伦哲学体系，提出崇尚仁者爱人、博施济众、重德利用厚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等一系列的美德。其基本关切就是先人后己、睦邻包容、济弱扶倾；不像西方霸道的诡道主义，先己后人，损人利己，排他役人；果如此，人我关系上必然会滋生唯我独尊、役人剥削的思想心态；在国际关系上引起敌意、纷争误判。

　　《诗经》，仁且美，仁美并举；《尚书》的仁，多指君王的品格德性；《论语》，仁者爱人；《周礼》、《国语》，多用爱人、亲人来释仁，视为对仁德的基本规定。特别是儒家的圣经《论语》，提到仁字109次，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伦理道德的仁德，人的品格德性；二是有关社会民生的仁政；三是有关实践履行，即仁之方。强调力行，将仁德用来为人处世处事。

　　如何做到仁？答案是克己复礼，一旦做到了这点，则天下归仁。因为仁是礼法的本质核心，礼法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要求和理想的人格境界。到了孟子，将礼法归结为道德范畴，将孔子的仁学思想向内、向心性学方向推进，下开宋明理学和心性学。

　　墨子的“仁”

　　墨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自然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先秦墨家的文献中，也经常提到“仁”字，如“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墨子·经上》则定义“仁，爱也”。据统计，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中用“仁”字87次。

　　《墨子》的“仁”有三个含义，一是“爱”，即“爱人爱己”；二

　　是“体爱”，即个体之爱或主体的爱；三是“兼爱”，即总体之爱或主体间的爱。墨子指出儒家的仁只是“亲亲有杀(差别)，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这种仁是不彻底的。墨子说，只有“兼”无等差地爱人才能够达到，所以“兼以易别”，“兼即仁矣”。禽滑厘询问墨子“天”和“地”谁更仁，墨子则认为“地”更仁，因为“地”直接养育了花草树木和鱼兽从而是民众的“衣食父母”。

　　历史地看，从《郭店楚墓竹简出土文献》（5）可见，仁在战国末期已具备丰富的含义，既是一种品德，如仁厚；又是德性的概括，是礼义所由生。同时也有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具有善的自觉性。

　　此后从汉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仁学经过多次重构。由于本文的主旨所限，下面将着重论述董仲舒对仁的第一次重构，宋程颢、程颐、张载和明王阳明的第二次重构，以及近代谭嗣同第三次、现代李大钊、毛泽东的第四次的革命性重构；当代习近平的第五次社会主义新道德的重构。

　　3、仁德的农耕生态环境

　　上述古老华夏文明的仁德，华夏文明的核心美德，绝不是周孔孟荀墨等几个大思想家凭空构思编造出来的，而是从先民在中华大地宜农的物质生态大环境中，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淀，折射提炼出来的终极价值的精神结晶。(6)其他古老文明，希罗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中东伊斯兰古文明，莫不如此。所以对于仁道人道的来龙去脉，追根究底，必须归之于产生此仁道仁德的自然物质的生态环境。

　　中华仁德的古文明孕育于河洛地带，地处内陆、水源充沛、植被茂盛、土壤肥沃、地域辽阔，构成以河洛中原文化（7）为核心的中国农耕文明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只要这种宜农的生态环境一日不变，则由此形成的中华农耕仁性文明就会继续存在。（8）

　　古代河洛文化的精神和智慧，大致可以用这二十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以人为本、正德厚生、血缘亲情」基本上界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即华夏文化的终极关怀和出发点；「观物取象、法天取意、物力有穷」基本上界定了人天关系。还要再进一步化约的话，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即「人学或仁学」，可以尽华夏文化之底蕴、精粹；简言之，中华文化自古至今都围绕着「人」，而不是像西方文明围绕着「物」或印度和中东围绕着「神」，来做文章，来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深奥智慧。客观地说，这是人类文明生态的均衡律所决定的，各大文明彼此互动互补，无所谓优劣；当然，各大文明主观上必然倾向于推崇自己的文明，认为自己的价值是普世价值。

　　4、仁德的内涵

　　这种植基于仁德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有很多标志性的特征，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其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务实避虚。河洛的先民是一个从农业生产实践中领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会不劳而获」的务实道理的勤劳民族。久而久之，内化而为一种民族性，就是非常实际，非常重实践、重经验；就是在处世处事、治国理政时，不尚空谈，不存空想，实事求是。例如，就拿「实」这个字来说，就有「诚实、真实、务实、老实、厚实；实在、实用、实干、实践；实学、实事求是、名实相符」等习惯用语和语意。于此可见，我们是一个多么重视「实在」的民族了。

　　二是博大包容：博大包容：由于它有一个「广阔胸膛」般的黄淮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由于它当时是天下辐辏的中心，河洛地区即使要关起门来不与外界来往也不可能，自然形成了博大包容、兼容并蓄的的天下世界观。

　　三是天人合一。国学和史学大师钱穆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并得到最充分研究的中国古代智慧之一。（9）就本文而言，其重视自然生态，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天意、天命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被过度践踏的，否则将受到董仲舒所谓的天谴，恩格斯所谓的天罚，作者所谓的天击。目前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物种绝灭、资源困竭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就是违背了「物力有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人合一」等的中国古老天人生态智慧。（10）西方希腊和基督教「天人分离」的信念和近代资本主义「物力无限」、「征服自然」的观念，导致对自然无节制的过度利用开发，显然是主要原因。所以，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匡正西方物质文明之失，而对治理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作出贡献。（11）

　　讲到和，最早应溯源于黄帝时代。根据《庄子•天运》记载，黄帝说，「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以人事应天事，应之以自然，使阴阳调和，四时调顺，盛衰依时，太和万物。从黄帝到尧舜，乃至夏商周三代，河洛先人从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天要保持和谐的关系。

　　《中庸》说，「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易经》：万邦咸宁。就是天下和合，即太和。

　　之所以引述经典中这么多关于和的价值的表述，是要表明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在帝王之学中的重要性。但是新冠疫灾揭示的天机，就是在一个充满对立矛盾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做到与天道的「均衡律」相契合的中道的和谐状态的理想。这是在中国古代论述人天关系智慧的观照下，当代人类在新冠疫灾的严峻挑战下，从价值的维度，看到端正当今人天关系严重失衡的希望和方向，也是疫灾泄漏的天机之一。

　　小结：经典时期的主流价值、理念：仁、义、德、诚、实、恕、和、中、爱（博爱、兼爱）、天人合一、大同、公等

　　二、古代对仁德的重构

　　第一次：汉儒董仲舒（12）

　　汉儒董仲舒在孔孟之后对仁德进行第一次重构。关于人天关系，前文「三论天人交战」中已对董仲舒的天谴说，作了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本论重点在阐述董对仁的重构，仁在爱人、爱物，义在正己、正物：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译文：《春秋》所研究的是人和我，用来规范人和我的是根据仁和义，用仁安定人，用义规范自我，……。普通人不明察，竟然反过来用仁宽待自己，用义要求别人。违背自己的处境并违逆事理，很少能不混乱。……所以《春秋》定了仁义的原则。仁的原则是爱人，不在爱护自己，义的原则是匡正自己，不在纠正别人。……真心实意爱别人，往下直到对鸟兽昆虫没有不爱的。不爱怎么可以说是仁呢?】（13）于此可见，董仲舒的爱，不止是爱人，还推而至爱物从而，超越了孔孟的爱有等差，和墨子的兼爱。

　　接着进一步阐释薄己厚人的仁德观，劝人以诚待人、行正品端、敦实无争：

　　何谓仁?仁者憎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

　　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天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译文：什么叫做仁?仁爱者要诚恳地爱护别人，恭谨和谐与人无争，喜好、厌恶都敦实有序，没有伤害别人的坏想法，没有隐瞒忌讳的思想，没有嫉妒的精神，没有因感而愁的欲念，没有阴险不正当的事，没有违背法纪的行为。所以他的心情舒展，精神平和，性情温顺，他的欲望有节制，他的事情容易处理，他的行为符合正道，所以能平和简易和谐有条理而没有争斗。像这样的人就叫做仁。】（14）

　　以上是董以义说仁，下面是董以智说仁，由于所论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特全文引述如下：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猿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译文：没有什么比仁更接近，没有什么比取得智慧更急切。不仁却有勇气、力量、才能，就会没有约束并操持起锋利的兵器；不智却能诡辩而急切，就如同迷失方向而乘骑好马。所以不仁不智而有才能，就将用自己的才能来辅助他的邪狂的思想而帮助他的违礼的不正当行为，这些正好可以扩大他的错误而又加重他的罪恶。他的强盛足可以文过饰非，他的自卫足可以掩盖狡诈，他的智慧足可以迷惑迟钝者，他的辩才足可以粉饰过错，他的坚定足可以破坏法纪，他的严厉足可以拒绝进谏。………《论语》所说的不了解别人的，恐怕就不了解这些区别。仁但不智慧，就会只知爱却不能区别是非；智但不仁爱，就会只知善恶却不愿去做。所以仁者是爱护人类的，智者是除去祸害的。】（15）

　　

　　这一段以智说仁，十分精辟，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议论，但却能穿越时空，看透人性，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将西方诡道主义的恶行恶相，描绘得淋漓尽致；特朗普这四年在美国政坛上的言行，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是「不智而辩慧猿给；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

　　这样的人一旦当政，握有大权，必然倒行逆施，不择手段，以权谋私，终致天下大乱，人民苦不堪言。

　　董仲舒的「天谴说」正是针对这种现象而构建他的人天关系的：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是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译文：这些是仁智的大体上的原则，天地上的万物有不恒定的变化，称这种不固定的变化为异常，其中小的异常叫做灾。灾害常常先出现而异常现象紧随着出现。灾害是上天的责备；异常现象是上天的威风。责备他还不知改悔，就用威严使他畏惧。《诗经》上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所有灾害变异的本源，全出现在国家的失误上。国家的失误刚开始露出苗头，上天就出现灾害来责备告诉他，责备告诉他仍不知改变，就出现怪异的现象使之惊惧害怕，使之惊惧害怕还不知畏惧害怕，他的灾祸就出现。由此可见，上天的想法是仁爱，而不愿陷害别人。]（16）

　　由上而论，就当下美国的新冠疫灾而言，董的「天谴说」，将灾难归咎于统治者的品德，是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的。

　　以「天意」的概念将仁道与人天关系联系起来。按照董的逻辑，特朗普是个不仁的人，所以天就用新冠来谴责他领导的国家。如果是个仁人，行仁政，新冠疫灾纵令会发生了，也会被遏制，至少也会减轻灾情。此之谓「战疫之大道在仁！」。

　　总结而言，董的仁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爱人爱物」的修身德性为标志的中国道德个人主义，来待人接物、处世处事。质言之，就是将自己内在爱人的仁德发挥到完美的境地，止于至善。这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意思，与西方资本主义发挥内在贪欲的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的诡道主义，（17）大异其趣！

　　按照这种道德逻辑修身的人，就是仁人，就不会犯错，或很少犯错，这样社会安定，人天和谐，灾异不会或很少发生。否则，不仁的人当政，就会犯错，于是就会导致社会失序，人天关系失衡，灾异频发，这就是董仲舒「天谴说」之所本。

　　董对仁德重构的一个突破，除了区别人己之爱之外，推而及于物，更是将仁与天联系起来，提出「仁,天心，天意」的命题,将实行仁德看作是「天之行」,先秦视仁德为一种人的品格、德行，董将仁赋予宇宙论的内容,是人天关系的一个飞跃.。这种将道德伦理视为天理的倾向，为宋明理学埋下伏笔。

　　董仲舒的「天谴说」和作者的「天击论」，都是以仁为终极价值，也即「大道之行也天下归仁」。遗憾的是，恩格斯的「天罚论」，只是探讨人天关系失衡的物质生态原因，没有在人生观、思想价值上多所着墨，构建一套相应的道德价值体系；纵然有的话，也只是泛泛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唯利是视，资本家的贪婪和剥削性的失德行为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没有形成一套伦理生态观。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这次战疫中，除了利用上述的六大优势之外，还强调发扬思想道德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但遗憾的是，如《白皮书》所示，没有提到仁道主义的核心价值，虽然战疫的举措都与仁道主义的精神理念完全契合。

