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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登上中央决策层——《陈永贵传》连载之34

秦怀录 2023-07-04 来源:《陈永贵传》

  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主席针对陈伯达的问题向全党提出了一个理论课题: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要求在全党范围内讨论清楚。由此也向全党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理论观点,他确认了自己的用人路线。

  多年来,社会对陈永贵进政治局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看法各异,议论纷纷,似乎成了评价陈永贵一生的焦点。作为台风中心的陈永贵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认识的如此深刻,但历史恰恰把他推到了如此复杂的程度。

  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访问大寨以后,陈永贵被调到北京,于是当时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事实上,陈永贵调入北京是参加中央举办的工农兵青年中央委员学习班,学期三个月。学习班有21个学员,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讲课,从理论上提高这些中央委员的素质。当时,陈永贵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八岁时因生活贫寒给人家放牛,后来扛长工,没有条件读书学习,现在当了中央委员,能专门坐下来学习理论,这也是他的幸运。

  陈永贵在学习班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图便和王洪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主要讨论“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参加修改党章的工作。同时还要研究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名额等问题。

  “十大”召开之前,中央首先召开了预备会。预备委员会有一百多人,集中讨论文件。直接研究的项目有: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王洪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的具体方案;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

  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参加工农兵青年中央委员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陈永贵按照座次的安排坐在毛主席的背后。毛主席主持了这次大会。当会场还在不断有人议论时,毛主席用手势向大家打了个招呼,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他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看上去,毛主席的精神很好,因为这次大会工农兵代表增加的多,青年代表增加的多,妇女代表增加的多,受林彪排挤打击的老同志增加的多,所以他的情绪一直很高。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政治报告的时候,毛主席还经常打断报告插几句话,尤其是谈到林彪问题的时候,免不了出现“天阴要下雨,鸟大要出窝”的话。

  当毛泽东主席宣布散会的时候,代表们先是鼓掌,以后又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毛主席。毛主席也一直看着代表们。毛主席等代表们走完他才走。对于十大的具体内容,当时只按公报精神传达,其余一律保密。这是接受了“九大”的教训。因为“九大”召开的时候苏联就捣乱过,破坏过,“十大”采取了保密措施使他们插不上手。

  “十大”闭幕以后,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研究中央领导机构,宣布了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候选人名单。在筹备“十大”时,第一次提名的政治局候选人的名单中就有陈永贵。后来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小组讨论会上,中央主要领导都参加,大家一致同意。陈永贵文化水平不高,大家是知道的。但根据他一贯的表现和在大寨、昔阳创业的贡献,也根据他在当中央委员以后的政治表现,大家都赞成他上去。因为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当时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成员就进入了中央的高层领导,如王洪文、倪志福、吴桂贤等。这总是与毛泽东主席的用人思想有关。早在1964年2月2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就说过:“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的,读多了害死人。”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后来在他的晚年实践中屡次体现出来。他多次提倡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读书做官论”,主张和工农兵相结合。

  关于陈永贵的参政问题,和毛主席、周总理的用人路线有直接的关系。他进政治局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共同意愿,是总理向主席递交的名单,由毛主席在预备会上亲自拍板。对于陈永贵可以不可以到中央工作,过去几年在决策层中有过议论。多数人希望陈永贵上中央搞农业,通过他和大寨的带头作用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现状。陈永贵也清楚这个事,所以对当政治局委员他并不感到突然。在“九大”会议上,陈永贵作为农民代表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九届二中全会又是华北组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访问大寨之前,有关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政治局的人选基本内定。陈永贵进政治局的事也已经定砣。陈永贵参加学习班以后,周恩来总理指示杨得忠为陈永贵配备警卫和秘书。陈永贵在一次会后曾请求过周总理,说最好不要配警卫,有了警卫别人就不敢接近了。他说当了山西省革委副主任以后,省里曾派一个姓刘的战士为他当警卫,陈永贵好言把小刘劝走,当时的《文汇报》还进行过宣传。周总理曾严肃地对他说,联系群众不在于有没有警卫,是看你怎么对待群众。毛主席的警卫那么多,脱离群众了没有?周总理为了推广大寨精神,不仅对陈永贵一再推举,还号召更多的人去了解大寨。在那期间,“文革”中受审查的一些中央级老干部一批一批的解放出来。每解放一批,周总理就要亲自去看望,说他们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多少年不管事,现在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了,当然也希望他们到大寨看一看,探索一下中国农业的发展途径。在这个事情上,他和谭震林谈得就更多一些。“十大”之前,新成立的工农中央委员学习班本来是为增进他们的理论水平而开办的,陈永贵参加学习班以后就对王洪文有所察觉。因为王在学习班学习期间,常常在这些学员中拉拉扯扯。当然陈永贵还不可能看出王洪文会发展到后来的程度,但他总觉得不是滋味,对那次的学习班不怎么感兴趣,便寻找机会专门到周总理那里倾诉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已经察觉出这里边的动向,他对陈永贵就越加赏识了,说他有政治头脑。鉴于“十大”的筹备工作量较大,于是周总理就安排陈永贵参加筹备“十大”的工作。

