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在明治日本的早期传播：从李仙得到近卫笃麿

　　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影响日本的决策精英？最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当然还是美国自己的外交官。1872年12月，在上年末派出的岩仓具视使节团还在考察欧美各国之时，日本外务省聘请了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担任顾问，为日本侵略台湾出谋划策。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为蓝本，向日本执政精英建议推行一种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人们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以期在亚洲升起太阳旗，并扩大我们的帝国。为了成为亚洲各个国家的保护者，防止欧洲向我们的领域扩张，这些行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渗透和侵略美国势力范围之际所采取的政策。” [1]

 

 

 

　　李仙得著作：《如何对付中国》

　　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非常激进的主张，因为在西方的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半开化”国家，就连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主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了。李仙得建议日本执政精英，必须将这一计划深藏在心，但要尽可能地在国际上宣传，日本正在努力地帮助整个亚洲从野蛮和原始的阶段摆脱出来，迈向文明阶段。[2]而具体的做法，是“尽可能平定和教化他们，如果做不到……消灭他们，或者以其他方法对待他们，就如同美国与英国对野蛮人所做的那样。” [3]

　　李仙得于1875年辞任外务省顾问，直到1890年赴朝鲜之前，一直住在日本，并曾担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顾问。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觊觎朝鲜的背景下，李仙得将美国的势力范围思想，传递给了当时正在锐意学习西方的日本执政精英，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野心。[4]

 

 

 

　　近卫笃麿

　　尽管李仙得为日本在亚洲的地位积极谋划，但他在文明观念上仍然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与当时日本主流的“亚洲主义者”相去甚远。我们需要问的是，日本的“亚洲主义”究竟从何时明确寻求与“门罗主义”话语的结合？“兴亚论”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创始人之一以及黑龙会顾问头山满曾指出：“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一口号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抵制西洋诸国的暴慢并驱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亚洲主义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义务，在于以日本与支那的双肩为基础的日中提携，其先见之明与达识雄图至今仍敬服不已。” [5]所谓“霞山公”，即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日本第34、38、39任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曾具有留学德国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经历。

　　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时，近卫笃麿担任了首任会长。该会几乎一统日本既有的“兴亚”组织，并有不少高官和贵族加入，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1898年初，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该文如同樽井藤吉一样，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地位：“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 [6]近卫主张“支那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的命运。因此，应该从今天起，以友爱之情对待支那，劝诱它、开导它，使其进步、促其发奋、去其猜疑、除其妒忌，使它产生对日本亲近及依赖之心，以使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保护人种之默契。” [7]这就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近卫认为“虽然清国的国势已衰，但其弊在政治不在民族，直至启发利导，携手保全东洋，岂为难乎?” [8]

　　1898年11月，在接见来访的中国流亡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时，近卫笃麿又阐述：“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9]不过，一旦康有为提出借助日本力量打击慈禧、营救光绪的主张，近卫笃麿的态度就变得十分谨慎，强调必须要顾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近卫的谨慎态度，体现的正是日本执政精英当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日本迫切需要获得欧洲列强对其“文明国”地位的全面承认，因而“黄白种战”之类说法，只敢在私底下说说，绝不敢变成官方表述；另一方面，日本又担心列强瓜分中国导致“唇亡齿寒”——尽管日本在1900年也派兵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但列强种种瓜分中国的议论，也会让日本朝野不少人士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忧心。

　　参考文献：

　　[1]Sophia Su-fei Yen, 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1965，p. 196.

　　[2]Ibid.

　　[3]Robert Eskilds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 Nankang, Taipei: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c Sinica, 2005, p. 209.

　　[4]关于李仙得对日本明治时期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see Sandra Carol Taylor Caruthers, “Charles Le Gendre, American Diplomacy, and Expansionism in Meiji Japan” (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63).

　　[5]吉田鞆明編『巨人頭山満翁は語る（巨人头山满翁的话）』感山荘，1939年，115頁。

　　[6]近衛篤麿「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の必要（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太陽』第 4 巻第 1 号，1898 年，１頁。

　　[7]同上。

　　[8]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 別巻 近衛篤麿日記付属文書（近卫笃麿日记 别卷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第401頁。

　　[9]近衛篤麿日記刊行会編『近衛篤麿日記（近卫笃麿日记）』第2巻，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