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保钓运动”中的杨振宁

海外“保钓运动”中的杨振宁[①]

何玉

　　在参加过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人士记忆里，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是一个精神领袖般的存在[②]。用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学生赵午的话说：“杨振宁的名字激励了大陆和台湾整整一代的年轻学生们。”[③]杨振宁在海外保钓运动中，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学术界开始关注到华裔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中所起的作用[④]，也提及杨振宁在其中参与的听证会等事项，但对于杨振宁的保钓初衷、跟保钓组织的互动、统运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并无专文进行论述。

　　笔者曾于2017年6月13日与钓鱼岛问题研究专家刘江永教授访问杨振宁。这里结合他本人的口述访谈记录与保钓运动相关档案，力图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保钓运动脉络进行梳理，再现中国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一、最初接触保钓

　　1968年5月，美国以“联合国亚洲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在台湾海峡以北进行海底石油勘探。1969年9月15日，日本地质学家宣称，他们在中国东海尖阁列岛海岸发现了有前途的石油资源[⑤]。1970年8月12日，《中央日报》刊载一位法学家的意见：“钓鱼台列岛海底石油之形成，为我国大陆长江、黄河流出海面时带来的冲积物形成。我国在该区域开采石油，并无不合国际法之处。”[⑥](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9月10日，日本政府宣称，“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属于日本”，并在钓鱼岛上设立水泥标柱，撕毁台湾当局旗帜，驱逐台湾渔民。与此同时，美国正与日本商讨冲绳返还事宜，并且私相授受，非法将钓鱼岛划入琉球地理范围。为了保卫中国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旅居北美、欧洲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与华人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组织游行示威，发行刊物杂志，掀起“保卫钓鱼台运动”。当时，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对钓鱼岛争端开始有所了解，不过并未与香港的保钓团体与人士接触。1971年，49岁的杨振宁回到工作多年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同时，开始参与保钓运动。1971年4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保钓会募捐保钓活动经费，杨振宁、郭子斯等教授均有捐助[⑦]。

　　二、致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会议员的公开信运动

　　为了支持中国政府维护钓鱼岛主权，1971年1月29日和1月30日，大约3000名学生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举行的抗议游行。4月10日，2500名华人社区各个阶层的代表在华盛顿集会，对美国保持中立的态度提出抗议。几乎与此同时，另外1500名中国人也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蒙特利尔游行，表达他们对此问题的严重关切。这些事件引起了《华盛顿星期日明星报》、《纽约时报》等美国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公开信最先由加州大学陈省身教授提出，他草拟了信稿分寄给朋友，迅速激起了热烈反应。不过各界认为初稿太简短，不足以振聋发聩。4月初华盛顿示威游行那周，陈省身来到纽约参加数学年会。布朗大学的朋友发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耶鲁大学与纽约的联络人在王浩教授的办公室里跟陈省身会见，当时决定了登报的日期、方式与信的内容，并决定由纽约来担任筹划工作[⑧]。

　　信稿由王浩与哥伦比亚大学李浩主要执笔，分寄各地征求意见，初稿马上得到杨振宁、林家翘等知名学者的赞助与支持。在此基础上，项武忠(耶鲁大学)、谢定裕(布朗大学)、伍鸿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我焱(哥伦比亚大学)、袁旂(纽约州立大学)等保钓同仁发起“致尼克森总统公开信”活动，在《纽约时报》上以广告方式刊登公开信(1971年5月23日)。为了表现海外同胞保土之普遍热忱，并筹措广告费用，他们发起公开信签名运动与捐款活动。在签名运动的公开信里，18位“已同意签名”的名单中，就有杨振宁的名字。在杨振宁、陈省身、林家翘等人的号召下，此次捐款活动共筹集到19076.36美元，几乎是版面费的两倍，600多位华裔教授与专业人士以及2000多名留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

　　公开信指出：“虽然中国对钓鱼岛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自1968年的联合国石油调查之后，日本与琉球政府一再妄图将钓鱼岛窃为己有。日方有一系列诸如驱赶钓鱼岛海域的中国渔民、破坏钓鱼岛上国民党党旗等极端不友好的行为，这是对二战以来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挑衅。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人认为这种挑衅正是日本全力复苏军国主义的标志。”[⑨]因此，公开信要求尼克松总统和美国国会重新考虑美国对该问题的政策，指出，即将签订的《归还琉球条约》违反了美国的保持中立的原则。因此，要求“1.拒绝任何关于钓鱼岛是美国辖下的琉球群岛或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的声明;2.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的主权;3.谴责日本和琉球政府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及其试图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企图。”[⑩]

