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重访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

　　摘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青年恩格斯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该文在《德法年鉴》发表后对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后来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它的写作直接服务于青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其有关私有财产的批判中折射出恩格斯仍然受人本主义方法的影响,有关价值和土地问题的理解仍然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庸俗化阐释的影响。《大纲》中价值概念背后的生产问题的发现,对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具有启发意义。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和资本对立关系的分析)走向对工厂制度和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发现了经济事实这一现代世界的决定性历史力量。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工业和动产的分析),把握了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关联,开始意识到人本主义自身的理论困境。尽管在具体理论道路上略有差异,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走向唯物史观的新的理论起点。

　　关键词：青年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本文的主题是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为基础，重新审视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恩格斯的《大纲》对于青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照意义。我们期待从恩格斯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对马克思青年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出发，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思想史叙事，并回应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本文尝试论证的观点有:第一，因为实践经历的原因，青年恩格斯较之同时期的马克思更早更系统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其初步的理论成果《大纲》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手稿》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二，与青年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也存在一个人本主义占据主导的思想发展阶段。《大纲》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中存在一种隐性的人本主义立场。第三，《大纲》的叙述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式的风格”，这表明青年恩格斯此时尚未彻底把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核。但是“价值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问题”的发现，对青年马克思构成了触动和启发。第四，《手稿》中对地产和地租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对《大纲》的超越和批判，也成为马克思彻底批判黑格尔“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现实基础。第五，尽管存在出发点和研究路径的区别，但是对机器和工业的考察在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会面时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理论兴趣点，也是他们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起点。

　　一、恩格斯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接触政治经济学可能要略早一些。一般来说，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到达巴黎之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就是《巴黎笔记》和《手稿》。1842年11月，恩格斯从故乡巴门来到英国。在英国期间，恩格斯不仅广泛参加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的实践活动，而且深入研究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英国的历史以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问题。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43年春夏，通过阅读约·瓦茨、托·卡莱尔、约·韦德、沙·傅立叶等人的著作，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和学说有了了解。从这年9月底或10月初到来年1月中旬，应莫·赫斯的邀请，恩格斯为《德法年鉴》撰写了文章，最终发表的成果就是《大纲》。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编者的说明，为了撰写《大纲》，恩格斯研读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国富论》。恩格斯利用的是约·麦克库洛赫编辑出版的该书1828年版。其中，由麦克库洛赫所作的序文构成了恩格斯写作《大纲》的重要文献资料。这篇序文论述了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前后的发展，并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进行了讨论。按照麦克库洛赫自己的划分，该文包括三个部分:其一，《国富论》发表之前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二，《国富论》的出版———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和缺点;其三，政治经济学科学自《国富论》出版以来的进展。其中第一部分由六个小节组成，分别是:(1)财富的作用;(2)古代世界及中世纪的经济状况;(3)重商主义;(4)其他重商主义作家;(5)英国最先建立政治经济学;(6)重农学派与法国经济学家。第三部分包括三个小节，分别讨论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1]

　　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该文同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以及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私有财产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1844年8月(也有观点认为是上半年)马克思写作《手稿》的过程中，又重新回过头来摘录了《大纲》的内容。在这里，马克思关注的是恩格斯对价值、地租、劳动和资本的分离等问题的叙述。[2]之所以说“回过头来”，是因为《手稿》和《巴黎笔记》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但在《手稿》写作的不同过程中，马克思的摘录内容有所变化。今天，具体的细节已无法完全复原，但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手稿》中马克思进行的工作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摘录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等人的著作(《巴黎笔记》第一、第二和第三笔记本)和开始接触恩格斯的《大纲》起，到写成第一手稿止;第二阶段是从摘录李嘉图、穆勒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及摘录恩格斯的文章《大纲》(《巴黎笔记》第四和第五笔记本)起，到完成《手稿》止。[3]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到达巴黎并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初，他主要利用的是斯密的《国富论》法译本以及萨伊的著作。随着研究的推进，马克思才开始摘录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反观恩格斯，在他到达英国之后比马克思更早接触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和范畴体系进行了概括。但是，他主要利用的文献作者麦克库洛赫，在维护李嘉图的过程中，却将价值理论和劳动定义庸俗化了。受其影响，恩格斯在价值、地租等范畴的理解上，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正如后来恩格斯自己也专门提到:“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4]

　　二、私有财产批判中的隐性人本主义逻辑

　　即便如此，就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恩格斯的研究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关注。1844年2月《德法年鉴》发表后，《大纲》在当时德国的进步人士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把它列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德国著作。阿·卢格则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认为它“对封建的德国来说是滔天洪水”。弗·黑贝尔赞赏它“揭露世界上各种交易的基础即令人难以置信的不道德”。尤·瓦尔德尔则认为写作《大纲》时的恩格斯，同一年前相对照“已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当然，对《大纲》最著名也最为贴切的评价，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给出的，他称赞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5]。后来，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撰写导言的过程中，马克思还称《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