  到了“十大”,陈永贵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在“十大”召开之前,陈永贵还参加过华北协作会议。大家说老陈没有去过华北,建议他去“周游”一下。

  当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以后,昔阳的群众在街头上敲锣打鼓庆祝游行。与其说是庆祝“十大",倒不如说是庆祝陈永贵进了政治局。

  “十大”闭幕以后,陈永贵于1973年9月中旬回到昔阳。9月12下午3时20分至5时15分,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十大”的情况,提出“昔阳今后怎么办”的问题。陈永贵在会上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先例,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几经周折,在北京召开了,对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主席有明确的批示:“四届人大的人选由周总理安排。”那时,中国政坛的情况比较复杂,人大的召开也有较大的难度,只要周总理出面才妥当一些。周总理是带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带病安排了四届人大的各项人事工作的。会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对于陈永贵的这一次任职,政治局内部早就有所酝酿。四届人大召开前,在一次会议之后,倪志福见到陈永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陈,这以后得叫你陈副总理啦!”纪登奎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也开玩笑:“看人家陈副总理!”对此,陈永贵心里是有底的。事后,陈永贵总是对人说,会上一鼓掌就当上了副总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几天,陈永贵接到通知,周总理请他到医院去一下。好些日子没有去了,也该看看总理。进了医院接待室,陈永贵往沙发上一坐,便询问周总理的病情。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身体瘦了许多。他一开口就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一听,脑袋被震了一下,想了想自己没有文化,还是不干为好。他对周总理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还是不要干这个副总理!”周总理的脸色变了,说话很严肃:“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周总理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降下来的,而是从群众中涌现的。闯王进京谁相信,他就能打倒明朝的皇帝。时势造英雄嘛!在人大会上,周总理公布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除他之外,还有个吴桂贤,是个工人代表。大家一举手,又鼓了一阵掌,就这么当上了。在名单上的十一位副总理里面,陈永贵排在第八位,次于华国锋。由此看来,陈永贵任职的意义无非有两点:一是改变中央领导机构的成份;二是出于当时路线斗争的需要。到后来1978年的五届人大,陈永贵位置又向前排了几位,成为常务副总理。说简单,就这么简单;说复杂,又不知有多么复杂。在陈永贵看来,不管别人怎么认识,怎么议论,既然中央信任,就得大刀阔斧地往下干。以后,周总理还经常问他:“永贵,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困难?就是没有文化,批不了文件。常常是一堆文件送上来,看了以后有很多话想说,却说不出来。陈永贵在周总理面前不愿意提困难,总是说,困难是有,但有国锋和登奎同志的帮助,我也好干。和陈永贵一起进政治局的还有那么几位。他也免不了对人说:“唉,我是个农民,他们无非是个工人,我们都是大老粗。”所以他和这些人很能合得来,相互间说话也很投机。可是,他和其他一些经历不同的首长相处就比较慎重。

  陈永贵进京以后,开始住在京西宾馆,配有秘书、警卫和服务员,室内的一切设施也是当时第一流的。出身于农民的陈永贵对此很不习惯,嫌住在这里浪费太大,就连服务员按常规在楼梯内开启的一盏大吊灯,他也很不满意。他专把服务员叫到自己的房间,说以后不要开大灯,耗电太厉害,有个小灯看得见就行了嘛!

