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众望所归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逝世后，他承担整理和出版《资本论》 遗稿的工作，还肩负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除同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在恩格斯逝世后，由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界还一度出现热衷于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以矮化恩格斯的倾向，以便抬高马克思的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葬送马克思主义。殊不知，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岁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接近半个世纪，从合作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开始，两人的科学思想理论、钢铁般的意志和革命友谊早已融化成一个整体，难分彼此。试想，马克思是那么一个嫉恶如仇、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的人，同他合作近半个世纪的恩格斯与他的思想差异会那么大?!这里选摘中央编译局编纂的《恩格斯画传》，以期向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恩格斯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以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童年和学生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巴门市(时属普鲁士王国，今伍珀塔尔市)。这座城市位于伍珀河谷，与埃尔伯费尔德市毗连，是普鲁士纺织工业中心。巴门市所在的莱茵地区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恩格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

　　恩格斯家族是当地的纺织业世家。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思想保守的纺织厂主，对子女施行严格的宗教教育。伍珀河谷的资产阶级奉行基督教虔诚主义，千方百计禁锢人们的思想。家庭状况和社会氛围使恩格斯从小就萌生了反抗宗教压制和束缚、追求自由和真理的激情。恩格斯的母亲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外祖父思想开明，知识广博。幼年的恩格斯在母亲和外祖父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1828年，8岁的恩格斯开始在巴门市立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834年，恩格斯进入埃尔伯费尔德文科中学继续学习。这所中学是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精神的教师使恩格斯开阔了视野和胸襟。他智力出众，学习刻苦，在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就十分注意观察社会现实生活。他目睹了工厂主的残酷和虚伪，体会到劳动者的艰难和痛苦。社会生活的尖锐矛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感到周围的人，无论是当牛做马的劳动者，还是巧取豪夺的剥削者，都在黑暗的现实中变成了“非人”。他曾经在白天打着灯笼去寻找“真正的人”，也曾用自己的积蓄去接济贫苦的人。在文学习作中，恩格斯表达了自己为争取自由独立、反对压迫奴役而斗争的理想。

　　恩格斯希望在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837年，他迫于父命，辍学经商，进入父亲在巴门的办事处工作。学业的中断使恩格斯十分苦闷，但并没有动摇他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从此他开始了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求索的艰辛历程。　　

探求真理的青春岁月

　　1838年7月，恩格斯离开故乡伍珀河谷，先是在德国不来梅市学习经商(1838—1841)，接着在柏林服兵役(1841—1842)，然后赴英国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1842—1844)。这是青年恩格斯在时代风雨中勇敢探索、经受磨炼的六年。通过坚持不懈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折。不来梅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19岁的恩格斯

　　不来梅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十分活跃的繁华商埠，恩格斯在这里广泛接触和吸收各种新思想、新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各类著作，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的活动，很快就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信念。他撰写文章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蒙昧主义，揭露资本主义工厂主的剥削行径，深切关注社会底层劳动群众的悲惨命运。在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影响下，他经过内心激烈斗争实现了与宗教信仰的决裂，成为无神论者。就在这一时期，他转向青年黑格尔主义，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并努力从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汲取辩证法精华。

　　柏林时期是恩格斯思想变化的关键环节。他利用服兵役的余暇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在柏林大学这个“思想斗争的舞台”上，恩格斯一方面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并尝试用辩证法剖析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想，一方面积极参与青年黑格尔派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批判基督教正统思想的辩护士谢林，阐明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价值和革命精神。他在斗争中受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的启示，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主张通过哲学和革命行动的结合、科学与现实生活的统一，使“思想获得生命”。这一崭新思想促使他同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

　　曼彻斯特时期对恩格斯的思想升华具有决定意义。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曼彻斯特是宪章运动的中心，这里为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了解无产阶级斗争提供了充分条件。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深入工厂区和贫民窟，体察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参与他们的集会和讨论。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批判性研究，吸收其中的积极成果，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得出一系列科学结论。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有关英国状况的文章，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弊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为创立新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1844年8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返回德国，绕道巴黎看望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见。恩格斯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合著《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指出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神圣家族德文版

　　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共产主义宣传，一方面着手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初步阐述，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

　　1845年4月，恩格斯从故乡前往布鲁塞尔，与马克思并肩战斗。他们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假社会主义面目，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系统阐述，并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时，他们与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对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参加了同盟，并帮助同盟改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支持下，正义者同盟在1847年6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改组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会后他又为同盟起草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这两部文献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准备著作。恩格斯在其中阐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1847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受委托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宣言》于1848年2月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投身于1848—1849年的革命洪流

　　1848年，一场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先是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接着德国爆发三月革命，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爆发革命。

