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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生产”:1950年《婚姻法》实施与新家庭建设研究

张华 2022-11-24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公众号

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民主和睦”和“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建设目标,其具体任务是把“封建”的劳动家庭变成新生产家庭。此一建设任务不仅要扬弃旧家庭要素,如“三从四德”,还要继承旧要素,如劳动、和睦。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一系列策略与技术,展开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建设,不仅完成了近代个人-家-国连续体的重建,也为男女平权实践提供了和解型新经验。

  晚清以来,受西方现代价值观念冲击,传统家-国体系遭受挑战,家庭改造成为时代任务。对国人来说,要有效完成此任务,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妥当回应:一是如何以现代自由、平等理念重构家内秩序,二是如何在新的家-国关系重建中重整家庭位置。清季民国曾涌现出多种家庭改造方案,然或因思虑未周,或因流于纸上,或因乏力实施,均未能发生影响。1950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实施改变了这一现状,并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深度回应。然而,从此问题意识出发,对《婚姻法》的现有研究显得有些不足。

  从现有成果来看,至少呈现出四种路径,分别是法律史研究路径、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路径、政治史研究路径、社会区域史研究路径。这些研究从各自视角作出了有益探索,并为笔者提供启发,但因研究者多将时段限定在该法实施的前后几年,缺乏长时段观察,未能正面回应上述问题意识。笔者曾撰文对该法做过初步讨论,发现《婚姻法》要建立的新家庭直到两年多后才确定了“民主和睦”与“团结生产”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实践回应了上述近代家庭改造面临的两个问题。受篇幅所限,当时笔者仅对 “民主和睦”这一原则的确立和实施过程进行了考察,着重讨论了该原则实践对近代家庭改造中第一个问题的回应,即如何以现代自由、平等理念重整家内秩序,而未对第二个问题(个人-家-国连续体重构)作出讨论。本文将从“团结生产”实践推进该讨论。

  一、“团结生产”:新民主主义家庭建设原则之形成

  《婚姻法》虽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家庭制度,但未就此制度的原则作出凝练,直到1953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出台,才确定其原则为“民主和睦”与“团结生产”,不过,相关内容在《婚姻法》的文本中已有体现。如“团结生产”,《婚姻法》第三章提到“夫妻有互爱互敬、互相帮助、互相抚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同奋斗的义务”,就已包含上述原则中的关键字。随后,在地方的宣传、贯彻实践中,“和睦”“团结”“劳动”“生产”这些词语频频出现。

  (一)重庆市贯彻《婚姻法》的劳动生产话语

  重庆市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主要在两个系统——全国妇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指导下展开。该法出台后,全国妇联立即转发《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给各地人民团体联合的通知》:

  这个婚姻法的颁布,使广大人民从不合理婚姻的束缚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建立以男女相互爱情,共同生活和共同事业为基础的自由婚姻,造成民主和睦,团结互助,爱护子女,劳动生产的幸福家庭。……广大的男女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因为得到了婚姻自由,将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巩固民主秩序,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更向前推进一步。

  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局妇委”)布置下属单位学习时强调,须“以自由结婚的模范夫妻、和睦团结、劳动生产、发家致富的典型例子”来宣传婚姻自主、民主家庭的幸福,同时要求负责宣传和贯彻执行的干部在此次婚姻制度改革中“须与发展生产以及当地一般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要把妇女争取婚姻自由孤立地提出来,以免造成男女对立或家庭分裂的现象”。据年底妇联工作总结,重庆市在《婚姻法》的宣传、贯彻执行上坚持了上述要求,如婚姻纠纷的解决:

  对于打骂虐待妇女问题及其他纠纷问题的处理,也不是一律采取离婚解决或单纯处罚的办法,是以团结和睦生产为目的进行批评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或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教育。……我们也教育妇女搞好家务,参加生产,减轻丈夫负担;鼓励丈夫努力生产,还要参加学习提高文化。

  一则案例可反映这一主张的落实:

  如在第一文化馆讨论时,一廖姓妇女提出自己婚姻问题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提出了应该离婚,大家要签名援助他,并且对他还提出批评和建议,认为他过去太懒散,不劳动不理家是不对的,今后应该参加学习,生产,自己养活自己,生活上独立,不能依赖丈夫。这个妇女还作了检讨,接受了大家意见,说婚姻法救了他。

