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2章

　　第12章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

　　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

　　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话说1921年11月11日，毛泽东因有好友刘某回乡，就给八舅父文玉钦及舅母赵氏写了一封信，让他捎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舅父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安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纸，藉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

　　11月21日，《劳工周刊》在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编发了一期《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毛泽东在《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提出了改组劳工会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在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

　　毛泽东对劳工会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是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劳工会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毛泽东还和黄爱、庞人铨等人一起商议了劳工会改组的一些具体事宜，并教育黄爱、庞人铨要到工人中去接受教育，锻炼自己。

　　黄爱、庞人铨对毛泽东的建议非常重视，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立即着手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将过去的8个部改组为书记、组织、宣传3个部，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宣传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由3个部的委员组成湖南劳工会执行委员会。黄爱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

　　黄爱、庞人铨同时还改组了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们开始按时缴纳会费。

　　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局在通告中还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3000团员。”

　　毛泽东和长沙党支部按照《中央局通告》的要求，立即在湖南一师、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等学校和其它各地大力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同时在泥木行业、湖南第一纱厂等处工人中发展团员。

　　毛泽民、毛泽覃和16岁的毛泽建以及毛泽东的小友许志行，都在此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杨开慧也在这年冬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长沙党支部根据中央局关于“以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的指示，派出干部到长沙北门外粤汉铁路新河站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发展团员和党员。

　　这时候，武汉党组织也在粤汉铁路线上的武昌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夜校。

　　毛泽东曾多次到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他提出“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的口号，启发工友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不久，他在新河站吸收工人陈地广、卢士英等人加入了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

　　陈地广是一名火车头修理工，是毛泽东在铁路工人中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他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常常到陈地广家里“拉话”，通过陈地广，又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他还多次在茶馆和工人朋友们座谈，有时还邀请这些铁路工人到清水塘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孙中山，途经长沙，稍事停留。毛泽东经文化书社联系，接待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毛泽东还介绍马林与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人见了面，又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爱、庞人铨和部分工会群众“讲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12月25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指导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1万多人集会，反对美、英、日、法11月间在华盛顿召开的“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

　　黄爱担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大会演讲者揭露了太平洋会议是强盗们的分赃会议。大会提出的口号是：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

　　会后，1万多名群众在庞人铨指挥下举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黄爱、庞人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亲自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有记者曾报道说：“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呼，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30余种，20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内幕，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

　　这次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示威在湖南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且说在这12月月底，李立三带着中共中央局的介绍信，从上海回到长沙来见毛泽东。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一师发出“征友启事”后曾会见过李立三。后来李立三在中学毕业后就到他父亲的好友程潜的护国军中入了伍，不久程潜让他到北京继续学习。1919年9月，李立三参与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新年前后到了法国，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他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同年10月，因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与蔡和森、向警予、陈毅、陈公培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11月间，他和蔡和森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由陈独秀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委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这李立三生性坦率，又是个急性子，在法国勤工俭学同学中就有“坦克”之称。他来到清水塘22号，杨开慧开门迎接他。他一见杨开慧，不等杨开慧开口便自我介绍说：

　　“我名李隆郅。你在北京时，我到过杨昌济老师家见过你。我要找润之兄，我这里有陈独秀的信。”

　　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闻声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出迎，当然还认识他在1915年发出“征友启事”后曾经会见过的李立三。他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笑着说：

　　“这叫作‘洞庭有归客’。”

　　李立三也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接口道：

　　“那就是‘潇湘逢故人’啦！”

　　两人哈哈大笑。杨开慧经毛泽东一介绍，笑容可掬地说：

　　“难怪方才喜鹊叫，原来是李兄大驾光临！”

　　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愉快的气氛中，介绍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他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他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还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煤矿工人的情况，说是希望李立三能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21年冬，毛泽东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来到了安源煤矿。这是毛泽东第3次到安源考察。他有上一次工人群众对他敬而远之的教训，来时就脱掉长袍换上了破旧的上衣，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看起来土气多了。

　　他们住在一家客店里，一连几周以参观者的身份深入矿井、工棚、餐厅、宿舍，了解矿工们的疾苦，晚上还邀请一些工人到小伙铺里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几十年后，一位老工人对毛泽东在安源考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有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3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组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心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就是这样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他每天一大早就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到工人中去。他对那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