　　小结：新创的价值、理念：除了继承经典的价值理念之外，增加天谴、灾异、天心、天意等概念

　　第二次：宋明儒对仁学的重构

　　时代背景

　　意识、制度是存在、国力的反映，宋明新儒家重构仁学的时代背景同汉代董仲舒重构仁学的时代背景的比较，有下列两点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国力。汉代初期的六七十年，国家真正统一，民富国强，根基稳固，帝国势力扩张至中亚，雄踞东亚大陆，是当时世界上的超强，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而宋代初期虽然国家统一，但帝国版图大幅收缩，远不及汉唐，虽然工商业繁荣，但胡人强邻不断南侵犯境，被迫南迁，加上实行重文轻武国策，丧失尚武精神，在东亚大陆与强胡政权辽金西夏平等并列甚至称臣纳贡，反映到意识领域的是收敛内缩；用儒家的术语来说，外王既不可求，只有追求内圣的事业了，从而为理学心学文学艺术商业手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是，与董仲舒集儒道法阴阳五行之大成一样，宋初儒家亦然，也集当时思想界之大成，融本土的儒道法和外来的释家于一炉。

　　宋代二程、张载

　　宋明理学从仁的本体论的角度，承接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说，（18）对仁进行重构。发其端者是程颢，他将仁视为性，爱视为情；认为以性体说仁，是对仁的重构的关键；性体即性的本体，与道家、释家所讲的道、理同质，性即道，即理。程颢在《识仁篇》中提出「万物一体」的命题，仁者浑然与万物一体，即与万物同体。并谓义、礼、信、诚、智的具体德性，皆仁也，也即以仁统摄众德。张载也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将天人关系伦理化（19）。

　　此外，程颢、程颐，以生释仁。人心之生意，是宇宙生生之理的表现，生生之理就是仁，与万物生意相通。张载秉承此说，提出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的命题（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他还将生生之理作为能够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由和根据。「横渠四句」和著名的「文正二句」(范文正（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树立了此后千年中国仁人志士人的职志和风范.。

　　简言之，张载的「立继开」和「民胞物与」的天人思想和宏愿，范仲淹的「天下抱负」、「先忧后乐」的仁人心怀，激励和哺育了此后近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挽救危机的脊梁和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而且这不仅仅是士人的个人抱负，更是他们一项责无旁贷的天职。每逢国家民族遭遇到危难挑战时，包括正在发生的世纪性的新冠疫灾，都起着巨大的心力精神作用，鼓舞驱动人们无惧无畏地克服万难，脱出困境。

　　明代王阳明

　　王阳明继承二程、张载之说，提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泛爱万物的思想（21）：

　　见孺子之人井而必有怵惕侧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他认为这种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的“一体之仁”是人性的自然表露，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显然，他这种思想承接阐发孟子的「恻隐之心」说，也有佛家「慈悲」说的影子。

　　于此可见,宋明儒在人天关系上,由于汲取了佛家的「慈悲说」，较之孔子的「博施济众」,孟子的「仁民爱物」,更显深厚幽微，怀有悲悯情怀、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宇宙心怀，大大丰富了「人天关系」的内容。

　　小结：新创的价值、理念：理、心、性、慈悲、苦、解脱、气、良知良能、人命关天等

　　

　　三、近代对仁德的第三次重构：仁学

　　谭嗣同

　　时代背景

　　清末被梁启超推崇为当时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22）于1896年重构「仁学」时，正值清帝国甲午溃败、中华文明日益走向衰微之际，国势之危急、民瘼之艰苦，人所共知，毋庸赘言；简言之，这时的中国和中国古老文明正面临李鸿章所谓的「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张之洞所谓的「保国、保种、保教」（23）之空前危机。所谓教息，就是在中西文明碰撞时，西风压倒东风，中学被撞击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从而西学成为显学引领风骚，中学被置之高阁。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文明大危机，此前即使历次被草原文明的胡人征服，华夏民族从未丧失对自己文明的信心，而且每次被征服后，都能将入侵的胡人汉化而融入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北魏和满清的彻底汉化，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这次不同，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在新败于日本之后，中国读书人开始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严重到清末民初，大批留学生孺慕东洋化的西学，东渡日本，向东洋小本人的假洋鬼子拜师学道学艺，形成国史上罕见的留日热潮风尚。这对当时的中国读书人来说，真是莫大的国耻族耻，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董仲舒的「天谴说」来看，这也可以说是人祸病毒引起的一种广义的天谴吧！（24）

　　广义而言，谭嗣同以及康梁，就是生活在这个神州沉沦、沦为次殖民地的黑暗大时代正在揭幕之初。面对「国亡、种灭、教息」的空前危机，忧国忧民的谭嗣同，怎能不悲愤填膺，于是反求诸己，对统治的意识形态，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的道德体系，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这不是王充、李贽之类的点滴批评，也不是康有为托古改制式的重构，（25）而是对整个以仁德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的批判重构。

　　于此可见，谭嗣同所处之时代，实非董仲舒、宋明儒者所能想象于万一！当然危中有机，以上说的是危，所谓机者，质言之：

　　其一是置诸死地而后生，整个民族特别是对时代特别敏感的读书人士人，从昏睡中猛然惊醒，上下求索，救亡图存；

　　其二是大量的西学西技西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这是继唐玄奘输入佛教经典之后，又一次从国外取经，为体衰智竭的中华古文明注入渴望已久的新血液，以激发民族的活力和创发力。

　　这就是谭嗣同重构仁学的时代大背景。

　　《仁学》的横空出世：第三次重构

　　谭嗣同首创的《仁学》，（26）是他在两千年后继董仲舒对仁和人天关系进行第三次划时代的重构，也是对董的天谴说进行重构，虽无其名，而有其实，因为《仁学》通篇无处不渗透着「天谴」说蕴含的人祸所招致的「国亡种灭教息」空前危机的意思。

　　《仁学》的思想内容十分驳杂，逻辑条理时有错乱矛盾，涉猎的范围又极为广泛，不是一本缜密的学术著作，但思想上却石破天惊，具有深远的划时代意义。这里仅限于扼要列述其中与本文的主旨仁与天谴说相关的内容，其中驳杂的纯哲理探讨从略：

　　一是不破不立，为了立，必须破，所以《仁学》痛批儒家体系的堡垒，礼法和纲常名教：「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27）「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28），鼓倡冲破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羣学羣教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29）

　　二是积极地主张把礼和仁剥离开来，砸掉给仁戴上的重重枷锁，从而复归仁的初心本意，恢复仁爱的本来面目，核心价值；

　　三是汲取墨道佛耶之说，改造儒家之仁道主义。特别具有新意的是，他借用当时输入中国的先进西方科学知识，将「以太」视为仁的工具，仁为体，以太为用，沟通人天关系：「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30）；

　　四、谭对心力之情有独钟，特别着意心力之功用，视为实行仁德的驱动力，联通人天关系的动力，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1）；仁是本体，心是驱动力，以太是工具，三者构成《仁学》的基本架构，糅合儒学、佛学和物理学为一体。这个架构，已经超越董仲舒、程颢、张载、王阳明重构的范畴，更非孔孟所能想象；

　　五、仁学的终极目的，在论证「通」为仁的第一义，冲决一切阻绝「通」的「黑暗否塞和网罗」，最终实现「仁→通→革新→平等→大同」之理想世界，（32）于是天下归仁，万物平等，天下和谐。果如此，则天谴无由发生，自无天灾人祸矣！

　　通过这样改造后，赋予旧的仁道主义以新的生命，故谓之「新仁学」，以别于宋明儒重构的仁的「新儒学」。谭嗣同《仁学》之梦是，中华文化和华族由此焕发新的活力，再现辉煌！但是，没有立足于历史和社会客观存在的美梦，难逃在现实中化为泡影的厄运！这是中国近现代无数谭嗣同一类的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终遭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综合而言，谭嗣同《仁学》重构的努力，好比对一座大厦，保留其楼基，而对其架构和内部装饰大肆拆除重修！于是儒家仁德系统遭遇到有史以来第一次来自内部的颠覆，从而兆示其整个大厦即将面临轰然坍塌的厄运，包括其底层的楼基！！！

　　小结：新创的价值、理念：以太、进化、心、改良、变法、维新、立宪、网罗

　　四、现代对道德与价值的革命性批判、重构

　　李大钊

　　所谓革命性，就是决裂性，是说李大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像历代儒生在儒学的传统道德范畴内再炒陈饭，而是同儒家决裂，另起炉灶，对整个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体系，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在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的基础上，批判继承，扬弃其糟粕，保留其精华；质言之，对于范畴性的价值理念，或改造，或扬弃。

　　当然，李大钊在这方面的努力，只是在这个道德重构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下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继续沿此道路，综合创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新价值体系，赋予华夏的仁道仁德以崭新的时代意义。

　　时代背景

　　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是大争之世，是国内外矛盾的白热化，折射到精神领域就是对中国道德系统的革命性重构，具体化而为己未（五四）文化革命运动。

　　盖自康梁维新以来，虽然中经长达二三十年的维新、立宪、革命的救国运动，但内忧外患，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变越糟，越变越乱，越变越危，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一向自豪的从未断裂、视为安身立命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到了共和初建的民国初年，却被腰斩了，以致康有为于1913年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

　　发出了无奈的亘古浩叹：

　　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驰.，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教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来未有斯极!耗矣哀哉!....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登极而呼曰：臬我国魂兮，盍归乎来!则吾教化、纪纲、道揆、法守、礼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33）

　　

　　康有为的亘古浩叹，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内开明知识分子的迷惘、燥急，和厌新恋旧的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但到了民初，他竟对当时社会的变革抱持这种极度悲观的态度，时代的激流淘汰了这个曾经引领风骚的历史人物。

　　这是当时文化思想领域的状态。在政治领域，这时封建皇帝已被打倒，君主制度已被推翻，但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小皇帝，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近邻的日本军国主义，一跃成为东方的霸主，不只谋取经济商业利益，还不断侵夺中国领土主权，最后竟在1919年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应邀与会的巴黎和会上，制造了一幕使中国人感到同《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同样丧权辱国的山东青岛主权问题，于是民怨沸腾，如火山一般喷薄爆发。

　　时势造英雄，继康奖之后又涌现了一批新一代年轻的志在匡时济世的有识之士，陈独秀、李大钊等，步谭嗣同之后，再次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于是在1919年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己未（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继辛亥政治革命推翻了君主帝制之后，又打倒了素王孔家店，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大断层！仁学仁道仁德，也随之在猛烈欧风美雨的吹袭下被边缘化，而退出道德舞台，代之以西化俄化的新道德、新价值、新理念。

　　陈独秀首先发难，登高一呼，在1915年5月15日的《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敬告青年》的雄文，揭开了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序幕。其中提出六点要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其中第六点切近本文题旨，值得全文引录如下：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苗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

　　

　　这份发刊词，不啻是一张宣誓与体现农耕文明的传统价值理念决裂的宣言书！代之而兴的是体现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西方价值理念民主、自由、人权。传统的仁德终极价值，在此后的中国精神文明中消失了昔日耀眼的光彩，甚至被置诸高阁！

　　继而胡适提出「文学改良」、陈独秀将之改为「文学革命」的思想文化革命；李大钊则另辟战场，提出向俄国学习，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胡适（白话文、新诗）、鲁迅（散文、小说）向中国文学的堡垒进攻，批判藏在堡垒里的旧道德、旧习俗、就观念。中国的文化阵地，掀起了国史上空前的滔天巨浪！

　　此即本文所谓的中国终极价值的革命性重构！

　　陈独秀无疑是当时己未文化革命的旗手，领军人物，但就长期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走向而言，李大钊的言行显然更具有前瞻性、指向性，更能体现己未文化革命的精神和时代任务；因为他是第一个：颂扬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引进马列主义；使用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从学理上革了帝王之学的命；主张必须进行根本的大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此外，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开国领袖毛泽东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领路人。最后，他和谭嗣同一样，为了实现自己高尚的救国理想而殉道，奉献了宝贵生命。

　　所以，本文特以李大钊为价值理念的革命性重构的代表思想家。

　　李大钊

　　李大钊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所进行的革命性的重构，可以大略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1、 世界观——道统

　　这里所谓的道统，是指儒学经典《礼运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的政治文化意义的道，而非道家带有哲思的道。

　　李大钊对道统的改造，分别在下面几个层次上进行：

　　首先，明确宣告马克思主义的公的世界观，主张公天下。（34）孔丘主义主张公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美国化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却主张私天下，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私」。（35）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孔丘主义者表面上都是主张公天下，但两者的阶级基础不同，前者是无产阶级，后者是地主阶级；生产力不同，前者是工农商业并重的规模经济，后者是单一农耕的小农经济。

　　细言之，同董仲舒、谭嗣同的重构的不同的是，他为革命性重构的公的世界观，提供了理性科学的解释。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36)，了解到这个公的终极价值，并非先验的，而是中国古代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和数千年来家族共财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滋长的物质基础是建立在集体价值之上的经济生态，然后经过教千年的内化，而成为标志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格(或心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公的价值观与仁的价值观相通，与此可见，在终极价值上，谭嗣同所

