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

　　编者按：

　　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先后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郭建波同志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运用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围绕工作组的斗争为主线，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双方斗争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央指导地位的变换，分析了毛泽东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与偶然，以及他们之间分歧和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读后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斗争形成一个全面、系统、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分辨是非，弄清事实真相，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斗争。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就是要拨开文革的云雾，透视真实的历史，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时期的斗争昭示于天下，从对文革的思考中透射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

　　郭建波

　　目录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2、“五一六通知”。

　　(1)为撤销《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

　　(2)毛泽东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调。

　　(3)评析“五一六通知”。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4、文革从导火线到全面发动的历程简析。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1、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1)政治挂帅的提出及其基本涵义。

　　(2)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3)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

　　(4)在政治挂帅上的两条不同路线。

　　(5)政治挂帅的意义。

　　2、评析“五七指示”。

　　(1)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

　　(2)“五七指示”的内容及其剖析。

　　(3)、“五七指示”的意义。

　　3、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及其影响分析。

　　(1)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

　　(2)两条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4、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1、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1)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

　　(2)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3)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评析。

　　3、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问题的原因分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传播的范围及其销毁和下发的经过。

　　(2)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见的原因分析。

　　4、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的地位。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

　　2、军队内部的人事调整及其在党内地位的变动，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进行所采取的组织保证。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4、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部队部署情况。

　　(1)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2)首都工作组谋划北京警卫方案。

　　(3)首都警卫方案快速进入实施阶段。

　　(4)首都工作组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5)解散首都工作组。

　　5、首都工作组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1、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

　　(1)山雨欲来风满楼。

　　(2)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

　　(3)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

　　(4)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

　　(5)两种根本对立的文革路线初见端倪。

　　2、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运动。

　　(1)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3)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

　　(4)文革向何处去?

　　3、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1)毛泽东回到北京。

　　(2)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3)校园里的文化革命。

　　(4)撤销工作组。

　　(5)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1)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

　　(2)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回顾。

　　(3)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原因。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性质。

　　(5)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1、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1)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全会。

　　(2)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2、到斗争的一线去。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

　　(1)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2)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酝酿及产生过程。

　　(3)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4、转折后的中央全会。

　　(1)毛泽东和林彪的表态。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3)张云逸、谢富治的揭发。

　　(4)会议出现的另一种现象。

　　(5)一个警醒的预言。

　　5、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2)“十六条”的内容及其要点分析。

　　(3)评析“十六条”。

　　6、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1)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

　　(2)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3)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7、八届十一中全会评析。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实施方案。

　　2、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组织保证。

　　4、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在围绕《二月提纲》的制定、下发和撤销上展开，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以及吴冷西任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斗争中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绊脚石”。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与其他方面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彭、罗、陆、杨的问题显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下发全党的。那么，这次会议又是如何召开的呢?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实，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突然的。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因而我们研究这次会议就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起。

　　(1)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脉相承的，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党内程序上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以后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是符合组织程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由于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以后，地方领导人却对此毫无反应。[1]这表明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不仅仅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存在不同意见，而且地方高级领导层也是麻木不仁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有利于解决核心领导层的分歧;同时对于地方高级干部也是一个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他们来贯彻执行。因而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就是要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能够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先看一九六六年三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的问题。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党的历史、学术批判、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批评《人民日报》、农业机械化问题，主要讲的是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2]

　　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在谈了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后，他感慨地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3]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周恩来听后，经过两天考虑，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四月二日，彭真看到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后，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检讨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4]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5]

　　这封由邓小平执笔，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联署的信件，和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说：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6]

　　从中我们看到，三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毛泽东三月下旬和康生进行了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康生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率先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指示。而后，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会议，表示要批判《二月提纲》，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共中央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这表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周恩来、邓小平以及中央书记处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不仅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率先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指示的领导人，而且还主动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对中央一线常委接受毛泽东的指示以及文化革命的进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看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后，进行了多次修改。

　　他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7]期间，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在毛泽东指导下，对“通知稿”的文字和若干表述进行了修改。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多次修改后，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准。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要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处理彭真的问题。这个时候彭真对自己的问题似乎有所觉察。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乘飞机到杭州去参加会议时，对叶剑英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8]看来彭真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在四月十六日到达杭州后，请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转告，要求同毛泽东见面，只谈二十分钟。但无回音。[9]这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他、康生、杨成武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觉得事关重大，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应约与他进行谈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

　　这次毛泽东之所以没有答应彭真那怕只有二十分钟的谈话，不是没有原因的。这还要从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彭真的作为说起。彭真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他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仅将毛泽东的谈话看作耳旁风，还制定了约束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不仅如此，还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就将《二月提纲》下发全党。而后以《二月提纲》为“紧箍咒”，明确指出在批判中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影射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是“学阀”，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扣压政治批判的文章，对正在进行的批判“刹车”。在毛泽东已经就批判吴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彭真又进一步反攻倒算，责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1]正是因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后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使毛泽东认为彭真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解决彭真的问题也就势在必行了。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拒绝彭真提出的谈话请求的。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四月二十日出访回国后参加会议)、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12]

　　会上印发了揭发彭真、陆定一的七个材料。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出席会议的中央和中央局的部分负责人，分成三组同彭真谈话，解决彭真的问题。二十三日上午，叶剑英等同彭真谈话，下午李井泉等同彭真谈话。二十四日下午，彭真到林彪处，林彪同彭真谈了三个小时，主要是批评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而后彭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13]

　　“通知稿”经过反复修改后，与对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少量调整后形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一起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14]

　　从中我们看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解决彭真问题，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前，毛泽东不仅没有答应与彭真见面，还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因为彭真在毛泽东反复告诫的情况下，仍然背离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这样从进行文革的大局出发，变动彭真职务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是在周恩来参加下，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以后，由陈伯达负责起草的。这说明在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问题上在中央一线常委及其相关成员之间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讲话中从纵横两个方面谈到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会在文化界出现，还会在党和军队里面出现，特别是党和军队内部出现修正主义会更为严重。从纵的方面来说，修正主义不仅在中央、中央部门，还会在大区、省、市、自治区出现，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地方出现修正主义危害大得多。[15]这样就不仅从广度还从深度上对修正主义出现的范围作了一个说明。

　　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主要观点写进了正在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中。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向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吹风”，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能够接受文化革命的观点，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主动、积极地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在用民主的方法来做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这样我们看到，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决不是盲目的、突然的，而是此前三月、四月特别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不论是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都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说明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已经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好了准备。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进行文化革命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好准备以后，于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情况指定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一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

　　这样我们看到，经过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举行，在党内核心领导层打通思想以后，五月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主题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对《二月提纲》性质的判断、解决彭真的问题以及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是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从中可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以后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因而我们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继续，这三次会议就解决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在会议的范围上有所不同，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层面扩大到了整个中央政治局层面而已。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介绍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

　　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与会人员不清楚近期开展的文化革命情况，为了使大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打通思想，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取得共识，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以便于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推向前进，因而会议决定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传达毛泽东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以及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来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情况。

　　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从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共开了五次，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17]那么，在座谈会上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是如何介绍情况的呢?

　　①      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康生于五月五日下午和五月六日上午在座谈会上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他传达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的经过，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下面是康生讲话中若干段落的记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彭真在文化战线上用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长期对抗毛主席的马列主义路线，涉及到毛主席的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艺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向党和人民进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钻进党内来，……不仅是吴晗《海瑞罢官》这样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样根本性的大问题。林彪同志说这个文件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在文化战线、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在十中全会以后，有两个鲜明的对照，一个是上海，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市委，从1962年起就抓文化、戏剧、电影、曲艺的革命，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另一个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对抗。据张春桥说，1963年春中宣部开的一个会，实际上就是对抗主席思想的。正因为北京市委采取这样的态度，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给彭真、刘仁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在1965年9月文化厅局长会上四次讲到第一位负责的是主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执行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为什么后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上海市委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从上海向北京打了电话，才同意转载。

　　11月10日到12月20日，是斗争的第一阶段，彭真是硬顶硬反。从12月20日以后，特别是22日、23日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彭真积极领导、抓，把运动纳入他的正轨，即“通知”上所说，“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因为这时主席说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

　　整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谈话中，关锋等人主张把“罢官”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彭德怀问题整理上去，田家英、胡绳反对，所以记录就有两个整理法。……彭真发给中央同志的是没有提“罢官”的那份。

　　12月23日，彭真同毛主席单独谈。回来后说法就变了。彭真说毛主席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现在要放。他摸到这个底态度就变了，变为积极的抓了，整左派。

　　彭真要许立群搞汇报提纲，大家以为是他个人要汇报，没想到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更没想到要作为党的文件发到全国。

　　2月6日，彭真把汇报提纲先发给毛主席。2月7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一道去毛主席处。汇报时，王任重也参加了。2月7日到2月10日，共谈了四天。谈了毛选，谈到卡斯特罗反华、印尼问题，主要是彭真汇报文化问题。……会上毛主席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当时毛主席有困难，以为汇报提纲是常委通过的，他不好多说话。提纲下发后，张春桥等觉得好像是纠偏的，又讲学阀，又讲要整风，整左派，没有传达。

　　因为许立群3月11日给杨永直的电话，又挑起了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到了快要爆发的时候了。……3月28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3月28日，我到上海，毛主席对我说，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组。在上海，毛主席同我谈了三次话，主要谈的是彭真的错误。第一次谈话，赵毅敏参加。第二次毛主席与我单独谈。谈话要点：一、中宣部、北京市包庇坏人，“提纲”是错误的，不分是非的，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只是说了对关锋、戚本禹的批评三年以后再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3月31日，康生返京。当时即把此纪要给周总理、彭真，又向周总理、彭真汇报了四个钟头。

　　4月2日，康生打电话到西安，叫小平速回。4月4日，小平回京。4月6日，周恩来也回来(到邯郸去的)。决定4月9日书记处开会，关起门来统一思想。4月9日、11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要求首先发言，讲他从来不反主席，没有包庇吴晗，只包庇了邓拓，错误就是主张“放”。第二天(按：似应为第三天)，康生发言批判彭真，从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说北京市连针都插不进。第三天(按：似应为第四天)，陈伯达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问题。

　　4月22日，在主席处开会。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谈了两次话。

　　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是惊心动魄的一段。

　　中央“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题。

　　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毛主席告诉我们，对这场斗争，一方面要认识到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可不要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18]

　　从前文的研究及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康生忠实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说明了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真实情况。他在讲话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勾画了从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党内高级领导层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以及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处理彭真、陆定一问题的必要性。

　　康生在讲话中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柯庆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以及陆定一任部长的中宣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在“大写十三年”的争论和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具体表现了出来。

　　虽然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第一负责的是毛泽东，但是却违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和指示。康生详细讲述了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以后彭真采取的抵制态度，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田家英和胡绳在整理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一日谈话时删除了要害是“罢官”的内容。彭真在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却仍然批准下发了这个删除要害是“罢官”内容的文件。康生又进一步介绍了彭真是如何组织人起草《二月提纲》并下发全党的，这个文件下发后对文化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如何讨论并最后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以及起草和修改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的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修改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的话是毛泽东亲笔所加。[19]

　　这样就使与会者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中央领导层在文化革命上的斗争有了一个宏观印象，理清了这个时期进行文化革命的基本脉络，不仅弄清了“通知稿”形成的背景，同时进一步认识到“通过稿”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康生在讲话中提醒大家这个文件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他还转述毛泽东的话，要大家保持警惕，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不要以为会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成一致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在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进北京的问题上，周恩来听说后要求彭真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三月二十八日康生去上海与毛泽东谈话前，与周恩来谈了整整一夜。毛泽东与康生进行了关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谈话后，康生三月三十一回京又向周恩来、彭真迅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经过两天思考，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信，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而后周恩来又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家关起门来统一思想，批评彭真后，决定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批判、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报经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批准。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党内核心领导层中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②      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十中全会以后”里说：1963年4月，中宣部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一大批人反对“写十三年”，攻柯老，即反对十中全会指示。陆定一主持会议，周扬、林默涵的讲话印了简报，不批驳。大会最后一天，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发言，提出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写十三年”的口号。为此，上海有人起而反驳。周扬总结，说只是“起一点小风波”。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指示，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伟大的动员作用。大好的形势吓坏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了1965年初，彭真同志刹四清的车。文化大革命他也要刹车，而且刹下来了。彭真同志等人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不是从批判吴晗开始的。

　　在第二部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情况”里说：1962年江青在戏院看了《海瑞罢官》，以后就提出了批评。北京市委是知道的。1965年春，林默涵到上海，我问过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批评这处戏很难。宣传海瑞之多之广，仅上海，作品目录有七页之多，一切宣传工具都用上了，因此非批评不可。批评哪一个?应从阶级斗争的全局考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觉得姚文发表，吴晗答辩，再写几篇文章，争论一阵，就可以转到其他问题去了。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当时对批判吴晗的意义是理解得太肤浅了。

　　在第三部分“姚文发表以后”里说：姚文发表前三天，先请周谷诚、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个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这时我们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应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来稿来信达到一万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问背景;二、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2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得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这样布置?我们实在气愤极了。1965年11月25日或26日，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后从警卫人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19天以后)，北京各报才开始转载。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里说：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他硬要把批判拉向右转。说姚文也要一分为二。说上海各报转载北京各报关于姚文的编者按，不该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放在第一篇，妨碍放。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里说：今年2月12日，彭真同志到了上海。“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已经出来了，他以为他的主张合法了，得势了。一到上海，就跟市委的同志讲，这个提纲常委讨论过，主席同意了，你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第六部分“许立群同志的电话”里说：所谓“学阀”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指姚文元，也不限于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主席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问题是“罢官”。许立群的这个电话，是彭真这个党阀的本质的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给曹狄秋同志打电话，……4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认为这个电话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说过的话统统赖掉了。我们觉悟到，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20]

　　从张春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实际状况出发，回顾了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上海文化革命的斗争历程。他以确凿的事实在讲话中从六个部分进行了阐述，上海市委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力进行文化革命却遭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围攻和打击。这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的问题上，还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讲述了上海市委在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下，执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后，却在中宣部工作会议上遭到了围攻和批判的情况。而后又详细回顾了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后遭到彭真的封锁和抵制，一时进不了北京，以及此后双方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要求上海按《二月提纲》的要求进行批判，还进一步反攻倒算，利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向中宣部请问的机会，指责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经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的批准，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批评、诘责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当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时，彭真虽然打了电话，却没有悔过的表示，就连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不是道歉，而是把他说过的话赖掉了。这表明直到这个时候彭真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春桥在发言中鲜明揭示了上海市委执行党中央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却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指责和批评，以及双方在如何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表明批判彭真、陆定一并变动他们的职务成为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③      陈伯达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在五月七日上午的会上，由陈伯达介绍情况。他着重揭发彭真历史上的问题。[21]

　　我们注意到，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的发言不同，他是从历史上来揭发彭真问题的。这样就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与历史上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以此来说明彭真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原因，进一步说明彭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从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康生是从中央进行文化革命的全局出发，全景式的展现了文化革命的斗争状况。张春桥是从上海进行文化革命的角度出发，展现了上海与北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斗争状况。陈伯达则是从彭真的历史出发来进行讲述的。他们运用丰富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问题进行了剖析，使人们对彭真、陆定一的问题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就为对彭真和陆定一进行批判、变动他们的职务作好了准备。

　　(3)会议讨论与批判发言。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以后，与会人员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个系统认识，于是转入批判发言、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阶段。

　　五月七日下午，萧华发言批判彭真。发言共分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第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萧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插话批判彭真。

　　五月八日、九日，阅读文件。五月十日至十四日，开小组会。与会者在小组会上纷纷揭发批判彭真和罗瑞卿，有的人还作了自我批评。[22]

　　在阅读文件和小组讨论以后，人们对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斗争逐渐明朗起来，认识到斗争的来龙去脉，这就为“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创造了条件。

　　(4)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在座谈会上对文化革命问题以及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而后又经过了分组讨论和批判发言。在此基础上，五月十六日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了这个“通知稿”。同时，还宣布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23]

　　五月十六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本来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曾从文字语法的角度对《通知》稿提了几处修改意见，由于这个“通知稿”是经过毛泽东和文件起草小组反复修改后，又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定稿的，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康生担心这个时候的修改会有悖于文件的宗旨，从而会产生歧义，因而没有接受修改意见。

　　刘少奇作为会议主持人，显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个文件毕竟是在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因而他也不便于运用职权来否定陈伯达、康生的主张，只好带有牢骚般地批评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因为《通知》中对彭真作了点名批判，刘少奇特意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说：“没有意见。”[24]关于刘少奇对彭真的态度问题，李雪峰后来回忆道：“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25]

　　从李雪峰的回忆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但似乎又是无可奈何的。由于这个“通知稿”是批判彭真的，因而刘少奇征求彭真对于这个文件的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看来，当时彭真确实说过同意的话。因而这个“通知稿”通过的时候，他还是举了手的。直到文革以后彭真也没有讳言他当时对于文件的态度。他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26]彭真的这个说法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关于这个“通知稿”在会议上的表决情况，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曾经回忆道：“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27]

　　由此看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首先介绍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而后“通知稿”由会议一致通过并下发全党。这个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又简称“五一六通知”。由于下文我们还要详细研究这个通知，因而此处从略。

　　“五一六通知”虽然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但是与会人员是不是对这个通知有了深刻的认识了呢?

　　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康生在座谈会上转述毛泽东话时说的那样，不要以为中央通过了文件，就会完全一致。这从后来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28]

　　这里不仅使人感到疑问，既然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五一六通知”就通过了呢?

　　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是说这些人虽然从组织上举手通过了这个文件，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他的观点。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疑问也就涣然冰释了。

　　这表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在会议上举了手，从组织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过关，没有真正搞清楚进行文化革命的意义。这在事后他们在工作组事件的问题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正是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才反映出当时参加会议的不少领导人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主张的。

　　(5)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讲话。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又发表了什么样的讲话呢?他们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反映出他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态度和价值取向问题。

　　①      耐人寻味的常委讲话。

　　首先我们看五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四位中央常委发表的讲话。

　　五月十七日下午，几个常委在会上讲话，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自己的认识不够，还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刘少奇说，他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周恩来也在讲话中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林彪也说：常委同志都检查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的书记或候补书记)。[29]

　　这四位领导同志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他们在自我批评中报了自己的出身，邓小平则是对中央书记处彭、罗、陆、杨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共产党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况且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家庭出身要讲，地富反坏右和被改造后的资本家也要批，但是这并非文革的重点，他们却纷纷说起了自己的出身，或者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虽然这样做体现了他们真诚、悔过的一面，令人赞赏，但是这里关键是对文革的立场和态度问题。那么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如何呢?我们看几位常委随后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②      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来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没有写成现成的稿子，而是搜集了一些材料，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会议上口头讲的。他的讲话是在会后整理成文下发全党的。

　　林彪在讲话开始时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

　　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一个是关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

　　1)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党内出现彭、罗、陆、杨的问题出发，论述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必要性。

　　林彪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会丧失一切。他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主要指的是领导机关。他还进一步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为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林彪用详实的史料说明了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他不仅列举了一九六○年以来亚非拉发生的政变，还介绍了中国从西周到蒋介石上台 之间所发生的政变，又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颠覆活动，由此又具体转到党内出现的彭、罗、陆、杨问题上。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因而要紧紧抓住这两杆子，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阳奉阴违，搞鬼，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他告诫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既要看到形势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现在形势好，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如果我们不注意，他们就有可能得逞，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林彪在讲话中从陆定一和彭真的历史问题讲起，指出党内不少人挂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将他们揭露出来，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斗争在我国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以后，虽然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仍然存在，他们还在企图复辟，虽然他们人数少，但是政治能量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在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也存在腐化问题。同时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包围和颠覆活动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林彪运用毛泽东阐述的矛盾论进一步指出：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全国变了颜色。因而就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否则的话，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人头落地，政权就要改变颜色。

　　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敌我矛盾斗争的严峻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要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将他们开除出党。[30]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这部分讲话中，主要讲了一个如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党内出现的彭、罗、陆、杨问题，分析了我国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不过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而已。他在讲话中不仅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说明，而且还用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素材作出进一步论述，支持近期以来毛泽东为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所采取的措施，提醒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用了比较激烈的语言，说明了双方斗争的严酷性，以及这种斗争的胜负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种斗争往往是流血的，暴力的，你死我活的，因而全党同志务必要保持清醒头脑，而不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系列原因中，国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国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国内，党内的原因是主要的，党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党内，上层是主要的，下层是次要的。因而要特别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

　　从中我们看到，林彪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是从毛泽东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中演绎出来的，林彪不过是把毛泽东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用他自己的语言风格讲出来而已。林彪在讲话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外因辩证关系进行的分析，以及为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和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从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和文稿中我们不难看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着对抗和非对抗性两种性质。一般来说，这种斗争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31]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强调的是对抗性的一面，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也主要强调的是对抗性的一面。但是毛泽东主张阶级矛盾中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没有在这方面作出说明。这就是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以后会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出来，从而对他们在文革路线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2)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林彪讲话中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问题。他在讲话中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说明毛泽东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伟大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指南。我们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武器，促进人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林彪批评了陆定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实用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论断，说明了毛泽东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威力。

　　林彪在讲话中还从天才的角度论述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中的地位。他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行了比较，说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复杂、激烈、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圣西门、黑格尔，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列宁也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在讲话中批判了庸俗唯物论、机械唯物论，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能动作用。他说，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思想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激发人们的热情，坚定不移地前进。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他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存在非常广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着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不断在人的头脑中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我们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中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32]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这部分讲话中颂扬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运用恩格斯、列宁的话为例，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不仅如此，他还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说毛泽东无论活到那一天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是与此前他提倡的“顶峰论”一脉相承的。如果从工农群众朴素的感情上来说，当然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从辩证唯物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上来说则是不恰当的。

　　林彪在讲话中高度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在建党建军建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发展中的伟大贡献，指出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国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领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屡屡遭到阻碍的时候，林彪发表这样的讲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执行文革路线，开展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分明看到，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是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观点不相同的。比如在天才问题上，虽然林彪引用了恩格斯、列宁的话，但是他用天才而不是正确的革命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于革命实践，来说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成，无疑是有局限性的。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就讲过，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谁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谁。他还批评了有人在会议发言时说的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犯错误的言论，主张对他是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还进一步指出，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33]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关于毛泽东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言论绝对化的说法，是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抵触的。因而毛泽东是不会赞成林彪的这些说法的。

　　总的来说，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这部分讲话，一方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在讲话中使用了一些绝对化的语言，又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观点和主张出现了不合。在当时的政治情景下，这还只是认识上的分歧。但是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他们的分歧逐步激化，这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乃至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是后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讲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和关于个人崇拜两个问题。在文革发动之际，林彪以革命家的视野，运用毛泽东文革的观点，从当时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将文化革命进行下去，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提醒全党同志要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同时，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党内高层有些人总是在敷衍塞责乃至抵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因而这个时候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重申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后来也曾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34]从这里来说，林彪的这篇讲话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应运而生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防止反革命政变部分关于阶级矛盾的两重性上，还是在个人崇拜部分关于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上，毛泽东和林彪还是存在明显分歧的。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处于隐性状态，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却日益激化，最终对文革的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这篇讲话在文革发动之际，特别是高层有些领导人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抱着消极乃至抵制态度的时候出现，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正是因为这样，这篇讲话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中才这样表述：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权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35]

　　③ 周恩来发表讲话。

　　周恩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36]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和林彪一样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当然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语气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提醒与会领导干部从思想上要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他在讲话中还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37]在文革发动的背景下，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处理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保持革命晚节，积极参加到继续革命的斗争中去，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④      朱德遭到批斗。

　　我们没有发现朱德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因为会议期间朱德处境艰难，遭到批斗。

　　《朱德年谱》中记载：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朱德在会上受到林彪等人的攻击，把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38]

　　还有资料显示，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主持下，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毅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泽东。[39]

　　从中看到，朱德似乎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遭到批斗的。难道这就是朱德遭到批斗的原因吗?林彪顶峰论的说法，毛泽东自己也不同意啊!再说，井冈山期间的朱、毛争论已成定论。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⑤      邓小平发表讲话。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八届十中全会制定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议后，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贯彻这个决议，而是表现出消极乃至于抵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议成立一个小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上海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邓小平还向彭真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在他与吴晗打桥牌的时候仍然要吴晗“乐观”，还表示要为吴晗“往前顶”，至于邓小平是否参与了北京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决策目前还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二月提纲》的时候，邓小平不仅同意而且后来还是由他签批转发全党的。[40]当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后，在周恩来帮助下，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才提出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41]

　　彭、罗、陆、杨的问题出现后，邓小平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自己也坐不住了。这是因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候补书记都出了问题，况且彭真还是常务书记，毛泽东又批评过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作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着重检讨书记处的工作，承担了责任。他说：

　　“我们书记处好多书记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没有察觉，失察的责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评书记处是独立王国，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书记处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没有挡住。”“所以，老实说，严格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书记。应该从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

　　除此，他还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表示要加强学习，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他说：“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42]

　　邓小平在检讨式的讲话中，承认自己对文革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要对中央书记处成员出现的问题负责任，认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这些话倒是反映了他对待文化革命的真实态度，也表明了他内疚自责的心态。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主抓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却在八届十中全会确定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对文化革命表现出淡漠的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究竟为什么在文化革命问题上采取怠工乃至抵制的态度呢?虽然他在检讨式的讲话中说的是实话，也表态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但是究竟能不能吸取以前的教训，跟上文革的步伐，则还有待于他以后的实践来证明。因为判定一个人不仅仅是要看他的声明，更重要的是他的实际行动。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工作组问题上他又犯了错误。

　　⑥      刘少奇发表讲话。

　　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对会议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根据毛泽东最近一系列指示开展文化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他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同周恩来一样，刘少奇也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检查回顾了自己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七年指导全国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关于山西互助组织的批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六二年对经济困难的估计和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问题上的错误。[43]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对陈云一九六二年提出分田到户提出了批评。他还说到：主席从揭露严慰冰匿名信时就讲政变，问少奇等会不会发生政变。七千人大会时，对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讲多了，讲过头了，后来出现的歪风邪气同这有关。田家英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44]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讲话中批评了陈云、田家英，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认在文化革命上是糊涂的，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看得材料很少，这些话虽然坦率直言，发自内心，但是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却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提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意见，而是表现出一种默然置之的态度，以淡然的心态去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抽象地对文化革命说了一些赞成性的话。这究竟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文化革命的立场上才存在这些问题，还是仅仅是认识的局限，值得深思。至于他说自己要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到底是肺腑之言还是逢场作戏，还依赖于将来实践的证明。令人遗憾的是，随后我们就会看到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犯了错误。

　　从几位中央常委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朱德当时处于被批斗状态。林彪在讲话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却在为文化革命摇旗呐喊，是积极支持文化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及此前的作为表明他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表示要跟上形势，但是总的来说在思想认识上还是表现出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这对后来文化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6)处理彭、罗、陆、杨问题。

　　从前文我们对彭、罗、陆、杨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除了彭真与陆定一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联系以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紧密联系的集团。不过是由于在中央所任职务以及他们的问题几乎同时发生的缘故，才容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罢了。

　　彭真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革命的问题，在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现出来。罗瑞卿的问题主要是向党伸手、逼林彪让位、反对突出政治以及个人工作作风问题。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一个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杨尚昆的问题，一个是秘密录音和安置窃听器的问题，一个是泄露机密问题。

　　其实，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此前召开的系列中央会议上，已经就如何处理彭、罗、陆、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是将此前对他们的处理意见在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予以确定而已。当然，彭、罗、陆、杨都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对他们的处理决定从法定程序上来说最终还是要获得以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追认和确定。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五月二十四日又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下发县团级党委。[45]这样就以文件的形式将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了通报，与前文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对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问题结合起来，使人们对彭、罗、陆、杨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彭真、陆定一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杨尚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彭真、陆定一又是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呢?

　　我们先看彭真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彭真在这次会议上的情况，李雪峰回忆道：“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46]

　　从中看到，彭真在向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交待工作时，听到后面有人念自己的批判材料就发了脾气，说他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与材料中说的不一样，自己是拥护毛泽东的。随后这场争吵就被刘少奇制止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彭真对自己被处理的愤懑不平心理。彭真在做出检讨后就被停止出席会议了。

　　在会议期间，彭真是如何进行检讨的呢?

　　五月十九日会上，只允许彭真作五分钟的检查。彭真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坚决拒绝给他定的罪名。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47]

　　从中可以看到，彭真在检查中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否认对他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活动的指控，还恳请中央审查他与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这从客观上反映出他对于会议给他与罗瑞卿、陆定一之间关系的定性是持反对态度的。

　　与会者对彭真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会场上出现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康生说，彭真的检查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上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彪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林彪说：“其实是做梦也没有忘掉。”“你到处封官许愿，包庇坏人，实际上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队伍，组织政变的力量。”

　　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他们走的是高、饶的老路，对林总，对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这三个人，千方百计地攻击他们。”

　　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你就没有承认赫鲁晓夫，你是一个大党阀也不讲。”

　　张鼎丞说：彭真“做十年坏事”，是“伪君子、野心家”，要“篡党、篡军、篡政”。

　　杨成武说：“五人小组的提纲就是搞政变，如果不成，就用枪杆子搞政变。林总昨天讲的，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两种形式都可以搞政变，也可以联合起来搞政变。没有冤枉他。”

　　李先念说：吴晗的要害是罢官，彭真的要害是政变。

　　陈毅说：彭、罗、陆、杨要害问题就是搞政变，被发现了，抓住了大量事实。主席大半年的功夫抓了这件事。

　　薄一波、刘少奇、廖汉生、聂荣臻、蔡畅、余秋里、钱瑛、周荣鑫、杨勇也先后发言，批判彭真，或提出一些问题要彭真考虑。[48]

　　看来，彭真检讨后，在会议上受到了围攻。这些发言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存在不少过激语言，有些并不符合事实，况且有的发言者自己也未必真正认识到彭真问题的要害在哪里。这个时候之所以要处理彭真的问题，是由他不仅消极对待而且还有意识地抵制文化革命的行为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毛泽东几次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亦然如此。作为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工作的彭真却对抗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因而在会议上遭到人们的围攻和批判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选择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彭真不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自己遭受批判的时候似乎有难言之隐，心中有痛楚却难以表达出来。

　　我们注意到，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和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的沙发上，他对毛泽东说：我脑子很乱，一时不可能把自己的问题理清楚。毛泽东比较平和地说：是呀，天下大乱嘛，就得乱一阵，你不要忙，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就清楚了。当毛泽东批评彭真《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多演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时，他却没有当场向毛泽东讲明原因，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说明了事情原委，说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不但他没有错误，而且是他发现并纠正的。本来《芦荡火种》剧团演出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的。当他听剧团说只让演三天，不能延长时，就让万里安排北京市文化局出现接待，解决了剧团继续演出的问题。但是当周恩来问他为什么不对毛泽东讲明经过时，彭真却以“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为由转移了话题，将究竟是谁阻碍《芦荡火种》剧团演出的问题掩饰了过去。[49]

　　在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真检讨到《二月提纲》的错误时，刘少奇、周恩来都说，那个汇报提纲我们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彭真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责任。[50]本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这几位一线常委是有责任的。但是彭真这样讲固然显示出主动代人受过维护党内团结的品德，但是在几位常委已经明确表态同意《二月提纲》的背景下还要讲这些话，从而阻止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调查，进而与此前批判《海瑞罢官》上的分歧联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仅如此，就是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彭真回京途中，有人建议彭真给毛泽东写封信，表示一下态度，彭真说自己“现在脑子还很乱，有许多问题一时还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来”，因而在火车上写了几次也没有写出来。[51]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谁只准彭真做五分种的检查，彭真又为什么没有将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后出现的系列问题作一个深入的剖析，从而说明他与一线常委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呢?彭真没有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文革结束后，彭真仍然写材料说明自己在《芦荡火种》演出的问题上非但无过而且有功，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讲清楚到底是谁在幕后阻止了演出，也不提议让中央查明事实真相。在阻止批判《海瑞罢官》以及姚文进北京的问题上，以及当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要害是“罢官”的谈话后，彭真仍然制定了阻止进行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扣压左派的文章，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是彭真个人所为，还是受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同意和支持，彭真也没有将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从他在检讨时说《二月提纲》与几位一线常委无关来看，他是想极力撇开这些问题与一线常委的关系，由他自己将事情揽下来的。另外，我们再结合文革结束以后彭真说毛泽东原先想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问题，但是后来却采取了文革的方式，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讲来分析，[52]他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意味深长的，看来他确有难言之隐，因而也就只好落入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的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陆定一在会议期间的情况。

　　陆定一的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一个是他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一家写匿名信的问题。由于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无中生有地造了许多谣言，还使用下流的语言攻击林彪一家，致使林彪一家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因而林彪就写了一个证明，印发会议。这个证明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53]

　　关于林彪写的这个证明，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54]

　　看来，会议期间林彪确实写过这样一个证明，还印发会议。可以设想，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严慰冰采取匿名的方式，用信件和名信片来攻击、羞辱、骚扰林彪一家，搞得鸡犬不宁，给他们一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这个时候林彪写出证明说严慰冰是在造谣中伤，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愤慨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着严慰冰写匿名信的行为败露后，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同志纷纷在谴责严慰冰同情林彪一家遭遇，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林彪还写出这样的证明来印发会议确有画蛇添足之嫌，在党内高层政治生活中只会徒增笑儿。

　　陆定一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的检查也很简短。陆定一说：我是高级干部，四十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六十一，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吗?似乎不会。谈到匿名信问题，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那怕只有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55]

　　陆定一检查后，林彪对陆定一说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感到蹊跷，于是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陆定一说：“很好。”林彪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56] “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猛地拍桌子道：“你不老实!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陆定一顶了一句话：“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气愤地说：“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嘣死你。”[57]

　　林彪说的显然是气话。林彪一家无故遭人恶意诽谤也着实令人同情，林彪对严慰冰匿名信给自己一家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家庭和睦带来的破坏表现出愤怒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党中央已经处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林彪作为当事人，似乎没有必要直接去向陆定一发问。这不但无益于事情的解决，反而有可能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还会损害自己的形象。这是得不偿失的。

　　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邓小平找李雪峰谈话，要他和李富春一起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对此李雪峰后来有一个维妙维肖的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我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58]

　　我们看到，李富春和李雪峰在向陆定一传达这个决定时，彼此互相推让，都想把对方弄到前面，自己缩到后面。看来他们觉得这个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愿意自己走到前面，去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陆定一听到停止他出席会议的决定后，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了，于是向他们发誓表态说自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还希望能够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这就不仅使人产生疑问，既然如此，那么陆定一又为什么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表现出抵制的态度呢?本来，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举措啊!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行为已经表明，他与他要搞的共产主义是南辕北辙的。这是令人可悲的。当然，如果考虑到这个时候他的赌咒发誓是为了表明态度，也就不必苛求于他了。

　　最后，会议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作出了处理决定，同时还作出相应的人事变动。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59]

　　从我们对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处理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后，才提交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为了使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又对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围绕要不要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期间常委们也在讲话中谈了自己对文化革命和当前形势的认识，作了检讨式的发言，朱德还遭到了批斗。林彪发表的“五一八讲话”，虽然起到了为文革发动摇旗呐喊的作用，但是其颂扬毛泽东的用语又是令人忧心的。当然这种忧心当时还处在隐性状态。会议是在通过各项议程以后才结束的。

　　2、“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又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砸烂旧世界的宣言，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因而下面我们就通过对这个通知的分析来解析文化大革命。

　　(1)为撤销《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

　　这个通知的下发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斗争的必然结果。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党内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有鬼无害论”、京剧革命、两个文艺批示等问题的争论上，也表现在“合二而一论”、“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问题的批判上。[60]

　　这些分歧和争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终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再与五十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现尽管批判的对象和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思想性质上来说，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批判最终因为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为了让这个小组能够担负起领导文化革命的重任。但是事与愿违，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非担没有挑起这样的重任，反而却阻碍文化革命的进行。这首先体现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的讲话中，而后又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61]

　　不论是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是《二月提纲》的下发，已经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因而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二月提纲》，就成为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必然选择了。

　　(2)毛泽东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调。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关于文化革命谈话的精神起草的。起草的“通知稿”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呈报毛泽东审阅的。

　　毛泽东收到“通知稿”以后，不仅与起草小组成员交换意见，还指导起草小组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同时，毛泽东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也发表讲话或谈话，将通知的主要观点在与会人员中吹风、讨论，以便能够在文化革命上取得一致意见。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对“通知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加写了不少重要内容。在修改中他对《二月提纲》进行有力批驳的同时，还论述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统一，点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指出了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以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特别提醒全党注意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经他修改的部分，思想深刻，论述精辟，气魄宏大，文字精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是“五一六通知”的点睛之笔。

　　“通知稿”本来是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精神起草的，起草后又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这样毛泽东就为“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定下了基调。

　　(3)评析“五一六通知”。

　　下面我们对“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内容作一个介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①      撤销《二月提纲》及其原因。

　　通知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又加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然后又进一步指出这个提纲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思想上来说，违反了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违反了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对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这个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要文件，既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讨论过，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也没有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62]

　　我们看到，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不仅要撤销《二月提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还要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接着在对《二月提纲》作出根本错误的判断以后，从政治上和组织程序上进一步论述了错误的原因和性质。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通知说《二月提纲》没有在五人小组内部进行讨论，没有向地方党委征求意见，没有说明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就下发全党，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通知在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他成员和《二月提纲》没有作为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这两个问题上所用的措辞，虽然不能说没有依据，但是这样说可能主要的还是处于团结中央一线常委和五人小组内部成员斗争策略的考虑，以便缩小打击面，争取更多的人进行文化革命。

　　②      对《二月提纲》十个观点的批驳。

　　通知将《二月提纲》的错误具体归纳为十个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文化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通过对十个观点的批驳，揭露了《二月提纲》存在的严重错误。

　　1)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文化革命的高潮正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的时候，这个提纲不是鼓励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文中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引者注)提纲不提毛泽东一再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63]

　　通知指出提纲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上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这样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敌我关系。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通知指出提纲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中，不去支持工农兵群众和文化战士进行文化革命，而是要把文化革命向右拉，着意模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模糊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对吴晗及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中央、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这样就对这场斗争的范围作出了初步界定。提纲不提要害是罢官问题，就是掩盖斗争政治性的具体表现。

　　提纲模糊斗争的阶级性，就是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提纲掩盖斗争的政治性，就是无视这场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兴亡。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反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没有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反而运用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说在立场和世界观上的错误造成的。这样就将提纲的作者们在文化革命的立场和世界观上的本来面目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2)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通知指出，报刊上刚刚涉及《海瑞罢官》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提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求批判吴晗的时候，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联系庐山会议等等。彭真还造谣说毛泽东说过对吴晗的批判两个月以后再作政治结论的话，还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把政治斗争引入“纯学术”讨论。[64]

　　阶级斗争，就是要夺取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政权问题。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是从本质上讲的，而不是说每一次进行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而在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把这一论点庸俗化，这就要划清与庸俗唯物论的界限。

　　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围绕《海瑞罢官》进行的斗争不过是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既然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论点，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因而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不仅仅是学术批判。提纲的作者们只是同意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学术讨论中。这样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论点。

　　3)提纲特别强调“放”，却根本歪曲毛泽东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这里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通知批评提纲所谓的“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65]

　　提纲抽象地强调放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放是有阶级内容的，要看究竟是把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来放。这就要将放置于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中来进行判断，看一看到底是允许哪一家思想去放才能够弄清楚。毛泽东所讲的放，是允许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放，在放的过程中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像毒草一样除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提纲虽然一再强调要放，但是却对以《海瑞罢官》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熟视无睹，而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予以压制，这样就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双重标准，是打着放的旗号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鸣锣开道，阻止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这显然歪曲了毛泽东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了放的阶级内容。

　　4)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在此毛泽东加写了一大段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66]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在开展政治批判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二是这个口号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为标志，打开了对《海瑞罢官》政治批判的突破口，一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运而生。可是，正当政治批判方兴未艾之时，提纲却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联系到提纲的作者们在反对政治批判《海瑞罢官》、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已时按学术批判的方式进行转载、还要分期转载来分析，这个口号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压制正在进行政治批判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因而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在对《海瑞罢官》究竟是进行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的斗争中，用学术批判来抗衡政治批判，以扭转批判上的不利态势，防止滑入政治批判的轨道，沿着学术批判轨道前进的一个措施而已。

　　下面我们分析第二个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对不对呢?要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真理到底有没有阶级性?

　　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是内容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真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既然这样，那么不同的阶级是不是都能够认识真理，而不受到其阶级地位的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可能不受到其阶级意识、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影响。因而在认识真理特别是关系到自己阶级利益和阶级地位的真理时，不同的阶级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比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用来指导自己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则不仅不承认，而且还极力诋毁、否定、消除这一真理的影响。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这一真理，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这一真理又怎么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同时被接受呢?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说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阶级性表现在先进的革命的阶级能够发现真理、实践真理，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处于其阶级的局限，不仅不能发现真理、接受真理，还会对真理进行践踏和封锁(当然背叛其阶级的先进分子除外)。

　　既然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真理在不同阶级当中认识和实践的程度不同，那么在真理面前又怎么会是人人平等呢?既然在真理面前人人并不平等，却还要宣扬这样的口号，就必然会抹煞不同阶级在真理认识和实践上的本质区别，导致削弱乃至否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阶级斗争，最终走向阶级调和论和投降论。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批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时候，加写了一大段话。他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出发，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新老修正主义进行的斗争，以恢弘的笔调，蓬勃的气势，对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作了酣畅淋漓的驳斥，指出了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独裁与专政的关系。这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提纲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实际上否定了真理的阶级性，抹煞了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抗衡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因而是根本错误的。

　　5)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通知说，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掌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这种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压制学术界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67]

　　学术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是有阶级性的。提纲说的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还要在学术水准上超过对方，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来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说无产阶级左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写的文章还存在问题和不足。这是在说给谁听呢?给谁鼓劲呢?从上下文和整个提纲的导向来看，显然不是主张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人，而是响应提纲作者的号召，为了转移批判方向，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的人。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观点，反映了提纲的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立场上，只同意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批判，反对进行政治批判，压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这样就将提纲作者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6)针对提纲强调的“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批驳道：“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通知进而指出，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68]

　　从中可以看到，提纲强调立，认为立是破的必要条件，矛头指向正在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这是想以此来约束正在进行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则在修改通知时精辟地论述了破和立的关系，对提纲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强调破，认为破本身包涵着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是立的必要条件，支持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要不要进行政治批判，反映出他们是进行还是反对文化革命(即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上的不同态度。这样我们看到，围绕破和立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是否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和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7)针对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通知反问：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进而指出，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毛泽东紧接着加写了一段文字，以尖锐的语言揭示了学阀和党阀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69]

　　从中不难看到，学阀指的是左派学术工作者。由于左派学术工作者发起了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因而提纲就提出了警惕他们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是对他们政治批判《海瑞罢官》不满的反映。正是因为这样，通知才鲜明地指出这是给马列主义者戴上了“学阀”的帽子，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学阀。毛泽东用辛辣的笔调勾画了学阀和党阀之间的双簧表演。学阀在学术界能够呼风唤雨，登台演唱，是因为背后有隐藏在党内的大党阀的支持。他们一个是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成为上层建筑领域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两大复辟力量。

　　8)针对提纲提出的左派“整风”问题，通知指出，其主要目的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寻找各种借口，借“整风”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抗拒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的方针，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70]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左派不过是写了对《海瑞罢官》进行政治批判的文章，他们才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草案的时候，毛泽东不同意对左派进行整风，提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71]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在提纲中仍然保留着左派整风的内容。当时他们确实收集了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还用考据学的方式证明当年以“何明”名义发表的文章的作者就是关锋。[72]这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对左派整风就是要打击左派，压制对《海瑞罢官》进行的政治批判。由此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中的爱憎分明的态度。

　　9)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的斗争刚刚开始，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为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发表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加重点号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73]

　　应该说，孤立地谈论要“有领导”、“谨慎”、“慎重”、“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倒也没有什么，如果把这些要求与具体背景结合起来，那么这些做的用意也就一目了然了。试想，当着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刚刚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包括绝大多数党委没有参加斗争同时又很不理解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设置了重重障碍，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如果再联系到提纲的作者们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中，对无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不同态度，进一步联系到即使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提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来分析，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态度就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要利用职权压制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化革命。

　　10)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本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但是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这是企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开辟一条现代修正主义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74]

　　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上。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能不能在实践中真正执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成为检验真假文化革命的试金石。本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已经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为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但是提纲的作者却说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既然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已经开辟了道路，那么提纲的作者为什么不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道路前进，还要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再去开辟道路呢?联系到此前他们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抗衡态度来进行分析，那么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道路，只能是资产阶级道路了。

　　通过以上对提纲十个观点的批驳，通知得出结论：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这种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大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最后表示，要把这个通知和提纲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讨论这两个文件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75]

　　我们看到，在对提纲十个观点进行系统批驳的基础上，通知得出了结论：提纲存在的这些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要不要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要不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中，他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百年大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纵揽历史风云，运用唯物辩证法，高屋建瓴，气魄宏伟，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要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这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在文化领域掌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朝里有人，是在后台的支持下兴风作浪的。因而仅仅进行文化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革命，挖出他们的后台，这就要批判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然，对这些人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有的人要清洗掉，有的人要调动工作，尤其不要他们来做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还在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了进行政治革命的原因。这是因为这些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就，他们就会夺取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现在这些人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正在被我们信用，比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还正睡在我们身边。他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注意这一点。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将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文化革命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还要进行政治革命。他特别提醒各级党委现在隐藏在党政军和文化界中的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比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要求各级党委务必注意这些问题，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将这些人解决掉。

　　③      对“五一六通知”的综合分析。

　　“五一六通知”从十个方面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批驳，这十个方面是：立场和世界观问题;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如何进行放的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政治和学术上压倒对方问题;破和立的关系问题;左派是不是学阀问题;要不要对左派整风问题;批判要有领导、谨慎、慎重问题;是否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问题。

　　通过这十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得出了结论，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与这个提纲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从形式上看，《二月提纲》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披着文化革命的外衣，表示要推进文化革命，确实很能迷惑人。但是如果对这个提纲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剖析，再结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系列动作来进行分析，那么围绕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也就透过层层的迷雾露出了真容，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也就显露出来了。《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不过是这种斗争的结晶而已。

　　“五一六通知”是在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又对通知进行了多次修改。经他修改的地方，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将文化革命的主旨画龙点睛地阐述了出来。“五一六通知”阐述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毛泽东修改的内容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比较激烈，却非由感而发突然产生的，毛泽东此前的谈话、批示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都涉及过，已经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打过招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通知中的文字不过是将批示、谈话和讲话以犀利的文字表达出来而已。

　　“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系统的批驳，不仅指出了提纲的错误所在，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批驳中阐述了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解决问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存亡。放的内容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无产阶级放，无产阶级也不允许资产阶级放，在放的问题上抹煞其阶级性，就会丧失警惕性，走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真理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理观。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丧失阶级意识的表现。政治和学术是统一的，但是政治又是占第一位的，从根本上说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破和立是对立的统一，破本身就是立，既要看到两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在文革发动阶段应该是破字当头，这个时候强调立实际上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警惕左派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要有领导、谨慎、慎重地进行批判，这是要束缚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打击进行文化革命的左派力量。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

　　“五一六通知”的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化革命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种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了长期斗争才形成的。通知对文化革命既有理论上的分析，又有实践上的总结，在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中阐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五一六通知”认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对立的统一。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革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文化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叫作学阀。政治革命是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又叫作党阀。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当社会意识形态适应政治上层建筑的时候，就会促进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破坏和阻碍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还会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并坚决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进行文化革命，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还要进行政治革命，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统一起来。既要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学阀)的命，也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阀)的命，而不能分开或割裂这两个革命。这里的革命是促进他们思想的转变，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取代资产阶级世界观，有的则是撤销或调动他们的工作，而不是消灭其肉体。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构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五一六通知”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问题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这对于全党同志深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阶级矛盾虽然具有敌我矛盾的对抗性质，但是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质。[76]在不同阶段强调阶级矛盾的不同属性，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时代要求。

　　通知批驳《二月提纲》特别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的时候，措辞严厉，气愤犹加，以激烈的语言，锐利的锋芒，指斥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这样做，一方面是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阶级矛盾中对抗性的一面占了明显地位的缘故。这个时候是要强调造反有理，敢于斗争，揭露矛盾，大胆进取，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就难以发动起来。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经过全面夺权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中非对抗性的一面又会占了明显地位，就要强调善于斗争，化解矛盾，甄别平反，恢复正常秩序。

　　这就要求我们对阶级矛盾中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属性在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表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的斗争策略及其特点，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在阶级矛盾中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如果这个时候过份强调非对抗性，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真等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斗、批、改阶段是非对抗性的一面占优势，这个时候如果过份强调对抗性，则容易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六八年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五一六通知”以深刻的思想性、精辟的理论性、严厉的批判性、强烈的战斗性，对提纲作了体无完肤的批驳，凝聚了文化大革命的共识，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打造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仅让人们知道 《二月提纲》的错误在哪里，又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如果不克服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这次将提纲与通知同时下发，就是要求全党县团级以上党委以及文化机关的党组织，通过对这两个文件的比较，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在党内斗争的实践上，认识到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4)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编写及其意义。

　　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同时，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还编写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期间，文化战线上发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事件。这个两条道路斗争的备忘录，以事实再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发展历程。

　　“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是从理论上对《二月提纲》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而“大事记”则是以事实记述勾画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时期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脉络。如果将这两份文件比较一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论点，而“大事记”则是陈述了论据，“大事记”的事实是为论述“五一六通知”的论点服务的。“大事记”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在党内下发的。这样随着“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的下发，“大事记”不仅以真实的事实记录的方式论证了“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还以生动的事例展现了党内围绕文化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传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个别地方在文字表述上作了策略性的处理。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不论是中央领导人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谈话还是会议记录以及相关文件都完好无缺地保存着，刚刚进行的斗争记忆犹新，参加斗争的当事人仍然在岗位上工作，从“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上来说，当时进行斗争的基本事实是不难搞清楚的。

　　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文化革命认识的分歧上，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进行的斗争。只有真实的事实，才能够反映斗争的本质，说明文化革命是在冲破重重阻碍以后才得以前进的。这个时候如果在事实记述上出现了差错，那么不仅会使“大事记”本身的真实性受到质疑，还会严重影响到“五一六通知”的权威性，乃至于会使文化革命的正义性受到损害，给严肃的政治斗争蒙上阴谋化的色彩。况且这也是党内斗争所不允许的。因而不论从事实的来源上还是政治斗争的要求上，都需要“大事记”事实清楚，脉络清晰，论断精辟，文字简洁，以真实的记录反映当时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大事记”在个别问题的表述上，从政治要求和党内团结出发，也作了一些策略性的处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同意并批准下发《二月提纲》的责任问题，就在“大事记”中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当时从党内团结考虑，也为了争取其他同志转变过来，主要点出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责任问题。这种基于政治斗争和党内团结出发所作出的策略性处理，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事记”是为了向党内公开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真实状况，理解并接受“五一六通知”编写的一个备忘录。“大事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在个别地方予以了策略性处理。“大事记”不仅为当时人们认识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提供了事实依据，还为后来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革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因而“大事记”的编写不论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后来文革历史的研究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曾经写下“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文字，[77]这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令人颇为费解，到底是在暗示谁呢?

　　其实，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敏感的。在看到“五一六通知”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不免纷纷猜测，谁是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有人望文生义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时向他通报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贺龙五月十九日在大会发言中对彭真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康生也在这天的大会上批评彭真说：“你就是这样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康生在发言中还主动检讨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写了反对刘少奇文章的错误，并颂扬“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78]

　　其实，五月十八日会见胡志明时，不仅刘少奇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周恩来、邓小平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已经挖出来了。[79]由此我们看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康生都认为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不仅他们那样认为而且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和大会发言中即使当着彭真的面也是这样讲出来的。

　　我们再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张春桥、戚本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80]

　　我们看到，张春桥当时对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只是想到了彭真，没有完全想到刘少奇。戚本禹也觉得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好理解，搞不清楚具体指的是谁。看来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

　　张春桥当时虽然只想到了彭真，从他“没完全想到刘少奇”的话中反映出他的几分疑虑。周恩来也是这样。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81]

　　看来，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张春桥，虽然在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问题上，只想到了彭真，没有联想到刘少奇，但是毕竟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中共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应该拥有与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相似的地位，同时从党内路线方针政策的斗争中会发现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似曾相似的内容。这可能是他们产生几分疑虑和猜测的动因。

　　这样我们看到，对“五一六通知”中“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段话的认识上，当时党内不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张春桥、戚本禹，都几乎一致认为党内的赫鲁晓夫是指彭真，而没有想到刘少奇。康生这个时候还为过去反对过刘少奇作了检讨。如果他认为当时是指刘少奇的话，是不会向刘少奇作检讨的。从中也让人觉察到，不论周恩来还是张春桥对此还是有着几分疑虑和猜测的。不过，也仅仅是疑虑和猜测而已。

　　那么，彭真在看到“五一六通知”中这句话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五月十六日，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对女儿傅彦说：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够格。[82]

　　彭真长期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工作，了解中央内部许多情况。他讲出这样的话，是意味深长的。如果我们联系到文革结束以后，彭真直到去世也不愿意讲出毛泽东为什么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来进行分析，[83]他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分析。彭真肯定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是指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够格，那么谁够格呢?彭真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说话的意向。既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彭真还不够格，那么够格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只有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去寻找了。联系到一九六○年以后党内不论对当时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的分歧，还是“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发生的争论，刘少奇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时不论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周恩来、张春桥不过是有一些疑惑和猜测而已。彭真却肯定地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是指他自己。那么，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是在指谁呢?