  住下不几天,陈永贵就产生了搬家的念头,几次向周总理提出请求,后来才按中央的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住在钓鱼台的有张春桥、江青等,还有纪登奎、吴桂贤等几位领导。他们每人占着一栋有高级设施的楼房。可是陈永贵感到很不是滋味,实在不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这里本来是外宾住的地方,咱们不能老呆在这里呀!他常常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苦恼,提笔批文件很有困难,处理日常事务也不习惯,很愿意到下面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觉得自己这个政治局委员当得特殊,干得也应该比别人特殊一些,自己的工作程序应该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于是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搬出钓鱼台;二是实行“三三制”。为了这些事,陈永贵还遇到一次机会,与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蓉交换过意见,请她们给他拿个主意。得到她们的赞成以后,于1974年4月安排秘书和昔阳的同志代笔向毛主席写信请示。在这封信中,陈永贵提出自己多年在农村,对城市生活很不习惯。宾馆门岗也很严,来往行人进门很不方便,一些下面的老同志、老劳模想见一面都很费劲,自己也担心与外界隔绝,请求主席批准搬出钓鱼台。信中又说,他对中央的工作也很不适应,很希望能到下面接触一些具体人和具体情况,能亲身参加一些劳动。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和做指导性的工作比在中央发号施令效果更好。他具体地提出了三分之一时间蹲点;三分之一时间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回中央工作的“三三制”方案,还向毛主席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建设性意见。这封信转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此很感兴趣,在当夜凌晨四点看完以后提笔批示:“很好,很好,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又打电话把陈永贵叫到中南海,详细了解了情况。

  次日,毛主席为此事出席了政治局会议。据说他在这一年只出席过很少几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走进政治局会议室以后,先和周恩来总理握过了手,又和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人握手、问候。在与陈永贵握手的时候,毛主席高兴地说道:“你的手好贵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啦,那里没鱼可钓!”在会上,毛泽东主席宣布了陈永贵给他写的信,正式提出了钓鱼台无鱼可钓的问题,说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你们准备怎么办?会上没人吭声。毛主席又特别有所指地向安排进政治局的工农政治局候补委员说:“吴桂贤,你也搬出钓鱼台嘛!”针对陈永贵提出的“三三制”,毛主席说很好,陈永贵下去了,你们下去不下去?下去搞调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也是在那次会上,毛主席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

  那次会议以后,政治局的委员们对陈永贵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了。大部分委员们都以赞同的目光对待陈永贵。和陈永贵来往频繁的纪登奎在散会以后搭着陈永贵的肩膀一边走一边说:“你又受到主席表扬了!”毛主席一经表态,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搬也不行。江青在政治局会议后的当天晚上不经联系闯到了陈永贵的住处,话没说几句就向陈永贵发难:“你有地方住,我搬出钓鱼台,往哪儿住?”陈永贵笑笑说:“我是要找地方住了,准备搬,别人可顾不了!”送走江青以后,陈永贵对身边的人说:“中南海难道没你的地方?你不回去嘛!”那次政治局会议以后,经毛主席拍板,住在钓鱼台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内全搬走了。

  从那以后,陈永贵就到交道口南街找到国管局的一处平房。那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不低于副总理级的待遇。有一个警卫排为他值班,警卫排住在前院,陈永贵住在里院。院内有乒乓球台,供战士们活动。内有接待室,卧室两套房子,供陈永贵居住。其它房间供秘书、炊事员、司机居住。陈永贵的房间有内外两部电话,红色的为内电话,陈永贵只要一拿起电话耳机,对方就立即请示:“请首长指示。”房间里还有地毯、电扇、彩电等设施。实际上,陈永贵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很少,因为一到晚上,秘书和值班员就把一大迭文件放在案前,他必须一件一件地详细阅读,具体批转。陈永贵阅读文件倒是不太费劲,看书看报看的多了,他对一般的汉字都能认得下来。如果这些文件不阅不批,他心里就没底,第二天开碰头会就不好发言。他常常看文件批文件时间长了,要么叉起腰来在院里散散步,要么看一会儿电视,消除一下大脑的疲劳。在陈永贵的房间里,还放着出版社专为中央首长印刷的大号字《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以照顾他们的视力。警卫排、秘书、勤杂人员的房间也有一套摆设,也装有电话。有两辆小汽车供他使用,一辆是国产红旗,一辆是日本进口的达特桑。炊事员专给陈年贵做饭,自己也和司机、秘书一起回交道口的国务院大灶吃饭。陈永贵习惯吃昔阳的家常饭,所以特地带了昔阳武家坪的炊事员。他经常对登门看望他的人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太拘束,不如到北京郊区干几天活痛快。为保证他的安全,安全部门有纪律,他这个想法实现不了。每当他工作之余,总是想方设法在他的公寓里找点儿活干,比如栽树之类的事情。那几年他亲手在院子里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颗葡萄树,还有两棵云杉风景树。每逢夏天,葡萄藤盖满了院子,既空气新鲜,又避暑热。当陈永贵卸任之后搬了家,习仲勋住进这所公寓以后,最喜爱的还是院子里的这几棵树,也就为后人留下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评价。

