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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定居在北京的大寨人——《陈永贵传》连载之47

秦怀录 2023-08-16 来源:《陈永贵传》

  陈永贵走了。他带着老婆宋玉玲、小儿子陈明亮、孙子陈幸福走了。大寨人一直在打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每天干些什么,生活怎么样?或者摸一摸中央对待他好不好?听说中央对他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允许他不搬家,继续住在交道口副总理的住宅内。可是陈永贵说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经过陈永贵的要求还是搬在了22号高干楼,也不知确实不确实。

  陈永贵一生中有错误,工作中有过失,但在他卸任定居在北京以后的所作所为,恰恰能反映出一个农民政治家的姿态和品质。进了政治局,当了副总理,他不仅需要转户,而且应该办理转干手续。但他却说:“转那干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所以,他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在大寨吃粮,仍然挣大寨工分,国家只给他一些生活性的补贴。不仅如此,他就是从北京回了大寨,也不允许警卫为他站岗。对于接待的同志为他把门,他也动不动就发了脾气:“把那门干什么?叫我脱离群众!”可是不把门又不行,那些请示汇报工作的领导,来自各处的上访者,大驾光临的名人志士都涌来,就是把陈永贵分成十个脑袋也应付不了!所以这些人也觉得很难,深不对浅不对!大寨由九天之上落到九地之下以后,六神无主的陈永贵回到北京,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应该住在哪里。当时正是1980年下半年,舆论界对大寨的极左问题批得相当厉害。1980年年底,中央以83号文件下达,批转了山西省委的检查报告,对大寨作出了公正评价。就对陈永贵个人来说,中央的态度一直是保护,一切待遇不变,他的住所仍然按副总理继续留在交道口。但是陈永贵向国管局表态说:“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他多次提出要搬出交道口,撤销警卫。当时国管局领导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原因是要照顾国际影响,答应把交道口的院子让出一半,另一半留下他继续居住。陈永贵不同意,说这样还有点特殊。国管局又为他在禄米仓找了一处房子,陈永贵看后摇了摇头,说这里的院子和交道口差不多一样大。后来,国管局决定他住22号5门23号高干楼,按部长级对待,陈永贵看后才同意。为这事,陈永贵曾安排秘书在年前就搬进去,秘书因事务太多,又忙着过年,没有答复了这一要求,直到春节后才搬。陈永贵搬进高干楼以后,有些待遇仍然不变。比如,22号楼唯有他享受特供车。他在任期间有两辆汽车,红旗为他使用,达特桑为生活用车。卸任之后他退了红旗,说耗油太多,达特桑留下自己使用。为了给司机节油,他也不多坐车,常常是步行上街办事,儿子和亲友的坐车就更不方便了,司机经常领到节油奖。他卸任后没几个月就辞去了炊事员,自己和老伴动手炒菜做饭,他说自己想吃什么也方便些。在他搬家的时候,国管局同意他把交道口他使用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陈永贵说够用就行,部长楼里有墙头柜,东西太多放不下。因此他只带了床,地毯,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之类的日常用具,其余都留在原来寓所。他卸任之后,国管局发给他每月200元工资,但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他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陈永贵每每遇到有人谈他工资少费用大的时候就解释: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

  陈永贵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北京市民,在各方面也要适应市民的习惯。每天早上,期待着益寿延年的京都老人们都寄托于耍太极拳上。每逢这个时候,公园里,大街上,三里河两岸的树林下不时地出现练太极拳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坦然,如此舒畅,像生活在仙山琼阁。

  陈永贵也有早起的习惯。几十个春秋,几十个冬夏,几万个清晨和黄昏,他都是钻在山旮旯里靠锄头和镢头练出了一个铮铮坚硬的身子骨。如今住进了高级、豪华而又十分舒适的高干楼,对他来说真有点不适应。开始,他每当从被窝里钻出来,免不了去街上散散步,溜溜腿,尝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久而久之,他看着耍太极拳的人们也有了几分羡慕,不觉心血来潮,也想自个儿玩几下。

  抡惯锄头的人们,对城市人的这套把戏,实在是难以下手。陈永贵开始只是叉起手来散步,后来他也习惯于边走边甩甩手臂,跑跑步子,日子长了,他又留恋起大寨的生活来,便举起双手,摆起了刨地的架式。当他作起这种动作,有一次却被另一个老头攥住了他的手臂。扭头一看,却是在街上常打照面的王老头,名字他叫不来,见面就以老头相称。

  “啊呀,你这个健康老人,这叫什么拳?”

