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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主席军事思想中的“优待俘虏”与“灵魂的拯救”

耿来意 2022-05-14 来源:乌有之乡

优待俘虏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

  毛主席军事思想中的“优待俘虏”与“灵魂的拯救”

  军队是最讲纪律的地方,也是最需要纪律的地方,毛主席曾经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为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成为人民军队的行为准则,是“革命无不胜”的根本保证,后来有人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成词曲,广为传唱,不光革命军人唱,老百姓也唱,我小时候上音乐课,这首歌是必学的曲目,过去无论是谁,都能哼上那么几句,其中一句是: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优待俘虏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着手对工农红军进行彻底地改造,清除中国旧军队中根深蒂固的军阀作风,专制作风,封建雇佣军队作风,首次为军队注入活的灵魂,把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那个时候,毛主席开始用民主主义方法“优待俘虏”,让他们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向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在介绍“优待俘虏”这一问题时,他写道:

  “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主席为大会所写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优待俘虏问题写道: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 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 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 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西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在富县直罗镇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其中一项要求是“猛烈破坏敌军”,办法之一是“优待俘虏”,他说:

  “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 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1935年11月26日,毛主席给东北军将领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申明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并指出对待东北军俘虏的优待政策:

  “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 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1936年7月16日,毛主席跟首位到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对于对日军俘虏的政策问题,他说: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接受了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他指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贝特兰怀疑对日军俘虏优待不一定有效,因为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意义,针对他的疑回,毛主席说:

  “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1月11日,《解放》杂志发表毛主席所著《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战术——袭击,共论述了十八条袭击之法,关于袭击后的动作之一处置俘虏问题,他写道:

  “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足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即“论持久战”,其中指出要破坏日军的长处“组织性”,破坏的方法是政治上的争取,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他说:

  “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1940年10月18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命令要求:

  “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锄奸政策方面要求:

  “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大兵团作战和大规模运动战需要,毛主席提出了各部队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树立“无后方作战”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等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在兵员补给方面,当时采取了一个普遍的做法:即俘即补。即将俘虏兵立即转变为解放军,迅速补充部队战斗减员,壮大队伍规模。

  1947年10月1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话,介绍西北战场作战经验,要求各区学习西北战场无后方作战经验,他写道:

  “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

  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 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

  1947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发表讲话,指出要“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以自卫战争中我军依靠国民党区解放军需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举例说:

  “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我们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多万,其中俘敌一百零几万。我们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俘虏来的蒋军士兵补充,枪炮子弹也主要靠国民党运送,我们没有大的兵工厂。 过去吃穿供给是靠解放区内部解决,现在还要靠国民党区来解决,如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陈谢大军在伏牛山地区打仗,人员、枪炮、子弹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这是我们解放军扩大队伍的一个特点。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所少有的,而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俘虏政策是成功的,他说:“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 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毛主席对俘虏政策的看重,甚至与取得天下联系了起来,他说:

  “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党俘虏的数量也大量增加,俘虏的增加没有成为负担,而简直成了解放军的“宝贝”,在淮海战役打响前的准备工作中,有俘虏三万余人被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个纵队。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解放战争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对于今后战果的预测,他说:

  “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五百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在毛主席的眼里,国民党俘虏俨然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

  1948年11月7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参加淮海战役的化东野战军的命令,要求连续作战歼灭大量敌人,对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随补随战,使部队经常保有充足的兵员和旺劢的士气,命令还要求:

  “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谈到部队民主的作用时,他举了淮海战役时的“即俘即补”为例,他说:

  “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

  1950年12月3日,毛主席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在跟金日成讲政策问题时,指出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在对敌关系方面,他说:

  “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演,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他主张“少杀”,他说:

  “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他的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一条了不起的“中国经验”,是他“得天下”的一个法宝。

  1960年9月30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及利来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向他特别介绍了战争中通过优待俘虏瓦解敌人的经验,他说:

  “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百分之五,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八。我们同日本人打了八年,抓到的日本人一个不杀,不但不杀,而且不虐待、不侮辱他们,也不拿他们的东西,而是加以教育。建议你们的打击面也不要太大,大概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好,不管是对法国人还是对阿尔及利亚人都是如此。对抓到的法国人需要多进行工作,每年抓到几百几千,教育好了的放回去,没有教育好的留下来继续教育,分批放回去。当然,放回去的有的还要来打,那就抓了来再放回去,第三次抓了来再放回去。这样,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再上战场他们就会交枪的。”

  阿巴斯回去后非常重视毛主席向他介绍的不杀俘虏的经验,他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的时候特别说起毛主席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说这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这篇采访稿曾经登在《参考资料》上,毛主席想找来看一下,结果也没有找到。

  1960年11月19日,毛主席会见由国家银行长长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期间,格瓦拉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一点菲德尔看出来了是很重要的,我最初没有看出来,这就是优待俘虏。注意了这一点,很起作用。”毛主席回答说:

  “这是瓦解敌军的办法。”

  1962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听取公安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出要少杀人,他说:

  “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o 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

  1965年8月25日,毛主席会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谈到不杀俘虏问题,他说:

  “你们不要杀俘虏,杀俘虏不好。我们也杀过,杀过敌人的将军,如张辉瓒。从这以后我们就不杀俘虏。杀没有好处,不能瓦解敌人。”

  1965年12月11日,毛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指出要争取群众,优待俘虏,他说:

  “不论什么国家的兵士都是劳动人民,要争取他们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优待俘虏,好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不愿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虏,要宽待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帮助他们‘洗脑筋’,不愿洗的顽固派,也可放他走,无非是第二次再来打我们。第二次抓到了,还可以再释放。”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同江青谈党的文艺政策调整问题,期间谈到了历史,谈到了俘虏问题,他说: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说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他说:“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戴维说:

  “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戴维的这句话,碰触到了毛主席思想的本源。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是一种伟大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政治思想,更是一种伟大的济世思想,他拯救的不仅是一个个生命,更是一颗颗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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