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马臻论作为教师的鲁迅 | 如何在课堂上“立人”?

马臻 2022-05-14 来源:马振衣的书房公众号

鲁迅的文章,在他身前就常被选入各类中小课本之中,数量之多,是其他现当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鲁迅的作品“能成为现代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很大程度上与入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有关”。

  鲁迅的文章,在他身前就常被选入各类中小课本之中,数量之多,是其他现当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鲁迅的作品“能成为现代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很大程度上与入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有关”。[1]有意思的是,鲁迅不仅是近百年来现代语文教材的主要作者,而且他本人也多年从事教育,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鲜明的个性与精神,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教师之一。

  这不免让人好奇:不知鲁迅在课堂上会怎样讲解自己的作品?那会有怎样一番神采呢?可惜鲁迅虽执教多年,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之中驰骋游弋,却从未触及自己的作品。但是,用鲁迅的方式来教鲁迅作品,依然是一件吸引人心、值得玩味的事情。

  本文选取鲁迅的课堂教学这一独特视角,通过研究鲁迅的课堂教学实践的细节,挖掘鲁迅教育实践中的独特个性与丰富内涵,检证鲁迅的“立人”教育思想与其教育实践之间的张力,以此来探寻鲁迅中文教育的独特的思路与精神,为当下的课堂教学、鲁迅作品教学提供一个新鲜而独特的参照。

  1909年,鲁迅回国后摄于杭州

  一、保持务本与求活之间的平衡

  鲁迅从教多年,早年留学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担任过生理学、化学等教员,教的是理科。后来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20秋开始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授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教的是文科,而且是与文学有关的中文教育课程。鲁迅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位语文大师,他以语言、文学来“立人”,投身于中文文学教育,可谓适得其所。

  《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合印本初版本

  当时在北大等高校,有教师编发课程讲义的制度。鲁迅教授“中国小说史”,就曾制作课程讲义,后来根据课程讲义整理成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当时北京的名教授每学期上课之前,发给学生本门功课的讲义,根据讲义进行授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人根据讲义授课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些人口齿笨拙,几乎完全是照着讲义念,课堂枯燥无味;有些人善于发挥,旁征博引,课堂活跃,却又常常离题万里。鲁迅学识渊博,也善于联想思维,但每次上课,他都紧扣教学内容,上得十分扎实。当时北大法文系学生常惠,曾撰有《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描写道:

  鲁迅先生讲课,先是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再逐段讲解。先生讲课详细认真,讲义字句不多,先生讲起来援引其他书中有关故事,比喻解释,要让学生对讲的课了解明白。

  鲁迅上课即开始念讲义,直奔授课内容,开门见山,没有任何的导语或花架子,十分干脆。而且先将讲义文本疏通一遍,在理解讲义内容的基础上再深入阐发,循序渐进,切实可靠。但鲁迅讲课,又绝不是一字一句死扣讲义的呆板之人。当时的学生、日后的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称:“鲁迅讲书,不是逐段逐句的,只是在某处有疑难的地方,才加以解释。”另一位学生、著名诗人冯至则回忆鲁迅上课是“念了一遍讲义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见《冯至同志访问记》)有选择性地针对疑难问题进行讲解,突出重点,纲举目张,这样的课堂,在教学内容上几无瑕疵,但显然还不够艺术。仅仅是照着讲义的路线,讲授基本的授课内容,还不能让课堂十分活跃起来。鲁迅并非一味的谨守教学内容的人,他有时候似乎故意要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调动课堂气氛。他的学生王儒卿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鲁迅老师与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回忆鲁迅》)

  这个关于林黛玉的玩笑,当时不同的学生都有回忆记载,可见是鲁迅常用的。它引起了学生的哄堂大笑,确实调剂了课堂气氛。但其内容与教学并无太多关联,偶一为之,效果很好。如果常常讲这样一些无关痛痒的笑话,课堂里虽然充满了快乐的笑声,但整堂课未免又显得太散漫松懈,不够严肃了。鲁迅学识渊博,当然另有高招。当时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回忆鲁迅讲课“是最典型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多半就了讲义上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在阐述清楚讲义论点的基础上,进行“发挥”和“补充”,扩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打开课堂的教学空间。另一位学生、小说家许钦文的回忆更为具体:

