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内容提要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关键词

　　蒋介石  武汉会战  国民党  共产党  持久战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武汉作为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枢纽，一度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8年初，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攻占武汉作为新的战略目标，蒋介石下令于1月11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武汉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战时的武汉不仅是中国抗战的中心，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共产党人希望武汉成为战时中国的“马德里”：“半年抗战，中国许多有名的大城市可以成为中国的马德里，结果无一实现。武汉快要受到日寇铁蹄蹂躏了，我们武汉的民众应使武汉成为中国的马德里。”西方战地记者笔下的武汉是当时中国抵抗精神的象征：“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的冬天，中国发生了奇迹。政府所在地搬到了上游的汉口市，离海八百英里。而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在汉口存在了好几个月。其时曾在武汉呆过的人，从没有能够精确地说明武汉精神是怎么回事”，“至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重新进攻，以汉口为最后目标时，汉口已经凝成新的军队和新的精神”。

　　武汉的得失关乎整个抗战的成败。自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武汉始终是革命的重镇，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因此成为国民党人革命精神的象征。蒋介石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性：“武汉居长江上游，为天下之中，无论我们要控制东南和华北的敌人，归复已失的领土，或保持内部与西北的联络，巩固后方的安全，我们都必须保卫武汉，固守武汉;如武汉不守，则长江上下，敌人可以随便出没纵横，不仅我南北战场要被他隔断，而且我们的后方根据地，时刻要感受他的威胁，故为保持我们反攻决战最有利的形势起见，我们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分析认为：“如西安、武汉失守，继续抗战的困难必将更多，而中国内部必将发生新的动摇，这动摇或许更甚于南京失守之后。”

　　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武汉失守不仅造成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与分裂，也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武官在同中国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会谈时表示：对中国政府来说，如果武汉陷落，这将是“滑铁卢战役”;如果中国人能守住武汉，这将是中国人的“马恩河战役”。这无疑是在暗示：如果武汉陷落，美国有可能停止支持中国政府。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虽然极力争取英美的援助，但收效甚微。美国对华借款因受徐州失陷的影响，“虽签字而拒付款”;英国则因顾虑中国军队退出汉口后局势会有重大变化，同时更担心日本在远东趁机报复、进攻香港，最终否决了对华2000万英镑的借款。

　　为了阻止日军北进，苏联成为武汉会战期间唯一对华提供实际援助的国家。为了应对武汉失守后国人士气低落、亲日分子抬头的危局，蒋介石甚至准备亲自前往苏联访问，积极推动建立“超过物质援助”协定的全面中苏同盟关系。在武汉激烈交战的背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秘密交涉并未停止。1938年5月底，日本内阁局部改组，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接替广田出任外相后，日本对华强硬政策有所松动，开始转向与中国媾和。面对日方的和平攻势，蒋介石开始思考“和战二派之调剂与运用”与“表里互用”，强调“对外运用应分二派，此种机宜须慎重也”。蒋一方面痛斥高宗武、唐绍仪等人的擅自求和活动是“荒谬妄动”“胆大妄为”，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直接掌控的孔祥熙、萧振瀛、雷嗣尚等渠道与日本秘密接洽。

　　目前学界有关武汉会战的相关研究大多从国共两党的视角，分别探讨两党领导人对武汉会战的作用与贡献。学界对蒋介石的评价有一定的转变，从批评蒋介石消极抵抗，转向肯定蒋在武汉抗战时期积极防御、坚持持久作战的军事思想与治军策略。关于武汉会战的研究，大多从中国国内视角出发，较少关注武汉会战期间国际关系的变化。虽然有的研究从外交角度切入，考察了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和中国争取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交涉的过程，但未能将这些外交层面的交涉嵌入实际的战争进程，具体分析当时的国际因素对战争进程的作用与影响。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兼顾国共双方的档案资料，同时参照苏联、日本、英国等方面的相关史料，通过还原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战略决策的演变过程，丰富后人对武汉会战期间复杂的国内政局与国际形势的认知;在揭示蒋介石全球战略视野的成功与局限的同时，进一步探讨武汉会战前后国共两党持久战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根本差异。

　　一、“决战”武汉

　　武汉三镇“中隔大江外杂湖沼”，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加之困守南京焦土抵抗的教训，中国军队统帅部在拟定武汉附近作战指导方案时提出：“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对第一、第五两战区团长以上军官讲话时，明确指出防守武汉的战略：“东面我们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去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2月9日，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电蒋称：“须知武汉不能直接防御，而须在蚌埠、徐州、安阳等处防御，倘敌能占据津浦路线，则可得一宽广基线，不难由此进取郑州，如此，则武汉即感受保卫威胁。”

　　为了阻止日军沿着津浦路南下，3月中下旬，李宗仁率领第五战区所属部队与日军在津浦路徐州以北的鲁南一带展开激战。4月6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自中日开战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日军濑谷、坂本支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夹击下溃败而逃。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徐州一带的顽强抵抗，成功消耗敌人的战斗力，牵制了日军向武汉推进的速度。日军战无不胜的信念发生动摇，陷入对如何指导终结战争的迷茫，导致其国内政局变动。5月26日，近卫内阁改组，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被迫辞职，由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宇垣外相上台后，提出修正1938年1月16日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重新调整对华政策。

　　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分路进攻陇海路以及平汉路方向，归德、开封相继失守，武汉方面“不免人心浮动，如分别遣送家眷于后方，车船拥挤之现象又为之实现”。为了稳定人心，6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会议上，从持久战角度指明今后抗战方向：“军事前途今后(第三期抗战)之决战地域将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豫南皖北);至于开封、郑州等地，以在大平原中，将不固守，免受无益之牺牲”，“武汉可固守”。6月4日，蒋手谕何应钦、白崇禧称：“武汉附近之作战，应特别注重湖沼地区之战术与准备，望切实研究具体计划，以及其作战应有之准备，务希于一星期内详报，并一面实施。”6月8日，蒋正告政府各部，大本营驻汉，决不他迁，以坚定决心。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对如何保卫武汉还存在不同主张。6月8日，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武汉战况时乐观地认为，日军以现在兵力不能攻武汉，而增加援兵又势所不许，故武汉一时不成问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佛海听后则表示“不敢赞同”。自徐州被围困后，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主和派便对武汉的前景产生动摇。5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称：“闻徐州四面被围，数十万大军退路已断，恐上海退却之情势又将重演，而武汉且生动摇矣!”6月5日，他又记道：“前方形势愈紧，南京退出前之惨状将复演也。”不仅国民党内部存在主和、主战之分，而且在主战派内部，对于具体作战方式也意见不一。据王子壮日记所载，白崇禧与陈诚二人对武汉作战方式存在争论，“白谓应全力发动民众，作大规模之游击战;陈以为此系亡国之论，正式军队如不能战，何颜希望民力?此次最近将来之大规模的决战，即由陈负其全责也”。王子壮还进一步记述了汪、蒋对白、陈二人冲突的看法：“据汪先生之解释，二人主张并非绝对冲突，在因时地善为选用而已。蒋先生之态度似亦如此。”