　　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唯心论，而李大钊的则是唯物论，两者适成鲜明的

　　对比！

　　他为公的世界观，提供了己未文化革命的标志性价值之一的民主的基础。同科学的概念一样，民主的概念也在李的思想里牢不可破。但自苏联大革命以后，他已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转而接受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他在不同场合使用了不同名词，如庶民、平民、劳工、无产阶级等(37)。但均表达一个共同信念：即未来的世纪是无产阶级的世纪。质言之，他的民主是庶民的民主，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他的「天下为公」是为的广大的现代无产阶级(当然在现在的历史阶段.还包括农民)，从而使道统从立足于落后的农民群众基础之上转而立足于现代先进的劳工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他在本质上不同于孔丘、康康梁谭和孙中山黄兴的地方，因为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为尔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之学」奠定了基础。

　　他为公的世界观也即集体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同当时许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李大钊也曾醉心过个人主义，确认个性解放、个人主体性、人格的独立、平等和尊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他们一样，这也是促使他反孔的思想动力和锐利武器。在个人主义、人权、人道观念的鼓舞下，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以及一些束缚个性、窒息心灵自由、心智创造力的封建道德如忠、孝、节、义等(38)。对他而言，集体价值在孔丘主义的思想体系下，完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之后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界定、继承和阐述。

　　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同自由主义者的相同点到

　　此为止，他并没有因此而把个人主义的价值绝对化，当作新的终极价值来信奉，而是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将孔丘主义的集体价值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改造重构，予以新的现代意义。

　　对他而言，新的集体价值，应以促进社会公益、集体福祉为归趋;特别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更有害于个人价值的滋长。面临国亡、种灭、教(文明)毁的陆沉之祸的中国(39)，处于民族的集体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当务之急是需要符合时代迫切要求的新的集体价值，为维护和延续集体的生命而服务、而牺牲，甚至为此以坐牢为乐(40)和不惜奉献生命(41)，而非在将孔丘主义旧的集体价值被否定了之后代之以外来的异质的个人价值。

　　简言之，对李大钊而言，个人价值无论作为终极价值或基于时代的需要，只能作为新的集体价值的补充，不能加以取代。而且，他更倾向于认为，本于大同精神的新的集体可以促进个性的充分发挥，认为本于自由主义精神的个性可以充实新的集体：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而脱离了旧的束缚，重新改造一个普遍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是相成。(42)

　　须强调指出，李大钊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公天下的世界观，直接上承古代礼运大同的理想，下承康有为的大同观和孙中山的公天下观，延续了中国文明世代相承的「公天下」的道统，即中国社会继续走「公天下」而非「私天下」的大道、正道。于此可见，李大钊对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

　　极饶人趣味的是，李承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职志，不仅认为个人有个性，而且进而认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世界的实体，都和个人一样，有其个性。既有其个性，当受到束缚时自然也要求解放，这个新的价值观念和理念，与谭嗣同所讲的通，名异而实同，而且讲得更具体，更具有现实性，可行性：

　　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家长要求解放。(43)

　　

　　解放只是过程，联合才是目的;各种解放了的实体统之于新的组织。这样，李就通过新的公的大同世界观，统一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个人与集体、个体与实体方面的矛盾。

　　最后，他为公的世界观重新界定了「天下」的内容和范围，虽然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并未因此而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热烈鼓吹打破国界、族界、种界、洲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44)，建立世界联邦，共进于自由、平等、互爱的大同世界;不再是儒家传统意义下的天下，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天下。(45)他认为：

　　现在世界退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路线就是达到世

　　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也就是大同世界

　　的境界。(46)

　　总结而言，李大钊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重构了孔丘主义的大同世界观，吸收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之长，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观，从而完成了孔丘主义公的世界观的现代化过程：康有为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孙中山走了一半，李大钊走完了全程。这样的世界观是乐观的，反对消极厌世;是创造的，自强不息的，反对墨守停滞;是奉献的，牺牲的，反对腐化享乐(47)。于此可见，李大钊对儒家在世界观方面的重构上，有扬弃，有继承，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唯物辩证思维方式

　　在思维方式上，李大钊不自觉地深受儒家（48）、道家、佛家、

　　阴阳家唯心辩证思维影响，这使他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也使他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与自由主义者存在着基本分歧。一个显明彰着的例子，就是1917年至1919年发生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的关于「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辩论。

　　从思维方式上看，这是一次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辩论，李大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思维，胡适应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唯心形式思维。

　　这次论争是由胡适挑起的。1917年7月，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指名道姓地攻击社会主义：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49)

　　事实上，马家信徒更强调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不是两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两家思考问题的方式。胡适所根据的是「点滴改良论」，本此方法，他将人力车夫这类具体的社会问题孤立起来看待，不去联系造成这些问题的外部原因，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胡适说不谈主义、学说，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主义和学说，所以这场争论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胡适借此论争反对革命，鼓吹改良。这时，李大钊已经是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了，作为马家的鼓吹者和代言人，自然不能坐视胡适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于是1919年8月，他应用唯物辩证法，在《再论问题与主义》（50）一文中写道：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51)

　　

　　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就是李大钊著名的「根本解决论」，它联系了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从整体看待问题，因此与胡适的「点滴改良论」，针锋相对。

　　表面上看起来,李大钊所用的这种唯物辩证思维与孔丘主义的唯心辩证思维，格格不入;实则两者相反而相成。前者可以简化为上下思维，即下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意识形态，上层意识形态再反作用于下层建筑。后者可以简化为内外思维，即内在道德精神世界决定外在事物世界，外在事物世界再反作用于内在道德世界。例如，帝王之学的经典《大学》中说：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2)。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3）。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重构，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此后，这种唯物辩证思维方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官方思维方式，主导中共的革命、建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切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道德建设，也即精神文明建设。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其次是李大钊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精神中国化方面，也起了先驱的作用。显然由于深受孔丘主义人伦传统的熏陶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它物本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说深感不安(54)，从而觉得有必要予以批评和修正。所以，同时又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受伦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它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却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55)

　　

　　这样，他就陷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和互助协合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的理论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来缓和由此名词带来的「争夺强掠残杀」的气氛(56)，然后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从理论上论断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假」历史，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进于「真」历史之境。所以，阶级斗争不过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体现大同社会精神的互助协合才是改造社会组织的目

　　的。换言之，他主张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进行改造：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57)

　　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纠正马克思学说「抹煞一切伦理观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伦理的概念：

　　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面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58)

　　

　　他还进而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人自私自利的私欲还会存在，所以还要用社会主义伦理的互助协合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精神。由此,李大钊将心物的矛盾统一起来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困境创造性地解决了;简言之，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和贵和说，通过孔丘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两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补。

　　

　　有的西方学者，例如我哈佛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美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权威，施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就认为李的上述论证，显示了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A close reading of the article reveals to our amazement

　　that essentially it is a rejection of Marxism. Li was loath to

　　renounce his view that the human spirit is a dominant

　　creative force in human history. Had he not greet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tself as a proof of the creative potentiali-ties of the human spirit? He was willing to concede that theeconomic facto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evolu-

　　tion, but unless changes in economic structure were accom-

　　panied simultaneously by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they would be fruitless. (He did not share the Marxist faith

　　that a change in economic structure woulditself engender a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59)

　　[译文：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按：《我的的马克思主义观》）

　　后惊讶地发现，它的意思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按：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这一观点）。李很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即认为人的精神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创发力。如果他没有颂扬俄国革命就是人类精神的创发潜力的证明的话，他就会愿意承认经济因素对人类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除非在改革经济结构之同时，也进行精神的变革，否则将徒劳无功（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坚信经济结构的变革会自动产生人类精神的变革）。】

　　

　　不止是外国学者，就连有的中国学者也认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掺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60);就连他的朋友和战友鲁迅也说他的有些观点「未必精当」(61)。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可能正是他的远见，这些中外批评者可能忽视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努力，可能看不到他正是按照中国深厚的温情的伦理国情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机械地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冷冰冰的经济决定论，可能认识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继承重构孔丘主义以仁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

　　这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正是李大钊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国精神伦理文化的机体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精神伦理领域中国化的进程。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历经中共五个世代（毛、邓、江、胡、习）的努力不但已经获得新生，而且日益壮大成为当今人类的引领文明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精神文明（而非物质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冷静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像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样，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精神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包括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只能成为其辅助的思想流派。

　　李大钊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在欧风美雨日益退潮之际，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具有纯正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主义和重构中国仁道伦理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小结：新涌现的一大批价值、理念：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正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庶民、平民、同志、公仆、服务、公理、人权、女权、人道、进步、阶级斗争、劳动、互助合作、青春等。这些价值和理念，此后被中国政界、学界、文艺界视为中国近现代的价值和理念，而以仁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和道德系统（即旧仁道主义）退居幕后的下意识里，呼唤新的仁道主义。

　　

　　毛泽东

　　时代背景

　　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道德体系的重构时，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综观中国历史，新朝代建立后，首先必须巩固政权，然后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等到国力充实，经济繁荣之后，才有余力从事文化思想建设。汉唐明清几个大朝代无不如此，新中国也不例外。

　　所以中共于1949年夺取政权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泽东主要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立国、建政、建设重工业、发展民生经济的问题上，也即全力解决不挨打、不挨饿的问题。构建意识形态问题在国事日程上居于次要地位。但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固和经济的日益繁荣，便有余力推动文化思想的建设。

　　但这次价值道德重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上历次有质上的不同，自李大钊于己未革命时期引入马克思主义以来，中国先进的革命文明已经深深刻上欧俄文明的印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建国后，又成为建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毕竟由于国情不同，引进的马列主义必然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重构，创造有异于俄罗斯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即毛泽东主义。于是就在1960年代初，爆发了中俄的理论论战；接着又于1966年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进一步在党内和全社会进行一次反修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大革命运动，对象是苏联的修正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宗法主义，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重构，辩证地而非机械地，回归中国文化的本根—仁道、人道文化的源头。

　　还有两条与价值理念重构有关的规律，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变动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由政治事件促发的，不是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由生产力推动的，因为中国是尚未进入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这是中国的国情。

　　二是中共的革命，从无到有，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贫国到富国、从弱国到强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落后到先进，这一路走来，都是先做学生再做老师。（62）一旦满师，把诀窍学到手，则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学生一跃而成为老师。（63）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如军事、政治、经济，当然也包括与本文主旨有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思想建设。

　　中苏论战的历史意义

　　中苏论战是由毛泽东一手主导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这里仅扼要简述与本文题旨有关的两点内容：一是维护马列主义「为公为民」的价值；二是继续对西方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维护马列主义「为公为民」的价值

　　《九评》的直接导火线和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3月30日，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复信指出，中苏在理论上的分歧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中共认为，中苏的理论分歧，主要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

　　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两党会谈期间的1963年7月25，苏联与美英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蒋介石在上面签了字。苏联竟要求中国政府也在上面签字。这表明赫鲁晓夫和美国企图联手在限制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同时，通过核垄断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迫使中国就范，也表明在台湾问题上赫鲁晓夫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面对美苏联手反华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必须既反帝又反修，彻底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划时代的9篇评论（故称「九评」（64），史称「十年论战」（65）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论战的历史意义：

　　概而言之，《九评》具有下列几点历史性的意义：首先是它标志中国自遵义会议与共产国际失联走自己夺权的道路后，再次彻底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桎梏，要走独立自主、符合中国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从此，中国人不再走俄国人的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获得了解放、自由，解开了外来文化加在中国人脖子上的一道来自欧俄的沉重的文化枷锁！但是，解开欧美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沉重的文化枷锁，仍然有待努力拼搏奋斗！

　　其次是，九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思想走向毛泽东主义的重要里程碑。盖佛学自汉朝时期传入中国之后，历经近千年，直到玄奘和慧能才得以植根于中国；但佛学真正走入中国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是靠寒门柴客的六祖慧能。于此可见，内容要比佛学更深、更广的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被中国文化所消化吸收，成为中国文化其血肉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待时日。

　　最后是，搞修正主义，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为公」和「为人民」的价值和理念。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始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继之，叶利钦变本加厉，终致1990年苏联社会主义大帝国分崩离析，从而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出了警示！

　　文化大革命

　　序言

　　文革是个大题目，简直可以说是一门让专家学者穷毕生心力恐怕都无法穷其底蕴奥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文革学」，所以这里必须严格限定论述的范围，也可以说是个人对文革的一家浅见吧。

