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学社”：我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也是我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社因陋就简，将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探索实行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罗亦农、肖劲光、曹靖华等从这里走出，踏上了赴俄留学的道路。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创办和领导

　　1920年4月，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为首、杨明斋(俄共党员)为翻译的代表团赴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进行接触，商议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组织和建立外语学校，为输送学生赴俄留学提供有利条件。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新渔阳里六号创办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进行较为公开的活动。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公开挂牌成立，杨明斋任社长(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社在《民国日报》刊登招生启事，称“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名额无多”，广招有志学习者速来报名。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度重视学社的外语教学。代理书记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沈雁冰教英文，俄国记者斯托比尔教世界语。俄文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以及19岁的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肖劲光在回忆录中对王元龄评价颇高：“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也非常好。”

　　用马列主义教育学员

　　作为培养留俄学生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讲授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教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学员必读书籍。为了给学社筹建一个图书室，大家踊跃捐款捐书，其中沈雁冰捐稿费80元。学习条件是艰苦的。肖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学员的学习热情很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每周在新渔阳里六号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或演讲会，大部分报告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兼学社秘书俞秀松作，有时也会邀请陈望道、李达、李汉俊作辅导。为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与分析能力，经常安排学员发言，分享学习心得。在约60名学员中，除廖化平、抱朴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外，多数学员都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

　　外国语学社探索实行新型的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学员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参加创办工人夜校、办工会、办工人刊物、油印与散发革命传单等进步活动。1921年4月，学社学员参加了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很受教育。1921年五一劳动节，许多学员参与了油印、运送、散发传单的工作。肖劲光回忆说：“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面举旗杆的经常是我们这些人。”

　　学员在课余为《劳动界》周刊和“华俄通讯社”缮写和校对稿件。彭述之曾回忆：“每天上完课，杨明斋一宣布放学后，李启汉和他的同伴们就箭一般地离开外国语学社，去印刷厂结束‘他们的’下一期周刊的最后一道工序，或是去城里的某个工厂区‘现场’。”刘少奇课余也在《劳动界》周刊做收发和缮写工作。

　　“革命幼芽舒根展叶”

　　我党第一批苏俄留学生主要来自外国语学社。从1921年春开始，学社学员分批赴俄学习。五一后，学社通知曹靖华做赴俄的准备，让他兴奋不已。肖劲光曾说，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为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任弼时在家书中写道：“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梁柏台新婚后仅七天即赴俄，行前告诉亲人，“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1921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新渔阳里六号房子退租，学社结束办学。外国语学社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而成立，又随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而结束，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办学任务。曹靖华称自己“革命幼芽舒根展叶”，首次接受了党的教育。在学社培养的学员中，涌现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汪寿华、李启汉、王一飞、肖劲光、吴芳、任作民等革命家。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