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随着RCEP协定于本月终于尘埃落定，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变得更为紧密。而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成功当选的大背景下，日本，作为现在CPTPP的领头人和RCEP的签约国，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选择也令人关注。菅义伟内阁是否会顺应潮流，强调与亚洲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抑或是回归其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通过TPP框架寻求与太平洋东岸的协调?在新冷战论调尘嚣甚上的现在，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回顾日本在二十世纪美苏冷战中的外交选择窥见当下日本决策的些许端倪。

　　众所周知，从1949年到1972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日本和中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两国设法发展并维持了一些贸易往来[1]，但在美国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奉行遏制政策的大背景下，日本与中国，越南(北越)，乃至东南亚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的接触政策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反复。而日本对区域内亲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如对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的印度尼西亚和长期镇压本国共产主义斗争的马来西亚，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国际关系史学者们认为是日本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明证。

　　然而，随着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外交文件逐渐解密，过去将日本简单归类为美国遏制战略的追随者这一论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质疑。通过这些外交文件，我们能够看到日本许多早期对华接触政策，如打破对华贸易禁令(CHINCOM)和通过国有的输出入银行对华提供出口贷款等，都直接挑战了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构想，即建立日本-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的战略，与美国对日本作为东南亚消费品提供者的构想也有着明显的对立。笔者同样想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立不仅仅出现在相对亲华中立的鸠山一郎内阁和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同时也出现在被传统认为亲美反华的岸信介与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换言之，对战后亚洲政策独立性的追求是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并不因为日美关系的改变而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梳理1955年万隆会议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间的美国和日本外交文件，来说明日本在亲美/独立自主两种外交路线中的纠结与徘徊。上部将主要讲述1955年万隆会议至1961年中日LT贸易协定之前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外交交锋，而下部将主要叙述196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诸国政治动荡，以及日本国内外务省与通商产业省不同路线斗争对于日美外交政策的影响。

　　1955年万隆会议中的中日接触与日本的“重返亚洲”构想

　　若是我们试图寻找日本战后对亚洲外交政策的原点，一个难以被忽略的历史节点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万隆会议，也即1955年亚非国家会议。除去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大放异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本同样也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再次介入地区政治的机会。尽管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鸠山一郎政府依然派出了以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高崎达之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参与会议，并借这次机会实现了中日之间的非正式接触。　　

　　日本代表团团长为高崎达之助(左二)

　　日本参与万隆会议的外交决策是在其国内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随着19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复苏的顺利进行，在1955年鸠山一郎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已经大体回复到了战前经济的最高水平。鸠山更是自信满满地在国会宣称日本的“战后时代”已然终结。在他看来，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据此进行更加符合日本利益的外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鸠山一郎政府希望采取较为柔软的外交姿态，并提出了日本作为“东西方的窗口”来介入亚洲地缘政治的构想。

　　另一方面，1955年的中国也有着在外交上广泛寻求合作的政治基础。诚然，无论是1951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是1954年奠边府大捷中以陈赓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将致力于反对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帝国主义干预。然而，当1953年战争结束时，对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资源的需求，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极为务实的外交态度。1954年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的欧洲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与之前不同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方针。同样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也向印度尼西亚，锡兰(斯里兰卡)和柬埔寨的代表提出了经济合作的建议，并承诺中国不会寻求干预和影响他国内政。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的人选本身颇为值得玩味，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考量。团长高崎达之助之所以被鸠山一郎委派成为日本方面的首席代表，不仅仅出于其人作为实务经济官僚在产业界中有着广泛的人脉，从而能够代表日本与出席各国商谈经贸合作问题，同时也体现了在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泛亚主义传统。无论是战后执政的自民党还是日本的产业界，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有相当多的人都参与过日本在东南亚，中国，以及朝鲜半岛地区的侵略扩张，并受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影响，对日本和亚洲地区的经济整合有着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由于美国在战后出于冷战需要在德日两国都放松了对旧日本决策者的追责，这些一度被作为战犯从政商界被驱逐的前决策者们也得以再一次进入日本的决策层效力。无论是政界内的高崎达之助，在鸠山之后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大平正芳，岸内阁中的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还是产业界的冈崎嘉平太，鮎川義介等，都曾经在日本侵华时期作为经济官僚参与过日本扶持伪满和汪伪政权的行动。这些在伪满洲国和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职的人在战后由于其共同经历，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个横跨政商两界的“满洲人脉”集团。随着该团体成员在战后凭借美国的默许重新上台掌权，日本在战前对泛亚主义的构想也重新在决策层中获得影响力。换言之，日本二十世纪前半时形成的外交惯性，也在日本在1955年的外交政策之中得以延续，具体表现为通过强调“重返亚洲”重新建立日本在地域事务中的影响力。因此，高崎代表日本参与万隆会议可谓是这一战略考量在人事层面上的缩影。