　　目前谈文革的专论和书籍已经多不胜数，但所涉及方面的大多属于文革的政治、意识形态、政策措施、权力斗争层面，很少涉及深层的文化思想层面。换言之，就是对于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而不叫做其它什么革命，都没有深入探讨过，即文革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意义。但必须声明，这也不过只是个人大胆的假设性推断，还需要作更严格的论证，和方家的批评指教，以便更趋完善。

　　公字当头、为人民服务：对道德的革命性辩证重构

　　现在进入文革正题。毛在晚年，正在又一次通过革命实践，思考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就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终极关怀。（66）他晚年念兹在兹的关切，愈来愈是如何使他和他这一代的革命理想能够继续下去；还有就是试图能够经由批判将之同标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哲学的理念、价值和理想相衔接。

　　所谓衔接，就是既要承先，也要启后，即本文所谓的重构。在中国的大文化传统下来讲承先，在文革期间充满道德语境和氛围的背景下――例如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新人、六亿神州皆尧舜、愚公移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胸怀祖国、放眼天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等的价值观和理念――来讲启后，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宋儒范仲淹和张载为当时和之后的士人立下的天人境界和天下的职志和抱负。

　　这里没有源自西方欧俄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术语套语了，是中国人熟悉的传统文化的套语术语，是辩证地破旧立新，剥掉封建帝王及其御用学者腐朽的附加物，回归中国文化的核心源头「仁道仁德」了。

　　如上所述，北宋初期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还有一个他的后辈、一个立天人境界的张载。这二人的志业抱负让人直接感受到的，首先是其中浸透着一种对国家、对黎民百姓、对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和理想主义，体现了一种士的刚毅的「承担」精神和博大胸怀。特别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的为天地(宇宙)立心，就是要使人为天地的主宰;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老百姓请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天人境界和天下胸怀的最好描述。

　　张载的这「两个立」所构建的天人境界的哲学系统，加上「文正二句」（范仲淹）的天下抱负和忧乐心态，不仅形成了宋代士人的心态、思维方式和风格，也成为此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近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心态、思维方式和中国风格。甚至确立了此后中国士人人生的终极关怀。

　　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但没有切断扬弃这个士的传统，而

　　是以另一种内化的革命形式，辩证批判地延续并阐扬了这个高尚、刚毅、博大的士（现代的同义语「同志」）的传统。

　　具体而言，毛在文革期间将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的终极追求和（范）「文正二句」的士人仁者胸怀，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加以现代化，赋予宋儒的心、性和命以新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构成了新的仁者的毛泽东思想，或仁者的毛泽东主义的终极关怀。

　　这个心、这个命，这个性，虽然仍然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但已经脱出儒家家庭伦理的范畴，而进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范畴;具体地说，将儒家的忠孝价值观重新界定，赋予现代的意义：忠的本意是尽己，现在诠释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孝的本意是感恩图报，现在诠释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奉献，做人民的公仆(鲁迅的孺子牛)，即是一种现代的报恩方式，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报恩方式。由此可证，其历史意义是，毛通过火热的文革实践，重构了儒家政治文化的终极追求，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再是为旧仁道主义的儒家忠孝伦理范畴下的家族或王朝的利益服务，而是作为新仁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终极追求。这是在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重构的新仁道主义。

　　质言之，这是毛对张载的「立继开」的范仲淹「文正二句」现代诠释。毛踏着他的启蒙老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的脚步，通过张载的士人人生哲学，范仲淹的士人抱负胸怀，阐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将之中国化了;所谓继绝学的继，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人类关怀，赋予孔子的终极价值「仁」，孟子的「义」的价值以现代意义;所谓开太平的开，不是说从此就一步跨进了太平盛世，而是通过毛主义为后世的太平盛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文革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重构）」的超时空的历史表述。

　　于是，毛的思想已经明显地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而进入自己独创的「人民之学」的殿堂了;是他，通过文革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重构了具有创意的源自仁道仁德的人民之学。所以，称之为新毛泽东思想，所以称之为毛泽东主义。遗憾的是，中国评论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专家，只盯着文革政治斗争的一面，在刻意渲染丑化之同时，全然漠视文革在价值理念重构方面独特的辩证创新的贡献。这是用驽马的智慧来衡量千里马的智慧，焉能不失！中共修正主义的文革史，竟然也有此失！

　　由此看来，毛通过文革在政治文化领域，承先启后，继绝开平，这是毛发动文革所走的一步跨世纪的远棋、大棋。但由于文革期间表面上批孔，不好直接提出来，所以成了隐命题;实际上，辩证批判，就是意味着扬弃、继承、创发，是一种革命实践的重构，与学者在书斋里想当然尔的抽象重构，截然不同。

　　当然，毛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专业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哲学家;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政治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以他有关革命者或无产阶级的终极关怀的论述，只能以革命形式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述。

　　是的，社会主义革命绝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变为穷人，但也绝不是要不择手段地把每个人都变为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值此中共建党100周年（1921-2021）之际、鉴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1978-）来造成的严重的负面后果以及全世界正在经受新冠疫灾的灾难性后果，毛对革命者、对无产阶级倡导的源自仁道终极价值的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或简言之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以及一再警示国人走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性的许多醒世警言和教导，不是具有鲜明和强烈的方向性的现实意义，而值得国人和世人深刻反思并引以为戒么?!此即本文所谓的，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以上是关于国内的文革，在海外也相应地发生了海外版的文革，其间海外华人也发生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们海外称之为钓运的年代，由于美国和西方的反战运动，这个席卷西方的反战浪潮，使「毛泽东」这三个字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发生了360度的根本改变，一场相当于政治革命的变化；从蒋介石 版的民族罪人，一变为马克思主义版的反帝英雄、斗士，再变为使中国人不再挨打、挨饿的民族救星。因为这时，毛领导中国人北抗北极熊，南击美国鹰，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胆识，较之秦皇汉武、唐宗圣祖(清康熙帝)，有过之无不及;一时民族的自豪感，因毛泽东这三个字油然而生。我们老保钓心想，这不正是近现代苦难的民族所渴望的一位能够挽救国家民族于狂澜、登斯民于安乐之境的救星吗?

　　特别是这时在西方的知识界兴起的狂热的毛泽东崇拜，尤其是在法国，更使老保钓许毛为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大英雄，因为在近现代的中国，能够在西方得享如此令名的，唯毛泽东一人而已。于是，毛在老保钓青少年时期被灌输的负面形象，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正面的、正义的、巍然挺立的高大形象；从而促使老保钓服膺「公天下」的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值此钓运五十周年之际，更当台独、港独、藏独、疆独四毒猖獗之时，应当继承发扬钓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结，创新的价值观、理念：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造反有理、胸怀祖国、放眼天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公字当头、为人民服务、平等、正义、反霸、反帝、反修

　　五、当代对道德与价值的重构

　　习近平

　　时代背景：提示性序言

　　毛主政的27年期间，其历史任务是解决中国挨打的问题。第二代的邓小平，其历史任务则是全力解决中国挨饿的问题，也即经济建设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挨骂的问题留待行有余力再说。（67）

　　于是党的大政方针，从毛的政治中心转为经济中心，政治让位给经济、反帝反霸让位给韬光养晦、反美让位给拜美国为师、红卫兵让位给专家学者、上山下乡让位给海外留学、台港资本家、海外关系。中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被置诸高阁，这一切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富国裕民！

　　这种执政方针左右右左大的摇摆，再一次体现了中共路线调整的的钟摆现象！

　　而这时的美国，正值越战的大溃败，正在经历战后最大的全面内外危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明的价值，国际信誉、世界领导权，都面临严重挑战！美国的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亟需喘息休整的时机，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向尼克松递出了橄榄枝，邓小平继之向美国卡特伸出了援手，双方作了一笔历史上空前的政治战略性的大交易：中美联合抗苏，揭开了中美长达四十多年的「大和解时代」（1972-2016，此后至今的特朗普、拜登政府时代转，为对抗）。

　　于是，中美联手对抗苏联，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毛邓的默许下，让摔倒的美国又重新站起来，回到了他习惯的世界领导的地位。越战后的世界格局，从中美苏三元逐渐走向中美二元的格局，其间中国静悄悄地强势崛起，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由学生变成师生平等，由追赶变成齐头并进，进而赶超，加速美国帝国的霸权和文明走向衰退！

　　质言之，习近平时代正值中美关系从「大和解」走向「竟抗合」（竞争、对抗、合作）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时却又天公作美，爆发了人类世纪性的新冠大疫灾，加速这一进程！理论上或实践上，要战胜新冠病毒，不止需要依靠体制、医疗科技、公卫体系、人民素质、人力财力等有形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这些条件背后有一个无形的精神力量即文明的终极价值、理念作为强大的支撑。（68）所以，就中美两国而言，应对新冠疫战的挑战或应答新冠的天卷，表面上似乎只是一次医疗卫生事件，实质上也是一次文明的挑战；质言之，中美应对疫战的较量，是两国综合实力的整体较量；中国最终战胜新冠疫情，证明中国的综合治理能力优于美国。

　　然而，其间由于向西方敞开大门，掀起了五四以来第二波的西化浪潮，一时拜金主义、利润挂帅、往钱看等歪风邪气、败德丑行，大行其道，以致曾经被毛主义批臭的西方价值观、风尚、理念--自由、民主、人权、公民社会—死灰复燃，层出不穷，猛烈冲击李大钊、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触发自由化思潮，甚至爆发六四动乱，产生深刻的信仰危机、方向危机、道路危机！

　　于是邓、江、胡三代领导人，被迫在发展经济之同时，也不得不抓意识形态；邓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原则；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荣辱观，但都是工具性，治标性的，旨在端正党风、政风、学风、民风，守住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而非像李大钊、毛泽东一样，从理论上积极地重构价值、道德体系；

　　宏观地看，为了经济建设，向西方学习只是过渡性的手段，只是实现民族振兴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只是立国、建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四部曲--求存、求富、求强、求文—中的一部曲；只是三大挑战--不挨打、不挨饿、不挨骂--中的一个挑战，绝非目的。一旦阶段性的不挨饿的致富任务实现了，就必然转向实现下一个阶段性求文的不挨骂的任务，从事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建设。

　　习近平适逢其会，赶上了这股时代大潮，自2016年主政以来，遵循经济、精神、军事、科技齐头并进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文明，在从事道德建设时，最大的特色就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向传统的精神资源汲取营养；习近平一再提醒国人不要忘记「初衷」（潜台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被忘掉了，失忆了），既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也是中国人本主义文明的初衷。

　　中国迄今初步基本战胜病毒，主要在于充分发挥制度、国情、科技、国力，人民、文明的六大综合优势，但其中文明的优势尤为重要，盖因新冠的人天之战，最终取决于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而价值是思维和行动的指向，犹如人的大脑，其他五大优势，如无价值的心力支撑，都将徒劳无功。（69）习总主持的《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战疫是奉行人命至上的人本价值理念也即仁道主义，所以才能最终在新冠天考中交出骄人的答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战疫斗争，主要就是因为奉行西方的诡道主义，加上他个人私利主义，终遭惨败，交出最坏的答卷。所以本文的主旨，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正是此意。

　　与邓江胡的执政风格大异其趣的是，习主政前后，酷似毛泽东，颇为重视道德建设。这方面，有下列四件事件，特别值得论述阐发：1、新时代的新精神

　　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也即在习总主政的两年前，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作题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可见他早已认识到道德建设对年轻的一代、对国家民族未来之重要性了。在讲话中，有下列五点，值得突出引述：（70）

　　（1）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心力），承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终极追求，体现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就是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事无德不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无法发展，无法前进；

　　（2）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当代的价值观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既然传承中国传统的优秀基因，也汲取西方优秀的文化基因，熔为一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3）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当重构社会主羲的核心价值观时，必须加以传承，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这些价值和理念中，比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喻于羲”、“言必行、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郯”、“仁者爱人”、“舆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都是超时空的，标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终极追求。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性。

　　（4）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连行的奋斗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圆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襄去，否则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迷失、就会失忆，就会翻船。

　　（5）中国走自己的路，因为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提供的巨大物质力和精神力的支撑。所以，在重构新文明体系时，不能照抄别国的模式范畴，绝不接受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重构道德方面，已经不再像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那样持消极的批判继承态度，而是正面地颂扬传统文化的美德，所以主张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重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道德。

　　单就这点而言，习近平所代表的第四代，在国力大幅提升之后，已经开始完全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引以为荣，感到自豪，兴起了与西方文明争胜的强烈愿望。这是李大钊、毛泽东的世代所没有的心态。

　　所以，习总的这篇讲话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日益恢复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和盘托出他两年后主政时的执政风格，治国理政的方向和民族气派；从而标志中国的历史又再一次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了。