　　这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具体分析。我们既不能因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解决彭真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彭真，也不能因为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就说“五一六通知”中党内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专指刘少奇，而是要根据“五一六通知”中这段话的上下文及其语境并联系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此作出分析和解释。

　　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里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盘踞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不是特定地指哪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不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大小小修正主义分子的代名词而已。只要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范畴。

　　不管是彭真还是刘少奇，只要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就属于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彭真当时制定的《二月提纲》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提纲，[84]因而彭真属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支持“三自一包”，毛泽东批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85]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竟然连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还否认党内存在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86]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并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不铲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中国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将来一旦他主持全党工作以后，推行他倡导的那一套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改变颜色。[87]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是包括刘少奇的。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作党的接班人了，这只是在制定“二十三条”以后他个人的想法，没有跟别人交换过意见。既没有跟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谈到过，也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层面上酝酿过，因而在“五一六通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后，尽管此前刘少奇与毛泽东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也产生过一些疑虑和猜测，却没有联想到刘少奇，而是普遍认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说彭真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也是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程序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一个修正主义的标签而已。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非是特指那一个人，而是泛指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彭真等人是以他们在党内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圈定到这个范围之内的。毛泽东这样做，不过是根据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要求全党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批判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促使他们转变过来，将死不改悔者清除出党而已。

　　(6)“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随即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和文化机关党委，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过去报纸上的唇枪舌斗转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发动阶段。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五一六通知”引发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其下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①      意义之一，是为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当时围绕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双方在能不能批判《海瑞罢官》、如何批判《海瑞罢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北京没有人写文章也无法发表文章的情况下，江青才到上海组织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并在上海《文汇报》上首先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打破北京封锁的情况下，才在北京报刊上发表出来的。[88]除去《解放军报》外，北京报刊是以学术批判的方式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这个时候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海瑞罢官》究竟应该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即使毛泽东向彭真等人讲了要害是“罢官”和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却仍然要求不能联系庐会议，警告左派不要成为学阀，要对左派进行整风，压制政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发表，甚至还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89]在这种情况下，“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停止和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这样就扫除了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开辟了道路。

　　②      意义之二，为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要搞清楚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只有搞清楚了革命的范围，锁定了革命的对象，才能够打得准，打得狠，取得革命的成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一六通知”指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范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也就是学阀;政治革命的范围是政治上层建筑，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阀。这就是说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能转移斗争方向。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五一六通知”还指出，必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胜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胜利了，就会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清除掉，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失败了，就意味着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没有被清除掉，他们的势力会逐渐发展壮大，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会联手制造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那样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这样“五一六通知”就不仅为文化大革命，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③      意义之三，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一六通知”为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理论指导，既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宣扬中，又表现在对《二月提纲》进行的理论批判上。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用来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方式而已。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产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已经基本上形成，经过了“四清”运动的初步实践，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进行的修改也是为了使文件能够将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以更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和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又进一步促进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一理论的熏陶。

　　同时，我们还看到，“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二月提纲》的错误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批驳，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因而通知下发以后，人们就能够从通知和提纲的对比中得到启示，接受正确的观点，抛弃错误的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握文化革命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高人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这样我们看到，“五一六通知”不论是在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方面，还是从对提纲批判的理论认识方面，都为即将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

　　④      意义之四，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合法程序。

　　根据党章规定，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工作。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来处理党内工作。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事，最终要获得中央的批准以后才能实行。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必须获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批准。

　　我们注意到，此前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党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在批判《海瑞罢官》上表现出来，也表现在《二月提纲》的制定和下发上。当时的焦点是究竟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实质是学术争鸣与政治走向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围绕《二月提纲》进行的斗争，将党内两条文化革命路线的斗争鲜明地展现了出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二月提纲》，获得了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同意，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90]彭真就起草了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没有经过毛泽东审批就将《二月提纲》在党内下发。[91]这表明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张的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进行了三次关于文化革命的谈话。康生回京后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三次谈话。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批判并撤销《二月提纲》，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同年四月毛泽东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通过了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充分准备。[92]同年五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由此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是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下发党内执行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核心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层面上取得了合法程序。

　　⑤      意义之五，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并在党内下发，是对前一阶段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从中不难看到，斗争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左派文化战士及其组织者冲锋陷阵，冲破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重重阻力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下发执行，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合法程序上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创造了条件。

　　“五一六通知”点明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扫除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人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首先响应号召，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起来造反，由北京到全国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热潮，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允许的。这种强烈反差局面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在党内下发以后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得以发展的。

　　从文化大革命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后的不同状况可以判断，“五一六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展及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来看，“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标志。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在党内下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不仅表现在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还表现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合法程序，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五一六通知”虽然是为批判《二月提纲》起草的，却是对前一阶段文化革命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对其功过是非做出的论断，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成及其职能和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设立的背景是什么呢?小组的人员、内部机构及其职能和作用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背景。

　　我们知道，为了加强对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形成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93]五位成员中有三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小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不但没有很好地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反而阻止政治批判文章的发表，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这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都向彭真打过招呼，但是彭真却没有听进去，不仅仍然阻碍政治批判的文章发表，还主持制定了阻碍文化革命进行的《二月提纲》。在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二月提纲》的情况下，就匆匆下发全党执行，给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带上了“紧箍咒”。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94]在修改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时，毛泽东写下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话。[95]

　　(2)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设立的。这个小组的渊源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周恩来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96]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在这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对少量人员调整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批准后成立的。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97]

　　我们注意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写入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这是中央文革小组设立的文字依据。

　　从中我们看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表述。这个小组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在对少量人员调整后，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通过后建立的。因而我们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构成。

　　既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依照党内组织程序成立的，那么这个小组的人员及机构组成如何呢?

　　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人员组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经过反复筛选、慎重考虑以后确定的，那么这个小组有哪些人组成呢?

　　1)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党内下发。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通过，期间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又经过了个别调整，将小组名单报送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98]

　　通知指出：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人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99]

　　后来四大区派来参加的人员是，华北郭影秋、东北郑季翘、西北杨植霖、西南刘文珍，都是大区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这四个成员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参加过几次中央文革的会议，很快就离开了中央文革小组。[100]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与文件起草小组相比出现了少量调整，与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的名单也存在个别差异。王任重进入小组，担任副组长，张春桥由组员提为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换成了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排除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去掉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加上了姚文元。由于华东的张春桥、姚文元，中南的王任重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因而按照党内组织原则也应该由其他四个大区派人参加。后来这四个大区也确实派出代表参加了小组，不过由于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原因还是离开了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中央、地方和军队代表组成的。这些成员中，有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闯将，也有军队和各地的代表，总的来说，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左派占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了平衡，希望通过这个小组的人员能够协调各方的文化革命工作，指导文化革命的进程。

　　后来，这个小组的人员及职权分工上又有一些变化。

　　八月二日，中央任命陶铸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01]

　　我们看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后，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宣传部部长，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陈伯达病假和离京期间，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具体负责人而影响到工作的正常进行，才发出了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的通知。这不过是从组织程序上明确了一下而已。

　　2)姚文元为什么能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在原先的文件起草小组里面没有姚文元，但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最终却加上了姚文元，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主要还是由于姚文元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102]

　　看来，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还是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的。五月二十一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103]

　　从中我们看到，姚文元能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决定的。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困难重重，江青在北京竟然找不到人愿意写这方面的批判文章，到上海以后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姚文元。而姚文元自己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愿意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姚文的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难看到，姚文元奋笔疾书，冲锋陷阵，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的大潮中，走到了文化革命队伍的前列。毛泽东主张在斗争中把左派队伍建立起来，因而姚文元尽管年纪轻、资历浅，又受到父亲姚蓬子脱党问题的牵连，最终还是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与讲成分而不唯成分论的政策一脉相承的。

　　3)吴冷西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被除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吴冷西是被毛泽东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除名的。六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104]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下发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中没有吴冷西，但是毛泽东在六月五日的批示中却说将吴冷西除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文革小组名单中除名这件事倒是确实的。

　　当时吴冷西担任着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的领导职务。他是一九五七年取代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去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叮嘱他坚持新闻的阶级性，党报姓党，写社论要联系当前政治，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即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结果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没有严格把关，放“高产卫星”，对当时正在刮的“五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05]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宣扬鬼戏，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06]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本来应该把宣传马列主义放在重要位置，发表通俗易懂的学术文章，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素养，可是政治新闻太多，迎来送往，会议连篇，有关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却很少，这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水平是不利的，《人民日报》任总编的吴冷西是在毛泽东反复批评以后才逐步改正的。《人民日报》在文风上具有比较浓厚的八股气息，也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才写出题目新颖、生动有趣、思想深刻的小品文的。[107]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吴冷西任总编的《人民日报》却没有积极站到文化革命的行列中。不仅没有在宣扬鬼戏上作出检讨，而且还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吴冷西在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后也是这样。在批判《海瑞罢官》 的问题上，他不但持抵制态度，即使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上也是如此。他紧紧跟着彭真抵制姚文进北京，而且还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依然这样。在毛泽东批评他半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不思悔过，仍然我行我素，不顾别人的劝阻，也未送中央负责同志审阅，就由他个人自作主张，定稿签发《人民日报》系列社论，与《解放军报》发表的突出政治的社论进行论战。[108]这也就难怪后来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了。[109]

　　虽然吴冷西参加过九评起草，在国际反修论战中作出过贡献，在宣传舆论工作中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鉴于他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一贯态度，从文化革命的发展出发，这个时候也就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除名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以后，吴冷西在党内兴起的非毛化逆流中，能够卓行独立，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坚守真理，而不随波逐流，以详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治学态度，费时十载写出《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还顶住压力，仗义执言，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是在与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议以后才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 [110])，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应该称道的。

　　4)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二十多年，担任过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秘书，还在党内任过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负责宣传工作多年。长期以来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不仅负责过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还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等不少有影响的文章。转战陕北初期，毛泽东得知胡乔木从陇东归队，竟然高兴地迎出门来。这个时候的胡乔木，精力旺盛，才思敏捷，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倚马可待。[111]毛泽东对他的文字水平作过高度评价，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112]

　　但是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一年以后胡乔木就因病休养了。休养几年以后，胡乔木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文革发动之际要求参加工作。那么，安排胡乔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由毛泽东来作出决定。

　　我们注意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批评过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没有参加会议)。[113]

　　六月十日左右，毛泽东还应约与胡乔木在杭州见过一次面。这是他生病休养后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胡乔木在向毛泽东检讨了自己当年约吴晗写海瑞文章的错误后，接下来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泽东看他这样，就叮嘱他：回北京后，少说多看，多了解情况。[114]我们注意到，胡乔木没有趁毛泽东与他见面的机会，表达自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认识，也没有表示自己要投身于这场革命。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 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115]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意安排胡乔木工作，发挥其所长，让他参加运动，做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并不赞成胡乔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用后来胡乔木自己的话说，是把他给“冷藏”起来了。[116]这是为什么呢?

　　以胡乔木的资历、经历和文字水平，是足可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毛泽东却将胡乔木排除于中央文革小组，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也就是当时毛泽东认为胡乔木不适宜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这还要从胡乔木过去处理的两件事说起。

　　胡乔木在这两件事上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期间，对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这几大生产指标订得很高。陈云要胡乔木向毛泽东报告不要在公报上公布这些指标，胡乔木认为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因而没有向毛泽东反映陈云的意见。[117]这个时候纠“左”仍然在进行，第二年上海会议期间，四月二日胡乔木才向毛泽东提起此事。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胡乔木，因为是胡乔木自己主动讲出来的，又说他是一个诚实人。[118]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进行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刘少奇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要胡乔木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胡乔木感到不好写，对刘少奇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对胡乔木生气地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请彭真找刘少奇谈，决定不写了。一九六一年，胡乔木随毛泽东出席广州会议回京时，在路上向毛泽东说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在这件事上对胡乔木批评得很厉害。[119]

　　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乔木没有把两位党中央副主席的话及时反映给毛泽东，引发毛泽东的不满，他批评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120]

　　毛泽东对胡乔木作出严厉的批评不是没有缘由的。这是因为从组织上来说不管胡乔木的动机如何，也不论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是否正确，作为毛泽东秘书和文件起草人的胡乔木，都没有权力来进行阻拦，可是他竟然这样做了，这样他就阻塞了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渠道，而使毛泽东难以通过详细情况的了解作出科学的决策。

　　从政治敏锐性上来说，不论是陈云还是刘少奇的建议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纠“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的建议都是按照纠“左”这样一个方向来执行的。庐山会议期间固然出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纠“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如果在全党进行反右，就有可能中断纠“左”的进程，导致“左”的错误死灰复燃。

　　从问题的严重性上来说，四大指标写入公报公之于众，最后又不得不修改指标，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刘少奇的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毛泽东，结果庐山会议后进行的反右中断了纠“左”进程，“左”的错误又迅速发展，造成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个问题处理上的失误，成为酿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对胡乔木批评的很厉害，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刘少奇。由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深，后来还多次谈到这件事，不仅批评胡乔木，也批评刘少奇。比如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毛泽东与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121]这个教训异常深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反复强调不要因为搞阶级斗争影响了工作。以后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将搞好生产作为运动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准，还是在文革期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果断实行“三支两军”，都是汲取了这个教训的结果。[122]

　　陈云和刘少奇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提出问题，有他们自己的责任问题。但是胡乔木没有将他们提出的建议及时反应给毛泽东，不论是从组织上，还是从政治敏锐性和造成的后果上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些问题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消极态度及反冒进上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他的性格中又有着固执的一面，因而毛泽东才认为他不适宜于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了。[123]

　　尽管如此，胡乔木毕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起草过不少党内文件，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了许多事，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继续重用他，但是对胡乔木的生活和处境还是关心的。比如，此前胡乔木因为神经衰弱休养时，毛泽东就写去曹操《龟虽寿》的诗予以劝慰，对胡乔木说要多休养几年，还让夫人谷羽陪伴他，并告之以休养的方法。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冲击时，毛泽东还登门看望他。谷羽在患病期间被造反派隔离后，胡乔木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在毛泽东批示后谷羽得到了正常治疗。[124]

　　由此可以看到，在对待胡乔木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政治上不让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就不对胡乔木生活和处境上关心，也没有因为生活和处境上关心胡乔木，就从政治上同意胡乔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是把把政治和生活区分开来。这体现了毛泽东政治斗争的原则性和处理生活问题的灵活性。胡乔木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这从一九七五年胡乔木积极参加旨在否定文革的整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12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选择是严格的。陈伯达、胡乔木都是毛泽东的秘书，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是一个在文革小组担任组长，一个却连文革小组也没有进入。吴冷西和康生都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这次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吴冷西却被除名。姚文元即使受到父亲姚蓬子牵连，还是进入了文革小组。他们在是否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上境遇的差异，主要的还是由于在文化革命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

　　②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机构设置。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迅速行动，着手寻找办公场所，调配办公人员，组建办公机构，将工作开展起来。

　　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钓鱼台，共占用了七座小楼，16号楼是中央文革小组主要办公区。

　　中央文革小组设立了办公室，陈伯达先是让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后来又换成王力来当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当副主任，戚本禹参与办公室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各省、市，中央各部委、驻京军队领导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公布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电话、联系人，要求他们每天把本地区、本部门的运动情况报上来。这样就建立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联系。[126]

　　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状况，将各地运动情况全面、及时、迅速地反映上来，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决策时提供参考，中央文革小组首先建立了记者站、快报组、信访组、保密室等机构，后来又在中南海西门设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上访的群众，还办了《快报》和《文革简报》。这就需要选调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从中央办公厅、马列学院和中联部调了一些人，后来报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同意后，不仅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大报调来了一批优秀记者来参加工作，还由杨成武从部队选了一批人过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各个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好些人还是团级干部，为了便于管理，又调来一位曾经当过模范团团长、笔头不错的师级干部徐学增来领导他们。这些记者和工作人员散到中央机关和各地，及时将文革信息反馈回中央文革小组。

　　一般来说，各地的领导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只要知道是中央文革快报组来的人，都会对快报组的工作特别认真地对待，还会给快报组记者很多方便。王力是办公室主任，由他来当快报组的领导人。快报组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耳目和神经系统。当时要求快报组所有成员，不论外勤内勤，要二十四小时应对突出事件，随时准备加班。快报组人员一下去，全国各地的情况就上来了。从快报组把情况汇总上来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种突发事件的真相。

　　文革《快报》和《文革简报》是分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的中央领导看的，一般都有编号。有些情况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这样的简报就不编号了，作为“临时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写的。后来戚本禹又在办事组的值班室办了一个《要事汇报》，把一些刚发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汇报上去。这个刊物发送的范围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给毛泽东一个人看，有时还加上林彪、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

　　毛泽东是一直看中央文革小组编印的《快报》和《文革简报》的，还在上面作过许多批示。毛泽东如果有什么批示，也会马上把它登出来，让其他的中央领导也很快看到。这样一来，《快报》和《文革简报》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中央领导人手头的一个重要刊物了。

　　通过《快报》和《文革简报》，中央文革小组不但可以及时掌握全国动态，也能够及时地了解中央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机构作了一次调整。分工负责的情况如下：

　　办公室(王力、戚本禹负责)

　　文艺组(江青、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关锋、王力负责)

　　理论组(关锋、王力、戚本禹负责)

　　记者站(王力、关锋、戚本禹负责)

　　一九六七年三月，又把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从马列学院调来的王广宇担任组长。办事组是中央文革最关键的一个机构，它设有办事组值班室：

　　长途电话组

　　市内电话组

　　《要事汇报》编辑小组

　　会议组和打字室

　　办事组还经常与记者站和信访组(在花园村办公)联系工作。

　　信访组下面设有：

　　陈(伯达)办信访组

　　江(青)办信访组

　　文革办信访组

　　《信访简报》编辑组

　　而记者站下面则设有各省市和中央机构的记者分站、北京市记者组和快报编辑组。

　　办事组虽然是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的，但是所有的大事是在请示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执行的。江青要求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每天都要到她那里去一次，以便于及时沟通情况，安排小组内部的工作。[127]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及其成员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及其办事机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后，报经中央批准以后选调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选配了工作人员，设置了办公机构，将记者派到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办了《快报》、《文革简报》、《要事汇报》、《信访简报》，将各地文革运动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上来，提供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决策时参考，同时还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方针来指导各地的文革运动。他们选调人员，设立机构，派遣记者，沟通联系，汇总信息，编印小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与各地联系的桥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职能及作用。

　　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工作，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秘书班子。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却没有决策权，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以后才能付诸于实行(日常重要的事务性工作可以报经中央碰头会或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实行)。因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执行机构。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往往是因为违反其职能和作用造成的。

　　从组织程序上来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文革的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建立与中央机关、省、市、自治区的联系，设立记者站和接待站，派出记者到各地采访，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迅速反映上来，直接上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便于他们及时了解各地文革情况。

　　应该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可以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参加会议，还可以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方针政策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将这个方针政策传达给各地执行，只能在这个方针政策确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即使中央文革小组根据这个方针政策制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一般来说也要提交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碰头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后才可实行。

　　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隶属关系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这从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争论上，以及中央文革小组被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压制弄得组长陈伯达一度要求辞职上反映出来。后来，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才得到了纠正。[128]

　　这里要弄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处于领导还是指导地位，对于确定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一些书生、知识分子，搞文化、宣传和研究是其长，从事实际工作则是其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难以放心地把领导文革的大权交付给他们。因而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处于指导地位而非领导地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非在中央文革小组，而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正是因为这样，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领导还是组员，一旦触犯了这个规定就会犯错误，招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严厉批评，直到被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展开行动。如果小组的领导或组员违背了中央的文革路线，践踏了文革的方针政策，那么根据问题的性质及其造成的后果，就要对肇事人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往往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变动的。

　　陈伯达、江青因为对陶铸点名批判没有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29]陶铸是由于在文革要不要扩大到工厂、农村等问题上，[130]刘志坚、王任重则是由于镇压造反派及转移斗争方向等因素，[131]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是由于在革命的三结合和大联合问题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的。[132]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未经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就答复了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的请示电，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133]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从文革发展的实际出发，肯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虽然平息了事件，却超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给他的授权，违背了组织程序。由于张春桥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表态，又符合毛泽东下一步进行文革的部署，因而尽管他在实际行动中超越了授权，事后还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追认。[134]当然这是一个特例。

　　尹达、穆欣是由于被本单位造反派揪走批斗而离开中央文革小组的。[135]中央文革小组人员的变动及其被批评虽然有着特殊性，但是从总的来说却是社会上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反映，是由于违背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造成的，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当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在不断提高的。不论是与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还是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态，都在事后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认可，提高了它的声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陶铸、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曾经一度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领导工作。在全面夺权开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团体的贺电，批判“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中央碰头会。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组只不过是其声望和地位得到了提高而已，其职权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里要搞清楚的是，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不同在于，有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是否排除了阻碍文革的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并非停止了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况且前后这两个会议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碰头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还继续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因而说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136]

　　当时中央碰头会变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参加会议，排除了若干政治局委员，不过是为了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集思广议，发扬民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文革能够顺利进行，并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主宰碰头会，更没有取得文革的决策权。当然，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响力方面，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在文革进行过程中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支持造反派，宣传文革思想，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在工作组问题上受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压制，也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二月逆流”的攻击，还遭到社会上保守力量的抵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顶住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的压力，坚决支持造反派，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央文革小组在造反派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虽然出现了不少失误，但是其功绩是巨大的，执着、坚定的精神是令人称赞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办事机构，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虽然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其职权是有限的，根本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的那样“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137]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动，不过是对他们违背小组职能和作用后采取的组织处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做出的先斩后奏不过是特殊条件下的个例而已。这个小组在全面夺权的任务完成，正常秩序恢复，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就解散了。[138]

　　4、文革从导火线到全面发动的历程简析。

　　“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在党内下发，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从党内组织程序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得以合法进行，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的缘故。

　　“五一六通知”是对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党内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造成的，集中在《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斗争上表现出来。这是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还处于隐性状态，在围绕《二月提纲》的斗争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由于当时处于维护党内团结和斗争策略的考虑，不论是在起草“五一六通知”还是编写《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时，都着意对此进行了淡化处理，这样冲在前面的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多数成员就成为被解决的对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彭真被中止、撤销党内职务，他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是他所遵循的文化革命路线被否定的必然结果。本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给彭真打过招呼。北京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告诉彭真要害是“罢官”问题，彭真却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来否定他们思想上存在的联系。彭真制定了意在阻碍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通过以后，他带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当即否定了彭真提出的左派整风问题，也没有对《二月提纲》表明态度。[139]

　　在毛泽东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彭真不仅没有修改《二月提纲》中左派整风和警告左派不要成为学阀的内容，反而立即让人起草了以中央名义下发《二月提纲》的通知。更为蹊跷的是，彭真明明知道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表态，却不将转发《二月提纲》的通知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泽东审阅，而是电传给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线常委批发。《二月提纲》下发后，彭真就以此为“上方宝剑”，要求左派文化战士按《二月提纲》的精神办，扣押政治批判的文章。不仅如此，他还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40]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表了关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谈话，主持修改并下发了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也就注定了彭真等人最后的政治命运。

　　从这一阶段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在排除阻挠中艰难推进的。这种艰难推进表现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发表以后，打破了北京对《海瑞罢官》的袒护，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报刊上被转载，打破了北京对姚文的封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在党内先后下发，打破了《二月提纲》对政治批判的压制，最终撤销了《二月提纲》。这样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合法程序，并由此开创了新的局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样我们看到，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阶段中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两条文化革命路线在斗争中逐渐变换了位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一个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破坏了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不适宜于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环节，因而我们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于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宜于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环节予以破坏，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破坏旧世界的宣言，那么“五七指示”就是建设新世界的纲领。前文我们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分析“五七指示”。要理解“五七指示”的精髓，还是要从政治挂帅说起。

　　1、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这个新世界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设新世界，就要以政治挂帅为根本指针。为什么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呢?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政治挂帅的基本涵义说起。

　　(1)政治挂帅的提出及其基本涵义。

　　要研究政治挂帅，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只有把政治这个概念搞清楚了，才能对政治挂帅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什么是政治呢?

　　我们首先看列宁是如何解释政治的。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

　　从中可以看到，列宁不仅解释了什么是政治，还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占有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政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经典表述。列宁的贡献在于他正确解释了政治的含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我们再看毛泽东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3]

　　毛泽东关于政治的论述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样就揭示了政治与阶级斗争的本质联系，鲜明指出政治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既然要进行阶级斗争，那么什么是阶级呢?列宁对阶级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

　　从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来看，阶级就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形成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劳动、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被称为统治阶级，丧失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受他人剥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集团就是被统治阶级。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之间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揭示了阶级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结合前文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来分析，就会对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形成一个明晰的认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与经济相比处于首要地位，阶级则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是处于不同经济结构中的集团的人格化代表。这样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就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而政治上阶级斗争的胜负又对两个阶级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态势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在是这种情况汇报下，毛泽东才提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这样就不仅将阶级斗争提到政治的高度，还从逻辑上深刻揭示了经济、政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本质联系，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从工作的角度论述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严重的教训》一文起草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这样毛泽东就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应用到了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从路线和方法论入手，将列宁论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到了生命线的高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中又进一步论述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问题。他说：“红与专、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定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6]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论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关系问题。他在这里进一步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思想、政治工作一放松，经济、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从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到是统帅、灵魂，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这种认识是毛泽东在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后形成的。我们还注意到，他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提出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空头政治的“左”倾空谈主义;另一种是脱离政治的右倾实用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都是因为割裂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技术工作的辩证关系造成的。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提出了政治挂帅问题。他说，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7]

　　我们看到，毛泽东是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缺点的时候，直接提出政治挂帅问题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反复强调物质刺激，长此以往会把人引导到个人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强调政治挂帅就与此不同，不是靠物质刺激，而是靠提高居民的政治觉悟，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来激发人们的斗志，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从中不难看出，在这方面中共和苏共是存在重大不同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挂帅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在列宁关于阶级、政治和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还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技术工作的生命线，又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统帅和灵魂地位，在这个背景下才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概念。

　　政治挂帅要求不仅共产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还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做实际工作的时候，都要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把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将政治放到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来对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维护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政治挂帅统揽全局，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限制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代替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地位。这就要求不论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党员干部、群众，在实际行动中要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以及坚持组织原则和保持个人认识的关系，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也反对不问政治的实用主义，在实践中能够真正将政治挂帅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把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由此看来，政治挂帅是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上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政治挂帅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的地位，把政治挂帅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群众，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改造人的世界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2)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政治挂帅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新式的发展。政治挂帅这个术语虽然是建国以后提出来的，但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践行了政治挂帅的方针，以政治挂帅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行动准则。当然，毋庸讳言，政治挂帅的实施是在冲破重重阻碍以后才一步步被推向前进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政治挂帅的提出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深入分析以后提出来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因而政治和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对经济基础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三大改造完成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8]因而政治挂帅就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才提出政治挂帅的。这就是政治挂帅的能动性，也就是政治挂帅的科学性。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政治挂帅已经践行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实践中。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把他们火红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少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仅将为之奋斗的事业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无私奉献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强大推动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的胜利改变了中国，震撼了世界，不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风采卓卓独领风骚的，激励着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砸烂旧世界而斗争。没有政治挂帅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战胜残存在头脑深处的私心杂念，也就不会产生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动力，也就难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改变不了中国，又如何能够影响世界呢?同时，苏联共产党由于没有坚持政治挂帅，进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也从反面对政治挂帅作出了验证和说明。因而坚持政治挂帅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已经经过了时代的检验。这就是政治挂帅的实践性。

　　由此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既有严肃的科学性，又有丰富的实践性，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贯穿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中。我们既要认识到政治挂帅的科学性，又要认识到政治挂帅的实践性，将政治挂帅践行于实际的工作中。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政治挂帅的提出，决不是离开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是要使政治在这几个方面的发展中处于统治地位，要政治领导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而不是让政治处于从属地位。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政治挂帅，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脱离实际的强调政治挂帅，而要将政治挂帅与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政治能够统帅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将政治挂帅践行于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中，使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沿着政治挂帅的轨道前进，让社会的发展成果能够真正为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享有，而不是适得其反。

　　在政治挂帅的社会实践中，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脱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空头政治;另一种是脱离政治的事务主义。离开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空头政治，是没有前途的。这绝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而是披着政治挂帅的外衣，讲着政治挂帅的华丽语言，夸夸其谈，外强中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政治挂帅，还要败坏政治挂帅的声誉，糟蹋政治挂帅，最终使政治挂帅流于形式，毁掉革命大业。这是政治挂帅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离开政治挂帅去谈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就会使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失去方向，最终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走向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政治挂帅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在执行政治挂帅的过程中，就要同时反对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列宁科学揭示了政治的含义，阐明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突出了政治的首要地位。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挂帅，明确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处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把政治挂帅践行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中，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注意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虽然列宁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做出了深刻论断，但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人并没有沿着列宁开辟的道路进一步前进，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主义的这一观点，不仅提出了政治挂帅，还践行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这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执政党之间产生了矛盾，成为双方在反修防修斗争中的重要分歧，进而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这种创举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立足于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提出来的。从对政治挂帅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政治挂帅不仅有严肃的科学性，还有丰富的实践性，是科学生和实践性的统一。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历程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政治挂帅进行了检验和回答。是否践行政治挂帅成为关系到能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生死攸关的大事。

　　(3)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将政治挂帅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涌现出鞍钢、大庆、大寨、军队这些坚持政治挂帅的样板，于是全国上下高举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成为践行政治挂帅的强大动力，推动了政治挂帅在全国各行各业的普及，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①   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是践行政治挂帅的样板。鞍钢宪法是在政治挂帅的指导下形成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挂帅的普及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应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时候鞍钢的探索作出了一个表率。

　　这种探索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而是后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采取一长制，依靠专家治厂，利用行政命令，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管理工厂，形成了马钢宪法。当时鞍钢人认为马钢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鞍钢这个现代化的企业，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照搬马钢那一套就行了。这是一开始鞍钢人的想法和认识。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蓬勃兴起，鞍钢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敢想、敢说、敢于，开始思考问题，相信群众运动，怀疑一长制，怀疑马钢宪法。他们在实践中坚持政治挂帅，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采取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逐渐总结出一套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措施，写成总结报告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9]

　　鞍钢宪法最鲜明的特点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具体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实施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样就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出发，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冲破了苏联马钢宪法的束缚，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发展的新路。

　　鞍钢宪法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形成的，整个宪法贯穿着政治挂帅的精神。毛泽东在鞍钢与马钢的对比中，将鞍钢的经验总结称之为宪法，赋予鞍钢经验这样高的地位，不仅表明了他对鞍钢经验的肯定，也表明了鞍钢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建设中的地位。这是在激情迸发的时代，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以政治挂帅引领企业发展，打破崇洋媚外意识，破除教条主义、奴隶主义，找到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②      工业学大庆。

　　大庆是我国工业战线上践行政治挂帅的样板。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孤立、封锁和制裁，一九六○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困难。这个时候工业发展对石油出现了刚劲需求，石油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当勘探发现东北松辽盆地存在丰厚的石油储量后，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拿下这个大油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石油部具体规划部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全国各地调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鼓作气，万众一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大庆油田会战。人民解放军也抽调两个陆军师、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共三万余人参加了这次会战。[10]

　　为了搞好这次石油大会战，石油部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他们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从上到下建立政治工作机关，配备政治工作干部，为践行政治挂帅、进行石油会战提供组织保证。参加石油大会战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工程师还是一般技术员、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政治挂帅来规范个人的言行，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主动投身于石油大会战的斗争中。他们以工业发展根本利益为重，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收入与得失，因而在会战中能够及时化解矛盾，团结一致，敢于拚搏，一往无前，体现了克己奉公勇挑重担的时代精神。

　　在政治挂帅引领下，大庆油田会战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作风。参加会战的建设者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创造出工人和基层单位的“五好”标准(即政治思想好、劳动生产好、作风好、技术学习好、团结互助好)，干部“三定一顶”的劳动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定岗位、定时间、定职责，顶替定员”)，对干部“约法三章”(坚持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永不特殊化;坚持克服官僚主义，不能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永不骄傲，永不说假话)。[11]他们还要求在工作中要做到“三老四严”(即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即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这些在石油大会战中形成的标准、制度和作风，是在政治挂帅的引领下出现的，是在破除了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影响后形成的，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革命激情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石油大会战的迅速发展。

　　在大庆油田的建设中，政治挂帅最终还是要见之于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只有人们的实际行动，才是鉴别是否践行政治挂帅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做到了政治挂帅，才会使生产得到高速发展。在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中，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民工和解放军官兵，将政治挂帅铭记心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将自己生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藐视困难，壮志凌云，万众一心，斗地战天，莽莽草原扎营盘，快速拿下大油田，甩掉中国贫油帽，全国人民齐欢颜。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高度思想觉悟，也是他们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没有政治挂帅的思想武装，要具有这样的精神面貌是不可能的。

　　铁人王进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先进典型。他哼出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的战歌，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天换地的雄伟史诗。他立下的“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大公无私精神的生动体现。他发出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斗志，是那个火红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排除万难改造中国的豪迈宣言。

　　这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由石油部具体指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来武装头脑，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大庆油田就横空出世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一九六五年中国就实现了石油自给。参加大庆油田会战的人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冲天的革命干劲，吃苦耐劳，公而忘私，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中走在了工业战线的前列，使大庆成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政治挂帅的春风吹遍了整个工业战线，迅速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热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比学赶帮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③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我国农业战线上践行政治挂帅的一个样板。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海拔1000多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当时是一个仅有三百多口人的小山村。这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成无数小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战狼窝掌，决战虎头山，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在浩大的治沟工程中，大寨人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加巧干，终于实现了丰收的宿愿。而后他们继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培植“鱼鳞坑”，营造“海绵田”，种植实验田，不仅解决了大寨农民的吃粮问题，还每年向国家交售几十万斤粮食。

　　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陈永贵率领大寨一班人，不诉苦，不抱怨，不向上伸手，不向兄弟社队求援，坚持“三不要”(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做到“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紧紧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先治坡，后治窝，进行灾后重建，恢复农业生产。这一年他们在留足社员口粮和集体储备粮后，还向国家交售24万斤粮食，成为大寨人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12]

　　大寨成绩的取得是坚持政治挂帅的结果，陈永贵无疑是践行政治挂帅的带头人。为了抵制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冲击，他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在大寨创立了自报公议工分，取消了自留地，实行了大队基本核算制度，还主动支援困难社队，反对投机倒把，又总结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身体力行不向国家伸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克服困难，用提高思想觉悟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传授的大寨经验，处处充满着毛泽东思想，洋溢着政治挂帅的精神，从头到尾都是辩证法。[13]

　　农村出身的陈永贵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将大寨农民团结在周围，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开田，整治山河，不仅彻底改变了大寨的面貌，还使大寨这样一个贫困缺粮的小山村变成了一个粮丰人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同一朵艳丽的梅花在太行山的风雪中凌寒绽开，显示出政治挂帅的巨大威力，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大寨人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听取山西省委介绍时，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农业部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4]

　　④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解放军是践行政治挂帅的一个样板。

　　本来，早在人民军队创立之初，毛泽东确立的建军思想和路线中就明确了政治建军的指导原则，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人民军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够不断迭挫强敌，取得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成为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鲜明特点。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军队建设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对这个决议非常重视，亲自作修改。十二月二十一日，《决议》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全军执行。

　　从六十年代初起，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先后进行了“两忆三查”(即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和“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这些活动和运动不仅对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连队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改造人的世界观，坚定信仰，陶冶情操，涌现出了雷锋、欧阳海、王杰等一批奋勇献身的英雄人物，成为全军的楷模，大大激发了全军指战员的斗志。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干部下连当兵。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干部下基层当兵加强连队工作，改进领导作风蔚然成风。深入基层的干部不仅同战士坚持“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而且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基层官兵的欢迎。[15]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16]他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实际情况，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紧紧抓住军队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政治挂帅为指针加强军队建设，大力倡导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究实用，立竿见影，提出“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重申“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政治素质，加强战备训练，苦练杀敌本领，注重近战、夜战演练，不仅改变了全军官兵的精神风貌，还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此可见，政治挂帅本来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指导方针，是人民军队之魂。只有坚持政治挂帅，执行政治建军路线，人民军队才能够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就是因为政治挂帅已经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克敌致胜的根基的缘故。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政治挂帅的四个样板，这四个样板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政治挂帅的突出代表而已。正是因为它们是政治挂帅的典型，因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才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17]同时鞍钢宪法也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践行鞍钢宪法，学习大庆、大寨和解放军的运动中，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政治挂帅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涌现出了一系列先锋模范人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4)在政治挂帅上的两条不同路线。

　　在政治挂帅的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坚持政治挂帅;一条是主张经济挂帅，表现为技术挂帅、利润挂帅、工分挂帅、奖金挂帅等多种形式。经济挂帅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广泛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坚持经济挂帅，就会以经济建设作为部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政治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发展最终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上的不同路线，是由于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两条路线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运动上存在严重分歧，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存在严重分歧。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政治挂帅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三大改造业已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如果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就要将阶级矛盾放在首要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如果阶级矛盾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就不必将阶级矛盾放在首要地位，而是要把经济放在首要地位，就要坚持经济挂帅。由此我们看到，政治挂帅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持上就是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坚持政治挂帅决不是不要经济，也不是不重视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以政治来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要防止脱离经济的空头政治倾向，还要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在坚持政治挂帅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中以政治挂帅为指导，将政治挂帅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这在建国后三条总路线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在政治挂帅上的两条路线，不仅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即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条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三条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但是集中在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三条总路线践行的时期，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却存在重大不同，在划分标准上存在差异。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的阶级矛盾是按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资料来划分的，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时的阶级矛盾是以政治思想来划分的。但不管划分标准如何，阶级矛盾都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鉴于此，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表现在三条总路线的斗争上，三条总路线的斗争又是阶级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否坚持政治挂帅就成为三条总路线斗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鲜明特点。

　　坚持政治挂帅上的两条路线，必须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脱离经济的空谈主义，这是政治挂帅问题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二是脱离政治的实用主义，这是政治挂帅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要坚持政治挂帅，不仅反对脱离政治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要反对脱离经济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的正确方向，既反对政治挂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政治挂帅上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政治挂帅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将政治挂帅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在政治挂帅上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角度，才能真正认识到坚持政治挂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我们不仅要正视政治挂帅上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还要认识到能否坚持政治挂帅，将政治挂帅进行到底，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5)政治挂帅的意义。

　　实行政治挂帅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坚持政治挂帅，才能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拨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是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这个时候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要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立足解决主要矛盾，搞好阶级斗争。既然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18]那么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要以政治挂帅来武装头脑，保持政治挂帅警钟长鸣，将政治放在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位，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从政治上来观察、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②      坚持政治挂帅，才能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其它所有制经济之间，也表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也表现在人和人之间，以及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存在着这些矛盾，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必须解决这些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发展要求出发来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占有首要地位，[19]是政治统帅经济，而不是相反。因而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以政治挂帅来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限制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政治挂帅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说到底还是因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结果。

　　③   坚持政治挂帅，才能维护中国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表现为当家做主，在经济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坚持政治挂帅，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在经济上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文化上维护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是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就是要以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一切。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工农两大阶级在政权中处于统治地位，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维护工农两大阶级的物质利益，就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农群众合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为了维护工农两大阶级的文化利益，就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使工农兵成为文艺的主角，占领社会主义文艺舞台。只有坚持政治挂帅，才能确保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维护工农群众的物质利益，满足工农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能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的根本利益，就成为是否践行政治挂帅的检验标准。当然，这里要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政治挂帅成为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强保证。共产党不仅要以政治挂帅为指导，还要能够宣传、组织工农群众，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成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主体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将政治挂帅真正落到实处。

　　④   坚持政治挂帅，才能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执政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坚持政治挂帅可以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工农联盟的巩固与发展，又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虽然政治挂帅的提出是由经济挂帅和物质刺激直接引发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来的。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尽管政治挂帅这个术语是在三大改造后提出来的，但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践行了政治挂帅的基本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强敌、所向披靡的政治指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政治挂帅的提出，不仅是要消除经济挂帅和物质刺激对社会发展造成的消极作用，更是通过发挥政治对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通过政治挂帅来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增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在斗争中不断改造世界观，自觉影响和发动群众，做群众的引路人。这样就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形成强大的共鸣，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行动起来，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为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完成党确定的宏伟目标而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坚持政治挂帅具有重要意义。坚持政治挂帅，不仅能够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拨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还可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足以维护中国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更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治挂帅来处理问题，就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2、评析“五七指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来的。“五七指示”则是建设新世界的纲领，只有在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后，新世界才能够建成。这样以建设新世界为目标，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手段，就将政治挂帅和“五七指示”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政治挂帅和“五七指示”的关系说起。

　　(1)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

　　从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到，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为了坚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发挥政治对经济能动作用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政治挂帅不仅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也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政治挂帅指导下，我们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政治挂帅就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

　　“五七指示”就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工农商学兵党政等社会发展的诸方面规划的宏伟蓝图。在实现这个宏伟蓝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政治挂帅的方针，以政治挂帅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行动。只有坚持政治挂帅，以无产阶级政治为最高原则，才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将工农商学兵党政统一起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发展，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因而我们说“五七指示”不仅以政治挂帅为指导，同时又是将政治挂帅落实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实际行动的有效途径。

　　政治挂帅成为贯彻“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是因为政治挂帅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才明确提出来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五七指示”从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个宏伟蓝图得以实现。政治挂帅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能够实现“五七指示”规划的宏伟蓝图，因而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方针。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政治挂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及“五七指示”之间的逻辑联系。政治挂帅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来的，只有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才能使“五七指示”的宏伟蓝图得以实现。这样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为纽带，将政治挂帅和“五七指示”联系在了一起，政治挂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五七指示”根本指针的。

　　(2)、 “五七指示”的内容及其剖析。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起草的呢?其内容又如何呢?

　　①      “五七指示”的形成。

　　“五七指示”虽然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以后作出的，但是从军史的考察中不难看出，从源头上来说还是来自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和思想，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毛泽东早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就明确指出，我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而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为人民军队规定了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大任务。他指出，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一个生产队。[20]比如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开到南泥湾，开垦田地，发展农副业生产，把野兽出没、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也在完成巩固国防任务的同时，响应党和军委号召，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六十年代前期国家遭遇经济困难时，自觉为国家分忧解难，与人民群众一起共渡难关。中央军委和各总部曾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通过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支援国家恢复经济。全军各团以上单位均兴办起农场，种粮种菜养猪，做到了蔬菜基本自给，肉食自给达到50%—70%。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军向国家上交生猪10万头以上，并大量支援地方粮食和蔬菜。[21]

　　部队从事农副业生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身的粮食和副食品需求，改善了部队生活，还减轻了国家负担，为备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资条件。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是主管全军后勤供应的工作部门，对部队从事农副业生产进行调研以后，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向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22]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收到总后勤部的报告以后，五月六日将报告呈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以后，五月七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于这封信是毛泽东在五月七日写的，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就是“五七指示”的由来。

　　②      “五七指示”的内容。

　　毛泽东审阅总后勤部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被称为“五七指示”。“五七指示”的内容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23]

　　这封写给林彪的信，毛泽东先是寄给林彪征求意见，而后又进一步提议将这封信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执行，于是他又给林彪写了如下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毛泽东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信——引者注)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24]

　　林彪收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将毛泽东五月七日给他的信件和总后勤部的报告印发中央军委和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五月七日信件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转发全党，在所加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25]

　　③      “五七指示”的剖析。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肯定了总后勤部的报告，建议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召集军、师两级干部进行讨论，将其意见上报军委，再印发军委和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总后勤部的报告是重视的，对这个报告和他给林彪的信的处理是慎重的，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这是毛泽东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

　　“五七指示”虽然是由总后勤部的报告引发的，具有偶然性，但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逻辑和社会发展上来说，却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五七指示”不仅体现了政治建军的路线和思想，同时也是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一九六四年以来，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力学习解放军，这样军队的变化势必对地方产生巨大影响。[26]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新民主主主义社会进而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我们注意到，“五七指示”并非仅仅是对军队作出的指示，而是对包括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发展规划的蓝图，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纲领。从这方面上来说，“五七指示”的作出是具有必然性的。

　　“五七指示”为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纲领。这个纲领勾画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为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前提下，既要进行生产，又要进行革命，不断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断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要创造这样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就必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五七指示”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作出的，提出政治挂帅又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因而“五七指示”就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的指示。

　　在物质水平低的条件下是建立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具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农村集体所有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存在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要在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进而向人民公社过渡。在实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后，再创造条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实现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关系，首先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人和人之间平等关系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还要破除政治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实行按照分配的同时，还要限制分配领域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将按劳分配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结合起来，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建立，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后，要求建立适应其发展的上层建筑。这就要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这个关键，把阶级矛盾作为部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进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将作为公仆的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实现以工农两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五七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五七指示”主张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进行教育革命，培养一代新人，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促进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断促进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础和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五七指示”的作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五七指示”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只有在这些矛盾解决以后才能创造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找到一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光明大道。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五七指示”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建设新世界的纲领。

　　“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中首次向全国公布的。社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五七指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说明。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27]

　　(3)、“五七指示”的意义。

　　“五七指示”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①      “五七指示”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如何发展才能够消除弊端，纠正错误，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决不是仅仅喊喊口号，或者写几篇文章就能够实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落实到社会主义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中。

　　我们注意到，“五七指示”里面谈到了工农商学兵党政七个方面，虽然着重谈了工农兵学这四个方面，其实党政商这三个方面也是这样。这在“五七指示”中作了明确说明。工农商学兵党政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五七指示”实际上指出了各个行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五七指示”就是将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落实到工农商学兵党政中去的指导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这个指示真正落实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行业中，使这个行业的人们能够真正动员起来，打赢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攻坚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这个指示的精神落实到工农商学兵党政中，各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规划发展蓝图，注重本行业的发展，还要向其它行业渗透，做到“一专多能”，同时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指明行业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只有战略上的谋划，没有战术上的落实，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五七指示”就是从战略上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落实到战术上的实施纲领。因而“五七指示”不仅规定了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状况，还对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才能保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等问题，制定了发展的宏伟蓝图。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五七指示”是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出发，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仅从战略上还从战术上，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落实到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中，具体指出了各个行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各个行业及它们之间的综合发展中，保证整个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②      “五七指示”是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五七指示”是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作出的，“五七指示”的践行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锐利武器。

　　贯彻“五七指示”，就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真理愈辩愈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四大”进行争鸣和批判，在思想的交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中，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还要占领社会意识形态阵地，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真正认识到什么是阶级斗争、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如何进行阶级斗争以及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就会给广大工农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这就要在斗争中动员起广大群众的力量，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灵魂深处发生革命，使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贯彻“五七指示”，是密切干群关系，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有效途径。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不仅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而且还开办五七干校，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分子也走出单位、学校、实验室，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厂农村去进行劳动。在劳动中，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不仅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了解到群众的疾苦，还使他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改造。这是克服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反修防修的有效手段。

　　贯彻“五七指示”，是消除阶级分化，铲除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有力保证。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产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时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人数不多，但是分布相当广泛。[28]因而要反修防修，避免修正主义上台，就必须铲除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五七指示”，就是打破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有力武器。“五七指示”，党员干部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到生产一线参加劳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这样就使人们超越阶层的限制，在不同岗位间进行合理流动，逐渐缩小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有利于打破阶层固化，逐渐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贯彻“五七指示”，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有效手段。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29]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单纯强调个人的修养是不够的，仅仅进行整风也是难以取得成效的。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只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改造。不仅是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而且工农群众的世界观也要进行改造。“五七指示”，就为工农兵学商党政各个行业的人们改造世界观指明了方向，成为他们进行世界观改造的有效手段。因而只有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在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论辩中，在正确与错误的思想交锋中，才能够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灵魂深入爆发革命，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取得反修防修斗争的伟大胜利。

　　“五七指示”的贯彻，有助于打破现有的阶层固化，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是一次改造人的世界观的伟大斗争。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到达斗争的第一线，通过“四大”的方式，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斗争中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不仅能够铲除修正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还消除了修正主义存在的思想基础，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③      “五七指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以后，才有可能使人们摆脱奴隶般的分工，从机械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由谋生的工具变为人的第一需要，从片面发展中向人的全面发展过渡，并最终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得以实现。[30]

　　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是专业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是各个专业之间出现了交叉乃至于综合发展的趋势。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要求专业性的人才，而且还需要综合型的人才，是专业与综合统一的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解决现代科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五七指示”就是在现代科学文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作出来的。贯彻“五七指示”，就要求我们从学科与专业之间交叉的现实出发，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创造条件。

　　“五七指示”，要求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各个单位，立足于本行业的发展实际，在搞好本行业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学政治，学工，学农，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进行思想革命，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事文化娱乐活动。这样就使人们从单一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以本业为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艺术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发展，从职业的奴隶变成工作的主人，在全面发展中当家做主。

　　贯彻执行“五七指示”，不是消灭社会分工，是使社会分工变得更为合理，逐渐消除因为社会分工产生的阶层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样即使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分工更为精细的情况下，也难以出现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导致的阶级分化。

　　“五七指示”，要求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不仅使人们能够学习各项技能和文化知识，还提供了进行实践的场所。工农商学兵党政都是这样。这就为这些行业的人们，提供了深入其它行业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水平，为他们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人们从单调、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在各个行业之间合理流动，能够从事多种职业，不仅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实际上还为消灭分工造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现象提供了有利条件，真正做到人的全面发展。

　　“五七指示”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从事工农商学兵党政各个行业的人们，摆脱单调、奴隶般的分工，在干好本行业工作的基础上，还要从本行业中解放出来，学政治、学文化、学工、学农、从事文艺和体育活动，自觉捍卫无产阶级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人人能够努力工作，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够实现。“五七指示”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④      “五七指示”为消除三大差别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大差别就是三大矛盾，具体说来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这些差别和矛盾。社会主义也是在这些差别和矛盾的解决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五七指示”为这些差别和矛盾的解决开辟了广阔道路。

　　工农差别，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解决工农差别，不是把工人的收入压低到农民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机械化，这样就使得大部分农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农民，不是到城市打工，而是在当地农村就业。这就要在农村实现工业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为实现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发展的道路。毛泽东称社办工业是人民公社光辉灿烂的希望。[31]农村工业化是解决工农差别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再次强调而已。

　　城市差别，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城市压缩到乡村的水平，而是要把乡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结合起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逐渐缩小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直到最后使农村赶上城市的发展水平。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前提。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不是外出到城市做工，而是依靠农村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后，工业所在地，也就是人民公社驻地，就奠定了城镇化的根基。这样在集体化、机械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以后，不仅多数农民能够在本地就业而不外出做工，农村学生也是毕业后多数回到农村就业。这样不仅将利润留在了农村，而且将消费和劳动力、人才也留在了农村，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市场，为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样我们看到集体化、机械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紧密联系依次发展的一个整体，在农村“四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都在急剧缩小。在农村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会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流。随着城乡经济贸易交流的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不但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当着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逐渐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时候，工农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五七指示”实际上指出了解决城乡差别的正确道路。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一方面表现在从业环境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收入上。这种差别是历史形成的。既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之间的差别硬性拉平，也不能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无动于衷。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采取适宜的方式，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逐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别，直到最后予以解决。工农群众要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而知识分子和学生要到工厂和农村，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期间，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大批判，管理学校和文化单位，创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培养赤脚医生，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招生制度，就是这些措施的具体表现。“五七指示”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由此看来，三大差别的存在是客观的。我们既不能对于三大差别漠然置之，也不能操之过急，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去硬性缩小三大差别，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采取适宜措施不断缩小直到最终消除三大差别。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五七指示”，就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不仅为缩小、消灭三大差别开辟了广阔道路，还是进行这种斗争的指路明灯。

　　⑤      “五七指示”为构建新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五七指示”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一九五六年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仍然存在着系列社会矛盾，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或者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或者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要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消除修正主义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五七指示”就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时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是其内部仍然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在生产资料的部分市场和消费市场上，商品经济仍然存在，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由于职业、地域、社会分工不同导致的三大差别仍然存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说明不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

　　“五七指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消灭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重新恢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社会，[32]而是立足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出发，让人们从单一的、枯涩的劳动中解放出发，做到“三老四严”，执行“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商品经济和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予以限制，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逐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由此看来，“五七指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非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五七指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为了实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立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出发，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人的解放和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七指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开辟了消除三大差别的广阔道路，又为构建新社会指明了发展方向。这个指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结晶，又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发展纲领，对我国乃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深远的历史意义。