　　当然，高崎并不能简单归类为旧日本政策的拥护者。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版图中，高崎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作为“对共产国家外交”的推动者——高崎同时也参与了日本对苏联的外交协调，并于1956年，1960年，1962年三度参与并推进了日方与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关于日苏渔业协定的谈判。在万隆会议上，高崎抓住机会与同样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并达成了中日贸易和民间亲善的共识。而这也成为了日本在1955年后对华接触的重要基础。在万隆之后，中日两国就亚洲非殖民化和在泛亚地区可能的经济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周恩来与高崎的会见之后，两国为加深经济联系做出了认真的努力。1957年，日本和中国签署了两项协议，允许中国出口原材料以换取工业产品和设备。尽管中日贸易在1958年后由于长崎国旗事件一度中断，但两国的贸易于1961年开始恢复，而日本更是于196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图2，Source: Tsao, James T. H. China‘s DevelopmentStrategies and Foreign Trade.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7): 156, 160,166.

　　当然，日本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并不能简单地用“亲华”来形容，而恰恰可以作为该国在亲美与独立之间徘徊的最佳注脚。早在万隆会议开幕之前，日本外交大臣重光葵就带着外务省官僚强烈反对鸠山关于出席会议的决定。虽然最后鸠山坚持派出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重光葵依旧指派了外务省的加瀬俊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副代表。而正是由于加濑与重光葵的通信，使得高崎与周恩来的会面被美方得知，进而施加压力使得原本预定在会议期间进行的周恩来与高崎的第三次秘密会谈被迫取消。换句话说，日本政府中亲美派官僚和接触派官僚的对立，对鸠山一郎内阁所秉承的对华/对苏接触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掣肘。

　　这一日本政府内部亲美派与独立外交派的矛盾也体现在政策层面，具体表现为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经济提案中对美国资本和美元的依赖。在万隆会议上，日本提出了好几项经济议题：比如建立亚洲支付联盟(Asian Payment Union)来为亚洲的经济建设引入外国资本并解决双边贸易中的支付问题，以及建立永久性的亚洲经济合作联盟来商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提案收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等代表国的反对。这是由于日本所提出的亚洲支付联盟将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在前英国殖民地印度看来，一个以英镑为基础的亚洲体系将对其更为有利。而根据李克农于1955年4月22日发给叶季壮的电报，中国代表同样对美元通过日本这一渠道打入东南亚地区深感忧虑。李克农的报告体现了中方的判断，即无论是基于英镑还是美元的支付体系，都将对亚洲国家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威胁。同时，中方由于缺乏足够的外币储备，在任何一种体系中都会陷入外交被动。同时，中国也对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扩张背后美国可能扮演的角色充满警惕。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态度。在周恩来4月30日的报告中，中方认为日本对于东南亚市场的大量倾销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其目的是建立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控制。换言之，中方对日本的认识是建立在其无论自愿与否，都无法摆脱作为美国亚洲战略执行者的认知之上的。

　　无独有偶的是，日方的外务省官僚也对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充满了焦虑：根据日本外务省中国课1959年7月23日的报告，日方外交官员认为自1955年以来中日在东南亚“自由国家”中的贸易竞争愈加激烈。在他们看来，中国对东南亚的无偿援助和廉价出口对日本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威胁，而中国与缅甸签订的大米换纺织品以及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米换橡胶贸易协定等一系列“以货易货”协定的签订，更是对日本所崇尚的以国际货币和信贷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的重大挑战。从这些五十年代的外交文档来看，中日双方内部，确实都有着基于冷战现实构建对方战略意图的声音。

　　以东南亚政策为中心的日美争端

　　那么，日本是否如同过去学界所认定的那样，是美国扶持对东南亚施加经济影响，从而遏制中国对这一地区影响力的跟班呢?传统的学界认为，日本在1957年岸信介政府上台之后就放弃了寻求中立的外交努力，而转为通过日美同盟扩大日本在西方阵营中的经济利益，并同时借助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扩展日本在当地的经济影响力。这种将日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搭顺风车”的论断，广泛出现在日美两国学者的著作之中[2]。在这种理解里，日本是美国坚定的支持者，而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是这一合作的重要基石。