  社会对陈永贵的评价和争议很大程度都集中在他该不该当政治局委员、该不该被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问题上。陈永贵作为新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在文化水平上是过不了领导中国农业这一关,这一点上他有着先天不足。因此每当他从大寨回北京的时候就皱着眉头对人说:“媳妇回婆家呀,回去就不自由啦。又是开会、又是文件,不如干几天活出几身汗痛快!”回到北京以后,他也盼望着能多参加几次劳动。可是,一个副总理所承担的公务,是不可能允许他去从事体力劳动的。他在京工作的八年中,参加劳动的次数也是很有限的。国家的重任在肩,陈永贵愁也愁不过去。每天晚上那么多文件,他还得一一过目,还得亲自批转。如果不这样,下一次政治局开会研究问题,他怎么表态?特别是涉及到农业上的问题,他怎么处理?在他的办公室里,每天要接到一大堆文件,秘书和收发人员也特别考虑到他的难处,能不让他批转的材料,就尽量不给他看。

  每天晚上,总要有那么一两个文件,因为什么事,需要他批几个字。但他往往被一个字难住,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提起笔来不停地颤抖。也有的时候,他把焦焕成和张银昌叫来,替他写几个字。那一次,他手里捏着一支笔,写了几个字。因为一个“待后处理”的“待”字,他又生气了。他一连抽了两支烟,还是想不来这个“待”字怎么写。难道写个字也求他们吗?这一晚他决定不求人,非想起来不可!想了约莫有半个小时,还是想不起来。他生气了,手里那支笔“喳”地甩在了写字台上:“写不来就不批转狗日得了!”于是,他就走出院里,两手叉腰,绕着他栽的那几棵树散步。在接待室里,秘书和警卫排的人都高兴地看电视,陈永贵气呼呼地走进接待室,冷盯盯地看了一眼电视屏幕,下命令道:“还顾得着看电视?关了吧!”这一下也把他们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开关“吧”地一下,接待室变得异常平静。大家还等着从他的口里送出一个什么不幸的消息,陈永贵却闭着嘴,手里夹起一支烟来,又从口袋里摸火柴。抽了几口烟以后,陈永贵坐在一张桌子上,第二次下命令:“银昌,坐下来,甩一把!”张银昌这才明白,原来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又是看文件生了气。陈永贵一般没有打扑克的嗜好,尤其进北京以后,就更没有这种兴趣。但是来了客人,特别像纪登奎、吴德这些贵客,偶尔谈烦了,或者没有什么公务,也免不了甩上一把。出于陈永贵的好强心理,就是甩一把扑克也不甘心失败,占不了上风他不会罢休。这一次,他和张银昌开始甩了一把,他输了,一边洗牌子一边骂:“我就扑克也不会打了,这倒怪气!”到了第二轮,他打胜了,脸上出现了笑容,一边笑一边问:“银昌,‘待后处理’的‘待’字怎么写?”张银昌不以为然地回答:“接待室的‘待’字嘛!”陈永贵猛然醒悟了:“啊!也是那个字!”他把手中的扑克一甩:“不打了!早知道是那个‘待’字,还不求人哩!你们看电视吧!”他说着,乐呵呵地回到了他的写字台前。

  出于毛泽东的用人思想,陈永贵还是被推到政治的潮头上了。陈永贵一旦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放到党和国家的重要位置上,就显示出他的政治头脑和识别事物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他和“四人帮”的关系上。