  往常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的课上,也尝尝附带地讲些文学批评和新小说的作法,这次讲得范围更加广,也谈到果戈里和契诃夫等的作品,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忆春光社》)

  1910年1月10日,浙江两级师范部分教员摄于杭州。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鲁迅的发挥与补充,是根据课堂教学内容来的。在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基础上,“附带地讲些文学批评和新小说”的作法,显然能加深学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感受和领悟。同时,还拉入西方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谈到果戈里和契诃夫等的作品”,学生的兴趣想来会更高。我们再来看许广平的一段更为详细的回忆,看看鲁迅是如何即席发挥的:

  讲到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谈到宋江故事时,鲁迅说: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面。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的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槛中的狮虎,非其全部状貌,但乃狮虎状貌之一片段。小说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鲁迅回忆录》)

  1927年11月16日,鲁迅赴光华大学演讲

  从宋江的故事谈到小说与人生的关系,并且通过巧妙设喻,点明“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的文艺道理,劝勉青年学子“看小说看人生都应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钻入,一钻入就要生病了”,观点深刻,而且十分生动,可以看出鲁迅即席设喻、现场发挥的良好口才。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年的学生俞念远(荻)才在《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中写道:

  他的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的太快。

  讲课能让学生感觉“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的太快”,鲁迅课堂的活跃、生动与丰富,可见一斑。这样的文学课堂,在务本与求活之间,有了良好的平衡,是十分成功的。

  二、将现实观照与文化批判相结合

  以上所论,仅仅是从务本与求活两个方面来谈鲁迅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但不是只有鲁迅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其他优秀的教师或学者也能做到。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来发掘鲁迅独特的课堂教学个性。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纪念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前排左起第五人为蔡元培

  鲁迅曾在多个场合,劝勉青年人“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他希望学生有较为辽阔的文化视野,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本活书”[2](《读书杂谈》),鲁迅反对青年人“钻进研究室”读死书,脱离社会实践,成为一个被动、麻木的知识学习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在课堂上常常联系现实,联系社会和人生,引导学生观察和关怀社会。北大学生孙玉珍曾回忆:

  那天讲唐宋传奇,讲了些霍小玉、崔莺莺等才子佳人的故事后,故意把话题引到“精神分析学“上来,说道:“近来常听人说,解决性的饥渴,比解决食的饥渴要困难得多。我虽心知其非,但并不欲与之争辩。此辈显系受弗洛伊德派学说的影响,或为真信,或仅趋时,争之何益,徒费唇舌而已。……”那天先生讲话,记得大概到此为止;中间几度引起全体同学大笑,但先生的面部表情,始终是冷静的、严肃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

  从唐宋传奇中霍小玉、崔莺莺的古老故事,引申到当下的“精神分析学”上来,并对当时社会上“弗洛伊德派学说”的信徒进行批评,鲁迅的文学课堂,显然不是拘泥于课本知识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既调动了课堂气氛,又教会了学生观察和思索。不过,身处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之中,鲁迅的观照现实社会与人生,常常带有其小说、杂文中一贯的批判色彩,这让他的课堂有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感和深度。许广平曾回忆他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的风采:

  《唐之传奇文》中谈到元稹的《莺莺传》,其后来的各自分飞,张生解释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弃莺莺,社会上(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云。鲁迅于讲解时不以为然,他同意有人说《会真记》是写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辩护自己。是属于“辩解文”一类,不是为做小说而做的。

  从《会真记》鲁迅又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指旧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言行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食饭,不会发生社会督责,都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鲁迅回忆录》)

  《集外集》是鲁迅1933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收入的诗文合集,1935年5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生前只印行一版次。