　　国民党内部关于游击战与大规模决战两种作战方式的争论，反映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此时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考尚停留在感性层面，零碎不成系统。蒋关于持久战的论述偏重宏观战略层面和精神层面。他认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作战，最后胜败的关键，就在战略与政略。如果战略和政略失败，无论他战术如何好，武器如何精，最后一定要失败的!”在蒋看来，在战术方面“就要加紧研究，刻苦修养，从实际动作上透彻了解各种操典、指挥纲要、阵中勤务令、军人读训等基本书籍的精义，尤其要充实高级将官所必具的精神修养，对于指挥要领和各种新式战术与特种技能，应该随时随地切实研究，不断改进，使部下官兵个个精习熟练。我们的指挥能力和战斗技术，能够胜过敌人，则敌人虽有飞机大炮，我们也可以制服他消灭他”。至于怎样动员人力和物力确保持久战的成功，蒋认为持久抗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素，是要恢复国民的忠孝精神，运用无限的精神力量来策动全国革命的民众，“特别是我们党政军各界负责同志所属的全部文武公务人员，能够特别勤劳，集中一切精力时间来为国家效用;一天二十四小时除掉八小时的睡眠和饮食等必须的时间以外，其余一分一秒都要用来作有益生产、有益职务、有益抗战、有益国家的事情。绝对不好空过，不好浪费!在国难如此深重的今日，不但再作无益的娱乐是罪恶，就是闲谈度日也是一样的对不起国家和民族!

　　与蒋介石上述关于持久战的相关论述相比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与作战形式的认识更为系统、全面，也更具前瞻性。毛泽东依据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预测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还根据犬牙交错的战争特点，提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与战斗的速决战”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关于持久战的具体作战形式，毛泽东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认为：“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日持久抵抗中最具创造性的贡献是，明确提出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容忽视，“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人在具体指挥战役的过程中也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李宗仁、白崇禧在指挥鲁南作战过程中，鉴于日军凭借峄县附近山地为据点，改攻为守，提出应避免阵地战，改以运动战来消耗敌之兵力，“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蒋对李、白提议的战法原则非常赞同，回复表示：“所拟机动攻势案甚妥，应速实施。” 4月24日，蒋在考虑鲁南战略时，提出：“应先发展运动战，以固守运河南岸，阻止敌军侵徐，勿使我军丧失战斗力，以求持久，争取最后胜利也。” 4月27日，蒋致电李宗仁称赞第五战区：“查第二期抗战开始以还，我各战区本运动战、游击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之最高原则，以守为攻指导作战，屡遏凶焰，挫彼顽敌，士气振奋精神日旺。台儿庄胜利足为表征。”6月3日，蒋在国防最高会议第八次大会总结徐州会战经验时，高度称许游击战与运动战相互配合的作用：“第一期硬战损失太重，第二期在山西、江南皆避实击虚，多用运动战及游击战，徐州则坚守三月有余。”

　　国民党人虽然在具体战役部署过程中认识到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来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与方针。王子壮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看法在国民党人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

　　近读毛泽东所著之持久战一册，其中所述自有其共党之观点，以为战事之第一期，即不应作阵地战，只应用运动战、游击战以与敌周旋，至敌人攻下兰州、武汉、广州之日止，第一期告终。第二期为我发运〔动〕全国游击战，以与敌搏斗，各地方必遭更大之痛苦，同时在西南继续准备实力。至相当时期，全力反攻以完成第三期之胜利。彼之所论非无理由，然使全国同遭涂炭之后行最后之反攻，必有利于共党之滋长，以我中央之态度测之必有未合。

　　透过王子壮的观察可以看出，国民党不敢放手实施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主要顾虑，是担心失地过多过快，引起民众不满，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机会。上文提到的陈诚之所以反对白崇禧大规模游击战的主张，也因担心正规军队如不能坚守阵地，决死抵抗，致使国土沦丧，民生涂炭，会引发亡国之祸。陈诚的大规模阵地决战主张是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的典型代表。蒋介石非常强调深沟高垒的阵地防御，要求部队坚守阵地，“我们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这是我们抗倭胜利唯一要诀。只要我军能够立定阵脚，始终坚持，屹立不动，抗战到底，以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如何才能坚守阵地不破呢?蒋强调：“要切实注意纵深的配备，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

