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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陈永贵传》连载之49

秦怀录 2023-08-22 来源:阳和平说事

  扎白羊肚手巾的副总理

  ——陈永贵传

  秦怀录 著

  第三部 陈永贵下野

  五、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

 

  人称“健康老人”的陈永贵生病了。

  根据医生的诊断属于晚期肺癌,急需要进医院治疗。

  陈永贵从不向病魔屈服。冷眼看去,他根本不像个病人。人们看着他坐电梯下到了楼底,离开电梯以后,他一手叉腰,一手拿着一顶草帽,走起路来照样脚底生风,谁能相信他有病。

  但他确实是病了。开始他感到胸疼,气紧,食欲也不正常,后来他的两腮已经消瘦了下去,吃饭已经明显地减少,常常听到他咳嗽连声,吐痰不止。

  当他的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他也曾打算往外边走一走。可是出去究竟算个什么人:人家怎么接待?他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在他逝世前一年,他还准备陪同韩丁回大寨看一看,可是还没等到实现他的愿望,他却与世长辞了!

  陈永贵的病情加重以后,开始在高干楼后面的复兴医院以感冒治疗。尽管大夫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检查和治疗,但半个月过去了,仍然不见好转。陈永贵也觉得怪:难道一个感冒,这么长时间也看不好?家属和汤师傅劝他还是去北京医院看一看吧,陈永贵感到为难,人家这里对我够费心了,走了合适不合适?再说……。汤师傅对他说:“可你的病历档案就在北京医院呀!”陈永贵犹豫了,因为按照医疗的安排他应该到北京医院就医。不过,出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永贵要求先请示中央。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以后,中央同意他住进北京医院,并对他进行了适当安排,把他安排进病房。

  未到北京医院之前,陈永贵下午住院,上午还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买了二斤鸡蛋和其它几样菜,坐公共汽车回家做饭。当他提着鸡蛋和菜扒上公共汽车以后,车上人员拥挤,陈永贵已经找不到座位。这些北京人看见陈永贵也和他们挤到一块,都争相给他让座,相互问长问短。他们却料不到,这次见面却是陈永贵和他们的最后一别。

  陈永贵住院以后,北京医院的吴院长已经跟随中央首长到北戴河休养。北京医院就向吴院长打了长途电话。院长又亲自从北戴河打了长途电话告诉陈永贵,说第二天八点他要准时赶回医院,为他检查身体。第二天八点,这位院长准时赶回医院,来到陈永贵房间,为刚入院的陈永贵进行多方面的检查。

  陈永贵其人复杂,其病也是那么棘手。吴院长和主治大夫们对他的病情进行了一个月的观察和诊断,也不好确诊。有一天吴院长向陈永贵边开玩笑边透风:“老陈呀,你人也怪、病也怪。我一个月也查不出是什么病,怎么搞的?”

  陈永贵笑了:“查不出来就别查了!”

  吴院长说:“不查行吗?”

  经过院长和大夫多方面的努力,从脑后的一块疙瘩查到内脏各个器官,各种医疗器械都用上,终于从痰中化验,确诊为肺癌。从那以后,医院决定为陈永贵作手术,需要主病人签字。

  陈永贵说:“我签个字算了!”

  吴院长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

  陈永贵笑着说:“有问题我负责!要不叫明亮签吧!”

  医院也不同意,因为按惯例,应该由长子作为主病人向医院签字。汤师傅就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昔阳打了长途电话,通知陈明珠火速来京。这一“令箭”却把陈明珠吓懵了,只以为出了什么事情,赶到医院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按照医院的要求办理了有关手续,医院对陈永贵施行了第一次手术。

  1985年农历8月15日,陈永贵的儿女们都从昔阳赶来北京,看望父亲的病情。陈永贵向主治大夫请假,要求回家和孩子们过一个八月十五。因为他病情严重,主治大夫不准假,笑着安慰他说:“陈老,你以后活着的日子还长哪!”