　　这封公开信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关注，甚至引起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高度重视，他们将这封公开信的整版广告寄回给英国远东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并指出：“公开信有3000名以上的中国学术界人士参加，其中有一些是学术界重量级人物。”[11]

　　三、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钓鱼岛问题作证

　　(一)吴仙标对杨振宁参与听证会的影响

　　杨振宁回忆，他参与听证会是受到了吴仙标的直接影响：“在1971年的时候，那时没有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都是台湾或香港去的。我想不管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台湾的学生对于钓鱼台这件事情都是完全反对日本占有的。不过，我想多半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政治的头脑，不知道美国政治运作的步骤。可是，吴仙标不一样，吴仙标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一个物理系教授，因为这个缘故，我略微认识他。事实上，他对这事情非常努力。”“所以，当时吴仙标就打电话给我，他给了我一些材料，我看了这些材料之后，就在71年的一天去了华盛顿，做了一个听证。”吴仙标是“钓鱼台运动说服美国参议员工作小组”的一名骨干成员。

　　(二)钓鱼台运动说服美国参议员工作小组

　　1971年6月17日，美日双方片面地签订“美日返还冲绳协定”，根据美国的规定，协定送往美国参议院审议，“必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参议员通过，条约才能生效”。保钓的同学们发现，只要能说服1/3的参议员，“条约就必须修改”[12]。而且，这种出卖及侵略中国的阴谋，有些美国参议员也是反对的，如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在6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时，即公开指出，美国应该对此事保持警惕。其他的美国参议员如麦戈文(McGovern)、富布赖特(Fulbright)等也纷纷致函其中国友人，索取有关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文献证据，以便在参议院检查时，提出反对与修正[13]。

　　在美国的保钓人士注意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了游说活动，为了挽回局势，并将事件真相公诸于世，保钓人士成立了“钓鱼台运动说服美国参议员工作小组”。在正式组织参院说服小组之前，美国各地已经零星地在向一两位参议员进行个别的说服工作，例如罗德岛州的几位保钓朋友，曾经对该州的议员做过说服的工作。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以及各地互相交换意见中，都有部分保钓热心的朋友认为说服的工作应当积极地进行。同时，在保钓运动中，也有部分人反对向美国参议院进行说服工作。

　　赞成向美国参院进行说服工作的主要论点为：“1、美国参议院是决定这个条约是否通过的权力机构。2、部分参议员可能因为正义感、中美关系、美日商业上的冲突等等因素而对琉球归还条约提出修正案，更正错误而将钓鱼台划出琉球之外。3、万一修约不成功，至少可以使我们的证词与立场列入正式美国国会记录而作为今后的历史依据。4、美国参院的说服工作，对美国议员们与进行说服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些教育意义，这是一个实际的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14]

　　反对进行美国参院说服工作的主要论点为：“1、美国近二十年来的亚洲政策是‘扶持日本，围堵中国’，钓鱼台事件之发生，正是这种政策的结果，所以说服美国参院的工作，是‘与虎谋皮’”及‘和强盗讲道理’。2、参加保钓运动的朋友们，虽然少数人有美国居民权，但人数非常少，而大多数是学生，既无经验，又无投票选举权，更无经济力量，因此参院的说服工作，是没有希望的。”[15]

　　根据大家的讨论结果，说服小组在第一次筹备会中，明确了说服小组的原则与立场：(1)向美国参院的说服工作是应当试行的，其最高目标是希望将钓鱼岛从条约中删除，其最低目标是将证词列入正式的国会记录。(2)说服小组要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正式向美参议院以民众团体的身份登记为合法的说服团体。(3)成立资料研究小组。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与国际法角度，客观而正确地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并严正地指出返还冲绳条约中包括了钓鱼岛的错误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与修正这种错误才能顾全中、美、日三国利益的必然性。(4)资料小组的手册，除由各地签名送交各州议员外，并请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学者对手册的资料加以评论与批判，也希望日本的新闻界对其有所评论。(5)呼吁各地保钓热心的中美朋友们，以书面、电话与面谈等各种方式，对其本州议员进行说服的工作。说服小组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为说服工作的主要对象。当参议院对美日返还冲绳协定进行讨论期间，切盼有美国公民的热心保钓人士，分批来华盛顿参加说服的工作。