　　然而这一论述随着最新外交文件的解密受到了挑战：从1955年起，日本执着于推进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而在美国决策集团看来这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相符。在日方看来，日本战后崛起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即由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化学产业，钢铁产业，造船产业)。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日本打开西方国家的市场，也需要建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产业链，从后者获取市场，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并输出技术标准将其整合到日本主导的经济循环中来。然而对美方来说，东南亚地区是与中苏斗争的前沿，是随时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中立地带。在美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对东南亚地区的支持必须将重点放在各种直接援助上，比如民众能够直接使用的粮食和消费品以及对抗共产党革命者的军事训练和装备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军需官”，而美国则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分别为东南亚亲美政权提供消费品和军事援助。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构想是有相当的分歧的。

　　而这一对立的起点也正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日方在会上所提出的亚洲支付联盟和亚洲发展公社并非没有先兆。高崎达之助本人更是于会议之前就以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身份向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倡议书，寻求美国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经济合作的支持。在这份1955年3月9日发出的外交文书中，高崎试图说服美方对日方所设想的亚洲支付联盟提供部分储备资金(根据高崎设想，该支付联盟年度需要从外部注入约2亿美元的资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日方立场则是日本在美国发往东南亚援助中的中间人地位。在这项提议中高崎向美方提出，出于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考量，美国应当在提供给东南亚的援助中将美国的原材料(如粮食，棉花等)交予日本加工，然后作为食品和纺织品输送至东南亚地区。

　　与日方积极地推销这一计划相对应，美方对这两项提议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冷淡。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政权还是肯尼迪/约翰逊政权，对于日本的计划都未给予支持。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将是对美国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遏制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美国来说，与其提供大量资金去支持短时间内无法见效的经济外交，不如将更多的资源用以扶持明确表达出亲美立场的国家，并通过直接的消费品和军事援助防止这些政权被本国的起义者推翻。对于1954年刚刚经历过日内瓦和会上对越南的外交失败，并于会后加大对南越吴廷琰政府输血的美国政府来说，日方的提议可谓是毫无吸引力可言。

　　然而，日方并未放弃其构想，但在未来几年内日本的外交努力并未改变美方的态度。1957年，秉承接触政策的鸠山一郎内阁解散，亲美的岸信介上台，并于当年访美寻求美国对于其政权的支持。在与艾森豪威尔谈判的过程中，岸信介再次提出日方关于建立亚洲支付联盟的构想，并希望美国给予明确的表态和直接的资金支持。根据1957年6月19日双方会谈的记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岸信介的提议，并指出“[虽然]我们谅解日方的立场，但美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支持都必须符合现实并且能够负担。” 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在9月25日政府内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Coordination Board)会议上直接表示任何关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共同发展基金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美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的分歧可谓一目了然。

　　双方的分歧也延伸到了之后的两国后续的政权之间。1960年美日安保协定的签订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并最终导致岸信介政府倒台。接任岸信介的是通商产业省出身的池田勇人，而正是在池田内阁时期，日本启动了旨在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所得倍增计划，”并明确提出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产业的输出。1962年，日本通过了《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并将钢铁，汽车，石油工业的对外输出作为日本的核心利益来看待。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东南亚地区的产业整合，并在与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的二战赔偿协议中获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即通过赔偿日本制设备，帮助印尼培养技术人员，以及提供无息/低息出口信贷购买日本设备实现了日本工业技术标准的输出。

　　对于美方来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固然值得赞扬，但其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构想却并不符合期待。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访日，并于箱根同日方展开了长达数日的磋商。在11月3日的磋商中，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佐藤荣作(后成为首相)和劳动大臣福永健司对美方进行了尖锐的发问，质疑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合理性。前者指责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支持除了“帮助部分地区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塑像之外”毫无意义，而后者则要求腊斯克明确解释美国将日本作为其亚洲政策“事务员”(agent)的立场。在三日的磋商之中，日方的态度可谓非常明确：美国应当抛弃其僵化的亚洲政策，并全面接受日本对于东南亚经济整合的主张。