  陈永贵叹口气说:“我的病你哄不了我,就这么一个八月十五了,你还是准了我这个假吧!”

  鉴于陈永贵要求心切,医院才批准他回家吃了一顿团圆饭—饺子,晚上又返回医院。

  这一年快过年的时候,陈永贵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也想到了以后,陈永贵又向吴院长请假,说我们老家有个传统习惯,过年都回家里团圆。按照医院规定,加上他这种病情是不允许回家的。但是为了照顾陈永贵,吴院长主持了院务会议,批准陈永贵回家过年,但特意向他提出两条:一是不准喝酒,二是不能到处走动。陈永贵说我早就不喝酒,可是过一个年,能不能允许我喝一杯葡萄酒?医院批准了他的请求,陈永贵就是以半杯葡萄酒送走了最后一个春节。除夕之夜,幼年的陈明亮好奇地放鞭炮,心情沉重的陈明珠先是阻止他不要放炮。陈永贵为照顾幼子的心情,说还是叫他放吧:明亮高兴地放鞭炮,明珠却躲在一处偷偷地哭泣,因为父亲是什么病,明亮还不十分清楚。

  陈永贵腊月28日回家,正月20日又回医院。走时对老伴和司机说:“汤师傅,这一走算回不来啦,回不来啦!”

  陈永贵住院的消息传开了,传到了整个北京,传到了大寨和昔阳。石山老家的一族老小不断有人来看望。大寨、昔阳的干部和群众不断有人来看望。东郊农场也不断有人来看望。有一段时期,疾病掠夺了陈永贵的食欲,陈永贵只有想吃一吃西瓜。当时正是数九隆冬,到市场上找一个西瓜也真难。东郊农场的张德润等几个领导跑了半个北京,一直是看不到西瓜的影儿。刘炳亮书记不服气,难道这么大个北京,连一个西瓜也没有?第二天,他亲自带队上市买西瓜,把北京的各个市场都跑遍,终于买下了陈永贵想吃的西瓜。出于对陈永贵的关怀,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不断有人前往医院慰问。胡启立、薄一波、余秋里、郝建秀等许多中央首长带着党中央对陈永贵的深切关怀,带着中央其他首长的问候,一次又一次地踏进了医院的大门:余秋里、宋振民看望了陈永贵从后,人称是大庆人看望了大寨人,一惯以“陈大哥”之称的郝建秀看望了陈永贵,人们也说这是工人看望了农民。

  在山西,有不少人,只要得到陈永贵住进医院的消息,都要借一些机会到北京看望他。像对大寨有深厚感情的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和陈永贵共叙往事,谈起了批判大寨极左路线时他们为大寨说公道话,一拉就是老长。因年老退出舞台的晋剧艺术家牛桂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看望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尽管说话有困难,还愿意谈一谈《白毛女》,还愿意和牛桂英回忆三届人大召开时同丁果仙相会的情景。陈和她们谈起来,忘记了自己在患病,忘记了身体的疲劳,因为久别重逢,又是最后一别,有什么话总愿意和老乡聊。

  陈永贵的病床周围,站着大寨党支委宋立英和昔阳的几位干部,站着他的老伴、儿子、女儿、媳妇、孙子,站着中直管理局,国务院管理局的有关领导。那是他第二次住进医院的事情了。病魔夺去了他几十年来的那种性格和气质,他俩眼陷进眼窝,两腮贴进骨头。一阵难以忍受的咳嗽过后,又是一种艰难的呼吸声,子女们轻轻地把他从床上扶起来,想方设法为他解除痛苦。但无论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也逃不脱病魔的折磨。那对塌进眼窝里的眸子好容易才睁起来,看了看两眼滚着泪珠的宋立英,再看看那几位站在他身边的中央领导。看样子,陈永贵不知有多少话想说,可是癌细胞早已关住了他的话匣,只能见他的嘴唇蠕动着,仔细听去,才能听出他在反复这么一句话:“我可没给他们贷下饥荒啊!我也没给国家拖下债啊!”