　　3、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及其影响分析。

　　建设新世界存在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走的是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

　　(1)建设新世界的两条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建设新世界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逐渐消灭三大差别的情况下，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一条是在经济挂帅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想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从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一条是唯生产力论。它们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这两条不同路线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集中在阶级矛盾还是不是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

　　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唯生产力论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必要再进行政治战线上和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因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了，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我们看到，两条不同路线的分歧，形式上表现在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上，实质上则是在阶级矛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在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到底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因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说起。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固然，生产力在这一基本矛盾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又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在上层建筑领域还占有统治地位，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由于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不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巩固，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付诸于东流，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就不仅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阶级矛盾虽然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多数还是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一般说来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33]因而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般来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这就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挂帅是建立新世界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则是实施这个指针的具体方案。政治挂帅要靠“五七指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五七指示”囊括了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多个方面，紧紧抓住阶级矛盾，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主张一专多能，推动人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精神的力量转变成物质的力量，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逐渐消除三大差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经济挂帅则是漠视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承认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五七指示”采取消极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认为只要搞好了经济建设，似乎一切问题都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这样不仅不能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反而有可能使社会主义脱离其既定轨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实行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上，又具体在是否践行“五七指示”上表现了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建立新世界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在政治挂帅指导下，践行“五七指示”，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条是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漠视“五七指示”，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名义下，逐步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两条路线的形成，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从立场上则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方面造成的。

　　(2)两条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两条不同路线的形成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

　　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执行政治挂帅的根本方针，通过“五七指示”的践行，将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中，不断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唯生产力论则漠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这些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个时候关键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许多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这样两条路线存在的严重分歧集中在要不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问题上，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以其固有的运动规律在发生着变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以政治挂帅为指针，践行“五七指示”，就可以解决这些矛盾，使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否认这些矛盾的存在，以经济挂帅为指针，漠视“五七指示”，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直到复辟资本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对比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已经对这两条路线作出了有力的验证。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在政治挂帅指引下，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欣欣向荣。在短短三十年内，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人民公社社队企业基本建立，农村工业化稳定推进。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构建，赤脚医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广大农村，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善。在外部孤立、封锁、制裁的情况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搞出了“两弹一星一核艇”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成就，巩固了国防。在结晶牛胰岛素、籼型杂交水蹈、青蒿素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黄、毒、赌、黑社会早已绝迹，当时的社会政治清明，民风淳朴，艰苦奋斗，乐于助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文艺蓬勃兴起，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中国外交成就硕果累累。新中国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和制裁，还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成就是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的。既坚持了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证明了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正确性。

　　可是我们不幸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以后，政治挂帅和“五七指示”也遭到了贬斥，认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包产到户瓦解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瓦解，全民所有制经济也遭到毁灭性破坏，广大工农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又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向政治领域进行渗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不断加深，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已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无产阶级专政面临严峻挑战。这就从实践上不仅从正面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还从反面对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的正确性进行了有力的验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这样。当年进行中苏论战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像苏联那样搞社会主义，只注重发展生产，搞“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否认阶级矛盾，不抓阶级斗争，不向特权阶层“开刀”，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迟早有一天要垮台，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这才是中苏两党展开大论战的真实背景。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是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长期演变，最终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34]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也是这样。

　　从两条路线的检验中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对比以及苏联亡党亡国和东欧剧变的教训中可以看到，两条不同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结果。这就是到底是坚持政治挂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逐步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坚持经济挂帅，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究其原因，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以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执行的路线造成的。

　　4、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斗争。

　　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造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这就必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决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建设一个新世界。不论是政治挂帅还是“五七指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政治挂帅是建设新世界的根本指针。政治挂帅和经济挂帅是互相对立的两条指针，从方针上来说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原因上来说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政治挂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政治挂帅决不是不重视经济的发展，更不是不要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把政治放在首位，处于生命线、统帅和灵魂的地位，以阶级矛盾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从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创造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同时，还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脱离经济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将政治挂帅落到实处。

　　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紧紧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一主题，从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勾画了新社会的发展蓝图。破除政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两极分化，消灭三大差别，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指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政治挂帅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针，“五七指示”又是建设新世界的宏伟蓝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就要践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要坚持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还要反对唯生产力论。为了将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进行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脱离革命只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生死攸关的大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已经对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了检验。

　　建设新世界的斗争是艰难的、复杂的，从政治挂帅到“五七指示”是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斗争中不断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的，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渐取得成效的。坚持政治挂帅，践行“五七指示”，社会主义就会在不断发展中迎来共产主义的曙光。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是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献。这封通信是毛泽东七月八日在武汉写成的，当时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而后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这封通信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对个人崇拜的不同认识及文革的发展具有非常意义。

　　信中显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毛、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

　　1、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

　　要弄清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就要首先从毛泽东是如何认识个人崇拜的问题入手，通过文献资料来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进行自我评价的，由此进一步探究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先从毛泽东是如何论述个人崇拜的问题开始。

　　(1)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是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后引发的。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肯定了赫鲁晓夫报告中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一面，批评了斯大林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导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重大错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

　　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关于我党应当吸取的教训，可归纳为四条：(一)“必须警惕：有些人当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二)“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三)“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四)“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2]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并否定个人崇拜，是把个人崇拜当作错误来看待的。但是从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考中，毛泽东认识到这是以否定个人崇拜为名行否定斯大林之实，反对个人崇拜不过是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创造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上来看，个人崇拜的内涵比较复杂，和掌握真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两点论，即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3]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个人崇拜的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候他既非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也非盲目地赞同个人崇拜，而是将个人崇拜分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情况。正确的个人崇拜是指对掌握真理的人进行的崇拜，这是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指不问是非，盲目服从地崇拜人。他进一步分析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这当然是必要的，应该肯定的。另一种是怀着卑鄙的私心，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度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区分正确与不正确个人崇拜的标准是被崇拜的人手上是否掌握真理。对掌握真理的人进行个人崇拜，属于正确的个人崇拜;对不掌握真理的人进行个人崇拜，属于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由此看来，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两点论，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认为区分正确与不正确个人崇拜的标准是是否掌握真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上来说，掌握了真理就能够从政治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斗争的方向，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没有掌握真理，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惨重损失，甚至会葬送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跟线不跟人，不管是谁，谁手中掌握真理就跟谁，谁手中掌握真理就崇拜谁，显示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精神。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4]

　　从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同志在党代会上跟着毛泽东走就不会错的发言。他将个人崇拜的观点运用于实际行动中，即使对自己也是这样，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他要求全党同志要明辨是非，进行独立思考，培养辩证头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那是很危险的。这进一步表明毛泽东是以是否掌握真理而不是高低贵贱作为崇拜标准的。

　　崇拜、跟随是以坚持真理而非愚忠为基础的。这是个人崇拜上的真理观，也是个人崇拜上的新观念，是个人崇拜两点论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具体应用。毛泽东强调跟线不跟人，是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不看别人对自己的崇拜如何，而是在根据真理制定出正确路线的情况下，是不是和自己在路线上一致。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对自己个人如何崇拜，而是能不能和自己在路线上一致。如果仅仅是崇拜自己个人，却反对自己执行的路线，那也是难以取得他信任的。如果和他在路线上一致，即使对他个人存在不同意见，那也是能够取得他信任的。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尽管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不已，却在文革期间为什么难以避免被冲击、批斗乃至打倒的命运了。

　　在对个人崇拜的思考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崇拜不仅仅是掌握真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涵领导人的权威。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斯诺，乔冠华、龚彭在座。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5]

　　这里的个人迷信就是指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当时已经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定性为修正主义者，说他倒台是因为没有个人崇拜，显然不仅仅是说他没有掌握真理，也包涵着他在台上不是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意思。从对斯大林的评论中也不难看出，说斯大林有个人崇拜，也不仅仅是说斯大林掌握着真理，其中也包涵着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是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涵义。中国人有点个人崇拜，也是在说明中共领导人不仅手中掌握着真理，而且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有权威的。当然，这种权威是由于掌握真理尽瘁于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后形成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又赋予了新的涵义，反映出他又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人崇拜的认识。

　　虽然毛泽东认可了领导人权威和声望在个人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却是对于个人在革命和建设中作用的强调持谨慎态度。在对待自己评价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也是一以贯之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搞到天下分裂时，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怀的，离开也是带有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即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6]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依靠自己的崇高威望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还用带有警告式的语言告诫杨成武等人，这些话强调多了你们会吃亏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运动的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以后，自觉适应规律发展的要求，挺立潮头，顺势而动，发动群众，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自己手上掌握着真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者，但还是反对把自己提得过高，认为这种作法是有害无益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在个人权威和作用的认定上，毛泽东也是反对过分突出个人的。

　　这种即使对正确个人崇拜也反对过分突出个人的态度，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7]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便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在权威行使和个人作用的评价上，毛泽东也是予以限制的。当然，在不同时期限制的程度有所不同。由于个人崇拜中的个人手上掌握着真理，因而个人崇拜就有着遵从真理的涵义。同时，将真理践行于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需要领导人具有必要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授予的。个人作用的认可和推崇又是形成权威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强调个人作用是必要的，当然也是有限度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构成了个人崇拜的基本内涵。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乃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并非目的，而是斗争的手段，是以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为其基本内涵的。个人崇拜的实施程度是由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的。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斗争形势出发，当时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通过革命领袖的权威，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以葵花向阳之势，让文革的真理深入到党员干部、群众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兴起。因而毛泽东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踊跃投身于文革的洪流，这个时候个人崇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降温了。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毛泽东说他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也管不了了，又怎么会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其实，毛泽东说的管不了了，不是从组织上来说的，而是从思想上说的，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党政机构的领导人和他在思想上不一致。这不仅仅是认识的不同，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判断是与他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相一致的。[8]

　　从以上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全盘否定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个人崇拜，是在历史考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他坚持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被崇拜的人掌握着真理。这样就以是否掌握真理成为判定个人崇拜正确与否的标准。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不过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反对崇拜别人，希望崇拜自己而已。当然，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进行个人崇拜的原因是因为掌握着真理的缘故。他在会议上批评了有人说的跟着毛泽东就不会犯错误的说法，主张谁掌握着真理就崇拜谁，不管是领袖还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这样。他主张跟线不跟人，如果他手中掌握着真理就跟他，如果手中没有掌握真理就不跟他，反对不辩是非、愚忠式的跟随，而是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他告诫党内领导干部，不要跟个人，要跟正确路线，跟随掌握真理的人。这对党、对领袖、对他们个人都是有利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强调个人，就不仅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他们自己将来也会吃亏的。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是与他主张的个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相一致的，即使对自己也不例外。

　　对掌握了真理的人进行个人崇拜，是为了践行真理，形成权威，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突出个人。因而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适度强调个人崇拜是必要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就是这样。但是这种强调个人崇拜只是在政治斗争的特殊阶段出现的，一旦条件发生了变化就要适时予以中止。由此可以看到，即使从党内斗争的需要出发，对于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是谨慎行事，严防其超出必要的限度。

　　毛泽东主张的个人崇拜，是以真理为基础，以权威为保证，以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为引线，将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践行真理，紧跟权威，融汇成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个人崇拜是需要的，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也是有限度的。这是践行真理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绝不是崇拜个人。

　　(2)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前文我们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中分析了个人崇拜具有崇尚真理、形成权威和适度强调个人作用的基本涵义。毛泽东也说过文革初期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如果不了解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就会使人误认为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观点的变化，是为了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因而只有我们对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以后，才能使我们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观点有一个更确切的认识。

　　下面我们从七个方面看一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①      毛泽东的自我剖析。

　　建党前夕，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在一封通信中对友人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坦率陈述了自己存在的弱点。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与他一起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彭璜的信中说：“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的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自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9]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彭璜性格进行肯定的同时，还列举了他存在的十个缺点。由此进一步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在承认自己与彭璜具有许多相似缺点以后，还坦承自己具有意弱这一最大缺点。而这正是与别人对毛泽东的看法正相反的。为此他还举例为证来说明这个问题，慨叹自己没有意强这等本领。当然，在信中毛泽东也对自己的优点作了自慰式的肯定。

　　毛泽东以革命者的执着追求，与友人彭璜一起谈论修身问题。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态度诚恳，扪心自省，不仅坦率承认了自己的弱点，还向友人坦露了他们没有察觉到的缺点，显示出革命青年的亮节高风。即使在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在真理道路上苦苦求索的毛泽东，敬仰之情让人油然而生。

　　②      走上马克思主义大道的真诚回顾。

　　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一个过程。在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以后，他从不悔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不论是在讲话和谈话中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说：“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10]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在座。毛泽东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天生的是没有的，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1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一再谈到许多想不到。谁想到参加共产党?二十六岁以前不知道有马克思，不知道有共产党。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12]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智利共产党左派—斯巴达克派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在座。谈到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时，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多我还没有看过，只看过少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个几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书本作为观点来研究事情。[13]

　　从毛泽东的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到，即使成为了革命领袖，毛泽东也并不悔言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曲折过程，真情回顾了自己当年是如何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还坦言自己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得不多，又讲到革命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己过去就有过许多没想到，表示要学到老，改造到老，态度真诚，情深意长，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③      民主革命同舟共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并不是什么夸张，已经成为党政军民的共识。[14]尽管如此，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把功劳归于个人，更反对别人神化自己，而是实事求是地谈到了当年他和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他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如何肤浅，和全党同志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在谈到中共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15]

　　毛泽东坦言自己当年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浅薄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是这样。在这次预备会议上，他还谈到了自己的错误问题，反对把功劳归于个人。他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6]

　　在七大会议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上，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晋察冀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一个课本上说他从小不信神，10岁就反对迷信，他又指出：他小时候是信神的，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他还多次讲过，他曾信过孔夫子，信过资本家宣传的那一套。[17]

　　毛泽东认为他的著作，是对革命群众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应薄一波要求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18]

　　毛泽东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坦言，自己没有别人说的那样英明。在革命斗争初期，自己也和城市工作的人一样，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是蒋介石枪杀中国共产党人，才使大家跑到乡村，拿起枪，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伍修权、赵毅敏、陈浚在座。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这就是说，要对一个国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1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既没有尊者讳的言辞，更没有文过饰非的话语，而是真实复原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回顾了自己和当时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在斗争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即使这个时候自己写的革命著作和文章，也是群众斗争经验教训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诗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

　　④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和平时期，毛泽东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主张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反对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制定了防止过分突出个人的措施，走在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前列。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但他决不轻易使用这个权利。就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里，凡重大问题，他都要找身边的和可能找到的中央同志研究。[20]这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防止夺权政权以后党内同志产生脱离群众、和平麻痹、安于享乐的思想，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

　　党内出现高、饶反党事件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规定，使全党同志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该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的态度。”[22]

　　毛泽东这样做，既是针对全党同志的，也是警醒自己的。毛泽东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将其中称颂自己的条文予以删除，他在会议上对此作了说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23]

　　为了进一步贯彻既定的方针，毛泽东后来又反复重申这些规定，拒绝为自己祝寿，要求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24]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批示：“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25]

　　不仅如此，毛泽东就是对于外宾的敬仰和恭维也是采取拒绝态度，说不能那样讲，自己站在人民一边，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陈忠经在座。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26]

　　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时，当场否定了外宾的称颂，说自己是群众的学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杨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宾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2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在党内作风方面不仅向全党提出了要求，而且自己也走在了作风建设的前列。当时制定的许多规定和制度，不仅是约束全党同志的，也是防止党员干部和群众称颂自己的。他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之中，以劳动人民的一员出现，始终做到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防止突出个人，脱离党员干部和群众。

　　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勇担责任。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尝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发起后由于没有经验，也由于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好大喜功的情绪，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规律，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喧嚣尘上，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全党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制定措施，调整指标，在纠“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但是，事与愿违，庐山会议却出现了变故。以彭德怀上书为导火线，将党内本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于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作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却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这样就中断了纠“左”进程，又在全国掀起了大干快上的风潮，最终成为酿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面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困难，痛定思痛，毛泽东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纠“左”的同时，还多次向全党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28]

　　毛泽东不但在文章中坦承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许多错误，还进一步举例说明自己在那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坦荡的胸襟是令人敬佩的。随后，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还多次谈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态度真诚，平易近人，知错必纠，感人肺腑。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29]

　　不仅如此，毛泽东承认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同时，还进一步领导全党同志孜孜以求地纠正错误。他在调研中发现，人民公社整顿以后，虽然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但是在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平均主义。于是，他以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取消了公共食堂和分配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终于建立了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中，谈到两个平均主义时写道：“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30]

　　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形成全党共识，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围绕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结合自己的经历，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又一次向全党同志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了一次党内集体民主生活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31]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坦言自己对于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大懂，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32]不仅如此，他又当着从中央到地方七千多位党员干部的面，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一次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33]

　　不仅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而后他又在党内不同场合进行了多次自我批评，提醒党内同志一定要牢记以前所犯错误的沉痛教训。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周恩来、余秋里、谷牧参加。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时任中共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我说不要搞三千万吨(这是原计划的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毛泽东年谱》编者注)，二千万吨有没有?我还同大区、省委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他们都主张二千二百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号，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当薄一波汇报会议开得不错时，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指31个新技术项目——《毛泽东年谱》编者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提出搞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你们过去不是也有奋斗目标吗?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会议总结了去年工作，怎样政治挂帅，如何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34]

　　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的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当场予以了否定，明确表示不是要紧紧跟上他的思想，而是要紧跟客观实际，掌握客观规律。因为他也会犯错误。是否紧跟关键还是要看他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的就紧跟，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不要紧跟，不问是非盲目紧跟的作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与地方同志的谈话中，还坦言自己在高征购、瞎指挥方面所犯的错误，仍然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李葆华、李任之、王光宇谈话。他说：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你们有，我也有。[3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既没有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没有因为要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更没有将错误诿过于人，而是领导全党同志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对自己和党内同志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次坦言自己和全党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和全党同志一起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过程中，找到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⑥      社教运动砥砺前行。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同时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为了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究竟如何，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起也在进行着探索活动。他在讲话和谈话中多次说，自己没有说的那么英明，他谈到的许多问题是群众发明的，是通过调查研究从群众那里得到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薄一波汇报说他最近到处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计的，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烂掉了。毛泽东说：什么是我发明的?都是大家告诉我的，是群众发明的。现在形势比较好了，农业、工业、商业、文学、艺术都动起来了，即阶级斗争都动起来了，很好。[36]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长沙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指基层领导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前十条》所讲的10个问题。——引者注)，都是别人告诉我的。[37]

　　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在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全党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不仅党员干部和群众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有人希望毛泽东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在总结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几篇如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那样的报告，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方向。在建议面前，毛泽东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坦言他还没有经验，因而作不出那样有分量的报告。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38]

　　从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调研中从党员干部和群众那里发现的。他从工农群众的立场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群众的学生，和全党同志一起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并不悔言自己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样没有经验，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通过实践的探索来加以解决。

　　⑦      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消灭了剥削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一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鉴往知今，感慨万千，为了使全党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党内斗争，处理好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向与会代表谈了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开了一场别有声面的民主生活会。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39]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谈了自己在党内的经历，经受的挫折和打击，以及所犯的错误。在被戴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以后，并没有气馁，而是奋发图强，埋首书本，下苦功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最终弄通了马列主义。他不是站在领导的位置上，而是以同志般的赤诚，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平等的态度和与会代表交心，谈了自己经受的党内斗争打击等问题。他的话发自肺腑，真诚感人，言辞坦率，入情入理，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如同浩荡的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又如大旱的甘霖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深深地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开了一次特殊形势的党内民主生活会。

　　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只是毛泽东自我评价的一部分。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论是在毛泽东起草的书信、文章、文件还是发表的讲话、谈话，乃至于与外宾进行的谈话中，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而是与全党同志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总结工农群众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逐步走上中国式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毛泽东说，毛选是血的著作，是烈士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发自肺腑，饱含深情，表达了对牺牲烈士的深切怀念。他把自己置于劳动人民之中，从不隐讳自己所犯的错误，一有机会就向党内同志讲述自己的错误，作出自我批评，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高尚品格。研究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为我们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具有重要意义。

　　(3)对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态度的分析。

　　以上我们从毛泽东论述中考察了个人崇拜的内涵，同时又从若干文献资料的梳理中看到了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要研究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度，只研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论述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还要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一开始对个人崇拜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在一九五六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个人崇拜由否定转向肯定，并进一步深化了个人崇拜的内涵。这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关于个人崇拜两点论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而后还在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个人崇拜的内涵比较复杂，包括真理、权威以及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等内容。个人崇拜并非是崇拜个人，而是有着特定的涵义。这里的个人是指掌握真理的个人，并不包括不掌握真理的人。在掌握真理以后，要想使真理能够践行于实际的行动，就需要必要的权威。因而权威就构成个人崇拜的另一涵义。权威是以个人的身份展开行动的，因而践行真理，行使权威，就要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这种个人作用的强调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度的，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不是离开人民史观或把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来孤立地强调个人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既要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又要防止将这种作用无限拔高，这样就形成了个人作用上的两点论。这个两点论来源于唯物史观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基本分析和判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袖立足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在总结人民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向导。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他是和广大群众一起在探索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

　　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到，虽然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却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学生，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所谓全知全能的领导人。他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自己不过是圣人的学生而已。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40]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他在与党内同志谈话中，要大家看看鲁迅的杂文。还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41]不仅如此，他在党内反复讲自己当年不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怎样的肤浅，毫不悔言自己所犯的错误，多次在党内会议和讲话、谈话中进行自我批评。他说，毛选是血的著作，是革命群众用鲜血写成的。毛泽东是以唯物的视野，平等的态度，谦逊的姿态，开阔的胸襟来处理领袖与群众关系问题的。

　　虽然他有时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是始终对不适当的称颂保持着警惕态度。这是因为他讲的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是有其具体内涵的。这个内涵也就是在掌握真理的条件下，为了践行真理需要必要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才适度强调个人的作用。只坚持真理，而不强调权威和个人的作用，就会隔断将真理转化成群众实践活动的桥梁;离开了内涵的真理，片面强调权威和个人作用，就会走上专制和独断，滑入盲目崇拜的泥潭。只讲实施正确的个人崇拜，而不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漠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会滑向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两点论;现在我们看到即使在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既赞成有一点个人崇拜，又防止超过必要限度的两点论。这样我们看到，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既可进行个人崇拜，又注意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这是因为只有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才能使真理变成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是保证正确的个人崇拜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即使实行正确的个人崇拜，也要严防超过必要的限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背离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走向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因而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既要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又要注意对正确个人崇拜的实施，不要超出必要的限度。

　　我们在研究个人崇拜的时候，就要把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和自我评价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认识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既有掌握真理、形成权威和强调个人作用的内涵，又具有防止在权威形成和个人作用强调上超出必要限度的意义。这不仅是践行唯物史观的具体表现，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行手段。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形成权威和强调个人作用决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践行真理的手段。因而我们说，个人崇拜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实行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真理、权威、适度强调个人作用而又反对过分突出个人，构成了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主张两点论：赞同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在正确个人崇拜问题上，既同意实行个人崇拜，又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这是因为个人崇拜决不是崇拜个人，而是个人掌握着真理，为了践行真理需要一定的权威，权威总要有人去行使的缘故。只有将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论述与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结合起来，我们才可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观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政治斗争的大局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个人崇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实行政治斗争目的而行使的具体手段。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了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这对于我们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就来研究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

　　为了研究这封通信，我们首先要熟悉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同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42]

　　这封信件是七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写的比较长的一封通信，比五月七日他写给林彪的通信还要长。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以批发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为引线，围绕个人崇拜问题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谈到了党内的斗争形势、文革的战略意图及其发展前途等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一个重要文献。深入解析这封信件，对于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评析。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向江青通报自己的外宾接见任务和行踪;二是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三是关于文革的问题。下面我们结合原文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①      毛泽东在信中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外宾接见任务和行踪。毛泽东这封信是对江青六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他先劝江青照魏金伯、陈丕显的意见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而后向江青通报了自己近期的行程。这里的武林是指杭州，西方的山洞是指韶山滴水洞，白云黄鹤的地方，是指武汉。他跟江青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以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与外界隔绝，消息不大灵通，现在已经到武汉了。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以后行止再告诉她。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江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②      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从毛泽东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林彪所讲的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虽然说了一句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随后却是一笔轻轻带过，并没有对此进行评论，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我们不仅从信件行文的衔接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谈话和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我们从信件的原文中可以看到，对于林彪讲话中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部分，毛泽东只是说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然后就一笔带过，转入了个人崇拜问题的评论，并没有对此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部分，对其中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还是同意林彪这部分讲话内容的。这也可以从林彪讲话前后毛泽东作出的指示以及发表的讲话和谈话中反映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在毛泽东讲话以后，随后到南方视察，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在全党提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后在杭州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又提出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说，不仅文化界出修正主义，党政军也会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他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权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段文字，再一次向全党敲响了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警钟。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与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提出防止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的问题。[43]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保卫首都的安全，一九六六年五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成立了以叶剑英为组长、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首都工作组，调两个陆军师进京担任卫戍任务，重点执行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44]

　　从林彪发表讲话前后毛泽东反复讲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要进行造反，为此还成立了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组，调两个陆军师进京执行卫戍任务来分析，再与这个时候发生的彭、罗、陆、杨问题以及毛泽东在这封通信中提到的一旦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的话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重点是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发生反革命政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关于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讲话内容虽然在一些讲法上可能与毛泽东存在不同，但是在防止反革命政变发生这个主要问题上则是与毛泽东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尽管对林彪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林彪关于反革命政变讲话的部分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2)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从毛泽东信中的内容来看，他是不同意林彪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准备将林彪的讲话发下去。这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矛盾心理。这里有疑问的是，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讲话，却为什么又将林彪的讲话批准下发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本来是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讲话的，但是最终还是批准下发了他的讲话。

　　这在信中已经有明确表示。毛泽东写道：“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这里的“他”是指林彪，“朋友们”、“他们”从狭义上说是指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支持文革的左翼力量，广义上说是指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不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上，当时林彪都在其中起了一个先锋作用。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党内外的左派和广大群众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势。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对当前个人崇拜的处理，即使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态势的实际作用，成为他对于个人崇拜进行策略性处理的决定性因素。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是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批发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示这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做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这是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话，说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他的个人崇拜搞的太过分了。在四月杭州会议上又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是却没有用，林彪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也推波助澜，吹得神乎其神，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上梁山了，也就是同意他们这样搞了。这里用了“他们”，显然并非指林彪一个人，而是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力量。林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讲是有着依据的。除了四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外，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武昌与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谈话时，针对在京常委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存在不同意见，明确表示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今后一律按一九六○年天津会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件事。[45]

　　三月十八日，在杭州召开的由林彪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三月二十日杭州会议上，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46]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批示：“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华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47]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持反对态度的，当在京常委与林彪提法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毛泽东赞同在京常委的意见，反对林彪的提法，还委托彭真、康生直接到苏州跟林彪讲清楚这件事。他还在三月、四月召开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表示了不同意见。后来还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陶铸、王任重在宣传报道中要把好关。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以贯之的，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信中的说法。

　　既然毛泽东反对林彪等人搞的个人崇拜，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坦露了自己的内心评价。他引用阮籍反对刘邦的话，表示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表明毛泽东在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后他揭示了自己的心理：“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自我评价。当然，这两个方面的评价不是搞折衷主义，而是有所侧重。既坚持了两点论，又突出了重点论。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论是在自信还是不自信、虎气和猴气方面都是如此。自信为主，不自信为辅;虎气为主，猴气为辅。这里的虎气和猴气具有多重的含义。虎气是指马列主义、正确、成绩、原则性，猴气则是指非马列主义、错误、失误和策略性。毛泽东用虎气和猴气作比喻，是说自己并非林彪吹的那样，不过是马列主义、正确、成绩、原则性占主导地位而已。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人民史观，批判英雄史观，不仅批评了林彪等人鼓吹的个人崇拜，也对自己作了深入的剖析，说出了心中的话。如果再与前文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讲话和谈话中对自己的评价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话语是真诚的，也是坦率的，与他以前的自我评价是一脉相承的。他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展现出来，在思想交流中达成共识，丝毫没有造作和粉饰自己的意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博大胸襟和谦逊态度。

　　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林彪讲话中鼓吹个人崇拜的部分，又在通信中通过对自己的解剖展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内心想法，但是他为什么又准备批发林彪的讲话，同意了林彪等人的举动呢?

　　毛泽东在信件中对此作出了回答。

　　他写道：“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时，他还说：“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但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还是不得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自己的声望，来打倒牛鬼蛇神，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样自己也就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了。同时，这个时候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说的。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氛围中，鉴于左派和广大群众要求这样做，如果压下了林彪的讲话，就会给他们泼了冷水，打击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这样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为了基本上打倒右派，就要保护左派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毛泽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批准下发了林彪的讲话，对正在进行的个人崇拜采取了容忍态度的。

　　尽管采取了这种态度，毛泽东却对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估计，深切地认识到如果这样搞下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写道：“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指江青—引者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最终还是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冒着跌得粉碎的风险，同意了他们这样做。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他以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中的大多数已经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已经被打得粉碎了为例，表示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决心。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虽不愿望接受个人崇拜，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又不得不批发林彪的讲话，暂时同意个人崇拜的复杂心理。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劝江青不要被胜利冲错头脑，也要多想想自己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这些对江青谆谆教诲的话，饱含深情，语重心长，流露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要求和关心。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毛泽东批发了林彪的讲话，暂时容忍了个人崇拜，但是对此还是有着严格限制的。这就是只能在打鬼的条件下，才会被允许实施个人崇拜;一旦打鬼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就要取消个人崇拜了。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夺权任务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当着林彪仍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鼓吹“天才论”的时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反击了。

　　至于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这样讲，则是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的。尽管他们的动机是真诚的，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不便于向他们表明自己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因而毛泽东才无奈地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黑话”，是指他在信中写的那些对自己进行自我解剖、贬抑的话，也就是他在信中讲的自信不自信、虎气和猴气以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至于什么时候公开这些话呢?毛泽东没有给出时间。因为这不是由主观臆断，而是由斗争形势来决定的。毛泽东甚至想到了一个最坏的结局，就是在他死后一旦右派掌握了政权，处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可能会由他们来公布这些话。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坚信这不会改变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在个人评价和认识上，道出了心里话。他不仅有正确的一面，还有错误的一面，以正确一面为主，错误一面为辅。这种分析是客观的、理性的、全面的，既与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存在着不同，也与右派有着本质性区别。左派和广大群众崇敬毛泽东，是为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右派进行斗争。他们只看到了毛泽东正确的一面，而不愿看到毛泽东错误的一面。虽然他们的心理是淳朴的，但是在认识上却是偏颇的。右派则只看到毛泽东错误的一面，而否定毛泽东正确的一面。他们以毛泽东和共产党曾经犯过错误为由，要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打倒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论是左派和广大群众还是右派，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都是与毛泽东存在着重大分歧的。这种分歧对于左派和广大群众来说，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造成的，是一个思想方法;对于右派来说，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决定的，是阶级立场问题。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作用的评价上，毛泽东既与朋友们、左派和广大群众有所不同，也与右派存在着本质性区别，而是对自己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不同意林彪讲话中的内容的。但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他最终还是容忍了林彪等人鼓吹的个人崇拜，违心地批发了林彪的讲话。他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达了在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复杂心里。

　　从中不难看出，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由于要进行清除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右派的政治斗争，以及这个时候林彪鼓吹个人崇拜还是处于“打鬼”的需要，而他自己的宗派主义作风又尚未显现的缘故，当时还处于隐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让步。但是他们的分歧却仍然存在。在全面夺权的任务业已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逐步由隐性状态转向激化，这个时候林彪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日益显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小集团，最终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观点：

　　1)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认为乱和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乱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乱，牛鬼蛇神才能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跳出来兴风作浪，使潜藏的矛盾暴露出来，在将这些矛盾解决以后最终达到治。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自上而下进行的运动，而是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由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是基层群众起来对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揭发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乱是难以避免的。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并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盲目地决定的，而是他冷静思考以后的理性选择。这是因为党内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权已经不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采取以前的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了。[48]这样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出发，就不得不选择了这种天大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

　　2)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才能够达到目的。

　　毛泽东认为进行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基本上而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因而要想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周而复始式的运动，如同螺旋式的上升，一次比一次更高级、更有序、更有效，逐渐纳入正常的轨道，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不是进行一两次就能够完成的，以后毛泽东还反复讲到这个问题。

　　3)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定位为一次认真的演习、全国性的演习，全国性的演习不过是表明演习的广度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到，文革决不是局限于局部地区和单位，而是要发展到全国的。毛泽东希望通过演习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在演习中建立左派领导核心，将左派发展壮大起来，使左派能够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另一个是在演习中打倒右派，他以北京市和清华、北大两所大学为例，说明文化大革命会对这些地区和单位存在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右派势力给予毁灭性打击。在斗争中使左右两派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左派在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性地位，这样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次反修防修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左派会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鉴别力，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何反对修正主义，变得更为成熟和强大。即使将来一旦在中国发生反革命的右派政变，那么在斗争中成熟壮大的左派力量就可以团结起来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

　　4)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

　　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实践活动，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尝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如何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的历史课题。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涵，人民群众具有这样的民主权利。通过七八年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使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在运动中评定干部、审查干部、处置干部，将隐藏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修正主义分子清除掉，不合格的干部则要变动他们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探索出一条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防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使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找到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道路。

　　5)对前途的估计。

　　毛泽东在信件中用了两句老话作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毛泽东从近代史讲起，自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蒋介石掌权时间最长，长达二十年，当时势力比较强大，人民群众一造反，他也倒了，滚到一群海岛上苟延残喘了。因而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毛泽东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因为代表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他们会奋起反抗，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现在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培养这样一批革命者，一旦将来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这批革命者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将来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的演习。

　　从对于前途的估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预感到将来发生反革命右派政变的可能性。林彪在讲话中关于反革命政变的一些讲法可能与他存在着不合，但是在对反革命政变的主旨判断上则是一致的。因而他对林彪的这部分讲话也是赞同的，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分歧。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反革命政变的判断到底是空穴来风呢，还是天才式的预见呢?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还预见到即使出现了那种情况，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呈于一时，左派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这个时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会出现复杂、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实质上却是黑白对立、泾渭分明的。右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毛泽东的话，不仅是指他在信中说的那些当时不便于公开的黑话，也是指毛泽东说过的那些对右派们无害的话。右派们这样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名，行走修正主义之实。这就要求人们在斗争中要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坚定方向，为真理而斗争。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右派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打着左灯往右走”。

　　从信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判断中可以看到，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他是兴奋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地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且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演习中不但要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还要使左派能够成长壮大，成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核心力量。这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斗争会出现曲折，甚至还可能出现反革命政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给江青六月二十九日回信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行踪，二是谈了林彪“五一八讲话”，三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到，后两个问题是主要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心问题。全信是围绕第二个问题展开论述的。

　　在评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时，对其中关于反革命政变的部分，毛泽东对其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其内容却是赞同的。对于其中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严厉地剖析了自己，谈了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进一步讲明了他和左右两种观点的分歧在那里。尽管如此，毛泽东当时却不便于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从政治斗争的要求出发，林彪及其他人这样讲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说的，发动广大左派和群众基本上打倒右派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发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毛泽东认为文革就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这是一次广大群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践行和探索，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演习中壮大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力量，扫除右派反动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即使一旦将来在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在演习中壮大形成的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力量，就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回社会主义轨道。因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为什么毛泽东通过通信方式来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个人崇拜。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这封通信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传播的范围及其销毁和下发的经过。

　　毛泽东这封通信是在韶山滴水洞隐居十一天之后到武汉写成的。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滴水洞住下。在韶山期间，他没有接见父老乡亲。除了到韶山水库游了一次泳以外，没有离开过滴水洞。[49]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观察斗争的形势发展，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深入思考，勾画着文化大革命的蓝图。

　　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50]

　　关于周恩来、王任重阅读毛泽东致江青信件以及周恩来向林彪传达信件内容的史实，《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51]

　　我们再来看《周恩来年谱》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来到武汉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周恩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5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是在武汉写成的。这封信的要点可能是在滴水洞思考文革和当前形势发展的时候形成的，恰逢毛泽东在武汉收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来信，于是才写了这封回信。这封信写成后，毛泽东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是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的。而后周恩来又从上海飞往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信件内容。林彪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回京后修改“五一八讲话”。周恩来返京后还将这件事向刘少奇作了汇报。不管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还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示找林彪谈谈，都说明周恩来是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到大连向林彪转达信件内容的。

　　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过这封通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这封信时说：“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53]

　　张耀祠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的信写完后，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给了江青。”[54]

　　看来，毛泽东这封信写好后，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而将原件让周恩来带给了江青。从周恩来的讲话看，他和王任重看的是抄件，而不是原件。这封信江青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读过。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道：“江青曾拿着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5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当时除了毛泽东、江青以外，周恩来、王任重看到过这封信(看的是抄件)，林彪、刘少奇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周恩来向他们分别转达和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到过宣读这封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知道这封信内容的。至于秘书徐业夫因为抄写这封信知道信件内容尚属例外。

　　这封信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一份重要文献，现在却找不到了。因为这封信后来被毛泽东下令销毁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56]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林彪委托叶群向江青反映，担心以后有人在这封信上做文章，因而感到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林彪的疑虑，毛泽东才下令硝毁了这封信。这主要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当时林彪向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回京修改讲话。虽然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上有过错，但是却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况且林彪当时也是处于打鬼的需要才鼓吹个人崇拜的。这样从反右斗争的大局出发，同时也为了消除林彪的后顾之忧，使左翼内部团结起来，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才下令硝毁了这封信。

　　无独有偶，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给林彪一封通信的编选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信，流露出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篇回信，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国情，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这封信当时就印发部队。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 [57]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评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5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修改及题解的撰写是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而进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毛泽东硝毁致江青的信也是处于团结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由于这封信的原件已经被烧毁，后来有人怀疑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伪造的。其实，和周恩来一起看过这封信的王任重，当时就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封信件的要点。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王任重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59]王任重在日记中的记载是回顾性记忆，只有若干要点而不是信件原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信件的真实性。

　　这封信真正公开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没有公开的原因一是因为这封信表明毛泽东是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的，而林彪当时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涉及到林彪的威信问题，当时是不便于公开这封信的;二是因为当时不仅林彪这样讲，而且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讲的，处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右派的需要，这封信当时也是不便于公开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问题已经暴露，同时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这个时候是着手建立革命委员会，恢复正常秩序了。当时不便于公开这封信的两个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于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60]

　　(2)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见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研究了这封通信的传播范围及其硝毁和下发的经过。现在我我们来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通过通信的方式来表述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考察毛泽东信中表述的内容是第一次提到，还是以前就出现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研究。

　　①      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内容并不神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到了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林彪“五一八讲话”，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反革命政变问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对于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除了对一些提法有疑义外，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都有着相似的看法。这从林彪发表讲话前后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反复提到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得到证明。[61]

　　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意见主要表现在鼓吹个人崇拜部分上。从前文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自我评价中对自己作了剖析，他和全党同志一样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才逐渐认识到革命和建设规律的。他还坦言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犯过不少错误，为此还多次向全党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等人汇报《二月提纲》时，曾指定彭真、康生汇报结束后到苏州向林彪转达他对林彪宣传“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的批评意见。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着林彪的面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三月二十日，当林彪提出要学习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62]不仅如此，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一次在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表示了对于那些提法的不同意见。[63]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起草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之前，就多次在谈话、讲话中表示对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有时还是当着与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林彪)和中央局第一书记的面讲的。如果将这些不同意见与此前毛泽东的自我评论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这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这次在通信中谈到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剖析，不过是此前进行的自我评价和对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以集中的方式表述出来而已。

　　至于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也在以前不同场合讲到过。

　　比如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六月十二日，他还说，要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64]从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大家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也不要怕打击面宽，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达到治。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但是在讲话中却已经包涵了这方面的意思。

　　信中谈到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话，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65]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话，但是说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如同“四清”一样是搞不干净的，实际上暗含着仅仅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涵义。

　　在信中毛泽东点了北京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名，对北京市委和北大来说，也并不是第一次。此前毛泽东就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六月一日他批发第一张大字报时，就曾写下“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的批示。[66]我们看到，毛泽东信中提到的北京市委和北大，此前就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定性，并非是在这封通信中才首次提出的。

　　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67]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并非是在通信中才第一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此前他在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过。

　　对于反革命政变的论述，也见之于以前的谈话、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68]关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更是两句老话，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过，这次在信中用这两句话作结论不过是用来展示对前途的信心而已。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关于文革的基本观点，此前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就基本上涉及过。所不同的是，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过是散布于以前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这次不过是在信中结合当前的形势比较集中地表述出来又加以深化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并不神秘。信中的基本内容(不论是关于批评林彪个人崇拜、自我剖析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而是在此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批示、文章中就有所表述。不过是信中内容此前散见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这次毛泽东则是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以回复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为引线，从林彪“五一八讲话”出发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述了自己在个人崇拜上的不同意见，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分析而已。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转达了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件的内容后，回京后还就这个问题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了汇报。[69]因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是了解这封信内容的。这说明这封信的内容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并非是一个秘密，他们还是知道这件事的。

　　②      毛泽东为什么以致江青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

　　前文我们研究了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并不神秘，基本观点在以前发表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出现过。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呢?

　　有人说，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70]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处于诋毁文革的需要炮制出来的，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毛泽东时常把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览，还审阅、修改过她报送的文件(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71]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信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并非是在这封信中第一次出现，而是在此前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就有所表述。虽然是一封私人通信，却没有什么秘密的话，其主要内容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播过。当时只是因为顾虑公开毛泽东信中的话会给左派和广大群众泼冷水才暂时予以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又有什么不正常呢?

　　王任重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看到了这封信。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武汉也看到了这封信。林彪也是一线常委，又是这封信涉及的当事人，当时也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况且周恩来从大连向林彪转达信的内容后，还将这件事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了汇报。[72]因而刘少奇也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都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这又怎么是瞒着“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呢?

　　从对这封信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毛泽东打了多次招呼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虽然毛泽东对林彪的作法有不同意见，但是林彪当时又是核心领导层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提出“四个第一”，践行“三八作风”，强调“一定要突出政治”，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是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落到实处的中央领导人。况且当时林彪这样做也是处于打鬼的需要，他自己的个人动机又尚未暴露。这样在毛泽东打了多次招呼而林彪仍然执意这样做的情况下，毛泽东就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方式，默认林彪的作法。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与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也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认识产生了强烈抵触，还会将党和领袖的关系摆错位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就决定了在毛泽东多次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行之若素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采取置之不理这种方式的。

　　一是直接约林彪谈话，提出严厉批评，采取组织手段对林彪的作法进行限制。但是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从政治上打倒右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林彪这样做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林彪又是坚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这个时候他这样做的个人动机还没有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组织手段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进行限制和处理的话，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消极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73]虽然毛泽东在信中说的话，主要是指当时还难以向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但是从逻辑上说也是包括毛泽东当时是难以采取组织手段来处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的。因而这种方式也是毛泽东难以采取的。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呈现出复杂的心态。既要从大局出发，保护左派的斗争积极性，又不能不顾及到这样做产生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反复考虑，慎重决策，潜心寻找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希望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有所改变，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选择了。

　　这里有一个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作为参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屡有失误，这引起了邓小平的忧虑和不安。但是邓小平却没有直接找胡耀邦谈话，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单独找胡启立谈话，让胡启立给胡耀邦传个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他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

　　后来，鉴于胡耀邦对邓小平的劝告置若罔闻，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又找乔石、胡启立谈话，让他们给胡耀邦传话。邓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顶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还专门讲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谈话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74]

　　由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当时没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进行谈话的方式，而是通过传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及时提醒胡耀邦，点明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还是考虑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谈话可能会震动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认识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缘故。采取这种方式客观上表明当时邓小平对胡耀邦还是比较信任的。后来由于胡耀邦无视邓小平的多次劝告，继续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了。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当时林彪是左翼阵营内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可能觉得在他已经多次表示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由他直接出面就个人崇拜问题与林彪谈话，采取组织手段让林彪服从，可能会显得震动太大，会给林彪造成一些压力，不利于林彪对个人崇拜认识的转化，也不利于左派内部的团结一致。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到林彪当时积极投入文革的洪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完成文革政治任务的需要，当时又没有显示出他在谋求个人利益，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用辛辣的语言，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论。可是当他在谈到与林彪不同意见的时候，却没有用过激的话，而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语，以坦诚的态度，表现出他对林彪讲话的不同意见。他在信中写出“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的话，[75]谈到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表明自己在反复劝告后林彪仍然鼓吹个人崇拜的无奈心情。这样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内容，从而消除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争中。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界定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性质，再进一步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在特定范围内公开了他与林彪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因为毛泽东肯定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为“打鬼”的“朋友”来看待的。这样既可以维护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关人士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还能够使林彪比较容易接受批评，转变思想认识，而不致于影响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的致江青的通信，仅在特定范围内部传播的原因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因为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由于在此前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暂时还不便于公开化。在党内出现左右分野，又难以通过整风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况下，处于斗争需要和左派高层团结的考虑，毛泽东才用通信方式表达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由此可见，正是为了使林彪能够较好地转变认识，避免在左翼高层造成较大的震动，毛泽东才采取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与林彪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同意见。

　　这样我们看到，林彪在毛泽东多次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鼓吹个人崇拜。这个时候毛泽东既不能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置之不理，又不便于直接找林彪谈话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理。这样为了维护左翼高层内部的团结，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同时又有利于消除个人崇拜造成的消极影响，经过慎重思虑后，毛泽东才采取了通信方式表达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

　　③      党内左翼高层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开过多次民主生活会。在民主生活会上，他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党内同志一起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检讨错误，分析问题，查找不足，在思想斗争中形成一致意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76]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77]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会的两个范例。这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结合自己在党内的经历，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讲述了他和党内同志一起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了诚挚的自我批评，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逊态度。

　　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也是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主要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员之间。当时这些人是支持文革的。

　　江青是在林彪批准以后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她主持起草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党内军内发表，是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文件。毛泽东给林彪“五七指示”的信以及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一定要突出政治”工作的肯定，都说明林彪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78]周恩来不论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期间让姚文元文章进京，还是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谈话和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上，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79]这表明当时周恩来也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江青、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员，当时都是积极支持文革的。信件内容就是在他们之间进行传播的。因而从信件传播的范围上来看，主要是在左翼内部进行传播，但是也没有刻意背着别人(刘少奇是从组织程序上获悉信的内容的)。因而我们说这是在左翼高层的民主生活会。其目的还是让左翼高层内部知道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希望他们以后在这方面要加以注意，不要走得太远。

　　我们注意到，整封信是围绕林彪个人崇拜来展开论述的，就是信中谈到的文革观点也是从这种论述中带出来的。毛泽东用“迫上梁山”来表达自己虽然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却不得不同意又不能明确表明态度的复杂心理。针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看法，流露出林彪在打了招呼以后仍然我行我素，但是从进行文革打倒右派的政治要求出发，又不便于否定林彪讲话公开表明自己真实态度的无奈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既不便于通过组织手段去处理这个问题，又不能让听之任之默许林彪这样做，因而就只好采取通信方式这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用“迫上梁山”来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用“跌得粉碎”来警醒对方了。[80]这实际上是用党内生活会进行心理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希望林彪等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分歧。在毛泽东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我行我素的情况下，鉴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积极支持态度，他这样做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个人的逐利动机也尚未显示出来，这个时候毛泽东既不能漠视不管，也没有采取组织手段要求林彪放弃他的作法，而是结合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在左翼高层内部以通信方式，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希望左翼高层能够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加强交流，统一认识，改变态度，同心协力，进行继续革命。这封信是在左翼高层内部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徐业夫作为秘书见到过这封信，刘少奇从组织程序上知道这封信，尚属例外。

　　4、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不仅表现在毛泽东信中阐述的文革观点，还表现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对他们之间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从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文革观点看，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内容。这些基本观点也不是在信中第一次表述，而是此前在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就出现过。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文革观点，不过是将以前提出的文革观点鲜明、集中、深入地表述出来而已。况且关于文革观点的论述并非这封信的中心内容，而是毛泽东在谈到林彪“五一八讲话”时带出来的。

　　林彪“五一八讲话”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在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方面，虽然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异议，但是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似看法。因而毛泽东在信中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从中不难看出，这封信的中心内容不是关于文革观点，而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也是赞成个人崇拜的，为什么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发展变化过程。他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掌握着真理的缘故。他认为个人崇拜不是不加分析地崇拜个人，而是因为被崇拜的人掌握着真理。这样个人崇拜包涵着真理、权威、对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等内容。在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认识中，真理、权威、对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就说过谁掌握着真理就崇拜谁，对于他个人也是这样，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81]他还多次讲过他自己也犯过不少错误，自已也不相信自己说的都是对的。[82]他还说，他不是圣人，不过是贤人罢了。[83]

　　但是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鼓吹个人崇拜时，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用了不少绝对化的语言，宣扬“天才论”，神化毛泽东，将毛泽东的权威和作用推向极端，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绝对真理。比如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等等。[84]这是与他以前鼓吹的“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相一致的。[85]

　　林彪这方面的讲话，在批判党内右翼对毛泽东路线方针政策的怠工和对抗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诋毁和否定上，当然是有意义的。从这方面来说，林彪的讲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作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要坚信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坚持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而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不仅在理论表述上站不住脚，而且还会从实践上使党的建设走入误区，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同时，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也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和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赞同的个人崇拜，是说不管是谁，必须掌握真理，为了践行真理需要权威，对个人作用只能是适度强调。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而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却是割裂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系，漠视真理在个人崇拜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真理去强调权威，片面神化个人的作用。这样就离开了唯物史观，走向唯心史观，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矛盾。因而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仅难以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还遭到他的反对了。从这里也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信中表示“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的话了。[86]这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

　　既然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批发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此前毛泽东曾经就这个问题间接或直接地向林彪打过多次招呼，但是林彪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在鼓吹个人崇拜，用毛泽东的话说“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87]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的需要，同时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讲，当时林彪集团尚未形成，林彪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未显现，因而毛泽东尽管对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存在不同意见，却不便于公开表示出来，还不得不从打击右派的政治要求出发批发了林彪的讲话。这反映出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左翼高层内部表面上虽然风平水静，但是在认识和践行上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的。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可能给自身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他才说出“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那样的话。[88]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文革的进行，防止工农群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不顾个人荣辱毁誉，甚至不惜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勇往直前进行斗争的革命家品德和战略家洞见。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是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批发林彪讲话的。他批发林彪讲话也仅仅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以信件的形式从内部表明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这不过是以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向林彪敲响了警钟，希望他以后在这方面予以注意。可是林彪在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仍然鼓吹“天才论”，还以此为旗号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和毛泽东对着干。他鼓吹个人崇拜的意图逐渐暴露，林彪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显露出来，这个时候就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和严厉批评。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出现了巨大裂痕，成为酿成九一三事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文革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信中阐述了文革的观点，更重要的还是显露出左翼高层内部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在文革路线一致的前提下出现的，当时还处于非对抗状态，而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才逐渐走向激化，并上升为对抗性矛盾。这导致了文革阵营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文革阵营实力，对后来文革的失败产生了致命性的影响。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北京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机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存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北京的社会环境得到巩固，依靠正常的警卫力量能够维护秩序，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后，首都工作组就解散了。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工作组呢?这个工作组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

　　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这样的枪杆子，也就是军队。由此可见军队在夺取政权中的重要性。他还说：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2]由此可见军队在政权巩固中的地位。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维护政权都要依靠枪杆子，也就是军队。

　　我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要地位，要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就必须将军队领导权紧紧抓在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手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发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当时中央领导层已经出现彭、罗、陆、杨的问题，他们都曾掌握过中央党政军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而维护首都安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坚强后盾，就成为当时文革发动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障文革的发动和正常进行，在文革发动之际，作为文革策源地的首都北京就成为保卫的重点。这就要求首都警卫部队承担起保卫党中央和维护首都安全的重任。这一方面要求部队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党，另一方面还必须部署必要的部队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这就要成立新的领导机构，调配部队，整合首都警卫力量，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2、军队内部的人事调整及其在党内地位的变动，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进行所采取的组织保证。

　　军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在文革发动前夕和文革发动之际，不仅中央军委内部进行了人事调整，而且部分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措施从总体上来说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顺利进行所采取的组织手段。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同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毛泽东表示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毛泽东批示：“退林彪。”[3]

　　林彪是以应对战争威胁向毛泽东建议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参第一副总长的。如果联系到此后不久林彪委托叶群向毛泽东状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来分析，由杨成武首先担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参第一副总长，可能是林彪为将来解除罗瑞卿职务防止不测事件预先采取的行动。罗瑞卿后来被解除党政军一切职务，当时采取这样做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是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为了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所采取的行动。

　　同时，这个时候军队大军区、各军兵种和三个总部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报经中央和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公布。这样林彪通过重申军队组织制度，将军队的领导权集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手中，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候不仅增加了军委领导，而且部分军队领导在党内的地位还有所提升。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4]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

　　这样十大元帅在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中，除去已在全国人大担任委员长的朱德、罢官的彭德怀以及去世的罗荣桓以外，其他元帅都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除去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和去世的罗荣桓以外，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从这些人事变动中可以看到，加强了对军委的集体领导力量，提高了军委领导人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这些调整是为了将军队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必要行动。当然，以后其中有些人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另当别论。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党内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情况复杂，形势紧张，为了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防止意外事件的出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奉命组建了首都工作组。

　　五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商量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问题。他们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问题。并且决定，把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作为第一步工作中的重点，抓紧抓好。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我看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吧，它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6]

　　看来，首都工作组还是周恩来命名的。从隶属关系上来说，首都工作组直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对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是北京卫戍区和警卫部队的直接领导机构。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领导班子，是第一步工作的重点。这就需要扩编北京卫戍区领导班子，从外地调部队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不论是领导班子还是警卫部队，必须绝对忠于党的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还要有高超的指挥能力，较强的战斗力和优良作风。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7]

　　从首都工作组成员来看，是由军委、总参、总政、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华北局、北京军区、北京市相关领导参加，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成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掌握的负责首都安全的一个特殊机构。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担任卫戍区司令，抽调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部队到位后，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对北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进行重新调整。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由此可见，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指示下组建的。这个工作组的成员及卫戍区司令人选及选调部队也是在周恩来、叶剑英拟制好初步方案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执行的。首都工作组及其所辖警卫力量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为了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组建的一支别动队。那么，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的组建及部署情况如何呢?