　　军令部呈蒋之《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带有明显“决战”色彩，明令保卫武汉作战的指导方针，“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指令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D)推进准备使用于第五战区，(55D)使用于第九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从新部署向敌夹击”。7月9日，蒋在武昌招待国民参政员茶会讲演时宣称：“我们政府的决心一定要坚守武汉，虽打得只剩一兵一卒，亦必死守到底，敌人如要进攻武汉，非增加两倍于现在的兵力不能轻动，他如果冒险来犯，我们一定要给他以绝大的打击，使他歼灭于我们的阵地之前。” 7月26日，蒋密电陈诚：“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但张家山阵地须固守，掩护大军开进。”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不仅国民党方面主张在武汉与日军展开决战，中共中央长江局也致电蒋介石：“请不惜任何牺牲坚守汉口，必要时当以武装工人，负防御任务，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吾人确信如能将武汉之军队达成全民皆兵，及每一军人皆为卫国英雄，则吾人决能捍卫武汉，以与彼西班牙弟兄媲美于世界无疑”。针对当时国民党方面出现的“决战”论调，以及共产党党内誓死保卫“中国的马德里”的主张，毛泽东专门阐述了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他指出国民党方面单纯依靠正规军队作战的不足：“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至于武汉是否能成为中国的“马德里”，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年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7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联名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阐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是：“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7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指出：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使敌人聚歼我军的企图不能完全达到。即使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作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纯的防御战术，缺少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动员民众，当时身在武汉的董必武指出，大战前夕的“武汉不像战时状态，只有军队的过境，伤兵的就医，在武汉市面曾鼓起小小的波纹。南京失陷后国府迁渝，难民避地，一时客舍为满，轮渡莫容，带来了某种战时气氛，依然没有把本地民众从积极方面发动起来。这使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武汉，有遭遇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同样命运的危险”。与普通民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南京迁来武汉的大批党政官员却依然流连于“酒饭咖啡店之间”，醉生梦死。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对武汉中上层公务员的生活描述道：“闻委员长曾下手谕严禁宴会，卫戍司令部更颁堂皇文告，严禁挟伎侑酒，唯酒馆生意仍兴旺如故”，“中上之公务员大部分之时间，耗于戏院菜馆及咖啡店，活动之状视南京时代不啻数十倍，因为人人脱离家庭之束缚，而工作又不甚多，休暇与烦闷遂交织而成此现象也”。

　　二、寻求与苏结盟

　　蒋介石之所以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观察尤其是日苏关系的研判有关。蒋之持久抵抗战略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对日抵抗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干涉，“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他强调，要引起国际的干涉不是被动坐等，“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抵抗，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干涉”，“国际局势不可视为沉寂无望，全可由我自造也”。1938年三四月间，他从日苏关系的异动上捕捉到中日战争之转机。3月16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称：“蒋先生谓英人德人传出消息，一两个月内敌将开始攻西伯利亚，渠颇信其可能，余谓决无其事。” 3月21日，蒋在日记中称：“倭寇四月攻俄之消息如确，则如余所想象无异，是诚天父与我复兴中华之良机，应慎重考虑，不可再误。”

　　蒋介石一方面希望日本进攻苏联，另一方面又怀疑日方有意释放进攻苏联的消息，是为了逼迫中方尽快与日本进行和谈。4月5日，蒋听取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报告后，更加坚定对日本即将攻苏的判断：“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倭俄战争恐于本月中旬以后必将爆发”。然而，日苏并未如蒋所期待的在4月中旬开战，相反，中国方面由于“料敌错误”，“对敌增四、五师于津浦，我所增之兵悉被战区强调于徐州以东”，致使徐州失守。徐州失守后，日本内阁的改组再次燃起蒋对日苏开战的期待。他对宇垣出任外相颇感意外，分析认为“敌阁形势仍对俄阵容”。6月4日，又记曰：“板垣任敌陆长，其于此次内阁改组，形成对俄作战之内阁。”

　　由于判定日本内阁改组以北上侵苏为目标，蒋介石主动推进中苏在远东形成联合对日的新局面，力主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应超越物质层面，建立中苏全面互助合作的同盟关系。1938年6月11日，宋子文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滋举行会晤。宋表示，如果武汉陷落的话，“整个抗战政策将会垮台。只有苏联直接干预才可挽救危局”。宋告知苏方代表，蒋介石指派他为全权代表前往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国互助协定的谈判。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蒋本人准备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12日，蒋介石出席武汉党政军各界扩大纪念周时公开宣称：“日本是中、苏共同的敌人，中、苏两国已处于同生死共存亡之境地，应力谋互助合作，严防中敌离间。”事后，蒋对讲演时“对俄太重，而对其他各国太轻”深表不安，提醒自己“心神不定时，说话更应谨慎小心”。

　　苏联方面委婉拒绝直接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请求，卢干滋声称：苏联直接加入战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甚至会给中国带来伤害。因为如果苏联参战反对日本，日本就会以自卫和反对苏联的进攻为借口，发动世界战争，那么中国将会失去其他很多国家道义与物质方面的援助。6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斯大林建议，在苏联没有准备为中国承担更大责任之前，“同意蒋介石前来是不可思议的”。中苏之间的接洽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却成功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方盛传，孙科在莫斯科已与苏联签订军事协定，苏联将以两师团之机械化部队协助中国。中国方面对日方的说法未予否认，“意欲藉此传说，以牵制日方在满洲之军队”。

　　7月下旬，蒋所期盼的日苏冲突终于爆发。苏联与日本在张鼓峰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此时正值马当、湖口要塞失陷，武汉告急，日苏之间冲突是否会演变为苏联正式对日开战，对整个中日战争的影响至关重要。蒋倾注全力分析日苏战事进展，认为：苏联占领张鼓峰已满10天，苏方拒绝对日撤兵，又间接向中方明言，对日决不退让，因此，苏联对日已决定备战，此后只视日方之动向如何发展。对于日军动向，蒋推测有以下三种可能：“(甲)先对俄恫吓，逼其撤兵。(乙)如俄不为所动，坚不撤兵，则设法缓和，先以现有兵力猛攻武汉，待占领武汉，对华军事告一段落，再向俄进攻。(丙)倭为根本解决东亚问题，对华以湖口现地为止，暂取守势，而以全力进攻苏俄，待击败苏俄后，则对华问题，彼当以为不解自决也。”蒋认为甲计已经失败，苏军不会主动撤退;若采取乙计，日方以现有兵力进攻武汉，决无把握，战事将绵延无期，苏方决不能坐视久待，因此最迟至本年11月，苏方将会利用冬季作战的有利时机，对日发动进攻。如果选择丙计，意味着日本将以现有疲惫之兵两面作战，虽竭尽全力，也没有把握，反而不如先求解决武汉后，再对苏联更为有利。综合以上分析，蒋最终判断日方的意图，从政略方面来说，以北上攻苏的可能性为大，“攻俄而败，犹可对其国内交代，若为战华而败，则倭阀更不能为其国内所恕宥。故此种少壮无谋，以国事为儿戏之倭阀，或将以全力侵俄，以为孤注一掷之计，亦未可知耳”。