  陈永贵面腆地笑笑,和王老头讨了一支烟:“算,嗯,算个庄稼拳吧!种庄稼这一行,不是吹,要年青几岁嘛,还要包几亩地试打试打哩!”

  耍太极拳的王老头和他开玩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要住在这北京城嘛,就得跟着我们来。这样吧,我为师傅,收你为徒弟,保你一个礼拜。”

  这位老人便手把手教陈永贵练太极拳。没练了几下,陈永贵便对此不感兴趣了:“不行不行,练你们这个拳,我使不上劲。咱们换一换吧,啊,我为师傅,收你为徒弟,就像《朝阳沟》的拴保和银环,前腿蹬,后腿弓,保你一个礼拜,学会我这个庄稼拳!”……

  陈永贵住进高干楼以后,浑身不自在;每天住在这四堵墙里,眼前只有电灯,电话,电视,电梯,有什么意思?他心里憋不住了,就想办法找点儿活干,看报,养花,听听新闻。

  善于观察事物的人经常发现,陈永贵在抽烟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作法。当第一次烟抽完以后,他总不忍心把烟头扔掉,而是捎抠一抠烟丝,再把下一支接起来抽。当副总理的时候,他除了习惯性地抽小三七以外,也抽一点小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后来卸任了,抽烟喝酒要看家底,就把小中华换成了大前门之类的烟。那时候,他在看报、养花、听新闻的时候,心里也总是萦绕着一团团可口的香烟。日子久了,他老干这些总觉得心里憋闷,便乐意接待看望他的老乡和熟人,也乐意到22号楼旁边的34号供应站打照打照,要么到自由市场去逛逛。他在任的时候,到了哪里也想着劳动,在他政治上滑坡以后,由于昔阳和大寨一些人落井投石,使他再也没有心思回去了。人在北京,心却老往大寨飞。他对大寨的关照、希望和设想不可能变成现实,这些关照、希望和设想只好在他的梦中浮现。有几次,当他一觉睡到五更时,他便失望地对老伴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夜里梦见又回村里下种啦,好墒怎么种,劣墒怎么种,热土地种什么,冷土地种什么,可给人家安排了个好!”尽管他经历过这么一场政治上的大洗涤,他依然和生存在黄土地上的农民一样,处处离不开劳动。可是,政治风云夺去他劳动的权力,他只有在京都这个市场上寻找自己的归宿。

  陈永贵精神抖擞,像个年青人似地,一手叉腰,一手攥着草帽,领着老乡到自由市场赶集去了。昔阳和大寨凡来过的客人,他往往领他们出去看看。自由市场上,瓜果蔬菜,农时产品,奇离古怪的叫卖声,明争暗斗的讨价还价声使他产生了兴趣。他又暗暗地和那几年以粮为纲,关闭自由市场的情况作对比:现在到底活了,也好!

  “到底是北京,什么东西也不缺。”有一次,一个昔阳老乡看着一个古董摊,感慨地说。

  “嗯,好倒是好,就是他妈的钱少。不赶集,总在家里坐不住,赶一次集吧,花钱太厉害,实在受不了!”