　　4、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部队部署情况。

　　首都工作组成立以后，迅速展开工作，选调部队，扩建卫戍区，确立警卫目标，谋划警卫方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根据首都工作组制定的警卫方针，首先就如何保卫首都等问题拟出草案，然后上报首都工作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于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成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这个办公室根据首都工作组会议的精神，调派部队，设计警卫方案，处理首都工作组的事务性工作。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与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谈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他向两个人交代任务说：“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待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8]

　　从中可以看到，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组织实施的。这件事很紧急，不仅要马上办，而且还要注意严格保密，组织一个精干而又可靠的小班子，完成首都工作组交待的工作。

　　这件事是周恩来对作战部正副部长王尚荣和雷英夫布置的任务。作战部的行动雷厉风行，当天上午就召开部党委会议，确定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选：除部长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领导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和张民共4个人，此外还有一名保密员，一名打字员，共9个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班子。[9]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迅速召开会议，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五月二十一日，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他向大家宣布：“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中央成立‘首都工作组’。周总理决定‘首都工作组’建立一个常设办公机构，由我们这几个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开始工作。我们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

　　作战部副部长谭旌樵说：“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有上报的文件，都是属于绝密级，只打印两份，派参谋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转呈毛主席，不能打电话，更不能派通信员送文件。”

　　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在周总理和叶帅领导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察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他还说：“今天我还要强调，一定要慎之又慎，严格保守机密。‘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走漏风声。更不能出一点纰漏。”为了保密起见，首都工作组起了个代号，对外称“编写组”。[10]

　　这次会议不仅讲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的由来、任务以及隶属关系，还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们注意到，会议指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上报的文件都是绝密级，要求只打印两份，不走机要传送渠道，而是由办公室派参谋直接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再由周恩来将另一份文件报送毛泽东。为了保密起见，办公室对外以“编写组”名义展开活动。这表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员异常谨慎，是在非常秘密地情况下开展工作的。

　　会议以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就抓紧时间制定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

　　文革前夕，北京卫戍区名存实亡，已经没有警卫部队，只剩下一个简编的机关和十几个区县的武装部。这次制定保卫首都的方案，就要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由卫戍区来具体组织实施，因而扩建卫戍区，选调部队，就成为制定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此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供首都工作组在决策时参考。这些原则性意见是：

　　1)北京卫戍区的等级，原则上按军一级配置，但是因为地处首都，它要执行的任务比较复杂、繁重，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根据这些实际需要，其主官应当高配一些，如司令员可选派大军区副司令一级担任。

　　2)卫戍区所属部队可定为四个师，其中两个师以轻型装备为主。

　　3)选调部队本着这样几条原则：第一，不影响战备;第二，尽可能在靠近北京地区选调;第三，最好是选调有优良传统的部队;第四，应选调编制装备较好的甲种师。

　　4)卫戍区领导机关，原则是按军级单位编制执行，但根据所执行的任务需要，应做必要的扩编和适当加强。

　　5)师以下各级编制，原则上按原有编制不变，少数单位需要调整的，由卫戍区报请北京军区和总参军务部批准。

　　后来，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和所选调的部队，基本上是按照这几条原则执行的。[11]

　　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由周恩来组织成立的，负责处理工作组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这个办公室是一个由作战部工作人员组成的精干小班子，不仅办事效率高，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制定保卫首都的初步方案，提交首都工作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再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实行。

　　(2)首都工作组谋划北京警卫方案。

　　首都工作组成员早已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也开始工作了，拟定了扩建卫戍区和选调部队的初步方案。这个时候就要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却是在锅炉房中举行的。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首都工作组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保密起见，由参谋张志民和张民负责记录和其他会务工作，没有让大会堂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服务。不仅如此，临到开会时，在汪东兴安排下，突然改变开会地点，转移到了二层东侧一个茶炉房里召开会议。也是处于保密的考虑，在开会的时候竟然没有发放关于这个方案的文件。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谭旌樵、张志民、张民参加会议。[12]

　　在叶剑英主持下，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三十一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13]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还强调指出：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要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按原则办事。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14]

　　六月一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上作出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15]

　　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在叶剑英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不仅没有让服务人员参加，还将开会地点临时转移到了锅炉房中，也没有发放会议文件。会议讨论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拟制的警卫计划，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会议决定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报邓小平批准。这次《会议纪要》上报毛泽东批准以后就付诸于实施。

　　本来，原先决定抽调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但是由于驻宣化的一九三师位于“三北”的重要方向，调来北京不利于战备。因而研究后决定调北京郊区怀柔县的七○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七○师是隶属二十四军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汽车、坦克数量多，机动能力强，便于快速调动，有利于执行紧急任务。这个师的前身是以王必成为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是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而先前决定进京的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隶属六十三军，前身是以郑维山为司令员的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是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之一。[16]杨成武、傅崇碧先后在六十三军担任过政委和军长。这样增派两个陆军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就由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和二十四军的七○师来完成。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拟制了四个呈报毛泽东的正式文件：

　　①      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第六十三军一八九师、第二十四军七○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担负首都警卫任务。

　　②      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整方案：

　　1)首都警卫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

　　2)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

　　3)第七○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三师，保留原番号不变。

　　4)第一八九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四师，保留原番号不变。

　　③      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命令。

　　④      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动的命令。

　　上述文件各打印两份，上报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时，北京卫戍区共有四个师、一个独立团。每个师六个团，共二十五个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团级)，总计人数达10万人。卫戍区属兵团级。

　　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师，位于天津的第196师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17]

　　五月三十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以作战部名义向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报告：担负首都警卫任务的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以两个师加一个团，担负北京和重要目标的警卫，以两个师(欠一个团)，担负机动支援任务，自六月一日起执行。[18]

　　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批准了上述建议，同时指示：于六月三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大会程序、首长讲话、注意事项等。周恩来还指示，大会邀请各位元帅、北京市领导和北京军区首长参加。[19]

　　这样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根据首都工作组会议的决定，迅速拟定了首都警卫方案。这个方案就如何扩建卫戍区、警卫部队的组成、部署、指挥、调动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这个时候首都工作组指挥的卫戍区警卫部队已经达10万之众。为了防患于未然，叶剑英还表示驻北京周围的三个师在必要时也可以归北京卫戍区调动。方案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后就立即实施。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周恩来决定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邀请驻京军队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参加。

　　(3)首都警卫方案快速进入实施阶段。

　　首都工作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警卫方案付诸于实施。部分警卫部队依据首都工作组的指令，进入指定位置。

　　六月一日黎明，北京西南、西北郊区的大道上，随着坦克、汽车的轰鸣声，一队队解放军战士沿着大路疾进，天亮时他们分别已经进驻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20]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纪律，提高警惕，增强敌情观念，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使卫戍区官兵能够步调一致，认识到保卫首都安全的重要性，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召开一次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

　　六月三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在京西宾馆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代总长杨成武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卫戍区的命令。宣读命令后，他接着说：“北京卫戍区担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杨成武还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接着，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

　　叶剑英指出：“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增加到四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和北京市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21]

　　傅崇碧在大会上宣誓的“四个保卫”，既是代表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誓言，也是他们共同使命的展示。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第一政委谢富治，第二政委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第三政策黄作珍，后来又加了刘绍文、刘福担任专职政委。卫戍区的兵员都经过了精选，身体、家庭条件各方面都要好的。办公地点在庆王府。

　　北京卫戍区扩编后，第一件事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他们着手重新制定首都安全方案，清除隐患。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

　　1)六月十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2)六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

　　3)六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六月三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部署调整方案批示：剑英、成武、王尚荣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四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他三事均同意。[22]

　　在周恩来领导下，首都工作组组织召开了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组建了卫戍区领导班子，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的兵力部署方案、警卫目标以及实施情况是非常重视的，不仅亲自审查批准，还检查警卫方案的落实情况，要求工作组将兵力部署绘图送来。他以对党中央和首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地进行着这项工作，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

　　(4)首都工作组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首都工作组在京西宾馆住了半个多月后，于六月六日搬到了三座门。在保卫首都方案已经落实，警卫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全面展开，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作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员也由总参作战部的几个人，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先后又从作战部调来处长蔡洪江、参谋王政成、张辉灿、王日升、梁士先、马崇海;北京卫戍区警卫处周国兴、卜洪义。另从总政保卫部、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临时抽调来十几位部级、司局级、处级干部短时间协助工作。其中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吴庆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公安部管理户籍和社会治安的一位副部长和两位局长，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保卫干事梁庆君，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等。[23]

　　随着工作范围越来越广泛，首都工作组就从单一的扩建北京卫戍区，发展到清查、清理首都，消除安全隐患，维护首都治安。这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七个组：

　　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

　　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

　　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

　　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包括体育训练用无线电)和民用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更为重要。

　　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

　　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顿工作。

　　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的这些小组，在首都工作组的领导下，在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当时的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既要高度重视，又要讲求政策。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24]

　　首都工作组及其直接指挥的北京卫戍区部队，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防患于未然，当时不仅维护首都安全，还负责着社会治安。在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维护首都经济的正常运行，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保障首都安全，维护首都正常秩序运行的坚强支柱。

　　(5)解散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运行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早已完成了扩编，业已和军委各总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这个时候首都安全通过组织程序就能够进行处理，发生的问题通过“三支两军”就可以得到解决，日常工作可以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多少大的事情要办了。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送呈周恩来一个报告，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周恩来在反复思考后，于一九六七年六月终于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25]这样首都工作组随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撤销也就自动解散了。

　　5、首都工作组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

　　首都工作组是文革发动及其运行初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个机构不仅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也是保障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三支两军”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表现形式。当然，这是后话。

　　首都工作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组织建立的维护首都安全的工作机构。这个机构是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维护党中央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而设立的，具有神秘的色彩。首都工作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叶剑英任组长，由军委、总参、总政、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华北、北京等部门的重要领导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其日常工作机构，由作战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这个工作组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首都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就解散了。

　　从首都工作组成立时的形势上来说，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刻，党内又出现了彭、罗、陆、杨问题，他们又是在党政军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得以发动和进行，成立首都工作组，统辖首都警卫力量，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上来说，首都工作组及其所掌握的部队是保障文革全面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傅崇碧在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宣誓时就说，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是从北京发动后影响全国的。因而要想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得以发动和进行，就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加强北京警卫力量，使北京警卫部队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掌握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必要保障。

　　从维护首都安全和社会秩序上来说，当时首都工作组掌握的部队达十万余人，分布在北京市区，不仅警卫重要目标，还预备着机动兵力，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准备出动来解决问题。同时，北京周边的三个陆军师还可以随时出动支援北京的警卫力量。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从来没有搞过，极易出现混乱，产生不测局面。这样一旦某些领导机关出现瘫痪，社会秩序失控，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就要承担起维护首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因而精干的领导机构，强大的警备力量，成为首都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压舱石。

　　从组织程序上来说，首都工作组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虽然工作组成员是由党政军机构和当地领导人参加，但是却不受中央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而与它们保持平行的关系，听命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它的使命就是要保卫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这表明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直属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掌握北京警卫力量，防止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从与卫戍区的关系上来说，首都工作组是北京卫戍区的直接领导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警卫部队的指挥机构。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秘密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一个公开机构。北京卫戍区掌握着十万余人的卫戍部队，直接听从首都工作组的调遣和指挥。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北京卫戍区及其掌握的部队，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

　　从警卫力量的组成上来说，包括首都旧有警卫力量和专门从外地野战部队调来的两个陆军师。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原先首都警卫力量薄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首都警卫力量出现意外情况。从野战部队中调来的两个陆军师，不仅可以大大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同时还造成强大的威慑，使图谋不轨者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陆军师就能够迅速出动予以弹压。

　　我们看到，在当时形势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是必要的。这是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必然要求。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的工作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直接指挥北京警卫力量的机构。进京的两个陆军师以及在北京周边随时准备出动的三个陆军师，不仅大大充实了北京警卫力量，而且也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这样就不仅能够保障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也使得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进行。即使出现突发事件，也会立即出动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这种严密的部署和军队调动程序强化了首都北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顺利进行。这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晚邓小平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并参加群众大会时回答学生提问，以及文革结束后的谈话中再一次反映出来。会上，有学生递条子问邓小平关于“二月兵变”的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还谈到过这件事。他说：“我那时就说，那个事不可靠。我是总书记，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26]

　　在文革发动起来，形势稳定，首都安全得以保障以后，首都工作组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全面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靠“三支两军”来进行解决。这个时候首都工作组的解散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从首都工作组存在的历史作用来看，在文革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是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文革发动阶段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又撤销了工作组。双方围绕工作组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矛盾的反映。这种斗争最终以撤销工作组为标志，使文化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1、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革形势蓬勃发展，北大率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将第一张大字报批发全国，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这样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形成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要研究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还是先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的形势谈起。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后，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从性质上说是先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继续，与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遥相呼应，实际上则是“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些批判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出来后，以激烈的语言，磅礴的气势，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章指出：“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对这场斗争不能不管，不能不问。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这篇社论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当天发表的，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还经毛泽东审定过，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文章。但是《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在转载的时候却擅自将这篇重要社论作了删节。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人民日报》负责人叫到钓鱼台，在康生主持下召开会议，批评“《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会后，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将《解放军报》社论再登一次，将删去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来。[2]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程度。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安排下，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力求把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政治批判转入学术批判的轨道。廖沫沙则是在此前公开为鬼戏摇旗呐喊。一九六一年夏，北方昆剧院在北京公演《李慧娘》以后，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笔名繁星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公开为鬼戏进行辩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歌颂鬼戏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后来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3]

　　从中我们看到，邓拓在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辩护，廖沫沙为鬼戏呐喊助威，他们三个人都在北京市工作。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宣扬鬼戏的问题上，他们三个人站在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们在文化战线上的密切合作还在此前邓拓独自撰写的《燕山夜话》和他们三人合作写出的《三家村札记》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燕山夜话》是邓拓在《北京晚报》副刊上设立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开始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后邓拓在这个专栏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当时《前线》编辑部认为既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办专栏写文章，作为《前线》主编的邓拓更应该在《前线》开办栏目，发表文章。但是邓拓感到自己同时开办两个栏目恐怕有困难，于是便邀请《前线》杂志常委编委廖沫沙、主要撰稿人吴晗，一块开一个杂文专栏。由于是三个人开的专栏，于是就取名“三家村”，他们写的文章称为《三家村札记》。所写文章统一用“吴南星”来署名。这是取吴晗的“吴”字，马南邨(邓拓的笔名)的“南”字，繁星(廖沫沙的笔名)的“星”字，组成的一个笔名。当时他们约定，文章不要太长，一般为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前线》编辑部编辑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三家村札记》从一九六一年出刊，到一九六四年停刊，共办了三年，最后在《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帷幕。[4]

　　不论是《燕山夜话》还是《三家村札记》，都是以杂文的形式出现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情景交融，妙趣横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休闲，不仅开阔了视野，还学得了文史知识，单从写作技巧和艺术水平上来论，确实还是功底深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上面临以美苏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强大压力，国内全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他们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不是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振奋人民精神，坚定人民信心，使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是把过去的“老古董”搬了出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冷嘲热讽，含沙射影，发表的这些杂文就把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

　　《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责任编辑李筠，后来在回忆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左’倾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5]

　　虽然李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还是承认了他们当时在写作上存在影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讲出来。如果照直来说他们在搞影射，实际上就承认了当时对“三家村”的批判是正确的。如果说他们的写作与时势无关，显然又不符合事实。于是李筠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采取了“犹抱琵琶半掩面”的态度。

　　这还可以从他回忆邓拓嫌吴晗、廖沫沙写的文章批判性不强，自己亲自起草的《伟大的空话》中表现出来。他说：“《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6]

　　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无影射和针砭时弊的问题，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他说：“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

　　“我看了《燕山夜话》，当时就写了个批评信给《前线》杂志编辑部。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过分了。谁都看得出，你是在攻击中央领导的。你要提出的指导方向究竟是要往哪里指导啊?可他们不让登我的这封信。而是给我写了个信，说你这个意见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你说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们就不登了。后来据他们在文革中的交代，这个回信的每句话都是经过邓拓仔细斟酌后写的。我当时是用了‘戚谊’(我在团校用的名字)的笔名写这封信的。他们就到处去打听，戚谊是谁，可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是谁。

　　当时不仅是我，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好多人都写了信给他们，他们一封也没登出来。后来主席批评了《燕山夜话》。我就把这信拿了出来。康生看了就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证据，这是典型的压制批评。后来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7]

　　戚本禹的这个回忆后来被《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李筠的回忆所证实。不过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李筠的回忆将戚本禹的署名写成了“戚益”。李筠回忆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8]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李筠还是邓拓当时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影射问题的存在。从戚本禹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也是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存在不同意见的。这表明这些杂文写作期间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争鸣和反响。不过由于他们获得了北京市委的支持，同时文化革命的风暴尚未兴起，因而尽管存在分歧和争论，也没有在报刊上发展到激烈对抗的程度。

　　由此我们看到，邓拓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市委主办的杂志《前线》上开办了“三家村”的专栏，《北京日报》在宣传中与他们的观点遥相呼应，这样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代表，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为阵地，就将宣传他们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文章竭力推了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对吴晗的批判，会发展到同吴晗一起在“三家村”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头上，进而延伸到热心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文章宣称：“‘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关锋的笔名)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篇文章一针见血地质问《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阵地，还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9]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刊登了林杰等人摘编并加按语的长达20000字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10]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这篇文章原文的标题是《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五月九日，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删去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将标题改为《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11]经他修改后的题目，以精练、鲜明、生动的方式将文章主题展现出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发表后，刊登姚文元文章的《文汇报》立即被空运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第二天在全国报刊杂志上转载。姚文在上海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通知首都所有报纸和期刊的负责人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开会，由张春桥传达中央关于转载姚文元《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的通知。由于此前《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在转载五月四日《解放军报》社论时，未经批准就擅自对社论作了删节，因而这次张春桥代表中央宣布，所有的报纸刊物在明天转载姚文时，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少了个字，错了一个标点，都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也通知全国的报刊，在转载姚文时注意不要删节。[12]

　　这篇文章从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入手，揭示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指出吴晗率先发表《海瑞罢官》成为“三家村”的先锋，邓拓是“三家村”的掌柜(主将)，廖沫沙则是紧紧跟上，为他们呐喊助威。文章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出现时的内外形势出发，通过对他们在这两个专栏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的剖析，指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贯穿着“一条黑线，几股妖风”，是以“学术”、“考据”、“休息”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文章饶有兴致地指出，邓拓虽然写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文，但是由于影射过于明显，后来不敢收到出版的《燕山夜话》的集子里。作为《燕山夜话》收尾之作的《三十六计》，在收入集子的时候却没有按照发表时的时间顺序放在末尾，而是把它夹在中间，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是作者心虚的表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邓拓见事不妙，就在《燕山夜话》上奉告读者，说他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不写《燕山夜话》了。于是在九月二日发表了《三十六计》以后就偃旗息鼓了。

　　文章最后要求挖掉三家村的根子，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指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支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13]

　　五月十一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表的。[14]

　　这篇文章是戚本禹起草后，在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当时康生提出，要联系邓拓的历史来彻底批判邓拓。他还说，听彭真说，邓拓在历史上被捕过，受审的时候，招供了。因而康生提议要在文章中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讨论的人都表示同意。为慎重计，康生让戚本禹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再核对一下这件事。为此，戚本禹专门与安子文联系，安子文查看档案材料，让秘书打电话说，邓拓在敌人那里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这个稿子排出清样后，由陈伯达签了名，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批准以后就发表了。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他在彭真家里听彭真说过，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15]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16]

　　这样我们看到，由吴晗《海瑞罢官》引发的大批判，将锋芒指向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顺势带出，发表他们文章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首当其冲，通过中央报刊将文化领域的批判推向全国。这些批判文章发表后，以其强大的舆论攻势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批判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引发人们投入到这场文化革命中，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2)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

　　当报刊杂志吹响文革号角的时候，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应运而生。那么，这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① 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

　　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于北京大学，是与北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期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其他变法措施被废除，京师大学堂却保存了下来。

　　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促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北京大学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创办《新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开展“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师生走在前列。陈独秀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产阶级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不论是全面抗战前夕的一二九运动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北大师生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起着先锋作用。

　　北大是中国一流大学，在文科方面尤为突出，广大师生接受先进理论，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关心祖国命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前列。这是北大的光荣传统。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北大产生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也是与社教运动密切相关的。这在中宣部驻北大工作队、北大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与北大党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反映出来。

　　社教运动期间，中宣部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组依靠聂元梓等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做出了北大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常务副部长张子意的支持和肯定，认为北大存在“夺印”问题。而后张磐石又组织了一个二百六十人的工作队，将运动的目标对准北大党委，向中宣部写报告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然后依据这个判断对北大各级干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并不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和斗争方式。

　　“二十三条”下发后，彭真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写报告反映情况。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要求将运动落实到教学上。而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召开会议做双方的工作。通过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绝大多数人初步统一了思想。但是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在工作上采取实际的行动。副队长常溪萍向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信反映情况，经邓小平提议中宣部撤销了张磐石的队长职务。

　　为了进一步解决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彭真提议搞一次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这就是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哲学系、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是这次整风学习的重点对象。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进行的整风学习在国庆节前相继结束，而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分歧很大，问题很多。双方在会议上互不相让。会议领导小组认为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就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宣布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结束，对聂元梓没有给任何处分。[17]

　　聂元梓等人积极参加社教运动，揭发北大党委存在的问题，即使反映的问题存在一些失实之处，但是其行为则是符合社教运动要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中不难看到，不论是北大党委还是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是与中宣部及其工作队和聂元梓等人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集中在北大党委到底是不是存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的定性上。

　　虽然“二十三条”下发后，在邓小平主导下，以中宣部转变认识，撤销张磐石工作队队长职务为标志，改变了对北大党委的定性，将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统一到北京市委的意见上来，还通过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对以聂元梓为代表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进行了整风，而使问题得到暂时 解决，却留下了后来矛盾发生的严重隐患。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北大党委到底存在不存在问题?中宣部工作队的定性准确不准确?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首都并对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流大学，北大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上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这里不仅是学校各级干部和师生队伍的纯洁性，还有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这个判断可以从后来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时，把北大视为“反动堡垒”上得到证明。[18]中宣部工作队虽然在运动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面过大、搞批斗等)，但是对北大党委的定性还是准确的，和毛泽东对北大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本来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泽东讲的。[19]但是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称北大为“反动堡垒”呢?不难看出，称北大为“反动堡垒”，是从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方向来说的。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的陆平，无疑对此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但是只要我们理解了党内走资派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前后，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大批批判文章。这些战斗的檄文，从思想舆论上推动着文革的潮流滚滚向前。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不管是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的文章，不断将正在进行的文化批判推向前进。《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发后，不仅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依据，还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进一步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报刊杂志上相继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舆论氛围。

　　同时，随着“五一六通知”在党内的下发，清洗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由毛泽东亲笔加写的这些富有斗争色彩的文字，要求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仅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精神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还成为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这就为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指明了方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北大第一次大字报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北大自身的革命历史传统，也有在社教运动期间围绕北大办学方针和方向以及北大党委定性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还有当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的舆论助威，更有“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的造反号召。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在这些因素中，“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无疑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②   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及其评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那么，第一张大字报又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应该如何来评价这张大字报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第一张大字报是策划出来的，还是自发产生的?

　　文革结束以后，有人处于否定文革的需要，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夫妇策划出来的。这张大字报是康生背着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才在毛泽东批示下播发全国的。甚至还引用康生在文革期间说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成的”话为依据，来说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是一次阴谋活动，企图以此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0]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张大字报产生前夕，曹轶欧确实组织了一个中央理论小组五人调查组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既然曹轶欧到北大搞调研活动，也就必然会与北大的领导和群众进行接触。本来这是调查组业务范围内的工作。即使曹轶欧调查组与贴大字报的人有一些接触，也不能由此说曹软欧等人策划了这张大字报。因为接触与策化大字报毕竟是性质不同的活动。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部，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21]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没有关系，康生当时只不过是把大字报报送毛泽东而已。大字报主要是杨克明起草的，聂元梓不过是在别人说服下才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由于他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所以才把她放在了第一名。即使如王力所说的那样，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当时能够在大字报上签名，这就表明了她对大字报的态度。至于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虽然王力在回忆中对康生、曹轶欧挖苦说，他们在大字报的问题上为自己争功，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从中也不难反映出康生、曹轶欧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

　　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写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2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杨克明与张恩慈商量后，在曹轶欧支持下，与几位青年教师一起讨论，由杨克明执笔写成的。由于聂元梓当时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又受到打击，从组织观念出发，他们才请聂元梓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这张大字报虽然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却并非是由她组织和策划而是杨克明等几位青年教师起草的。

　　我们还是看一看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如何谈这个问题的吧。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学报。[23]

　　在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人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都是中共党员、该系教员(其中的杨克明在此前不久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

　　据参与写大字报的几个青年教员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找过曹轶欧。

　　那么，在大字报上第一个署名的聂元梓是如何回忆这件事的呢?

　　聂元梓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往事》，2004年11月17日，第四期)一文中说：“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既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的。”[24]

　　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已经下发全党，聂元梓他们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来贴大字报的。即使他们问过曹轶欧，也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询问是不是可以贴校党委的大字报，曹轶欧也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来答复聂元梓他们的。这显然不能得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指使和策划下才产生的结论。不论曹轶欧还是康生都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这是因为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厚非的呢?

　　至于说康生背着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将大字报稿送给外地的毛泽东，事实证明这种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将文化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第一张大字报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这本身就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他有责任和义务向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康生向毛泽东报送的并非是大字报底稿，而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五月二十七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大字报。毛泽东也是在这个简报上作出批示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的。[25]像这样的简报也是同时报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康生按照组织程序将《文化革命简报》报送在外地毛泽东的，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第一张大字报并非缘自于康生、曹轶欧的策划，而是北大哲学系一些人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自发写出来的。贴大字报前向曹轶欧征求意见，不过是从组织程序上出发，而非是在大字报的起草和内容上。曹轶欧也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答复聂元梓等人可以向学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康生将载有第一张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报送毛泽东，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是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责。当时康生、曹轶欧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这种态度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因而在第一张大字报上对康生、曹轶欧的攻击是没有依据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2)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

　　当时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的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问，正当全国人民以高昂革命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大却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

　　为了批判宋硕、陆平、彭珮云，大字报的作者从他们的言行谈起，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们的言行。五月八日报刊上何明、高炬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斗争高潮的时候，五月十四日陆平急忙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愤怒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按照宋硕的指示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大字报认为这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而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然后，大字报的作者以他们的观点为依据进行批驳，说他们这样做是把这场你死我活的严重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纯理论”的讨论上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大字报的作者还以不久前为了研究海瑞“平冤狱”的问题为例，批评他们“指导”法律系的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是用学术讨论来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进一步质问他们为什么闭口不谈党中央毛主席早已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方向，离开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却说“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大字报的作者认为，反击黑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由此反问他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就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这是我们绝对不答应的!

　　大字报的作者又发出质问，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却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为谁坚守“岗位”?

　　大字报的作者最后呼吁，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6]

　　从中我们看到，聂元梓等七名作者是以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为指导，在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的背景下，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的言行为依据，写出这张大字报的。这张大字报将矛头不仅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而且大字报七个署名作者的第一人聂元梓还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造北大党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反。大字报的作者指出在文化革命热潮到来的时候，宋硕、陆平和彭珮云不是满腔热情地发动群众来参加文化革命，而是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像彭真和邓拓一样将严肃的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的讨论，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开小会不开大会，写小字报不写大字报。这是在压制革命群众的斗争，转移斗争方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革命的反面。这样就将将宋硕、陆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向他们发出了在文化革命中究竟要干些什么的质问，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严肃思考。

　　3)第一张大字报的评析。

　　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个人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贴出来的。这张大字报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是阳谋，而非阴谋。从大字报的内容看，不是抽象地攻击和议论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干部，而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导下，以宋硕、陆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言行为依据展开批判的。大字报以犀利的文笔，激烈的文字，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这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不管聂元梓是否参加了这张大字报的起草工作，也不管聂元梓这个人当时有什么缺点，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她能够在这张批判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上署名，就表明了她在文化革命上的鲜明态度。从这方面上说，她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行为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聂元梓后来个人主义膨胀，背离文革目标，为谋求个人地位而破坏文革大局，另当别论。

　　这张大字报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二是大字报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聂元梓和赵正义还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三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下级党员干部给上级党委负责人贴大字报。

　　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大字报贴出后，必然会在北大校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北大师生对这个问题的激烈辩论。这不仅是由于贴出大字报从方法和内容上都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北大在教学方向和方针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社教运动上又遗留下严重的矛盾，也是由于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是拥护党委的，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把抱着善意向学校党委提了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因而不少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担心给党委贴大字报会将反党的帽子扣到自己身上，进而引火烧身的缘故。

　　至于这张大字报能否走出北大的校园，起到更大的影响，还取决于高教部、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在这张大字报上的态度。这直接决定着这张大字报的前途命运和影响力。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大字报对北大党委的定性是不是准确，是否应该对北大党委进行批判。这就要弄清北大党委的办学方向和方针，是不是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如果北大党委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方针，那么就不应该进行批判;否则的话，就要进行批判。在北大党委性质的判断和批判方法上，高教部、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与大字报的作者是否意见一致，直接关系到大字报的前途命运和影响力。

　　总的说来，这张大字报是北大几个党员干部，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五一六通知” 精神的指导下，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为了进行文化革命而写成的。

　　③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

　　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党委，同时第一个署名的聂元梓又担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而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有支持大字报的，也有反对大学报的。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在北大形成了两派，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一些人利用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起进攻，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和他们进行“轮流坐庄”，攻击共产党是“党天下”，还要搞“政治设计院”，成立“平反委员会”，对共产党进行清算。[27]于是整风变为反右，不少党组织把整风运动期间抱着善意给提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给党内民主作风和监督造成了严重损害。鉴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教训，当时不少群众对给党委提意见还是心有余悸的。同时还由于平时所受到的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因而在第一张批评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出现后，他们几乎本能地站在学校党委一边，有的还要再看一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就跟着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反对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很快淹没了反对党委的大字报。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师生在校园中形成对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还出现了推推搡搡的现象。当时还有组织地与聂元梓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聂元梓被带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顶顶帽子。[28]

　　一些人在聂元梓等贴大字报的地方高呼口号：“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

　　北大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宋柏年、高艾军等十一人的大字报的题目是《请看聂元梓的罪恶勾当——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反党的大毒草》，其中写道：“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作为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你是亲自听见了的，你有话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说，却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迫不及待地把写有内部情况的大字报贴在大餐厅?你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你还有一点点党性吗?你还有一点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法律系学生徐昭文等十八人取名于5月26日贴出的大字报题为“你们是赫秃子式的阴谋家”，大字报说：“你们披着‘党干部’的外衣，干的是叛党的勾当。昨天你们演出了一处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丑剧，我们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你们早已怀上了取消党的领导的鬼胎。”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当时已决定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来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北大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聂元梓等贴大字报进行了批评。

　　在北京大学党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五日晚北大党委开常委会时，他们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戈华、崔雄昆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戈、崔二人后被吸收为北大工作组成员并成为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29]

　　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30]

　　同时，还有资料显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夜就有许多人给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询和抗议。当晚收到的质询、抗议电话59次。从六月一日到六月六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5万多张，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各种观点都有。每天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的近万人。北京许多高校派人来北大声援，不断有人访问聂元梓并与她交流进行文革的方法。[31]

　　从中我们看到，围绕第一张大字报不仅在北大师生中间还在北大党委内部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教部和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则是对第一张大字报持反对态度的。北大党委副书记戈华和常委崔雄昆不仅支持第一张大字报，还向上递交报告，请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就在北大师生、党委内部以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教部和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之间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的实质，则是究竟支持还是反对第一张大字报。

　　④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产生的必然和偶然。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国后在办学方向和方针上又存在着严重问题。社教运动期间，聂元梓等积极分子与北大党委、北京市委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虽然在中央书记处的干预下，维护了北大党委的领导地位，但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在整风期间聂元梓等人还遭到了压制和批评，这些矛盾就这样遗留了下来。[32]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号召人们进行文化革命。这样就从党的方针政策上为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为大字报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这方面来说，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大字报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党委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没有及时布置北大的文化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强调要加强领导，对北大的文化革命予以压制，不要召开大会，不要写大字报，意图将政治斗争引导到学术斗争的轨道上。这样势必会激怒正在图谋造反的积极分子，于是他们才写出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从这一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

　　总之，从北大历史传统、北大的办学方向和方针、社教期间的矛盾以及“五一六通知”提供的背景上来说，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没有执行通知的精神，反而站在了通知的对立面，激发了人们的造反运动，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3)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集中表现在北京大学和华北局、北京市委之间，还没有发展到更大的区域。尽管如此，他们贴出的大字报还是引起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的注意，被刊登在了《文化革命简报》上。按照惯例，登载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简报”被送到了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又如何处理这张大字报呢?

　　①   第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示后播发全国。

　　其实，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还不是最早的。在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许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五月二十三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33]

　　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又是公开在北大大饭厅贴出来的，当时影响很大，因而登上了《文化革命简报》。关于北大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北大社教运动期间出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毛泽东也是了解的。比如，他就批示过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写的反映北大社教运动问题的材料。

　　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的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五月十一日，毛泽东阅后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然后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五月十三日，刘少奇批示印发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是了解北大社教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因而毛泽东在看到《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写的大字报时，就不能不引发他对北大问题的沉思。于是就想通过发表这张大字报，来打开解决北大问题乃至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六月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35]

　　后来，毛泽东也在谈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36]看来，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通过电话传给康生、陈伯达的。当时他们两人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作出了播发大字报的批示。那么，在公布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之前，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六月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感到意外，便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37]看来，大字报播出前周恩来是知道这件事的。我们认为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前，康生当时还不会背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常委，只通知周恩来一个常委，而是从组织程序出发，同时将毛泽东对播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批示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通报的。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但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工作，邓小平作为总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康生是不会置刘少奇、邓小平于不顾，只向周恩来一个人报告情况的。这是党内组织程序的要求。

　　从张承先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六月一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就已经知道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要公布的消息。为了防止大字报公布后北京大学陷入瘫痪状态，中央才任命张承先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于当晚进驻北大的。[38]李雪峰的回忆也可以证明这件事。六月一日他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的时候，康生专门给他写了条子，告诉他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考虑到事关重大，李雪峰当场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39]这说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北京新市委在六月一日下午就已经知道了当晚要广播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消息。当时陈毅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进行通报，因而从他这个角度来说，对播发大字报发表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40]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的，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41]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地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42]

　　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43]

　　《人民日报》是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发表的这张大字报。[44]不论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还是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都是在为大字报的发表擂鼓助威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依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出发，对北大的大字报进行了热烈的支持，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方向，论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不论是康生还是聂元梓等人当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表明进行文革还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因而在大字报播发后，康生六月二日在北大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45]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毛泽东要广播大字报的指示—引者注)，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在另一次会议上，康生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46]

　　②  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看到《文革简报》上刊登的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后，为什么会批准在全国播发呢?

　　毛泽东以前确实说过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47]这个时候又支持大字报对北大党委的批判，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对抗性的矛盾一般作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具有对抗和非对抗的双重性质，虽然阶级矛盾有时候表现为敌我矛看，但是主要的、大部分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48]毛泽东先前对陆平的评论不过是强调其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面，而现在支持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批判北大党委，不过是强调其对抗性的一面而已。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陆平问题上前后的不同态度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批准大字报在全国的播发表明，他对大字报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批示中将北大称为“反动堡垒”，这无疑是对北大党委性质的判定。他作出这个判断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他五月十一日作出批示将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关于北大社教问题的材料印发会议。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北大社教的态度，也是他了解北大存在问题的途径之一。北大党委在进行文化革命，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社会生产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这些问题表明北大党委没有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进行阶级斗争的方针，而是消极对待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在北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北大作为全国一流重点大学，北大的方向对全国高校的发展起着一个导向作用。因而对北大党委的批判就掀开了在全国进行教育革命的突破口。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批发北大的大字报，还是由于大字报与文革的重点、方式和他所鼓动的造反有理的趋向是一致的。这样就通过大字报在全国的播发，对全国正在进行的运动起到引领的作用，推动各地文革的发展。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这是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相一致的。聂元梓等人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导下，顶着巨大的压力，发动群众起来一起整党内走资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通过群众性的整党运动，清除走资派，纯洁党组织，夺回教育阵地，教育广大师生，使北大党委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把北大真正办成社会主义大学，引领全国高校的发展。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这样就将斗争引向党内，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这样就在具体行动上与文革的重点保持了一致。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贴出来的。这是与文革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相一致的。“四清”运动期间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毛泽东在运动中发现这种方式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于是他才由“四清”转入到文革，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来解决党内问题。这个时候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地可以造反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和鼓励下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向党委造反。[49]这张大字报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哲学系的教员们给北大党委贴的大字报。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相一致的。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贴出来的，是党内下级反对上级的表率，与文革的造反精神是一致的。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则是副书记，他们是下级党组织负责人。在党内组织纪律的严格要求下，平时如何监督上级党委，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又如何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就成为迫切需要文革解决的问题。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采取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委造反的形式，而不是由上级党委乃至于中央以组织纪律紧紧约束住下级党组织的行动，无疑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而毛泽东才多次提出造反的主张，聂元梓、赵正义作为哲学系党总支负责人能够起来向北大党委进行造反，实际上就践行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是与文革的造反精神相一致的。

　　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在毛泽东听说在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个人中，有四五个人与聂元梓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仍然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5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表明毛泽东同意了大字报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的批判。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性质的判定。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不仅是表明毛泽东同意聂元梓等七人这样做，还是由于这张大字报是与文革的重点、方式和造反精神相一致的。毛泽东希望通过这张大字报的播发，能够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③   第一张大字报点燃文革星火。

　　向全国播发第一张大字报，不仅表明党中央对这张大字报的肯定，还为广大群众将矛头指向党委，批斗党内走资派，进行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样就在各地教育机构和院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点燃了文革的星火。

　　仅几天时间，许多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大字报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接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在北大的带动下，北京的五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51]这些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52]

　　六月二日西安交大师生贴出了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针对校党委。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这些革命行动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发生，波及一些中等学校，不几日就使许多学校的批判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六月二日至三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绝大部分党员和党外群众，认为党委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同意贴这种大字报，发生争论。于是围绕应该不应该批判党委和党委书记，形成了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的斗争。

　　华东师大六月二日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会，党委书记姚力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提倡大字报，以后大字报可以贴在室内。”“不要放弃必要的业务学习。”少数人对姚力的讲话不满。六月三日，物理系三年级11个同学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批斗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53]

　　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由于批评一些学生的过火行为，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给他带上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的帽子。[54]

　　从中我们看到，自六月一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学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校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局面。[55]

　　由此不难看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全国教育机构和大中学校的师生迅速投入到文革的浪潮中。这种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将矛头对准本地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按照大字报引导的方向迅速发展。关于第一张大字报播发后的作用，毛泽东后来也说道：“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56]

　　康生和聂元梓也曾就大字报播发后产生的影响说过类似的话。康生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按：原话如此)，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57]

　　(4)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后，群众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应运而生，文化革命呈现出蓄势待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分为《人民日报》工作组和北大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是如何派出的呢?

　　①      工作组是如何形成的?

　　陈伯达率领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张承先率领的北大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后，又专门向毛泽东呈送了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报告。陈伯达是在毛泽东批准后，才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当时正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58]

　　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59]

　　这封信是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三人联合署名呈送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人员名单。这个工作组有八名成员，除陈伯达外，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的尚力科、朱悦鹏，《红旗》杂志的杨丁和尚未选定的两人(其后张春桥由上海派来的是鲁瑛、邵以华)。[60]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八股气浓厚，理论和学术方面的文章很少，提倡鬼戏，捧海瑞，还不肯做自我批评，为此毛泽东曾经对《人民日报》进行过严厉的批评。[61]不论是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与《解放军报》关于突出政治的争论，[62]乃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人民日报》明显地落后于形势，没有紧紧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因而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依据“五一六通知”，制定《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选择了。

　　从中我们看到，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虽然这个决定在电话中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但是为慎重计，第二天又向毛泽东呈送了刘少奇起草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签署的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的信件，报告说了派出工作组的原因、到报社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工作组的人员组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件只讲了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却对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只字未提。这就不禁使人发问，这是为什么呢? 按说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式的问题上，从程序上来说，应该如同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一样，向毛泽东及时呈送派出工作组的书面请示，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这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是存在欠缺的。从这里就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后来在向北大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苗头。

　　从文献资料中看到，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位常委联合批准的行动，是代表中央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文革结束后，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说陈伯达当时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是篡党夺权。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种现代版的“莫须有”的闹剧，只能在历史上留下笑谈了。

　　②      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批准后，陈伯达着手组织工作组领导班子，召开会议，沟通思想，制定计划，布置任务，做好去《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准备。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8号楼召集工作组成员开会并讲话。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部分成员也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在会上讲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理由，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主张彻底破除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最后陈伯达说，今天下午要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的决定，今晚工作组即进驻《人民日报》社。办报要抓旗帜，旗帜就是社论。明天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要钱抵千、尚力科、朱悦鹏三人一起把他的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作为社论的内容。今晚改定，明天见报。

　　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到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当场宣布了工作组成员名单)。他在讲话中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最后，他要求首都各新闻单位都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支援给《人民日报》。邓小平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宣传管好。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康生接着讲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话，着重讲了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问题，对《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时擅自作出的删节进行了批评。

　　这天晚上，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前往《人民日报》上班。到达报社后，陈伯达让穆欣专就版面编排问题，根据他的安排跟报社夜班编辑部联系，他和王力、关锋以及其他一些人关起门来，修改钱抵千等人根据他在钓鱼台讲话整理的社论稿。社论初稿的题目原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审定时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且规定：社论标题要通栏，字要用楷体，这篇社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标题。[63]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论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区别，破四旧，立四新，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文章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要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64]

　　而后《人民日报》在陈伯达主持下，密集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转载《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

　　根据毛泽东批示，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字报》的社论。

　　为了进一步推动史学革命的发展，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为了支持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批判原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针对北京大学在斗争中出现的两派群众，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六月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为了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批判旧世界的斗争，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为了支持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的斗争，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为了在文化革命中进一步搞好教育改革，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为了支持革命群众通过大字报进行斗争，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一扫过去的保守、滞后的八股气息，而是以革命的精神、战斗的激情，成为人们进行文化革命的精神动力。这些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起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各宣传机构的管理，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把握好舆论导向，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使各地宣传机构能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行动，陈伯达还规定：每天晚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必须到《人民日报》社开碰头会，“统一宣传口径”，其他各报也都照此精神向《人民日报》“对表”;为了掌握中央三大新闻单位的运动，他还批准向总政治部要了20名军队干部，以记者名义分往各大新闻单位活动，及时将运动信息汇报上来。[65]这样就在党中央领导下，以《人民日报》的宣传为导向，将中央宣传机构统一起来，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③   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

　　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驻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聂元梓等七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当时就在北大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师生之间的激烈辩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作出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决定的。六月一日下午，北京新市委得到当晚要在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消息后，为了稳定北京大学的局势，防止大字报广播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才要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进入北大的。

　　六月一日下午，张承先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傍晚到北京饭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吴德对张承先说：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京大学常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并由你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京大学，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晚召开了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然后，吴德和华北局负责人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带领张承先匆匆忙忙赶到北大，召开北京大学党委会议，宣布了华北局决定。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晚八点广播了聂元梓七人大字报。

　　六月二日晨零点三十分，又紧急召开了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宣布了华北局决定。张承先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6]

　　工作组到校以后，取代了北大党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广播以后，除去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全部瘫痪。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工作组的各级机构，取代垮了的各级党组织。北京新市委在中央一线常委支持下，从中央机关、解放军和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加强北大工作队的力量。六月七日，从校到系(除哲学系外)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

　　据六月十日统计，北京大学共有208名工作队员。在校一级成立了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曹轶欧(她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组长名义进驻北大，后改为中央文革小组调查组)，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彭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聂元梓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克明(北大七人大字报主要成员之一)为办公室副主任。[67]

　　这样工作组就接管了北大党委的领导权，从北大实际情况出发，从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组为中心的领导体制。在工作组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以后，又是如何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呢?