　　在我们看来，《大纲》所表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或私有财产的批判。同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那个时代其他德国进步思想界一样，恩格斯也十分关注18世纪的社会和思想革命。“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私自利基础上的，甚至后者利用一种越来越高超的诡辩术来掩盖这种对立。因此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经济学等用语”，都应该被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为了私有而存在。”当然，自由主义也实现了肯定的进步，只不过是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使得“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成为可能。[7]

　　打个比方来说，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或私有财产的批判，构成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大纲》写作的一条红线。这同一条红线，也贯穿于马克思《巴黎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和思考之中。我们知道，《手稿》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即所谓的“异化劳动”，本身就是为说明私有财产而提出的。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概念的考察，学界已经确认: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私有财产及其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理论逻辑。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其异化或外化的结果，就是私有财产。那么，同样对私有财产展开批判的《大纲》的作者呢?这一时期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否也是运用了人本主义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方面，从这一时期恩格斯走向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动因及其自我定位来看，他是通过人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在1842年下半年之前，青年恩格斯持有的是一种革命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的立场，主要关注的是宗教批判问题。受赫斯的影响，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立场，并在到达曼彻斯特后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也正是受他们的影响，恩格斯进一步关注国民经济学问题。从宗教批判到人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这样一段探索历程，我们不仅可以在与《大纲》几乎同时写作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发现佐证，而且还可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一些恩格斯晚年的作品中找到说明。

　　另一方面，回到《大纲》的行文之中，尽管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出像“异化劳动”这样的哲学概念，但是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却处处渗透着人本主义的思想印迹。举三个例子来说:第一，恩格斯受当时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在斯密收入三要素或生产费用三要素观点的基础上，把生产过程区分为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并进一步强调“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8]。这一观点，既体现出李嘉图社会主义的色彩，也折射出费尔巴哈的影响。第二，在论及价值这种“原初的东西”和“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二者之间的颠倒关系问题时，恩格斯专门提到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并强调“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第三，在论述竞争的结果时，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对萨伊和李嘉图则着墨不多。其直接原因是“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要”[9]，以及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人。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恩格斯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私有制，但他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人本主义理论逻辑来批判国民经济学。

　　三、从价值到生产:“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在某种意义上，《大纲》文如其名，只不过是恩格斯初步研究国民经济学并尝试对其进行批判的一部引导性文章。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以不合理的私有制为前提，但他在阐述国民经济学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对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仍然遵循了斯密和麦克库洛赫的基本观点，并未形成独立的科学判断。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有关价值的分析。当然，对青年恩格斯提出这样一个质疑，似乎有点太过苛刻。且不说在半年后马克思写作的《手稿》中对价值这个问题几乎不怎么讨论、关注，即便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也还没有完整明确地论述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只是经过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研究，特别是批判了塞缪尔·贝利之后，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论述了价值概念和价值形式理论。在对商品的分析中，马克思明确商品本身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这既是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捍卫，又是对它的批判。所谓捍卫，主要是在回应庸俗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所谓批判，则是对政治经济学自身逻辑悖谬的深刻揭示。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确立及其在李嘉图之后的发展。

　　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强调“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10]。然而，在斯密的叙述中，这一表述其实只具有政治的含义，而并没有多少经济的含义。结合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有关财产权劳动理论的论述，斯密这句话或可被看作是“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另一种说法。真正涉及商品价值的确定时，斯密又会加上另外一句话，就是商品的价值“等于它使他们(占有财富并进行交换的人)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11]。这样一来，剩余价值就被洗白为具有生产力的不同要素的产物。出于对斯密“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的批判，李嘉图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而非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报酬所决定的。当李嘉图从价值的这个规定出发，探讨地租、工资、利润等经济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与其相一致时，不仅提供了一种超越商品交换、深入生产过程的探索路径，而且为在生产过程中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打开了理论的缺口。[12]