　　随着日苏在张鼓峰战事升级的消息传来，蒋的内心如释重负，7月31日在日记中写道：“倭俄战事，其必从此开始矣。唯愿上帝佑我中华，使我能转危为安，避凶趋吉也。” 8月1日，又记曰：“俄、倭仍在张高〔鼓〕峰附近相持中”，“本日倭军在华未有积极行动，似为张高〔鼓〕峰案所牵制，已呈停顿之象也”。2日，又记道：“俄、倭争夺张高〔鼓〕峰，俄用飞机轰炸朝鲜新洞，大战或不能免也。”为了解除苏方的后顾之忧，蒋介石电告孙科，请其速赴俄协商中俄合作，并告知中国政府对日苏开战的态度：“无论苏俄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且唯俄马首是瞻，最好中、俄能再进一步合作，做到军事、外交皆能共同一致，是亦中国所愿也，只待苏俄先定方针与决心而已。”与此同时，他还致电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令对俄表示中国之决心，以释其疑虑”。

　　张鼓峰事件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蒋介石获知英国劝俄退让的消息后，立即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分别向英、法两国探询“对俄日冲突之方针”，希望英、法两国“能积极协助苏俄向东发展也”。苏联对与中国合作的顾虑之一，是担心日苏开战后，中国政府内部的亲日派乘机与日本妥协。为了打消苏方对中日妥协的顾虑，坚定其对日开战的决心，蒋坚决制止国内主和派对日谋和活动。8月10日，蒋电告孔祥熙，表示对唐绍仪与日本接洽和议一事“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他严厉警告孔称：“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祷。”

　　随着苏日冲突的升级，中国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中国今日之地位重要，对俄、倭二方实有举足轻重之势”。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使得蒋对武汉战略部署由被动变为主动，他此时力主：“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无论攻守进退，皆可利于自动地位，而决不至陷于被动形势也。”受对苏冲突的影响，日军进攻武汉的步骤放缓，8月中旬之前没有发动新的攻势。鉴于此，蒋电令蒋鼎文、胡宗南：“希准备最完备之四个师，随时候车向武汉增援。”与此同时，他手谕陈诚、万耀煌：“武汉附近各部队在其阵地附近，须储积二个月以上之粮弹，必须作固守二月半以上之准备，待野战军增援时反攻敌军，以期在武汉附近内外夹击歼灭敌军也。”蒋还特意补充强调：“使各官兵皆要有此决心与各部队皆作如此计划，以免临时动摇也。”

　　蒋介石本希望借助苏日在张鼓峰的军事冲突，来牵制日军对武汉的攻势，造成中日战事的逆转。然而，苏日之间的边界冲突并未升级为全面战争。8月11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议。蒋获知日苏停战的消息后，犹抱一丝希望，认为：“此或为双方缓兵之计，当有一番之委蛇，以苏俄亦须待九月以后作战为适宜也。” 15日，蒋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会谈，获知“俄仍无决心”。此后，他将对苏联的失望转化为对自我实力的肯定，在日记中写道：“审判俄、倭在张高〔鼓〕峰冲突之结果，以军事言，似倭胜于俄，以后倭更不畏俄矣。能与倭军抗战者，唯华军也。倭亦自认不敢轻侮华军也。”张鼓峰事件后，蒋虽意识到苏联实力有限，不会对日轻易开战，但对苏日关系的恶化依然抱有期待。在他看来，苏日冲突的后果，不仅导致苏日在远东矛盾激化，而且造成德、苏在欧洲关系紧张。基于这一判断，蒋认为：“若我军现在阵地，果能固守勿失，或更能出击有效，如此捱过九月难关，则国际形势或有变化，及至十月初旬，我生力军到齐，乃可转败为胜矣。”

　　苏联虽然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真正的最出力的患难朋友”，但是在未与英、美、法等各大国取得彻底谅解和合作之前，苏联极力避免单独卷入中日战争的漩涡，始终拒绝与中国公开签订同盟条约。苏方反复向中方表明其立场：“俄无意攻倭，以待倭之来攻”，“中俄互助协定不能应中国之急，且于两国有害无利”。在缺少国际援助、不得不自力更生的情形下，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9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军固守武汉之作用，重在第三国之调停与国际之变化也。如能固守核心三月，则我南北野战军整补就绪，又可在武汉与敌持久抗战也。” 7日，蒋手谕何应钦称：“现在各处所有之钢筋与水泥应全部集中，构筑武汉之永久工事。” 9月10日，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也改变此前的大规模决战主张，重新拟定《武汉会战目的方针与策略指导》，强调武汉“固守时间愈久愈有利，方可充分获得时间之余欲，以支援第五、第九两战区积极夹击围攻武汉之敌，歼灭其于湖沼地带”，“第五、九两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要塞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

　　三、对日直接交涉

　　武汉形势危急之际，欧洲局势因捷克问题变得动荡不安。欧洲局势的危机为武汉战局的发展带来新的变数。国民政府内部对欧战是否爆发及其对中国战局的影响看法不一。孙科态度乐观，认为欧战爆发将对中国有利，“因国际阵线既已分野，先时犹豫畏日而不敢援手之国家，今亦可作公然之援助矣。转败为胜届时已至，故大战之发生必可促成我国取得最后之胜利也”。周佛海则认为：“据目前形势而论，战局占百分之四十，和局占百分之六十。至战事发生，不能一概断定于我有利。须以能否制日为前提;日是否参战，又为一问题。苟英、日妥协，日不参加，则于我大不利也。”王世杰认为，“万一欧战发生，则于吾似甚不利”，日本届时将暂缓对英、法、苏等国发动战事，首先对华“宣战”，实行战时封锁，切断中国与越南、香港等处的军火运输通道。蒋基本认同王世杰的观点，在日记中称：“人以欧战爆发为乐观，余实以此为悲。盖倭不必参加欧战，而对我可以自由侵略，毫无顾忌矣。”