　　1971年7月24日，吴仙标在特拉华州的家里邀请傅海阔、廖廷元、陈重庆、孙正中、方汝福、林康、李全序、庞百腾(David Pong)、姚文俊、张骥等人，就说服议员工作进行了讨论与任务分工[16]。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寄送上议员请愿书，赶在1971年8月6日国会散会前送到议员们手里。(2)向各地钓鱼台分会报告目前争取钓鱼台主权的发展，在1971年9月7日国会重开之前，将签名工作做好。(3)将请愿书寄送美国的“中国通”专家，希望他们以签字或评论的方式支持。(4)个别重点人物如基辛格、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厄尔·沃伦等人的说服工作，由特拉华州的人来做。

　　(三)说服工作正式展开

　　说服工作正式展开是在1971年8月初，小组分工明确，阵容庞大。主持人兼联络组组长为萧诚容，下设联络组(陈重庆、钱致榕、李雅明、孙正中、袁谢渝秀、张显钟)、财务组(谢祖荫、方汝福、李光荣、孙正中、周苏民、杨汪美仪)、资料组(国是研究社、黄养志、吴仙标、袁谢渝秀、胡芷民)、文书组(何尧轩、胡芷民)、说服组(程君复、傅海澜、张歆海、黄敦钰、叶培智)与其他(胡美澄、王显达、秦棣华、邬头东、印铁林、蓝志臣、赵厚尧、吴国尊)[17]。

　　说服的主要对象是外交委员会主要议员的助理、部分学者及主要议员。在进行说服工作的同时，说服小组曾在纽约、美东国事讨论会、全美国国事讨论会等地向参与保钓的同学们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他们还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向各自所在地的参议员进行说明工作，要求美国参议员本着国际公道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原则下，在审查美日返还冲绳协定时，将涉及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屿部分删去。纽约保钓会曾于当天在华埠散发传单，发起“一人一电”运动，致电美参议院，表明中国人坚决保土决心。

　　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返还冲绳”公开听证会。说服小组邀请中外人士出席作证，被请者有杨振宁、陈省身、伍鸿熙、李浩、伍承祖、约翰·芬查(John Fincher)与越智山·玛丽(Mary Kocheyama)。当时他们都答应愿意为钓鱼岛事件在美国参议院作证，但因参议院对作证人数的限制，无法一一出席，最后决定由杨振宁(以私人身份)，吴仙标、邓志雄与约翰·芬查四位出席作证[18]。

　　杨振宁出席会议，引起会场代表的很大注意。杨振宁在证词中指出，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是无庸置疑的，它们并不包含于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里。美国并没有在钓鱼岛争端中保持中立。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复苏，这将给全世界和日本人民带来邪恶与灾难。美国的海军好像错误地将钓鱼岛列屿看作琉球的一部分。杨振宁敦促美国检查在亚洲的未来长期规划，这一点让他感到极为焦虑。最后，他希望参议院彻底从这个错误中摆脱出来，保持明确的中立，停止美日联盟的行动，停止“美国对日本在钓鱼岛列屿主权的事实承认”[19]。

　　华东师范大学的崔丕教授发现：“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情况，在美日两国政府的有关解密档案中记载略有不同。”在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记载为“会议期间，有的议员提出了日本与台湾当局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问题，并且听取了杨教授等华裔民间人士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证词，但是，仅仅是将这些内容记录在案。”[20]而在《美国对日政策文件集》里，助理国务卿欧文曾向美国驻日大使电文通报，1971年10月29日的参议院听证会听取了纽约州立大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和“特拉华钓鱼台委员会”代表吴仙标教授、托马斯•邓的证词，并且有更为详细的发言记载[21]。

　　中国的《参考消息》也进行了报导：“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对这个委员会说，这些岛屿是使所有中国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他们一致认为，从地理上和历史上来说，这些岛屿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应该把这些岛屿包括在把冲绳归还给日本的条约里。”[22]。1971年11月9日，美国参议院会议投票表决，以84：6票的绝对多数批准通过了《美日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协定》。

