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系列1——中国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怎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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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家庭为单位的稳定的小农经济为当时主要的社会生产关系。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这种小农经济社会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意识主要有对直观劳动实践的热衷、对顺其自然重点发展农耕的热衷、对主体的农耕经济的重视。

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所说：“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和发现，但它们不曾受到鼓励，却相反受到了打击。”

中国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带来对维系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稳定的家庭组织和以家庭为单位稳定性强流动性弱的家庭小农自然经济结构维持极其重视的社会意识，从而把人口集中的稳定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根本命脉——农村土地生产上。

也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所说：“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无法挪动的。地主阶级出身的读书人也无法离开土地。一个人若没有特殊的才能，他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他的子孙也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说，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人口生存不可能不依赖粮食，中国又是面积辽阔、耕地方便广泛普遍分布的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陆国家。中国社会当时是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没有农业就没有粮食，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对耕地粮食需求大，中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关系以分散的家庭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当时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是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农耕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口生存的根本命脉，《商君书》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而封建社会以遵循自然规律、铁犁牛耕的方式开展土地耕作，从而使中国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劳动者在社会相对稳定和自然相对许可条件下自给自足，使中国农耕经济在每个朝代“盛世”阶段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繁荣。

但是，这种以简单的铁犁牛耕为方式、依赖自然条件的、分散的家庭为单位的基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量极其有限。

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对技术设备更新的需求也比较小，从而很难进行技术设备的更新。难以更新劳动方式、更新技术设备，从而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自给自足的，所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很难集中资金扩大再生产、难以集中力量进行更有高技术性的、更高产量的生产实践，分散的劳动成果难以集中，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除了自给自足的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也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战国秦商鞅变法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

如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与中国文明重建》所言：“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最核心制度，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承认私田的存在，并给以法律保护。这就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承认土地私有，承认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商品，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旧的井田制残余，使中国进入了农耕经济时代的商品经济社会。”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使土地日趋集中。地主阶级集中土地之后，没有因生产资料的集中而解放生产力、更新技术设备。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上层建筑和落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解放的严重阻碍。

中国秦朝建立的、传承两千余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乡村治理基本掌握在乡村地主阶级手中。乡村地主阶级是连接农民与整个封建统治者的纽带。地主阶级通过土地兼并和雇佣劳动力，使雇农阶级和地主阶级形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

一般在每个封建王朝的盛世阶段，高度的君主集权上层建筑下有利于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益的农耕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每个封​建王朝的盛世阶段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需求增加，和封建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逐渐产生了尖锐矛盾。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知识分子阶层的部分人口经常纠结于旧中国“重农抑商”的问题，把封建社会中国生产力难以解放归结为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不足。然而，旧中国的富商大贾也是数不胜数，很多时期商品经济也是相当发达。

司马迁《史记》赞叹西汉经济时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纸币在宋朝出现——宋朝的商品经济更是空前繁荣的。

《诸蕃志》中记载，在当时世界，与宋朝有商品交易的有60个国家。

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忽必烈传》记载，元朝和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因为本身“一母同胞”、关系密切，有大规模商品经济沟通。而且，元朝统治者对商人的宽松甚至还产生了大商人阿合马做大官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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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并非商品经济不发达，而是大商人和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高度合。商人的前身就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攒钱经商，赚到钱买地、买官，继续剥削雇农劳动价值、积极“入仕”满足权利欲望。大商人和地主阶级的结合扶植的代理——封建政治官僚集团，和他们形成了对中国最主要人口——农民阶级的联合剥削。

一方面，农村基层多数从事家庭个体生产的群众的松散、无组织，无法有效的组织起来，还要被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官僚以“税收”的名义收缴大量的劳动果实。另一方面，地主阶级直接雇佣大量雇农，进行残酷剥削，压榨过来的劳动果实，则给地主、商人、封建官僚共享。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由于封建社会的大商人完全就是大封建地主阶级，即使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背后也是强大的封建地主对松散的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他们扶植的傀儡官僚集团和他们分享了剥削盛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封建地主阶级扶植的中央集权官僚统治下的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高度结合的商品经济关系，形成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阶级的全面剥削。

战国秦国的商鞅变法以来，中国由农奴领主世袭土地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了获得大量土地增加个人财富的地主阶级，持续进行土地兼并，从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多数人口仅仅占有少数土地，农民阶级的生存需求和最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极少数私人所有制产生了巨大矛盾。

因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生产资料、无以谋生，加上地主阶级依靠对暴力机器的控制，对广大农民通过税收和兵役徭役等方式的剥削、欺凌、压榨、奴役，最终导致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又饱受奴役的农民被迫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产生了封建社会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王朝更替。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讲：“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恰恰就是旧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表现。然而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替，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根本无法解放生产力。

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对农民阶级做了以下严酷的控制、束缚。​

随着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殖民侵略，产生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直接工业、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殖民；欧美帝国主义间接殖民过程中，形成了配合帝国主义间接殖民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过程中，列强以华制华，复制代理人，从而产生了列强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傀儡——官僚资产阶级。

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严格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殖民，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和高科技设备、货币发行权，让中国处于长期被控制和落后状态，无法拥有完整独立重工业体系和现代化国防科技设。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普遍存在，大量贫下中农和相当一部分富农，由于中国社会对农业粮食的依赖和当时主要生产关系——分散的家庭个体小农经济局限性，分散于农村小农土地生产之中。大量农民从事分散的个体家庭小农经济生产。不仅农民继续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农民所创造的很多劳动成果，也是难以集中起来投入更需要大量资金的大工业生产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雇农阶级和地主阶级还存在严重被剥削和剥削关系，大量贫雇农劳动力被地主束缚、压迫，进行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生产劳动，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被地主阶级大量消耗，或被地主阶级输送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用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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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近代，中国最广大人口——农民阶级，不仅要给地主阶级提供享乐资金，而且还要给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官僚资产阶级提供享乐资金，是提供物质资金的主要被剥削对象。这严重激化了中国主要人口和这些极少数剥削阶级的矛盾。

正如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地主阶级剥削雇农阶级产生的资金，肯定要用于地主阶级的享乐，肯定要用于农业再生产，一部分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的大地主阶级也会用于服务帝国主义殖民工业的生产，而一部分和民族资产阶级勾结的中小地主阶级也会用于轻工业生产。

一部分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则在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勾结或其他条件下，逐渐成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小生产者，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

即使有些农民小生产者成为了城市工业劳动力，成为了城市无产阶级，可是当时中国城市民族资本主义主要是轻工业，而重工业的命脉、现代国防科技的命脉被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牢牢控制，中国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根本难以投入中国独立的重工业生产，从而使中国根本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设备体系的建立。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中国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轻工业相对有一定基础，但是重工业和国防设备体系那时完全依赖国外，没有自己的基础。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综上所述，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小农经济本身分散性导致难以集中统筹劳动成果、纵容“三座大山”对农业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城市独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劳动力主要从事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严重控制了中国重工业和高科技国防设备命脉等具体的社会生产现实，中国生产力解放遭到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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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那么，如何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呢？根据对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分析，毛主席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具体的解放中国生产力的办法，在后文会有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