　　但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令人遗憾的是，习总在为青年提出的一系列的价值和理念，都是是工具性的德目，没有指出这些德目的源头「仁德、仁道」。难道标志中华文明的仁德仁道与这些工具性德目不相容吗？如果这些德目，没有仁德为之统摄，将如无源头之水的百花，势难齐放争艳。

　　2、走向世界

　　瑞士达沃斯论坛：中国价值观登顶世界

　　习总主政后2017年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8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所作的两篇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简称「两讲」)，沿着上述价值重构的思路，向世人揭示标志近现代以来中华文明赖以存立、持续、昌盛但长期被西方文明压抑在潜意识里、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价值理念，例如义利、仁恕、公私、和平、中和、博雅、群体等，以及由此衍生的亲诚惠容、修德睦邻等的外交价值理念。

　　其中提到了仁，但是与恕德并提，只是众德目之一，不是众德的总汇。这是改开以来，破天荒地首次在世界论坛上，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阐述仁厚豪迈的中华古文明或现代版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之美德；并明确指出今后人类何去何从，庄严宣告中国的承担和责任，具体开出治世良方。这标志古老的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焕发蓬勃朝气，与西方文明争胜，以占据世界价值道德的制高点。

　　曾几何时，这一两百年来衰老的、饱经风雨沧桑的中华古文明，为了振衰起弊，吐陈纳新，被迫地或自愿地放下古老文明的身段，当欧美文明的学生，以汲取欧美先进文明的智慧经验补己之短；其间，受够了洋人的说教羞辱（挨骂），现在乍然听到习近平，以国家领导人和炎黄子孙的身份，代表中国和中华文明，登顶世界讲坛，给自视为现代文明骄子的欧美人上了一堂富有浓郁中国味的文明课；这对全球华人而言，不啻天籁之音，无不欢欣鼓舞，深感自豪，也出了积压在心里多年的窝囊气！

　　这是习总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华文明恢复原本在人类文明中应有的崇高地位的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标志性的努力。

　　两讲进而赋予中华文明核心理念的「天下」世界观以现代意义。中国的天下，本质上是文化的，(71)导源于世界大同、平天下、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民胞物与等王道的价值理念，行为实践;也是经济的，导源于造福苍生，兼济天下的价值理念，具体体现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的人民，更是世界的人民。习总将之归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好，天下好」(72)的价值理念，将中国与世界在新的科技经济基础上融为一体，发出「命运与共」、「同舟共济」的庄严承诺和担当。(73)

　　近年来欧美日针对中国的崛起，大肆炒作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模式，这是以力服人、颐指气使的霸道心态，帝国主义逻辑。这对一向以德服人，崇尚「协和邦国」的中国王道主义文明（「波尔并协论」模式），是陌生的。(74)

　　习总重构的新版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不是高调空谈，而是有的放矢;这个的，就是当今世界政治上动荡不安，弱肉强食;经济上富国剥削穷国，贫富悬殊，形成一种不仁不义、不公不平的两极化国际秩序。为此，习总汲取中国济弱扶倾的治世智慧，提出中国方案，突出一个富有浓郁中华人文特色的「义」字，并汲取域外的马克思主义的德慧，重构王道天下观，赋予普世的现代内容。

　　质言之，王道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平等、反霸的世界观契合，两者有机融合而衍生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进而导出「一带一路」的全球性经济发展大战略，普世实践，为世界人民谋福利。(75)

　　饶有趣味的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却抛弃资本主义的看家宝，自由开放的理念，转而改行门罗主义的孤立保守政策;中国却反其道而行，反动单边主义，捍卫全球化，力主市场开放。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76)

　　两讲发表后，一时成了国际舆论热点，将美中对比;有人认为，特朗普高唱美国优先，正好反衬「美国世纪」的结束，而两讲则标志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开启中国的世纪;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向「按照自己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日子告别!(77)

　　综上而论，两讲是迄今对宋儒张载标志中华王道政治终极价值理念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新权威诠释;王道使新版的中华文明仁厚，毛泽东主义(78)则使之豪迈，习总新时代精神使之登顶世界，抢夺世界的道德高地，向挨骂的时代告别！

　　3、中美论战

　　序言

　　宏观历史地看，中国之崛起，中国之统一，中华文明之振兴，苏美这两座大山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毛邓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四十年中，推倒了苏联帝国这座大山之后，挡在面前的自然就是美国的这座大山了。但超越这座大山的难度，远胜于超越苏帝的大山，因为美帝及其附加的西方的文明底气，要比苏帝的深厚的多。

　　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霸权主义决定的，这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共识，所不同的只是遏制打压的手段各异；特朗普主政的共和党侧重经贸、高科技、地缘政治等，对打意识形态的思想战的兴趣不大；而拜登的民主党，继承卡特政府、奥巴马政府则在国际上刻意对中国打民主人权价值牌，搞意识形态对抗。所以，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进行较量，两国才疫战的口水战只是其副产品。

　　然而由于美国人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思维，不像法国人和德国人那样喜欢抽象思考，所以这几年同中国打意识形态的思想战，完全打不出中苏大论战时中国的论敌苏联那样的理论水平和文采。民主、共和两党，只不过是不厌其烦地重弹民主、人权的老调，毫无新意，乏善可陈，但其背后所支撑的价值理念，即本文序论中提出的诡道主义（79），却值得详细论析。

　　质言之，近年来中美的博弈虽然在多个领域中进行，但限于本文的主旨，所以这里论述的重点将放在两国的价值观的较量，即中国的仁道主义和美国的诡道主义上。

　　实际上，主导美国人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是标志西方文明的诡道主义。这几年特朗普团队同中国打交道时，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拜登团队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甚至犹有过之。

　　如「序论疫泄天机」中所述的，诡辩者sophists在古希腊的原意是辩士，本是指杰出的诗人、能工巧匠以及著名的医生、占卜者、预言家、政治家等。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和同时代的人，以普罗泰格拉为代表的一批收费授徒，传授辩论、演说、诉讼、修辞以及治理城邦的知识的职业教师，也即「智者」。当时虽然也有将苏格拉底称为“智者”的，但苏格拉底所持的基本观点和他们截然相反，追随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承其衣钵，也都反对智者。

　　后来，由于柏拉图学派的成见，对智者作了许多贬低的描述，以至“智者”成为贬义，成为被讽刺的、可笑的对象了。柏拉图在《共和国·智者篇》中为智者下定义说，他们是受雇于富豪子弟的教师，贩卖德行知识的零售商，是在论辩中谋利的人。（80）最后甚至说“智者是只会摹仿，自己没有知识却又装作有知识的骗子；是在大庭广众中发表长篇大论的蛊惑家”等等。（81）。亚里士多德在《论智者的辩驳》中也为智者下了类似的定义：“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兜售似是而非的小聪明谋利赚钱的人”。（82）

　　柏、亚二人的看法在当时并没有占据支配地位，和他们同时的伊索克拉底曾为智者作过辩护。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演讲、诉讼、修辞等的教师。作为这种职业教师的智者在晚期希腊和罗马世界也相当活跃，有的还有相当地位。可是柏、亚二人后来声望日隆，成了西方的圣哲，于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长期以来将智者看做是一批卖弄聪明谋取名利的江湖骗子，是一批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巧言令色的诡辩家、骗子。

　　有趣的是，柏、亚二人为sophists所下的定义，越来越成为不讲道德的利己主义的西方海洋工商文明的标志性特征，例如撒谎、撒谎、霸凌、杀戮、掠夺、欺骗、打压、制裁言行作风，成了西方文明的一种根性，一种基因，随着近现代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而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性，从而日益内化为西方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在近现代的西方，如19世纪英国海霸完全不顾道义、粗暴地硬用炮舰强迫中国人吸食毒害人身心的鸦片，焚毁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与此同时的西方列强美德法意等国，在世界各地所犯的类似的危害人类的罪行，不遑多让，罄竹难书。

　　相对于西方的诡道主义，中国奉行的是仁道主义。 中国战疫的《白皮书》，虽然没有出现「仁道主义」这四个字，但通篇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仁道主义的价值和精神。综合前文所述，中国的仁德仁道，历经先秦孔孟、汉代董仲舒、宋明程颢、王阳明、清末谭嗣同等的重构而旧的仁道主义；再经李大钊、毛泽东、胡锦涛、习近平的批判重构，而成为新的仁道主义。

　　要而言之，狭义的仁，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广义的仁则是一种博大的爱心，要求关心他人的疾苦、促进他人的幸福、尊重地人的意愿，把他人的疾苦看作是自己的疾苦，把他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时时事事处处首先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推而至于世间万事、宇宙万物的要求，就是“安人”“安百姓”、安世界、安万物，皆臻于和谐之境。（83）这是一种诉诸人本的中国特色的王道的仁道宗教情怀，与讲求自我灵魂救赎的神本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道宗教情怀不同！与特朗普朗普追求的作为其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霸道自私心态，更是大异其趣！

　　了解了中美意识形态较量背后的价值理念，就会对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思想领域的较量，了然于胸。

　　3、中美大论战

　　改开后期，由于中国的国力明显日益强大，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全方位的挑战，而美国的国力以及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则相对日益削弱，于是美国自奥巴马政府开始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两国的矛盾，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日趋激烈，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论战；但同中苏的大论战相比，无论从深度、广度、文采来看，迄今为止，逊色不少。现在分别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两个时期，进行论述。

　　特朗普政府

　　在特朗普政府时代，中美博弈在言论领域进行过两次大论战，一次是关于新冠疫情，一次是关于意识形态。前者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长文，共分四大部分，针对某些美国和西方国家将疫情甩锅中国的谎言，从中国进行战疫的指导思想以及应对措施方面，细致地、有理有据地予以有力驳斥。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已在四论《命运与共》中扼要地作了论述，此处从略。

　　第二次是在同一年，特朗普政府的四大巨头，国务卿逢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四人，有计划地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论战。这四人中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对中国的指控，纯属情报技术层面，与本文的主旨无关故从略。其他三人的反华言论，也将就与本文主旨，道德理念重构有关部分，摘要论述，特别是国务卿逢佩奥对中国的指控，将扼要重点论述。

　　首先发难的是特朗普团队的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T．Esper，他在2020年2月全球疫情大流行初期，在权威的国际安全会议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根据「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理念，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大国博弈great power competition，美国当今主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其次才是俄国。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显出有「重塑国际秩序、制定国际规则、取美国而代之的野心」，必须加以遏制，（84）从而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制定了超党派的对抗基调。

　　当然，他所谓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就涉及到其背后的价值，但这不是一个国防部长论述的权责，而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权责范围。于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沿着埃斯珀的所定的大国博弈的基调，于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全球野心》的演讲，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及其盟邦构成的挑战，已经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这是当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必须严肃对待。（85）所谓的生活方式，就上升到到文明价值层次的对抗了。

　　最后轮到唱压轴戏的国务卿逢佩奥登台作政治秀了。他于2020年7月23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相当于一篇《新冷战宣言》的演讲中，（86）总结性地将中美关系，作了总结性的评述，将中美大国博弈定性为世界的民主国家同专制共产中国之争，妄图掀起新的冷战，并进而挑拨中国人民同中共之间的矛盾。

　　这位西点军校出身的外交素人逢佩奥，竟然彻底否定美国外交教父基辛格一生中引以为傲、载入史册的1972年的中国「破冰之旅」、改变世界格局的划时代成就。他竟然把目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困境，甩锅给他和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同中国「接触」engagement一手造成的。

　　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暗示，尼、基二人开启的中国接触，造成50年后今天美国的新冠疫情：

　　我们曾设想与中国接触，可以为今后带来有望实现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前景。但是今天——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需要戴上口罩，眼看着疫情的死亡人数节节上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未履行对全世界的诺言。

　　【We imag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would produce a future with bright promise of comity and coopeation.But today – today we’re all still wearing masks and watching thepandemic’s body count rise because the CCP failed in its promises to the world】（87）

　　这就等于说，美国疫情的失控，不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失职无能，竟然是遥隔大洋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成了罪魁祸首。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奇谭怪论，滑天下之大稽!