　　根据新市委传达的中央一线常委指示，结合北京大学实际情况，张承先与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酝酿后认为：在北京大学，夺取领导权问题已经解决，已经涌现出一支左派力量;现在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依靠与提高左派，大力争取中间派，明确斗争目标，注意掌握政策，结束混战局面，把运动引向深入健康发展的问题。根据这一认识，张承先对运动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关于要站在运动前边领导运动;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关于注意掌握政策;对于学术领域里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解决起来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在北大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很重的，必须采取“积极又稳步前进”的方针。

　　张承先提出这些问题后，先在领导小组内部进行酝酿，交换意见，又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再经过领导小组讨论后，形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六月十三日张承先在北大3000名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又经过讨论和修改补充后，六月十五日张承先在全校13000人的群众大会上正式作了这个动员报告。

　　这个报告虽然具体回答了全校师生员工普遍存在的疑虑和问题，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明确了斗争目标，讲明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在斗争中应该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批评了北京大学已经出现的乱揪乱斗现象，客观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报告的主旨还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七人大字报成员之一、后被任命为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克明曾参加了调查工作和座谈会，参与了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这个报告也表示非常赞同。当时张承先作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报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有领导、有计划、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轨道上来。[68]

　　从中我们看到，张承先带领工作组进入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的。当得知六月一日晚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要播发的消息后，中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才要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忙忙进入北大的。工作组到达北大以后，接管了北京大学党委的领导权，从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要将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纳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轨道，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工作组就代替了北大党委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在贯彻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确定的文化革命方针。

　　④      派出工作组成为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的精神，向北大派出了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对于其他大中学校进行的文化革命，特别是将矛头对准学校党委，学校党委又难以实施有效领导的文化革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向北大派出张承先工作组，不仅为处理其他大学的文化革命，也为处理中学的文化革命提供了指导。早在六月二日，邓小平召见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的时候，就要求“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69]而从党内程序上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则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同意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领导文化革命的建议。中共北京市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而后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六月五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到六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70]

　　从六月五日至六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地区的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抽调，中学的由团中央抽调。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惠庶昌担任，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800多名共青团干部，组成了300多个工作组长，分成八个工作队，进入北京市八个区的各个中学。各工作队的队长均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常委或部长担任。

　　当时不仅向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而且还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派出了工作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六月六日决定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新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委书记的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经军委领导同意，向文化部系统各单位派出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三百名干部，直接从南京军区调来五百人。

　　虽然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并没有下发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组的文件，但是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向北京大中学校及有关部委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无疑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导向。这样在北京的影响下，各地也纷纷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比如，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攻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多个工作组，对有的学校没有派工作组的，也派去了联络员。江苏省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干部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省属高等院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同时，江苏省各地、市、县委也先后抽调7800多名干部，进驻1155个单位，其中包括大中专院校、文化单位和其他领导受冲击而陷于瘫痪状态的单位。[71]

　　这样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除极少数者外，都派出了工作组。[72]总的来说，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和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牛鬼蛇神和黑帮，但是他们反对乱批乱斗，主张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7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向北京大中学校及有关部委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虽然并没有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组，但是北京的行动无疑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因而各地就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不约而同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意图在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文化革命。这样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向大中学校及有关单位派出工作组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⑤      工作组扑灭文革星火。

　　工作组是在大中学校党委已经瘫痪或者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派出的。工作组到达学校以后，实际上就取代了学校党委，掌握了学校及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这样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就是说在工作组领导下来进行文化革命。同时，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在不同程度上又是维护原学校党委和支部的。[74]因而学校造反派就与进入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为了有效行使领导文化革命的职权，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掌握之下，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就利用组织权利开始了行动，打击造反派，意图将文化革命纳入工作组的轨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例。

　　六月七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关门事件。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校园里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六月七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派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严厉批评。[75]

　　六月七日，清华大学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而另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对此表示不满，与造反派进行辩论。北大的造反派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支持造反派，并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对邓拓的颂扬，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辩论。清华派人把北大造反派护送出校，又被说成是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晚，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对刘冰等原清华大学党委的几位代理人宣布：“从现在起，学校工作由工作组领导，学校党委停止工作。……工作组到来之后，你们要帮助工作组，不准许你们搞什么活动。”

　　当晚，中央派人召集教育部、高教部两个部的司、局级以上干部开会，把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作为黑帮进行了批判。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造反派欢呼雀跃，许多干部、职工觉得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但也有不少党员和党外群众对此迅速变化的趋势茫然不解。

　　六月十一日开始，清华园内出现乱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十二日，游街现象愈演愈烈，从早到晚，清华园内到外是自发游斗黑帮的散乱的人群。工作组多次劝阻不能奏效。直到深夜，工作组还在通过广播站广播，劝说同学们回去睡觉。[76]

　　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北大大字报广播后，西安交大师生贴出大字报万余张，声援北大，批评校党委，批评省委、高教部、胡耀邦等，大字报矛头主要是针对校党委的。六月二日，五十多名交大学生到西北局、陕西省委去，要求领导帮助他们革命。西北局当天下午七时半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交大革命形势很好，而校党委不革命，决定向交大派出以陕西省委书记严克伦率领的工作组。

　　六月三日，工作组进校，学生们问：校党委究竟是黑线还是红线?工作组组长严克伦(陕西省委书记)说：大家揭发，是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看至少是不革命的。六月五日上午，工作组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提出：运动的矛头针对校党委;校党委是黑线还是红线可以讨论;试办文化革命委员会。

　　学生们在揭发校党委的同时，对这个广播讲话不满，并怀疑工作组成员有问题，纷纷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到交大来。交大工作组打电话给电报局，查问电报内容，被学生们发现，更激起愤慨。六月六日，交大学生开始哄赶工作组。801—41班学生李世英在大字报中提出了“深挖省委、西北局黑线”的口号。工作组成员一个个被学生所包围，学生向工作组提出很多质问。工作组长严克份被六、七百名学生包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校园内陆续出现认为省委内有黑帮的大字报，先后有几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社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等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

　　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向学生们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大家要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当天晚上，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各班都有一点，有的是全班，要组织队伍追根子。这就是六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六月七日、八日、九日三天，西安交大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斗争会，并将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街。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77]

　　从以上三个大学工作组进驻后的情况可以看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了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当校党委成为斗争矛头，各校文化革命正在兴起的时候，不论是工作组还是上级主管部门，都是顺势而动，借力打力，宣布原校党委存在问题，停止了原校党委的职权。这样就使工作组及上级主管部门趁机代替校党委掌握了学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在掌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以后，他们不是紧紧依靠群众来开展文化革命，而是要采取措施有计划、有秩序地来进行文化革命，意图将文化革命纳入工作组控制的轨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作组进校后就采取措施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扑灭正在群众中间兴起的文革星火。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群众的反对，与造反派产生冲突了。

　　(5)两种根本对立的文革路线初见端倪。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出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

　　事实上，在毛泽东六月一日批发第一张大字报之前，刘少奇就于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了。这是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后，由于将斗争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因而在北大校园引起了激烈辩论，这个时候北大党委又难以实施有效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才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

　　由于此前中央不仅没有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明确表示支持，而且中央一线常委及高教部、北京新市委领导人还对他们的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因而六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就是中央向全国明确表态，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线常委和北京新市委才按照既定计划，要求张承先带领工作组匆匆进入北大的。

　　从中不难看出，在对待第一张大字报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毛泽东是热情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即使在第一张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个人中间有四五人与聂元梓出现分歧的时候也是如此。[78]这是因为北大党委在当时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作为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中又率先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的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批发，使第一张大字报如同星火燎原之势，推动文革的发展进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毛泽东还要看一看。[79]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却对第一张大字报表现出淡漠和限制的态度。这表现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就要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来代替北大党委领导文化革命。工作组到达北大后，就对群众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由于派出工作组和工作组所采取的方法是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工作组的行为反映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意见。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究竟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方面矛盾的反映。依靠力量的不同，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是采取自下上还是自上而下方式上的分歧。这里又连带出文化革命的矛头到底能不能指向党组织(工作组)，是指向党组织(工作组)还是指向反对党组织(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上的分歧。

　　本来，派出工作组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是工作组到达所在学校后，究竟是站在群众立场上，支持群众起来进行文化革命，还是站在原先各级党组织的立场上，限制群众起来进行文化革命，又成为工作组面临的严峻考验。由于上级部门派出的工作组，与进驻单位的党组织大多有着联系，从本能上往往站在进驻单位党组织一边，对将矛头指向党组织的群众采取限制乃至打击的方针，这种立场上的错位又使工作组成为进驻单位党组织垮台后被攻击的对象。群众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在工作组进驻后，迅速转化为群众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现后，在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及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从文化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将这张大字报批发全国，希望以此打破沉闷的局面，推动文革的发展。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则不然，而是派出工作组，以工作组来代替各级党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和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形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文革发动阶段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2、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运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毛泽东则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上存在分歧的表现。这种分歧由于派出工作组及工作组在文化革命立场和方法上的分歧，迅速转化为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形式上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间进行，实际上则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这构成了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1)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我们注意到，五月三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时，当时周恩来就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获得了同意。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的书面报告中，却没有将他们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而后，他们迅速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就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①   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决定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前文我们介绍了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向北大及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情况，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遣工作组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刚刚组建的中共北京新市委成为这个方针的首要践行者，我们的研究就从中共北京新市委的组建说起。

　　1)北京新市委成立。

　　虽然中共中央是以改组名义组建北京新市委的，在市委领导班子中也保留了三位原市委领导人(不久退出领导班子)，[80]但是市委领导班子的绝大多数成员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都是新进入市委的，因而这与解散原北京市委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处于策略考虑才以改组名义宣布的。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解散或改组这样的术语，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个决定在六月四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81]

　　同日，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82]

　　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的同时，还配发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得到了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机关、院校、群众团体和驻军的拥护，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在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肃清前市委的错误路线和影响，取得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83]

　　中共北京新市委在改组北大党委的同时，还撤销了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中被公开点名的宋硕的职务。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这个决定在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84]

　　从中我们看到，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后，立即采取措施撤销了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宋硕、陆平和彭珮云的职务，执行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派出工作组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不论是改组北京市委还是北大党委，都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是非同寻常的行动。这与此前原北京市委在抵制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态度的反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北京新市委把宋硕、陆平和彭珮云迅速撤职，还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这表明北京新市委还是想通过工作组来领导北大文化革命的。当然，他们这样做还是执行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文革方针。

　　2)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文革方针政策。

　　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北京院校的师生迅速行动起来进行文化革命，纷纷将矛头指向学校党委，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制定文革发展的方针政策。

　　六月三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首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汇报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最近情况。接着，会上议论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辱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最后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贯彻这八条要求。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央组织部从各部委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85]

　　关于这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及“八条要求”的形成过程，当时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制定出八条以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86]

　　从中我们看到，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的。同时，北京新市委也是根据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在获得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后，由北京市部署执行的。比如，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就是李雪峰根据中央一线常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方法，向中央一线常委提议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这是和中央一线常委确定的文革方针相一致的。至于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要求”则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的。

　　我们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的文革方针如下：

　　一是向党委瘫痪的学校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二是制定了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要求”。

　　不论是由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还是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都是将文化革命置于各级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的。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在依靠各级党委(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八条要求”固然存在着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则是限制文化革命的。在文化革命刚刚进行的时候，当时迫切需要保护革命师生的积极性，鼓起广大师生进行文化革命的激情，使他们能够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可是“八条要求”却对于他们进行文化革命作出了重重限制。如果各级党组织(工作组)照此执行下去，势必会打击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打击他们进行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致使他们在文化革命的潮流面前望而却步。

　　这样在学校党委(工作组)领导之下，采取自上而下方式，依据文化革命“八条要求”进行的文化革命，形成了中央一线常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

　　②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表示异议。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央一线常委主张在各级党委(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不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了出来。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回顾此前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谈话。因而在我们就从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谈话说起。

　　1)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多次谈到文化革命。

　　我们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就对“四清”运动很少谈起了。这是因为“四清”运动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当前党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依靠“四清”运动解决这些问题又是困难重重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寻找新的解决途径。[87]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刘少奇、陈毅在座。

　　马尔罗提出：我认为，赫鲁晓夫、柯西金是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是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那就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8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中国存在走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这个时候的中国存在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严重隐患。这是因为修正主义阶层在中国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却广泛存在。要进行反修防修，就要铲除修正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党外，也存在于党内。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因而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更大。由于是与外宾谈话，毛泽东没有联系党内的分歧和斗争，而只是泛泛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八月十一日讲话中，毛泽东则是联系党内出现的分歧和斗争比较明确地了这个问题。

　　八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关于战备工作的汇报。他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89]

　　一九六二年刮起的单干风，当时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四位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毛泽东将此视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当时只是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批评了邓子恢，而对于中央一线常委同意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毛泽东却没有点名，就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只是抽象地说这股风越到上层风越大。[90]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但是他将中央一线常委支持单干风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不仅显示出他与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还进一步表明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隐忧。这在毛泽东随后不久的讲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他还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在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以后，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应的反应。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91]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将文化界进行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党政军出现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党政军出现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军出现修正主义造成的危险就更大了。这是与此前毛泽东讲的党内尤其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判断相一致的。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前后，毛泽东在谈话中进一步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这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92]

　　毛泽东在与兄弟党领导人谈话中，回顾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修正主义出现的情况，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修正主义的出现作出了分析，表露了自己对身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严重隐忧，表达了自己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奋斗到底的坚定决心。这在他不久与胡志明的谈话中又一次表露出来。

　　六月十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对防止修正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何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93]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修正主义，又一次表露了自己对于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上台的严重隐忧。他和胡志明讲，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在被马克思请去以后，是什么样的人来接班呢?要避免修正主义上台，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选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与他们没有选择好接班人密切相关的。因而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清除口头上的革命派，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要从这些接班人中产生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的沉痛教训，从中国仍然存在着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阶层，而在“四清”运动中又揭露出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因而毛泽东才反复强调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要进行造反的问题。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演习来练练兵，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大风大浪和斗争中锻炼成长，在实践中造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这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毛泽东不论是在党内讲话还是与外宾的谈话中不仅毫不避讳这个问题，还对这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说明。

　　当然，我们也应当说，这个时候虽然在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也意识到如果像他们那样搞会使他与许多革命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付诸于东流，中国将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94]当时并没有采取组织措施，还是要看一看。看来，他还是在等待，希望他们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的轨道上来。可是，他们的分歧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2)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若干讲话、谈话。在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制定了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后，特别是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后，毛泽东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以后，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并获得同意。[95]但是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却没有把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由他起草，他和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合署名的向毛泽东呈送的书面报告。[96]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很快收到了这样的书面文字。这在毛泽东对新华社电讯稿的批示上表现了出来。

　　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97]

　　从电讯稿及毛泽东的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同意改组北京市委，向北大派出张承先工作组，撤销北大陆平、彭珮云的领导职务，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还同意将这些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反映出尽管工作组不是毛泽东主张派出的，中央一线常委在派出工作组之前也没有呈送要毛泽东批准的书面报告，但是在毛泽东从新华社电讯稿中得知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之后，当时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同意这样做的。

　　随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对派出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获得这样的文献资料。我们判断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工作组进入学校后限制、压制学生运动造成的。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验证。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六月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98]

　　六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99]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这次会议上谈到派出工作组时，毛泽东表明了不一定派工作组，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情况清楚了再派工作组的意见。虽然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派出工作组，但是却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是向与会常委及其他高级领导干部委婉而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从毛泽东关于工作组讲话的内容看，与会人员当时是不会不清楚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看法的。

　　在如何对待进行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时，毛泽东认为不要怕乱，要放手发动群众，要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现在的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混乱中才能将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他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是肯定的，对文革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不要论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在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领导队伍，掌握领导权，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先夺权然后再进行教育改革，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在谈到文化革命打击面宽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打击面宽是必然的，不要怕，以后还可以分类排除。当时他估计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这是在消除人们的思想顾虑，使人们能够投入到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中。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向与会常委及其他高级领导干部表明了自己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他劝大家不要害怕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局面，也不要担心打击面宽，要依靠群众，依靠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领导队伍，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先进行夺权，占领文化阵地，然后再进行教育改革。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与一线常委在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联系国际共运史及国内外、党内外出现的严重情况，反复说明要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阐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是向党内外敲响了警钟。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求大家消除顾虑，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从中不难看出，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他由先前的同意逐渐转变为质疑，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委婉而又明确地将不同意见表示了出来。

　　③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分歧的焦点及其原因简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工作组问题上，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实质上则是在文化革命的立场、依靠力量及其方式上。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的。当时会议作出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后，周恩来就这件事当场向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并获得同意。[100]但是在第二天由刘少奇起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书面报告中，只讲了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的问题，对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却只字未提。[101]这究竟是他们的疏忽还是另有原因，让人费解。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批准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新闻稿。[102]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刘少奇等一线常委没有向毛泽东呈送派出北大工作组的书面报告，毛泽东还是同意了他们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意见。这是与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电话请示的答复一致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和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都是派出工作组，却是存在重大区别的。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是鉴于当时《人民日报》在宣传文化革命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不能很好地履行党的喉舌的作用，当时为了使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能够快速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才由中央派出工作组来掌握每天报纸版面的。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是在北大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由中央派出工作组来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向北大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表明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北京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为各地进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借鉴。各地也纷纷派出工作组领导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这样派出工作组就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由此我们看到，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不过是为了保证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能够有效得到贯彻执行的问题，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则是关系到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这就是同样派出工作组，虽然形式上相似却实质上存在重大不同的原因。

　　我们还注意到，当时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并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信息。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在书面报告中没有写明这个问题，但是毕竟在口头上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事后毛泽东在新华社报道的电讯稿中也批准了这件事。可是向大中学校大规模派出工作组，却是在没有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自主决定的。于是，毛泽东在六月十日、十二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对于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这是因为自六月五日以后，北京向大中学校加快了派出工作组的步伐，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这样派出工作组就成为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根据一线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针政策，开始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对派出工作组表现出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作出的判断，还有待于获得文献资料的印证。

　　由此我们认为促使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主要的还不是是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而是由工作组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决定的。工作组在取代校党委以后，究竟是依靠群众还是自己来领导文化革命，是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积极支持还是限制文化革命造成的。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存在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表现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组，要不要建立以左派为核心的队伍，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在如何对待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乱、打击面以及“八条要求”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派出工作组问题上他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同意见是在工作组派出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直到这个时候工作组问题才逐渐成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全面发动阶段分歧的焦点。这是因为是否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依靠力量及其方式，关系到能不能将文革进行到底，取得实质性成效。试想，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如果上级党委已经腐化变质了，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谁又能够保证它派出的工作组正确地领导文化革命呢?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由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能够领导文化革命的进行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问题才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分歧的焦点。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从形式上来说是是否派出工作组，实质上则是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也就是究竟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派出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关键是工作组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是支持还是限制文化革命。这才是他们分歧的要害之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他们是坚持群众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不是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造成的。[1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实际上则是工作组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依靠谁、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关系到文革能否取得真正成效，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04]

　　(2)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文革的具体办事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是在原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过调整而成的，同时绝大多数成员积极投身文化革命的潮流，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表现了出来。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

　　本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后并报经毛泽东批准的。陈伯达到达《人民日报》社以后，虽然报社及报纸编辑的工作由陈伯达任组长的工作组负责，但是名义上吴冷西仍然担任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文化革命的方针，使《人民日报》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便于工作组放手开展工作，于是陈伯达提出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刘少奇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职务，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同意。[105]

　　《周恩来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周恩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刘少奇不同意。[106]

　　《邓小平年谱》记载：

　　六月四日，邓小平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吴冷西职务，邓小平和刘少奇没有同意。[107]

　　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年谱中可以看到，在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提出要撤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的时候，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在年谱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周恩来在这件事上的表态。如果从后来文革被否定后党史对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持肯定态度来进行分析，周恩来要是在会议上和刘少奇、邓小平持一样态度的话，年谱是不会只记录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态度，而对周恩来的态度隐去不表的。因而从逻辑上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周恩来在会议上讨论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时，可能是持缄默态度的。当然，这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应该说，当时陈伯达决不是由于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职务建议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吴冷西及其领导的《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所决定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八股气浓厚，老气横秋，宣扬鬼戏，不登理论文章，拒绝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后来在不得不转载时也是将文章纳入了学术批判的范畴，随后又和《解放军报》展开了关于突出政治的论战。[108]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在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及报纸的工作以后，才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吴冷西的社长及总编辑职务，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对。这说明在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是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存在分歧和矛盾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他们就是否撤销吴冷西职务进行争论的第二天(即六月五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时，作出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应为5月31日。——毛年谱编者注)进入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109]这是耐人寻味的。

　　虽然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搞不清楚毛泽东是否知道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撤销吴冷西职务上的分歧和矛盾，但是不难看出在对待吴冷西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意见似有不同，而与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意见却是一致的。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公布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吴冷西并没有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却说要将吴冷西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批示上看，吴冷西似是已经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了。这究竟是吴冷西后来进入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或者是有人提议吴冷西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是毛泽东作出这样的批示是为了表示对吴冷西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评价?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披露。

　　如果说在是否撤销吴冷西职务的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负责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才初步显现的话，那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后，刘少奇等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而陈伯达却不同意上进一步表现出来。[110]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陈伯达负责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大约是在六月十二日以后才明显加强的。这个时候社会上赶工作组的现象也增多了。[111]

　　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大批记者和观察员到学校和单位进行调查，将各校进行文化革命的信息迅速汇总上来，编成《快报》提供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些地方的文化革命动态。通过调查发现，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并没有站到革命师生的立场上，反而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进行压制或限制。不论是先前的学校党委，还是后来取代学校党委的工作组，谁要是反对党委或工作组，就被认为是在进行反党活动。陈伯达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主持《人民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障碍，束缚群众手脚。无产阶级左派刚一说话，贴上几张大字报，他们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对左派组织围攻，谩骂恐吓，横加罪名，进行政治迫害。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谁要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112]这样社论就用素描式的语言惟妙惟肖地为这些人画上了一幅画像，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中央文革小组就召开会议对出现的这些问题予以研究，并将会议纪录报送中央一线常委。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将他们当日的一份会议记录报告中央一线常委。这个纪录是由陈伯达署名，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书面提出来的建议：

　　(一)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小组成员名单由组织提出，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票选或举手表决，由群众决定。

　　(二)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工作组名单必须经过认真审查。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必须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独断传行。

　　军队按中央批准的办法办理。[113]

　　从中我们看到，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提出的文化革命建议，态度是诚恳的，方法是适当的，语言是婉转的。他们向中央一线常委提议，一般情况下不必派出工作组，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条件下，依靠群众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来进行文化革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派出工作组，但是在派出工作组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从资格审查、人员组成、工作方法以及具体职能上对工作组予以限制和界定。实际上这是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央一线常委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不同意见，是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的工作组意见相一致的。[114]尽管如此，却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

　　二十一日晚，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会上，陈伯达又给邓小平递了一个字条，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邓小平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条子，相反，在会上还强调了工作组的有关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不准乱抓、乱揪、乱斗，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不准随便提出要求夺权，不要打倒一切，要抓生产、工作、生活，要恢复正常秩序，等等。

　　会后，陈伯达气愤地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115]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还对陈伯达批评了一顿。

　　这件事对陈伯达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天深夜，陈伯达回到钓鱼台，想到自己在会议上当众受到的羞辱，觉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自己从文化革命的顺利进行出发，向中央一线常委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但是却不能受到平等地对待，就连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也不支持他，因而感到委屈，先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场，提出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

　　这件事还给陈伯达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以致于几天后的午夜，他仍被这件事气得睡不着觉，下楼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房间里，说非辞职不可，还表示他想到天津休息，但周扬在天津养病，害得他不好去!不仅如此，七月九日，陈伯达带领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与会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却反对新华社在播发新闻稿时将他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公之于众。不过后来还是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才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116]

　　关于这件事，八届十一中期间陈伯达曾经专门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此事，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八月十一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记录。信中说：

　　“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这个记录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记录由我署名，即送给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汇报的会议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气，严厉驳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当时的气氛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117]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二十日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给中央一线常委提交了报告，表达了他们对于当前文化革命的看法，委婉地表达了他们主张撤销工作组，由学生自己闹革命的意见。但是却没有得到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更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第二天晚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又给邓小平写了一个条子，提出撤销工作组，邓小平利用主持会议的有利条件，对陈伯达的条子根本不理，扔到一边，当众羞辱陈伯达，弄得陈伯达觉得文化革命的工作做不下去了，非要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给陈伯达身心造成很大伤害，就在几天以后陈伯达对这件事也是难以释怀。即使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单纯从组织程序上来说，邓小平的作法也是违背党内民主制度和原则的。

　　尽管如此，但是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仍然在密切关注着各地文化革命的去向。虽然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否决，但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锲而不舍地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自己的建议。

　　七月十三日，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学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邓小平说：“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118]

　　我们注意到，陈伯达的提议又一次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否决。刘少奇以对工作队进行教育，不好的工作队进行整顿为由，否决了陈伯达的提议。邓小平则是以先组织学生，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为由，否决了陈伯达的提议。

　　在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新组建的中共北京市委到底是听从谁的指示呢?

　　从隶属关系上来说，北京市委应该同时向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情况，但是由于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的地位和分量不同，而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是隶属中央一线常委的，这个时候他们又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况且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常委的观点又是相似的，因而北京市委往往撇开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向中央一线常委汇报，听从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的不满。这在七月十五日会议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七月十五日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前康生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讲，他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北大，要开一个会听听汇报。李雪峰说，我们也派了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是指李雪峰的秘书们)。是否两个工作组一起汇报?康生同意了。七月十五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上述两个工作组汇报。

　　会议刚一开始，陈伯达就站起来，批评道：“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他还要李雪峰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李雪峰一听，心想：这不是批评我们吗?

　　陈伯达还没讲完，关锋就接上去讲了一大段，意思是你们都给刘、邓汇报，不给我们讲。他讲得系统，措词严厉，表示十分不满。

　　康生在这次会上也讲了一番批评的话。他主要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问题。他很不满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市委分工吴德负责北师大。李雪峰也搞不清楚康生发这个脾气有什么由来。

　　中央文革的成员讲了这样一番话，工作组没法汇报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乱了，还把李雪峰他们批了一顿。李雪峰说当时听了很生气。[119]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中是艰难的，上边受到 中央一线常委的压制，下边新组建的北京市委既不向他们进行汇报，也不听他们的话。李雪峰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不仅不以为然，还抱着对抗情绪。这反映出中共北京市委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都是与中央一线常委站在一起的。

　　关于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报告的后半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回顾。他说：“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120]

　　从刘少奇的报告来看，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京前，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日由陈伯达签署以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纪录方式报送中央一线常委并委婉提出撤销工作组。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一日晚陈伯达提出书面建议，要求撤销工作组，却被邓小平扔到一边，置之不理的。第三次是七月十三日陈伯达又一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这三次撤销工作组的提议，都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的否决。不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是反对撤销工作组的。刘少奇在报告中坦率地说明了当时自己反对撤销工作组的态度。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让群众起来革命。

　　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则是慎重的，或许他仍然需要对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而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七月二日，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121]这反映出周恩来在中央内部围绕工作组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对工作组问题的表态更为谨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在撤销吴冷西职务上初步表现出来，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后起草《人 民日报》社论上进一步表现出来，而后在工作组问题上又得到了更充分地表现。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在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一日和七月十三日的斗争上，实质上则是表现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指导方针上。

　　尽管他们之间先后进行了三次斗争，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奋力抗争过，但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非担没有接受陈伯达等人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还在会议上对他们予以压制，仍把派出工作组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在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周恩来有过类似表态的文献记录。如果联系到周恩来曾经参加过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那么这个时候周恩来是不会对工作组表示出支持态度的。这样看来在中央一线常委内部在工作组问题上也是存在分歧的。这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领导下的文化革命。

　　前文我们研究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与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当时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展开的，因而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中央一线常委是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他们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也是通过工作组来贯彻实施的，因而派出工作组就成为他们领导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前文我们介绍了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制定了“八条要求”，派出了大批工作组，那么中央一线常委是如何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的呢?

　　我们还是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主持一线常委会议的情况来进行研究考察吧。

　　六月四日邓小平接见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122]

　　从邓小平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讲的不要搞武斗，在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讲究政策，打击面不要过宽，不要打倒一切，无疑是好的，有指导性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谈话中也分明看到，虽然他承认党团组织、学校领导中还是存在好的，总不能都打倒，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从中还是反映出他对于将矛头对准党团组织及其负责人是持保留态度的。从谈话中也反映出他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进行文化革命不要怕打击面大，事后还可以甄别平反的讲话存在着明显分歧。这表明邓小平要依靠原来的党组织，或在党组织瘫痪的情况下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他对将矛头对准学校党组织或工作组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六月六日、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他在会上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线，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123]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干部要引火烧身，主动检查，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知识分子中有左中右，斗争中要讲究政策，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这无疑是在各级党组织或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他还把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任务。这是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124]况且刘少奇只是说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作为重点，却没有将党内走资派作为重点。这表明刘少奇仍然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持有不同意见。[125]这样势必会在文化革命进行中将矛头由党内转移到党外，转移斗争大方向。

　　这个时候文化革命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加快了派遣工作组的步伐。他们要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而没有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路线方针政策。

　　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阐述了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重要观点，说要放手，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不要怕打击面大，然后分类排除，特别是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126]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则委托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六月十四日，刘少奇、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127]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还说：“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这以后，他又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还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师生们张贴的大字报。

　　这个时候刘少奇曾对家里人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还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变化。”[128]

　　虽然刘少奇、邓小平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却对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关于文化革命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置若罔闻，仍然坚持正在实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这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刘少奇六月十四日传达会议精神的讲话中，也表现在此后他多次拒绝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建议上。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个事件体现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如何领导文化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下面我们还要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从略。

　　派出大批工作组以后，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由于许多工作组没有站在革命师生的立场上，而是根据中央一线常委会议确定的“八条要求”，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采取约束和压制的政策，于是革命师生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迅速转变为革命师生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许多学校出现了要驱赶工作组，甚至出现了向工作组夺权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确定了反击的方针，要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这在刘少奇批转的中央文件和他与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谈话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召开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第二天(即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就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129]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也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大字报针对工作组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130]

　　大字报迅速传到刘少奇那里。当日，刘少奇把驻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找来，要他们组织师生讨论学校里出现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发动群众回击反工作组的势力。他对工作组负责人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131] “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动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132]

　　刘少奇还在谈话中说道：“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这是与他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的“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相一致的。[133]

　　刘少奇在谈话中谈到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不清楚究竟如何搞，倒也是实心话，但是革命的方法不是天然出现的，而只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要想找到文化革命的正确方法，首先就要站稳立场，确认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矛头对准党内还是党外这些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些基本原则指导下，才能在实践中找到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方法。抛开这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是难以找到正确方法的。刘少奇在谈话中只是抽象地讲到方法问题，而对产生正确方法的实质性因素避而不谈。我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注意到，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把群众中出现夺工作组权的人当成敌人看待，说他们像蛇一样出动了，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进行反击。这无疑是照搬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只要是反党就一律进行反击。这个时候与一九五七年的情况有了重大不同。经过一九五七年后的多次打击，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外的右翼分子的力量已经无法撼动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时候真正能够导致无产阶级政权垮台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隐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派。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嘛!因而这个时候就不能照搬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了，而是要发动群众将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清除出去。不论是各级党委还是工作组，哪一级组织存在走资派就清除那一级组织。如果工作组里面存在走资派，压制群众运动，那么就要向工作组夺权。可是，刘少奇却不问具体情况，武断地认为群众不能反工作组，工作组只有经过上级党委才能撤换，还将反工作组的行动视为反党行为。这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的反映。

　　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汇报讨论后，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六月三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的，都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常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以文化革命为纲，但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现，我们利用大字报，反革命也会利用大字报;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邓小平也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134]

　　刘少奇提出要划出一个界限，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要抓好生产、工作和生活，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讲话中我们又分明看到，刘少奇以不要中断党的领导为名，主张要依靠党团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如果党团组织垮了的话就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进行领导。这表明刘少奇是主张依靠党团组织或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不禁要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已经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的情况下，[135]依靠党团组织而不是依靠群众又如何能够清除这些党内走资派和异己分子呢?如果在上级党委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由它派出的工作组怎么能够来领导运动呢?这样的话又如何能够保障文化革命取得成功呢?

　　六月二十六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文化部十几年来，一直被以周扬为首的又长、又粗、又深、又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专了政。”“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权威’。”“把他们连同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洗掉，来一个‘犁庭扫穴’。”[136]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后来，刘少奇在七月五日的会议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规划，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大学的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内起草出来提交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还提议八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137]

　　从七月六日起，在十几天中，刘少奇等一线中央常委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为贯彻“五一六通知”而提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比如，中南局六月二十八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说：“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柯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各地的运动正迅速地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138]

　　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再次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该校运动情况的汇报，向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设想：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139]

　　七月十三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汇报，对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指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书记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他还提出：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140]

　　从中我们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转中央文件，责成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分别制定大学和中学的文化革命规划、政策和步骤，拿出草案以后再提交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讨论通过，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他们在讲话中虽然提出要进行教育改革，却希望学校里的文化革命能够速战速决，没有认识到进行教育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他们还主张要依靠并进一步健全各级党团组织来进行文化革命，还提出斗争黑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却对早在“四清”期间就提出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讳莫如深，也没有将依靠力量放在群众上。这又一次表明在依靠力量、方式和斗争的矛头上刘少奇、邓小平是有他们一套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当时，刚刚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是紧跟中央一线常委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是按照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会议制定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开展工作的。这不仅表现在此前“八条要求”的制定和北京市大中学校工作组的派遣上，还表现在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的讲话上。

　　李雪峰的讲话大体上还是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一下。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就讲过“一个游鱼三个浪”的话，以此来说明现在在师生中间进行抓右派的正当性。他说：不要把六一八事件看得那么重。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反革命拦腰一截，把我们的运动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李雪峰讲话后，北京市在运动中迅速开始了“抓游鱼”行动。

　　在六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李雪峰还提出恢复党团组织活动。他认为北京市的党员、团员，党组织、团组织，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有的过去就对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有的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的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帮助下，许多人正在同错误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共青团是党的忠实的得力助手。党员、团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根据李雪峰讲话的精神，发表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站在革命斗争最前列》的社论，将李雪峰讲话的主要内容公之于众。

　　当时运动发展很快，李雪峰只是忙于发号施令，没有深入一线，到学校看一看大字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这与以前他存在的问题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他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三条错误：一是参与制定“八条要求”，二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出“抓游鱼”，三是不看大字报，不上“前线”。[141]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指示的。他发表的六月二十三日讲话实际上就是刘少奇讲话的翻版，不过是将刘少奇的讲话具体化而已。他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借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用的“游鱼”的话，打着保卫党中央的旗帜，以北大发生的六一八事件为例，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行动起来，在师生中间进行“抓游鱼”、“反干挠”，把批评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打成右派。从他的讲话来看，他是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了广大师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这是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脉相承的。后来对他批斗时对他的指控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时不仅李雪峰是这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也是这样来领导工交部门的文化大革命的。

　　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在给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的批示中说：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按：指李人林)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组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目前我们不能随便撤走、撤换工作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再非赶工作组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组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随便给工作组加什么‘保皇党’之名称。”[142]

　　从薄一波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对反对工作组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工作组是由上级党委派出的，代表上级党委来行使职权。如果院党委有问题，就派出工作组去行使职权，这样就夺回了党的领导权。这个时候如果再去夺工作组的权，就是夺党的领导权。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是不能夺工作组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要依靠工作组(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是进行文化革命，就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黑帮(地富反坏右)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样积极参加文化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造党委或工作组反的积极分子，就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了。中共北京市委积极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线常委制定的方针政策，迅速开展行动。薄一波等人具体负责的中央(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其他省市党委照葫芦画瓢，也在本地依靠党委(工作组)开始了反右运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就在中央一线常委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了。

　　②       工作组领导下的文革概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主持下，由中共北京市委、中央部委和团中央派出的。其他地方的工作组则是由当地省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派出后，北大发生了关门事件，工作组代替了清华大学党委，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撤销了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的职务，西安交大则发生了六六事件。而后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则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个时候师生中间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学校党委逐渐形成了两派：支持学校党委的师生，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对学校党委的师生，被称为造反派。后来为了团结、争取群众，不再用这种个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言来称呼两派群众，而是把保守派称为多数派，造反派称为少数派。在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以后，原先支持或反对学校党委的两派群众，迅速转化为支持或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两派群众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为什么在支持还是反对学校党委或工作组的问题上，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保守派还一度势力比较强大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群众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对党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习惯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观念中具有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的意识。当时的文化革命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主张在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革命，这对文化革命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抱着善意给党组织负责人提意见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人们仍然心有余悸，因而对反对党组织负责人抱着保守的态度。还有从个人利益出发，处于个人得失的因素来支持党委或工作组的。因而当时许多人成为保守派，拥护党委或工作组。造反派则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的鼓舞下，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文化革命上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当中也混入了一些从个人利益出发参加的造反者，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则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而积极参加造反的。这个时候的党委或工作组在具体工作中又存在着不少问题。因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造反，甚至在遭受压制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保守派在学校党委或工作组的支持下，一度势力强大，还占据优势地位。后来随着中央文化革命指导方针的变化，撤销工作组，他们之间的实力对比才发生了巨大变化，保守派实力消弱，造反派势力壮大。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再来看工作组到学校后文化革命的发展状况。

　　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工作组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了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教授、专家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遭到歧视。[143]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代替校党委主持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由于工作组要求在他们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革命，同时在处理原校党委的问题上又与造反派师生存在着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纷纷要求驱赶工作组。

　　六月八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北京第一起赶工作组的事件。造反者因工作组保护院党委而赶走了进院才四天的工作组。新的工作组进院，不到四天，又要被赶。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十三日赶到北京邮电学院讲话，说明工作组是革命的，造反者给陶鲁笳贴出一批大字报。

　　六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力学系学生王铁成贴出题为《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刘泉等贴出题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此外还有一些向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但同时也有不少人起来为工作组进行辩护。

　　六月十七日，师大女附中高三(4)班李黎黎等十三名同学贴出一张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向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说工作组不深入，不发动群众，质问工作组：“你们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辩论”，工作组组织对这些学生进行了批判和斗争。[144]

　　这个时候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个事件是群众自发发起的，随后在工作组领导下迅速得到了平息。刘少奇马上作出批示，将这个事件作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标志性事件转发全党。以后我们还要专门分析这个事件，此不赘述。

　　由于工作组是按照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开展文化革命的，在取代学校党委以后，对造反派师生采取了限制的政策，因而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最终形成了一股驱赶工作组的潮流。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北京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个反工作组的浪潮。几天之内，有三十九所高校的部分学生轰赶工作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医学院的工作组都是两次被赶，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更是三次被赶。

　　六月二十日，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召开的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到会，宣布撤销受到该院一些学生强烈反对的原工作组组长张万合的职务，改派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邓东哲任工作组组长。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常委李贵和一些干部、教员，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评该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反工作组的学生举行了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不以为然，陶鲁笳、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六月二十一日，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质学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学生也进行了示威游行。

　　六月二十日晨六时，北京师范大学高树奎、谭厚兰等十七人贴出题为《孙有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还有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有余作广播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对他的质问，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有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晚上，北京新市委武振声、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学生，作了三点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六月二十三日，谭厚兰贴出《必须重新评价高树奎同志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

　　北师大工作组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简报上指出：“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谭厚兰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受到批评，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争。七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到北师大调查六二○等事件。调查期间孙有余与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产生分歧，康生批评孙有余“是在为彭真辩护”，并于七月十三日把孙有余叫到钓鱼台进一步了解情况。

　　孙有余是从工交口调出，经文教口调到北师大，即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势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孙有余回北师大向全校师生员工检查，遭到了他的拒绝。七月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有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七月二十一日，北师大签名要求留下孙有余的师生达三千多人。

　　六月二十日，北京师大一附中学生陈永康、何方方等贴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刘少奇指示工作组开始反击。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组织全校师生对陈永康、何方方等进行批判，于六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三十日，召开了三次斗争会。全校受到批判和打击的达一百多人。有人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上还出现了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团中央负责人还根据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写成《北京师大一附中反击假左派经验总结》，登在《中学文化革命通信》上，并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进行了介绍。

　　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由于以后我们还要详细介绍这个问题，此不赘述。[145]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要求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文化革命，获得了保守派师生的支持，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于是在学校中出现了普遍驱赶工作组的现象。

　　六月二十日前后，由于学校之间相互影响，北京市各学校的反工作组情绪走向高涨。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146]对北京出现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感到事态严重，认为运动出现了逆流。[147]他们认为，“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从北京开始，逐渐波及到全国的“反干扰运动”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了。[148]

　　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149]有的还给戴上了“反党干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中学教师则按“四清”办法，集中交代问题，使中学教师感到压抑。[150]

　　从六月下旬开始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在“反干扰”时期成立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拥护工作组的。工作组在执行新市委关于“反干扰”的指示时，对形势看得相当严重，将反工作组的人当作阶级敌人看待，并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将当时的形势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相联系，并采取了一些与反右派相类似的措施。北京各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师生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北京林学院开除了两名“右派学生”的中共党籍，取消了两名中共预备党员的预备党员资格。北京市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十三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革大学组根据二十四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队统计，在二十四校教职工和学生总数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9﹪);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

　　工作组对原各高等院校的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情况一般都估计得比较严重，二十四所院校的党委九成以上都被定为三、四类，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六成以上被定为三、四类干部。[151]

　　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武汉大学一学生批判一领导为《湖北通讯》写的一个按语，被大会批判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被说成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152]

　　工作组派出后，没有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指向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这样就转移了斗争方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事后有一个回忆，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引述如下：

　　王力说：“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 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153]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派出的工作组并没有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共产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主要看个人表现。以出身来定性，认为出身好就一定好，出身差就一定坏，显然是错误的。陈毅汇报的外事口的几个牛鬼蛇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当时群众开始反对工作组了，陈毅却极力维护工作组，还要求群众以领导的看法为准。这是站在工作组立场上来压制群众了。工作组转移斗争方向，没有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形成了工作组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鲜明特点。

　　我们看到，当北京院校造反派师生反对工作组并进一步大规模驱赶工作组的时候，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工作组开始了“抓游鱼”、“反干扰运动”，组织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作了比较严重的估计，将大批造反派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这样工作组在代替了学校党委以后，以保守派师生为社会基础，以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为工具，将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下去。任何违背这一方针的行动都要遭受工作组的严重打击。这表明文化革命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来进行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工作组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估计的比较严重，但这种严重的估计只是成为工作组取代学校党委和学校领导干部的依据，而不是由此发动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审查、甄别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这样尽管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估计的比较严重，还是采取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的方式来解决业已存在的严重问题的。

　　工作组取代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对于学校党委存在的问题能否予以彻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能否允许群众予以监督和批评，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已经存在的造反和保守两派群众，使他们在消除隔阂以后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就成为工作组能否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站稳脚跟的关键。工作组之所以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反对乃至于驱赶，就是因为对以上几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总之，在学校文化革命兴起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来开展文化革命。工作组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反对乃至于驱赶，于是又在一线中央常委领导下开展了“抓游鱼”、“反干扰运动”，将矛头指向造反派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出身的人，于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刚刚呈现燎原之势的文革星火有被扑灭的危险。

　　③       展现中央一线常委文革路线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因而中央一线常委在北大和清华开展的文革成为展现他们文革路线的标志性事件。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在北大和清华开展的文化革命。

　　1)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是展现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个事件的概况如下：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五月十五日全校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这场运动。九时左右，在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揪斗干部和教师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期间还发生了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

　　工作组领导小组闻讯，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揪斗事件。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这起揪乱事件。

　　经查明，在这场揪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人打过3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

　　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张承先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要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

　　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八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他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察看处分。

　　除以上这四个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人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今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当很多同学劝他“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时，他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习气。[154]

　　这就是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这起未经工作组批准就进行的揪斗事件，虽然在北大工作组的迅速制止下平息了，但是北大工作组却对这个事件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召开大会要求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引以为戒，严防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经过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把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在十八日晚十时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作广播讲话，向广大群众说明了这次揪斗事件的真相。指出：

　　这次乱揪乱斗与以往的乱揪乱斗性质不同，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十五日动员大会，在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说明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给文化大革命抹了黑。他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三条教训：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党的政策办事;其二是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这场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组是支持同学们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组搞秘密串联活动是错误的。张承先最后要求同学们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展开大讨论，来一次大检查，提高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乱揪乱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经过这次动员之后，有人再想煽动揪斗确实比较困难了。当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稳步深入发展阶段。[155]

　　在这次动员大会上张承先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五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学生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察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学生由窗口跳出。[156]

　　我们看到，北大工作组在组长张承先的领导下，以六一八事件为契机，采取行政手段迅速加强了对北大文化革命的控制，使北大文化革命转入工作组管控的轨道。其实，北大工作组不仅在北大内部抓住六一八事件召开大会，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检查反省，还迅速将这个事件写成文字材料予以上报。当天下午，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给中共北京市委。市委立即将它转报刘少奇等政治局一线常委。二十日，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肯定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作法。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157]

　　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作出批语，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要求各地要效法北大工作组的办法来处理本学校的类似事件，还将这个简报转发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才能进行，任何离开工作组去开展文化革命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这个简报确定了工作组在文化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出后，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正式报告，即《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这个报告对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这个报告写成后，张德华送给张承先和曹轶欧审阅。张承先以工作紧张为由，委托曹轶欧审阅。曹轶欧表示没有不同意见，只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作了个别改动后就发出了。

　　在这个报告中，把北大六一八事件称作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这样就给六一八事件定了性。张承先说这个报告作出这样的定性是受到了陈伯达的影响。陈伯达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康生当时与陈伯达在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有着同样的观点。[158]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在六一八事件上的观点，是张承先事后的回忆。当时他们对六一八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考证。即便张承先说的是真实情况，从陈伯达、康生当时对文化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上来进行分析，当时他们也仅仅是认识问题，况且当时在六一八事件过程中确实也有人乘机进行浑水摸鱼，搞乱批斗，而陈伯达、康生当时是支持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对于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却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六一八事件后，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确实被压下去了，工作组掌握了北大文化革命的主导权。但是，这个事件后来也遭到了师生的质疑和反对，致使北京市委对这件事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七月十二日下午，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七月十五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京大学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进行辩论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的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点半，工作组长张承先突然接到北京市市长吴德的电话，传达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18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副组长武振声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价思想上想不通，张承先当时思想也不通。当日，张承先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张承先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张承先作了解释，要求他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

　　当时，张承先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对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检查了认识问题。他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现在就整训，用三天的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工作的缺点错误。

　　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继陈必陶五人大字报后，出现了不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但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批评工作组是为帮助工作组。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来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决定根据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活。

　　七月十九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承先获悉后，当夜立即召开工作组领导小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后认为，对这个新情况必须迅速向北京市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和聂元梓一块在第一张大字报上署名的杨克明也反对聂元梓的作法，表示要向上级领导反映聂元梓以前的情况。七月二十日晨，张承先和杨克明一起到市委向李雪峰反映聂元梓的问题。张承先先进去汇报，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当谈到杨克明在外边等着向他汇报聂元梓的情况时，李雪峰说：“不听了，你们赶快回去。”于是他们随即赶回学校贯彻李雪峰的指示。[159]

　　北京市委态度的转变是突然的，一度让张承先等北大工作组成员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我们注意到，七月十五日吴德在听取北大工作组汇报的时候，就已经对六一八事件表示不同意见了。七月十七日李雪峰又明确指出了六一八事件的定性是错误的。七月二十日李雪峰不仅没有支持北大工作组与聂元梓的斗争，反而要求北大工作组多做自我批评，还拒绝听取杨克明反映聂元梓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有力的文献资料来说明北京市委领导人在六一八事件上态度转变的原因。但是六一八事件后，北大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严厉限制下确实出现了低潮，六一八事件的参与者到底是群众还是反革命分子占主体，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北大工作组的直接领导北京市委，就不能不对北大工作组领导的文化革命提出质疑了。

　　从中我们看到，六一八事件过程中搞起了变相武斗，还有人乘机耍流氓。这不仅背离了文化革命的主旨，又违犯了社会公德，是应该加以批评和纠正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作组出面予以制止当然是必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北大工作组制止六一八事件和随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向全党转发的批示，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则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来进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北大工作组的作法清楚无误地表明文化大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才能进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后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这构成六一八事件的主导方面。

　　这样我们看到，六一八事件既存在着参与者搞的变相武斗和个别人的流氓行为，也存在着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个事件存在着变相武斗和个别人的流氓行为就否定这个事件在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导方面;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这个事件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导方面，就否认事件存在的变相武斗和耍流氓行为。而要对这个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既要正视这个事件存在变相武斗和耍流氓行为，认识到这是这个事件的支流，应该予以纠正和处理，又要指出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是这个事件的主流，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这样既不能因为支流而否定主流，也不能因为主流而无视支流，而要从对主流和支流的全面深入分析中来认识这个事件。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报告”和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作出的批示，就是以支流代替了主流，以六一八事件存在的变相武斗和流氓行为否定了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正当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后来毛泽东决定撤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60]决不是感情用事，只不过是从事件本身的主流性质出发作出的决定，以此回归事件的本来面目罢了。

　　2)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是展现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革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概况如下：

　　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胡健，没有按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引火烧身，而是组织人进行保卫校党委。清华大学除出现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还对清华大学党委提出了尖锐批评。清华大学形成了保卫校党委的多数人围攻造反的少数人占压倒性优势的局面。

　　六月五日，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李黎风(李井泉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一群高干子弟贴出了《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由于大字报署名者的特殊身份，在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蒋南翔召开全校大会做出检讨。保卫党委的大字报迅速消失，师生员工在发生分化，保卫和造反这两股势力的攻守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化系63级902班学生蒯大富一度还是保卫校党委的，在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经过思考也写出了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因此被赶出了校广播台。

　　工作组组长叶林(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副组长周赤萍(时任冶金部副部长)、杨天放(时任林业部部长)率领工作组进校后，接管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在清华大学党委贯彻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上，工作组与清华大学党委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时候原先保卫校党委的教职员工开始醒悟过来，说他们受骗了，于是纷纷转向造反的行列上来。

　　六月十二日，学生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斗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成员纷纷出来为他们进行解围，有的说学生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头上的高帽子取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他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六月十三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代表发言中，有的人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

　　工作组接管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后，要求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这个时候群众与原校党委的矛盾就被群众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所代替，而且这个矛盾迅速激化了。

　　大会之后，力904班王铁成就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六月十四日，力05刘泉等同学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下午三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工作组副组长在大一学生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会后有学生问有没有善意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学生问：“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有很多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这天也有许多同学到国务院和新市委反映学校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回答：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副组长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和同学孟家驹贴出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据蒯大富后来说，他们是在研究了《人民日报》社论以后，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才贴出这张大字报的。

　　我们注意到，学生将矛头指向工作组，而工作组又准备反击学生。这个时候王光美受刘少奇委派来到清华大学进行调研，并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

　　六月十七日，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来看大字报。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学生，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

　　六月十九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到清华大学来看大字报，与蒯大富发生了初步交锋。薄一波问蒯大富叫什么名子，蒯大富如实回答，但是当蒯大富问到薄一波的名字时，薄一波却拒绝回答。蒯大富认为根据对等原则，应当互相通报姓名，自己回答了对方，对方却拒绝回答自己，觉得自己上了当，自言自语地说那里来了一个胖老头骗了我。后来工作组在批判蒯大富的时候，说他对薄一波不尊重。其实，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蒯大富本来并不认识薄一波，当蒯大富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薄一波以后，再问薄一波名字的时候，薄一波却不说出自己的名字。薄一波理曲在前，才有蒯大富不尊重的话在后。况且蒯大富当时又不认识薄一波，这又怎么是蒯大富的责任呢?后来批判蒯大富的人说蒯大富对薄一波不尊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在工化系蹲点，说自己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则是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决策者。也就在这一天，刘才堂又贴出《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蒯大富看到这一张大字报以后，在大字报上加写了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才堂同志的大字报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好得很!对党有利!为人民帮了忙!”

　　蒯大富在加写的这段话中明确提出了向工作组夺权的问题。蒯大富的言行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这个时候的一个偶然事件迅速将蒯大富等人与工作组的矛盾激化，将蒯大富等人推到了和工作组严重对立的境地。这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本来工作组通知工化系学生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会议讨论，但是王光美却没有来，而是让一个女工作组成员来了。学生们觉得诧异，询问原因时却没有得到工作组明确答复造成的。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工化系召开革命师生大会，讨论工化系工作组组长杨维哲的讲话。负责化9的另一名工作组组员曹欣匆匆跑来，对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他们的讨论。大家立即清扫卫生，迎接王光美的到来。但是却来了一个姓崔的女同志。讨论过程中，有人给这位女同志递条子要求说明身份，却没有得到回答，只说是强斋秘书组的，叫她老崔好了。学生们觉得受了骗，认为这里面有阴谋。于是讨论结束后又到校工作组驻地去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束被告知是工化系办公室接电话的人听错了。学生们不相信这种解释，要追查谣言，直到深夜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临近第二天零时，学生们才愤愤不平地回到宿舍，开始写大字报质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这样做。

　　六月二十三日，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等十人，一早就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直接和工作组组长叶林交了火。大字报质疑工作组通知的事把王光美牵进来了，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161]

　　参加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给以批驳，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秩序一片混乱。[162]

　　六月二十四日，工作组组织师生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很快，以工化系为主的反蒯运动开始了。工作组把清华园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指向了蒯大富，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反革命”。此时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代总长杨成武之子)对工作组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阻止他们说“不要反击同学”，可是叶林不但听不进他的意见，后来还排挤杨东胜，对那些反蒯积极分子委以重任。

　　在工作组支持下，由贺鹏飞、刘涛等人具体组织，与蒯大富等人约定二十四日晚七时在学校中心大礼堂就蒯大富等人六月二十三日贴出的这张大字报进行辩论。当时清华大学二千多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辩论主要围绕王光美要来工化系却没有来展开，蒯大富等人在辩论中明显占了优势，贺鹏飞等人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成员走上台，想以此来扭转辩论中的不利态势。先是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张太雷之女)上台解释，结果没有说服学生下去了。随后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上台了，让大家讨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是什么性质，结果被轰了下去。后来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又上台了，说自己是长征过来的，受党的委托到这里来，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但蒯大富处处和工作组为难，不让我们正常地展开领导，同学们想一想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结果又被同学们赶下台。最后工作组组长叶林出场了。本来叶林不想上台，但是他不上台收不了场，王光美就在后台坐镇指挥的。他念《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工作组是在市委领导下工作的，我们是每一步都听新市委、党中央的，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搞骗局啊。蒯大富的行为已经完全不是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了。

　　蒯大富在辩论中紧紧围绕王光美说要来工化系，但是却最后没有来，其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求说明原因工作组却一直不给答复这样一个主题来展开辩论，而叶林、周赤萍、杨天放、张茜薇则是避开这个问题，岔开话题，要不倚老卖老大讲个人资历，要不大讲组织原则，给蒯大富等人定性。蒯大富则依据事实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他们转移论题，要求他们回答为什么王光美说要来工化系902班听取汇报，后来又没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由于已到深夜，双方的辩论仍然在进行，于是贺鹏飞与蒯大富商量，辩论会到此结束，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辩论。

　　当天辩论会上，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工作组的作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会后，有不少学生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地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虽然蒯大富等人在六月二十四日辩论中占了优势，但是北京的局势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发生讲话，要在北京大中学校开展“抓游鱼”、“反干扰”活动，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在六月二十四日辩论中的胜利，不过是在李雪峰发表讲话但尚未传达执行的情况下侥幸取得的。李雪峰的讲话一旦传达执行，清华大学工作组就立即采取措施开始了反击蒯大富等人的行动。

　　六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学校广播台就宣布：原定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因故停止。工作组取消六月二十五日辩论会后，从上到下布置师生员工讨论六二四事件。叶林在一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讨论会上工作组成员反复强调说，叶林、周赤萍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叶林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把师生员工分类，采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策略，然后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

　　叶林传达的报告作用很大，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点传达，六点见效，十二点压倒优势!”大字报变成几乎都是反击蒯大富，支持工作组的了。出现了许多口号，如：“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晚上，又传来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的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当时周恩来出访，许明的讲话不代表周恩来的态度)[163]

　　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造反者。[164]

　　很多学生在压力下纷纷检查认错，同时，各系开始游行，声讨蒯大富，树立工作组的绝对威信。文工团首先发起游行，在强斋门前喊出“用生命保卫工作组”的口号，工作组接待人员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正确观点向全校宣传，鼓励同学们游行示威。

　　无奈之下，蒯大富和同学孟家驹进城告状，中央、人大、国务院、市委接待站的人都这样答复他们，你们说的我们已经记下来了，我们将向有关方面报告。这个时候他们给在校同学写出密信，鼓励他们继续奋斗，不要妥协。为了防止意外，在寄信栏中写上了“上海”字样。

　　六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回校后就被人盯上了。回到班上，有人就向蒯大富宣布，晚上要开辩论会。由于孟家驹、鲍长康都承认错误，被迫屈服了。这次辩论会由蒯大富一人应对，当时还没有人敢站在蒯大富一边支持他。对方还是贺鹏飞等人，事先安排几个群众代表向蒯大富一个接一个提问题质问，进行围攻声讨。这个时候蒯大富仍然是沉着应对，没有屈服。

　　六月二十七日对蒯大富围攻批判之后，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大富为反革命分子，提出三步曲引导：(1)引导学生承认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和效果是完全统一的。

　　各班、年级、系都开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以后，对这些人实行了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大富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承认自己是犯了“立场错误”，方能过关。

　　六月二十七日之后，蒯大富原来宿舍的同学调换出去了，新住进去的六个人轮流盯着蒯大富，蒯到那里就跟到那里，还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支持蒯大富了。尽管这样，蒯大富还是每天写大字报张贴迎战，先后贴出了《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致刘才棠、王铁成等同志》、《致叶林同志》、《告全校人员书》、《向党祝贺》、《再致叶林同志》等大字报。

　　七月三日，蒯大富在贴大字报的时候，薄一波又来了。当着蒯大富和同学的面讲了话，引导大家批驳蒯大富的同时，希望大家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在这次辩论中，薄一波对蒯大富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165]薄一波在辩论中为了压倒蒯大富，拿蒯大富的名字说事，如此联系，如此辩驳，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贻笑大方了。

　　七月三日晚上，刘少奇对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七月四日就不让蒯大富出门了，他的行动自由被剥夺了，他贴大字报的权利被剥夺了。每天24个人轮流看着他。蒯大富提出抗议，说要出去告状，向党中央告状，看守他的人说：告什么状，不准出去!你这反革命分子还想告什么状，不准出去!于是蒯大富就开始绝食，同时还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七月五日、六日还给工作组组长叶林写了两封信，表示自己绝食到底的决心，警告他小心别身败名裂自招横祸!

　　蒯大富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后，清华园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七月四日，校工作组开会正式提出“反蒋必须反蒯”，要求把其对工作组的意见逐条批驳。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系人物，群众斗群众达到新高潮。

　　七月五日，自控系501教研组青年教师史明远(文革小组成员)被认为反工作组，几次遭突然袭击，打成反革命，对他批判斗争。清晨他在十三陵服敌敌畏自杀。

　　七月六日，各系开始分别成立新临时党总支、分团委。工作组包办代替，亲自担任主要干部，下发批判蒯大富的提纲。

　　七月七日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主持，刘涛、贺鹏飞、杨天放参加，王光美亲自督阵。校部陶某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杀，没有淹死。工作组没有向上汇报。

　　七月八日，全校召开揭发批判蒯大富大会，发言经过预演、审查通过。会上叶林最后讲话：蒯大富是念念不忘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野心家，蒯大富等一撮人在清华的出现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清华的反映。

　　七月十四日，全校各系大规模批判“蒯派”和各类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后，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了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中，有的人精神崩溃后就自杀了。其中一个朱德义，卧轨自杀失去双脚，造成终身残疾。

　　或许是蒯大富绝食的事被人反映上去了，因而引起了北京市委的重视。七月六日，市委派马力见蒯大富，了解情况。马力告诉蒯大富，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们都转了。这一天，蒯大富写出《向党、向革命师生承认错误》的大字报。尽管这样，反对蒯大富的运动也没有停止。在蒯大富停止绝食以后就进行批斗，全校大会批斗一次，然后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更是每天不断，还有人跑到蒯大富宿舍来进行批判的。不仅对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发言、信件，甚至联系蒯大富的个人历史进行批判，还动员蒯大富的中学同学揭发他，又召开团支部会议，开除了蒯大富的团籍。这个时候蒯大富觉得大势已去，要作劳改的准备了，他给舅舅和姑妈写信，要他们寄点钱来。[166]

　　但是令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形势发生了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从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后，清华大学党委就停止了活动，由工作组接管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于是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的领导下进行了。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确实提出了夺工作组权的问题，导致他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直接原因还是由于王光美要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终没有去成，同时工作组又没有给予确切的说法引起的。但是这件事不过是引发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导火线，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实际上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不过是蒯大富等造反派师生与工作组之间存在矛盾的具体反映而已。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作工作组的顾问，是刘少奇批准的。六月十九日，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动态，及时反映学校运动的情况。[167]我们注意到，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又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在清华大学上学，还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因而清华大学工作组是直通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组的作法就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化革命的具体实践。即使没有王光美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终没有去成这件事，清华大学师生与工作组的矛盾也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化革命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的问题。不论是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还是工作组要开展反蒯运动，表面上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则是究竟依靠广大师生还是工作组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根本问题的反映。

　　从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来看，工作组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支持下，对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得蒯大富一度变成了孤家寡人，还对他进行了软禁，致使他不得不采取绝食以示抗议。这样就不仅使工作组取得了文化革命的主导权，客观上还把蒯大富推到了清华大学学生领袖的地位。

　　3)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文化革命说明了什么?