  大约在1973年底到1974年初,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网就已经形成。王洪文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最年青的接班人,也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不可避免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自己寻找政治支柱。陈永贵作为政治局的农民代表,自然也成了王洪文的发展目标。要么打电话找陈永贵谈话、要么请理论教员为他讲课、要么通知他参加十六楼学习。陈永贵面临一个党中央副主席的直接指挥,不能不服从,但是他内心里又十分讨厌这种政治环境,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回避王洪文的纠缠。王洪文的一般生活习惯是晚睡晚起,从吃过午饭到前半夜进行他一天的活动。白天,他开会,处理公务;晚上,批完文件就看电影,直到早上10点钟他才起来。而陈永贵习惯于早起,但中午往往要睡一觉,从这个习惯上就和王洪文不合拍。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形,突然一个电话打来,是王洪文找他去一趟。陈永贵只好唯命是从,到王洪文的住处去。去了王洪文那里,说正经事也没有几次,往往是涉及到一些人与人的关系。陈永贵一听这些就很恼火,他不愿意参于这些是非,又无法拒绝,每次谈话都是支吾应付。后来,陈永贵每当在午睡时,王洪文的电话又来了,工作人员一向他说明原委,陈永贵就不耐烦地翻个身,吩咐说:“电话上告他一声,说我不在了!”然后又啧啧嘴准备睡觉。可是躲了初一,却躲不了十五。他摆脱了王洪文的纠缠,却摆不脱江青的干扰。江青不打电话不托人,有事就直接到楼上去找他。这才使陈永贵逐步看出,他们的活动是有政治目的的。

  约莫在1975年,毛泽东主席生日那天,江青请来24位政治局成员到中南海喝酒。名曰为毛主席祝寿,事实上毛主席并没有参加,也不知道此事。这次祝寿,江青和“四人帮”表现得非常活跃,陈永贵也能够看出他们是居心叵测的。江青提议为主席的生日干杯以后,就大谈理论问题,从吕后谈到武则天,从宋江谈到林彪。张春桥更表现得非同一般,曾几次在碰杯中和陈永贵发生了口角。虽然他们的口角不太明朗化,但上次因为周恩来总理讲话,陈永贵使劲地拍手,被张春桥骂为出了风头,陈永贵就对此大为不满。当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江青为了表现她的风度,就又一次提议:“为了主席的生日快乐,我再次提议,咱们共同再干一杯!”提议之后,张春桥首先表示赞成。可是这些人已经喝得够份了,不喝又不愿落个对毛主席的态度不恭,不少人犹豫了。陈永贵见此,脾气上来了,拉开高八度的嗓门说:“好,这次的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下去!”他说话算数,当即叫服务员端过酒来,一气把24杯酒喝了下去。他本来也喝得差不多,可是那股脾气上来,酒量就控制不住,多喝了24杯依然不动神色。在场的人夸他是英雄,连江青也为之愕然。酒宴散后,纪登奎也真有些不放心,耽心怕出事,问他怎么样?陈永贵拉了纪登奎一把,把他拉进自己的车上,说咱俩就坐一个车吧,进车后和纪登奎海阔天空地聊。他说:“我这次算是破例了,24杯!你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你说我这24杯怎么样?”

  纪登奎拍拍他的肩膀:“老保守今天可创新啦,佩服你!”

  陈永贵说:“我今天又和张春桥干上了,他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哩!他说别人臭老九,我说他是正儿八经的臭老九!”他和纪登奎没完没了地谈,谈得连司机也忘记了先把纪登奎送回他的寓所,到了交道口才发觉:“你把我拉到哪儿呀!嘿嘿!”

  陈永贵在京期间,最大的对立面就算得上张春桥。这从陈永贵到南宁的活动中更看得清楚。1974年12月23日清早,陈永贵和他的随行人员郭凤莲、赵二狗等一起登上了飞机,将要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那几天,陈永贵一直忙于安排下一年全国的农业工作,每天的睡觉时间减少了一半。头天下午,他又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也向国务院汇报了广西之行的打算,晚上回到交道口就12点多了。这一天又要比平时早起两个小时,要不就会耽误广西那边的事情呢!

  为迎接陈永贵一行的到来,广西那边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广州部队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在头一天就从广州出发到达南宁。南宁居于广州部队的管辖范围,许世友在南宁的活动是正常的。正由于他和陈永贵的关系,许世友才作出了这样的举动。在南宁,还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韦国清。在陈永贵光临广西之前,韦国清因眼睛做了手术住在医院。为接待陈永贵,他也向医生请了假,和许世友一起提前两个小时等候在宾馆。

  当陈永贵乘坐的飞机在南宁机场降落的时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乔晓光、安平生等就迎上前去,欢迎陈永贵的到来。陈永贵一行到达宾馆以后,许世友、韦国清立即接见了陈永贵。三位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进行了专门座谈。由于陈永贵和张春桥发生的矛盾,陈永贵总愿意向许世友谈一谈,许世友在沙发上欠了一下,手拍着膝盖说:“南宁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陈永贵就谈起了和张春桥顶牛的事,谈起了张春桥生病住进医院,陈永贵不去看望他的事,也谈起了不愿意住钓鱼台的事。越说越使许世友发火:“你是个大老粗,我也不细嘛!张春桥摆起知识分子臭架子,到处插手,谁能服气?”