　　接着他继续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莱恩，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制定基调。这篇演讲，拥抱冷战心态，从美国霸权、西方中心观的立场，全面检讨了近三四十年来的中美关系，并阐述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就本文主旨，道德理念重构，就下列两个重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和新世界秩序的愿景，就逢佩奥的演讲和中国的强力反驳两个方面，扼要论述如下：

　　民主自由人权

　　逢佩奥说：（88）

　　今天中国正在香港、台湾等进行压迫，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并在其他地方更咄咄逼人地与自由为敌。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美国必须加强与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接触，并赋予他们能力；

　　中国说：（89）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美国则“政治私利至上”“资本至上”；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自由不是放任，科学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的基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享有充分宗教自由；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措施，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近年来到新疆访问的国际组织和人士，一致认为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做法，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所谓的「集中营」的指控，纯属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操作的谎言，意在搞乱新疆。

　　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美国粗暴打压媒体，限制新闻自由，英国《卫报》网站2019年12月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对新闻自由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攻击”。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蓬佩奥说美国将重组“自由世界”，但反而疏远并从根本上破坏“自由世界”；蓬佩奥鼓吹民主，却在（美国）国内支持并煽动破坏民主；

　　关于人权，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缺乏保护，饱受欺凌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面临长期、广泛、系统性的歧视，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长期实行强制种族灭绝、隔离、同化政策，黑人也受害深重，最新的例子就是明尼苏达州非裔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残酷暴力执法，引发全美示威游行，为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呼吁美方保护非裔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世界秩序

　　逢佩奥说：

　　中国破坏自由世界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自由世界必须战胜新的暴政。自由国家需要成立新的「民主联盟」应对中共，选择美国的国家不是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自由和暴政之间作出选择；

　　中国要在全球称霸，美国要捍卫全球的自由；保护民主国家的自由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危害，是这个时代的使命，美国当然不让，引领世界「民主联盟」实现使命，美国将继续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灯塔；美国的愿景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21世纪，不是习近平中国梦的21世纪；中国构成的全球挑战，与苏联的时期不一样，苏联与当时的自由世界隔绝，而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结合，共产党中国已经在美国的国境之内；中国军力不断提高，威胁性大大增强。

　　中国说

　　美国自我标榜为“自由灯塔”，不过是愚弄民众、欺骗世界的虚构幻境，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的治理不满意；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正在失去全球领导地位，国际声望开始跌至谷底，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尤其不认可美国的领导力；尤其是“美国优先”，引发盟国反感不满。

　　美国以“自由”为幌子，策动政变，发动“颜色革命”，把其他国家搞乱，使世界陷于动荡不安；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美国的霸权，在寻求传播民主、市场和其他自由价值观，企图将整个世界带入美国设计和领导的“自由秩序”，是美国犯下的几个大错误之一；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表示，美国没有能力决定中国的未来，更不用说改变中国。所有涉及中国的事情，都应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来决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惊讶，一个不足250年建国史的国家居然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拥有4000年政治文明的大国。这种认为全世界都会走上西式发展道路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

　　国之相交，以诚信为本、平等相待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为目标。为了两国和世界，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对抗冲突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对话合作才是正确的交往之道；

　　说中国是“暴政”，是荒谬的傲慢与偏见，是在挑动意识形态对立，是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有违历史潮流；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彼此合作的互利共赢理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挑起“新冷战”，反映美国政府将自身政策强加于人，完全违背全人类的利益，是全人类共同威胁；

　　美国政府到处挥舞制裁大棒，无视国际义务和国际准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最大破坏者和当今世界最大不稳定因素；美国认为自己代表“自由世界”的想法是荒谬的，靠意识形态打造遏华联盟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中国走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道路，“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一再向世界宣示，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说到做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而美国，则在建国后的240多年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霸凌行径挑战国际关系准则，是当前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中国建设国防力量，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

　　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对未经授权使用武力、毁约“退群”等有损国际法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行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观、弘义融利的正确义利观，捍卫多边主义；而美国却动辄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践踏国际法，损害国际组织信誉，严重危害国际公平正义和全球和平、稳定、发展。

　　质言之，这次中美意识形态的较量，是中国通过外交领域的斗争，来重构仁道仁德，例如，诉诸「义利、诚信、和为贵」等的传统的价值观而非诉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道德观，是继习总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宣扬中国的价值观之后，又一次在国际论坛上，宣示中国的价值观。所以，就重构道德观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止是一次外交斗争、国家利益的斗争，更是一次道德话语权的斗争。

　　特别是，在应对特朗普关于新冠疫情的指控时，中国指出中国战疫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奉行本文四论「命运与共」中详细阐述的「人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仁道主义价值的指导思想，也即印证本文之主题，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

　　拜登政府

　　中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外交战略对话（90）

　　拜登政府，因为刚主政不久，迄今中美之间只进行了一次意识形态的正面较量，即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外交峰会。

　　今年1月20日,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下台,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上台，但对华的外交政策，却是「特规拜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犹有过

　　之；毕竟两党对外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所以，拜登政府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向中国；主动启动与中国进行直面的意识形态较量，以重新恢复特朗普时代美国世界霸主黯然失色的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

　　于是，2021年3月18-19日中国应美国之邀，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二加二的高层外交战略对话。美方的代表，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一上来就利用东道主优势，完全不顾待客之道，居高临下，以说教的口吻，高弹民主、人权的陈腔滥调，向中国开骂，形同「训斥说教」。中方的两位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一改这些年来西方误认为中国示弱的「韬光养晦」的外交风格，毫不示弱，立即还以颜色，针锋相对地对骂训斥回去。这是中国近年几十年来在国际外交斗争中，通过斗争，重现文革时期强硬的外交作风，重构外交领域一个大国不亢不卑的价值观。

　　他们所作的与本文主旨有关的发言要点如下:

　　价值理念

　　美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同前国务卿逢佩奥一样，以训斥说教口吻，又在民主自由人权议题上，重弹冷战老调，指控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破坏国际秩序，造成国际和地区的动荡不安；并历数中国在香港、台湾、新疆，漠视民主人权的罪状。

　　中方

　　中方代表杨洁篪常委、王毅外长回敬如下：

　　1、中国奉行的价值理念，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中国遵循的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不是一小部分国家（美国及其所谓的盟国）所鼓吹的所谓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2、世界各国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团结一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公平、合理、相互尊重的新的国际关系。

　　3、美国的人权问题，是美国的痼疾，根深蒂固，不是过去四年就存在的，例如种族歧视，对黑人的屠杀等。所以中美两国最好先管好自己的事，不要把矛盾转移到国际上去。

　　4、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没有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民主。美国的民主不仅要由美国人来评价，也要由世界人民来评价，美国的民主到底做得怎么样，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

　　和平发展、反对霸权

　　1、在东亚亚太地区，使用武力和金融霸权，对其他国家实行长臂管辖，进行打压，滥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来推翻所谓的威权国家，妨碍正常的贸易往来，而且煽动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攻击。奉劝美国搞好同各国的关系，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才是21世纪的处世之道.；

　　2、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不吃这一套」；

　　3、过去、现在、将来，中国绝不会接受美国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美国这种霸权行径的老毛病，「应该改一改了」。

　　历史意义

　　中方这番义正言辞、掷地有声、有理有节的强硬反击，令事前做足功课要给中方下马威的美方代表，大出意料之外，是对美国习以为常的、颐指气使的霸权心态当头一棒；美方猝不及防，以致未能按原定剧本进行，显得神情慌乱。

　　这四条自信、直率、强硬、坚定的措辞，杨洁篪的金句「美国没有资格」、王毅的金句「要改一改了」，体现习近平时代中国对国家实力的自信，一反邓、江、胡时代「韬光养晦」的低姿态作风；这同这些年来，每遇到西方在国际场合对中国抹黑打压诬蔑时，惯常使用「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我们强烈抗议」「我们绝不接受」等消极容忍妥协的外交辞令，有天壤之别！可视为此后中国处理中美中欧关系改采强硬立场的宣示！

　　对中方而言，杨、王的发言，历史地看，不啻是作为学习西方的学生的结业证书，从此开始与西方老师平起平坐；更是一份向自1901年《辛丑条约》以来长期挨骂时代告别的宣言书！也是与西方价值观切割、重构中国崭新价值观的又一次的努力！

　　但这毕竟只是个开始，拜登政府上台还不到三个月，来日方长，预期未来在拜登的任期内，一定还会进行更多这类的斗争。尤须强调，道德文化思想建设，向挨骂进行的无形斗争，要比挨打、挨饿的有形斗争，漫长艰难得多；佛教自输入到完全消化，化了上千年的时间，那么比佛教更丰富的西方欧美文明，要将之消化创新，自成一套体系，也应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综上而论，就价值重构而言，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毕竟是职业政治家兼思想家，不是专业的学者（李大钊、陈独秀是学者、思想家，兼革命家），他们只能指明方向，细致艰辛的学理建设，还得由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来做。这就是本世纪，有人称之为继英国、美国的世纪之后的中国世纪，向中国学者--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提出的文化思想道德建设的巨大挑战！一个中国人向欧美进行不挨骂斗争的世纪！

　　本文开头指出，疫泄天机，这就是新冠疫灾向国人泄漏的最大的天机之一！

　　此即本节的主题。

　　小结：价值理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合理、尊严

　　结论：

　　21世纪的时代精神：仁道主义

　　最后作为这篇长文的简单结论，谈一下仁道主义的时代意义。

　　2017年11月10日习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次日在雅典同希腊总统普罗科皮斯·帕夫洛普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会谈时，站在中西两大古文明对话的高度，阐述当代的时代精神，特引述如下，以资印证：（91）

　　

　　希腊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希文化交相辉映，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作为文明古国，中希双方均支持文明交流对话，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希望两国共同努力，深化合作，以跨越时空的文明成果，推动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倡导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让中希两个文明古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树立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典范。人类应该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义，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按：即诡道主义）中国人自古以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和谐万邦”的理念，(按：即仁道主义)中国绝不会搞国强必霸（按：即指修昔底德陷阱），也不认同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文化基因，也没有这种野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希都支持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谬论。双方应该继续发挥各自文化底蕴优势，共同打造不同文明以及各国人民和谐之道，为当今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提供更多有益启示。

　　新加坡的学者马凯硕，也持类似看法，他于201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作一场题为《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演讲里称，如果中国取代美国做「老大」，和美国的方式会截然不同。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没有殖民海外的纪录。明朝初年的航海家郑和带到今天东南亚的是欢声笑语，不是殖民剥削掠夺。（92）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安东尼·赛什的论断言简意赅，他说，假如中国引领世界，近现代世界将首次出现一个具有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93）

　　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发表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作为一个强大而重要的力量，在推动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方面，正在发挥「催化剂」和「方向引领」的重要作用。所谓引领，就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明全球治理之方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另外，如英国的《金融时报》，期盼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守卫者」和「开放贸易体系的火炬手」；期盼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心骨」，勇于担当「全球医者」、「全球仁者」和「全球领导者」。（94）

　　最彰明卓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习总的领导下，遵循「人命至上」、「人民至上」的仁道主义价值，战胜了新冠病毒，对天考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为世界战疫作出了榜样。此之谓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但何止是应对疫灾，也适用于应对当今人类面临的其他重大挑战如气候、种族歧视、贫富两极化等；中国正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世界脱贫路，中国今年基本实现的国内基本脱贫任务，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习总的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由是以观，中国以仁道主义为核心的古文明不仅浴火重生，焕发生机，还开始从东亚走向世界，将成为21世纪人类历史长河的领航员。诚如英国的大史学家、思想家汤因比所预言，中国的仁道主义价值观将引领人类的未来，（95）各领风骚数百年！文明竞赛，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路漫漫其修远兮（96），但中国文明必将最先抵达终点！

　　这是千年一遇的疫灾，向世人泄漏的最大的天机！

　　

　　

　　

　　后记

　　本文完稿后，意犹未尽，特再补述下列几点作为后记。

　　一是关于疫情。全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2020年初爆发后至今仍然继续燃烧，死亡數不斷攀升，全球确诊接近1.4亿，死亡接近3百万。美国近来单日新增确诊7万以上。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疫情同样严峻，有宵禁的，有关闭学校的，仍然无法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亚洲大国印度近日單日新增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高達20多萬人，日本变种病毒肆虐关西。于此可以概见，全球疫情至今仍然居高不下，还可能引爆全球第四波疫情，回到去年春夏之交的高峰期。

　　然而正当全球目前仍然笼罩在新冠肺炎疫灾的一片愁云惨雾之际，拥有14亿人的中国，近来新增確診仅为10多例，而且均為境外移入病例，本土病例1例，疫情可以说是清零。

　　环顾全球疫情，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真是天佑中华！但绝无幸灾乐祸之意，而是提醒中国应当紧紧抓住这个天赐的战略机遇，全面推动崛起的势头，早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宏远；其中就是念兹在兹的统一大业，收复台湾。

　　从全球的大势来看，美帝国在欧洲、中东的地缘板块已经开始松动，东亚母板块也在松动，其中的子块日本、韩国、台湾、东盟等，正在中美两大板块碰撞之际，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当然，就中国而言，台湾子块的动向，因为攸关中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成为焦点。