　　北大和清华两校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当时学校文化革命的典型。两校党委都是由于遭到师生反对在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以后停止活动的。工作组取得了两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两校展开的文化革命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取代学校党委以后就以党的名义来行使领导权，因而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师生群众不能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这是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到工作组进行文化革命的逻辑。正是由于这样，当工作组遭到反对以后，才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游鱼”、“反干扰”运动，对反对工作组的师生进行了严厉打击，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样就使怀揣梦想抱着激情踊跃参加文化革命的广大师生不得不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以小心谨慎的态度来进行文化革命，致使文化革命走向了低潮，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这样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师生中间抓右派，形成了进行文革的另一条路线 。

　　④       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与其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那么这与他们具体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什么关系呢?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的文化革命与此前他们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在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后果上，以及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依靠各级党委来进行的。当学校党委瘫痪的时候就派出工作组，由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党委(工作组)就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线常委是通过党委(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的。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对遭到群众攻击比较厉害的党委负责人予以处理，却对于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抱着淡然的态度。师生可以反对学校党委，在上级党委派出工作组接管学校以后，却不能反对工作组。否则的话，就会遭到工作组的严厉打击，这样致使不少师生被划为右派，造成了严重后果。

　　从“四清”运动上来看，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运动的性质上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运动的主要矛盾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否认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在运动中撇开当地干部和群众，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来进行“四清”运动，致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到了严重打击。[168]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在毛泽东确定大政方针以后，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具体组织执行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严重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把先前在整风期间抱着善意给党组织提了意见的不少人错划为右派分子。此时形成了这样一个程序，给党组织负责人提意见，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弄得后来人们不敢讲话了，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严重破坏。

　　从文化革命与“四清”运动、反右派斗争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在“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上的继续和发展。

　　虽然在文化革命中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不再提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了，但是仍然向学校党委到各个系派出了几百人的工作组，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与他们主持“四清”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致的。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将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造反的师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仍然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已经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作出了界定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如此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不顾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仍然实行反对工作组负责人就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严厉打击造反派师生，将他们中的不少人划为右派。这实际上是在文化革命中重犯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后果上与“四清”运动相似，而且在主要作法上仍然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只在若干作法上与“四清”运动有所不同，与反右派斗争极为相似。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的严重分歧，随着“二十三条”的制定在中央领导层从程序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刘少奇等人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而是不顾形势发生的实际变化，仍然按照他们在“四清”运动时期的作法行事，重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样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就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了。

　　(4)文革向何处去?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第二回合的斗争，是围绕撤销还是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进行的斗争。斗争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展开，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各地也纷纷效法向本地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领导时期，根据师生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师生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作组进校后，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造反派与学校党委之间的矛盾，迅速转化为造反派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下，工作组利用职权，开始打击造反派。

　　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明确表示不同意见，是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169]当时也没有说要撤销工作组。但是中央一线常委却无视毛泽东关于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交换看法，而是继续按照以往的办法通过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不论是刘少奇对北大六一八事件作出的批示还是对清华大学及北师大附中作出的指示，都是要求工作组对反对工作组的师生予以反击，这样就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央文革小组在调研中发现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出现的问题，几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但是却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致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辞职表示抗议。中央文革小组无法改变中央一线常委的决定。无奈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只能将调研中的材料和相关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一线常委汇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看到，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却没有被中央一线常委所采纳。中央文革小组几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遭到了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这样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反对工作组的不少造反派打成了右派。文化革命的形势稳定下来，逐渐走向低潮。这样文革就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

　　3、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大批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与造反派师生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不少工作组被赶出学校，大批师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分子，当时文化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选择。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

　　(1)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两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于十一月十九日到达杭州的。为了祝贺斯特朗八十寿辰和会见外宾，毛泽东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杭州到达上海，十一月二十六日从上海返回杭州。为了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见外宾，毛泽东十二月五日又从杭州到达上海，十二月十五日从上海返回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南昌。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春节就是在武昌渡过的。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二月二十六日晚，毛泽东离开长沙，二十七日到达杭州，住汪庄。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罗瑞卿的问题，文化革命及其他问题。为了会见外宾，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效宾馆。四月一日，毛泽东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四月十六日至十二四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为了会见外宾，五月三日，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从上海到达杭州。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为了回故乡韶山，六月十五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经南昌于十六日晚到达长沙。六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乘汽车到达韶山，住滴水洞。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途经长沙，乘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后住东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那封意味深长的信件。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七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170]

　　从毛泽东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离京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在外地住了八个多月。在这半年多时间内，由于召开会议或接见外宾及其他活动，毛泽东基本上徘徊于南方的杭州、上海、南昌、武昌、长沙这几个城市，其中在杭州和武昌居住的时间较长。回京前，毛泽东还回到故乡韶山住了十一天，在武汉给江青写了回信，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

　　现在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和同年七月畅游长江的情况。

　　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的陪同下，从长沙乘汽车直奔韶山滴水洞。

　　毛泽东坐在一辆吉姆车上，张耀祠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带路。毛泽东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前后轿车上面坐的都是警卫人员。

　　到了滴水洞，根据事先安排，8341部队一部分住进3号楼，毛泽东住1号楼，张耀祠和高文礼、钱嗣杰及一部分警卫部队住2号楼。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毛泽东在滴水洞住下后，关在室内看文件、材料、报纸等。随行的张耀祠后来说：“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171]

　　毛泽东除了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到韶山水库游泳外，没有离开过滴水洞。在韶山期间，毛泽东既没有接见韶山的乡亲们，也没有见之于新闻报道，只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172]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就要离开韶山了。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走吧!”

　　说着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汽车开到长沙大托铺铁路直线，大家上了专列，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张耀祠发觉毛泽东显得很沉闷的样子。[173]

　　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上井冈山以后，有两次回韶山。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六月。这两次回韶山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密切相关。这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回韶山，正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纠“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时候。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尝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全党努力也是不难得到解决的。从唯物史观来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

　　文化大革命则是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权。从唯物史观来说，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过去的整风、社教、“三反”“五反”、“四清”以及文化界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因而才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斗争，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无产阶级专政的存亡。因而毛泽东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地、全面地、反复地思考，权衡利弊以后才能做出决策。这就是毛泽东这次回乡的历史背景。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不过是这种思考的一个成果。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又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

　　七月十六日早晨六时许，毛泽东说：“上午8时去游长江!”张耀祠告诉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毛泽东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迈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多名游泳健儿。这些参加横渡长江的学生，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

　　学生游泳方队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江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着笑容。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泽东，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

　　看完学生渡江后，毛泽东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时，毛泽东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说着，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跃而入。毛泽东也兴奋地下水了，他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漂着走，非常自由自在。随行人员以为毛泽东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毛泽东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赶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他又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还说：“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 ，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174]

　　毛泽东这次畅游长江，是从武昌大堤口顺流而下，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一个小时多一点，游程近三十华里。[175]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畅游长江》为题予以报道，并配发了照片，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际，毛泽东以七十二岁高龄搏击长江，挑战自然，挑战社会，挑战人生，不仅是他年轻时期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观的再现，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心和信心的展示。这不仅仅是一次劈波斩浪的体育活动，更是排除万难进行政治斗争的宣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紧跟毛主席的步伐，为完成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夕，就开始谋划文化大革命。[176]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这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这个时候毛泽东思考的中心是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有了这个设想，却没有立即下定决心。因为他不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慎重考虑，还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他的意见，又要从组织程序上获得党中央的批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是谨慎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在外地住了八个多月，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冷静分析，做出抉择。毛泽东回韶山居住的十一天，一直在反复权衡与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毅然做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及其在领导人之间的传播，就是将这个问题在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特殊形式的通报。毛泽东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的行动，就是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表态。这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下面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2)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两个回合。毛泽东回京后，双方围绕工作组问题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工作组被撤销，构成了他们之间斗争的第三个回合。这个回合斗争的具体状况如何呢?

　　①      毛泽东回京后调研工作组问题。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期间是通过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材料来了解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及其在京人员不断将文化革命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177]毛泽东发表讲话、谈话以及作出批示指导着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由于身在外地只是了解文化革命的概况，对于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立即表态，而是先看大学的文化革命简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汇报，在熟悉情况以后，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

　　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校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报;同时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17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回京后，并没有立即对工作组问题发表意见。而是首先调阅了北大、清华等四所大学的文化革命简报，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汇报。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以后才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作出表态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慎重的。

　　②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回京后是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然后再听取刘少奇汇报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偶然的。据李雪峰回忆说，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先去汇报。少奇听到后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179]

　　这里不仅使人发出疑问，毛泽东为什么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然后再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呢?

　　这还要从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说起。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则是背离了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在撤销还是坚持工作组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现在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梳理如下。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碰头会上，作出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和张承先率领工作组到北京大学的决定。周恩来当场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决定，获得了他的同意。[180]但是在第二天刘少奇起草的书面报告中只是提到了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没有提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问题。[181]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六月三日审阅新华社电讯稿时，看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文字材料的。处于维护中央一线常委威信的考虑，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82]

　　六月三日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向学校布置的“八项要求”，还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从六月五日起，加快了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步伐。各地也纷纷效法派出了工作组。[183]这是关系到文化革命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大事，是应该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和汇报的。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八项要求”下发和派出大批工作组的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过。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出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一定派工作组，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要大家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依靠他们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184]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将自己在文化革命上的观点和盘托出，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毛泽东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但是他又为什么不对派出工作组的方式当场予以否定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毛泽东尊重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组织原则。当时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决定的，从组织原则出发，当时毛泽东不便于否定中央一线常委作出的这个决定，因而只是提出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供他们参考。这与他在《二月提纲》上的态度是一样的。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尽管不赞同《二月提纲》，却因为是中央一线常委通过的而没有当场提出反对意见。[185]二是工作组派出以后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虽然对此提出了疑问，从慎重考虑出发，还是觉得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观察以后再做结论。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主张。这也如同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如果彭真不是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就不致于立即被撤销一样。

　　尽管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对此表明态度，只是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回京，只是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86]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在随后进行的文化革命中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随后领导的文化革命，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表现在他们即没有采取措施限制工作组的派出，也没有对已经派出的工作组在职能、权限上作出界定，还是要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北大发生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对此作出批示并迅速转发全党。这个批示不仅与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也是违背组织程序的。这是因为刘少奇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作出的批示，就是要在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将这个批示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实际上就是要求全党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这就不仅使人发出疑问，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就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和工作组问题讲的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为什么刘少奇还要违背毛泽东业已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呢?为什么刘少奇不将北大《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这样一个影响文化革命全局的批语报送毛泽东批准呢?这是发人深思的。

　　刘少奇做出的这个批示不仅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这个关系文化革命发展全局的批示也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下发全党的。这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北大爆发六一八事件和刘少奇作出批示的时候，毛泽东虽然是在韶山滴水洞，但是通讯联络和文件传递的渠道是畅通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对周世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滴水洞是有电话的哩![187]后来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88]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北大《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所作批示的不满，也反映出当时刘少奇批示的九号简报在下发全党前没有向毛泽东报告过。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调研以后，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才针锋相对地表现出来。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根据毛泽东意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仍然和邓小平一起反对陈伯达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189]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针锋相对地表现了出来。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未经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就下发了“八条要求”，迅速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六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并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而是仍然按照以往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北大六一八事件及刘少奇为此作出的批示，直接关系到文革的走向，却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发全党执行。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和陈伯达争论是否撤销工作组的时候，才下决心撤销工作组的。

　　③      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激烈争论。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会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当时在争论中占优势地位。

　　1)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

　　我们先来看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召开的。

　　我们先看《刘少奇传》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七月十九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提出工作组问题，说：“工作组不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会上多数人仍表示现在不能撤出工作组。邓小平提出：“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190]

　　从中看到，会议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争论中，陈伯达主张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反对撤销工作组的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这可以从《邓小平年谱》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邓小平年谱》记载：

　　七月十九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时，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190]

　　那么，在工作组问题上参加争论的双方的具体状况如何呢?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时，得到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等的支持，但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人的意见。[191]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这在他的年谱中也有隐隐约约的记述：

　　七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周恩来参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192]

　　由于文革结束后对撤销工作组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而《周恩来年谱》的编者在记述周恩来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时，采取了隐讳的方式。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周恩来对撤销工作组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年谱》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七月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3]

　　《毛泽东年谱》不仅记载了七月十九日会议上陈伯达和刘少奇、邓小平双方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争论，还说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处于优势地位。会议对这个问题争论激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

　　毛泽东明确表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刘少奇八月一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刘少奇说：“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19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提议下，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后，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撤销工作组，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等少数人支持撤销工作组。由于会议发生严重分歧，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

　　2)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在工作组问题上又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

　　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195]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高等院校运动所作出的指示，不少还是必要的，有利于规范运动的发展，也提到了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当权派都要进行批斗，而是要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容易导致斗争的扩大化。同时，联系下文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讲话来分析，此时他这样做不能不让人产生为工作组转移斗争矛头的疑问。

　　从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既然他认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那么就不应该撤销多数工作组，更不应该驱赶这些工作组。刘少奇虽然对工作组说了“有的不应该赶”这样委婉的话，但是结合刘少奇对“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这一判断来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显示出刘少奇在驱赶或撤销工作组上的反对态度。

　　至于刘少奇建议北京市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原则上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回避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建立这些群众组织，还是由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来建立群众组织。在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领导文化革命的情况下，刘少奇要求建立这些群众组织，难道不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谋划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刘少奇认为文化革命应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造成的。

　　由此看来，刘少奇仍然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反对撤销或驱赶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

　　这次会议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状况如何呢?我们首先看《邓小平年谱》的记载：

　　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和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在会上对工作组问题发生争论时，邓小平和刘少奇仍坚持“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意见。[196]

　　既然多数工作组是好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撤销了。这个对工作组性质的判断，实际上是为反对撤销工作组这一观点服务的。关于会议的争论，有资料显示：

　　会上对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争论。陈伯达再次提出取消工作组，结果还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邓小平在会上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代表军队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明确反对撤工作组。[197]

　　关于这次会议的激烈争论，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生动地描述了双方争论的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李雪峰说：“7月18日下午(李雪峰回忆时间有误，应为七月二十二日。——引者注)，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笳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笳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笳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

　　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因此刘少奇了解的情况较多。他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确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他的福建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讲的大意是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打了，把责任放到刘、邓的身上。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好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和邓小平干起来，这真是冤家对头。”[198]

　　关于这次会议在工作组问题上激烈的争论状况，后来江青在谈到这次会议时曾说：“二十二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199]

　　从中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不论是李雪峰还是江青的回忆都再现了当时双方进行的激烈斗争。刘少奇与康生、邓小平与陈伯达之间的斗争在会议上以面对面的形势展现出来。从会议斗争的态势看，这次会议将汇报时间更多地给予了薄一波、陶鲁笳、胡克实等人，陈伯达、康生的发言权受到了严格限制，难以进行平等的发言。邓小平竟然拍案而起，对与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责问。当时陈伯达、康生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并没有退缩和屈服，而是仍然进行斗争。不过，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用“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来表达他们反对撤销工作组意见的。这大概是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的缘故。

　　从七月十九日和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来看，双方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会议争论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反对撤销工作组的人处于优势地位，而陈伯达、康生等主张撤销工作组的少数人处于劣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在七月十九日会后表示要撤销工作组的。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在中央常委内部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才有了七月二十二日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烈的争论。我们注意到，七月十九日会议上周恩来就站在了主张撤销工作组的一边。这对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      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分化。

　　中央一线常委指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毛泽东、朱德处于二线。在一线常委中陈云、林彪由于身体不佳，处于休养状态，当时很少参加一线常委会议，因而一线常委会议一般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常委召开的。这三位常委在工作组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周恩来则主张撤销工作组。

　　其实，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的认识有过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最初是由于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引发的。在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200]由此可以反映了周恩来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态度问题。

　　后来在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周恩来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碰头会上决定的。周恩来还当场向毛泽东电话请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201]这说明周恩来当时也是同意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202]党内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和深思，一个时期以来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周恩来的神态连出访时的外宾都感觉到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203]在反复思考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七月二日，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204]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与陈伯达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当陈伯达把群众揭发张彥为首的工作组的材料转交给中央一线常委后，周恩来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既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表示反对撤销工作组，也没有明确表示撤销工作组，而是要求在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以后，再决定工作组的去留。这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来看，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明确变化，是在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和康生、陈毅、陶铸等支持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205]

　　从中看到，周恩来从中央一线常委中分化出来，转而支持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这是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重大变化。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坚持他们的主张，获得周恩来的支持，七月二十三日又召开了他们三人参加的一线常委会议。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206]

　　虽然现在他们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会议的主题则是谈工作组问题。在刘少奇、邓小平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对立的情况下，他们召开会议谈论工作组问题，还是希望他们三个一线常委能够在工作组问题上统一认识。这种统一认识不是刘少奇、邓小平统一到周恩来的认识上来，而是希望周恩来统一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认识上去。也就是说，在反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他们三个中央一线常委要统一思想，反对撤销工作组。这从第二天周恩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回信上可以反映出来。

　　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认识。”[207]

　　从周恩来的信件上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认真思考，他认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形势的估计和认识上的分歧造成的。接着又对工作组问题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上进行了分析，还表示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今晨要到外语学院去看大字报。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信件中以“看法不尽一致”为由，拒绝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谈论工作组的问题。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七月二十三日晚他们三人在工作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刘少奇、邓小平还想与周恩来再次召开会议来统一认识，争取周恩来转变到他们的立场上来。周恩来在信件中予以回绝，表示不愿再和刘、邓谈论这个问题。这表明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不会再改变态度，和刘、邓划清了界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态度是一致的。工作组派出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后，引起了周恩来对工作组问题的深入反思。此后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刘少奇、邓小平拉开了距离。这样周恩来就从中央一线常委中分化出来，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刘少奇、邓小平还想做一做周恩来的工作，将周恩来争取到他们一边来，但是遭到了周恩来的拒绝。周恩来在工作组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工作组调研以后的认识所致，另一方面是组织观念使然，同时更是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认识到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208]

　　⑤      毛泽东召开系列会议，提出撤销工作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汇报，又调看了若干高等院校的文革简报。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与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但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又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决定撤销工作组，还进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组是错误的。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和陈伯达等人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和毛泽东的争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通过与北京市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书记的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沟通思想，阐述观点，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1)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听取北京市委负责人汇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209]

　　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是在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工作组起到了阻碍文化革命的作用，导致了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听取了汇报，看了文革材料，考虑了一个星期以后得出的结论。接着又批评当时的领导干部不深入基层，没有取得文化革命的感性认识，又如何领导文化革命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表示撤销工作组以后，又进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是他在考虑了一个星期以后才做出的结论。

　　2)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这次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见面。当时他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与会者中初次见毛泽东的人，未免怯场，大都绕到他背后去就座。凡属初见面或不熟悉的，他都回头望着问候姓名。看来这天他比较高兴，会场里气氛也比较热烈。[210]

　　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211]

　　他还说：“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12]

　　毛泽东认为六月二十号(也就是刘少奇批示北大九号文革简报转发全党)以后，运动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这是委婉地批评了刘少奇关于北大九号文革简报的批示。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当时中央一线常委就是这样做的。采取这种方式是难以取得成效的，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在上下左右业已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工作组，而是本校的师生最了解实际情况。因而要想搞掉这些人，就必须发动群众。关门整风是行不通的，只有发动群众参与整风才有可能解决实际问题。文化革命就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共产党员怎么能害怕群众整风呢?

　　要发动群众整风，就要能够使群众行使自主权。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支持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一个范例。这就不能采取派出工作组的方式，由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而要由以左派为核心的师生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当然，这个时候可以搞点观察员来进行调查研究。过去《人民日报》、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中，进行文化革命是困难的，现在这些机关的领导权已经夺回来了。这是文化革命中取得的一个成绩。他还要求文革小组的成员不要坐在屋子里，而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联系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

　　从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要深入到文化革命一线中，了解真实情况。要撤销工作组，依靠群众中的左派来领导文化革命，实行群众整风，批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依靠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此间，毛泽东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予以肯定，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213]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天周恩来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214]周恩来在七月二十四日不仅参加了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会议，还参加了中央一线常委召开的会议。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不仅说明周恩来当时已经完全站到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立场上，而且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周恩来是信任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沟通着中央一线和二线之间的联系。

　　3)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后来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评，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学，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215]

　　毛泽东还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碍作用。”[216]

　　在这次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成聂元梓时，毛泽东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217]

　　从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明确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因为工作组阻碍群众起来革命。学生之间的争斗，分裂为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工作组是有责任的。对当时学校的实际情况，本校师生最清楚，工作组是不清楚的。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起阻碍作用的时候说过，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到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批评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汇报会在六月三日制定的“八条规定”，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218]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的工作组。对于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的问题，他是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的。开始毛泽东是主张保张承先的，后来经过调查并慎重考虑以后才不再保张承先了。当然，批判张承先是说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而不是要把他这个人怎么样。后来撤销北大工作组，批判张承先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问题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219]这样避免了对张承先的武斗。

　　毛泽东主张文化革命不要依靠工作组，而要依靠各单位的群众，由群众自己来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最熟悉本单位的情况，依靠他们才能够解决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群众可以通天，给中央写信，在斗争中建立以左派为中心，吸收中间派参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斗、批、改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明确了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的性质和范围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斗、批、改后来写入了“十六条”。至于有人谈到和聂元梓一块贴大字报的七个人中出现分裂时，毛泽东并不讳言聂元梓的缺点，也没有因为出现分裂就否定聂元梓的贡献。这是因为由聂元梓牵头署名的大字报，首先将矛头指向校党委，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打了第一枪，起了带头作用。因而从进行文化革命的政治要求出发，还是要肯定聂元梓的。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修改“十六条”，发表讲话、谈话，阐述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北京市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以及周恩来、陶铸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是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沟通思想，交流看法，进行协商，达成共识，以便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一线常委中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后来回忆了这一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李雪峰说：“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参加。”“到会的各大区书记一看两位主帅没有来，知道情况有变，都比较紧张。我也没有敢记录，是会后追记的。

　　开始让我汇报。我的话不多，刚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话：‘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钉子，我就没有再往下讲。

　　毛主席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他的意思是批评少奇、小平封锁他。

　　康生讲：‘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主席说：‘什么不多，没有!’主席对这些事都是亲自抓的。

　　陈伯达是否到会已记不清，因当时正在起草十六条。后来我从安徽回到北京后与吴德谈过两天，他记得参加的人还多。

　　主席说：‘依靠工作组不行。教授，你们了解?工作组原来搞什么的，搞军、工、农。学校情况你们了解?’意思是工作组不行，确定要撤工作组。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他于1966年6月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少奇、小平都不在场，一个是副主席，一个是总书记，我们也觉得不合适。

　　主席说：‘你谈，你去传达。’主席说话的口气表面上平和，实际上很重了。

　　散会后，我有事请示少奇同志，到他家里一看，陶铸也在，刚刚开始向少奇、小平传达。少奇让我坐下，参加他们的会。我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就出来了。”[220]

　　从中看到，李雪峰从刘少奇、邓小平两位常委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就感觉出形势的严峻，与会的陶铸也是这样，因而陶铸才向毛泽东建议将会议内容向刘少奇、邓小平谈一下。毛泽东同意这样做，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传达了会议的内容。从李雪峰的回忆看，当时会议气氛是紧张的。

　　由于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是找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局、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开会，因而中央常委不见得非要参加这些会议。但是周恩来参加了，而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参加，就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因为通知谁参加会议，毛泽东当然是有考虑的。没有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参加会议，说明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们是有看法的。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相对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毛泽东已经就工作组问题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无视毛泽东的观点，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就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指示(比如刘少奇批示的北大九号文革简报)。此后就是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仍然认为工作组的多数是好的，对撤销工作组持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就只好先做地方领导人的工作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的汇报，看了文化革命的材料，进行调查研究以后才做出判断的。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是慎重的，有依据的。

　　这个时候在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与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会后请示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七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就工作组问题与陈伯达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也意识到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的严重影响，以及这种斗争在党内高层的反映。刘少奇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221]不仅如此，他们还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争取周恩来站到他们一边，但是遭到了周恩来的婉拒。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不论从文革路线还是组织程序上来说，都是错误的。以前应该说的话都跟他们讲了，他们仍然还那样做，因而毛泽东也就只好先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及周恩来、陶铸等人交换意见了。

　　(3)校园里的文化革命。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要求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负责人不要坐在机关里，而要深入到校园一线，取得感性认识，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从毛泽东回到北京到七月二十九日召开撤销工作组的大会这段时间内，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及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负责人到了校园一线，刘少奇晚上也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校园的文化革命在斗争中被推向前进。

　　①      周恩来深入校园了解文化革命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站在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七月二十三日，虽然周恩来到刘少奇处和刘少奇、邓小平谈工作组问题，紧接着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就致信刘少奇就继续谈论工作组问题采取了拒绝态度。这个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深入校园一线了解文化革命的动态。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在讲话中说：我来看一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六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

　　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听学生代表各方的发言后，指出：在运动过程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互相对立不好，要增强团结，勇于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特别是学校中进行。工作组应该留在这里学习，我也是来学习的。[222]

　　从七月二十四日起，周恩来用几天时间赶去看大字报，同师生们谈话，在礼堂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到职工食堂吃饭，自己付钱和粮票。他向师生们解释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院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是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七月二十八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223]

　　我们看到，周恩来深入基层，听取汇报，进行座谈，参与辩论会，和师生谈心。他不是以中央领导人而是以普通群众的资格，到校园文化革命的一线中去，以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增强感性认识。这既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校园的文化革命，同时又便于将校园里的真实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践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走在了党内核心领导成员的前列。

　　②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与师生互动中推进校园的文化革命。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校园一线活动，调研学校里的文化革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北京大学作为深入一线调研的重点，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北京大学不仅产生了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还被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又在六一八事件出现后，被刘少奇批示作为校园文革的典型案例转发全国。这样北京大学就在校园文化革命中具有引领作用。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就将重点放在了北京大学，希望通过解决北大文化革命中遇到的问题，来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革命的进程。

　　1)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次进入北京大学。

　　中央文革小组深知北大问题的复杂性，因而他们对处理北大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们先后四次进入北大，通过与师生座谈，了解情况，摸准信息，然后在北京市委负责人、北大工作组和全体师生的参与下，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在斗争中明辨是非，在辩论中弄清真相，使真实的情况大白于天下，以实际行动支持北大师生的文化革命。

　　陈伯达、江青第一次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

　　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找北大师生座谈，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们这次来北大调查，说的不多，江青说：“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大字报。”陈伯达说：“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224]江青、陈伯达的发言是谨慎的，他们并没有讲多少话，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以便于为下一步处理北大问题提供坚实的材料。

　　陈伯达、江青第二次进入北大仍然是进行调查研究。

　　七月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再次来到北大调查。江青在调查中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还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还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225]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陈伯达在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上一度有误，这个时候已经改变过来了。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示了对于造反派师生的支持，为六一八事件翻了案。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三次进入北大召开全校辩论大会。

　　七月二十五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全校辩论大会。[226]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和陶鲁笳以及各中央局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227]

　　为了打消师生的顾虑，使两派师生能够踊跃发言，进一步拉近与革命师生的关系，江青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招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畅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珮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228]

　　康生的讲话对这场辩论会作了进一步的引导，对北大六一八事件、工作组问题、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辩论，鼓励大家畅开讲，不要有顾虑。康生在六一八事件的认识上也转变过来了。至于他讲的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也是有着事实依据的。五月二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虽然当时在电话中获得了毛泽东的口头同意，但是刘少奇却没有写入第二天他起草的致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却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注意和重视。他们仍然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

　　会上的辩论很激烈，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发言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说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的一方登台批驳，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而不是“西安”。[229]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罪行，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230]江青的话一下子拉近了中央文革小组与造反派师生的距离。

　　学校两派进行辩论，保工作组的一方势力比较强大，意见多，一时占有优势。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对不实发言插话批评，引起了他们一派的不满，于是就递上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回答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将这种不满平息了下去。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231]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四次进入北大召开全校辩论大会。

　　由于天气下雨致使辩论会没有开完，于是第二天晚上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下继续召开北大师生辩论大会。

　　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来到北京大学，江青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李雪峰、吴德参加了辩论大会。[232]

　　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上台揭发北大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张承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有人上台就六一八事件大讨论中，西语系一名女生自杀质问工作组，张承先说他此前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调查以后再处理此事。事后证明这件事系婚恋自杀未遂，与六一八事件讨论无关。还有人要求张承先交待他与陆定一的关系，张承先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233]

　　通过七月二十五日晚上的辩论会，这个时候两派师生的态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我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234]

　　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撤销北大工作组;二是由群众民主选举文化革命的组织，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就是说不在工作组领导下，而由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文化革命。针对没有了工作组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陈伯达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不要依靠工作组，而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革命。六一八事件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个具体行动。

　　毛泽东是关心北大的文化革命的。江青在大会上说：“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们)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当时虽然斗争激烈，但是会议的民主气氛还是很浓厚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引起了保工作组的同学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向主席台递条子：“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康生回答说：“有个同学递条子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235]康生的话旗帜鲜明，光明正大，掷地有声，余韵攸长。既回答了保守派学生的疑问，又将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亮了出来

　　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他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236]

　　条子上说的人，是指毛泽东的儿媳妇，也就是毛岸青的夫人，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少华。张少华当时支持工作组，反对聂元梓，还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237]这个递条子的人不知是真的有疑问，还是有意让江青难堪，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会议的斗争是激烈的，也是民主的。

　　江青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她回答道：“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他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说着还掉了眼泪，致使张少华不得不离开了学校。[238]江青的回答虽然撇开了与保守派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以此来否认张少华的毛岸青夫人身份，不仅与事实不符，还会使家庭关系复杂化。这种说法确实是不妥的。

　　最后康生做总结，他说，我们小组组长陈伯达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张承先工作最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50天来，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们，使同学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个北大师生搞。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天来，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革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组代替进行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有的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张承先的官。[239]

　　李雪峰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大会。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作法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样搞矛头是对着他们的。处于礼貌，会议快结束时，江青走近李雪峰问：“你讲不讲?”李雪峰赌气地说：“我不讲。”江青又说：“你讲讲吧。”李雪峰仍坚持：“我不讲了。”

　　江青觉得北大直属北京市委管辖，在今天的大会上，如果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不讲话，从会议程序上来说是有欠缺的，因而在李雪峰拒绝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还带头鼓了掌。这个时候李雪峰才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240]

　　其实，在这次大会上李雪峰还代表北京市委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筹建这个委员会。

　　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已无法进行工作。二十八日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处于挨批判的状态。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批判张承先领导的北大工作组。[241]

　　我们看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处理北大工作组的问题上是慎重的，具有鲜明的导向。他们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然后才召开全校师生辩论大会，让两派师生代表上台进行发言，在论辩中弄清是非，引导北大的文化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他们虽然支持造反派师生，但是对于保守派师生也给予发言的机会。在辩论中教育广大师生，让他们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在北大的活动，一方面取消了工作组，另一方面由群众自己建立进行文化革命的组织。这对于高校进行的文化革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其它学校的活动。

　　北京大学是中央文革小组深入校园进行文化革命的重点学校。除此之外，他们还到别的学校进行调研，了解文化革命的实际情况。

　　七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带领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号召大家“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革命。”[242]

　　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

　　江青讲得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他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们中间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与他们进行斗争。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销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康生在讲话中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他说：“孙友余别有用心地说：‘林杰(北师大毕业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要整左派学生，林杰后头是关锋，关锋后头是陈伯达，关锋后头还有一条黑线’……我们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黑线?”康生派关锋亲自抓林杰、谭厚兰。[243]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深入北京高等院校调查文化革命情况，还到中学来调查文化革命的具体情况，指导文化革命的发展。

　　七月二十七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来到会场。王力当场向大会宣布“罢海淀区工作队队长周杰的官”，并通知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继续开会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在七月二十八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江青也一样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

　　七月二十八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江青等人到会，表示支持学生反工作组。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宣读了一论、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请江青把大字报呈送毛泽东。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短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244]

　　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达中学以后，也是大力支持造反派师生批判工作组的，并采取措施罢了一些工作组组长的官，以实际行动支持师生造反，进行学校的文化革命。

　　由于工作组进校后，采取“抓游鱼”、“反干扰”活动，将一些师生打成右派分子。因而在批判工作组的时候，海淀区的一些学校出现了驱赶、殴打工作组的现象。有的工作组的成员被打，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海淀区六十六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245]

　　由于工作组此前的所作作为，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摆脱工作组的束缚，由革命师生自主进行，对工作组成员进行批判是可以的，驱赶工作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借机对工作组成员大打出手，采取武斗而不是文斗的方式，则是背离了文化革命的宗旨。这不仅破坏了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也为有人趁机煽动抵制文化革命提供了口实，因而是错误的。

　　当时有人被打不过是在王力宣布罢官之后，群众处于激愤采取的过激行动，与王力并无必然联系。但是中央团校的人还是四处告状，要求王力对此负责任，甚至还把被打的人抬到中央文革小组示威，显示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派到北京中学里面的工作组，有许多人都是从中央团校调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个中学，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工作组。他当场指着学校工作组的组长说，你站起来，我现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销你的工作组组长职务。那位组长在王力宣布撤职后，就被学校里的学生给打了，打得很惨，伤得很重。中央团校的人抬着被打伤的工作组组长到中央文革来告状。他们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们的人马上把情况反映到了我这里，我不相信王力会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讲话以后，那位工作组长挨了学生的打，两者有点关系，但不能说是王力叫打的。”“我让靳耀南去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派了中南海的一位医生陪同被打伤的工作组长去医院治疗。还答应他们，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回来以后，马上就向他们汇报。这样才平息了这件事。”[246]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到校园文革的第一线，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实际行动和革命师生一起推动校园的文化革命。他们以北大为重点，同时也到其它院校和中学进行活动，将文革的精神传达到群众中。他们依靠群众，支持革命师生，排除工作组的干扰，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撤销工作组作了重要准备。

　　③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在跋涉中前进。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工作组由叶林担任组长，王光美担任顾问，可以直通刘少奇。当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夺权以后，在全校开展了反蒯斗争。蹊跷的是，七月十八日后反蒯斗争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七月十八日上午，在清华全校团员大会上叶林突然宣布反蒯急刹车，转入打黑帮。有的系布置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师生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七月二十日，北大学生给清华送来一张《要运动》的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校门，不准学生串联。刚一贴出，就有不少学生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跳出来了。”王光美看大字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

　　七月二十日，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书记通知他说：蒯大富，你可以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

　　七月二十日晚上，清华开批判黑帮大会。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受中央文革的委托，看望蒯大富，听取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意见。蒯大富将工作组进校以后的情况作了汇报。

　　风头的变化还是从高干子弟中最先表现出来的。这个时候无线电系王小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之女)、雷蓉(外贸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雷任民之女)贴出了《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吗?》的大字报。

　　这是清华校园内文化革命的一个新的动向。当时有许多人围攻她们的大字报，说“雷大富王大富你们想干什么?”、“反工作组分子又跳出来了!”。这个时候全校又就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工作组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雷蓉、王小平又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1)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2)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3)害怕群众，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4)“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她们在大字报中列出了工作组存在的具体问题。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围绕工作组进行的辩论迅速激化，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大大增多了。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王光美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

　　上午，临时校系联合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谎说已打电话通知他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叶林在讲话时说：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

　　叶林最后在做检查说：雷蓉、王小平大字报的“精神”是革命的。工作组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

　　当时人们注意到，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面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看，更没欢送。[247]这说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抵触情绪的。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女儿王小平带头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叶林对此是不满意的。

　　前文我们说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是直通刘少奇的。清华大学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反蒯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否要开展反蒯斗争，关键是对蒯大富性质的认定上。在这方面刘少奇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七月二十七日是，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并认为，“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248]

　　刘少奇对蒯大富和工作组方面的不同认识还可以从他女儿刘涛的检查上反映出来。

　　根据刘涛《我的初步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249]

　　从这里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于反蒯斗争和工作组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也感到反对工作组的一方势力正在壮大，工作组正在成为斗争的对象，自己也在由优势向劣势转化。

　　蒯大富后来在谈到当时自己在清华的遭遇时说：“工作组在清华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他们说我有黑心，一定要把黑心挖出来。他们把1957年反右的结果说给同学们听，来吓唬同学们，同学们怕像1957年的右派一样被送到边疆去，就屈服了，都来揭发我，但我没有投降。……但对个人前途我也绝望了。我已经给我的舅舅要钱准备劳改，想不到1967年7月18号，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就自由了。”[250]

　　蒯大富当时是由于提出向工作组夺权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们知道，文革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存在走资派，都是要被打倒的。从逻辑上来说，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夺权是符合文革主旨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蒯大富反对工作组实际上不仅是反对派出工作组的作法，还包涵着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革命的意思。从这方面来说，蒯大富的作法也是与文革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的。蒯大富和清华工作组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刘少奇和清华工作组开展反蒯斗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蒯大富的深层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根据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增强对校园文化革命的真情实感。他们排除工作组的干扰，主张撤销工作组，支持师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革命，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指导着校园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进入北大，将北大作为指导学校文化革命的重点，由点及面，以此来推动学校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在校园文革变化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工作组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停止了反蒯斗争，向着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轨道前进。

　　(4)撤销工作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内高层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提出撤销工作组以后，又与周恩来、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书记和北京市委负责人进行了系列谈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是否撤销工作组还是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最终做出决定。

　　①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陶铸传达了毛泽东前两天谈话的内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251]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锋”、“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252]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253]

　　我们看到，在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是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做出决定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要在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打通思想，消除分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因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来进行解决。这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组织程序上都是正当的。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尚未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进行全面的披露。不过，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既然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此外还应有中央文革小组、各中央局书记、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尚未发现毛泽东参加会议的记载。我们注意到，不仅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讳莫如深，而且会议讨论撤销工作组时的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公布。但是会议结果是明确的，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表明在中央政治局内已经完成了撤销工作组的组织程序。

　　②      党内下发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就开始着手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起草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54]这个决定在中央通过以后，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了这个《决定》，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师生的高度革命热情和自觉性，更有利地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大专学校派工作组的办法，经检验证明已经不适应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各大专学校应当迅速在统一的大会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个决定。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由本校各单位提名，成立临时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等工作。

　　宣布上述决定后，上级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应在该校集中学习，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时，可以随时回校。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255]

　　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此前发表的系列讲话起草的。文件讲明了撤销工作组的原因，撤销工作组后由群众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工作组要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等内容。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大专学校，还适用于中等学校，要求迅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传达。

　　③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万人大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为了尽快落实这个决定，使全市上下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在撤销工作组以后，由师生自己成立群众组织，自主进行文化革命，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相关部门及北京市委负责人出席了大会。由于参加会议的有一万人，所以又称万人大会。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256]他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派出后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因而群众起来罢了一些人的官，现在要撤销工作组。他说：“新市委曾经请求中央有关单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些省市支援我们，对各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经验证明，派工作组的办法是不适合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多数工作组同志由于仓促派出，市委自己对于领导文化大革命无经验，我们又没有向他们交待清楚，他们也不会搞文化大革命，因而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有少数人犯了严重的错误，群众起来罢了他们的官。例如北大工作组的张承先，师大工作组的孙友余，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新调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也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作检查。”[257]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方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具体的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但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不够，加上工作组的同志没有搞这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来负担。工作组的一切好同志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教益，这对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学会民主集中制，极有益处。[258]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又是比较仓促的。进行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没有经验可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进一步从上级帮助不够、工作组没有经验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分析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原因。还强调多数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上级来承担一些责任。只要工作组的同志能够改进工作方法，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会很有益处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共北京市委，而是明确指出中央要为此承担责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该予以肯定。他对工作组所犯错误进行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只是侧重于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去找原因，而没有从立场上进行剖析。因为只有从立场上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论是工作组、北京市委还是中央一线常委显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在邓小平讲话后，周恩来讲话说：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然后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中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还谈了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问题。[259]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文化革命在前一段出现曲折，主要是由于领导对形势的估计和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派出了工作组造成的。从工作组来说，绝大多数同志是主观上想把工作搞好，但是由于方法陈旧，才又犯了错误。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讲到出现曲折原因的时候，讲到了领导层在形势估计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这反映出周恩来的认识还是有深度的。

　　我们再来看刘少奇的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260]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现在撤销工作组，是因为派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还说明工作组并不都是差的。

　　这就引发我们的深思，既然派出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五月三十日刘少奇起草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致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只写了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达《人民日报》社，而没有将他们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呢?刘少奇六月三日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八项要求”，随后向北京大中学校大规模派出工作组的时候，却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呢?这可是关系到文革发展方式和方向的大事啊!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在毛泽东表达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以后，刘少奇、邓小平漠然置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按照既定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呢?为什么刘少奇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将他对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的批示下发全党呢?这样做又把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严格说来，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当时只有三位常委参加了会议，四位常委没有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常委不足半数，从组织程序上能说是中央批准的吗?(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常委画圈的文献，他们如果画圈后除外。)因而这个时候以中央批准派出工作组来说明派出工作组的正当性，显然是很牵强的。

　　至于刘少奇用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要撤销工作组，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毛泽东早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听不进去呢?其实，撤销工作组，并不仅仅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组进校后，没有站在革命师生的立场上，依靠革命师生进行文化革命，反而不问青红皂白武断地将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扭转校园文化革命的方向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避重就轻混淆视听了。

　　至于刘少奇对于工作组的整体评价，一般说来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刘少奇讲出这样的话，如果联系以前他与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来分析，就不能不说这是在变相地对撤销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了。

　　刘少奇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用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261]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他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就颇为令人费解。毛泽东六六年三、四、六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系列讲话、“五一六通知”以及周恩来向他汇报的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都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及方式问题，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在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作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竟然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还当着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及一万余名革命师生的面公开地讲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他讲出这样的话，从形式上来说是在革命师生面前表示出谦逊态度，要向革命师生学习，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刘少奇对撤销工作组以及由师生进行文化革命的抵触态度。试想，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刘少奇就派出了工作组，即使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了不同意见后，刘少奇也没有改弦更张，此后又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多次争论，最后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不得不撤销了工作组。

　　这就说明刘少奇不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想通过派出工作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将学校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当他的观点被否定，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刘少奇才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他对撤销工作组表示不满，对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态度消极的表现。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论是说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还是说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对于工作组作出的适度肯定，乃至于又谈到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把这些问题与此前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这表明刘少奇不仅对于撤销工作组仍然持反对态度，还对撤销工作组后依靠群众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这次会议讲话中明显地流露了出来，以后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还会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导致了他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改变。[26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李雪峰宣读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讲话后，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三位中央一线常委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讲话是围绕撤销工作组，革命师生成立群众组织，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展开的。他们在讲话中谈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为北京市委和工作组分担了责任。但是刘少奇的讲话又让人分明感受到，他对于撤销工作组和由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态度。

　　大会刚开始，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后台走来走去，认真谛听着前台的讲话。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突然走上主席台。出席会议的革命师生一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欢呼四起，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毛泽东没有讲话，向大家挥手致意，在舞台上环绕一周后，就回去了。[263]

　　这次大会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李雪峰的讲话录音在全国各大城市播放，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264]

　　(5)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

　　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主张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主张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部分)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者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中央部委的一些领导人，北京市委及其他地方党委负责人。在校园文化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转变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一边。

　　由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开始就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这表现在向学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通过“抓游鱼”、“反干扰”等活动，将不少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个时候不论是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撤销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多次斗争，都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拒绝或打压。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七月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为标志，才发生了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从六月一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决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到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工作组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是以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为标志，在中央指导地位上发生了转换的。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历史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下面我们对他们之间的斗争作出进一步分析。这就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入手，从围绕工作组进行斗争的来龙去脉中透视双方分歧发生的必然性。下面我们首先来分析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1)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

　　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

　　这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就是围绕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具体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表现了出来;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就是围绕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进行的斗争，具体在是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上表现了出来。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之间进行的斗争逐渐表现出来的。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进行的斗争表现出来的。从意识形态方面到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集中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表现出来，实际上则是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为是否派出工作组，实际上则是要不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是存在分歧的。[265]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内，不论是由党委还是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就如同腐败分子反腐败一样，是难以取得斗争成效的。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从总体上来说都是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但是斗争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表明虽然当时的斗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但是斗争的矛头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向意识形态方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样就从社会意识形态转向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了。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得到了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的支持和践行，却遭到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的阻挠。在斗争中不仅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重新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在排除干扰以后才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

　　从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派出工作组后，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却没有得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和采纳。他们无视毛泽东的意见，依然执行既定的方针，打压陈伯达任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最终撤销工作组，将文化革命推向前进的。

　　这样看来，不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形成的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刘少奇等一线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他们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度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经过斗争以后才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的。

　　(2)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回顾。

　　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从派出工作组到撤销工作组，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实现的。

　　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表现在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北大工作组。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他们还制定并下发了“八项要求”，迅速大规模派出了工作组。各地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工作组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了不同意见，不仅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和支持，他们仍然按照既定作法，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将刘少奇支持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批示下发全党，作为各地工作组处理类似问题的参照。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斗争，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当时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从口头还是书面上曾经多次提出要撤销工作组，但是却遭到了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和反对，斗争没有取得成效。

　　第三个回合的斗争，在毛泽东主导下，冲破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阻挠，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调阅材料，听取汇报，经过慎重思考以后提议撤销工作组。这个时候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在激烈争论。毛泽东先后与北京市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样工作组终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撤销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以激烈的方式展开，最终还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撤销了工作组。

　　(3)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原因。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分歧和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原先是希望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四清”运动前期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这样。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揭露出来的更多的问题，引发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思考。他发现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再依靠各级党委，派出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就必须另辟蹊径，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是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由“四清”转入文革的。[266]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领导下的“四清”和文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者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是相同的，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者在斗争的规模、依靠力量和方式上是不同的。在斗争的规模上，“四清”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和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工农商学兵党政等诸方面进行;在依靠力量上，“四清”运动依靠群众、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文化大革命则是要依靠以左派为核心的群众;在方式上，“四清”运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文化大革命则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这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异同点。

　　刘少奇主张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在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依靠各级党组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取得成效呢?如果在上级党委特别是中央已经产生修正主义的情况下，由它们派出的工作组又怎么来领导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呢?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除去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外，依然沿用了“四清”的方法，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和“四清”运动时是一致的。虽然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期间撇开了基层干部，与毛泽东文革期间没有依靠基层党组织来进行运动在形式上具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一样的。这不仅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还表现在运动的依靠力量和方式上。因而我们不能因为形式上两者都是不依靠基层干部来开展运动，就混淆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毛泽东认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267]而刘少奇却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268]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当时干部形势认识的不同之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立场上的不同，也有认识上的差异，说到底还是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虽然刘少奇也讲过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话，[269]但是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并没有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不仅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虽然表现在不同时期的多个方面，有着具体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主要矛盾上的不同造成的。由于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因而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对阶级矛盾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决定着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认识到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会从这一主要矛盾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防止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两条不同路线方针政策斗争的具体表现。

　　(4)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来进行阶级斗争，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他们一九六○年以来分歧和矛盾的继续和发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他们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只说一九六○以后他们之间进行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当时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解决困难的方法上，焦点是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还是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

　　“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方法上，焦点是运动的重点是不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

　　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焦点是是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

　　从以上斗争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而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发生在党内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历程中，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还说到处镇压群众，是因为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派出工作组那种方式来搞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270]这说明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种斗争的胜负关系到能不能清除党内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关系到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从性质上说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5)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发生的一系列斗争的必然结果。这种斗争的出现，从根源上来说还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

　　这种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在党内进行的阶级斗争。党内出现的阶级斗争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致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退据次要地位。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刘少奇还是耿耿于怀的。因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撤销工作组而得到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进一步激化。这样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毛泽东在派出工作组问题上对刘少奇提出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以不怕下台为由反击毛泽东，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斗争，是与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最终是以撤销工作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告结束的。党内出现的这种斗争，从原因上来说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运动造成的，从性质上来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这就是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以撤销工作组为标志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虽然工作组被撤销了，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再一次爆发出来，并最终导致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

　　1、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八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并不是预先就准备好的，而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决定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什么时候才决定召开的呢?

　　(1)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全会。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以后并没有立即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修改“十六条”草稿时，曾经提议文件起草小组开一二次会对“十六条”草稿进行最后修改，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以后，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八月一日发表“十六条”。[1]这表明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没有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想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后才决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呢?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撤销工作组。与此同时，决定了要召开中央全会。七月二十五日，有二十六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省委、区党委负责人到京报到，以后陆续有人到京报到。[2]

　　这样看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是预先准备好的，而是临时决定召开的。决定召开全会后，第二天就有与会人员到京报到了。“十六条”原先计划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八月一日以中央名义发表，现在则是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后再发表了。这个时候“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为什么要临时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呢?

　　这还要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说起。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3]

　　从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在讨论中使与会同志接受自己的意见。同时，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围绕工作组问题，党内高级领导层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当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毛泽东是在回到北京进行了详细调查以后，才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鉴于党内高级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即使撤销了工作组，如果解决不了这个分歧和矛盾，就难以在党中央领导层形成共识，进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寄望于召开中央全会通过民主讨论，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解决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以便能够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

　　(2)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是仍然是按照以往开会的惯例，召开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还预先作好了会期和议程的安排。下面我们看会议召开的情况。

　　①      预备会议。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分组讨论和修改“十六条”;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关于批评和撤销工作组的指示，为正式开会作准备。

　　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部分与会者参加了北京大学撤销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在讨论中，会议各组都表态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的“决策”，认为“打破了旧框框”，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许多同志还认为派工作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形式已不适应”，“逐渐成为运动发展的障碍”。 认为有些工作组下去是去“治乱”，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也有不少同志指出：“工作组撤走后，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在许多党委瘫痪的情况下，广大党团员迫切要求领导，党团组织在运动中怎样活动的问题，亟待解决。[4]

　　预备会议召开的前夕，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准备召开首都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少与会人员纷纷到基层去，深入到第一线，进行实地观察，取得一手材料。他们结合自己实际了解的情况，围绕毛泽东近期关于工作组的指示和“十六条”进行讨论，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明态度，纷纷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条”，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自己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希望在今后文化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纠正和提高。预备会议明确了主题，活跃了思想，提出了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共识，为召开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

　　②      八月一日至三日的中央全会。

　　八月一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5]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1人(有26名中委和候补中委被决定不参加会议，13名中委、候补中委请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6]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7]

　　毛泽东讲话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8]

　　由于已经举行了预备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同时也由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十六条”、会议公报，以及十中全会以来的若干重大决策和追认相关的人事变动手续，议程并不复杂，因而会期不长，只开五天时间。会议召开前不仅对会期和议程作好了安排，还在开幕式上公布了，让出席会议的人员心中有数，处理好会议期间的相关工作和问题。

　　接着，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向全会作报告。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作自我批评。[9]

　　刘少奇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10]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报告中谈到工作组问题时，虽然表示他自己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不是从派出工作组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而只是从派出工作组的方式上来进行检讨，同时还用这样做是因为“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来进行辩解。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此前他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多次表示工作组是党中央决定派出的。[11]

　　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犯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即主要不是方式，而是立场问题。他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出的，固然有为北京市委分担责任的一面，但是却没有回答他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为什么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一味地派出了工作组，还多次拒绝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不仅如此，刘少奇还以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为由为他及其他常委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这反映出即使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当毛泽东听到刘少奇以怕中断党的领导为由对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时，当即进行反驳道：怎么会中断呢?是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现在发动群众来清除党内走资派，又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这样做也是为了坚持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的生机和活力，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又怎么会出现中断党的领导的顾虑呢?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批评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12]

　　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还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13]

　　从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再次批评了派出工作组，还进一步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犯了错误，不能进行斗、批、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这不仅是从方法、数量上，还从立场和性质上，对派出工作组进行了定论。

　　工作组是中央和上级党委派出的，从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看，不仅在方法上还在立场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具体说来，工作组究竟是站在群众立场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还是迷信自己高明，听不进群众不同意见，把积极进行文化革命的师生打下去，把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成为判断工作组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聂元梓大字报的出现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由于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大党委，从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大背景上来看，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虽然这张大字报公布后，各地纷纷效法北大的作法，将矛头引向了党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乱子，但是在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乱了敌人，而不是乱了自己。[14]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乱是治的必要条件。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一位大区的领导同志在检讨派工作组的错误时说：“我们派工作组，就是怕乱。主席不是讲了嘛，大部分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怕什么乱!”[15]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要在党中央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这是比中央政治局会议更高一级的中央会议，通过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即使有人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等到下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既反映出党内高层在是否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也表明他要下定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八月二日、三日这两天，上午开小组会进行讨论，下午开大会进行发言。

　　八月二日、三日上午，全会开小组会。与会者以毛泽东最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十六条”为指导，结合实际情况，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行了讨论。

　　八月二日下午，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刘少奇主持，李雪峰、薄一波、周恩来等先后发言。

　　李雪峰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说过右派学生对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说过应该‘排除干扰’”，曾经“认为右派学生在里面捣乱，影响我们对黑帮的斗争”，“过早地提出恢复党团组织”。他承认北京市在一个多月中“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薄一波在发言中讲了自己对工作组作用的认识。[16]

　　我们看到，李雪峰、薄一波进行了大会发言。李雪峰发言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谈了四年来的经验和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代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17]

　　他在发言中还说：“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18]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几个人要对派出工作组负责任，并以直到毛泽东回京时中央一线常委还主张不撤工作组为例进行了说明，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听从不同的意见，向群众、主席、中央请教，随时准备改正错误。这又一次表明周恩来从以前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的路线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一边。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定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还特别指出是毛泽东批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决策撤销了工作组。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同时一线、二线之间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周恩来在全会发言中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向与会人员点明了毛泽东在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中的决策人地位。这是在号召大家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与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斗争。这是中央全会上周恩来在路线斗争中的公开表态。

　　八月三日下午，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等四个中央局的负责人先后发言。在刘澜涛发言后，毛泽东插话说：你们的问题比较彻底。不破不立，不破工作组，不立革命的师生代表大会以及它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破除这个，就不能立那个。不破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津津有味，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工作组撤掉，让学生们自己搞，这才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才是立。不把那个丢掉怎么立呀!

