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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副总理有副总理的基地——《陈永贵传》连载之35

秦怀录 2023-07-06 来源:《陈永贵传》

  万丈高楼平地起。

  从陈永贵的创业起家到大器晚成都能体现出这么一条基本的哲理。

  陈永贵用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和昔阳蹲点,就是为了修筑他的“高楼”,巩固他的基地,为全国提供经验。

  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每当他在大寨出现以后,社会摄像机常常为他摄制出这样的镜头:他从黑色的红旗车、灰色的上海车,或者是其它高级轿车上跳下来,连家门不进,就脚底生风般地走上了虎头山,走进了狼窝掌。社会的美术家也为他设置了这样的背景:陈永贵伸出一只带茧的手,缓缓地把一穗成熟了的谷穗扶在手上,看谷子的籽粒饱满不饱满,又轻轻地丢开;陈永贵走进一块刚出土的玉米地里,皱着眉头蹲下来,用手量量它的株距,行距;陈永贵走进正在修造的小平原上,和垒坝的人们指点着什么,拿起锤头修理着一块石头……

  这就是陈永贵副总理出现在大寨村的活形象。

  无论是寒风刺骨,还是大雪临身,陈永贵和那些大寨铁汉们一样,为了把小块土地连成大块,也捧着砂锅在地头吃饭。开始那几次,社员们总觉得他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不该这么吃冰碴饭了,可是陈永贵不赞成,还是用“劳动模范不劳动还算什么劳模”的话说服大家,有时也用“上了中央回来不劳动就会脱离实际”的话来解释自己,因此,这些摸惯石头土块的老伙伴们只是暗暗佩服,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作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总比这些普通庄稼汉有点特殊:动不动为了什么事,红旗、上海轿车就开进了地头,陈永贵拍打一下那两只沾满土的手,坐进了车里……

  在昔阳也是这样。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他也学会了孔夫子的“周游列国”。

  有一次,他的小汽车翻山越岭,沿赵壁川往东走,在阎庄公社的大门口停下了。

  陈永贵一下车,正要随着公社领导去公社办公室,却听一间房子里吵吵闹闹,好像是谈论粮食的事,便另打主意,直接往那间房里走。

  原来那一天是各大队的会计们来公社开会,因为一个问题产生了共鸣,便高腔大嗓地吵闹起来。这些高腔门大嗓音的农民们只顾破天荒地吵闹,却不料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驾到,出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场面,吵闹声“嘎”地停住,这伙人惊慌失措地注意着陈永贵的脸色,有人冒出一头冷汗。

  陈永贵也深知其中的奥妙,嘴唇蠕动了几下,向大伙招呼道:“说吧,你们刚才说什么就说吧!有意见不提怕甚哩?”

  寂静。异常的寂静。

  “大概是热闹粮食的事情吧?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

  一锹也是动土,两锹也是和泥。既然老陈已经听了个只言片语,一个青年人便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当其冲地反映开问题。

  在大旱的1973年,阎庄公社有几个村庄连伏天也没有下一场透雨,收成大幅度地减少。针对这种情况,陈永贵尽管宣布减了产社员口粮不能减少,但秋天下来征购任务不少。村里为了完成征购粮,只好把集体的储备和社员的口粮压下来。过了老年,一到开春,社员们吃不饱肚子干活,当然要影响到大干的情绪。

  这个“出头鸟”是打了挨训受处分的主意的。想不到话音一落,周围的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起来,把问题提得更加尖锐了。

  陈永贵听着他们的反映,慎重地思谋着,听完反映就具体算账。你家几口人?分了多少玉米?多少谷子?劳动粮又是多少?算来算去,还是不够吃。他也眉头上挽起了疙瘩,感到问题严重。