  从对元稹写作《会真记》真实目的的深刻洞察,到由此引申出“中国人的矛盾性”,批判中国人国民性格里的矛盾和虚伪,进行他那著名的“国民性批判”,鲁迅的课堂,充满了思维的张力和现实的考量,在不知不觉中,能够引导学生学会批判性思维,树立起批判精神。《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有一则《备考:鲁迅先生的笑话》,是当时他的学生(笔名ZM)发表在报纸上的,其中引录了鲁迅在课堂上的一段讲话(可参见《华盖集·后记》),也非常精彩: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其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爕元先生的“放下枪杆,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子。

  吴佩孚兵败之后赋诗言志,自喻清高;齐爕元“放下枪杆,拿起笔杆”为自己的军阀行径遮丑,都是当时社会的重要新闻。鲁迅从“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这一文学感叹入手,多方设喻,独辟蹊径,竟然从鹰攫兔子、猫捕老鼠讲到了楚霸王“摆出诗人面孔”的“垓下悲歌”,最后又从历史返回现实,直接讽刺和抨击吴佩孚、齐爕元等军阀兵败势穷之后,以诗文创作为自己粉饰的现实,犀利痛快,颇有其杂文的风格。联想之丰富、思路之幽默、讽刺之直接,都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3](魏建功《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

  鲁迅在课堂上的观照现实和进行文化批判,往往不是直露地抨击或怒斥,而是颇带幽默感的讽刺。这种高超的语言艺术,既带给学生不一样的思维刺激,教给他们观察社会的方法,但又不让课堂带有过多的火药味,保持了课堂的雅洁与严肃。学生荆有麟在《鲁迅教书时》中称鲁迅上课“有幽默感”,注重语调和口气的调配,“不论讲什么,他是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用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便会起一种兴味感”,而且视野开阔、信息丰富,“无论他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那材料要格外丰富而生动。”他在文中详细记载了鲁迅上课的过程: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阵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曾忆有一次,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时,书中举了一个阿那托尔法郎所作的《泰倚思》的例,先生便将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叙述出来,然后再给以公正的批判,而后再回到讲义上举例的原因。时间虽然长(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着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就冒出个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自己在课堂上的……

  1926年11月17日,厦门大学教职员合影。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

  鲁迅上课开讲是“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特别直接利落。在讲课过程中,将幽默讽刺和现实批判相结合,将思维发散和课程讲解相结合的授课风格,几乎能让学生“入了魔一般”“会忘记自己在课堂上的”,产生了强大的课堂魅力。另一位学生,当时北大英语系的董秋芳也有相似的回忆:

  鲁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国小说史’,讲授间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使得听者忘倦,座无隙地。我也常常抽空去听,我一看到他的神态,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

  1924年12月新潮社初版译本《苦闷的象征》。鲁迅翻译该书一二部分

  “讽刺”而能“幽默”和“意味深长”,难怪能让“听者忘倦,座无隙地”。这种课堂魅力,让鲁迅大受欢迎,慕名而来的学子几乎挤破了教室。荆有麟回忆“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人都有许多去听讲。讲义不够是小事,校外人将课堂常常坐满,而选先生课的学生,反而无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鲁迅教书时》)。有些学生听“中国小说史”,听了一遍还要听二遍,甚至连续听上三四年的也有不少。反复听同一门课程而不厌倦,可见鲁迅在课堂上是如何善于变化和发挥,虽然讲授的是同样的知识,但却能够联系不同学问与社会现实,加以幽默的发挥乃至讽刺,绝少重复,这真的是教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本活书”了。鲁迅大概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不过,相对于这种热闹的听课效果,更应该关注的或许是他对听课学生的心灵影响。即鲁迅讲课在学生内心深处留下的反应。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尚钺曾撰有《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文中说道:

  我一直这样听了先生三年的讲授。这中间,从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苦闷的象征》(虽然未经详细地记录和研读)中,我却获得了此后求学和作人的宝贵教育。