  可以听出,这两句压抑很久的话给他造成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一段时期内,他的头上顶着一座泰山。他离开大寨的时候,大队还有17万元的集体积累,库房还有几十万斤粮食,这是大寨人一致公认的事实。而且大寨群众还善于用陈永贵在大寨时的经济情况和现在作对比,说现在把集体的家当贴光了,还贷了国家200万元的款。陈永贵临死前的那句话仍然指的是《山西日报》1980年10月17日登载的《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那篇文章。因为关于国家支援大寨的舆论至今在社会上还影响很深。由于文章的扩散,在国外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以至为后来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提供了反面素材。

  在北京医院为他设置的病床上,陈永贵面对前来看望他的人们,有多少话想说,有多少苦水想倒,可话到舌根又咽了下去,经常唠叨的却是这么几句话:“再活四年,明亮就毕业了,幸福就结婚了!可四个月也不让活了!”时而又指着他的小儿子明亮说:“俺孩命孬,靠不上我了!”有时候,他又指着看望他的有关领导说:“这一老小(指明亮和他的母亲)给你们丢下了,你们得照顾好啊!照顾不好,活着骂你们,死了也得骂你们!我活着厉害死了就不厉害啦?”他又用指头指指司机汤师傅:“还有你,不要人在人情在,人走就两分开啊!我死了还得麻烦你!”

  在昔阳的老干部中,至今还流传着陈永贵的一句很有感情又很有份量的话:“我算认不得好孬人!”这是张怀英去北京医院探病时陈永贵特意给他讲的。陈永贵住院以后,特别思念大寨和昔阳的老干部,也特别思念张怀英。就在陈永贵的大儿媳贾成棠要从北京返回昔阳的时候,陈永贵特地嘱咐她,请张怀英快来看看他。

  这是张怀英第三次上北京探病。

  战国时期曾经流传过一个叫管鲍之交的典故,这个典故如此比喻陈永贵和张怀英的成长之交,也是有几分道理的。张怀英曾经是陈永贵的伯乐、领导,后来陈永贵又成为张怀英的上级、战友。陈永贵和张怀英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也有着沟坎不平的经历。

  当张怀英见到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在同命运的搏斗中,又争得了一点说话的能力。他谈过几句之后,就伤心地哭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对他又一次前来看望表示感谢,也对他自己的命运感到悲伤。张怀英为了安慰他,就以战友的姿态对他说:“不要伤心嘛!你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苦恼,有经验的欢乐,也有教训的悲哀!想想你给财主家干活,到后来卖烧饼,吃了上顿没下顿,怎么说也够本嘛!”

  这话像开心钥匙,真的把陈永贵的心说开了:“啊,也就是。这话你怎么不早给我说说?”

  由此,两人拉开了话题。陈永贵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向张怀英倾吐自己的心里话:“怀英同志,我这辈子算没有认得好孬人!没认得好孬人啊!”这样的话意明显是陈永贵在张怀英面前所作的反省。张怀英默默地接受了陈永贵的反省,但也清楚地感到此时的陈永贵说话过激。陈永贵一辈子还不是没有识别人的水平。他认识问题的高度,处理事情的远见,都是张怀英早已就看得见的。他安慰陈永贵,劝他不要想得太多,要保重身体。