　　法国二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巴黎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任主席，恩格斯为委员。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文件体现了《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原则，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行动纲领。

　　1848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参加革命。他们在科隆积极筹办《新莱茵报》作为指导革命斗争的思想阵地，同时与民主派组织建立联系，组成联合阵线。

　　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在科隆出版

　　1848年6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出版。他们通过《新莱茵报》评析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革命的重大事件，帮助工人群众认清斗争形势，了解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声援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正像恩格斯所说，《新莱茵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在普鲁士反动当局的迫害下，《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用红色油墨出版了终刊号。

　　面对反动势力对革命力量的反扑，恩格斯在积极编辑报纸、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还直接参与领导科隆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积极参加科隆民主协会的工作，促使该协会同工人联合会和其他民主派建立密切联系，并同农民和农业工人进行合作，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民主运动。

　　1849年5月初，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恩格斯立即投入这场运动，先是返回家乡埃尔伯费尔德参加起义，后来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维利希领导的志愿部队，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多次战斗，最后随军团余部撤退到瑞士。恩格斯以亲身实践证明，“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1849年11月，恩格斯来到伦敦，和马克思一起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从理论上对1848年革命进行总结。1850年3月和6月，他们起草了两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

　　在此期间，恩格斯还撰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两部重要著作，从不同角度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彻底的革命，强调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曼彻斯特二十年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

　　在伦敦生活的一年使恩格斯认识到，唯有自己继续从事“该死的生意”，才能帮助马克思一家维持生活，使马克思能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工作。1850年11月，恩格斯重新回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恩格斯不得不过着“两重生活”：白天出入办事处和交易所，同资本家打交道;晚上和假日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身份起初是办事员、襄理。尽管收入微薄，但他总是尽一切力量帮助马克思一家渡过难关。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收入提高，他立即向马克思提供更多的援助。1864年，由于被接纳为公司股东，恩格斯的收入大大增加，从此以后，他进一步不遗余力地帮助马克思摆脱艰难窘困的境地。

　　在理论研究方面，恩格斯也同样满腔热忱地支持马克思的工作，特别是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奉献了智慧和力量。马克思经常就各种问题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并围绕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同恩格斯切磋。整整20年，这两位挚友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还。他们共同研究《资本论》的篇章结构、重要论点和叙述方法，同时也涉及哲学、历史、军事、语言、科技等各个领域的问题。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在看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的校样后致信恩格斯，深情地写道：“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在此期间，恩格斯还协助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与马克思合作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系列军事条目以及传记和地理条目。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帮助马克思获得经常性的收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恩格斯撰写、以马克思名义发表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全面阐述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和失败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结构、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星期日聚会。恩格斯十分好客，他的家经常是朋友们星期日聚会的地方。

　　在经商余暇，恩格斯独立开展广泛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他对军事学的深入研究和取得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他在语言学上的精湛造诣使他能够卓有成效地加强各国工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作出独特的贡献。他还关注并开始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恩格斯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积极支持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成立，恩格斯通过各种方式协助马克思，为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反对各种错误思潮作出了巨大贡献。

　　1869年，恩格斯摆脱了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羁绊，终于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从此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参与领导第一国际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从此他在伦敦一直居住到逝世。

　　恩格斯移居伦敦以后，在马克思的提议下，被选入国际总委员会，并先后担任多个国家的通讯书记。这时的国际工人协会，已经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恩格斯凭借卓越的理论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非凡的语言才能，成为马克思最得力的助手。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恩格斯写了大量军事评论文章，对战争进程作了精辟分析，并对战争结局作了科学预测，因此在同志和朋友中获得了“将军”的美誉。

　　1871年3月18日，巴黎爆发人民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级政权。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站在“冲天的巴黎人”一边，充分肯定巴黎公社的革命创举和伟大意义，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各种谎言，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声援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国际的各个支部发出几百封信件，号召他们发起支持公社的运动;密切关注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并向公社领导人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公社遭到镇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援助流亡到伦敦的公社社员，同时严厉驳斥反动势力对公社的诽谤。恩格斯把马克思从理论上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重要著作《法兰西内战》译成德文，后来还为该著德文单行本写了导言，在导言中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的性质。

　　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在各国遭到迫害，国际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巴枯宁主义甚嚣尘上。面对严峻的局势，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召开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两次重要会议——1871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在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巴枯宁派鼓吹的工人运动应当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并挫败了巴枯宁分子分裂国际的阴谋。大会决定把巴枯宁派开除出国际，并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的决议。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发言

　　19世纪70年代，各国工人运动进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段，国际工人协会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876年宣布解散。