　　为了避免欧战爆发初期的被动局面，蒋介石电促宋子文赴欧主动与英、法当局协商远东联防问题，强调“革命外交不能待有把握后再事进行，应先由我发动，促其成功，方得不蹈旧式被动外交之覆辙也”。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蒋之外交策略重心发生转变，由“唯俄马首是瞻”，转向策动美、英在远东制裁日本。蒋认为导致苏日远东妥协的真正关键是美国的远东政策，“如英、美态度坚定，则俄亦不至于与倭妥协，故欧战起后，美国远东政策关于中国之命运至巨”。为了策动美国在远东制裁日本，蒋于9月21日致电孔祥熙称：“发动美国对倭制裁，应不惜经费，托驻美可靠人员，竭全力作有计划之宣传”，并电令孔“先汇十万美金作为宣传之用”。

　　正当蒋介石为欧战爆发运筹帷幄的时候，欧洲局势发生逆转，英法两国为了缓和德国与捷克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地区归德国。英法为了消弭战祸不惜牺牲弱国利益的做法，令蒋深感痛心，9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英法强逼捷克割让苏台区归德，殊令人寒心，帝国主义损人利己，毫无廉耻，盖如是也。” 29日，又写道：“白人之怕战祸与求妥协，以牺牲弱小国家，盖如此者，殊令黄人自相残杀。倭寇至今犹冥顽不灵者，羞煞、痛煞矣。”此时，由英法主持的国际联盟行政院虽然通过决议，承认盟约第十六条适用于制裁日本，但又容许各会员国自行决定其行动，充分暴露了“各大国之狡侩”。在此情形下，蒋认为“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力更为重要也”。

　　此时，中日两国军队正在武汉附近武穴、田家镇一线反复拉锯。中国军队沿江据险节节抵抗，致使日军进展缓慢。据王子壮记称：“敌人以分兵北路，攻击力显然薄弱，欲有大进展极感困难，我方精锐分路迎击，均能杀敌致果，歼灭甚众。故武汉如能支持两月以疲惫敌人，彼将有不堪之苦，则最近胜利可操左券也。”日本《朝日新闻》关于武汉会战的报道称：“按照本来的估计……攻陷只是迟早的问题。蒋介石为了面子，也许会抵抗一阵子，为保存中央军也只是逐渐后退而已。然而围绕长江展开的攻势，不管是杂牌军还是中央军，虽然败了一阵又败一阵，大体上是团结一致的。尽管时而给养不足，或受大的损害，还是巧妙地利用丘陵、沼泽，依据天险要害作顽强的抵抗，而且时而作激烈的反击。由此可见，这次蒋介石的抵抗和以往呈完全不一样的拼命。”日本方面的报道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军队抵抗之顽强。

　　鉴于武汉久攻不下，战争有陷入持久的危险，日本方面在军事进攻武汉的同时，主动谋求与中方媾和。宇垣一成就任外相后，通过孔祥熙、汪精卫、唐绍仪等多种渠道，展开与中国政府要员的谋和交涉。由于日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中日和谈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蒋坚决反对中日直接媾和：“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如若直接媾和，则中国危矣。” 1938年9月下旬，蒋获知英、法欲牺牲捷克利益对德让步的消息后，对中日和谈态度一度变得“徘徊迟疑”起来。此时，日本军方代表和知鹰二奉首相近卫、陆相板垣及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的密令到港，通过与原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的关系与何应钦秘密接洽。据萧所获情报称，由于“希特勒迭电日本切劝与我方谋和，共同对苏”，所以和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鉴于英、法牺牲弱国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加之日本媾和态度比较主动积极，蒋决心不经由第三国居间保证，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预定的对日和谈条件为：“对倭来求和条件，绝对拒绝其军事协定，而以不提第三国保证为其旋回余地，以捷克近情，英、法无力保证，可作殷鉴也”，“要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

　　蒋介石对日和谈立场坚定，始终坚持恢复“原状”，即七七事变以前状态的基本立场，电告萧振瀛对日坚决表明中方立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制。”他还告诫萧：“一、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二、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三、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四、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彼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五、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为了避免留人口实，蒋提醒萧：“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以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

　　蒋介石授意萧振瀛与和知交涉的同时，又通过孔祥熙在香港与百武进行接洽。10月2日，孔祥熙电告蒋称：百武回国与日本政界高层频繁商讨对华工作，“百武因力告日本内阁声明不与蒋政权交涉之极端错误，彼等亦深悔悟”，日方拟于10月间再发声明，“其真意则以之变更前此之声明，自为退步”，希望中国方面能响应日方的“和平”宣言，“如我国或院座亦可发，彼即乘机回国，决可实行，并切望极守秘密，并从速务在武汉未危急前得有办法”。鉴于日方媾和“焦急之状”，蒋一度对和谈成功抱有希望，开始预定万一和谈成功，停战撤兵各要点：“(一)分区交代。(二)交接时期，地方治安维持方法。(三)交接时，防止误会与冲突之手段。(四)察绥问题。(五)冀东问题。(六)伪组织之处置。”

　　正当蒋介石拟与日本谋和时，日本国内再次发生政潮。9月29日，宇垣外相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与陆相板垣发生冲突，为日本少壮派军人殴打致伤，愤而辞职。王世杰对此观察称：“宇垣在日内阁内，与板垣(陆军省大臣)常有摩擦。其对华、对英态度均不一致。即就对华军事言，宇垣一派倾向于攻占武汉后即停止进攻”，“而板垣诸人则主继续进攻，至彼等所谓蒋先生之政权崩溃为止”。主张与中方接洽的宇垣外相下台，使得中日和谈陷入摇摆停顿状态。10月3日，蒋获知日本准备成立“对华中央机关”的消息后，开始怀疑日方媾和的诚意，认为日本方面既然成立占领中国的最高机构，“岂有轻易放弃侵略企图”，并顾虑停战后日本在华北部队及上海与察绥驻兵迟延不撤等问题。

　　鉴于日方“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蒋判断日方的媾和可能是其惯用伎俩，“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为了防止敌人借和谈之机“缓兵消耗我主力”，蒋主张：“应确定限期，不可拖延时日，又须警告其勿作反宣传，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 10月8日，萧振瀛委托雷嗣尚为与和知进一步和谈之事来汉请训，蒋当面明确指出：

　　一、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二、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手，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三、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四、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五、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与军间之协定。六、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