  “不。既然你来了,我就愿意和你客观地分析你我所走过的路程。”陈永贵便谈起了昔阳和大寨的几个落井下石的人,谈得泪水堵住了嗓门。

  陈永贵还占居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也曾经预测过自己将来会出现的各种下场。因此,他对一直捧他,吹他,看他眼色行事的人并不一定器重。不过,他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高,对他下边的人不一定当时就看得十分清楚,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才能作出具体的结论。尤其在他当了副总理以后,又面临大寨至尊至上的声誉,陈永贵听到的批评少了,别人对他有意见,又生怕和大寨的态度沾上边,也不敢直接向他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不良后果。陈永贵的确错用了几个人,看起来有工作能力,但品德不好,群众威信不高,带来不少副作用。有时他们生米做成熟饭,还得把责任推在陈永贵身上。但是,他每每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要慎重地考虑的。1974年,昔阳准备修建一个体育场,他们向山西省委打请示报告时,被省委书记王谦顶了。陈永贵回昔阳听到了这件事,不仅不怪王谦,反而批评了县里的领导:“不能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嘛!修体育场的事,王谦顶了。他事先没和我商量,但我同意他这样做。现在伸手要钱,就是伸手要鬼上树人家也会给你的,就怕你上去下不来。有利于生产的事,可以搞。体育场我们宁肯不修,不能自找麻烦。”

  两年之后,县里又向省里请示,省里给拨下一笔修体育场的经费。为这事,陈永贵专把李喜慎叫到北京,说有人对这笔款提了意见,我们还是明智一点好。尽管省里批了,我看还是退了好!李喜慎回昔阳之后,立即把这笔款退给省里,记者于第二天就发表文章表扬。时至今日,还有人怪怨,如果那时候老陈要松松口,体育场也修起了。不知是哪一年春节,昔阳北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志宝徒步到大寨看望陈永贵。一进门就很生气。陈永贵叫他坐,他硬是不坐。陈永贵问他怎么啦?宋志宝便打憋说:“老陈,我今天是带着党籍来找你的,我要提意见了!”

  听到这里,陈永贵也不好随意发脾气,冷静地皱了皱眉:“那他们谁也不敢开除你。你说吧。”

  宋志宝拉开话匣,一古脑把意见端了出来:“成天工程工程,造地造地,二坡地占着昔阳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不往二坡地里下工了,这粮食产量怎么提高……”宋志宝列举了好多个忽视二坡地加工的典型,使陈永贵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宋志宝的意见全部采纳。

  陈永贵在病中所说的“没认下好孬人”,又指得是大寨从天上落到人间以后,一些说话不客观,不公正,乱写揭发性材料,甚至背着良心化名登报推卸责任的人。这些人在舆论一边倒,把昔阳、大寨全盘否定,甚至进行人格污辱的时候也随着风向跑,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这对于一个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与穷山恶水斗争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心上捅了一刀。

  然而,陈永贵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意。对于培养过他,帮助过他的张怀英确不是这样。最终使陈永贵证实,张怀英是个正直人,不轻易地随着风向跑。他还是能够认识得好孬人的。

  有关陈永贵和张怀英在病房里三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其他人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从老干部和家属口里听到只言片语。病中的陈永贵在回顾他的一生时,也特地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往事进行了反思。他回顾了在“文革”中批斗山西老干部的事,曾经对人说:“斗省里的领导,我心里有亏。中央说打倒,我就同意下边批斗。1967年秋天来昔阳批斗,是省革委和省军区决定的。让来不让来,我反复考虑过。为这事,我在省里做过检讨,我始终感到有亏。”病中的陈永贵还是能够认真地反思处在“文革”时期的自己。但是,对于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陈永贵怎么也解不开。在他一声声痛苦的呻吟中,时而发出呼唤,提起了《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提起了西水东调,提起了自己的历史,也提起了昔阳的粮食产量……

  病中的陈永贵盼的是公正,历史的公正。如果时间还允许,他还准备等待这公正,然而时间不允许了。

  1986年3月25日晚上,按照医院的安排,陈永贵的家属在家里等候,陈明珠留在医院。陈明珠和父亲商议以后,特意留下明花爱人有明陪侍病人。这一夜,陈永贵睡了,还睡得很香。陈明珠也以为父亲能够睡觉,或许有个大转,但医院的大夫清楚,陈永贵的病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各种仪器早安排在床边,大夫和护士也轮流值班,即使一时间不在病房,只要电铃一响,他们马上就出现在病房。第二天上午,陈永贵的病情明显恶化,到了无法抢救的程度,一直到晚上20时35分,大夫检查之后,叹口气说:“通知中央办公厅,安排后事吧!”陈永贵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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