　　与日方的质疑争锋相对，美方对自己所持的立场也是毫不退让。副国务卿富勒和弗里曼拒绝日方关于在东南亚发展重化工业配套产业的建议，而强调必须在东南亚扶持农业和轻小工业。腊斯克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若是日本想要继续作为美国对东南亚援助的中间国，就必须跟随美方立场，只将援助资金给与明确亲美反共立场的政权。与此同时，日本与缅甸，印尼等持中立立场的国家的接触将不能被列入美国直接支持的范畴。虽然这一会谈最终在公开报道中被称颂为加深美日理解的重要成果，但解密的会谈文件则将双方立场的巨大分歧暴露无遗。两国关于东南亚立场的分歧一直持续到1965年苏哈托的政变以及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解局：对于美日亚洲政策分歧的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日在1955年到1965年的外交分歧?笔者将分别论述两国内政与地区政治的因素。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里，日本面临着来自东西方阵营的共同冲击。无论是来自于中苏与东南亚国家的“以货易货“形式的贸易协定，还是欧美国家在产业中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都使得日本扩展海外市场的行动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然而，危机中也蕴含着巨大的转机：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这些斗争往往由共产主义者领导)在战后的蓬勃发展，新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原本被英法等国牢牢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出现了真空。对这些新兴国家来说，经济上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并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成为重要的诉求。而对日本而言，东南亚地区的重新洗牌成为了其追求本国产业升级和海外贸易份额的天赐良机。由此观之，日本参与万隆会议并与和东南亚各国革命者有着良好关系的中国交好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1955年开始的十年也是日本试图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十年，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后蓬勃发展的部分产业，如纺织业和有机化学产业，受到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从而在欧美市场的发展举步维艰。从1958年开始，日本的纺织品对美出口甚至不断遭到了美方关税压制和反倾销调查。在优势产业被打击的同时，日本也在寻求加入西方阵营的经济俱乐部，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关税总协定(GATT)。而在谈判中，日本被明确要求做出让步，开放自己的市场给同阵营国家并停止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日本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于1965年达到了顶峰：佐藤内阁对美国保证将提供日本纺织品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并作为加入经合组织的代价，承诺开放90%的日本市场。换言之，从1955年到1965年，日本以巨大的代价融入了西方的经济体系，而为了保持日本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在其他市场中培育本国的产业联盟从而应付来自欧美的竞争。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产业界巨头们也成为了推进中日贸易谈判和日本对东南亚投资的主力军。无论是纺织与化工界界的巨头仓敷绢织株式会社(今天的可乐丽Kuraray株式会社)还是装备制造业的日立集团，都积极支持以高崎为首的日本经济官僚提出的对华与对东南亚接触政策，甚至直接参与了谈判进程。

　　如果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外交政策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西方阵营的领头羊美国来说，在五十年代影响其亚洲政策的则主要是政治因素。无论是1953年朝鲜战争的僵持还是1954年胡志明领导下北越对法国的军事胜利，都使得美国开始认真审视中国对亚洲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进而以非常保守及怀疑的眼光审视东南亚地区，生怕从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中生出席卷整个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3]。在东南亚随时可能投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情况下，日本提出的发展东南亚产业的提案在美国决策者眼中自然显得非常不合适宜。相比之下，通过“食物换和平”法案(Public Law 480)等政策，为东南亚亲美国家直接提供粮食，消费品，以及军事援助从而保持亲美政权的稳定则更加符合美国决策者眼中的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设想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中生产能力最为发达的美国盟国，自然被寄予承担起“民主国家军需官”的任务。从艾森豪威尔政权一直到约翰逊政权，这样的认知在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市场。这一局面，直到尼克松上台决定结束越南战争并与中国缓和关系才得以部分扭转。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日本的影响。法国和西德，荷兰，意大利所建立于1957年签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协议对日本的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与日本在全球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也是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推行的产业整合政策(如共同规范农业价格，建立共同农业基金，订立产业标准等)都与高崎等人希望在东南亚推进的政策蓝图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策者感到危机感，并更加卖力推进类似议程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与展望：六十年代的日美关系：从争端到合流

　　至此，本文简单梳理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东南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并简要分析了可能导致这些分歧的因素。而如前文所述，随着1965年印尼的政变导致亲华的苏加诺政权下台，日本和美国的分歧将在东南亚地区愈加激化的冷战对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并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对华的关系。本文的下半部分将继续追溯1965年之后日美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并着重阐述日本国内政治，尤其是日本通商产业省中赞成独立自主的官员与外务省内拥护对美协调的官员之间的斗争，同时论证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外务省亲美官僚最终压倒了通商产业省的技术官僚，并迫使后者并将部分对日本外贸政策的决策权让于前者的。