　　蒋之和平交涉是在武汉危急之际，担心中国为远东慕尼黑协定所出卖，于是利用日方主动求和之机，试探日本和谈诚意，阻滞日军对武汉的攻势。他在对日交涉过程中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之状态为前提，坚持在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停战。蒋当时判断：“武汉危险只在最近一、二星期内，如能度此期间，则新兵可以开到前方，武汉局势仍可稳住。” 10月10日，中国军队在万家岭附近地区大举反攻，日军“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还成功引起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关注。自8月张鼓峰事件以后，蒋曾两度致电斯大林，恳请订购的第二批武器于9月中旬武汉附近战事最激烈时到达接济，但苏方均未回复。待至欧洲局势紧急，苏联因担心中国放弃武汉，与日本媾和，于是令其大使主动向中方表示，将援助中国60师武器、500架飞机。蒋对此不禁慨叹：“国际实情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唯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中，区区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物更不足计矣。”

　　蒋之对日和平交涉虽然没有丧失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本立场，其本人对日抵抗的态度也较国民党内大多数领导人更为坚定，但是他对秘密和谈的暗中默许，致使抗战初期国民党高层内部求和空气弥漫，各显神通与日交涉成为当时公开的秘密。

　　四、转向运动英美

　　日本国内少壮派受德国在欧洲冒险成功的刺激，推翻了宇垣的缓和政策，主张对华继续扩大战争。1938年10月12日，日军突袭登陆广东大亚湾。因粤中精锐部队半数以上抽调至武汉作战，广东兵力不足，加之内部军政腐败，致使“敌军自登陆后，几于长驱直入，毫未遭遇抵抗”。广州竟然早于武汉在21日不战而陷，震惊中外。日军突袭广东打破了中国军队在长江两岸分路进攻的有利态势。日军在粤登陆后，蒋决定收缩防守战线，“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之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10月16日，蒋训令各战区于一星期内变更现在态势，并重新布置第五、第九战区各部队。

　　日军南下攻粤虽令中方在军事上陷入被动，但从政略和战略上看，却“与我无甚不利”，给中国战局带来了新的转机。日本方面希望通过发起广东作战，步德国在欧洲以强硬态度逼迫英法退让之后尘，借英国之手来逼迫国民政府屈服。8月中旬至9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关于结束战争的最高指导案”强调：“解决事变的钥匙掌握在英国手中。而欲触动英国，则须在广东作战前后通过政、战两略刚柔并施。”从“决不允第三国干涉远东与中国之事”到主张“解决事变的钥匙掌握在英国手中”，反映日本当局在战略上陷入自相矛盾、进退两难的窘境。

　　蒋介石虽误判日军攻粤的军事目标并非攻占广州，但对其战略意图却洞若观火，指出日军冒险攻粤意在“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蒋从日本军事冒险行动中发现新的战略机遇，电令汪精卫、孔祥熙、胡适、宋子文等人“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强调“此乃敌军之绝境已到，实为我军胜利之转机，政略、战略皆于我有利”。10月13日，蒋致电驻美大使胡适称：“敌在粤登陆，实为威胁英国，甚至向美挑战，此为美国促起英国对远东与美合作，共同干涉之唯一良机，务请竭力运用，促成英、美共同行动，解决远东问题。”同日，他又致电宋子文称：“倭寇在粤登陆，实与英国挑战，请尽量在港对英运用，使其有明确态度之表示。”蒋对英美出面解决远东问题充满期待，10月15日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粤予我以灭寇良机，切不可失。对寇必须以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倭一切问题之期，当不远矣。”日军攻粤暴露其对和平毫无诚意，打破了蒋对日谋和的幻想。10月1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 14日，蒋电告萧振瀛：“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 18日，又电萧告称：“兄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变，决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同日，蒋电告孔祥熙停止对日谋和活动，并表明武汉失守后继续抗战的决心：“吾人必须先具有不惜牺牲一切之决心，然后方有和平之望。至于武汉之得失实无关于军事之胜负，只要我有实力能继续抗战，则敌终不能不向我求和也。”

　　广州失陷后，战局中心不再局限于武汉。鉴于“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蒋决心主动放弃武汉，“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业”。蒋于10月24日晚飞离武汉，次日汉口失守，武昌、汉阳也相继失陷。随着广州、武汉两大重镇相继沦陷，重要海口均落入敌手，国际交通被封锁，国民党内部对抗战前途充满悲观论调，“调解之说，又风传一时”。据王世杰观察，“汪、孔均倾向于和平”，“然因日人表示坚持以蒋先生下野为先决条件，亦不敢公然作议和之主张”。在主和派周佛海等人看来，“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乎全部望和”。面对国民党内部悲观求和的论调，蒋非但不为所动，对日主战态度反而更趋坚定。10月25日，蒋退守至南岳衡山磨镜台后，一改此前对日之徘徊迟疑态度，坚定表示：“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求情，则败亡矣。” 30日，蒋令一直负责与日接洽的萧振瀛速回渝，停止和谈。31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重申中国抗战的一贯方针为“持久抗战”，“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发表后，不仅宣告日本通过占领广州、武汉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军事冒险政策的失败，而且明确对内宣明决不妥协、持久抗战的态度与决心。11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撼。”蒋之主战立场虽然坚定，然而要彻底撼动国民党内部普遍的主和心理并非一蹴而就。为了扭转党内的悲观失望情绪，蒋致力于从外交层面打破困局。11月4日，蒋会见英国大使卡尔，双方晤谈4小时之久。蒋向英方表示：“日本占领广州之动机有二，即同时予中国及大英帝国以打击是也。然其打击中国者为从，而打击英国者为主也”，“其最大目的实在予大英帝国之历史的威望与精神上的致命之打击”，“日本所希望者，在完全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鉴于日本公然侵犯英国在华南的利益，蒋希望英方明确告知其远东政策究竟如何，英国能否予中国以经济或其他实际的援助?最后蒋以略带威胁意味的口吻表示：“吾人必须明了英国之答案，因中国之国策，将据此以决定也。展在吾人当前之途径，固不止一种。”