  三位政治局委员交谈以后,陈永贵又听取广西其他负责人的汇报。晚上,许世友、韦国清要请陈永贵吃饭,饭后有南宁市举办的文艺晚会。韦国清因身体状况中途退场。许世友和陈永贵一样,都有对酒当歌的习惯,因此在酒宴上他们一边碰杯弄盏,一面又谈论了张春桥和其他几个人。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怕他们喝得太多,提醒他们注意不要过量。许世友说:“没的关系,咱们的量大!”由于他们一直散不了宴席,南宁市举办的文艺节目也推迟开演了两个小时。那次的南宁之行,陈永贵得到了许世友和韦国清的支持,情绪也特别好。他和郭凤莲、南垴大队的赵二狗不仅在广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还视察了武朋、荣守、都安几个学大寨较好的县,对广西的水利工程及围海造田给予较高的评价,那里至今还流传着陈永贵送给广西的一句格言:“广西是社会主义的大粮仓,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陈永贵和许世友在南宁的谈话对陈永贵来说,只不过是个聊天而已,最多不过是发泄一点情绪。他却估计不到事情会通天。1975年元旦,陈永贵离开桂林坐飞机回到北京以后,他正在钓鱼台学习文件,突然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叫他去医院一趟。陈永贵也不可能预料到这样的事情。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永贵,你对张春桥有意见?”陈永贵这时也很紧张,不知有什么大祸临头,便把事情的经过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告诉他许世友用电报形式送给毛主席的揭发材料,说陈对张春桥很有意见。毛泽东主席以“训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示转给了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陈永贵从周总理短短的几句话里也听出了他对张春桥的看法。周总理对他说:“这样吧,我住两个星期医院,然后再解决问题。”这时候的陈永贵才弄明白,对张春桥有意见的不是一两个人。许世友正是利用陈永贵酒席上的话来反对“四人帮”,也就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言传。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是如此,和江青之间也是言和意裂,恼着一半笑着一半。他最恼火的是江青提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口号。当江青暗示他批周公的时候,陈永贵就说,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我陈永贵。由此他安排大寨和昔阳只是批林批孔,只字不提周公,这也是江青对他反感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从1974年10月底搬进钓鱼台以后,一直就感到别扭。毛泽东主席提出“钓鱼台无鱼可钓”的问题以后,王洪文故意在楼后的池塘钓了一条大鱼,对人说:“谁说无鱼可钓,我就钓了一条大鱼!”而陈永贵则积极和国管局协商,寻找自己的合适住处。陈永贵提出“三三制”的工作方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以后,尽管他的主观愿望是多往大寨和全国跑,但实际上很难办到。从1974年至1976年,他在京的时间占到全年时间的一半以上,而且在实行“三三制”的第一年里,他只能在全国跑22天。因为中央一旦有事,他得无条件回去,国务院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处理,不能因为他要实行“三三制”而顶着不办,仅每年在京参加的会议就达200多次。不过,陈永贵自从提出这样的主张以后,到下面的时间总还是比其他领导人要多得多,对下面的情况也了解的比较细致一些。在那时,“四人帮”动不动就要开动宣传工具批判唯生产力论。如果不是陈永贵主管农业,农业的生产局面就无法维持。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倒是积累了一定的领导经验,但他们一抓生产,就有一顶大帽子扣在头上,使他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陈永贵不怕这些。因为他既不是走资派又不是臭老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作大后台,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一阵子,曾经在清华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批判陈永贵搞唯生产力论,好多老干部劝陈永贵去看一看,陈永贵冷笑一声:“叫他们送上来吧,没空儿!”他不以为然,该怎么抓农业还是怎么抓。