  该案例中,干部一面对廖姓妇女反抗丈夫压迫提供援助,一面对其不事生产进行批评教育。两种行为对照《婚姻法》文本,前者呼应着该法的男女平等原则,后者对应着该法男女相互义务中的劳动要求。可见在实践中,劳动生产这一义务要求已上升至原则地位,其成为家庭建设的基本原则只是时间问题。因受今日档案制度所限,我们不清楚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确立的“团结生产”原则具体依据了哪些地方经验,但可从地方实践中看出此原则得以确立的原因。

  以重庆附近南充县溪头乡青年妇女藤素华的再婚故事为例。素华是一位已婚但不幸福的妇女,在听到新《婚姻法》颁布后,主动要求解除原有包办婚姻,并与自己钦慕的男子谢孟福结婚。初,素华父母和族人坚决反对,认为这坏了藤家门风,让藤家颜面扫地,素华堂哥甚至威胁说“你要和谢孟福结婚就活埋你”。然而,素华在《婚姻法》的保护下,冲破万难决然与孟福结了婚。藤家断绝了与素华的关系,甚至在乡长再三调解下,素华父母也不许两位新人进藤家大门。但他俩把日子幸福地过了起来,婚后欢欢喜喜,做事一起商量,努力搞生产,成了模范,最终改变了家人态度。据妇联干部胡金玉反映,他们“一天到晚的在刨闹生产并且积极工作,除完成她家的生产外,还帮助她母亲生产,自己带头交清公粮,并且帮助母亲交粮”。

  此案例展示了生产话语的丰富内涵,其一是生产对于个人,尤其是妇女自身地位提高的重要性,如藤家人认为素华不应该主动争取自己的婚姻,认为“女子自己找人说亲,这简直成什么世界”,其后对这一点咬住不放,直到她生产搞得好,能够独立并成为模范时才被亲人接受。其二是生产对于家庭本身的重要性,素华新婚时,不仅藤家人表示要断绝关系、不相往来,谢孟福的母亲也表示反对,进行干涉。两面困境中,新人通过生产站稳脚跟,不仅让自己的小家庭稳固,也让双方父母接受,实现了大家庭的和谐。其三是对于国家的贡献,通过努力搞生产,交出更多公粮为国家建设服务,获得国家认可。

  “团结生产”对妇女独立、家庭团结、国家建设有多重利好,自然受到各方拥护,最终成为新家庭建设的基本原则也不足为奇。

  (二)“团结生产”:新民主主义家庭建设内涵的历史渊源

  1. 劳动作为传统美德的继承

  然而,“团结生产”何以能产生如此复杂的意涵?蔡翔认为,这与劳动作为传统美德和共产党意识形态有关,从《婚姻法》实施来看,这一说法仍然成立。如上文提到的廖姓女子婚姻问题案,从“劳动是人的本质”(建构而非自然)的观点看,强调男女平等原则和劳动生产原则不相偏废,意味着被赋权的个体同时要转化为劳动的个体,这一转化或者说规训过程要顺利完成,除了正统叙事中强调劳动能够确保妇女独立自主之外,还与劳动作为一种日常的道理有关。细读该案,干部说“不劳动不理家是不对的”,与其说完全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如说是立足于生活常识,这种常识即劳动才能生存以及勤俭持家是美德。根据这种生活常识及其凝练的“男耕女织”的想象,如果妻子好吃懒做,不能帮办家务,肯定受到批评。因而,劳动美德规范让被赋权释放出来的主体不经意间转变成为劳动个体。

  蔡翔认为,劳动美德非大传统产物而是民间小传统的结果。实际上,这种民间小传统至少自明代始已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与儒家义理平行且相互配合的道德规范。如明太祖的“圣谕六条”中的“教训子孙”条,就教人以勤劳节俭,这里的子孙当然包括女儿,承接其内涵的清代《圣谕广训》,在训导子弟时,除教男子外,还专门讲述了女子的做人规范:

  就是女子也不可不教……教他和谐,教他贞静,要孝公姑、要顺丈夫,纺纱织布、做菜煮饭之类都要教他学习,切不可使他安逸惯了,切不可任他打奴骂婢熟了,若任他性子骄傲懒惰、能言利嘴,以致后日心狠性悍,搬弄口舌,撒泼放赖,毁骂公姑,凌厉妯娌,欺侮丈夫,人人笑他少调失教,岂不辱及父母吗?是人家不问男女,教之皆不可不早。

  此处教导女子规范可分两类:一是“三从四德”,一是勤劳节俭。可见至少在清初,勤劳节俭与“三从四德”已合而成为妇人应守之美德。有研究者指出,清代《圣谕广训》在各地宣讲产生了安定社会的功能。而此功能产生与其接纳了许多民间内容有关,如在晚清湖广等地流行的《宣讲拾遗》,就对《圣谕广训》作了许多接地气的演绎,其中较重要的是吸纳了民间信仰中的因果报应律。如在教训子女做人规范时,认为遵规者福报荣身,违规者堕入地狱,如一则寡妇守节抚养一子一女成人故事,其中训女之言:

  周氏说:儿坐一旁,听娘道来。(宣)玉兰女,坐一旁,用心细听。娘有些,训女话,要对儿明。那三从,和四德,娘常讲论。你虽然,在敬听,记也未曾。(蒙母教训,女儿记得)果记得,娘就不,把儿盘问。有八则,要你讲,能也未能。(儿记不得,求母指示)孝公婆,还须要,妯娌和顺。事丈夫,必敬戒,惟命是从。待儿女,要慈爱,耐烦教训。尤不可,偏溺爱,惯坏亲情。恶念起,即扫除,心存诚正。遇打骂,要忍受,切莫轻生。殊不知,轻人生,罪孽深重。到阴司,打入在,枉死城中。

  与《圣谕广训》相比,这段训女多了因果报应的内容。该引文后续故事讲到玉兰遵从这一教导,嫁人后不仅促进丈夫立志生业,还和睦妯娌,解决纠纷,实现大家庭团结,得到现实福报,则体现了正统规范与民间信仰有效结合。此结合不仅增强了正统规范在地方的渗入,也形塑了革命前底层群众的常识。

  “五四”一代受西学影响之读书人对传统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分析常集中在儒家的“三从四德”,并进行激烈批评,却忽视了其他传统美德的延续。从此后的革命实践来看,勤劳这一美德从“三从四德”和因果报应的结合中被剥离出来并得以保留,蔡翔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对这一美德保留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2. 中共早期的理论与实践

  劳动话语虽有传统美德加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其生效仍需实践证明。据现有研究,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探索,如194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三决定”)主动把生产作为妇女工作的中心,该决定说:

  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和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该决定实施后产生了与前述藤素华案例几乎一致的结果,用罗琼的话说,“妇女参加了生产,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保障军需民用,对家庭富裕及本人地位提高都有积极贡献”。号召妇女参加生产,是为破解当时妇女动员遭遇的困境。1947年9月2日,蔡畅在指导东北妇女干部工作时回忆说:“抗战中期,妇女工作做不动了,1943年中央定出以发动妇女生产为中心一环,于是妇女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方针是妇女工作的正确道路”。所谓的妇女工作做不动了,原因在于只讲自由、平等,在现实中遭遇瓶颈。正如当时调查所示,如果只讲自由、平等,当“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均未改善,妇女的婚姻观点也不会改变的。妇女为求自己生活有保障,必然与贫苦农民离婚,这样,使贫苦农民对婚姻法不满,畏惧妇女离婚,因此设法阻碍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这也便于地主欺骗农民,与农民共同结合反对妇女运动”。革命之后,农民的地位和生活已经改善,如果简单提倡自由、平等,“妇女不劳动不生产,成了游手好闲的人,这必然会使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打圈子,形成风流性乱,曲解妇女解放”,因而须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联系起来讲”。

  此外,生产之所以能打开缺口,还在于它符合边区实际,即生产对边区小农家庭经济的贡献。当时,边区多数地区经济形态以原始小农生产为主,虽有部分妇女不事劳动,但多数妇女都从事相关家务和生产劳动,其收入是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干部也自觉此点,在审判婚姻纠纷案时,对一般因口角打架闹离案件多持审慎态度,判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