　　1972年4月，《保钓会美国参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认为，说服小组的工作引起了美国在钓鱼台事件上立场的改变：在保钓运动的初期，有一些朋友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及民意代表，但所得到的答复，多数是袒护日本的。例如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修斯密(T.P. Shoesmith)于1971年2月22日来函称：“…总统要求我回复您的信……根据条约第三条，该国政府获得了‘南西诸岛’的行政权……旨在包括尖阁诸岛。美国认为，对琉球群岛的剩余主权仍然属于日本。”[23]

　　但自从保钓运动开展以来，海内外同胞的游行与报章杂志上的呼吁，以及我国政府对美日两国严重的抗议，参议院说服小组将这些事实系统地向部分议员加以提醒，终于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推荐书上，得到了明确的中立声明。现摘录执行报告(Executive Report)No. 92-10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唯一权利来源于和平条约，根据该条约，美国只获得行政权，而不是主权。因此，美国移交其行政权的行动不构成基本主权的移交(美国没有主权)，也不影响任何争端方的基本主张。委员会重申，该协定的规定不影响任何国家对尖阁诸岛或钓鱼台列岛的主权要求。……”[24]

　　说服小组的成功之处，在于达到了预期的“最低目的”，证词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得到了外交委员会重申中立的声明，并且对美国参议员与学者提供了教育性的资料。华侨也首次以公开合法的民众团体身份参加美国政治活动。其不成功之处，则是没有达到说服小组预期的“最高期望”，将钓鱼岛从美日琉球协定中删除。虽然部分议员表示同情，却“没有任何一位议员愿主动地提出修正案”。说服小组认为，这是由于“华侨在美国一向对政治冷淡的结果”[25]，希望华侨今后更加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

　　四、“杨振宁真说了这些话？”

　　1971年4月，杨振宁得知美国公民不可到中国旅行的禁令解除，立即向中国驻法大使馆申请访华签证。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打破了冷战时代中美长达20多年的隔绝，开启了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此同一时期，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从法国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先在上海、北京各停留两周，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生化、生理、核子物理等研究所以及上海复旦大学、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且在他的出生地安徽合肥及山西大寨人民公社分别做了一天的停留。

　　返回美国之后，杨振宁应邀赴美国各大校园演讲，向广大留美学生介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大受欢迎。1971年8月底，杨振宁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国际高能电子及光子反应学会上，临时受邀作非正式的演讲，报告他最近访问中国大陆的见闻与印象[26]，“觉得整个社会有一种生气，精神之高非其他国家可比”，“尤值欣慰的，以往中国人不是自卑便是自大的心理变态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切乎实际而不狂妄的自信”[27]。

　　1971年9月21日，杨振宁在他工作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首次公开演讲他对新中国的印象。与会人数踊跃，计达千人[28]。在当时的石溪分校就读的赵玉芬记忆中，那天“杨振宁还没有到场，大教室便早已座无虚席，不少师生挤在过道和窗口旁，仍然难以满足校内外猎奇人们的需要。一些教室不得不接上闭路电视，可依然室室爆满。最后只得在广场安上了高音喇叭，才使激奋的人群平静下来”[29]。

　　《纽约时报》1971年9月23日对此次演讲予以报导，杨振宁演讲全文刊登在《石溪通讯》第2期(1971年10月22日)，并被《新中国》[30]等多家保钓刊物报道与转载。杨振宁在演讲中指出，跟26年前的中国相比，今日中国已经呈现出一副新气象，中国人认真地了解并担负起对这个国家及全世界人类的责任。自1960年后，中国已经由一个依靠输入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过去10年(1960—1970年)，工业产品在量的方面或没有惊人增加，而在质的方面却有巨大的成就。过去不能做的，做不好的，现在都可以自己生产，越做越好。