　　宋任穷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于这样让学生闹革命还有不少顾虑。李井泉发言说：“为什么我们毫不勉强地都赞成派工作组?看到报纸上一登北大撤销陆平校党委的职务，由工作组代理，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也是要派。中央并没有下命令，我们就这样干了。”

　　魏文伯发言说：“6月初，华东局书记处开会的时候，我们作了决定，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要看具体情况。但是运动开展不久，这里党委烂掉了，那里党委瘫痪了，处处告急，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我们也忍不住了，陆续地派出了许多工作组，7月25日以后，到北京几个大学学习，参加大会，以及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我们才开始觉悟。”

　　毛泽东插话问：“有些没有派工作组的学校的运动是怎么搞的?”魏文伯回答说：“由党委领导，党委没有垮。我们派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党委垮掉了的，派工作组去;一是党委瘫痪了的。其他的不派。”[19]

　　毛泽东在三日下午发言中还作过这样的插话。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20]

　　几位中央局书记是围绕工作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发言的。他们在发言中以毛泽东近期关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条”为指导，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谈了对于文革的认识，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他们发言时进行了插话，主张有破有立，既然工作组阻挡文化大革命，那么就要破除工作组，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放下架子，要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大会发言是进行集体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会人员通过大会发言在思想的碰撞中进一步提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在发言中的插话起到了引领会议发展方向的作用。通过大会发言，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思想斗争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与会人员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趋于一致，将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我们看到，八月二日、三日召开的会议，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召开大会，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局书记进行了大会发言。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别人发言时作了许多插话。这些插话虽然不长，但是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将要害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见解独到，入木三分，便于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认清其本来面目。虽然在这两天的会议上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还开了两次大会，但是总的来说会议仍然是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

　　③      全会原定会期和议程说明了什么?

　　从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议以后，八月一日开一次会议，中间开三天小组会，五日再开一次大会，这次中央全会就结束了。虽然在八月二日、三日下午开了两次大会，但是全会还是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从中可以看到，本来预定会期是五天，而不是后来的十二天。从邓小平宣布的会议议程来看，当时列入议程的人事变动，不过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手续的追认，像后来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根本就没有列入会议的议程。也就是说，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以及会期的延长本来就不在这次会议的预定方案中。这说明导致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会期延长还是另有原因的。

　　2、到斗争的一线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与会人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带动下，分别到文化革命的一线去，深入群众，进行调研，了解情况，提高认识，把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会内指导着会外，会外影响着会内，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更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华大学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而且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在清华大学蹲点，不仅指导清华大学工作组开展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还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逼得蒯大富一度以绝食来抗议这种迫害，当时影响很大，惊动了党的高级领导层。因而弄清清华大学的斗争情况，处理好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成为推动清华大学乃至于教育战线文化革命的必要选择。这个任务落到了周恩来的肩上。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常委委托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问题。周恩来深知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感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用他后来的话说：“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21]

　　为了处理好清华的文化革命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

　　七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晚，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日，约邓小平、康生、陶铸谈话。

　　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22]

　　周恩来是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两个地方约蒯大富等人谈话的。八月一日，周恩来在秘书孙岳陪同下亲自到清华大学听取蒯大富的单独汇报。汇报从凌晨二点开始，直到五点蒯大富还没有讲完。由于还要出席会议，周恩来要蒯大富自己找两个同学晚上七点到人民大会堂继续汇报。蒯大富找了同学刘泉、沈台平于晚上七点前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让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他一块听取汇报。蒯大富等人的汇报从晚上七点开始，直到十点才讲完。周恩来让秘书孙岳作记录，一共听取了蒯大富等人六个小时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周恩来表示要将这些情况迅速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23]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处理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和文化革命问题。[24]

　　其实，为了全面了解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不仅找蒯大富等人谈话，还分别找清华其他同学谈话。一拨是刘涛、贺鹏飞等。另一拨有王小平、雷蓉、张徵尔、杨继绳等十人。在中央做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以后，清华大学支持工作组的学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八月一日晚，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王新民、王苏民、孙炬、王鲁光、邱承光、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纯荣、李新桅等贴出《我们的责任》的大字报，指出在上级的帮助下他们认识到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工作组把与蒯大富的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反蒯是群众斗群众。八月二日晚上，周恩来、朱德到清华看大字报，因人太多，没看成，又找部分同学座谈至三日凌晨。[25]

　　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来解决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问题的。他不仅找工作组成员进行谈话，还找各派的学生代表进行谈话，在掌握了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以后，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作了详细汇报，是在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方针政策以后才去贯彻执行的。这个时候周恩来开始着手组织召开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来解决学校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了。

　　八月三日，周恩来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同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同日，就刘志坚关于是否撤销军队院校的工作组的请示批复：今天下午中央开会时谈一下，此事需要报告主席。[26]

　　由于王光美当时支持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犯了错误，因而周恩来才约王光美谈话，要她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还特意对她交待说：“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27]

　　周恩来为召开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与工作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还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沟通意见。这表明周恩来在解决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至于军队是否撤销工作组，周恩来要开会征求大家意见，表示在请示毛泽东以后再作出决定。这反映了周恩来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八月四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这次大会约两万人参加，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五日凌晨二点左右才结束，长达五个多小时。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谢富治等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作检查，蒯大富、贺鹏飞等学生代表发言。周恩来、董必武、陈伯达、邓小平先后发表讲话。李雪峰主持大会。[28]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针对学校中组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做法，指出：这样做不对，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29]

　　周恩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对清华大学工作组领导的文化革命做出了结论。他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为蒯大富平了反，拨正了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方向。尽管如此，两派学生在这次辩论大会上的斗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虽然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给蒯大富平反了，但是另一派还是表现出抵制的态度，甚至在蒯大富讲话时鼓起了倒掌。[30]这预示着工作组撤走以后，如何能够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起来进行文化革命，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再来看刘少奇在中央全会期间到基层活动的情况。

　　刘少奇是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选择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调研的。同许多大学一样，这所学校的师生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严重对立。

　　八月二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工学院。该校归口属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还有李雪峰，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学校。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戚本禹前来陪同。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人也跟来参观。

　　刘少奇等到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听取了几种不同观点的发言，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八月三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话，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两派学生团结起来。[31]

　　八月四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同驻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负责人谈话，要求他们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谅解。[32]

　　从中我们看到，刘少奇在李雪峰、谷牧、戚本禹等人的陪同下，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进行调研，与工作组、师生员工进行座谈，促使两派群众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文化革命。他在座谈中表示，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为工作组承担了责任，要求工作组主动向群众检讨，承认错误，以便尽早解决与师生之间的矛盾，从学校工作中解脱出来。

　　当时陪同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调研的戚本禹，后来对这件事有一个回忆，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在我陪着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的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开会的时候，工作组的人就说我支持反动学生，支持反动言论，对我进行上纲上线。还把他们听来的我在轻工学院说过的话拿出来批驳。陪同刘少奇一同去的余秋里也指责我，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有什么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能不同他们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

　　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嘛。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怪我没有把主席那里的反应跟他事先通通气。可是，主席没有交代让我跟他说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说呢?”

　　“我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后来不知怎么被传出去了，第二天学生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他们拥护戚本禹，反对工作组。还有些很偏激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狗胆包天，敢攻击中央文革等。我们在建工学院开会的时候并没有学生参加，我也没有跟学生接触，开完会就回钓鱼台了。刘少奇不会去传，谷牧、余秋里他们更不会传，那学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计是工作组里的人告诉学生们的，工作组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天，刘少奇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认为是我去给学生报的信。可是他不来问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释了。

　　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3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在建工学院进行的辩论还是很激烈的。这表现在虽然中央要求撤销工作组，批评了派出工作组的作法，但是工作组成员却对此表示不满。当时他们不便于反对中央的这个决定，于是就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撒气，有组织地对戚本禹进行围攻。戚本禹自恃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也不示弱，就与他们进行了辩论。余秋里撇开问题的实质，打着工作方法的旗号站在工作组一边说话，使得戚本禹不得不一针见血地指出，派出工作组只是一种形式，而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不仅没有站在造反的师生一边，支持他们进行文化革命，反而在他们中间抓右派，这样就扭转了文化革命的方向。戚本禹紧紧抓住问题的要害，淋漓尽致地反驳了余秋里及其他人的指责。

　　由于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方针政策，因而刘少奇虽然批评了工作组成员，仍然替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他私下对戚本禹说出的话，既有对戚本禹批评之意，也有想撇开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失误之嫌。由于这些话并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才在戚本禹的反问下哑口无言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对话最后还是传到学生中间去了，由此可见工作组内部也已出现了分化，反映出当时斗争的双方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听说后，用戏谑的语言形象地说明了刘少奇和工作组成员当时在攻守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和分歧。

　　我们再来看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领导人会议期间到一线去的活动情况。

　　八月二日晚，八届十一中全会组织与会人员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大会。邓小平、陶铸、康生等被安排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并参加群众大会。[33]

　　八月四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34]

　　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深入到群众中，向群众发出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

　　八月十日晚七时十五分，毛泽东到中南海西门外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5]

　　毛泽东这次是在警卫员老王和护士小吴的陪同下，走出中南海西门，到达接待站的。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的通讯中说：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走上接待台的讲台。我们伟大领袖笑容满面，一面看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汇聚在接待站周围的人们亲切招呼致意。”[36]

　　我们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以及其他与会人员，在会议期间深入到斗争的一线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搜集材料，把握动态，和群众打成一片，将会内会外结合起来，将会议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的斗争中。

　　虽然他们都深入到斗争的一线中，但是由于立场以及思想方法的不同，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在会议期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上表现出来，致使会议进程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

　　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预定会期八月五日就要结束会议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八月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当面反驳，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由此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议程改变，会期延长，最终导致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结局。

　　(1)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不是预先就安排好的。不论是中央全会召开前还是召开以后，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纳入会议的议程中。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以后才发生的。正是这次争论才引发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结局的出现。

　　①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八月一日中央全会召开后，二日、三日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开大会。本来，按照预定会期八月五日就要结束会议了，为了安排会议结束时的相关事宜，八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在小范围内就主要事项进行讨论，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下午再接着召开大会。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当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反驳和抵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八月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工作组问题和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们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37]

　　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批评道：“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38]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前一阶段工作组进行的“反干扰”、“抓游鱼”和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活动，不仅是不满的，而且还是非常气愤的。他说前清时代、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方面又和他们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

　　他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明确指出这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作出这个决策的是中央一线常委，北京市委、团中央和北大工作组是执行中央一线常委决定的。因而毛泽东说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不是没有依据的。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李雪峰的报告、团中央的行动和北大工作组的相关规定，就是有力的证据。针对有人提出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的说法，毛泽东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关键是要看新市委站在什么立场上。新市委镇压学生，为什么不能反对?因而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刘少奇什么群众路线、相信群众、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这并非信口开合，而是有依据的。建国前夕，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迅速恢复发展经济，却宣扬什么“剥削有功论”。建国后，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能够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却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一再表现出反对的态度。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紧紧依靠农民，在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就能够迅速克服困难，却表现出悲观的情绪，同意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在“四清”运动中，他又是主张依靠工作组而不依靠群众进行运动。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刘少奇在群众运动问题上，并不仅仅是在这次工作组的问题上才出现的，而是多年来一贯如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将这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因为聂元梓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党委，批判党内走资派，在这次文化革命中以实际行动打响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第一枪，走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列。巴黎公社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而聂元梓的大字报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行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把聂元梓的大字报称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刘少奇并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八月十八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伍修权说：自己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39]由此可以反映出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聂元梓大字报的认识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这时，会议的气氛已十分紧张。[40]

　　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后来王光美有一个回忆，进一步复原了当时争论的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41]

　　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争论，进行了节录式引用，删去了双方争论中的一些激烈文字。不少著作和文章在谈到他们的这次争论时，往往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采取淡化和回避的态度。他们常常只是着意强调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严厉批评，而对刘少奇的反批评则从文字上采取了选择性处理的方式。这样就使读者觉得毛泽东在会议上是咄咄逼人的态度，而刘少奇则是一幅受委屈的样子，配合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为刘少奇翻案的需要。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真相，误导了读者，同时也掩盖了会议出现转折乃至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诱因。

　　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在工作组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在北京专政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刘少奇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于不顾，派出工作组，进行“反干扰”、“抓游鱼”，将大批响应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师生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刚刚点燃的文革星火有被熄灭的危险。这不是专政又是什么呢?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他们这样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说天天讲民主，群众起来造反了，民主来了又为什么那么怕时，刘少奇竟然脱口而出地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并表示无非是下台，他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五不怕原本是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时候讲的话，现在刘少奇反过来用这五不怕来顶撞毛泽东。这个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五不怕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表明了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要和毛泽东对抗到底的态度。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少奇表示对工作组问题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在毛泽东批评他的时候，不是从立场上找原因，却以不怕下台来抵制对他的批评呢?如果联系到此前刘少奇一再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出的，反复强调撤销工作组是因为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以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为由为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就不能不说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叶剑英在这个时候的表态说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叶剑英是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同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论是在军内还是党内叶剑英的地位都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时候他在会议上的表态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态度。这到底是在进行政治投机还是发自肺腑，还有待于对叶剑英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中可以看出，本来计划是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再召开大会的。但是由于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致使会议的部署发生了变化，大会临时转为小组会，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分别到各小组传达会议内容。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此后会议发生转折性变化，议程改变了，会期延长了。

　　②      大会转为小组会。

　　八月四日，原来已经通知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到达会场后，会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为小组讨论。[42]这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进行激烈争论并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才临时决定将大会改为小组会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李雪峰在华北组，陈毅、谢富治、魏文伯在华东组，陶铸在中南组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其他组也相继作了传达。全会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

　　八月四日下午，刘少奇和邓小平出席中南组会议，由陶铸主持传达毛泽东的多次指示。邓小平在发言中作自我批评。[43]

　　刘少奇在发言中也作了自我批评，否定了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转，否定了中央的八条规定。[44]

　　他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45]

　　但刘少奇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观点，他说：“现在右派闹事，夺领导权，不要怕，你让他领导一个时候，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邓小平在发言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主要讲民主问题，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没有民主，当官做老爷，就要霸王别姬。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是很集中，弄不好，走向反面，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我们不甚理解，恐怕还是在这个地方。”[46]

　　从刘少奇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他虽然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说这样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但是却仍然在发言中为以前在师生中间抓反革命进行辩护。只不过这次是以在师生中间抓右派搞早了，让右派领导一个时候，再抓反革命也不迟的话说出来罢了。这表明刘少奇虽然形式上是按照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批评的口径去发言的，实际上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尝试。邓小平在发言中从当时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出发，联系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说他这个时候才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有了认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同时还要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民主的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民主是专政的前提，是保证专政阶级性的必要条件。没有专政的民主，就是一盘散沙，专政是民主的保障，是民主行使的坚强后盾。邓小平虽然在发言中准确转述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但他是不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看他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还要看他以后的工作。

　　从中可以看到，召开小组会是要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当然是要在小组会上传达的。从逻辑上来说，他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以及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拒绝接受批评也是在传达范围之内的。但是由于涉及到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在事情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在小组会上关于他们之间分歧和争论的传达会采取一种淡化或回避的方式。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从大会转为小组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传达到小组会讨论，是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论，以小组会议的方式通报给与会人员，让他们在心理上先有一个准备。这表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决策，刘少奇到底还适合不适合再继续作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呢!

　　③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的原因分析。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为什么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呢?刘少奇又为什么竟然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最终才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不断激化后的具体表现而已。

　　虽然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作出了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周恩来还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同意，但是第二天在刘少奇起草、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书面报告中，却没有将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这是耐人寻味的。尽管如此，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毛泽东获悉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时候，也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意见。这在六月三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电讯稿上表现出来。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决定派出大批工作组，由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各地也纷纷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才明确表示对派出工作组有不同意见的。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了如何进行文化革命的方法。虽然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回京主持中央工作，却漠视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更别说付诸于文化革命的实践了。他们仍然按照原来的方法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北大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北大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编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迅速上报，刘少奇在这个简报上作出指示，并于六月二十日转发全党。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及刘少奇的批示，体现了刘少奇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这个批示的下发表明，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工作组领导下才能够进行，反对离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六一八事件及刘少奇作出的批示，是在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表示出不同意见及讲了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以后才出现的。刘少奇竟然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仍然按照自己的既定作法继续领导文化革命。本来向全党发布对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有着普遍性指导的批示，从组织程序上来说，刘少奇在中央一线常委会议通过后，应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下发全党。可是，刘少奇六月二十日批示的下发，竟然是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的。这就不仅引发我们的深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组织纪律观念到哪里去了呢?以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经历，难道不清楚他作出的这个批示，就是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背道而驰吗?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向中央一线常委多次提出撤销工作组的建议，但是却遭到他们的反对，直到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也是这样。七月十九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周恩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会后请示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时候以“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来表示不同意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七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召开中央一线常委会议，谈工作组问题，希望中央一线常委能够在工作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第二天凌晨，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拒绝和他们再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毛泽东七月十九日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人也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鉴于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在党中央内部统一思想，更何谈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要解决业已存在的这些问题，单纯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够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会议上的民主讨论，在党中央内部就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必要选择。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虽然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这鲜明地表现在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在讲话中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却只字不提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此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时还说，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方法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却回避工作组在造反的师生中间抓右派，在立场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还说，不晓得，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却闭口不谈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的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表明虽然中央撤销了工作组，但是刘少奇的观点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在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人民大会堂舞台的后面听着前台的讲话。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虽然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但是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党内核心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和插话中多次批评工作组问题，希望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交流意见，统一思想，最终能够在党中央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效，关系到能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成败得失。刘少奇在毛泽东讲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后，仍然按照自己的一套行事。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同时，刘少奇即使在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的情况下也没有转变过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会议上要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了。

　　可是我们看到，当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的认识没有变化。他仍然坚持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观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严重不满。特别是这个时候他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实际上暗含着他这回宁可下台也不会改变自己观点的意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明确作出这样的表态，表明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的激烈争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这是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分歧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他们不仅在派出和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即使在撤销工作组以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仍然存在。不同的是，以前是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后来则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转换得到解决，反而在一定条件下还趋于激化。毛泽东试图通过召开会议来解决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刘少奇却没有因为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失去指导地位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爆发出来的。

　　④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成为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刘少奇甚至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本来计划开五天，会议议程中也没有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内容。正是在这次激烈争论以后，原先计划八月四日下午召开的大会才临时改为小组会，延长了全会会期，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才成为下一阶段会议的主要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激烈争论上，也不只是表现在工作组问题上，此前他们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四清”运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我们说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上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只不过是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而已。

　　(2)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酝酿及产生过程。

　　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成为取消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导火线。而后，为了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毛泽东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于是全会急转直下，不仅改变了会议议程，会期也延长了。

　　①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刘少奇批发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在即将印发会议的文件上写下了批注，删掉了会议公报中称赞刘少奇发表声明的一句话，取消了刘少奇近期会见外宾的活动。这些措施都是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实行的，成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1)草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这一天所采取的系列措施中最有力的。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是不难看出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所向。这张大字报不仅向全会公开了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还点明了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写成和修改的呢?

　　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写在一张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的。[47]

　　在《北京日报》的第一版上，刊登着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语就写在社论的左面。由于报纸版面上的空白处地方不大，使这段字数不多的批语沿着报纸边缘曲曲折折地排了一长串，显得潦草、零乱。

　　批语写好后，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将批语誊清在两页十六开白纸上。毛泽东在这份誊清稿上作了第一次修改，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在“左”字上加了引号，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誊清稿修改后被送去铅印。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又作了第二次修改。他把“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呵”，把“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并且在前后两处加了“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压制不同意见”两行文字。[48]

　　修改好的大字报内容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49]

　　从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八月四日刘少奇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批评后，毛泽东重看六月二日载有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北京日报》时，有感而发随手写成的。看似随手写成的大字报，却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张大字报发出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强烈信号。

　　毛泽东重读并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大党委，是与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相一致的。如同聂元梓等七人在大字报中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一样，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仅如此，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文化革命在校园内风起云涌，却遭到了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地方党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打压。在如何处理造反师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字报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作法，显示出党内存在的两条不同路线。结尾再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倾向，进一步说明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渊源的。大字报将工作组问题与这些错误联系到一起，昭示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要性。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毛泽东在大字报中涉及的内容及其表态，并非在这张大字报中才第一次出现，此前就是有所表露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在毛泽东批示后在全国发表的。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在全国批发，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张大字报的赞赏态度。以前他就在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还说过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类的话。[50]也讲过白色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和路线错误、反对马列主义一类的话。[51]毛泽东曾经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过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倾向。[52]当时只不过是没有用右倾和形“左”而实右的倾向这样的术语罢了。单纯从一个事件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偶然发生的，还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从而使人们对刘少奇的问题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八月七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张大字报时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53]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虽然他在大字报中没有点名，人们却不难发现大字报的锋芒所在，感受到党内两条不同文革路线进行的激烈斗争。他原先顾及到刘少奇的威信，因而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批评的时候还是有所保留的，只是说了“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的话，[54]点明了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责任问题。当刘少奇八月四日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后，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毛泽东才一针见血地讲出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一线常委)这一番话的。

　　2)撤销中央六月二十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北大工作组立即将事件及处理经过编成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迅速上报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六月二十日作出批示，将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转发全国。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55]

　　刘少奇在批语中明确肯定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表明，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才能进行，脱离工作组的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他将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转发全党，是要求各地以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方式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北京和各地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反干扰”、“抓游鱼”，在师生中间抓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京后，当张春桥把刘少奇批准下发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及批语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只是说，怪不得到处镇压学生，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56]虽然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表态，当时对这个简报和刘少奇的批语并不满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撤销这个简报。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还是寄于希望的。直到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批评的时候，毛泽东才向中央提议撤销这个简报。

　　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57]

　　我们注意到，八月五日中央发文撤销这个简报，正是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之后决定的。这样以中央名义撤销刘少奇批发的简报，不仅公开否定了刘少奇肯定的北大工作组作法，也是会议期间发生的重要动向，透射出将要变动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信号。

　　3)批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下如下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这篇文章及毛泽东写的批注后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58]

　　这个批注是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审阅印发会议的文件——《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写下的。我们注意到，这个批注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后面，批注中明确表示“应当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紧接着肯定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错误领导的抵制行动。从批注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错误领导主要的不是指工作组和地方党委，而是指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如果我们联系到毛泽东是在八月四日刘少奇拒绝接受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后才写出这个批注的，那么这个批注的指向也就一目了然了。从毛泽东八月五日写下这个批注以及印发中央全会来看，毛泽东是要表明他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不同意见。这是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4)删去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中称赞刘少奇发明声明的一句话。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文件起草人员将这件事写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中。

　　八月五日，毛泽东审阅康生当日送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毛泽东删去的一句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59]

　　本来，将刘少奇以国家主席名义发表的声明写入会议公报，从程序上来说是必要的，再说这件事与会议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发生的争论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审阅公报时还是将这一句话删去了。毛泽东删掉这句话并非是因为对这个声明有意见，而是在即将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情况下，在公报中出现这句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是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一个重要信号。

　　5)建议刘少奇不要再公开活动。

　　八月五日，刘少奇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60]

　　同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61]刘少奇是在下午接见外宾回到家里后接的电话。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好”。 [62]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才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不要公开露面，再去会见外宾的。虽然周恩来是用“建议”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刘少奇提出来的，但是这显然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的。其实，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联系到这件事发生在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在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刘少奇再公开露面，接见外宾，显然是与当时的气氛不相宜的。同时，这个问题尙在酝酿阶段，还不便于通过有关部门来取消刘少奇的活动，所以才由周恩来以个人名义打电话向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也是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重要信号。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严厉批评之后，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写了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六月二十日载有刘少奇批语的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写下了支持革命师生和干部抵制错误领导的批注，删掉了全会公报中拥护刘少奇发表声明的语句，还由周恩来出面建议刘少奇近期不要公开露面和会见外宾。这些措施都是围绕刘少奇的问题在八月五日这一天实行的。这反映出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的严重性。毛泽东正是在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对他的严厉批评以后，才采取果断措施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的。

　　②      全会关于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酝酿及讨论情况。

　　现在出版的文革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时候，隐讳这项议程在高层领导之间的酝酿和讨论情况，不惜违背历史事实，硬说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二日会议结束时临时提出来的。他们想以此来质疑这次人事变动程序的合法性，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现在我们依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说明。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八月五日毛泽东采取的系列措施，显示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征兆。其实，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住地召开会议，首先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提出和讨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五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这次通话前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代表团。)[63]

　　我们看到，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才打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的。虽然是周恩来出面打的电话，但是由于周恩来是在毛泽东处开会后打的电话，况且当时刘少奇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在周恩来之前，又处于接班人的地位，因而周恩来打给刘少奇的电话决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在毛泽东处召开会议后的决定。虽然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参加毛泽东处会议的具体人员，但是可以肯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的事情了。

　　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事情先在这次会议上提了出来，并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意识到当时形势的紧张和严峻性，因而八月五日交待值班秘书：如果毛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要随时叫醒他。[64]从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一日，周恩来每天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谈话。[65]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召开的小范围会上的意见，在中央领导人中间进行穿梭活动，沟通思想，交换看法，征求意见，达成共识，以使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在中央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周恩来首先约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到住地谈话，向他们通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八月五日，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66]这次谈话从晚八时五十分开始，至十二时结束。[67]

　　我们看到，周恩来与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虽然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我们从当时党内面临的形势来分析，可以肯定地说，谈话主题就是关于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事情。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同他们谈话，在军委负责人中间首先打通思想，取得他们对改组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支持和拥护。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与邓小平、林彪，陈云谈话，征求他们对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意见。

　　八月六日中午，邓小平在周恩来处谈话。[68]

　　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候他们的谈话，是周恩来就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尽管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从后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由原先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来分析，当时邓小平在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持赞成态度的。当然，这个判断还有待于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由于林彪还在养病，会前曾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四日，即在预定全会结束的前一天，林彪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央，表明他对“十六条”修正稿的态度，说：“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把运动更坚决而正确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69]但是，这个时候事情却起了变化。由于要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八月六日，毛泽东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70]

　　林彪是在吴法宪陪同下于八月六日晚乘专机返京的。周恩来去机场迎接时，登机同林彪单独谈话一个多小时。吴法宪只听到一句：“主席已经决定了……”。[71]

　　由于林彪没有参加前一阶段的会议，因而周恩来就首先登机向林彪通报了会议前期的情况，并将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作了说明，征求林彪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从吴法宪听到周恩来说的这句话来看，显然是指毛泽东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了。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现在尚未公布，但是不难看出这次谈话还是围绕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展开的，希望能够争取林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支持。从林彪此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地位上升来分析，林彪对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提议，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陈云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说看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决定和文件所定的政策，完全拥护毛主席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针。[72]

　　陈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陈云当时应该是耳闻目睹的。他八月六日致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件，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在小范围内讨论并取得共识以后，于是就转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的讨论了。毛泽东先在小范围内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形成名单(草案)后进一步征求意见，取得一致后再进行全会选举。

　　八月六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毛泽东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铸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73]周恩来把常委候选人名单报毛泽东审定时附言：“现将晚间在主席处商量的名单(草案)如下，并已报告了林彪同志。”[74]

　　在小范围内拟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后，还要进一步征求意见才能将这个名单(草案)确定下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穿梭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人之间，做这方面的工作。[75]

　　现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公布的甚少，我们还不清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但是，周恩来、陶铸向陈云征求意见的文献资料还是在陈云的年谱和传记中公布了的。八月七日晚，[76]周恩来、陶铸来到陈云住处，传达毛泽东“关于增加常委，重排次序”的意见。交谈时，周恩来问陈云：“为什么这几年你常在广州、杭州、苏州、上海一带养病，不去看看林彪?”陈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周恩来处于好意，说愿为陈云向林彪打一个招呼：“你去与他谈一次，愿否?”陈云答：“愿意。”陈云回忆说：“就在新常委第一次会议散会后，在会场上，我向林彪提出想与他谈一次可否?林彪答可以。但后来从未约我谈。”[77]

　　周恩来在征求陈云意见的时候，为了促进陈云与林彪之间关系的改善，愿意从中作一些工作。这是为了促进中央常委之间的团结，当然是应该肯定的。虽然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没有说明陈云在听到通报后，具体表示了什么意见，但是从八月六日陈云致毛泽东的信件以及当时的态势来看，不管陈云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还是不会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的。当然，这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在小范围内就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取得一致意见后，周恩来又向军队的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六日，周恩来约军队一些负责人谈话。[78]

　　关于这次谈话，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后来回忆道：“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79]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这次会议是在八月六日深夜十二时召开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大字报，廖汉生明确说这次打招呼会是在第二天晚上进行的缘故。由于八月七日把这张大字报印发全会，就意味着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消息在会议上宣布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才先向军队负责人，而后再向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使他们明白当前斗争的形势，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跟上中央的步伐。

　　从廖汉生的回忆看，周恩来在打招呼会上两次讲到毛泽东已下了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五日晚上毛泽东将《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回，第二天晚上又让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这张大字报来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非常慎重的。这表明即使在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决定传达的时候，毛泽东也是犹豫再三，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下定决心的。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从以上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极为谨慎的。他首先召开核心领导层会议在小范围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讨，而后由周恩来出面与元帅及军委领导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这个时候还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谈话，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对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后，又向其他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还向军队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都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这次通过中央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组织程序上来说是合法的。对于改组中央常委，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毛泽东也是先在小范围内开会商量讨论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提交大会进行选举的。这也是符合党内民主程序的。

　　③      林彪代替刘少奇位置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选拔林彪代替刘少奇的位置，不是没有缘由的。毛泽东历来提倡跟线不跟人。[80]不论是他当年选拔、培养刘少奇做党的接班人，还是后来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都是因为刘少奇与他是否在路线上保持一致的缘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誉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紧紧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次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也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不论是选拔刘少奇做接班人，还是提议林彪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能否坚持相同的路线是毛泽东抉择的根本标准。

　　毛泽东提议林彪代替刘少奇的位置，主要是由于林彪在路线上与他有着一致性的缘故。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支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比如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所谓“家长制”和“民主制”的争论，实际上则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曾经跟随朱德一起上井冈山的林彪，当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81]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项注意就是林彪提出来的。[82]林彪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方面深得毛泽东的真传，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一步步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著名高级指挥员的。

　　建国以后，不论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有人利用暂时出现的困难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示质疑乃至于发起进攻的时候，林彪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用历史的经验，生动的事例，不仅从理论上还从实践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回击了党内某些人对于三面红旗的指责，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大力突出政治，提出“四个第一”，倡导“三八作风”，狠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开辟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83]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而后又报经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将这次座谈会纪要下发全党全军，以部队文艺革命来推动地方的文艺革命。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虽然是由部队后勤工作引发，却提出了建设新社会的纲领，勾画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这表明林彪能够代替刘少奇的位置，被毛泽东选拔为新的接班人，主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一致的缘故。

　　当然，除了路线上的一致这个主要因素以后，林彪被选拔为新的接班人，还是有其他原因的。林彪一九○七年出生，比毛泽东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小九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常委。这个时候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本身就处在接班人的候选范围之内。从林彪的历史看，他能征惯战，战功卓著，为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论在军内还是党内都享有较高的威望。因而在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就提议林彪代替了刘少奇的位置。

　　其实，林彪过去是与毛泽东产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的。比如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写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就是针对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这一悲观思想的。[84]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林彪曾写出《论短促突击》一文，策应当时中央的军事指挥者。长征期间四渡赤水的时候，围绕红军应该走“弓背路”还是“弓弦路”的争论，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以及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主张。[85]解放战争期间，进行辽沈战役的时候在首战攻打锦州方面的分歧。[86]一九五○年在抗美援朝出兵认识上的不同。[87]一九六二年，林彪也曾一度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等。[88]

　　毛泽东和林彪虽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不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都是具体工作上的分歧，还没有上升到路线的程度。即使林彪一度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由于林彪不是倡导者，也没有分管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又是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因而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瑕不掩瑜，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也不是对林彪没有意见的。比如，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就有不同意见。他在七月八日给江青的通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个问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对林彪予以开导，希望他能够改正这个缺点，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正象一九六○年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却没有影响到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一样，毛泽东和林彪同样也没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影响到林彪取代刘少奇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在工作上具体认识的不同，还没有达到路线上的程度的缘故。

　　我们注意到，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泽东重新返回了第一线。此后中央再也没有设立一线、二线，即使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入了九大党章以后也是如此。遗憾的是，这个时候的林彪却无视毛泽东的教诲，言者谆谆，听之藐藐，不仅仍在鼓吹个人崇拜，同时还在党内军内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宗派主义作风日益严重。这不仅在“第一个号令”，还在九届二中全会设立国家主席上表现了出来。这个时候的林彪及其集团成员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形成了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一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然这是后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议林彪代替刘少奇做党的接班人，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一致的缘故。其次还有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履历、地位以及比较年轻的因素。鉴于刘少奇问题的教训，林彪能否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文革路线，还有待于以后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因而为慎重计，毛泽东没有再在党内设立一线、二线，而是由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来毛泽东提议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因为他们在路线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缘故。

　　④      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顺利进行说明了什么?

　　我们看到，从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严厉批评，到八月五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召开小范围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与中央领导层成员沟通后，八月六日夜就拟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草案)。随即由周恩来对军队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七日就将毛泽东的大字报印发会议，在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进行会议选举的。

　　虽然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突然发生的，刘少奇也在中央一线主持了十余年的工作，但是从八月五日到十二日，会议按照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短短几天之内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工作。这说明即使毛泽东处于二线，没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是仍然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是众望所归的领袖，掌握着中央决策权。

　　文革结束后，有人从诋毁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出发，编织了一套权力斗争的游戏，说什么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声望提高，威胁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是处于个人利害关系才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这是用历史上的宫庭斗争来解释共产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以求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的，为将来的改旗易帜制造历史根据。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不仅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更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自始至终掌握着中央的领导权。不然的话，怎么会在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以后，短短几天内就能够顺利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呢?从一九五三年中央设立一线、二线以后，毛泽东就有意识地把刘少奇推到前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想在党内和社会上树立他的威信，第一步将国家主席交给刘少奇担任，第二步再将党的主席交给刘少奇担任，而他自己只做名誉主席。[89]毛泽东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逐步交到刘少奇手中，在党和国家事务的处理中形成刘少奇的权威，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只是后来由于他们在路线上产生分歧和矛盾，才使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出发，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种平稳交接也就化为了泡影。这又怎么会是毛泽东担心刘少奇的声望超过自己，影响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呢?

　　毛泽东能够顺利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反映出毛泽东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那种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基于权力斗争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主观猜测，不仅难以获得文献资料上的印证，也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迅速取消和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发展所证伪。这是处于政治目的编造出来的貌似真实的谎言。

　　(3)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着意培养下才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从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激烈争论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来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①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着意培养下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的。

　　刘少奇是延安整风以后在毛泽东大力举荐下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刘少奇进入中央书记处，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成为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领导人，事实上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后，刘少奇以党中央代主席的名义主持全面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刘少奇在枣林子沟会议上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而后和朱德一起带领中央工委过黄河到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率领昆仑纵队转战陕北，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刘少奇就担负起领导全党进行解放战争的重任。

　　建国后，毛泽东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了培养刘少奇，树立他的威信，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来毛泽东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说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侯，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90]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当高岗、饶漱石联合向刘少奇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时，毛泽东批评高饶，支持刘少奇，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侯，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侯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侯，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准备施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91]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侯，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92]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退居二线，提议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的同时，还主张编辑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经回忆说：“本来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93]经毛泽东极力坚持和主张，一九六○年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编辑《刘少奇选集》。[94]以前中央只出版过《毛泽东选集》，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编辑选集的中央领导人。由此看来，毛泽东希望通过出版刘少奇的选集来进一步提高刘少奇的声望，筑固刘少奇的领导人地位。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95]毛泽东想通过这种方式有意识地在国际上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中苏论战期间，一九六三年在起草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时，原稿讲，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错误的影响”。为了扩大刘少奇的影响，毛泽东在审稿时特意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96]这样的评价，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提拔和培养下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扩大刘少奇在国内外的影响，培养刘少奇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能力，毛泽东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主动退居二线，提议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日常工作，还辞去了国家主席，下一步准备辞去党中央主席，由刘少奇担任这两个领导职务。[97]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主动地一步一步将权力交给刘少奇，使刘少奇在他身后能够担负起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这种权力上的交接正在按照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由于后来他们在路线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才不得不被 迫中断。

　　②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性。

　　虽然刘少奇是毛泽东着力提拔和培养的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并非仅仅表现在一般政策上，而是路线上，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中。从对他们在三条总路线分歧和矛盾的剖析中可以发现，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取消是具有必然性的。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天津资本家讲话时就宣扬“剥削有功论”，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这样工人才有饭吃。[98]这是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背离的。这反映出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连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薄一波后来说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是走了火，意思是说他用语表达不当，本身并不是这个意思。[99]这到底是刘少奇表述不当，还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单从这一件事上来说还真是难以作出判断。我们只有结合刘少奇以后的系列观点和作法，才能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先后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在这三条总路线的践行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或隐或现地出现过一系列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单个来看或许是个别现象，如果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具有普遍性，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1)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我们知道，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也就是实现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实现工业化，完成三大改造，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业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毛泽东主张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则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再发展重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刘少奇认为应该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先集体化，再机械化;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再集体化。[100]

　　新民主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因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上。由于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上的分歧和矛盾，主要在农业合作化上表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的争论上。前两次争论形式上是在刘少奇和高岗、刘少奇和山西省委之间展开，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和矛盾。[101]第三次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形式上是在毛泽东和邓子恢之间展开，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因为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的观点的。[102]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从刘少奇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以及刘少奇建国前夕在天津宣扬“剥削有功论”来看，客观上反映出他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对态度。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表现在工业化上，还表现在三大改造上。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立即实现工业化，进行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教导下，刘少奇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思想上却没有转过弯来，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这表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因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行自动消失，以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2)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后在总路线指导下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践。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时候，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积极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其中出现的一些浮夸的指标和口号，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也是难辞其咎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面红旗上的分歧和矛盾，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才逐渐表现出来的。具体说来，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在经济面临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以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03]造成困难的原因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下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是执行中的问题，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104]要在坚持集体化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105]

　　刘少奇认为一九六二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06]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简单地照搬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解释困难原因，会使人们误认为困难是由于三面红旗造成的，同时他还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的态度。[107]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看得非常严重，同意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克服困难，还对田家英说，否则的话，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他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108]这样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

　　刘少奇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建国初期他就主张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反对实行农业合作化。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一九六二年他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过是他过去的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复萌而已。这反映出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时只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实际上，直到一九六五年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使农业生产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证明通过集体化道路能够克服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还在住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抱了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说直到现在我还坚持我的意见，首先得机械化，然后才能集体化。没有机械化，集体化不能实现。[109]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批评说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指这件事。当时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只是批评了刘少奇没有顶住，还说我不再世了，“你怎么办?”随后，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110]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件，确实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并没有动摇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仍然是信任刘少奇的。

　　3)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

　　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以后制定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依靠群众、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运动。刘少奇则主张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他反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0]主张撇开基层干部，依靠工作队，采取扎根串联的方式，通过大兵团作战来进行运动。[111]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刘少奇的观点被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写入《二十三条》从形式上得到了解决，实质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令毛泽东感到惊异的是，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四清”运动中只是就事论事，竟然连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都没有搞清楚。这不仅反映出刘少奇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上，同时也反映出他在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上存在着严重错误。这表明作为党的接班人的刘少奇，不管他口头上讲得如何，但是在实践上却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这样势必会在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上走上歧途，对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毁灭性破坏。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在引用列宁两段话时，有意删去了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另一个角度为此提供了佐证。[112]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反映了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将这次分歧和矛盾与此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行综合分析，就会发现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现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集中表现了出来，直到文革爆发前夕刘少奇的观点也没有发生变化。[113]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心情沉痛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于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114]

　　我们现在从唯物史观方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再进一步作出分析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前两条总路线的实践是“一化三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后一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还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难以巩固，还会付诸于东流。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具体在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表现出来。刘少奇虽然在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将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写入了他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115]但是却没有从思想上接受这一判断。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但是当时存在的这些分歧和矛盾既没有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影响到刘少奇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是因为这些分歧和矛盾是被当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来看待的。毛泽东将他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与他们此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联系起来看，他和刘少奇不仅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也在社会基本矛盾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毛泽东对路线问题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116]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字报》指出的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上，还表现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117]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具有必然性的。

　　③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偶然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担任党的接班人了。[118]但是，这只是潜藏在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判断。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119]还是顾问康生，[120]就是连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的周恩来都不清楚这个问题。[121]这表明毛泽东既没有在小范围内，也没有在个别交谈中讲过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以前，一直是刘少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重要标志的“五一六通知”还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看来，毛泽东虽然心中有了这个想法，但也仅仅是心中的一个想法，还没有下定决心，因而既没有公开表露出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换过意见。他还要对刘少奇观察一番，才能最终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随后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为毛泽东提供了观察刘少奇的机会和条件。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论是围绕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个时候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最后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才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

　　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矛盾，先后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三个回合的斗争表现为：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围绕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在毛泽东主导下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起来造反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焦点是要不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工作组时期，也就是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曾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表达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并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以后，要他们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22]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再观察一番。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尽管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但是此后刘少奇仍然像以前那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还是没有把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列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中。我们再从毛泽东八月五日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夜把大字报送交周恩来让他向大会传达又收回，第二天晚上再次将大字报交给周恩来让他传达的过程可以看出，[123]就是出现了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批评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在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问题上也是极为谨慎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策，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极为慎重的。尽管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他觉得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却没有和别的中央领导人谈过这个问题，而是仍然同意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作组问题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不过是撤销了《二月提纲》和工作组，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仍然没有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打算。就是全会期间他们发生了八月四日那样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是在再三考虑以后才向全会传达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这样一位他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是寄于希望的。他寄望于刘少奇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令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抵抗，还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实际上就是说刘少奇宁可下台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至此才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寄予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这绝不仅仅是对毛泽东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向激化的结果，关系到以什么样的路线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痛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在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以后，决定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常委的。从这里来说，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又是具有偶然性的。

　　④      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两者虽然不同，但共同存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偶然性反映必然性，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基本观点。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就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从形式上看，刘少奇接班人地位是由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后才取消的，实质上则是此前他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所决定的。他们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关系到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何才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问题。这些分歧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最终由量变到质变，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达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是具有必然性的。

　　但是，我们又分明看到，《二十三条》下发后，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使在批判《海瑞罢官》、撤销《二月提纲》和工作组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新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动议。如果不是八月四日刘少奇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工作组的时候，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八届十一中全会还不至于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列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议程中。令人遗憾的是，八月四日当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对抗毛泽东的批评，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寄望走向破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出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及改组中央常委的建议。从这方面来说，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取消又是具有偶然性的。

　　虽然刘少奇后来在检讨中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很不好。[124]但是，毛泽东在路线和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125]这并非个人权力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大计。正像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的争论一样，这并非对毛泽东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126]毛泽东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才在八月四日的激烈争论后，痛下决心做出这个决策的。

　　我们认为，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来看，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表现出来的。这种激烈争论，不仅是他们在三条总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又是由他们存在的这些分歧和矛盾所决定的。因而我们说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4、转折后的中央全会。

　　八月七日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后，接下来几天，在全会的小组会和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转入对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127]这些批评以毛泽东所写的大字报为指导，围绕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以及过去所犯的错误，通过民主生活会，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弄清是非，统一思想，作好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选举准备工作。

　　在这样的氛围下，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发了言，对当时讨论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由于后来全盘否定了文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平反了，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许多人的发言被屏蔽了。因而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等人的发言材料，在资料的引用上也偏重于这些人的发言材料，对于其他人的发言引用的较少。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人没有发言。

　　(1)毛泽东和林彪的表态。

　　毛泽东和林彪会议期间对文化大革命和《我的一张大字报》作过表态和说明，不仅表达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还为会议期间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八月七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谈到这张大字报时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128]

　　虽然这张大字报没有点名，但是直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在对方攻击以后进行的还击。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过去两个月是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司令部攻打毛泽东代表的司令部。具体表现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排斥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在师生中间抓右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对此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刘少奇八月四日当场抵制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严厉批评时，毛泽东才在八月七日指出，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一线)。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说明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要性。

　　我们再来看林彪的表态。

　　八月八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的作用。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29]

　　我们看到，林彪希望中央文革小组能够在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热烈的语言为正在进行的文革擂鼓助威，展望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宏伟前景。当时中央分一线、二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情况下，林彪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的话，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不仅直接点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还表明了林彪自己当时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这不仅对于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表态，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的原因，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说了出来，是对《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点睛之笔，为正在进行的会议讨论指明了方向。林彪在表态中不仅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寄于厚望，希望大家共同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迅速造成文革澎湃发展的局面。

　　(2)中央文革小组的发言。

　　我们现在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在会议上的发言。

　　康生于八月十日下午在华东组会议上说：“从去年9月到现在，整整十个月，接班人出了修正主义。在草拟中央‘通知’(按：指‘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主席加了一段话，说修正主义睡在我们身旁，有的已经发现，有的还没有发现。当时只想到彭真，没有想也不敢想到接班人问题。”

　　江青八月九日上午在华北组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镇压革命的司令部，一个是主席的革命司令部。主席的大字报讲得非常清楚，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主席炮打的司令部，已经掌握了一切了，相当长期了。他不向主席汇报，也不请示。严重的问题，主席7月18日回来，一直未汇报。在他们主持的汇报会上，据说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参加了四次，他们根本不听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意见。怎么把所有的同志都拉到那个司令部去了!”

　　戚本禹八月九日在华北组会议上说：“炮打司令部，就是打修正主义的司令部，打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保皇派。要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

　　张春桥八月十日上午在华东组会议上说：“抵抗《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是彭真一个人的问题。彭真一个人不敢这样狂妄。五人小组的提纲是经过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在《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谈得轻描淡写，好像同自己关系不大。事情果然是这样吗?”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一头一尾，情况既然是这样，中间的几次大批判，他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站在哪一边?过去没有想过，现在应该想一想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的这位同志谈到1964年对毛主席不尊重。我认为不是不尊重的问题，而是对抗的问题。他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不适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记录，非常吃惊。这是第一个以党中央领导人身份敢于公开大庭广众之中攻击毛主席的人!毛主席还健在，不只讲一次，全国到处讲!攻击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攻击毛主席思想的基础。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我看这个问题太大了!”

　　康生插话：“他攻击的不仅仅是一个调查研究，实际上他是攻击主席的整个思想。”[130]

　　八月十一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记录。信中说：

　　“小组同志察觉到很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因此，主张文化革命必须由群众自己进行，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小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组包办代替。这个记录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意见。记录由我署名，即送给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汇报的会议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气，严厉驳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当时的气氛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131]

　　这个时候林彪的夫人叶群还着手整理刘少奇的材料，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叶群两次找人写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转报毛泽东。[132]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为指导，从他们有着切身体会的工作组问题谈起，进一步联系到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和一九六二年单干风上党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以及从批判《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刘少奇等人在文化革命上表现出的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由于他们熟悉高层的政治斗争，有的还有切身体会，这些问题讲起来就如数家珍，有理有据，切中要害，用生动的事例，锐利的语言，说明党内存在着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为什么要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真实原因。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常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以前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受到阻挠，这次又在工作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发生了多次争论，遭到了他们的压制，切身感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文化大革命在短短五十多天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他们的批评毫不留情，成为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批评的生力军。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党内矛盾，他们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因而会议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是采取不点名的方式进行的。

　　(3)张云逸、谢富治的揭发。

　　会议在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连带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没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和邓小平共过事，因而对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揭发，是由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张云逸、谢富治来完成的。

　　谢富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出来发言批评邓小平。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133]

　　关于对邓小平的批评，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记得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就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两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134]

　　戚本禹的这段回忆材料，形象地展示了会议期间召开的邓小平生活会的情况。

　　其实，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在左、右江起义失败后离开部队的事，并非孤例，在党内其他人身上也发生过。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政委、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执意要求下离开部队，要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是不想走的，李先念他们也不愿意他走，但还是没有扭过陈昌浩，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愧疚良深。如果他留下来，其码还可以多保存一部分干部。[135]无独有偶。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私自出走离开部队，致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36]后来，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对，才又返回来了，还向延安党中央发出了检讨电，请求处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最终也在这次事变中全部遇难。[137]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特殊原因，但仍然是不正当、不光彩的，不仅背离了革命队伍的理想信念，也是组织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左、右江起义失败后，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稳定军心，收拢部队，保存骨干，进行转移，使革命力量能够生存下来。这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其余的事都是次要的。至于向中央汇报工作，派人去或打个电报就行了;即使需要邓小平亲自去，也要等到起义部队脱离危险，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才能成行。可是，这个时候作为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却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名，扔下部队，独自脱身，转道越南到上海去了。邓小平这个时候一走，会使军心稳定、部队收拢乃至于下一步起义部队的转移和保存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张云逸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这里主要是邓小平离队时机选择不当的问题。在起义失败后，最紧要的关头，邓小平没有留下来和起义部队共患难，而是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名离开了部队。后来林彪在会议上说他是个逃兵，[138]固然不见得准确，但也不是捕风捉影的。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的时候，又着重问了邓小平的这件事，邓小平也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139]当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不过是批评他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时候顺便带出来的。

　　至于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上的问题，可以设想，当初邓小平干预的动机应该是好的，但是事与愿违，却造成了那样的结果，他自己恐怕也不愿意看到。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干预不当，指挥水平上存在问题。这个具体工作上的问题，也在批评邓小平的生活会上翻出来了。

　　张云逸、谢富治不过是对邓小平进行批评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其实生活会批评邓小平的并非只是他们两个人，从戚本禹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但是，由于邓小平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在毛泽东批评后，采取了灵活的态度，表示要转变立场，因而尽管会议对他进行了不少批评，但更多地还是表现出一种善意的提醒或帮助，而不是把他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对待。

　　(4)会议出现的另一种现象。

　　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对他们作了批评式的发言。不过有的人在发言时语气激烈，有的人和缓罢了。但是，会议期间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有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采取了消极乃至抗衡的态度，这在陈少敏和陶铸的身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会议分组讨论中的一天，刘少奇到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意见。编在这个小组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当几次小组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时一直保持沉默。那天讨论休息时，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边，当着许多人的面向他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 报女工工作。”刘少奇明白陈少敏的用意，缓缓地站起来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其实，不仅如此，后来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在讨论《审查报告》时始终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仍没有举手。[140]

　　不仅陈少敏这样，当时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中宣部部长陶铸也对批评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婉拒的态度。江青会下找到陶铸，希望他在会议上发言，讲一讲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陶铸却以刚到中央、不了解情况为由婉拒了。

　　陶铸后来对家人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不仅如此，陶铸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不准印在会议简报上。[141]王力后来在回忆中也证明了这一点。[142]

　　这表明陶铸不仅自己不作批评式发言，而且还利用职权封锁别人所作的批评式发言。这就不仅与当时会议的主旨相背离，而且还违犯了会议纪律。如果再联系到陶铸是由邓小平介绍到中央工作的，[143]那么陶铸这样做就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认识问题，而且还有朋党之嫌了。

　　从中我们看到，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民主生活会上，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以陈少敏、陶铸为代表，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采取了消极乃至抗衡的态度。这表明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内，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对刘、邓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昭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还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也反映出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说的他的看法当时在会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许多人仍然是不通的，[144]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5)一个警醒的预言。

　　会议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有一个发言，他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热月政变来警醒众人，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防止热月政变在中国的出现，致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戚本禹后来对此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样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145]

　　戚本禹说的热月政变，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热月党人趁雅各宾派内部斗争之后力量消弱之际发动政变，处决了罗伯斯庇尔等人，取消了雅各宾派的统治，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戚本禹引用这个事件旨在说明将来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因为军方的倒戈走向失败。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戚本禹的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很有见地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是有力的证明。张春桥也与他有着共同的看法，不过是出于谨慎没有说出来而已。其实，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的话。[146]既然这样，戚本禹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借鉴历史教训，提醒众人警觉，防患于未然，避免发生中国式的热月政变，又为什么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呢?