　　[1]日本在1953年就与共和国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在1958年长崎事件之前，日本与我国共签订了4次民间贸易协定，而于1958年更是签订了中日铁钢协定，开展工业制造领域的试探性合作。虽然中日于1958年长崎事件后贸易关系陷入冻结，中日于1962年通过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的协商签订了LT贸易协定。日本也于签订后的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这一五年期的贸易协定于1967年被续签，并一直延续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

　　[2]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查尔默斯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沃伦科恩(Warren Cohen)，宫城大藏，神田丰隆等。

　　[3]这一观点往往被称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即强调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将会对周边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并催生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

　　下篇

　　在上半部分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东南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相比于美方坚持对华贸易封锁和对东南亚工业投资的保留态度，日本在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对东南亚初级加工工业的投资这两点上明显更为积极。虽然中日经贸关系一度由于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而陷入停滞，在1962年中日双方又重新建立了经贸关系。1962年由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崎达之助牵头，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以两人姓氏首字母命名的LT贸易协定。这份半官方性质的协定与之前中国同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一样，主要通过以货易货，货额大致相当的方式进行贸易，但同时也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货币结算贸易。由于双方的努力，中日贸易额迅速恢复，而日本更是从1964年开始成为共和国最大的外贸对象。

　　然而，中日在六十年代早期经贸关系的回暖笼罩在冷战地缘政治投射的阴影下。与五十年代后半叶亚洲各国试着搁置争议，强调合作的基调不同，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亚洲地区的冷战对峙局势全面激化。在地区事务上，美国在六十年代早期加大扶持南越政府的力度，并最终借由1964年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中南半岛，将中南半岛三国全面卷入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也陷入了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无论是1962年缅甸的政变，还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都引发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清洗和排华浪潮，从而使得五十年代后半营造出来的地区合作变得举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难保持其在东西方阵营间中立的立场，在五十年代作为地区合作基础的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在六十年代已经难以存在。

　　在这样的地区背景下，日本也在1965年之后在东南亚地区半推半就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通过ODA向亲美国家大量输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除开日方借助美国在地区的霸权扩大本国经济利益，两国之前仍然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并主要体现在对华，对越战，以及琉球群岛地位等事务上。另外，日本国内政治中，外务省官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最终胜过通产省官僚，也对日本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格局直到前通产大臣田中角荣成为首相，并在内阁中大量启用原部下才得以打破。本文将承接上部对日美外交分歧的分析，并通过东南亚地缘政治和日本国内政治两条轴线论述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外交转向背后的因素，并在最后简要分析冷战中日本政策对当下亚洲局势的启示与教训。

　　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与日本的外交转向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冷战对立再一次激化，东南亚地区诸国也陷入到各种政治动荡之中。这也对日本之前试图维持的独立外交政策形成了挑战。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吴努，在缅甸建立了军政府统治。与之前吴努政府奉行的同时接触中日苏的中立政策相反，奈温对引入外国技术和资金建设国家缺乏兴趣。在奈温政府治下，缅甸对全国工农业进行全面的国有化，不再积极回应中日两国提出的合作和贸易协定[1]，而仅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少量留学生学习技术。缅甸在1962年后近乎闭关锁国的外交姿态使得日本之前通过战争赔偿对缅甸输出产业标准和整合其进入日本产业链的目的完全落空。

　　公平地说，缅甸在1962年的政治变局对日本以产业扩张为主的东南亚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1963年，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额仍然与日美贸易额大致相当，分别占到日本当年贸易额的三分之一。然而，1964年和1965年接连发生的巨变则对日本造成了实质上的冲击，并使之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由于美国扶持的南越在对北越人民解放武装作战不利，以及南越领袖吴廷琰被手下军官刺杀引发混乱，约翰逊政权不得不于借口1964年7月的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越南并大规模增兵。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而中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也使得地区国家失去了外交上的模糊空间，从而越来越难以保持之前所保有的中立态度。

　　除了越南战争的升级，1965年9月开始的印度尼西亚政变也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苏哈托借助他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击败了发动兵变的翁东中校，并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印尼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党员。苏加诺也因此被军方架空，并于1967年卸任总统并遭到软禁。随着苏哈托集团独掌大权，印尼也放弃了之前苏加诺时期的亲中亲苏态度，转而全面倒向美国寻求庇护。　　

　　苏哈托(左二)政变

　　印尼苏哈托政权彻底倒向美国的对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印尼作为区域内的人口和影响力大国，其放弃中立政策的选择对周边国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使得在五十年代成为共识的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保持模糊中立的外交立场对东南亚国家愈加失去吸引力。在苏哈托所倡导的“新秩序”(Orde Baru)之下，印尼将激进的反共主义作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并于1967年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四国重新建立了反共色彩浓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相当讽刺的是，曾经作为反共国家合作平台的东盟，恰恰是本次RCEP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