　　杨振宁的演讲对在美国的港台留学生和华裔学人影响巨大，各保钓团体或邀请杨亲自演讲，或组织座谈会，听讲座录音。1971年10月16日，芝加哥大学举办座谈会，播放杨振宁9月21日在石溪演讲的录音，并有杨氏其他谈话纪录以及一些记者访问大陆的补充报告。石溪分会为了给大家提供便利，还为同学们提供复制录音带的服务。只要在1971年10月15日前，寄上两小时的录音带(卷盘式或盒式)或成本费(卷盘式为$3.17，盒式为$2.64)到石溪分会，“他们将会替你复制杨振宁于9月21日的公开英文演讲(关于中国见闻)”[31]。杨振宁的演讲录音，在麦迪逊城重播之时，同学们反应热烈，其后更有多人索取录音带，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留学》转载了杨振宁演说的中译全文，编者认为这“是一份宝贵的资料，是一位中国知识份子亲历的经验，值得一读”。[32]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水牛》杂志转载了“一位家庭主妇的来信”，在保钓运动的影响下，这位家庭主妇开始跳出“物质”的圈子，“这大半年来真是生活得最痛快的一段时间。最使人兴奋的是对中国的前途有了信心，甚至对台湾的前途也是乐观的，而且觉得自己可以有很多贡献”。[33]她希望自己的好友也看过杨振宁的演讲文字报导。

　　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篇报导，因为这和他们印象中的中国有相当的出入，还有些人根本怀疑这些话是不是杨振宁亲口说的。王以理在1972年《桥刊》第16期发表文章《杨振宁真说了这些话?》，对杨振宁的演讲提出质疑，疑心他是不是在为北京政府宣传，会不会受了共产党的骗。《纽约时报》的记者“想看的却看不到”，“杨博士却能有时在没有向导陪伴的情形下自由自在的看了许多，甚至阅读了《参考资料》”;“难道我们不知道，……中共除了官与兵外，人民不是都穷得吃不饱穿不蔽体?”“杨博士亲属戚故在上海之受到优待，与国民政府被俘或投靠军政官员至今还活在大陆，是只因国民政府仍待解放之故”;“我不愿多劳唇舌加驳斥，因为这些使我更不相信真是出自杨博士之口”[34]。

　　杨振宁在第18期的《桥刊》发文，公开驳斥王以理的质疑。他直接回答王先生：“是的，我真的说了那些话。”[35]杨振宁在中国“所有我想看的地方、机关、人，我都看到了，唯一的例外是法庭。”事实上中国旅游局的人员提出了好多地方要他去看，由于他个人的原因放弃了许多参观的机会。至于亲属受优待，杨振宁并不这么认为：“新中国处理各种‘敌人’的办法是有原则的，不是胡来的。王先生的语气暗示，一旦国民政府被解放，像我岳父等人就不会‘活在大陆’了是乱猜，不值一驳。”[36]关于新旧中国的巨大差别，杨振宁说：“我相信王先生没有了解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满清不也曾修过铁路吗?拿今日的自足自给，有原则，有干劲，不骄人，但是绝不低头的新中国来和旧中国比较，我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奇迹’，‘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发展’。”[37]他认为，王先生的文章有不少“自欺欺人之处”，不知他是“没有看懂，还是故意做作，故意歪曲?”[38]

　　同样的，香港《明报月刊》故意歪曲杨振宁，第77、78两期连载了杨振宁1972年1月中旬在瑞士苏黎世与当地中国同学谈话的内容。关于一般人民对台湾的看法，报导称杨振宁回答“中国人民觉得台湾没有民族气概”，周总理“对台湾有些卑视的态度”[39]。一部分留学生对这些话的来源的正确性不加证实便接受了。芝加哥出版的《钓鱼台快讯》第64期里，有一篇署名草埔人的文章《“台湾人民”不是贱骨头》。这篇文章的开头引了这一段问答，然后根据这段问答表达了作者的愤慨心情。另外，在布法罗，有人将这段问答复印之后分寄出去。许多台湾同学读到这段问答之后，也感到十分气愤。

　　为了澄清事实，《水牛》编辑委员会于9月25日下午直接给杨振宁打了一个电话。杨振宁在电话中指出了下列几点：“1、他对《明报月刊》说是他说的那段话的内容根本不能同意。2、他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3、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给他卑视台湾人的印象。中国大陆一般人民也都把台湾人民当做自己的同胞，根本没有看不起的态度。台湾人民当然是受蒋介石集团压迫的，“二•二八”便是最明显的例子。4、《明报月刊》没有征求他的过目或同意便刊出了那篇报导，他还是经王浩教授提醒，最近才看到这篇文章的。5、他已去信要录音带以做下一步骤的凭据。假如短期之内收不到录音带，他也将写一篇文章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6、他授权《水牛》否认《明报月刊》那段文字的正确性”[40]。澄清之余，同学们不禁想到：为什么一个颇有名气的刊物如《明报月刊》竟不加查验便刊载一段颇富“爆炸性”的文字呢?是《明报月刊》的编者太缺乏常识，还是太聪明了?