　　此后，蒋介石又试图通过对日宣战问题，继续推动英、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蒋本欲借对日宣战，促进国际形势变化，将中国问题扩大为世界问题，但后虑及对日宣战可能引起“其他各国藉口中立，放弃一切制裁援助责任，实属利少害多”而搁置另议。对日宣战问题虽然不了了之，但是蒋却致电孔祥熙、王宠惠利用对日宣战问题，策动对英、美外交之运用：“宣战问题是否实施，当作别论，而对英、美则可以此作一警告，以中日宣战以后，日本在远东可依照战时公法干涉各国行动，无异驱逐英、美势力于远东之外，此实可引起日本与英、美之冲突，未始非英国所忌也。故英使到时，中央同志应皆以宣战于我有利之意示之，或可嘱中立报纸作此社论，以警戒英美也。”

　　正当中国积极争取英美支持的同时，日本也加大对华政治诱降的力度。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虽然宣称“国民政府业已成为一地方政权”，但又公开诱降：“若国民政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改组政府构成人员，举更生之实绩，前来参加新秩序之建设，我方当亦不予拒否。”面对日方的诱降声明，孔祥熙又萌生和念，拟于11月7日行政院纪念周非正式回应日方的声明。蒋获悉后急电回复：“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日本的政治诱和加剧了国民党内的分裂。为了阻止党内求和心理的蔓延，蒋于12月9日召集党政要员谈话，指示今后对日方针，明确告诫：“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为表明中方决不中途妥协的决心，蒋准备成立大本营，“带宣战性质，使敌知所戒惧”。

　　由于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公开宣称建立“东亚新秩序”，高调主张废止《九国公约》，英、美政府决定采取经济报复与援助中国财政的手段来制裁日本。美国对华借款，经美国政府之协援，由美国建设银公司出面借予中国政府2500万美金，中国将以桐油偿还之。英国方面也表示将向中国提供1000万镑信用借款。英美两国的借款虽然数额有限，但援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对于悲观情绪笼罩下的中国政府无疑是重拾信心的外力保证。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明外交方针与国策时，信心十足地宣称：“现在英美联合以包围日本的形势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就看欧洲局面如何能迅速安定下来，美俄两国如何能日趋接近，中国真正胜利的基础就在于此。”

　　五、 国共比较视野下的审视

　　广州、武汉失陷后，当国民党内多数文武官员丧失抵抗信心的时候，蒋介石坚定认为：“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志，取得最后胜利。”蒋的定力与卓见是他政治生涯中冒险成功之要素，也使他在抗战形势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坚持到底。蒋凭藉个人的坚定信心与领袖的威望成功压服国民党内求和妥协心理，王子壮作为亲历者对此深有感慨：“战争之持久，端在战意之坚决，能忍一切之痛苦，悉力以赴，百折不屈者，必能得最后之胜利。蒋先生于此似有真实之认识，深切之了解，故其气概准备，一以无前之勇气，以完成一切事业，而绝无犹豫”，“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一人，自其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

　　蒋坚持抗战到底，“以余一身而敌倭之全国”的悲壮气概，既体现了他的非凡之处，也从更深层面反映了其战略思想的局限。日军侵粤后内外情势大变，蒋主动致电国民党中常委征询对内对外之政略与军略调整大计。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提议应切实注意下级民众运动，以促起协助军队共同抗战。丁直言批评道：“党的组织工作太差，至不能担负时代之重任。我国抗战以还，民众了解此大战之意义者少，故行军所至民众所援助之处不多，尤以大战将临民众逃避，致担架运输时感掣肘，军事极为不利”，“党的民众工作未能贯彻，当此之时若不急起直追，恐更无以应来日之大难”。丁的同乡故交王子壮认为丁之所言“对于环境颇有隔阂”，“从事下级民众运动之有力，蒋先生非不知之，盖怵于最初办理此事之邓演达、顾孟余二人之作法，一旦成功难以驾驭，宁牺牲此途不愿信托任何人也”。

　　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作出开放政权的姿态，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治部第三厅，运用灵活巧妙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在武汉发起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1938年6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在《新华日报》公开发文宣明对于保卫武汉的意见：“保卫武汉不应该看成只是武汉及武汉卫戍区的防御问题”，“今后抗战的前途，不仅取决于兵力，尤须取决于民力”，呼吁立即成立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7月30日，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呼吁：“敌人的进攻是如此的紧迫，战争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而我们动员民众保卫武汉的工作却是如此的迟疑，而负责动员民众的机关却是如此拖延，这是目前严重的危险。现在应当是时候了!”为了防范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8月20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三个团体。2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抗议，被勒令停刊两日，后经周恩来严厉交涉才得以照常出版。

　　由于对民众动员警惕与防范，国民党人的持久抵抗战略只能依靠领袖个人的定力与单纯正规军的军事行动。广州、武汉失守后，蒋对抗战17个月经验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具体军事战术层面。他认为中方军队之所以在兵力数倍于日军的情况下无法获胜，是因为“我军不取攻势之误也”，“以我守一线，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以后应以我之大单位六师或九师兵力，取正面攻击战术，尤应注重侧面包围，与袭击其弱点与空隙，并在绪战时，即用优势兵力取攻势，则不难致胜也”。蒋不仅强调战术上采取攻势，基于对日军兵力不足、战斗力下降的乐观估计，主张战略上进入反攻阶段。他将整个抗日战争以武汉会战为界重新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日军入侵广州、武汉后，我方在战略上完成诱敌深入的第一期抗战任务，“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此次敌人在武汉用这样最大限度的兵力，尚且不能消灭我们，所以他要消灭我们的企图，是已经完全被我们打破了!由于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到了现在，敌人不但不能克服我们，而且反转来，我们已可以克服敌人!”