  1973年一开春,昔阳县普遍遇到了比1972年更加严重的干旱,芒种之后还仍然不下雨。鉴于全国学大寨,赶昔阳的特殊形势,大旱对于昔阳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形势逼人,不抗旱不行。那年春天的陈永贵真有气魄,为了强调把种子种进去,一开始就主搞“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担一亩苗”,动员了全县的汽车和牲畜拉水,把所有的机关干部、老头、儿童都动员到地里担水下种,终于把苗种出来了。本来,1972年的抗旱劲头就很惊人,这一年又创出了前无古人的业绩。

  当时都认为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者们作一些宣传,带动一下全国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第一仗打胜以后,舆论界出于整个形势的需要,就把昔阳县当年的生产计划和准备完成征购任务的计划也捅出去了。玉米出苗以后,龙王爷照样不开闸门。陈永贵对此也没有足够的注意,还说:“老天想考验我?希望他再旱一个月!”因为他有个老经验,当时下了雨,伏天一旱,正是扬花结籽的时候卡住了脖子。如果先旱一个月,到伏天再下雨,收成不会减少。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进了伏天还下不了一场透雨。陈永贵管不住老天爷,在老天爷面前吃了一个大亏,也就出现了昔阳减产的局面。

  这一年,陈永贵和舆论界共同总结了三句话:“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到了秋天一兑现,实现产量和年初计划的差距就出现了。因为报纸公布以后昔阳又出现了风灾和霜灾。可是既然报纸把计划数字公布出去了,又要实现“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旱,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的诺言,征购任务还得如数拿。于是,在县委的决策层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按照惯例,县委每年秋前要给各公社书记汇报一下产量,落实征购任务。第一次是在县革委饭厅会议室,县委叫公社书记报产量。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李艾虎第一个汇报。根据李艾虎的回忆,说他当时报这个数字时就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大约估摸了一下,就按1966年城关全公社的粮食产量数字报上去。城关在1973年尽管也遇到了严重干旱,但由于努力,产量还是比1966年高两倍以上。第一个数字报出去了,第二个公社书记,第三个公社书记都按这个基数报,全县按这个数据,就和实际产量有了很大的悬殊。这次会议召开时陈永贵不在昔阳,待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一听这个汇报,心里很不高兴,气唬唬地训斥道:“他们就是不愿意多卖粮!”接着,陈永贵就在大寨接待站主持了个公社书记会议,叫他们第二次报产量。这一次的第一个数字是由大寨公社党委书记乔素祥报的。他光报大寨大队的数字。报到卖粮的数字时,比陈永贵准备的数字少报了10万斤。这一下使陈永贵大动肝火,训道:“我还准备卖到40万斤,怎么你就要叫我少卖10万斤!”由此陈永贵断定,下边很可能借灾害严重要少报产量,少卖余粮,于是就给各公社增加压力。按人们的说法是:训了乔素祥,整了李艾虎。实际上,各公社书记在这种压力下都把产量报得偏高了一些,达到2亿4千万斤。到了冬天,县里的一些老同志专门找陈永贵商议,说:“老陈,今年的产量怕是报得高了!”陈永贵也发觉了这个问题,说;“高了?可是报上登了,该怎么办?”

  这些老同志说:“报上登了也不要紧,我们再把实产落实一下,报给上面,不就纠正了?”陈永贵听取了这个意见,将1973年全县的粮食产量进行核实,发现一场秋灾使玉米籽粒没有上饱满,叹口气说:“唉,麻袋不少,斤称不多呀!”他就按实际产2亿1千万斤报给山西省粮食厅下了账。

  事后,在批判昔阳虚报产量的时候,省粮食厅长栗茂林曾经提出:“昔阳是怎么搞的?像73年的粮食产量,估产太高,秋后按实产下账了嘛!我还不知道有虚报!”不过公道地说,如果秋后按实产再登报公布一下,也就不至于出现后来的情况。

  话又说回来,陈永贵在阎庄公社听完了群众的反映,便表态说:“看来你们的产量有问题。库存没有储备粮,多缴商品粮就得少留口粮,可也得顾群众呀!”