  有一次,他和昔阳公安局的一个老乡相跟着走到一个货摊,几个人围着一堆砂锅和货主讨价还价,陈永贵看了少许,气冲冲地替买主帮腔:“这是什么砂锅?不如我们乡下的!”他还是和当初当农民一样,以一种质朴的性格对待眼前的一切事物,也不管什么场合。

  那些日子,陈永贵老喜爱单人独马出去跑。他住进高干楼以后,他把警卫退了,秘书退了,炊事员也退了,留在他身边的就是司机汤占新和他开的那辆达特桑小轿车。汤师傅一早就要到22号楼,看看陈永贵有什么事,出去不出去。陈永贵进京以后,部队就给他配了这么一个老实忠厚的司机,一直跟了他多少年。在他的晚年,总爱和这位司机说说心里话。有那么一次,陈永贵和汤师傅谈得热火了,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汤师傅,你多会儿死呀?”

  这一提问倒使汤师傅哭笑不得,你能管着我其它,可管不了我的生死!我多会儿死是由阎王决定的。汤师傅没有直接回答陈永贵,绕了个弯儿说:“我可闹不清啥时候死,不由我!”

  陈永贵笑了:“我不是管你的死,我是想起了给我开过车的司机。三个司机一个班,现在就留下你了。咱们也定一个条约,我什么时候不死,你什么时候给我开车。到那时我该死了,你的年龄也正好能退休,你看如何?”

  陈永贵的话这么风趣,这么逗人,原来是留恋起了他过去的司机。他在昔阳的时候,为他开车的司机叫王天保,前几年因病去世,他在省城也有一位,也在不久前去世,这两位司机都是好同志,对他都不错。但要说时间长,交情深的还是北京这位汤占新。他不多言谈,但为人正直,是陈永贵比较靠得住的人。有一次,汤师傅送陈永贵到官园一带办事,陈永贵一下车,就安排他说:“汤师傅,你今天上午就不用跟我了。你现在就回家,帮助老婆包一包饺子,中午也不用接我,我自己能够回去。”当时汤师傅不声不响地开车回去了,中午陈永贵正准备乘公共汽车回高干楼,一看身边停下一辆车,汤师傅从车上跳下来了,就问:“你怎么又来了?”因为陈永贵自从辞去了秘书和警卫以后,汤师傅就不仅仅是个开车了,有关陈永贵的安全和一切事物他都要照管。早上老陈尽管放他回家包饺子,但他走后也很不放心,万一有个什么情况,身边又没有一个人。可对于陈永贵来说,越是让他单独活动,越是让他往人多的地方走,就越是乐意要去。

  一年过去了。二年又来了。背在陈永贵身上的包袱又逐步减轻,他又不安心于养花,看报和逛自由市场了。难道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就是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能够白拿国家的工钱?他叫别人给他出主意,自己也在想办法。终于又出了一个新点子。当时和他一个楼里住着一位中国新闻社记者叫韩凯,和他接触频繁。陈永贵为自己寻找出路时,也曾得到韩凯的帮助。他为他代笔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党再作一些贡献,请求中央能够安排他一个具体工作。1983年,陈永贵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安排他担任了北京市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定居在北京以后,中央对他也很关心。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过问了陈永贵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状况后,还特意约他谈了一次话。陈永贵一进会客室,邓小平就热情相迎,招呼他坐下。邓小平知道他爱抽烟,便吩咐身边人说:“拿两包熊猫烟!”然后两人坐在沙发上,开始了正式谈话。邓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劝他不要因为落选了十二大代表背起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保养身体。陈永贵也向邓小平倾吐了不少心里话。

  谈到陈永贵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嘛,这一点中央还是清楚的。请你放心,只要我健在,就不会把你搞到‘四人帮’那里。”

  陈永贵和他谈了大寨和昔阳的一些情况,邓小平说:“你有什么思想,就尽管谈。一些具体问题,你找仲勋反映,由他考虑。”对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陈永贵很满意,曾和几个人说,这次谈话比较开心。