　　蒋介石对抗战进程即将进入反攻阶段的乐观估计，固然有出于鼓舞军队士气的考量，但更主要与日军进占华南后其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有关。蒋介石与国民党人忽视在战争中新生的民众力量，希望通过将中日问题扩大为世界问题，借助国际力量的干涉来解决远东问题。他先是积极争取中苏结盟，通过苏联牵制日本在远东的进攻，继而转向与日本内部缓和派直接交涉和平。日本南进广州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的外交政策重心转向运动英美。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人之过分相信与依赖国际援助与国际干涉，尤其希望日苏开战而坐收渔利的想法，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批评称：中国军队在武汉和广州的失利，“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不止一次证明，仗它打得不错，尽管日本在技术装备上占了优势”，“中国军队失利的基本原因是犹豫不决、观望等待，自己的行动受制于日本人的行动，消极防御，这也是内部政策似是而非和希望国际有利的结果”。

　　与蒋对战争进程的乐观估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抗战实践，对武汉失守后的中国抗日战争进程的估计明显要理性、深刻得多。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将来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将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他广泛研究古今中外的战争类型，指出，由于中日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不同特性，决定了中日战争是长期战争。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们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他强调：抗日战争目前存在着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了‘持久战’的外衣罢了”。毛泽东批评道：“当张高〔鼓〕峰事件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采烈，以为日苏战争若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认为：“世界的主动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他强调国际援助是中国战胜日本的重要外力因素，但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基于对中国自身国情、日本国内政局与国际局势变化的不同认知，国共两党各自形成发展了不同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国民党人通过实施武汉会战，将日军主力从华北扩散至长江流域，中国军队依托长江沿岸峰峦起伏的山地和汊港交错的河川据险固守，节节抵抗，在长江沿岸狭窄的空间内长时间成功阻滞日军的进攻。日军利用海陆空协同作战的优越条件，溯江直上，自6月12日占领安庆，至10月初攻占田家镇要塞，“敌人虽有了初步的收获，然敌人所付的时间，却整整的经过三个半月，所消耗的兵力，却近二十万”。

　　1938年12月23日，陈诚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称，日军在中国关内作战部队31个师约70万人，再加上特种兵，兵力总计约100万人。经过中国军队18个月顽强抵抗，日军伤亡人数估计约50万，我方伤亡总数约在120万人。保卫武汉之战，我方伤亡约50万人，敌人伤亡当亦在30万人左右。日军伤亡数字只是大致估计，无法精准统计，加上战争宣传的需要，可能会有所夸大。武汉会战期间再度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指出：“武汉会战是日寇妄图彻底击溃中国军队的最后尝试。为保卫武汉，中国集结了大约八十个精锐的师。这些部队竭力消耗、疲惫敌人，阻止敌人的攻势。尽管武汉失守了，但是，中国军队完成了这个任务”;“如果说在1937—1938年间，日寇作战时推进的平均速度是每昼夜十八公里(如1938年5月的徐州会战)，那么在武汉会战中，推进的速度就下降到每昼夜三至五公里，在长沙会战中速度就更慢了。战役之间的空隙也拉长了”。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成功建立晋察冀边区，证实了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行性，“这种区域的意义，由于敌人占领区域的扩大而扩大起来”，从山地扩展到广大的敌后平原地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现了卓越的战略指挥艺术，从战略高度系统总结了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断言：由于“新鲜的游击战争”的出现，敌人梦想实现的元灭宋、清灭明、英占北美与东印度的美梦，不可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而持久的游击战争定会让我们的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触一个很大的霉头”。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津浦线、平汉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多次大破击，给了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助力。

　　曾经深入华北敌后实地考察的美国海军观察员卡尔逊高度称赞八路军在敌后的抵抗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在卡尔逊看来，“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对手的军队。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像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1938年8月19日，时任英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外交官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指出：“华北游击战的作用远非毫无效果，事实上，它给日军造成的严重困扰甚至超过了南方正规军的阵地战”，“在目前战争阶段游击战争的主要作用是牵制大量日军，否则这些日军军队将用于支援前线”。英国外交官批评华北非正规武装力量开展的游击战缺乏指挥和组织，作用有限，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组织实施游击战争的才能，指出“只要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人能创造出最理想的游击战，他们拥有大胆、果决、智谋、主动性和高度机动性”。

　　武汉会战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实践，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际战争经验，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科学、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毛泽东从战略层面预见武汉失守后战争将进入“新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强调“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战略相持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相较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始终停留在“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消耗战略层面，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未能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受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蒋对持久战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感性层面。武汉会战期间，他从少年时代阅读中日甲午战史和日俄战史的相关书籍中，了解到日本之所以能够侥幸获胜，是因为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少则数月，多亦不满一年”，战争规模也非常有限。由此他推断：“此次战局已逾一年，而倭寇弱点破绽竟暴露其大部，小寇气短量窄，决不能持久也。”蒋对日本的国民性分析指出：“倭寇民族特性急而且短，其国徽为樱花，其人好剖腹自杀，此皆急性短命之表征，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他由日本“民族特性急而且短”推断对日采取持久作战的合理性：“吾人对倭作战，既知其性能与习尚，即应以坚韧延缓、持久不决之道，制其死命也。”

　　蒋介石与国民党人低估日军的实力和抵抗的耐性，且相信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中国的抗日战争可以直接由防御进入反攻阶段。在速胜思想的支配下，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对待国共合作的态度也发生明显转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虽然宣告第二次合作，但合作形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共产党并入国民党问题，久成悬案”。为了应对武汉失守后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超脱党派立场，从有利“抗战建国”的角度提出：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合作，在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的前提下，共产党和其他各党派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又保持独立性;也可以采取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的方式，“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鉴于武汉形势危急，周恩来未待六中全会结束提前返回武汉，于10月4日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的意见，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公开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蒋介石最终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此时，日寇的进攻尚未停止，然而在蒋的心目中，“共党到处发展”已经成为比“敌寇”更为危险、更为紧迫的“急患”。蒋反共立场之坚定、明确，充分暴露其“阶级政治家”的本质与局限。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国民党人相信反攻阶段已经到来，几乎出动全部兵力发动冬季攻势、枣宜会战等一系列攻势作战，致使武汉会战后整训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战斗力明显下降，1940年成为抗战八年中国民党军队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冬季攻势的重挫终于使蒋认识到：“以后作战方针，应养精蓄粹，非整训完成，不轻决战，但各战区不时以一师以下之兵力乘机出击，不断打击敌军为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日军加强对国民党各战区轮流“扫荡”，致使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处处立于被动地位”，“未能有一次之反攻，始终任敌来攻，而我军屡次出击之计划亦未能实施一次，此不惟使敌气日张，而且为我革命军在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而中国共产党军队虽然在敌后遭到日军“扫荡”的巨大威胁，但是通过开展政治、社会、经济的全方位抵抗，以根据地为后盾，通过游击战的方式与日军周旋，不仅成功存活下来，还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