　　杨振宁除了讲述自己的回国观感，还多次给海外的留学生分析当前国际局势，这一切对同学们“重新认识祖国的想望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指引”[41]。1972年3月，他跟石溪的中国同学交换意见：“我个人觉得这两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不但是惊人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对于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前途，以及对于下一代跟更下一代的前途有极为密切的影响，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也好。”[42]中美签署联合公报之前的三四周，杨振宁收看的电视节目比他“过去所看的节目的时间总加起来还要多”[43]。根据公报所指示的方向，杨振宁认为，“在较长时期的未来，譬如五年十年以后，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必定演变成中美关系比较接近，而美苏、中苏之间都将继续有很多的争执”[44]。

　　继杨振宁回国后，一批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许多关心新中国的港台留学生也陆续赴大陆访问，想回祖国大陆扎根服务。

　　五、杨振宁谈和平统一中国

　　杨振宁一直坚持中国统一的立场。在1971年10月29日的公开听证会上，听证会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议员对杨振宁教授询问最久，问答中除有关钓鱼岛情况之外，也涉及到中国统一问题[45]。斯帕克曼议员问杨振宁，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上，他是否觉得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跨度，“也许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政府”;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二者合并”?杨振宁回答，后者是“绝对是有可能的”[46]。

　　1971年底，美国许多地方的保钓会或其他中国同学在言论上正式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于是国民党把这些同学主观的意愿说成是“受毛共统战所指使”来“嚇阻留学生”。例如，李我焱、陈治利、王春生等人到大陆去参观，说成“潜伏在留学生中的毛共文特”，而名气较大的杨振宁、何炳棣、杨庆堃等，《中央日报》就“装聋作哑”[47]。这种低劣的手法激起了留学生更多的愤慨。由于外交形势的变化，台湾岛内的青年知识份子被国民党当局一连串的外交失败及保钓运动所唤醒，“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回过了中国，也知道中国有相当的成就，对于大陆的建设成果及国际地位几乎是相当高兴的”[48]。

　　杨振宁1972年在美国各地讲话时，颇具系统地记录电影片，全面报导工农生活及祖国进步的情形。3月21日晚，杨振宁跟几位石溪的同学对中美联合公报进行解读，提出对台湾问题与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认为，公报最后很大部分在讨论台湾问题，遣词用句有点微妙，导致日本首相理解不到位，发出不太妥当的声音之后，很快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其实，美国政府对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49]是很重要的话。尼克松去中国以前，费正清在2月19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全中国统一的中国理想》一文，他建议同学们去阅读该文。

　　杨振宁认为，“历史告诉我们，今日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中国与台湾一日不统一，世界就一日不会有稳定的和平”[50]。蒋介石关于中国统一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最后台湾如何实现跟祖国大陆的统一，现在还没法预测，不过统一的方向是确定的。杨振宁说：“我觉得，传统的中国统一的想法，在中国人的心里头，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我觉得：上海公报上面所讲的：‘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确实是一针见血的，至少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想，台湾最后回到中国的怀抱，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51]他说：“台湾能够和平地被吸收到中国里面，恢复成中国的一省。这是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思议的事情。”[52]

　　杨振宁关于时局的讨论，被美国的《西雅图通讯》(第13期)、《水牛》(第7期)、《石溪通讯》(第9期)、《群报》(第17期)、《钓鱼台月刊》(第17期)等保钓刊物转载，《欧洲通讯》(第3期)也加以转载，进行广泛传播。1972年4月20日晚，杨振宁受匹兹堡中国朋友们的邀请做中文演讲，他“谦虚的态度，平实的言语，让在场二百多位听众/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介绍了“人民祖国的人物风情，自力更生的建设成果，民主的政治制度”，为留学生们“重新认识祖国的想望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指引”[53]。他的热诚和朋友们浓厚的兴趣，使得演讲一直延续到夜里一点钟。这次演讲由匹兹堡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行的《统一通讯》(1972年第5期)简短报导，全文由香港《七十年代月刊》(6月号)刊行，《佛罗里达通讯》(1972年7月)全文转载。