  那一段,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找他谈了话,称他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不要为一些往事影响身体,也不要为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而背起包袱。还特地告诉他,在你的问题上,先念同志说了不少公道话,比如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陈永贵还要求总书记最好能明确一下他的问题,胡耀邦说:“大寨还是好的,但现在大政方针变了,不适应了。”邓小平、胡耀邦和他谈了很多,陈永贵也向这两位领袖人物敞开思想分析了自己。至于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职务,他多次对人说完全能想得开,也早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北京市民中,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陈永贵的故事,类似上街散步、赶集、买东西等。至于说陈永贵上街买菜,这种情况在他卸任之后就更频繁了。本来国管局就在高干楼那里设立一个34号特别供应站,专门供应高级首长们的蔬菜,吃菜的事还用得着你自己来操心?可是陈永贵不是这样,上街转着转着,觉得回家没有东西可拿,捎上几斤菜也好。有那么一次,一个菜摊子又排起了长队,都想尽快买到一些菜。陈永贵见到这情景,便也安分守己地站在队列里准备买菜。这次一开始就叫人认出来了,人们都在呼吁,陈老来买菜了,或是陈大叔来买菜了,前面的人腾开,先让陈老买!陈永贵却笑着摆摆手,表示他愿意和大家一块排队。后来队列前面的人也招呼他快去,陈永贵就这样连拉带推被拉在了前边,搞了一次“特殊”。

  据北京的人说,陈永贵晚年在北京和市民们的关系处得特别好,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也处得特别好。关系处好了,人们也就越能够理解他在“文革”中的失误。这也许是人们至今还怀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陈永贵离开大寨以后,就更使大寨人关注和思念。村里的干部和群众也不断有人去北京看望他。大寨的新旧两茬干部梁便良、宋立英、贾进才、高玉良、赵素恒、赵存棠等都看望过,梁便良差不多每年要去看一次。因此,陈永贵家里的客人们特别多。粮食和蔬菜也消耗不小,但陈永贵对这事从不计较,都是情理相待。他有次总是嘱咐客人:下次如果谁来,就先往家里打个电话,我派车去车站接他,咱自己有车嘛!那一次,高玉良去看望陈永贵,陈永贵照样情理相待。他陪高玉良吃过午餐以后,就拉着他坐电梯:“走吧,咱俩这才有时间逛逛大街,消消时间。”

  他俩下了电梯,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和来往的人群擦肩而过。陈永贵对街上的一切都不屑于一顾,和老乡拉起了他的身势:“玉良,你说说吧,我这几年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有甚就说甚嘛!”

  社会的议论陈永贵都清楚了,他经过一阵艰难的反思之后,急需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高玉良也难得听他这么诚肯地征求意见,现在越着着陈永贵比过去亲近了。在小的时候,高玉良和郭凤莲都称陈永贵为舅舅,后来陈永贵名气越来越大,连培养过他的上级领导也称他“老陈”,高云良也就改变了称呼,常常是“老陈”如何。在他们逛街的时候,高玉良的怀旧心理又一次体现出来,称起了舅舅;说:“叫我说,你还是管得太多了。中央的事你管,地方上的事你管,咱村的事还是你说了算数,你哪能管得那么顺当?有些经验,在咱村是成功的,到外边就行不通了!何况那几年叫喊着行行业业学大寨,咱村哪有那么多好学的?”

  “对,我这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由于过分激动,陈永贵的嗓门很高,还打着手势,“中央的83号文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唉,这些年,搞四面出击,惹得人太多了,到头来人家倒打回马枪!我那时候就想着大寨能干的事,全国都能干出来。现在我算认透了,咱这没文化的人到底不行,看不透事情。唉,四十三岁才扫盲,有什么办法,要年青一点,我就住几年大学!”

  对于中央1980年的83号文件,陈永贵能够接受,大寨人也能够接受。在那以前,大寨和陈永贵在社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83号文件下达以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判,结束了那一段苦酸的日子。后来到1984年,万里副总理来山西视察,提出对大寨的问题再也不要提了,还说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人们对大寨的评价就逐步走向了公正。中央对大寨和学大寨的问题处理的公道了,陈永贵就越是对过去的事进行反思。因此在那次逛街的时候,他对高玉良还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作法值得考虑。尤其一些分配办法和打疲劳战,统得人太死,对外面大多数地方是不适应,这点要逐步认识。我常常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礼拜天,不想这还是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工人和资本家作斗争争下的自由。唉,我老了,以后你们作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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