　　然而，哪怕在苏加诺政权的末期，美日之间的外交分歧依然清晰可见。相比于美国暗中支持甚至直接鼓励苏哈托夺权的外交立场[2]，日本在1965年九三零事件前后是唯一仍然拥护苏加诺政权的西方阵营国家，甚至想要直接介入斡旋苏加诺政权与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这也导致日本一度在苏哈托于1966年掌握政权之后非常被动。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剧变导致西方阵营在1965-1966年对中苏在东南亚地区处于攻势地位，日本开始圆滑地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寻求在美国的扩张阶段能够保住自己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协调在对苏哈托政权的支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出于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警觉，英国于1965年12月提议建立英美澳新四国协调机制来商讨印尼问题，并将日本排除在外。虽然美国参与了四国会议，但同时也将日本拉入了对印尼局势的讨论之中，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债权国筹备会议最终在东京举行，日本也得以在1969年正式中占据原本在英国设想中由西德代表占据的印尼债务仲裁人地位[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彻底合流。日美两国在1964年之后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华贸易和冲绳问题之上，而前者也与日本仍然保留着通过中国建立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构想有关。根据1964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面谈记录，美方对日本选择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极度不满。腊斯克甚至露骨地(甚至带有威胁意味)表示日本应当“考虑清楚自己在越南，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的利益，并认识到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强大，是维护日本利益的唯一保护伞。”然而与美国的期望相反，日本并没有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甚至一度在1966年与欧洲为了争夺对华化肥出口订单陷入价格战(将在下文详述)。直到中日在1972年通过田中角荣访华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一直都通过LT贸易协定框架进行半官方性质的沟通，而沟通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经贸关系相关话题。

　　另外，美日在冲绳问题上的矛盾也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直接相关。美国在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后将日本尤其是尚未归还的冲绳地区作为对越南轰炸的行动基地，甚至一度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4]。美方的战略无异于将日本绑上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日本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中的外交形象非常不利。随着1967年之后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潭难以速胜，日本对美国的不满也愈加表面化，尤其是在冲绳返还的谈判中对美国态度变得更加强硬。根据1967年11月28日佐藤荣作首相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会谈纪要，后者质问日方为何和欧洲一样对支持美国态度消极，佐藤则以外交辞令委婉表示了日方国内舆论并不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快速将话题转换到了冲绳返还的问题之上，要求美方进一步明确返还的时间表。一直到1973年冲绳被重新交还日本，冲绳返还以及其作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基地的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佐藤政权，并成为横贯在日美之间难以解决的外交障碍。　　

　　冲绳那霸人民集会要求美国归还全部美军基地

　　日本国内政治角力对日方外交政策的影响

　　除开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动荡，日本国内的政治角力也对这一时期日方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本文上半部所论证，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无论日本官僚体系还是自民党内部，都有对于日本对外政策路线的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通商产业省官僚集团与外务省官僚集团的对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前者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与后者消极怀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62年中日双方关于LT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外务省与通产省都提出了各自的草案。根据外务省经济局的讨论记录显示，通产省力主通过国有的输出入银行在向中方提供长期信用贷款并直接出口工厂设备，而外务省则担忧美方的反对，从而力主搁置通产省提案[5]。虽然LT贸易协定最终以通产省提案的胜利告终，外务省仍然在1963年9月第三年度的LT贸易会谈中将通产省的提案撤回，并将之修改为不提供信贷和分期付款的苛刻条件。与外务省的阻拦相对，日本通产省在1963年和1964年通过专案方式实现了对华工厂设备出口和信贷输出。根据美国中情局于1965年12月26日提交的国家情报分析报告显示，日方通商产业省的官僚集团在三木武夫的带领下甚至想要乘胜追击，将前两年通过日本国有银行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的专案制度化，从而继续扩大对华贸易规模。

　　通商产业省坚持其对外政策的底气一部分来源于该部门官僚与本国产业界的紧密关系。这一部分是由于战后原定进行的旧财阀解体计划由于冷战需要而被美国搁置，从而使得日本在1950年之后通过康采恩[6]的形式重建了财阀体系，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紧密的政商关系。这一点首先体现通商产业省所具备的职能之上。由于通商产业省直接负责日本工业政策的制定和日本国有银行(如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对日本实业界的融资，日本产业界的发展相当依赖于其与通商产业省的关系。这一关系也反映在人事上：在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重组的产业集团内部，大量的高层职位由前通产省官僚于卸任后担任。而产业集团的企业家高层也往往在通商产业省的下属部门(比如经济企划厅，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担任顾问的职务。