　　杨振宁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美国的讲话颇有份量。他的影响是“让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图书馆，多管管世界大事”。美国纽约的保钓刊物《群报》认为，“杨振宁博士这几年的暑期活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54]。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杨振宁，“这不但是杨教授的个人荣誉，亦是留学生、海外华侨及一切进步科学家们的共同荣誉”[55]，给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回国服务的决心。

　　六、给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

　　1972年中美打开交往的大门后，双方关系已趋缓和，高层对话和人员交往有所增加，但是双方在战略合作上仍存有分歧。1974年福特上台后，中美关系一度陷于停滞状态。1977年1月，卡特上台，担任美国第39任总统。随着美国的改朝换代，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美关系正常化何时能够实现?

　　1977年初，杨振宁被推举为全美华人协会的会长，他联络美国学界人士，倡导在美华人团结，互助自强，心向北京。有同学不理解，杨振宁作为科学家，却到处奔波促进中美关系，这样“搞政治”跟专业工作是否存在冲突?杨振宁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责任，“都应该把眼睛睁开了，看看世界是往那个方向走”，“假如我能够对于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于世界认识有些贡献的话，我觉得这工作是非常值得去做的”[56]。

　　1977年2月27日，他以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其他关心中美交流的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并且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广告费用由全美华人协会支付)，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卡特总统，推动中美建交，全文用英文发表，并附有中文“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近百名学者签名支持，公开信署名的美籍人士包括杨振宁、李振翩、何炳棣、任之恭、蔡流轮、吴定一、余元恺、謬云台、陈省身等。笔者翻译并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1972年2月29日，美国与中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开始并承诺延续‘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产生了一些良好结果：结束两个大国之间战争的危险，近30亿美元的贸易，大量的人员访问与文化交流，包括医生、学者、农民、运动员、艺术家等等。

　　但正常化的道路却已经停滞不前。中美关系将向前推进还是被历史忽视?我们这些签名者，来自全国各地的美籍华人与朋友们，敦促您在197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57]

　　公开信提出，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中宣称“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全世界一百个以上的国家，都已与中国正式建交。在此情况下，“美国是否继续与她的盟友隔绝，而采取与自己利益及承诺相违的对华政策?”公开信阐明，美国继续与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在军事上与其保持联系，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它引用前参院领袖曼斯菲尔德的话，指出美中关系正常化实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约建交，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在欢迎邓小平夫妇宴会上致辞，为推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友好与相互了解做出努力。

　　七、小结

　　杨振宁作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与促进中国统一运动中，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学子。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关键时期，他在美国公开发言作证，对影响美国的钓鱼岛政策走向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为纪念保钓运动三十周年，陈映真、王晓波、龚忠武等老“保钓”分子编辑保钓纪念文集《春雷声声》，执行主编叶先扬在何炳棣先生的推荐下，专程请教杨振宁。杨振宁晚年仍然关注着保钓运动，他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挂着纽约州立大学保钓会发行的保钓刊物《石溪通讯》的封面照片，也曾派秘书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过保钓文集《春雷声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守护和深爱祖国的拳拳之心。

　　图一：杨振宁归国观感报告会

　　图二：致卡特总统公开信（《纽约时报》1977年2月27日)

　　Yang Chen-Ning in the Campaign of Protecting the Sovereignty over Diaoyu Islands

　　HE Yu (Tsinghua University Library)

　　作者信息：

　　何玉，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①] 发表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6期，第78-90页。

　　[②] 2008年张信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接受口述访谈时表示：“我绝对不否认当初杨振宁老师是参加钓运的，他对我们钓运的起动以及初期的支持，去美国的国会去作证、倡议、登广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现在他们把他也编为钓运的一分子并不准确，事实上他是作为精神领袖一样的。”

　　[③] 张首晟、乔玲丽、赵午：《石溪忆旧·杨振宁的学生回忆杨振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7卷第1期，第74—85页。

　　[④] 范岱年：《关于留美华裔科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34卷197期，第2—6页。

　　[⑤] “Oil Find”, Rand Daily Mail，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Sept. 15, 1969, Readex Historical Newspapers Database.