　　矿工们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请他派人来煤矿指导工作。他当即允诺，指着身边的李立三说：

　　“就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1922年1月，毛泽东派李立三、蔡增淮等人到安源路矿去开展工人运动。

　　李立三曾回忆说：“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我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做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首先要利用搞平民教育的方式，争取公开活动，以便与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在毛泽东指导下，李立三、蔡增淮“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了安源。他们通过社会关系，首先找到了一个在安源商会做事的比较开明的绅士，获得了这位绅士的支持。他们还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人，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提请他立案，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很快就批准立了案。这位县知事还兴致勃勃地在“四六体”呈文上添加了一个头一个尾，作为布告张贴。

　　就这样，李立三、蔡增淮很容易就取得了开展平民教育的合法手续，在安源开办了第一所以路矿工人为主的补习学校，有60多人参加，校址设在安源五福巷。

　　李立三、蔡增淮亲自任教授课，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把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结合起来，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

　　后来在2月间，李立三、蔡增淮与各地工友联系，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把工人组织了起来，并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李涤生（后叛变投敌）、周镜泉、陈伟锋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到2月中旬，党组织已经发展到30多人，秘密建立了以李立三为支部书记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建立的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

　　且说在1922年1月间，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发起华实公司工人大罢工，要求厂方发放年终赏金，在遭到厂方拒绝后，黄爱、庞人铨继续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华实公司以5万元巨款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并阴谋杀害黄爱、庞人铨。

　　1月16日晚，赵恒惕趁黄爱、庞人铨和工人代表与华实公司资本家代表协商调停罢工问题之机，派湖南警察厅厅长张辉瓒带兵突袭劳工会，逮捕了黄爱和庞人铨。

　　1月17日早晨，赵恒惕命令将黄爱、庞人铨绑赴浏阳门外秘密处决。站在庞人铨一侧的刽子手，手起刀落将他斩为两段；黄爱则拼命挣扎，高呼：“大牺牲，大成功！”被连砍3刀，壮烈牺牲。

　　这一天，赵恒惕以省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宣布黄爱、庞人铨的罪行，污蔑他们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

　　赵恒惕又以武力解散了湖南劳工会，并查封了《劳动周刊》。

　　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愤愤不平；许多工人停止工作，到劳工会门前痛哭；大批愤怒的工人自发冲进内务厅、财务厅等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控制起来，严密封锁消息，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

　　1月19日，毛泽东闻知赵恒惕杀害黄爱和庞人铨、解散劳工会、查封《劳动周刊》的种种暴行，极为愤慨，立即从板仓杨开慧家中赶回长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分头稳定工人情绪，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

　　在毛泽东主持下，工人们和社会各界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召开了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

　　毛泽东为了冲破赵恒惕的舆论封锁，揭露赵恒惕，又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要李立三到黄爱的家乡常德，动员黄爱60多岁的父亲一同前往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

　　不久，毛泽东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他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召开的黄爱、庞人铨追悼会上，报告了黄爱、庞人铨事件的经过，号召人民向黄爱、庞人铨学习；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残暴行径。这样，赵恒惕残杀黄爱、庞人铨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被披露无遗。

　　蔡元培就此事打电话给赵恒惕，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毛泽东等人为黄爱、庞人铨两位烈士发行了纪念特刊。他为哀悼黄爱、庞人铨写了一副挽联：

　　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为悼念黄爱、庞人铨这两位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牺牲者，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一副挽联，挽联上写着：

　　第一把交椅，两位抢先坐去了；

　　最后的胜利，我们努力夺回来。

　　1922年2月23日，李大钊在给《黄庞流血记》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斗争史，最后的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后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这样写道：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有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其艰难的工作。”

　　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

　　这正是：诬良为盗逞凶残，黄庞捐躯英烈传。

　　为有牺牲多壮志，毛公奋起斗权奸。

　　欲知工人运动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二次深入到安源工人群众中之时，身穿白布长衫，工人们对他就十分客气。他由此感到了自己与群众的隔膜。当他第三次去安源的时候，就脱掉了长袍，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上去土气多了。于是他与工人群众就有了水乳之交融，就有了鱼水之和谐。做群众工作者不可不借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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