　　然而这样一条通向科学的道路，不仅在李嘉图那里没有被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而且在其庸俗化的阐释者那里甚至被堵死了。李嘉图理论庸俗化解释的代表，恰恰就是恩格斯写作《大纲》时主要参考的对象———麦克库洛赫。为了弥合李嘉图理论体系自身的背反，麦克库洛赫通过区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来证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与劳动价值论之间不存在矛盾。所谓实际价值，恩格斯也将其称之为抽象价值，实际上就是生产费用。显然，这样一种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的区分，不过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与其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因此，麦克库洛赫不过是通过玩弄术语的把戏，一方面通过为商业活动中的“让渡利润”辩护，另一方面通过强调资本、劳动和土地都具有生产力，来把剩余价值强行洗白。这样，麦克库洛赫实际上退回到斯密的理论水平。可惜的是，恩格斯在《大纲》中并未能区分斯密、麦克库洛赫与李嘉图在价值理解上的区别，甚至在价值以及地租等问题上受到了麦克库洛赫的影响，并采用了“黑格尔式的风格”加以表述。例如在谈到价值时，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13]。而在谈到地租时，恩格斯认为“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14]。

　　可以说，在《大纲》中恩格斯并未在价值这样一个关键术语范畴上形成对国民经济学的科学理解和彻底批判。不过有趣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虽并未专门对价值问题展开讨论，但在写作《手稿》的过程中，他在《巴黎笔记》有关《大纲》的摘录中曾专门概括了恩格斯有关价值问题的观点:“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价值。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英国人那里，同生产费用相对，竞争表现效用，在萨伊那里，竞争则表现生产费用。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15]尽管在《大纲》中价值的范畴还十分含混，但从生产出发来理解价值这一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启发。也正是这个原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将这篇文献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四、对地租的批判:《手稿》与《大纲》的区别

　　与恩格斯在《大纲》中系统概述国民经济学诸方面的问题不同，马克思在《手稿》中从一开始似乎并没有将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单一的研究和批判对象，而是将其作为自身研究的资料和工具。这一点在《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写作方式中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是分三栏展开写作的，这三栏的内容分别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从第22页开始，尽管在纸面上仍然保留了三栏的形式，但从内容上来看则是马克思一篇相对独立的评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因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相对独立片段的存在，以及其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基于一种理论效果史的回溯，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认为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目的就是提出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批判私有财产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市民社会。在笔者看来，这一判断显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结合马克思1843年至1844年间思想转变的微观历程，我们或可以将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判断进一步加以细化。下文尝试证明的观点是:在《手稿》第一笔记本写作过程中，马克思直接关注的问题是私有财产基础上市民社会的结构构成，即工人、资本家(工商业中等阶级)、地主三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三者的关系中，马克思特别关注土地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和土地贵族在同资本家和工人的竞争中的命运。在《手稿》的写作中，另一个令马克思感到兴奋的发现是，以地租为收入来源的土地贵族在同以工资为收入来源的工人和以利润为收入来源的资本家的竞争中，会走向分化，市民社会“最终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6]。对于地产命运的实证考察不仅证明了黑格尔国家学说中存在的神秘主义，而且在资本和劳动这一从“能动关系”“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中，包含着马克思进一步探索现代市民社会历史走向的新起点。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我们首先列出的证据是《手稿》的文本形态和写作进程。在第一笔记本中，尽管在整体上看是分三栏写作的，但在写作“[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前有一个长篇的部分，马克思集中讨论了地租问题。另外，在第二笔记本“[私有财产的关系]”和第三笔记本中“[私有财产和劳动]”这两个片段中，马克思仍然集中关注地产和工业动产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工业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形式对于地产这种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并且多次嘲讽“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肯定“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17]

　　与之相关，在地租的问题上，《手稿》与《大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确证了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竞争，已经并将继续使得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有产者和无产的工人之间的对抗。在此过程中，“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差别而变成毫无意义的，或者毋宁说，只表示货币意义的资本和利息”[18]。换言之，土地并不能与能够劳动的人相并列且具有自身的生产能力。这样，地租不过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19]。但在《大纲》中，青年恩格斯受到麦克库洛赫和斯密的影响，虽然已经指出了“资本是劳动的结果”，但是他仍然强调“财富的条件是土地、资本、劳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分裂为“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20]

　　可以想象，马克思一定不会认同这种承认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因为，马克思对土地私有财产的批判，特别是这样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剖析，实际上构成了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批判到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建构的关键环节。在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从“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苦恼的疑问”出发，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本质是一种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地产理解上所呈现出来的“自然生产力”与“市民社会财富”二者之间的含混的折衷主义。显然，《手稿》中的分析进一步澄清了这种折衷主义背后的神秘性，确认劳动是国民经济学或市民社会的唯一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完成，具有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的人，构成了那个颠倒过程的真正的主体。