　　除了1962年的LT贸易协定，日本通产省和产业界的联盟也在1963年中日经贸关系中提供了重大的影响。在1963年，在通产省官僚的主导下，中国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了五年期价值两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从化工巨头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后更名为可乐丽Kuraray株式会社) 采购维尼纶制造的设备。由于日本输出入银行属于日本国有银行，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大背景下，该融资并非提供给中方，而是直接由输出入银行以融资的名义支付给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再由中方以后续的双边贸易额向日方偿还。值得注意的是，该融资遭到了美国和台湾蒋当局的强烈反对，使得原定于1964年进行的另一笔用以从日立造船订购货轮和购买第二座维尼纶工厂的融资胎死腹中。但无论是通产省在该融资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还是日本产业界能够与通产省合作避免外交风险，都体现了这一政商联盟的深厚基础与默契。

　　除开对华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通产省和日本产业界联合起来影响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另一动机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中欧日之间的激烈对抗。如本文上半部分析过的那样，欧洲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以来就一直试图制定共同的产业政策，从而增强欧洲产品在世界中的竞争力。除了之前提过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农业基金和产业标准化的努力之外，欧洲国家还试图协调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欧日在化肥工业上的竞争。1962年，欧洲的13个化肥生产商在苏黎世举行会议，成立了Nitrex作为负责协调化肥对外出口的机构。与主要着眼于在欧洲内部整合建立共同市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同，Nitrex的成立标志着欧洲打算通过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的竞争来促进欧洲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作为肥料生产的卡特尔，Nitrex所能够提供的大量化肥出口对于正从大跃进中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中方从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进口化肥厂设备，但国内产量无法满足中国农业的巨大需求。而为了应对日本的竞争，欧洲(以法国和荷兰两国为首)不仅愿意通过Nitrex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优质肥料，更是愿意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贷款条件以吸引中国进行购买。

　　Nitrex 的成立以及中欧之间肥料贸易的蓬勃发展，使日本产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感到了危机感，这也是作为日本产业界代言人的高崎在1962年为何力推以优惠条件对华提供信用贷款用以采购化肥的缘故。在整个六十年代，欧日双方在对华出口上的争夺可谓是互有胜负。1966年，Nitrex通过内部协调，将国际市场上定价为48美元每吨的硫酸铵肥料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与中国签订了订单，而这一订单也迫使日方在对华化肥出口中降至同样的价格，从而换取中方继续从日本追加一百五十万吨硫酸铵肥料订单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欧日之间的化肥风波被美国国务院官僚视为中国经过计算获得的外交胜利：在一份1967年12月19日的美国国务院内部情报通报中，美方认为中国的成功将迫使美欧国家削减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利润，并引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增加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望。虽然美方的担忧是基于其对于冷战现实的考虑以及对华的敌视态度，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对东南亚政策上向美方靠拢，中日欧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多方协调却变得更为常态化，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认为是中国对西方外交破冰前夜的“无声的革命”。

　　然而，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以及前者在制定日本对外经贸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都在六十年代中期遭到了削弱。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外务省官僚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通过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主导日本参加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IGGI)，协调日本与美国在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上的斡旋，以及主持日本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谈判)逐渐加强了该部门在制定日本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权威。对欧美的经济谈判尤其导致了外务省和通产省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这是由于通产省官僚在这些谈判中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在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过程中，美欧的主要诉求就是日本放弃其保护主义政策，并对市场和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减少行政干预。换言之，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恰恰是在外务省主导的谈判中被欧美(尤其是一直反对日本加入OECD的英法两国)代表攻讦的软肋。在谈判过程中，英国《泰晤士报》直接以“臭名昭著的通商产业省”(“NotoriousMITI”)为题，大肆抨击日本市场的不透明和非自由，并指责通商产业省与产业界勾结滋生腐败。最终在1964年，池田内阁通过对欧洲让步完成了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并承诺在1965年之前开放百分之九十的日本市场。应当承认的是，日本的市场自由化在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流于表面，甚至仍然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汽车制造业。但由于通产省在谈判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以及国内政商丑闻的爆发，该部门在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共产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相比五十年代可谓是大幅后退。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也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欧美在六十年代中期至石油危机为止的经济扩张而将目光从亚洲移往西方。这个时期的产业巨头，尤其是以电器和汽车制造产业为主的集团，开始向日本政府强调欧美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性，呼吁政府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增强日本企业在欧美市场中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通产省和产业联盟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并通过支持并购和融资来帮助日本汽车制造业和电器制造业更好地在欧美市场竞争。这一“从太平洋转移到大西洋”的变化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产业界也再一次将目光转回亚洲，投向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和越战尘埃落定后的东南亚国家。