  公社书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心里的苦能向谁说;

  “群众的口粮问题要解决。不能饿着肚子学大寨,我回去把公粮再核实一下。”

  几乎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怔住了。谁也没有料到陈永贵会吐出这样的话。这是一句难得的安慰话。他们便继续反映小麦分得太少。

  “交不出来就不用交啦,过年群众不吃扁食(饺子)啦?”

  陈永贵开恩,大伙心里也尝到了甘醇。公社书记对陈永贵说:“咱去那厢吧!”

  陈永贵摇摇头说:“去那厢(那间屋)作甚?那厢有群众哩?”

  因为他急于想到其它地方看看情况,和这些拨弄算盘的会计们拉了一顿家常,在公社干部和会计们的送行下上了车。临走时对公社书记说:“给皋落打个电话,中午那里吃饭!”

  陈永贵回到县里,对部分公社社员口粮不足问题处理了一下,调回一批返销粮。事情就这么妥善地处理过去了。那些年,因为报纸年年过早地公布粮食产量,年年出现两本账问题,陈永贵和县里这些人也不怎么注意,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至到后来纠正极左,才酿成了一场大祸。这是后话。

  还有一次,陈永贵的影子出现在县委会的大院。他往车上一坐,司机就加起油门往公路上走。上哪儿?他也不说,司机也不问。这种现象司机也不觉得奇怪,往往是上了路才知道往哪儿走。汽车下了县城西面的大坡,走在一个三岔路口,司机不知把方向盘往哪里打,习惯性地扭过脸来用眼睛请示一下陈永贵。其实陈永贵心里早有个底。头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思谋着一些问题。他不能只听汇报,该到下面的公社亲自看看。好长时间没去西寨,听说西寨这几天唱着戏,这个戏是怎么个唱法?于是,方向盘不打弯,直线走在了通往昔阳西部的公路上。

  当时正是伏天过去,秋收未到,地里也没什么活路,农闲了,农民把锄头往墙上一挂,盼望着唱一台山西梆子。西寨正在唱戏,陈永贵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西寨公社的领导猝不及防。他们也放大心看戏去了,哪防着陈永贵这一手呢?既然他们不在,陈永贵就要找他们。上海牌小汽车在戏台下一出现,公社领导慌了神儿!那里不单是唱戏,还搞着交易,戏台旁边开了老牛市场。陈永贵发火了,地里长起那么多草,可挂起锄头唱戏了,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今年的产量完成完不成?庄稼多大了,锄起来有困难。大锄不行上小锄,小锄不行上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还开着老牛市场。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为什么和河北山东打得那么火热?不是要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吗?这是什么?陈永贵就用这样的语言教训西寨公社的领导。就为这个事,西寨公社的领导回县里受了批评。用今天的眼光看,陈永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和处理有些过分,但对田间管理的重视程度,至今还是中国少见的。

  历来的规律就是如此,功劳和过失常常交叉在一起。

  他就是这么认真地注视着自己的基地,一点一滴地关心着自己的基地。经常不断地发掘着从基地里走出来的经验,也十分冷静地纠正基地中存在的问题。

  那些时,大寨人苦,昔阳人也苦。冬造平原,要搞水利工程,除了过年,正月十五,“八一”,就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不过,陈永贵大家都苦在一起,谁也没什说的。三战狼窝掌的时候,晚上开会,白天干活。过年大家坐在家里打扑克,村里的羊工还得上山放羊。陈永贵上了山,从羊工手里夺过鞭子来:“来来来,你们回家和老婆热乎热乎吧,我今日也过过这个瘾!”那些羊工们感激不尽,连说不用不用,还麻烦你。

  陈永贵说:“叫你们过年就过个年,你放也是叫羊上山吃草,我放也是叫羊上山吃草嘛!明早上你来点数,少几只我赔你几只!”陈永贵训起人来叫人打哆嗦,可是过年能上山说这样的话,叫这些人听了还掉泪!他有神招,有手段,也有服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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