  陈永贵在京工作期间,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憎心理。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他和周恩来之间的感情。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无论工作的难度多大,从来不给周总理添麻烦,他经常找周总理是汇报工作,而不是索取什么。1975年,周恩来总理生病住进了301医院以后,医院对他进行了特级保护。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进医院看望的。就连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陈永贵征得医院的同意,去医院看望了周总理。这一次,周总理在病床上又向陈永贵讲述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讲了拿破仑的用人哲学,对陈永贵启发很大。临分手的时候,周总理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你什么时候愿意来看我就来嘛!”可是陈永贵第二次到医院看望的时候,就被门岗卡住了。因为中央有指示,不准随便看望总理,要保证总理的健康。这一下可把陈永贵气坏了,难道我去看一会儿也不允许吗?无奈,他只好坐车返回交道口。进门以后,他就把电话号码拨向中南海,和邓颖超直接通了话,诉说了见不上总理的苦哀。邓颖超说:“总理不是说了吗?你什么时候想见就能见呀!”打那以后,由邓颖超亲自出面,为陈永贵发放了“特别通行证”。陈永贵每到医院看望的时候,门岗就不再设卡了。1976年元月8日早上,天还不大亮,陈永贵的警卫员张银昌放下电话,就火速到陈永贵的房间敲门。陈永贵头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睡得很晚,又闹了半个晚上失眠。当张银昌敲门的时候他还在熟睡之中。张银昌把他打扰得似乎还有点不大乐意,狠狠地问声:“谁?”

  张银昌说:“老陈,有急事。”

  陈永贵这才睁开眼,叫张银昌进来。

  张银昌告诉他:中央办公厅来了紧急电话,总理病危,叫立即去医院。这一下,陈永贵什么也顾不了,不几下穿好衣服,急匆匆地吩咐张银昌:“叫车!”

  可事也凑巧,这一天清早,秘书有一点急事,很早就把汤师傅叫走了,他也急得直冒汗。

  陈永贵走出院子,问张银昌;“银昌,车哪儿啦?”

  张银昌只好如实反映。

  陈永贵的气头来了:“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偏偏是这个时候,他倒是出去了!唉!”

  陈永贵发着牢骚,又唉声叹气,过了少许,他又说:“银昌,哪,红旗在不在?要在,你给我开上走!”

  因为警卫工作的需要,张银昌也学会了开车。可是开红旗车他还没有把握,他只好向陈永贵说明,他不敢开红旗车。陈永贵的火越大了,说话也没个分寸:“你不敢干,不敢开就背上我走!”尔后,他又纠正了刚才的“命令”,打着手势催张银昌:“快去地安门看几路车去301,坐公共汽车!”张银昌只好不吭声,准备打电话向国管局要车。就在这个时候,汤师傅开着达特桑把秘书送回来了。陈永贵一见车,火气才消了下去。到了医院以后,周恩来总理已经安息在灵床之上。邓颖超和政治局的不少委员们都围在遗体周围失声恸哭。当陈永贵和邓颖超握过手之后,这位扎过白手巾的副总理似乎失去了理智,从周总理的三访大寨到他进京工作,千头万绪的往事涌上心头,使他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从周总理逝世到召开追悼会,陈永贵出席了八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了三次告别、吊唁和追悼活动,这些都是他强打精神坚持下来的。时间不长,陈永贵病倒了,日不进饭夜不入眠,不得不去医院检查。为了尽快恢复陈永贵的健康,北京协和医院派出高级专家张孝骞大夫为陈诊断,治病。就在病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陈永贵也没有停止工作,还得出席会议,批转文件,处理日常事务。直到经张孝骞大夫治愈以后,他还得回大寨和昔阳检查工作。