　　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戚本禹这些话讲得对不对，而是该不该讲出，或者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讲出，以及讲出这些话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弄清了这个问题，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戚本禹讲出这样的话，显然是对军队的不信任，会引起军队领导人的紧张和不安，乃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这会损害文革发展的大局，影响到正在进行的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对中央常委负责，是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机构，因而他们的话往往被解读为中央的声音。戚本禹的这个发言会被认为是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看法，这对于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和保持军队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批评戚本禹的发言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会印发毛泽东的大字报以后，召开了系列民主生活会，对于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和讲话、指示为生活会定了基调，林彪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是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生力军，张云逸、谢富治也发了言，戚本禹作了警醒式的发言，但是会议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他们通过讨论取得了共识，在发言中表明了态度，看法上逐渐趋于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在会议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中说：“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147]这期间他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148]

　　刘少奇只是表示自己对错误负责，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还表示要辞去职务，但是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也没有显示出对错误的深刻认识。这表明他对自己的错误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的。尽管如此，通过会议发言和讨论，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就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选举作好了准备。

　　5、进行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是如何起草和修改的呢?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个文件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情况。

　　“十六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陈伯达牵头，陶铸、张平化参与，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写出来的。文件以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为指导，与“五一六通知”相衔接，总结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下一步进行文革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其间，毛泽东不仅指导着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多次对文件作出修改，并在党内高级领导层进行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在中央全会上审议通过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文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开始起草的。文件草稿最初为十二条，曾一度扩展到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在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49]

　　下面我们对文件的起草及修改情况予以简要介绍。

　　文件草稿原有十二条，起草完毕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六月三十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写道：“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150]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草稿审阅后在文件的结构和条理性上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在一星期内将修改后的第二稿送来，还将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提供给起草小组参考，希望他们将报告的内容提炼以后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写进正在起草的文件中。

　　那么，华东局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如何呢?

　　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六月三日至六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农兵和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

　　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对于只有个别缺点的左派，应加以保护，不要混淆斗争目标。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报上点名公开批判要慎重，要准确。干部的撤职免职以及在报上公开批判的，均应按照干部管理的范围，由上级批准。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采取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的运动，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应当根据情况的发展需要来考虑。

　　报告最后指出，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151]

　　从后来通过的“十六条”来看，华东局报告中关于文革的政策和部署除了在党委领导方面有所保留外，其它方面的不少内容在经过技术处理以后，还是被吸收进了正在起草的文件中。文件修改以后报送毛泽东。七月十六日的草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内容共二十三条。[152]

　　这个草稿共十九页。在第十八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在第十九页，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修改以后，七月二十一日写下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

　　这里的工作组是指文件起草小组。看来毛泽东希望起草小组在对文件进行修改后，再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予以讨论通过，八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公开发表。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还没有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计划。

　　陈伯达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文件草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陈伯达七月二十六日晨将文件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第七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十一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毛泽东修改后批示：“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讨论用。”

　　这个时候已经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了，因而文件草稿就不只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在中央全会上进行讨论。起草小组将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合理意见及时吸收到文件中。比如周恩来、陶铸等提出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还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153]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后，起草小组还在毛泽东指导下对文件进行反复修改，以臻达到完善。

　　八月三日陈伯达将文件修正稿再一次呈送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写道：“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

　　毛泽东八月三日下午九时阅后批示：“伯达同志：改得很好，可即印发。”

　　即使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十六条”的前一天，毛泽东仍在认真审查这个文件，进行字斟句酌式的修改。[154]

　　八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十六条”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要武斗。”[155]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呈送的文件修正稿后，写下批示：“伯达同志：《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晚十一时批示印发的决定修改稿第二页上，将“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无名小卒成了勇敢的闯将”一句中的“无名小卒”，改为“无名青少年”。

　　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八月七日报送的文件修正稿时，看到第十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十时批示：“即送伯达同志：同意修改之处。在第10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156]

　　从中可以看到，“十六条”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和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起草的。这个文件改了二十几稿。全会于八月八日上午通过的是毛泽东于八月七日定稿的第三十一稿。[157]这个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对前一阶段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一个总结。这个文件在七月二十九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改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八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158]

　　(2)“十六条”的内容及其要点分析。

　　以上我们介绍了“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情况，那么“十六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把“十六条”的内容归纳为十个要点，下面对这些要点进行若干分析。

　　①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159]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文件引用毛泽东的话阐释了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符合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规律，说明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种斗争的重要表现。

　　②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性质、范围和目标。

　　“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60]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称斗、批、改。在我们的研究中，将斗、批、改视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从对象上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从性质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范围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目标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③      文化大革命的特点。

　　“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161]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个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触及人们的灵魂，才能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更好地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

　　④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和曲折。

　　“十六条”在谈到革命的主流时指出，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参加文化革命的群众)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162]

　　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对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猛烈批判，将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前进，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流。但是在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这是群众运动的支流。这个时候既不能因为主流而忽视支流，更不能因为支流而否定主流，而是对主流和支流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主流占主要地位，支流占次要地位，坚持主流运动的方向，纠正支流出现的错误，使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

　　“十六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时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坏处。这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163]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既要看到革命蓬勃发展的气势，坚定革命必将取得伟大胜利的信心，又要看到革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曲折和反复，甚至是多次的反复。这是因为在斗争过程中文化大革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来自于社会上的旧的习惯势力。这是新生事物发展的规律。斗争是曲折的，有时又是反复的，损失固然令人痛心，但是可以使革命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经受锻炼。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和成熟是很有意义的。

　　广大革命群众既要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又要认识到斗争可能出现的曲折、反复，保持清醒头脑，抓住主要方面，坚定不移地将革命进行下去。

　　⑤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及其相应政策规定。

　　“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干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革命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重区别开来。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164]

　　我们注意到，“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与“二十三条”规定的社教运动的重点相一致的。文件还对干部进行了分类，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少量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而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注意政策，对多数干部采取教育、批评和团结的方针，将党内走资派作为运动的重点，严厉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使对他们进行严厉批判和打击的同时，还要注意给予生活出路。

　　这样在文件中既确立了斗争的重点，还对干部状况进行了分析，对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科技人员又从政策上作出了不同规定。这样就便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抓住运动重点，防止转移斗争方向，避免斗争扩大化。

　　⑥      文化大革命要由点到面，循序渐进。

　　“十六条”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各地区、部门要将文化大革命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如果原来社教运动搞得好，就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在适当时机将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165]

　　文件提出将文化大革命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使社教运动服务于文化大革命，表明有将社教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的迹象。社教运动是在城市工厂和农村同时进行的群众运动，将社教纳入文化大革命中，显示出文化大革命有扩大到工厂和农村的趋势。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地方，还要在军队里面进行。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做出规定。

　　文件明确指出，当前文化大革命要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这样就限定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将社教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到军队，就在客观上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再发展到军队、工厂和农村。

　　⑦      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群众和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关系问题，我们根据“十六条”梳理如下：

　　1)依靠群众，发挥主力军和先锋的作用，运用“四大”，建立群众组织，进行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错误的。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在文化大革命中，要以左派为中心建立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由于斗争的长期性，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应该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这三个群众组织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些机构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学校的这些机构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还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166]

　　文件鲜明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这就肯定了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人公地位，依靠群众而不是各级党组织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群众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斗争。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革命青少年(即后来的红卫兵)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以左派为中心建立不同层次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些群众组织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群众可以对选举出的代表进行监督和罢免。

　　从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以及这些群众组织基本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来看，显示出文化大革命下一阶段要发展到工厂、农村和军队的迹象。

　　2)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十六条”指出，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人，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167]

　　在运动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既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进行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前提，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奠定基础。只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使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必要条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充分条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关系到能否扩大革命阵营和锁定打击对象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斗争中，如果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辩论中不要纠缠于枝节问题，而要采取互尽互让的态度，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3)斗争的方式。

　　“十六条”指出，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68]

　　进行文化大革命，采用的斗争方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肤，而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两重性以及斗争的性质也决定着只能采取文斗而不能采用武斗。通过文斗的方式，在辩论中弄清是非，端正态度，扩大共识，解决分歧，团结同志，打击敌人，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4)防止将打击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

　　“十六条”指出，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169]

　　鉴于在前一段运动中，特别是工作组派出后，有些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人把反对党组织和工作组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央。他们不是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造反的群众。这样就转移了斗争方向，犯了路线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文件指出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处理外，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对于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一律不整，决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运动方向。这是在汲取了前一段运动的教训以后作出的规定。

　　5)党组织在运动中的作用。

　　“十六条”指出，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党的领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以前那种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在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170]

　　文件要求党的领导要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依靠革命的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目的。

　　文件从前一阶段的斗争状况出发，以是否敢于发动群众为标准，将党组织划分为四种情况。虽然文件强调党的领导要敢于发动群众，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里的问题是，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呢?运动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而是由群众依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自发起来进行的。这个时候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否自觉发动群众上。从报刊上点名经过党委讨论批准来看，这个时候的党组织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一些督导作用的。

　　由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又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这样势必就是发动群众将矛头对准各级党组织自己。从中不能看出，除少数党组织外，这个时候相当多的党组织对于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而文件说党的领导能否转变态度，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的作用表现出两种情况：一是正面的，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当时处于少数;一是反面的，有的不去发动群众，表现出软弱无力的态度，瞻前顾后，犹豫徘徊，有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转移斗争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当时处于多数。这种状况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了全面夺权的斗争。

　　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党组织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革命青少年为先锋，发挥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主力军的作用，建立各级群众组织，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用“四大”，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防止转移斗争方向，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群众。

　　⑧      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六条”指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在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育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171]

　　我们注意到，文件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方针、目的和方法等问题。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开展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进行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就是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关键问题，是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因而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

　　⑨      抓革命，促生产。

　　“十六条”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与生产的问题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质量。[172]

　　文件谈到的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这是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要将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要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就可以通过革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吸取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中没有处理好运动与生产关系的教训以后才提出来的。

　　⑩      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锁哲学。[173]

　　文件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各级党委和群众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以上“十六条”内容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件对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不仅为下一步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初步规划，还制定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3)评析“十六条”。

　　“十六条”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草，经过反复修改以后形成的。这个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后，标志着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文件虽然只有十六条，篇幅不长，却条理清晰，要点明确，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使人们对为什么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文件不仅在党内下发，而且还公开发表，指导并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十六条”的制定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起草人员闭门造车臆想出来的，而是在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指导下，从文革实践出发，总结了前一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后形成的。“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广大师生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在全国不少城市的高校中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党中央领导层也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造反的师生和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的斗争愈演愈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驱赶工作组和“反干扰”、“抓游鱼”成为这个时期斗争的重要表现。斗争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简报迅速反映上来。“十六条”就是对这一时期的斗争状况进行剖析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纠正缺点，分析焦点，理出要点，经过反复修改以后形成的。

　　“十六条”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以扼要的语言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性质、目标、目的、特点、重点、对象范围和方法。文件指出，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革命青少年为先锋，发挥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主力军作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建立不同层次的群众组织，运用“四大”，要文斗不要武斗，由点到面，循序渐进，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防止将打击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主流和曲折，处理好依靠群众和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及革命和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到“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下发，这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化大革命就突破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范畴，发展到了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在党政机关进行了。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这个时期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的。

　　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先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然后再发展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的。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国家政权构成中占据特殊地位，因而如何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要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来作出具体规定。从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业、农业、交通、国防，这样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从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是有计划的。他没有把文化大革命从面上一下子铺开，而是由点到面，总结经验，循序渐进，吸取教训，从局部逐步发展到全局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搞起，而后扩展到党政机关，再进一步扩大到整个城市、农村和军队。这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上是非常慎重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文化大革命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逐步展开，在探索中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谨慎地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局的。这不仅在“十六条”中表现了出来，还在七月二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表现了出来。[174]

　　那么，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如何呢?从“十六条”中可以看到，党组织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具有领导作用，但是却具有放手发动群众的任务，具有和群众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具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使命。这些任务、责任和使命虽然与领导不同，却是对文化大革命具有深远影响乃至于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能不能践行文件的这些要求，也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报纸上点名批评还是要获得同级或上级常委的批准。因而我们认为虽然各级党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领导作用，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督导权的。

　　从“十六条”中不难看出，群众和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而不是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左派为中心建立的群众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群众组织而不是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是各级党组织还处于领导岗位上，担负着处理党政日常工作的任务，掌握着各级领导权。这样以左派为中心的群众组织掌握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各级党组织则掌握着党政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形成了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

　　“十六条”要求党的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站在群众一边，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还指出了党组织存在的四种情况，当时能够放手发动群众的党委则是极少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内部。这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势必会发生群众冲击党组织的事件。党组织的成员这个时候还掌握着权力，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还是仍然象以前那样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将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在工作上怠工、罢工，抵制乃至于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对他们的严峻考验，也直接决定着下一步对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由于群众组织掌握着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各级党组织则掌握着日常工作领导权，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会因斗争的深入发展产生尖锐复杂的矛盾。造反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内部的走资派，而各级学组织一旦置“十六条”的要求于不顾，仍然坚持以前的态度，又采取措施抵制文化大革命，那么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向他们进行夺权也就势在必行了。从这里也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面夺权也不是事先就预定的，而是斗争形势发展的结果。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获得了党中央批准，从组织程序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准备工作。同时，文件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总结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解决了困惑人们思想的若干重大认识问题，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指明了方向。

　　6、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

　　八月五日以后，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的人选问题，首先在中央核心领导层进而在中央委员会层面上协商和讨论以后，在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于八月十二日召开闭幕会议，进行选举的。

　　八月十二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林彪主持大会。大会有四项内容：一是通过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名单;二是通过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三是选举;四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75]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1)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

　　我们先来介绍关于递补中央委员和追认中央书记处人事变动的情况。

　　递补中央委员是按照党章的规定进行的。一旦中央委员因为病故或撤销以后，按照选举八大中央候补委员时得票多少的顺序，依次进行递补。这是按照党章规定进行的人事变动，全会上的表决不过是在履行一个组织程序而已。

　　林彪宣布进行第一项，并说明：八届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八大开幕后到1958年5月五中全会期间，黄敬、赖若愚病故，五中全会通过由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五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先后病故，缺额应由下列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全场中央委员举手通过。[176]

　　由于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因而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无权撤销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却可以首先停止他们的职务，等将来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只有中央全会批准了，才会有效。这次中央全会要对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三人的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进行表决，表决通过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变动才是合法的，符合党内程序的。

　　大会进行第二项，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全文如下：“(一)十一中全会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委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177]全场举手通过。[178]

　　这两项人事变动都是按照党章程序递补中央委员或者对以前的人事变动予以追认，并非在会议期间突然发生的人事变动，是以举手的方式顺利表决通过的。

　　(2)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会进行第三项，选举。总监票人李富春，监票人钱瑛、徐光达、伍修权、陈郁。[179]关于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在核心领导层和中央委员会层面进行了协商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才付诸于选举的。这个时候的选举不过是在此前人选酝酿成熟以后履行的一个法定手续而已，因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选举。

　　改选的结果，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名次排列在紧接毛泽东之后，成为接班人。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被废除了接班人的资格。会议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80]林彪在会上说明：今天选举不对外公布，不上报纸。[181]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182]

　　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后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刘少奇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刘少奇握手。[183]

　　从中我们看到，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中央常委的人数，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进入常委;二是改变了原中央常委的位次，刘少奇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周恩来的位次没有变动，邓小平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朱德由第四位下降到第九位，陈云由第五位下降到第十一位。从原中央常委位次变化中可以发现，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接班人。这次改组中央常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只是改变了原来常委的位次，并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常委的资格。这样做恐怕一方面是为了大局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原来的常委寄于希望的缘故。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陶铸是在彭真、陆定一倒台后，进入中央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陶铸能够进入中央工作，后来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也是与他此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上的积极支持态度分不开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则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们能够进入中央常委则是因为他们是积极支持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的问题前文我们已经详细分析过，此不赘述。陈云曾经鼓吹分田到户，对一九六二年刮起的黑暗风、单干风负有重要责任。他们两人在中央常委中位次的下降是不难理解的。朱德一九六二年是反对单干风的，[184]当时他在常委中位次的下降主要的可能还是由于年事已高的缘故。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位置的变动。在新常委的排列顺序中，邓小平由原来的第七位升为第六位。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是同意分田单干的，不仅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的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还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站在了一起，漠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工作组的主张，可是这次在新常委中的位次却没有下降，反而由第七位升为第六位。如果不是毛泽东后来把陶铸由第七位提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185]那么邓小平就有可能是名列第五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由于邓小平在废除《二月提纲》和工作组问题乃至于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及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承认了错误的缘故。因而尽管邓小平当时犯了错误，毛泽东还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仍然对邓小平寄于希望的。当然，这里面的若干判断还需要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印证。

　　由此我们看到，这次改组中央常委，不论是进入中央常委的人选还是原先中央常委位次的变动，在人选的选拔和位次的调整上，是以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践行文革路线为标准的。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186]其实，不仅这次改组中央常委是这样，以后中央常委的变动也是在这个标准指导下进行的。当然这是后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调整也与此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正式成员。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后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他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所决定的。当然以后他们态度的变化是另一回事。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十二日会议上表示要辞去所有职务。这到底是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后才主动提出来的，还是对改组中央常委、取消他的接班人地位表示不满才负气说出这样的话呢?单纯从他表示辞职这件事上来进行分析还真是搞不清楚。如果我们对此前他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进行分析以后，他这个时候辞职的动机也就水落石出了。

　　远的不说，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本来是同意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后来在毛泽东批评以后才收回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过是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的意见，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因为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还表示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的观点没有改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方法上存在严重分歧，刘少奇当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意见。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无视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仍然按照自己的一套行事，反对撤销工作组。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他不是从工作组的立场上，而是从工作组的方法上来解释撤销工作组的原因。八月四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等等。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一时一事出现的争论，而是长时期内存在的系列分歧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八月四日以后短短几天内，刘少奇就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错误以后提出辞职，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认为刘少奇这个时候要求辞职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以此来表达不满的策略性选择。这个判断还可以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在与毛泽东谈话时，以承担责任、辞职和回家种地来要求毛泽东尽快解放广大干部使党少受损失和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187]

　　(3)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大会进行的第四项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康生在大会上宣读了公报，并且作了说明。林彪在会上宣布：(除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决权。场上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188]

　　公报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展开论述，总结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指出在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在国际上不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大力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公报高度肯定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公报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全会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近四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应当在全党全国进一步推广。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89]

　　由于公报已经在与会人员中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被吸收到公报中，十二日全会上对公报进行表决不过是履行相关程序而已，因而以举手方式顺利通过了。

　　(4)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完成了既定议程以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意义，取得的成就，改组中央机构的原因，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政策，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殷切希望。

　　毛泽东指出，要在明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这个时候离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已经十年了，离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已经八年了。当时预计文化大革命要搞半年时间，从毛泽东的讲话看，是在明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召开中共九大的。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后来文革遭到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怠工，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致使文革的时间不断延长，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也就推迟了。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主要指“十六条”和中央人事变动)是不是正确的，还要看以后的实践。现在革命师生是拥护这个决定的。这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是要从组织上保证这个决定和公报的实行。

　　虽然现在制定了这个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现在比过去好一些了，但是究竟能不能将这个决定真正予以实行，毛泽东是心存疑虑的，还要看一看。因为这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真正去依靠群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按决定的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

　　于是他提醒大家注意：“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事实上后来不是一小部分，而是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实行。[190]文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当然，这是后话。

　　在谈到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时，毛泽东指出，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说，我们这个党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

　　这里的派，不是帮派，而是指不同路线的分歧与斗争。毛泽东这样讲，是在告诉人们，不要对犯错误的人大惊小怪，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所犯的错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他还引用过去有人批评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来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予以阐释，让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其实，早在《矛盾论》里面，毛泽东就分析过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他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91]

　　最后他还强调，这次中央全会是开得好的，有结果的，否则的话，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192]

　　毛泽东在讲话中画龙点晴地指出了全会涉及到的若干问题。这次全会的召开是必要的，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组织了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否则的话，如果按照以前那样搞，事情要坏得多。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他还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来正是由于相当多的各级领导干部辜负了毛泽东的希望才被夺权，九大也因此被推迟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林彪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由于此前中央分为一线、二线，而这次毛泽东所处的二线与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林彪强调八届十一中全会从头至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是与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的，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相一致的。[193]实际上这是重申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号召全党同志自觉站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林彪接着又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现在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宣布散会。[194]林彪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概述了文革开始后发生的路线斗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完成了各项议程以后才闭幕的。

　　7、八届十一中全会评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草案改定后，毛泽东本来是打算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八月一日公开发表的。[195]这表明八届十一中全会并非是原先预计要召开的会议。后来鉴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毛泽东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

　　从会议的议程和会期来看，当时主要是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对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人事变动予以追认，通过“十六条”和会议公报，根本就没有将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列入会议的议程中。

　　会议的转折点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对抗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才痛下决心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

　　比较明显的若干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八月五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撤销了北大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在印发会议的文件上写下了醒目式批注，删掉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拥护刘少奇发表抗美援越声明中的表述，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后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近期不要公开露面和接见外宾。这表明毛泽东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了。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也是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进行的。他先在核心领导层中召开会议，就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周恩来周旋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再召开会议商量现在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周恩来根据商定的意见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审定后，进一步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还对相关人员打了招呼。这表明毛泽东在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问题上，是按照党内组织程序来行事的。那种认为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常委议程的说法，以及对毛泽东所谓个人专断的攻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96]

　　同时我们也看到，从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激烈争论到八月十二日进行大会选举，在毛泽东提议下，短短几天之内就改组了中央常委和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还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决策人地位是根深蒂固的。那种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和刘少奇之间存在权力斗争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由于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引发的。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发生的，其实如果我们通过对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矛盾的剖析就会发现，事件的发生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八月四日他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那个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而我们说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是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线，而非主要原因。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争论，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这在工作组问题上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就是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当时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撤销工作组，标志着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上升到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则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时候刘少奇能不能转变立场，甩掉他代表的文革路线，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就成为他能否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处于接班人地位的关键。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对他的批评，表明刘少奇在两条文革路线的态度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样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就成为践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迫切要求。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得以确立，同时又通过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组织上保证了这条文革路线的实行。这个时候能否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键还是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态度。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告诫。[197]这决定着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行动。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以上我们疏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一段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围绕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现在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再强调一下：

　　1、“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实施方案。

　　“五一六通知”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虽然是为撤销《二月提纲》起草的，但却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被称为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并下发全党，标志着文化革命又回到了政治批判的轨道上来。

　　从“五一六通知”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系统批判，在批判中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观点。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已经指出了这次革命的性质、范围问题，号召全党同志投入到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即使如此，“五一六通知”也只是解决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排除阻力，进行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搞成这样一个文件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要起草人员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以后，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个文件，再一方面文件的产生并非闭门造车，还要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初步总结以后才能形成。因而“十六条”只能产生于“五一六通知”之后，是不会出现于“五一六通知”之前的。

　　“五一六通知”是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批驳《二月提纲》的过程中，“五一六通知”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解决了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件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和说明。

　　“十六条”解决了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件不仅阐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目的、对象、性质、范围、目标、特点、方法，还提出要正确对待运动过程中的主流和曲折，在运动中要紧紧依靠群众，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和青少年的先锋作用，建立群众组织，运用“四大”，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由点到面，循序渐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将打击的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进行教育改革，抓革命，促生产，以及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等问题。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是承上启下、相辅相承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十六条”阐述了斗争的方法。没有“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的否定，将文化革命从学术批判扭转到政治批判的轨道上来，就没有“十六条”的产生。同样，如果没有“十六条”的产生，那么“五一六通知”就由于缺乏具体实施方案，在实际执行上会遇到很大困难，容易走偏方向，难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而这两个文件，一个是动员令，一个是施工图，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行动指南。

　　我们也注意到，“十六条”的产生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十六条”既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也不是决定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才决定起草的。在会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文件的草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要在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文件。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文件能够排除阻力更好地贯彻执行而已。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是在围绕《二月提纲》和工作组问题的斗争中产生的，是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集中体现。这种斗争是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斗争的胜负直接决定着文化大革命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2、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指导地位的互换。

　　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渊源的。这种渊源不仅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分歧上，更表现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矛盾上。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矛盾，直接形成了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这条总路线践行的初期，虽然还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这个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因而我们还是把他们这个时期的分歧和矛盾纳入了文革路线斗争的范畴。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上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渐表现出来。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他主张的文革路线当时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

　　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在社会意识形态面临的形势、能动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表现出来。毛泽东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却不仅没有引起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漠视乃至阻挠。一九六四年七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是这样。他们执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却表现出敷衍的态度。这方面的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制定《二月提纲》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焦点是进行政治批判还是学术批判。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不同文革路线的斗争，不仅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随后也在工作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

　　从这些斗争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发现，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当时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一度在中央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则暂时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是通过党内斗争在逐步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使他坚持的文革路线上升到指导地位的。

　　一九六四年，在刘少奇领导下进行的“四清”运动出现了“左”而实右的倾向，导致不少基层农村干部受到过份打击，毛泽东是在排除了刘少奇的错误，制定了“二十三条”以后，才将“四清”运动纳入正规的。当北京难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下，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上海首先发表出来的，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该文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才打破封锁由北京报刊予以转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是经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准后下发的，而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并下发全党的。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的工作组，也是在毛泽东主导下才最终撤销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毛泽东坚持的文革路线是在逐步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上升为指导地位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转换位置的。

　　由于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因而不论是“四清”运动期间，还是在批判《海瑞罢官》、制定《二月提纲》乃至于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革的问题上，起初都是他代表的文革路线处于指导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则处于次要地位。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是在斗争中战胜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以后，才由次要地位上升到指导地位的。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也就由指导地位下降到次要地位。但是斗争并未结束。

　　3、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组织保证。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常委、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缘由的。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就曾经出现过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从性质上来说，还是工作认识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和矛盾，具体说来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了出来。这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198]

　　这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不仅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甚至还同意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这是因为毛泽东还要对刘少奇作进一步的观察，寄希望于他能够在将来的斗争中转变过来。因而即使后来发生了像阻挠批判《海瑞罢官》和批准下发《二月提纲》这样的严重事件，毛泽东也不过是起草了撤销《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下发了这个文件，仍然没有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随后，在工作组问题上双方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只是撤销了工作组，计划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还是没有提议改组中央常委和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不适宜于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以后，即使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又接连和毛泽东发生了一系列分歧和矛盾，毛泽东也不过是否定了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纠正了刘少奇的错误，并没有提出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建议。看来，只要刘少奇认识并改正了错误，毛泽东还是希望由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一线常委工作的。这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还是寄于希望的。

　　但是这个时候却发生了新的变化。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却遭到了刘少奇的强烈抵制，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没有接受对他的批评。这种态度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才痛下决心要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可以说，如果不是八月四日这件事情的出现，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不至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的。

　　从文化革命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不仅对《海瑞罢官》展开了批判，还撤销了《二月提纲》，解散了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停止了彭真、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了他们分别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中宣部部长职务，重新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不应忽视的是，彭真、陆定一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支持进行工作的。

　　本来，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还是希望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确立他所坚持的文革路线以后，在刘少奇改正错误的情况下，继续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但是八月四日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对他的批评表明，他不仅不承认错误，也没有认识到错误。这样从贯彻文革路线的发展要求出发，就必须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改组中央常委和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成为执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的组织保证。

　　4、各级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代表的两条文革路线的分歧表现在，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造反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依靠对象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存在重要区别的。其实，这种区别早在“四清”运动期间就在主要依靠工作队还是群众上表现了出来。[199]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整个“四清”运动都是在党组织或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还不甚分明罢了。

　　以前进行的运动都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依靠群众来进行的，那么这次文化大革命又为什么不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而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200]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要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内。他们不是一般的党员，也不是一般的干部，而是在各级党组织内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因而在运动中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在党内不是整一般的党员，不是整一般的干部，也不是整所有的领导干部，而是整领导干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这样就既坚持了政治的原则性，又执行了斗争的灵活性，缩小了范围，瞄准了对象，将矛头直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利于防止转移斗争对象和运动的扩大化。

　　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层内，如果按照惯例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些走资派就会利用手中权力，趁着领导运动的机会，转移斗争对象，使自己轻松解脱出来，从而使运动流于形式，难以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01]

　　这是过去运动的深刻教训。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202]二月三日，他又说道：“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这里的“他”，指的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203]同时，彭真在文革后也说过，毛泽东原来是想用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问题的，但是最后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204]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是在通过过去那些运动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革这种方式的。

　　采取文革的方法，就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运动，而是要发动群众来进行运动。这就要成立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但是却不属于各级党组织的直接管辖。这样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而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就不是来领导运动，而是积极参加运动，在运动中接受群众的审查，以自己的影响力引导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样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既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运动，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处于被审查的对象上，走资派又混淆其中，他们当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打击、迫害群众，转移斗争对象，这样就会使运动走向低潮，甚至有落空的危险。因而这个时候各级领导干部究竟如何对待运动就成为下一步对他们采取政策的关键。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就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殷切的希望，[205]但是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执迷不悟，仍然消极对待，无动于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又延长了。

　　5、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是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首先在上海发表，而后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为标志，打破了对《海瑞罢官》批判的封锁，拉开了文革序幕的。

　　随后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了限制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纲》，经过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批准后下发全党，要求文化革命必须在《二月提纲》指导下进行，可以进行学术批判，严格限制政治批判，致使文化革命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围绕《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发生的争论，表面上发生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多数成员之间，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不仅撤销了《二月提纲》，还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重新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样就不仅从政治上还从组织上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阻碍，为下一步继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五一六通知”是砸碎旧世界的宣言，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虽然通知主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也提出了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通知下发后，在大中学校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风潮。毛泽东批发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进一步推动了校园的文化革命。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要求文化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在派出还是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一线常委之间进行，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最终撤销了工作组。而后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追认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变动，通过了“十六条”，改组了中央常委、取消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这样就在中央领导层内从政治和组织上解决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阻碍，将文化大革命纳入了既定轨道。虽然在中央领导层内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各级党组织能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就要看各级党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着下一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对文革以及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措施。

　　“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而“十六条”是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两个文件都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不过，“五一六通知”解决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侧重于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问题，“十六条”解决的是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解决了包括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这两个文件并下发全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法定程序。这两个文件不仅提出要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句话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解决了其中阻碍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而这两次会议的召开，“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先后通过并下发，不论是从法定程序上，还是从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文献索引：

　　三、潮涌京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6年5月—1966年8月12日）。

　　（一）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7]，第44页;[95]，第4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4]，第174页;[86]，第17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1]，[76]，第719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第1398页;[3]，第1406页;[7]，第1407页;[15]，第1390页;[60]，第1485页;[87]，第1389页至1390页;[88]，第1397页，1399页;[97]，第1408页;[109]，第1468页;[110]，第983页;[118]，第939页至940页;[122]，第1254页，1344页，1474页至1479页;[129]，第1480页至1481页;[134]，第1454页至1455页;[138]，第1547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3]，第311页至312页，350页至352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66页至570页;[5]，第573页至574页;[12]，第579至581页;[14]，第581页;[71]，第557页，580页;[90]，第557页;[92]，第572页至574页，579页至581页;[96]，第573页至574页;[98]，[103]，第588页;[104]，第590页至591页;[107]，第567页至568页，453页;[115]，第594页;[121]，第403页，521页;[139]，第533页，548页，557页，580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2]，第106页至107页，109页，113页至114页;[133]，第135页至136页。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17]，第15页;[119]，第15页至16页。

　　9、《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79]，[81]，第1841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6]，第32页。

　　11、《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17]，第1009页;[24]，第1010页;[28]，第1031页;[37]，第1013页;[43]，第1012页至1013页。

　　12、《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38]，第544页。

　　13、《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40]，第1324页至1326页;[42]，第1331页。

　　14、《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4]，第1216页;[6]，第1219页;[9]，第1221页;[10]，第1195页;[11]，第1213页;[13]，第1223页至1224页;[19]，第1227页;[41]，第1216页，1219页;[47]，第1229页;[49]，第1222页至1223页;[50]，第1224页;[51]，第1225页;[61]，第1176页至1181页，1207页;[91]，第1206页;[93]，第1171页;[140]，第1206页，1208页，1213页。

　　15、《彭真传(1979—1997)》(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26]，第1289页至1290页。

　　16、《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编写组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八月第一版。

　　[23]，第485页;[82]，第485页至486页。

　　17、《陆定一传》陈清泉     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53]，第501页;[57]，第500页。

　　18、《胡乔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一月第一版。

　　[111]，第105页，110页;[114]，第422页;[120]，第382页;[123]，第328页至333页，336页至340页，360页;[124]，第383页至384页，432页至433页，436页;[125]，第443页至485页。

　　19、《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写组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六月第一版。

　　[112]，第2页，13页;[116]，第4页，22页。

　　20、《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52]，[83]，第164页。

　　2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6]，第81页;[100]，[101]，第89页。

　　22、《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8]，第594页;[25]，第597页;[27]，第597页至598页;[46]，第597页;[54]，第597页;[56]，第598页;[58]，第598页至599页;[128]，第628页至630页，633页。

　　23、《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105]，第49页，53页，55页，129页，114页至118页;[106]，第119页至121页;[108]，第274页至276页，290页至292页，295页至296页，125页，298页;[113]，第224页。

　　24、《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2]，第44页，62页。

　　25、《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78]，第10页。

　　2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80]，第14页。

　　27、《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9]，第392页;[102]，第379页;[126]，第426页至427页;[127]，第426页至433页;[131]，第588页，499页至500页;[135]，第686页至688页。

　　28、《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册)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130]，第461页。

　　29、《〈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8]，第74页至77页;[20]，第77页至79页;[21]，第79页;[22]，第79页;[29]，第82页;[44]，第93页;[48]，第87页至88页;[55]，第89页。

　　30、《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85]，第724页;[136]，第789页。

　　3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0]，第16页至21页;[32]，第21页至23页;[35]，第125页;[45]，第13页，24页至25页;[59]，第24页;[89]，第6页至10页;[94]，第4页，6页，7页，8页至9页，10页;[99]，第26页。

　　32、《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62]，第1页至2页;[63]，[64]，第2页;[65]，第2页至3页;[66]，第3页至4页;[67]，[68]，[69]，第4页;[70]，第4页至5页;[73]，第5页;[74]，第5页至6页;[75]，[84]，第6页。

　　3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

　　[137]，第760页。

　　（二）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五七指示”的发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二版。

　　[30]，第305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六月第三版。

　　[2]，第407页;[4]，第11页;[19]，第40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1]，第1439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第299页;[18]，第299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6]，第351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第一版。

　　[5]，49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

　　[31]，第6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9]，第89页至90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2]，第55页;[23]，第53页至54页; [24]，第55页;[25]，第56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8]，第1338页，1393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第521页，223页;[33]，第223页，521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9]，第89页。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

　　[7]，第226页，241页。

　　14、《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0]，第700页;[11]，第703页;[14]，第694页至695页;[15]，第697页至699页;[16]，第700页;[17]，第695页;[21]，第700页。

　　15、《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主编    李慎明，副主编    陈之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34]，第17页至35页，303页至336页。

　　16、《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张化    苏采青主编       郑谦  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一月第一版。

　　[32]，第157页至162页。

　　17、《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七月第二版。

　　[12]，第78页至81页;[13]，第118页至120页， 81页至86页，60页至62页，96页。

　　18、《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26];[27]。

　　19、《把我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我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

　　[20]。

　　（三）党内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产生。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58]，第97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21]，第1438页至14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

　　[22]，第97页;[23]，第131页。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43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5]，第291页;[16]，第297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10]，第223页;[39]，第105页至107页;[76]，第105页至10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28]，第215页;[29]，第364页;[30]，第440页至441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31]，第29页至30页;[32]，第32页;[33]，第24页;[77]，第29页至32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2]，第71页至74页;[60]，第75页;[63]，第72页;[73]，第73页;[75]，第72页;[80]，第71页至72页;[86]，第71页;[87]，第72页;[88]，第72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第174页至175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494页，496页，501页，503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3]，第1394页至1396页，1398页，1404页至1410页;[48]，第1554页，1468页至1470页;[50]，第1419页;[61]，[68]，第1393页至1396页，1398页，1404页，1406页，1408页至1410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311页至312页;[4]，第350页至352页;[8]，第521页;[81]，第350页至352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464页至465页;[11]，第182页至183页;[12]，第272页;[13]，第323页至324页;[18]，第328页至329页;[19]，第352页至353页;[25]，第227页;[26]，第307页;[27]，第400页至401页;[34]，第480页至481页;[35]，第539页至540页;[36]，第391页至392页;[37]，第405页至406页;[38]，第469页至470页;[45]，第558页;[46]，第567页，570页;[47]，第603页;[49]，第594页至595页;[51]，第599页;[59]，第599页;[62]，第558页，566页至567页，570页;[64]，第593页;[65]，第580页;[66]，第581页，589页;[67]，第594页;[71]，第541页至542页，556页，562页，575页;[78]，第293页对294页，536页，544页至545页;[82]，第405页至406页;[85]，第558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6]，第115页至116页;[41]，第419页至420页;[83]，第419页至420页。

　　16、《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7页至18页。

　　17、《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57]，第67页。

　　18、《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2]，第244页;[17]，第242页;[20]，第241页;[24]，第242页。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44]，第31页至32页;[52]，[69]，[72]，第4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二版。

　　[14]，第148页至149页。

　　21、《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79]，第1191页，1216页。

　　22、《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本)中〈一九八七年的风浪(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74]。

　　23、《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54]，第69页。

　　24、《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55]，第464页;[56]，第464页。

　　25、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载于《党校论坛》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53]，第54页至58页。

　　2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70]，第7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4]，第23页。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北京)。

　　[1]，第4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341页;[3]，第491页，587页;[5]，第611页;[15]，第589页至590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7]，第31页至32页;[13]，第33页。

　　4、《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26]，第1342页至1343页。

　　5、《叶剑英年谱》(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4]，第934页。

　　6、《傅崇碧回忆录》傅崇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22]，第178页，180页至181页。

　　7、《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个工作组成员的亲身经历》张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四月第一版。

　　[6]，第50页至51页;[8]，第51页至52页;[9]，第53页;[10]，第54页至56页;[11]，第57页至58页;[12]，第64页至70页;[14]，第70页;[16]，第60页;[17]，第74页至75页;[18]，第75页;[19]，第75页至76页;[20]，第76页;[21]，第76页至今77页;[23]，第95页至96页;[24]，第96页至98页，98页至100页;[25]，第437页至438页。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8]，第62页;[34]，第57页;[35]，第62页;[56]，第144页;[79]，第144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7]，第694页至695页;[48]，第719页;[269]，第814页至815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9]，第1394页至1398页，1406页至1409页;[52]，第1415页;[87]，1345页至1346页，1388页至1391页;[90]，第1229页至1234页，1257页至1258页，1241页;[91]，第1388页至1408页;[92]，第1410页;[93]，第1418页;[94]，第1389页至1391页;[103]，第1427页;[104]，第1423页;[126]，第1417页;[135]，第1554页;[168]，第1309页至1387页;[176]，第1391页;[188]，第1422页;[212]，第1423页;[216]，1424页;[262]，第1427页至1428页;[266]，第1314页至1328页，1388页至1391页，1554页，1423页，1469页;[267]，第1554页;[270]，第1373页，1422页，1423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585页至586页;[14]，第586页;[25]，[40]，第589页;[59]，第589页;[88]，第516页至517页;[89]，第521页;[97]，第590页;[98]，[99]，第593页;[101]，第589页;[102]，第590页;[109]，第590页至591页;[114]，第593页;[160]，第608页;[169]，第593页;[170]，第536页至593页;[172]，第594页至595页;[175]，第599页至600页;[182]，第590页;[184]，第593页;[189]，[193]，第600页;[202]，第593页;[209]，第601页;[211]，第601页至602页;[215]，第602页至603页;[253]，第603页;[264]，第603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24]，第89页。

　　6、《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21]，第1844页;[203]，第1843页至1844页;[204]，第1844页;[223]，第1845页至1846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0]，第32页;[37]，第32页至33页;[58]，第34页;[95]，第34页;[100]，第34页;[106]，第36页;[180]，第34页;[192]，第41页;[200]，第32页;[201]，第34页;[206]，第41页;[207]，第41页至42页;[214]，第42页;[222]，第41页至43页;[252]，第42页;[259]，第43页至44页。

　　8、《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70]，第1019页，1020页;[85]，第1019页;[120]，第1032页至1033页;[128]，第1022页至1023页;[132]，第1024页至1025页;[134]，第1025页;[137]，第1026页;[157]，[167]，第1024页;[183]，第1019页至1020页;[190]，第1027页;[194]，第1033页;[199]，第1028页;[221]，第1024页;[260]，第1029页;[261]，第1029页至1030页;[268]，第1054页至1055页。

　　9、《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      陈绍畴主编，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105]，第641页;[123]，第641页;[139]，第644页;[140]，第644页至645页;[181]，第638页至639页;[195]，第645页至646页。

　　10、《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115]，第1338页至1339页;[117]，第1344页。

　　1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胜群            闫建琪主编，蒋永清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107]，第1917页;[127]，第1918页至1919页;[186]，第1918页至1919页;[190]，第1924页;[196]，第1924页至1925页;[254]，第1925页;[258]，第1926页。

　　12、《彭真传(1957—1978)》(第三卷)，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十月第一版。

　　[3]，第1192页至1193页，1157页至1158页;[17]，第1132页至1150页;[19]，1143页;[20]，第1150页至1154页;[32]，第1132页至1150页;[47]，第1143页。

　　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185]，第871页。

　　14、《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二版。

　　[171]，第58页，59页;[173]，第64页;[174]，第65页，66页。

　　15、《回忆领袖与战友》吴冷西著，新华出版社出版，二○○六年八月第一版。

　　[61]，第124页至125页;[62]，第290页至292页，298页;[108]，第124页至125页，290页至292页，298页。

　　16、《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本·大字本)，李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208]，第161页。

　　17、《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册)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21]，第394页;[153]，第396页至397页;[165]，第396页。

　　18、《戚本禹回忆录》(上)，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7]，第265页。

　　19、《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5]，第413页至414页;[22]，第417页;[33]，第419页;[236]，第451页;[246]，第452页。

　　20、《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5]，第764页;[143]，第765页。

　　21、《“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

　　[9]，79页;[41]，第91页;[54]，第93页;[149]，第94页;[256]，第95页。

　　22、《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0]，[16]，第19页;[43]，[44]，[45]，第25页;[53]，第27页，29页;[57]，第26页至27页;[72]，第28页;[75]，第30页;[136]，第34页;[138]，第34页;[150]，第33页;[152]，第33页;[162]，第32页;[164]，第32页。

　　23、《“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

　　[28]，第20页;[51]，第21页至22页;[129]，第25页至26页;[130]，第27页;[131]，第27页;[146]，第28页;[148]，第28页;[242]，第34页;[248]，第34页。

　　24、《〈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4]，第126页至128页;[29]，第128页至129页;[69]，第152页;[71]，第152页，153页;[73]，[74]，第154页至155页;[76]，第155页至156页;[77]，第156页至157页;[110]，第157页;[113]，第163页;[142]，第164页至165页;[144]，第158页;[145]，第160页至163页;[147]，第164页;[151]，第166页至167页;[191]，第174页至175页;[197]，第175页;[205]，第174页至175页;[217]，第177页;”[230]，第177页;[244]，第179页;[245]，第179页至180页;[251]，第178页;[255]，第180页;[257]，第181页。

　　25、《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39]，第603页;[80]，第642页;[86]，第643页至644页;[116]，第628页至630页;[119]，第649页;[141]，第647页至648页;[177]，第631页;[178]，第631页;[179]，第652页;[198]，第650页至651页;[210]，第632页;[213]，第632页;[218]，第631页;[220]，第652页至653页;[227]，第655页;[228]，第656页;[231]，第657页;[234]，第657页;[235]，第658页;[238]，第658页;[239]，第658页至659页;[240]，第659页;[243]，第660页;[263]，第663页至664页。

　　26、《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五卷，《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二○○○年三月第一版。

　　[2]，第240页至241页;[4]，第67页，72页至74页;[5]，[6]，第75页;[8]，第76页;[12]，第239页至240页;[31]，第207页至208页;[36]，第247页;[38]，第205页;[50]，第227页;[60]，第236页，241页;[63]，第241页至243页;[65]，第250页;[66]，第205页;[67]，第209页至210页;[68]，第212页至216页;[78]，第227页;[96]，第236页，241页;[154]，第216页至218页;[155]，第218页至219页;[158]，第219页至220页;[159]，第221页至224页;[219]，第232页;[224]，第225页;[225]，第225页至226页;[226]，第226页;[229]，第226页;[232]，第228页;[233]，第228页至230页;[237]，第225页;[241]，第231页。

　　27、《“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81]，[82]，第39页;[83]，第39页至40页;[84]，第41页;[112]，第47页。

　　28、《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125]，第370页;[265]，第370页。

　　29、《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111]，第17页;[118]，第17页至18页;[133]，第12页。

　　30、《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刘武生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46]，第17页。

　　3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十月第二版。

　　[122]，第19页。

　　32、《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156]，第33页至34页;[161]，第14页至43页;[163]，第43页至57页;[166]，第57页至85页;[247]，第87页至91页;[249]，第91页;[250]，第91页至92页。

　　33、《毛泽东与周世钊》     周彦瑜    吴美潮    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二版。

　　[187]，第204页。

　　34、《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著，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一版。

　　[13]，第29页。

　　35、《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十一期。

　　[42]，第32页。

　　36、《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64]。

　　37、《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23];[26]。

　　39、《解放军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1]。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84]，第97页;[191]，第306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92]，第64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96]，第37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49]，第90页;[58]，第93页;[59]，第94页，96页至97页;[90]，第143页;[149]，第65页;[150]，第64页;[151]，第65页至66页;[152]，第82页;[154]，[156]，第80页至84页;[158]，第82页;[174]，第69页至70页;[186]，第101页;[192]，第100页至101页;[195]，第80页;[197]，第100页至101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10]，第173页;[116]，第246页;[117]，[118]，第173页;[125]，第246页。

　　6、《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81]，第200页至208页;[137]，第593页至594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5]，第814页至815页。

　　8、《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10]，[12]，第1426页;[14]，第1554页;[38]，第1427页;[40]，第1427页至1428页;[50]，第1414页，1422页至1424页，1426页至1428页;[52]，第1235页至1250页，1366页至1384页;[56]，第1422页;[88]，第1230页;[95]，第1173页;[103]，第1169页至1170页;[104]，第1134页至1135页，1163页至1169页，1203页至1204页;[105]，第1182页;[108]，第1229页至1230页;[111]，第1366页至1384页;[114]，第1389页至1390页;[190]，第1452页，1460页至1462页，1470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80]，第350页至352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600页至601页;[5]，第604页;[13]，第604页至605页;[20]，[24]，第605页;[35]，第611页;[55]，[57]，第608页;[70]，第609页;[73]，第609页;[129]，第611页;[132]，第611页;[155]，第609页;[182]，第611页;[185]，第609页。

　　11、《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第二版。

　　[82]，第64页至65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93]，第16页;[136]，第107页至108页。

　　13、《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8]，[21]，第1848页;[79]，第1849页至1850页;[121]，第1841页;[123]，第1849页至1850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7]，第45页;[22]，第44页至45页;[26]，第45页;[29]，第45页至46页;[61]，[63]，[64]，[65]，[66]，[75]，[78]，第46页;[193]，第45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112]，第447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06]，第444页至446页。

　　17、《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3]，第1031页;[7]，第1032页;[9]，第1032页至1033页;[11]，第1029页，1034页至1035页;[31]，第1034页至1035页;[37]，第1035页至1036页;[39]，第1040页至1041页;[42]，第1035页;[51]，第1035页至1036页;[102]，第780页至781页;[107]，第421页，426页;[140]，第1038页，1073页;[144]，第1038页;[147]，第1038页，1039页;[187]，第1054页至1055页。

　　18、《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    陈绍畴主编，中央文献出版出版，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32]，[45]，[60]，第648页;[148]，第649页。

　　19、《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冯来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二月第一版。

　　[94]，第338页。

　　20、《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杨胜群，副主编刘金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八月第一版。

　　[33]，第1342页至1343页;[127]，第1343页;[131]，第1343页至1344页。

　　21、《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杨胜群  闫建琪，副主编  蒋永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43]，第1928页;[68]，第1929页;[122]，第1918页至1919页。

　　22、《陈云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金冲及、陈群主编，曹应旺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五年六月第一版。

　　[77]，第1359页。

　　23、《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朱佳木，副主编  刘书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六月第一版。

　　[72]，[76]，第140页。

　　24、《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135]，第443页。

　　25、《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主编刘继贤，副主编张东辉    丁家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四月第一版。

　　[67]，第942页。

　　2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二版。

　　[85]，第200页至202页，258页至261页;[87]，第740页。

　　2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98]，[99]，第39页;[100]，第42页至44页;[101]，第130页至143页。

　　28、《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版。

　　[141]，第451页。

　　29、《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一版。

　　[27]，第403页至404页;[62]，第406页;[183]，第406页。

　　30、《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184]，第218页至219页。

　　3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年十月第二版。

　　[139]，第45页。

　　32、《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熊向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

　　[89]，[97]，第414页至415页。

　　33、《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一月第一版。

　　[36]，第17页至18页。

　　34、《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48]，第28页至29页;[71]，[74]，[124]，第31页。

　　35、《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胡绳主编，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86]，第255页;[91]，第348页。

　　36、《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53]，第768页;[83]，第697页至700页;[128]，第768页。

　　37、《“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00六年一月第三版。

　　[6]，[15]，第98页;[47]，第100页;[180]，[196]，第102页至103页。

　　38、《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张化、苏采青主编，郑谦、王寅城副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年      一月第一版。

　　[4]，第671页;[54]，第632页;[69]，第674页。

　　39、《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153]，[157]，第42页。

　　40、《〈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2]，第186页;[16]，第189页;[19]，第190页;[44]，第192页;[46]，第192页;[119]，第81页;[120]，[130]，第194页至195页;[133]，第195页至196页;[138]，第196页;[175]，[176]，第199页;[178]，[179]，[181]，第200页;[188]，第201页。

　　41、《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八月北京第二版。

　　[109]，第347页;[110]，第376页至377页;[113]，第347页。

　　42、《“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126]，第226页。

　　43、《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2]，第449页至451页;[134]，第463页;[145]，第464页至465页。

　　4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二版。

　　[142]，[143]，第632页;[146]，第408页。

　　45、《清华蒯大富》许爱晶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23]，第99页至102页;[25]，第103页;[28]，第109页至114页;[30]，第110页至114页。

　　46、《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五卷，《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二○○○年三月第一版。

　　[34]，第231页。

　　47、《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续)》，孙兴盛著，载《百年潮》杂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出版社主办。)二○○九年第十期。

　　[41]，第42页。

　　48、《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六年十期。

　　[159]，第1页;[160]，第1页至2页;[161]，第1页，8页至9页;[162]，[163]，第2页;[164]，第4页，6页，8页;[165]，第8页，9页;[166]，3页至4页，2页，6页至7页;[167]，第4页至5页;[168]，第5页;[169]，第5页;[170]，第4页，2页至3页，8页;[171]，第7页;[172]，第9页;[173]，第9页。

　　49、《“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177]，第77页;[189]，第78页，79页，80页至81页;[194]，第82页。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后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205]，第100页至10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98]，第17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第1352页至1357页，1376页至1377页，1381页;[201]，第1423页;[202]，第1468页;[203]，第1469页至1470页。

　　4、《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汇   编。

　　[204]，第164页。

　　5、《“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00]，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