　　值此台海风高浪急、战云密布之际，英国著名史学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在“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发表文章说，得台湾者得天下。他的论点是，在中美日台海的争夺战中，如果美国一旦失败，台湾回到中国手中，加上具有高度战略高科技价值的台积电被中国控制，则美国不仅将完全失去在印太区域的统治地位，更会将全球霸权之位拱手让给中共，是以得出：得台湾者得天下。

　　然而，仔细审视此说，未免失于浅陋简单，过于抬高台湾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之重要性；台海争锋的结果应该是：得台湾者得东亚或亚太。因为，就全球地缘政治而言，英国经典地缘政治家的「三段论」（谁控制了中亚的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世界岛、进而控制了全世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地处亚太第一岛链的台湾，远不如地处中亚心脏地带的伊朗、阿富汗和新疆。何况台湾法理上和历史上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既有有决心、也有能力，将其从美日的势力范围中解放出来。

　　须强调，美日在台海争锋中，其实同中有异，各有打算；在台海争夺战中，美国是个域外国家，远在万里之外，只是靠打着虚假的民主人权的名义介入中国内政，名不正言不顺（按照《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法），所以美国的介入，必将唤醒中国人对近一两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痛苦记忆，而激发民族主义的激情，像朝鲜战争一样，不惜代价，与美国硬扛到底，不胜利决不罢休。

　　另一个介入者日本，其实比美国更为关切台湾的归属，因为日本是个中国近邻的小岛国，海洋是它的生命，其西南诸岛海域与台澎接邻，台澎一旦回归中国，从而直接扼制大和民族的南疆的千里生命线，不啻是为日本未来的国运敲响了丧钟，这是大和民族的噩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所以它势必与台湾命运与共，志在必保。

　　由此推论，日本最近动作频频，明里暗里无不是在为此最坏结果进行布局：紧紧抱住美国大腿不放，首相菅义伟到美国朝拜、将钓鱼台列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举全国自卫队之力与美国进行夺导演习等。所谓的美日钓鱼台夺岛演习，这种伎俩骗不过明眼人，只是个托词；实际上是个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计；这个岛，不是荒无人烟的几个狭小的钓鱼岛列屿，而是台澎列岛。因为不能明讲，只好托词说成是钓鱼台。

　　当然，它内心还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忧惧，那就是它深怕，中国一旦拿下台澎后国力更加强大，继美国之后成为超强，必定会新帐旧账一起算，对它近百年在中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侵略罪行，进行报复，血债血还。

　　然而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美国国土辽阔，横跨两洋，是个全球性的大帝国，目前虽然衰相毕露，内外交困，饱受疫灾之苦，但尚未伤及元气，底子仍然雄厚。一旦台海形势不利，它可以像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一样，撒手走人，放弃台湾，退守第二岛链的关岛、夏威夷（实际上早已作出这种战略收缩安排），仍然可以保有全球大国的地位，虽然丧失全球霸权。

　　所以，综上而论，在未来的台海大国博弈中，尤须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大和民族是在为它未来的生存发展而拼搏。

　　其次是关于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争夺战，也即舆论议题设置的舆论战问题。我们长期生活在被西方美国把持全球舆论议题设置权、舆论控制权、舆论霸权的时代；一个由欧美中心观主导的黑白颠倒、无耻双标、正邪不分的诡道主义当道的时代。例如就日本向全球海洋投放核废料、核废水一事而言，面对如此恐怖和恶毒到足以伤害全球生态千年之久的、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恶劣人祸，国际原子机构居然对日本开具「排放许可」，全球舆论居然保持沉默，没有群起口诛笔伐。这就是西方欧美掌控全球舆论话语权的一个明证。

　　近现代中国在文化意识领域自1900年国变以来，一直处于弱势，在国际舆论领域一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更不要说舆论的议题设置权了，以致中国在世界舆论上，一直处于被动挨骂的窘境。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匡正这一弊端，文革时期更是在西方卷起了一股毛泽东热的狂风。

　　然而，改开时代欧风美雨又重新吹袭神州大地，唯欧美是尚。如上文所示，毛泽东时代好不容易夺回的话语权又放弃了，但改开时代却弃守了，以致祸延今日，西方美国充分利用其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的舆论优势，动辄以民主自由人权为议题，指控训斥中国。

　　为今之计，只有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领域进行反击，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别无他途。安克雷奇的中美外交高峰会上，杨洁篪主任和王毅外长，就起了可圈可点的带头作用；但这是个起点，未来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文化价值的领域。本文「战疫之大道在仁道主义」，也是个人在专业方面，沿此方向所作的一次微小的尝试，今后还将在历史学和文化思想领域，再接再厉，夺回中国的话语权、解读权、论题设置权，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绵薄贡献。

　　终极价值，好比是一台定向罗盘，航行在人类历史的大海中的中华文明之舟，不能没有罗盘（包括所指向之终极目的）。至于如何构建21世纪中国文明的现代罗盘，则是海内外的炎黄文史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共同天职！愿与同道者共勉！

　　

　　人天五论新篇

　　下

　　注释

　　1、仁的思想，並非始於孔子，在《詩經·齊風》中即已見「仁」字：「盧令令，其人美且仁」。《尚書．金滕》亦開始提到仁：「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但均未将仁作为范畴而哲学化。冯友兰认为，仁不是一种特殊的德性，而是德性的总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页043）遗憾的是，冯友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大家，在论述孔子思想时，都没有将「仁德」突出来作为其思想的核心来展开论述，虽然指出仁德的重要性。

　　2、见下文谭嗣同一节。

　　3、同上。

　　4、任俊华、李朝辉，《“德”》字新考，《学习时报》，2011年4月24日。

　　5、《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属战国后期文物，当在西元前4世纪中期至西元前3世纪初，不晚于西元前300年，在《孟子》成书前。共18篇，多为有关儒家和老子文献。据推断墓主人为低级贵族，与士人相当，生前喜爱典籍收藏研读。

　　6、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页103：「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依共存的密切关系。」

　　7、一般是指现在河南中部以嵩山为中心的郑（州）洛（阳）地区；具体而言，是指北到黄河，南到鲁山、镇平，东到郑州，西到洛阳一带的黄河中下游交汇区疏松的黄土冲积平原。狭义的河洛是指洛阳东巩义市西，伊洛河之间的这一段黄河中下游地带，其中心是嵩山北阴、伊洛汇流的巩义市河洛地区。这也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地带，核心中还有个更核心的地方，就是位于巩义市南河渡乡的洛汭。所谓洛汭，它是源自商洛山地蜿蜒于豫西丘陵地的洛河，在巩义市东北神堤村转个大湾与黄河在洛河口交汇处形成的一个大河湾，洛汭为古称，亦称「什谷」、「洛口」。这个方圆200至300多公里的范围内所孕育的华夏古文化就叫做河洛文化。

　　这一带也即黄河中下游构成华夏仁道文明的核心，形成了文明的涡旋运动，具有内向的引力和外向的辐射力；文明的引力，在东亚大陆不断将周围汉胡的中小文明吸引进来，发挥大熔炉的作用，加以消化整合，综合创新为新的仁性文明，然后再向四周辐射出去，主要是向南辐射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有号称「帝国粮仓」的广大地带，史称汉化或儒化Confucianization；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子孙，而远古时代龙的图腾却由十五六个部族的动物图腾组合而成（鹿角、骆驼的头、兔眼、蛇颈，鹰爪、虎指、鳄鳞、牛耳等），就是这种大熔炉作用最生动的说明。这种文明的涡旋运动，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从而使华夏仁性文明在东亚大陆不断发展壮大而成为今日坚不可摧的中华仁性文明。

　　8、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以近代科技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强力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农耕生态环境，中国的仁性文明才遭到颠覆性的打击，被迫进入近代工业化道路，从重农走向工农商并重。于是价值观也不得不随之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详情见下文。

　　9、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台湾《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又载于《中国文化》，第四期，1991年8月。钱穆写此文时已是96岁高龄，他说到了他这个年龄，才认识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的「大体悟」，最后、最高的彻悟。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借钱穆当时的体悟将90岁人的心境概括为「通天人之际」吧。

　　10、由于中国是农耕文明，早在远古的尧舜时代，就对影响作物生长的人天关系特别关注，萌发生态意识，从而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山林川泽，鸟兽草木。古代思想家也都很关心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子•轻重》篇提出「以时禁发」的原则，孟子提出爱护生物资源、「苟失其长，无物不消」的「物力有穷」的主张，荀子提出要尊重和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强调「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观点。《礼记•月令》最具代表性，其中对一年中每一个月的「以时禁发」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是一篇古代十分珍贵的生态保护资料。（请参看方克立，《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页559－561。）

　　11、当然，利弊是相对的，有利必有弊；中国农耕文明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诚如杨振宁指出的，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天人不二，人性、物性总是纠缠在一起，因此物性就永远不能被独立出来，对其作客观的分析研究，所以也就不可能了解其本质、其性质，从而将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关闭了，以致严重地限制了科学（非技术）和形式逻辑的发展。

　　12、时代背景参见《三论人天交战》，董仲舒的「天谴说」。

　　13、阎丽，《春秋繁露》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九，《仁义法》，页147-150。

　　14、同上，第三十，《必仁且智》。页153-155.。

　　15、同上，页152-154。

　　16、同上，页153-156；参看「三论人天交战」中董仲舒一节。

　　17、参看《序论疫泄天机》，注释（18）。

　　18、《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19、张载，《张载集·正蒙·乾称（《西铭》》。

　　20、张载，《横渠语录》。

　　21、王阳明，《大学问》。

　　2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7，页77。关于仁学在晚清思想史上的地位，梁任公谓：「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熊十力谓：「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复生（谭嗣同）一人足当之而已」（《读经示要》）；经学家皮锡瑞谓：「骇世俗之文」；冯友兰谓：「发挥大同之义，较康有为精密」（《中国哲学史》）；邹容谓：《仁学》为维新运动之圣经等。

　　23、张之洞，《劝学篇·序》、《劝学篇·上·同心第一》，载于《张文襄公全集》，卷202，页2b、4a。

　　24、谭嗣同猛烈抨击秦政、历代君王、荀学等为人祸，详见下文。康有为也抨击君主专制。

　　25、无疑，康有为是当时思想界的领袖，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托古改制考》、《诸天讲》、《大同书》，都是当时的之作，影响深巨；其中汲取西方的政制例如议会、重商、兴学等；科学的最新成就，例如以太，建构他的「大同说」］以便为他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哲学基础。（参看，冯契，《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100））但归根结底，还是紧紧抱住孔子的神主牌位，神道设教，将孔子改头换面，以推行其变法思想。谭嗣同作为后进及其私淑弟子，显然深受其影响，但较康（梁）更为锐利激进。

　　26、孔子言仁，但从不说它是一门「学」，只讲「语」，《论语》实际上是《仁语》。此后两千多年来，讲仁的书汗牛充栋，但没有一位儒学大师就仁有专门著述。迨至清末，新（西）学盛而中（儒学）学衰，在新旧（中西）思潮激荡下，谭嗣同遂顺应潮流，挺身而出，发挥仁的大义，创立仁学。（参看印永清评注，《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55）

　　27、印永清，《仁学》评注，语出《老子》，十四，页116.。

　　28、同上，三十七，页197。实为「天谴说」人祸之极端例子。鲁迅吃人礼教之说，更为直白，思想则一脉相承。

　　29、同上，《自叙》，页68.。

　　30、董仲舒第一次重构仁学时，参照了当时先进的医学解剖学，谭嗣同则参照当时先进的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都是与时俱进，赶上时代的脚步，虽然以太后来被爱因斯坦证明宇宙中并不存在这种物质，但谭的想象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康有为也用以太来定义仁，「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人之心？」（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绪言》，「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康有为，《孟子微·总论第一》）。