　　恩格斯满怀信心地指出：“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的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与马克思共同奋斗的最后十年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指导欧美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保证马克思克服疾病困扰、继续从事《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注意提高德国工人运动的理论水平。1872—1873年，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发表《论住宅问题》，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酝酿合并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党的领导人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1875年2月两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立即写信给倍倍尔，严厉批评了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所做的无原则让步和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这封信在思想上、理论上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完全一致，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立场。

　　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素描)茹科夫

　　1876年，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严重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予以反击。恩格斯在1876—1878年撰写了《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简称《反杜林论》)，彻底批判了杜林的错误观点，驳斥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诋毁，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杜林论》在广大工人运动活动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力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部分章节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为镇压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这部法令实施后德国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一方面批判了不顾现实条件、盲目要求进攻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批判了要求党服从政府法令、走“合法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右倾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1879年9月在写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改良主义主张，重申阶级斗争对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

　　1880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的请求，帮助该党起草了纲领的理论部分，给新生的法国工人党以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

　　1873—1882年，恩格斯撰写了《自然辩证法》手稿。这部著作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仪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的一生，指出：“他的英明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为整理出版马克思遗著呕心沥血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立即投入清理马克思遗稿的工作。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协助下，恩格斯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仔细清理了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手稿、笔记、信札，以及各种文件、档案和书刊。这样做是为了妥善保存国际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整理出版马克思的遗著。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恩格斯所说的“遗著”，首先是指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手稿。

　　《资本论》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病魔过早地夺去了马克思的生命，使他未能实现《资本论》的全部写作计划。他在逝世前郑重表示，《资本论》手稿应由恩格斯保存，并希望恩格斯进行整理和研究。恩格斯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资本论》手稿篇幅庞大、头绪纷繁，不仅字迹难以辨认，而且许多章节尚未形成连贯、严整的文字表述。要把这些未完成的手稿编辑整理成完整系统而又保持作者原意和风格的著作，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始终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从事这种劳动。疾病的折磨和工作的压力没有使他犹豫和退缩，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和热情。他说：“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1884—1885年，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整理工作。属于第二卷的手稿很多，除个别比较完整的文稿外，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恩格斯倾注了大量心血，把这些手稿编辑整理成结构完整、论述缜密的著作，使《资本论》第二卷“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资本论》第2卷手稿

　　1885—1894年，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工作。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整。为了把这部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著作提供给工人阶级，恩格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进行了近十年的编辑整理工作。他说：“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直到1894年底，即在恩格斯去世前几个月，《资本论》第三卷终于出版，恩格斯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亡友的嘱托。正像列宁所说：“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资本论》第3卷手稿

　　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还发现了马克思晚年对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含马克思自己的许多批语和论述。恩格斯确信，马克思本打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没有来得及完成。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撰写了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91年，恩格斯不顾德国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反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首次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在序言中阐明了这部著作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有力地引导了工人阶级政党肃清机会主义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顾问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作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顾问，独自承担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

　　恩格斯密切关注和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帮助和指导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团结和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并及时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恩格斯在伦敦的家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向往的中心。

　　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世纪70—80年代，欧美各国纷纷建立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80年代后期，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阻止机会主义分子夺取工人运动领导权，恩格斯积极协助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889年7月14—20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成立。在恩格斯的引导下，第二国际在前期活动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

　　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撰写了许多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著作，还为再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一些著作写了序言或导言。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宣扬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方向和策略原则。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阐述了农民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区别对待各类农民的方针政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全面总结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历程，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但决不能放弃革命权，因为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

　　恩格斯晚年在一系列重要书信中批判了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恩格斯在书信中还论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必须照抄照搬的教条;指出不能把“唯物主义”当做标签，必须研究全部历史和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从中得出科学的结论。

　　1894年底《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恩格斯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战士的旺盛斗志和乐观情怀，在勤勉工作和顽强奋斗中走完了他一生的最后一段征程。病魔使他无法实现“看看新的世纪”的愿望，但他从容自若，对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的前途充满信心。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逝世。9月27日，在英国伊斯特本海岸，恩格斯的战友们将他的骨灰投入浩瀚无垠、波涛澎湃的大海。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瑰宝。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开始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著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为了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党成立后，立即组织力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反动统治者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中，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克服千难万险，传播真理之火，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中心。1938年5月，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内设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编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马列著作，推动了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已达530余种，马克思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都译成了中文，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于1953年1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共50卷，并于1986年7月开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计划出版70卷，目前这项工程正在积极推进。此外，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各种单行本和专题读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大量发行。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还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出版，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文本，对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也出现了崭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为进一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央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把编译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列为理论工程的重点项目。2009年底，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两部文集正式出版。这两部文集选文精当、译文准确、资料翔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恩格斯画传》，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