　　结语：从冷战到“新冷战”：窥视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那么，站在RCEP签订的当下回望过去，日本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对今天理解日本有什么作用呢?诚然，冷战作为一场东西方阵营在全球意义中的激烈对峙，各国在其中做出的外交选择也许与今天这个日趋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格格不入。然而，随着各国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鼓吹新冷战的论调尘嚣甚上，通过审视日本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经状况的变与不变，我们也许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塑造日本外交的因素有所心得。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对于重塑自身大国地位的追求，从五十年代以来都从未缺席。虽然日本在1955-1972年之间出于极为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外交态度，在许多议题，包括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东南亚关系上有所反复，但其对恢复自身大国地位以及在地区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构想始终不变。无论是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还是通过越南战争向美方施压收回冲绳，抑或是顶着美方反对发展对华的经贸关系，都体现了日本想要独立推进地区政治议题走向的愿望。这一点尽管会由于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国内长期反共亲美氛围的熏陶而显得步履蹒跚，但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在日本政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仍然具有市场。无论是近年来自民党寻求修宪的计划，还是对诸如奥运会，RCEP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热衷程度，抑或是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蠢蠢欲动，都能够体现出这一点。对于一个在二战中失去往昔大国地位，经济总量却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它将以何种方式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存在感，以及如何引导该国选择对地区更具有建设性的外交方针，将会是亚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除了对冷战中日本政府外交模式的分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产业巨头们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虽然通产省已经不复存在，而日本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比起六十年代则远远超出，政商联盟仍然在塑造日本政策方面有着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在战后重建的三菱，住友，三井等财阀(或者按照今天的称呼，集团)依旧掌握着大量的子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而回顾冷战中的发展，除了这些产业巨头对来自欧美同业的竞争以及对市场的渴望，其对地区稳定程度的追求也值得注意。如前文所述，六十年代日本转向欧美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和政权更迭，具体体现为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以及政治清洗，缅甸奈温政变上台后政治全面保守化以及与缅甸人民军的长期内战，和席卷整个中南半岛三国的越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柬战争。因此，保持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防止域外国家通过干涉本地区事务从而挑起战争，是整个六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动荡能够给今天的亚太的重要教训。

　　[1]中方对缅甸的态度在六十年代一直有所反复。虽然奈温曾多次访问中国并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对缅甸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在缅华侨的排斥都使得中国难以全面认可奈温政权。

　　[2]美国在印尼苏哈托夺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依旧在研究冷战的学者中富有争议。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资料馆所藏的于1966年8月10日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早在苏哈托发动对印尼左派人士的血腥屠杀之前就向苏哈托阵营提供了一份印尼共产党要人名单，并在1965年12月2日就提供给苏哈托阵营(Kap-Gestapu)五千万印尼盾的汇款。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于该事件的文件至今依然封存，学界难以完全证实美国国家机器在该事件中的介入程度。

　　[3]对于该时期日英美欧的外交交锋，可参见戴超武所著的《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与影响》

　　[4]对于美国是否有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安排，在冷战时期往往众说纷纭。然而这一争论在2009年画上了句号。根据2009年鸠山由纪夫政府调查的结果，在冷战时期日美之间确实存在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和冲绳地区的秘密协定。2014年，安倍内阁也正式承认了这一调查结果。

　　[5]根据通产省方案，中方向日方采购的钢铁，农机，和化肥，将可以获得18个月的信用贷款，并且不需要支付保证金。而外务省则认为这种方案相比于日本提供给东南亚国家的条件(6个月偿还，需要支付保证金)显得过于宽松，且意味着这是以中方政府信用为担保，有外交上承认的意义。

　　[6]康采恩主要指的是通过由母公司(在日本的情况为银行)对子企业(日本称为伞下企业)进行持股，从而达到实际支配的垄断形态。日本现存的几大产业集团，如三菱集团，住友集团等，都是以三菱UFJ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为中心，按照这种方式于战后重新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