  陈永贵在京期间,和毛泽东主席见面的机会不太多。多是在会上见面,平素毛主席有请就去,也是寥寥几次。但是,陈永贵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因为“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使毛泽东和陈永贵之间成了特殊关系,也使众多的人物刮目相看。毛泽东主席病重以后,陈永贵对毛主席的病情更为关注。周总理逝世了,主席再有一个好歹,对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陈永贵是朝夕思虑的。因此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陈永贵即使没有机会经常去看望毛主席的病情,但他时时都在打听着这位共产党领袖的健康。1976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处于生命危急状态,中央派飞机把吴桂贤从陕西接回北京。当时陈永贵正在昔阳蹲点,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陈永贵也坐飞机从昔阳返回北京。那天正好是星期日,留在交道口的警卫张银昌,因为昔阳来看病的郭仁和提出生前最好去一次八达岭,一早便带着他走了。他一走,大门就得关,只有前大门几个哨兵站岗。陈永贵在北京机场下机以后,交道口连车也派不出去,中央只好再派车把陈永贵送回交道口。陈永贵下了车,连门也进不去,就向哨兵打听银昌去了哪里,哨兵也不知道。陈永贵有气无处出,又出于对毛主席病情的关系,就又扭头坐车直奔中南海。那天晚上,陈永贵就在毛主席的住处过夜,待毛主席的病情转危为安以后,第二天才返回交道口。张银昌听说陈永贵回来,可着了大急,一个晚上就准备着怎么回答自己的首长。可是陈永贵其人,事情过去以后,脾气也就下来了,所以两人第二天一见面,经郭仁和把事情的原委一解释,他也就不再说什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大寨陪江青视察。9月5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以后,他也陪江青迅速返回北京。毛主席逝世以后,陈永贵老是叹气,食欲明显下降,也连续几次为毛主席守灵。那个时期,也是他政治命运兴衰的关键时刻,究竟老干部和“四人帮”的斗争谁胜谁负,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

  安排了毛泽东主席的后事以后,就到了中央最高层领导争夺权力的紧要关头。国庆节前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光明日报》发表了《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引起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重视,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对策。毛泽东主席逝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对于陈永贵来说,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有一次回到大寨,身边的几个人还偷偷地在旅行社探过他的口气,问他谁能当毛主席的接班人?他就含蓄地指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邓小平。至1976年国庆节以后,华国锋交给他一项密令,要监视“四人帮”中的其中一个人。陈永贵当时坚定地执行了这项任务。后来他也曾对身边人说:“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我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办。毛主席、周总理下世了,我就是看谁来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执行我就听谁!”因此,在那个关键时期,他跟了华国锋。这一年的10月5日下午,陈永贵被华国锋秘密叫去,留在交道口的警卫张银昌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突然一个电话打来,张银昌一拿起耳机,对方就询问:“你是陈永贵处的小张吗?”待得到张银昌回答之后,对方告诉他:对方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办公室,通知首长晚上到玉泉山开会。这就使张银昌立即意识到:这个电话非同一般。按照惯例,过去通知开会的,如果是中共中央方面的,多是秘书处通知;如果是国务院方面的,多是国务院办公室。由汪东兴的办公室打电话,这还是第一次。而且玉泉山属于中央的二线办公地址,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去的。按照张银昌当时的分析,第一,今晚的行动可能有什么动向;第二可能中央要出什么事情。所以他格外小心。陈永贵从华国锋那里回来以后,临去玉泉山之前还嘱咐他:“注意电话!”那一晚,张银昌一直不敢离开电话,也一直不敢脱衣服睡党。原来,政治局的成员们经过几天的各自准备之后,当天晚上除“四人帮”之外都集中在玉泉山待命,“四人帮”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指挥八三四一部队在怀仁堂执行逮捕。夜很深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张银昌送去一个文件袋,按习惯张银昌要打开袋子,看需要不需要经陈永贵批转。待他打开袋子,才恍然大悟,文件的大标题就写着“王、张、江、姚专案组……”尔后,秘书焦焕成从玉泉山打回电话,告诉他中央转去的文件请不要打开,由汤师傅直接取走交给老陈。时间不长,汤师傅回交道口取文件时,张银昌问他是怎么回事?汤师傅还不知道逮捕了“四人帮”,只是悄悄地说:“我发现王洪文几个人的车不在,怕有事。”到了第二天以后才真相大白。

  第二天早上,陈永贵回了交道口一次,安排张银昌回大寨和昔阳把消息传回去,并且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线。张银昌执行了任务以后立即返回北京。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忙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回交道口,直到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才返回自己的寓所。粉碎了“四人帮”,陈永贵也积极参与了推举邓小平再次出台的行动。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到解放老干部时,陈永贵就站起来说:“一大批老干部不出来,局势不会稳定的。早出来早稳定,晚出来晚稳定!”并且指名提出邓小平应该尽快解放出来。他讲过之后,耿飚首先举手赞成,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表态说:我同意老陈的意见。

  陈永贵是一个农民,但他被卷进一场复杂的政治风云以后,也表现了他独特的政治头脑,冷静的分析方法和果敢的社会行动。他不像一般的劳模一样,任人主宰,随波逐流,而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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