　　五、机器和工业:唯物史观新问题域的开启

　　无论是在恩格斯的《大纲》中还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市民社会中三大阶级之间在私有制基础上所进行的竞争存在一个客观发生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工业的发展。其实，在德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除关注私有财产批判、强调具有类本质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动因就是在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中，内在包含着有关工业基础上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理解。无论是圣西门对企业(工业)和企业家的重视，傅里叶的“法郎吉”公社，还是欧文的“新拉纳克”和“新和谐公社”，都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19世纪40年代，以赫斯和洛伦茨·冯·施泰因的著述为代表，在德国思想界最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中包含一个核心内容:工业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和历史演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无产阶级立场的阐述，也是以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工业和机器构成了这一时期两位“哲学共产主义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大纲》中，恩格斯是在论述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所产生的四种后果之后，在文章的最后补充叙述“科学、机器和工厂制度”问题的。他认为在竞争和垄断的基础上会形成这样的后果:一是“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最后一点痕迹”[21];二是“竞争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竞争制度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22];三是竞争使得财产发生了集中，“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23];四是“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24]。之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25]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指的是机器的发明。恩格斯驳斥了国民经济学家有关“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观点，并且提到“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阐述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26]

　　恩格斯对“工厂制度”的研究，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但是就《大纲》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机器和工业的分析同他对私有制和竞争的其他后果的分析相并立，工业中的科学和机器的运用只是作为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帮凶。也就是说，恩格斯还没有结合工业自身的发展来理解私有制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恩格斯仍然持有“土地自然生产力”的观点，以及仍然以黑格尔的方式将价值理解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反观《手稿》，尽管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时候，还没有像恩格斯那样直接接触现实的“工厂制度”，在总体的理论逻辑上也仍然持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方法，但是他已经通过理论的考察，明确揭示了工业和私有财产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称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27]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工业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和人的本质的实现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8]

　　基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三大阶级相互之间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土地所有者的分化，以及地租成为资本利润的表现，从而在实证的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证伪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学说。另一方面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凸显为本质的对立，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所以在工业或工厂制度的条件下，私有财产获得了自身已完成的客观形式，并且确认异化的劳动是自身的主体本质。这样，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批判，就顺理成章地推进到对现代工业或者说劳动分工方式的考察。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同时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进入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新的理论场域了。

　　六、简短的结论

　　1844年8月28日，在法国巴黎摄政咖啡馆发生了一次改变世界的伟大会面。会面的一方是从英国曼彻斯特返回德国巴门的途中绕道而来的《大纲》作者———恩格斯，另一方是从克罗伊茨纳赫移居巴黎的《德法年鉴》杂志的编者———马克思。此时，马克思的《手稿》第三笔记本写作刚刚戛然而止。与22个月之前两位青年人第一次冷淡的会面不同，此次会面两人“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在这次会面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启了毕生的“共同的工作”[29]，这就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中走向唯物史观，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通过《大纲》和《手稿》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探索历程中都经历了唯心主义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二者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

　　就青年马克思来说，《手稿》是其思想成长和理论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在既有的《手稿》阐释中，对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关注似乎过多了。通过与《大纲》的比较，基于《手稿》中对价值问题的理论“不敏感”以及其对地产在竞争中的分化、劳动与资本这一“内在关系”的对立的发现，我们倾向于认为，所谓的异化劳动理论，不过是当时仍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和赫斯影响，在面对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时，基于人本主义立场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论的“副产品”。对于走向唯物史观的青年马克思来说，《手稿》中蕴含着三个更为重要的理论发现。其一，在工业和动产的基础上，既然劳动已经凸显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那么对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就应该到一定的劳动过程和组织方式中去进行。尽管《手稿》中并未直接论述价值理论，但这一研究视域的开启恰恰构成了价值理论的真正理论价值。其二，“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因而对其作为“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批判，就应该推进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就应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求。其三，虽然《手稿》总体上秉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理论，但在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有关人的需要的讨论中，已经包含着对人的抽象本质观念的批判，因而也就蕴含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新的历史观。

　　在青年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恩格斯的《大纲》无疑扮演着理论“催化剂”的作用。一方面，《大纲》对国民经济学历史发展、思想前提和理论争论的概述，为马克思发现、阅读国民经济学的文献提供了直接的线索。另一方面，在《手稿》的研究过程中，出于理论思考的需要，马克思还曾对《大纲》进行重新摘录。在总体上，《大纲》同《手稿》一样，秉持的仍然是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在价值概念的理解、地租本质的说明等问题上，其仍然局限于研究对象的理论观点，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对国民经济学的庸俗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言，这篇文章“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因而“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30]即便如此，《大纲》毕竟是一位23岁的青年人，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所进行的全面研究的初次总结。一方面，《大纲》在开启新的理论视域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另一方面，与《大纲》的写作直接相关，恩格斯有关工厂制度和工人状况的进一步研究，构成了他与马克思不同的走向唯物史观的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