　　31、《仁学》的研究者认为心力说是《仁学》的中心思想，例如王樾

　　认为：「心力」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贯穿《仁学》的中心思想。（吴樾：《谭嗣同变法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台北，1990年）这种思想来自于他对「仁」的重视，积极的淑世情怀，及其个人早年家世的坎坷所衍生的宗教心灵，所以形成了强烈的宗教唯心倾向，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既由心造，一切问题亦可由心解决的思想。「心力」相通亦即「仁」的实现，所以「心」就成为「仁」具体而根本的内容，故云：「仁为天地万物之源」，而「以太」只是用来说明「心力」的一个假借。所以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借其名以质心力”。因此，王樾认为「心力」是《仁学》的中心思想和最高境界，「心」是「仁」的具体而根本的内容，所以「仁」也是谭哲学思想的核心，从而也是《仁学》的中心思想。其他还有钱穆的冲决网罗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的发挥康有为的大同说（《全集》）、张灏的仁是儒家的精髓、一切其他道德观念的总汇说（《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谭的这种思想倾向，无疑是间接受佛家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的影响，直接则承袭龚自珍、康有为的思想。龚认为，人的心力作用是巨大的，心力所至，足以“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这种心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这种天赋创造天地的心力，隐藏着一种驱动变革革命的因素。谭嗣同继之，并进一步加以发挥。他在《仁学》中甚至强调，只要讲求「心力」，就可以拯救中国。（参看印永清，《仁学》评注，页27、62、63）。谭的心力说，对一个白手起家打天下的革命政党而言，诚非虚言空谈，备极艰辛的中国共产革命史，就是铁证。（传言毛泽东青年时代著有《心之力》一文，深受其师后之岳父杨昌济之高度赞赏，打了105分。有待证实）这次中国成功遏制新冠，心力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32、印永清，《仁学》评注，页63、64、263。

　　33、载于《民国经世文编》，册下，页1108。

　　34、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于《李大钊文集》，新华书店，1984，北京，页46-86.。

　　35、自命为硕学鸿儒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及其追随者等，竟然无视此「为公」的国情，而将视「私」为其终极价值、把个人价值放到绝对的地步的杜威主义，强加于中国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是将杜威主义整合到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文化思想上的先天性障碍。

　　另方面，他和己未革命初、中期的陈独秀大力阐述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自由的真谛，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鼓吹个人价值的思想学说大量引进中国，希望它们能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无奈中国的文化生态和当时的政治生态，不利于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滋长，终因水土不服而凋敝枯死。必须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佛教的解脱，虽然都是解除绑在个人身上的枷锁，但各有其一定含义，不能混为一谈。

　　36、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920年1月)，均见《文集》下，第134-152页和第 177-184页。

　　37、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由纵的组织向授的组织》、《平民政治》、《平民主义》，均见《文集》下。

　　3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孔子与宪法》，均见《文集》上。

　　39、同上，《民彝与政治》，第174-175页。

　　40、《牢狱的生活》，《文集》下，第10页。

　　41、同上，《牺牲》，第118页。李大钊以诗的激情来美化个人为集体利益作出的牺牲的高尚精神。

　　42、同上，《平民主义》，第597页。

　　43、同上，第598页。

　　44、列宁曾鼓倡「世界联邦」的概念。(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第84-85页)。李大钊可能受其影响。

　　45、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文集》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平民主义》，《文集》下。

　　46、同上，《平民主义》，《文集》下，第597页。

　　47、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文集》上，第181页;《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文集》下，第 691-692页;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第11页; Meisner： Li Ta-chao，第27页。

　　48、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初探）》，中华书局，北京，

　　1984年。

　　49、胡适，《胡适文选》，第 40页。

　　50、此前蓝公武已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故谓之再论。

　　51、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文集》下，第 37页。

　　52、孔丘主义的内外唯心辩证思维，经过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

　　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加以发展后而更为系统化，成为宋明以

　　后帝王之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另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初探）》，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

　　53、五十年代中期及文革时期，红专矛盾曾成为思想界和理论界争论的主题。

　　54、他说‚「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其中的所谓「有许多人所以深病」实在是夫子自道。参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集》下，页67。

　　55、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文集》下，页16。

　　56、同上，第18页。

　　57、《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集》下，页68.。

　　58、同上，页67。

　　59、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665页16-17；

　　MauriceMeisner：Li Ta-chao：第六章。

　　60、《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李大钊选集》，北京，1959年，第 12页。

　　61、同上，同页。

　　62、中共在建党建政阶段，向蒋介石学习怎样打仗、打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学生加同志的亲密关系，虚心地向苏联学习建设重工业和社会主义，中共在建党建政阶段，向蒋介石学习怎样打仗、打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学生加同志的亲密关系，虚心地向苏联学习建设重工业和社会主义。那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拥抱苏联的文化，痴迷苏联的文学著作，《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近三四十年来的改开期间，中国则以学生加朋友的蜜月关系，虚心向欧美学习致富的本领。中国年轻人对美国和西方的东西，也拥抱和痴迷欧美的东西，大量留学欧美的学生，至今不衰，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第二次欧风美雨吹袭中国的高潮。

　　每到满师的阶段，都要改变师生的不平等的关系，重新建立平等的朋友或伙伴关系；但国共的关系，是中国国内政权争夺的斗争，不属于朋友、伙伴的范围。目前中国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学生生涯，该学的，基本上已经学到手了，甚至在个别的经贸、科技等领域，例如经贸、制造业、5-G、量子通讯、太空尖端科技等领域，已经青出于蓝，超前了。以致令西方的盟主美国，同六十年代的苏联老大哥一样，妒忌之余也感到威胁了。当时在赫鲁晓夫当政下的苏联，无情地一下撤走所有在中国的专家，取消一切合作项目，以阻止中国崛起，威胁到它的霸权地位和世界共运的领导权。同样地，美国先后在特朗普、拜登总统当政的美国，也感到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和世界的领导权，从而在而在经贸、科技、外交、文化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打压，甚至右翼分子如前国务卿逢佩奥等妄图挑拨中国的党军民关系，颠覆中共政权，搞乱中国社会。

　　63、一个生动的现实例子就是乒乓球，这是舶来品的运动，起初中国运动员的战绩一般，但最终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使乒乓球成了国球，笑傲世界体坛。

　　64、九评如下：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气势磅礴、文采斐然；旁征博引，中国的诗词，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白居易的《长恨歌》、陶渊明的《移居》等；不仅援引中国文学，俄国的文学也信手拈来，如数家珍，通俗如俄国寓言，文雅如普希金的诗。对俄罗斯的典故，他们也非常熟悉。第二评引用来自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一则《鹰和鸡》，“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而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讽刺修正主义者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九评》不是中苏国际共运领导权博弈的宣传性文章，而是论证严谨细致，层层深入，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的学术性大文章，例如第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其中的每一条苏共言论引用，都像论文一样作了尾注，把论战提高到学术的高度。

　　65、中苏论战发生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旷日持久，历时十年，故有此称。

　　66、参见拙作，《毛泽东晚年的终极关怀》，2013年7月25日，《乌有之乡网》。

　　67、三挨的概念，是我在1990年返台拜访学长李敖时，在他敦化南路的家里向他提出的。当时，他问我，你的老师朋友都是反毛反共的，而你却拥毛拥共，为什么。这个问题既尖锐敏感，既突然又复杂，一时反应不过来。他是大师兄，当然是行家，向他摆历史，那是吃力不讨好。忽然急中生智，来了灵感，长话短说：中国的政治家或者党派，谁能够解决中国人百年来挨打、挨饿、挨骂的老大难问题，我就拥护谁。蒋解决不了，而毛解决了，所以我拥毛拥共。事后感到，他对这个答案似乎是满意的，因为后来他在美国纽约1991年的《侨报》上、在应邀到北大、清华发表演讲时，都引述了我这「三挨」的说法。

　　68、关于知行也即价值与实践的关系，习近平在其《青年要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讲得很透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一个民族、一佃个国家没有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圆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敷”，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参见其《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北京，2014，页168）

　　69、同上，同页。

　　70、同上，同页。

　　71、之所以为文化的，是因为标志周朝天下的核心普世价值理念是礼乐，而在春秋时期的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以致孔子哀叹诸夏不遵行礼乐，等于是自我退化为禽兽，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所以王道天下，天子和诸侯都不得不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这是中华的王道与西方的霸道，在诉求上的根本区别。

　　72、这是针对丝绸经济带而言的，就是中国在沿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的广阔地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将使辽阔的西部地区加速发展，从而为中西部省区的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特色食品等货物向西出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世界好，中国西部周边的中亚邻国，推而至于阿拉伯世界、远至东西欧各国也将因中国西部的发展而受益，就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经济建设而落实。

　　73、2017年2月10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为正如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所说的，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

　　74、新加坡学者马凯硕2015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作一场题为《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演讲里称，如果中国取代美国做世界的「老大」，其作风和美国的会截然不同。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没有殖民海外的纪录。明朝初年的航海家郑和带到今天东南亚的是欢声笑语，不是殖民剥削掠夺。

　　75、2013年9、10月习近平在访问中亚、东盟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其后的普世实践，最能体现两讲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40多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到2016底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还在不断扩大，从而将世界联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引领主导世界，此之谓也。

　　中国承诺一带一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高调空谈，不是只是倡议，而是付诸实施的具体行动。至今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要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44亿也即占世界人口6成的国家「共同繁荣」。例如，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不断湧現出令人瞠目結舌的經濟奇跡，就是受惠于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战略。東非被列为「一帶一路」巨額投資對象的埃塞俄比亞、吉布提和盧旺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埃塞俄比亞的表现尤为突出，该国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鐵路(亞吉鐵路)由中國企業採用全套中國標準和中國裝備建造的非洲首條現代電氣化鐵路于2016年10月5日於正式通车。

　　不止是资金的投入，中国发展的模式也是重要原因，据聯合國經一位濟學家表示，埃塞俄比亞為推行的是中国模式，其顯著特點是對出口依賴程度低，國家主導推進投資。這与标志欧美模式的 「自由主義經濟」的基本原理完全相悖。于此足证，中国引领世界已经不是猜测、推断、期盼，而是正在逐步成为事实。

　　76、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一立场反映了中国从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变成领导者，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接管全球领导责任，赢得与会政界和商界领导人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论者谓，从此世界将首次出现一个具有一套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世界经济强国。

　　也就是说，自从冷战结束以后，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自由主义，所以处于劣势。但今天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君不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美国的盟友对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立场深感焦虑，甚至连一向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旗手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现在竟然认为维护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再是美国了，得靠中国。自由主义一直都视中国社会主义为其祸害，现在却说需要中国来维护!其谁能信?!

　　77、英国《独立报》网站2017年1月29日刊文称，这表明，或许不仅仅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的结束，也是西方领先主导全球舞台的500年时代的终结，我们现在正进入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时代。抑有进者，由于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尊重主权的原则，在合作援助时不干涉内政，没有附加条件，更不强制性地推销中国的价值理念，所以中国日益响亮和突出的声音，将成为西方干预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78、「毛泽东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毛泽东主义本身，后者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总称，统摄党内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包括其后的邓小平理论、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观等，都可视为毛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与时俱进的延伸和阐发。

　　79、参见本文序论注释（18）。由于这是本文的主旨，而且由于本文的篇幅过长，所以不厌其烦地再重述一次。

　　80、柏拉图，(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柏拉图对话集》，页221 C~226 A。

　　81、同上，页265 A一268 D。

　　82、亚里士多德，(Richard·Mckeo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全集》，页165·22—23。当然，中国战国时代盛行的纵横家和兵家的诡道主义，鬼谷子之纵横学，孙子兵法，也都大谈诡道，但这种诡道思潮，随着秦始皇所谓的暴政的霸道主义被历代厌战的儒家排斥之后，加上中国农耕经济随着隋唐以后向江南扩展而进一步强化后而被边缘化，不是中国帝王治道思想的主流，而是儒家的仁道主义，后者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而成为此后两千年帝王之学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因而也成为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标志性特征。

　　83、参见序论注释（19），因其涉及本文主旨，特再重叙一次。

　　84、USSecretary of Defense，MarkTEsper，Prepared Remarks by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 15, 2020.

　　85、Robert O'Brien，US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deology and Global Ambition,,June 26, 2020,Remarks delivered by June 24, 2020, in Phoenix, Arizona.

　　86、Michael R. Pompeo,US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卿逢佩奥，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 博物馆，2020年7月、23日。

　　87、同上。

　　88、同上；下面凡逢佩奥说，均同上。

　　89、《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下面凡中国说，均同。

　　90、《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现场全纪录》，2021年3月19日，

　　91、《习近平抵达雅典开始对希腊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人民网－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2。

　　92、参看拙文，《久违了中华文明--仁厚豪迈的新生中华古文明登顶世界》，《乌有之乡》，2017年2月27日。

　　93、同上。

　　94、同上。

　　95、参看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ny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以及他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对生命的选择--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汤因比经过对人类的24个文明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认为, 西方的物质繁荣来自工业革命、科技、战争， 但难以持久，因为一个文明文化的生命，必须要有深厚的历史文明作为支撑，它就是中国的仁性文明。

　　96、屈原，《离骚》，第97句。

　　

　　

　　

　　

　　

　　

　　（全文完，202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