  1927年1月2日,鲁迅、林语堂与泱泱社青年摄于厦门南普陀

  读书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了“求学和作人的宝贵教育”,这种课堂,确实具有浓郁的 “立人”色彩。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王鲁彦有一篇《活在人类心里》,更为细致地描述了鲁迅在青年学生心头所引起的不一样的震撼: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誉,也不贬损。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这种描述略带夸张,但也不失某种内心的真实。请注意这样一些词句:“赤裸裸的显示出”“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这些词句无一不显示出鲁迅课堂教学中深刻而浓烈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就是在这样充满幽默感和讽刺性的揭露与批判之中,在这样充满笑声的课堂氛围里,鲁迅让学生感受到了现实的复杂和丰富,学会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地看待现实,许多学生对于社会和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发现和思考。这不就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立人”教育思想的生动实践么?美国学者内尔·诺丁斯在《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中说:“批判性”并不意味着“坏”,也并不意味着“批评”,相反,它意味着“看到更远处”,意味着内外反思。鲁迅的课堂就是这样一种让学生内外反思、“看到更远处”的课堂。内尔·诺丁斯在书中还说:不能使“学生满足于破坏性批判,成为技能娴熟但没有感情的批判者”,鲁迅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课堂文学教育,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怀和反思,蕴含着一种浓烈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批判中成为这个世界的建设者、关怀者。

 

图片

  1928年3月26日,鲁迅在景云里寓所

  三、展现冷峻平缓的课堂教育姿态

  但鲁迅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热烈而深刻的批判者。鲁迅身上,有更为复杂的东西,这些东西转化成某种课堂上的心态和神态,给予了鲁迅课堂不一样的韵味。

  按理说,一个教师教课教得如此成功,几乎将教师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应该为此而高兴、而心满意足顾盼自得吧?但鲁迅偏偏没有。讲台上的他仍然有着某种沉重的灰色感。这或许与鲁迅一生在绝望之中挣扎和反抗有关。在给学生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说到: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绝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两地书》)

  《两地书》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初版

  “上讲台”成了“讲空话”,因为连自己也找不到世界的希望所在。“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教育者本是负有引导和教育责任的人,但教育者本身也处于“荷戟独彷徨”之中,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又如何来引导和教育他人呢?这种感觉,总让人想起他在《呐喊·自序》里说到过的“铁屋子的比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或者是一个启蒙者、教育者最沉重的心结了吧。让青年们得到应有的基本知识,并且引导他们独立、大胆地正视现实、批判现实,成为一个现实的批判者、关怀者、建设者。然而在黑暗的历史现实里,清醒、敏锐的青年们必将承受黑暗带来的重压与苦楚。历史和现实中的“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讲台上的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带来的只是教育者内心的某种自我反省乃至嘲讽。鲁迅后来也曾表述过同样的心态:“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答有恒先生》)。这种在黑暗的现实中挣扎彷徨的矛盾,让鲁迅的教育实践有了一层不一样的沉重感。讲台上的鲁迅虽然学识渊博,讲课极其生动精彩,但其内心,却永远难以有成功的教育者那种自我欣赏的踌躇满志了——对他自己来说,讲台上的教育,是永远难以成功,甚至值得怀疑的吧?

  《钱理群讲鲁迅》,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1月

  汪晖[4]、钱理群[5]等学者将鲁迅的人生哲学界定为“反抗绝望”,那么,鲁迅的教育学,就是一个“反抗绝望”者的教育学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心态,让鲁迅在课堂上有了一种别样的冷峻与通透。王鲁彦在《活在人类心里》描写道:

  他站住在讲桌边,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助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既不赞誉,也不贬损。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但是教室里又忽然异常静默了,可以听见脉搏的击动声。鲁迅先生冷静苍白的脸上始终不曾露出过一丝的微笑。

  鲁迅授课,只是“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讲课。他绝不故作亲切。他的声调并不抑扬顿挫或慷慨激昂,而是十分“平缓”,他的姿势是“没有表情”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虽然学生们哄堂大笑,课堂气氛极为热烈,但“鲁迅先生冷静苍白的脸上始终不曾露出过一丝的微笑”。相对于学生的热烈、开心、快乐,鲁迅的冷静乃至冷峻就颇为耐人寻味了。这种冷静与冷峻让许多学生印象深刻。孙席珍也回忆“中间几度引起全体同学大笑,但先生的面部表情,始终是冷静的、严肃的”, 俞念远(荻)在《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中说“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幽默犀利的鲁迅,为什么在讲台上如此的冷峻,以至于不苟言笑呢?当年的学生也在玩味,他们也在思索讲台上鲁迅先生的“笑”与“不笑”:

  钟一响,他就踏着钟的“尾声”,“挤”进了课室。记得只是带个小布包,打开,取出来《小说史略》的讲稿:翻开便讲,有时讲得把人都要笑死了,他还是讲,一点都不停止,一点也没有笑容。他本心并没有想“插科打诨”故意逗人笑的含意,只是认真的讲,往深处钻,往皮骨里拧,把一切的什么“膏丹丸散,三坟五典”的破玩意儿撕得净尽。你只看他眯缝着眼认真的在那撕,一点也不苟且的在那里剥皮抽筋,挖心取胆……假若笑是表示畅快,那你又怎能不笑?而他又何必要笑?(王冶秋《怀想鲁迅先生》)

  “他又何必要笑?”,这一问问得真是精彩。鲁迅有他的深刻,有他的沉重,有他本身的冷峻与通透,这样的教育者虽然在讲台上“眯缝着眼认真的在那撕”,撕开了学问、人生、世界的种种真相,撕开了人性和人心的复杂与艰难,用充满智慧和幽默的言语给学生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知识空间、思想空间,但在满堂学生的笑声中,他别有幽怀,其心境毕竟和学生不太一样,又如何能笑?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

  作家出版社

  1961年

  鲁迅在课堂上很少笑,但并不意味着他从来不笑。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用一种充满象征感的语言来描绘鲁迅的“笑”与“不笑”: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袱。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热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肃然起敬。但转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那是他见了可爱而有希望的青年们。讲到精彩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认识的许多哀愁。

  他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

  鲁迅“是严峻的,严峻到肃然起敬”,偶尔的破颜一笑,“那爽朗松脆的笑声,常常是发自肺腑”,特别的真诚感人。不过,鲁迅之“不笑”,除了内心的冷峻与沉重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教师的“架子”意识。他曾这样说过:“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但实际上,“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读书杂谈》),教育者本身有“教书育人”的责任感,讲台上的教师毕竟是学生聆听乃至追摹的典范,要给学生以正面的感染力量,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影响学生,因此,作“教员”无论怎样“放达”或沉重,是必然要有“顾忌”“不能畅所欲言”的。教育本身,有它的正面性与严肃性。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鲁迅的教育姿态才特别耐人寻味。当年还是学生的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在某种深刻的悲观与黑暗之中汲取精神的力量,给予青年以正面的启发和鼓舞,实践其青年时代就立下的“立人”的救国宏愿。讲台之上的鲁迅,冷峻平静的外表之下有如此热烈而沉重的内心,他的教育学,可以用他在《我们怎样做父亲》里的一句话来概括: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四:结语

  鲁迅的课堂教学,既紧扣课程知识,又能在知识之外进行发散性的探讨,在务本和求活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既注重知识教学,传授给学生以应有的学问,同时又打通课堂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在知识与人生之间,做到了良好的沟通。鲁迅又绝不是一个以导师自居,给学生灌输各种学说或思想的人,他的课堂始终涌动着一股独立思考和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人格范式,最能给学生以思想和人格的启迪,让学生成为有内心自觉的、独立思考的个人,从而真正实现其“立人”的教育宏愿。

  可以说,鲁迅在文学(语文)的教育实践中,达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鲁迅在课堂之上独特而沉重的心态,给他的课堂带来了某种冷峻隽永之感,在冷静与热烈之间,师生的互动充满了思维和情感张力,特别的耐人寻味。

  鲁迅在课堂上“立人”的教育方式,其独具风格的中文教育实践,都与我们的语文教育有着某种贴合。当我们在讨论鲁迅作品的教学问题时,也许应该特别留心鲁迅他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因为鲁迅的作品与为人融为一体,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注释】

  [1] 秦兆基.审视鲁迅作品教学(上)[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4(6):10。

  [2] 《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62-463页,2005年出版。

  [3] 《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58页,1999年出版。

  [4]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56。

  [5]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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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3月28日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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