　　[⑥] 《钓鱼台事件大事记》，036-001-011，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藏。

　　[⑦] 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纽约分会宣传组编印：《本报讯》，《钓鱼台简报》1971年第5期，第7页。

　　[⑧] 纽约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致尼克逊公开信经纬》，《纽约钓鱼台简报》1971年第6期，第6页。

　　[⑨]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Nixon and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71.

　　[⑩] Ibid.

　　[11] “Territorial claims of China to Senkaku Islands, to be returned to Japan by United States in 197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67-1980, FCO-21-840-31,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K..

　　[12] 《为保卫钓鱼台对“美国参院说服工作”现况》，《匹兹堡钓鱼台月报》1971年10月，第1页。

　　[13] 《钓鱼台运动说服参议员工作小组》，42-003-010，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藏。

　　[14]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15]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16] 吴仙标：《有关“请愿书”的工作表》，1971年7月26日，52-003-018，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藏。

　　[17] 《钓鱼台运动说服参议员工作小组》，42-001-003，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藏。

　　[18]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19]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by Prof. C.N. Yang, 1971年10月29日，42-001-012，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藏。

　　[20] 崔丕：《美日两国政府应对本国国会审议返还冲绳协定的对策及其对钓鱼岛归属争端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6页。

　　[21] 崔丕：《美日两国政府应对本国国会审议返还冲绳协定的对策及其对钓鱼岛归属争端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6页。

　　[22]《参考消息》美新处：《支持和批评归还冲绳的人就这个问题作证》，《参考消息》1971年11月5日，第2版。

　　[23]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24]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25]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26] 《杨振宁谈大陆之行》，《西雅图钓运通讯》1971年第6期，第10页;也见《钓鱼台快讯》1971年第30期，第3页;《佛大钓鱼台通讯》1971年第4期，第3—4页。

　　[27] 《杨振宁谈大陆之行》，《西雅图钓运通讯》1971年第6期，第10页。

　　[28] 《杨振宁公开谈访华观感》，《群报》1971年第5期，第1版。

　　[29] 《她从海外归来──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党史天地》1995年第1期，第15—18页。

　　[30] 《新中国》杂志以全美保钓会的名义发行，包括纽约保钓会、《群报》、费城、匹兹堡、华盛顿、《水牛》、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保钓会、底特律国是研讨会、安娜堡国是学习社、伊大国是研究社、康奈尔保钓会、威斯康辛麦迪逊保钓会、马里兰保钓会等15家保钓组织。

　　[31] 《听杨振宁演讲 了解中共现况》，《钓鱼台快讯》1971年第33期，第4页。

　　[32] 《编者的话》，《留学》1971年第3期，第2页。

　　[33] 曾亚：《一封家庭主妇的信》，《水牛》1972年第5期，第24—25页。

　　[34] 王以理：《杨振宁真说了这些话?》，《桥刊》1972年第16期，第2页。

　　[35] 杨振宁：《是的，我真的说了那些话》，《群报》1972年第19期，第3版。

　　[36] 杨振宁：《是的，我真的说了那些话》，《群报》1972年第19期，第3版。

　　[37] 杨振宁：《是的，我真的说了那些话》，《群报》1972年第19期，第3版。

　　[38] 杨振宁：《是的，我真的说了那些话》，《群报》1972年第19期，第3版。

　　[39] 《<明报月刊>•歪曲宣传•杨振宁》，《水牛》1972年第13期，第12—13页。

　　[40] 《<明报月刊>•歪曲宣传•杨振宁》，《水牛》1972年第13期，第12—13页。

　　[41] 《杨振宁到匹兹堡》，《统一通讯》1972年第5期，第4版。

　　[42] 杨振宁：《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3期，第2—8页。

　　[43] 杨振宁：《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3期，第2—8页。

　　[44] 杨振宁：《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3期，第2—8页。

　　[45] 华府保钓会:《保钓会美国参议院说服小组总结报告》，《普城通讯》1972年第3期，第22—32页。

　　[46]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Ninety-secon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on EX. J. 92-1”, Oct. 27, 28 and 29, 1971,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1789-1997.

　　[47] 文山：《匪对钓运阴谋真相大白》，《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8期，第15—17页。

　　[48] 《在美国芝加哥出版的<钓鱼台快讯>刊登<台湾来鸿>》，《参考消息》1972年9月5日，第4版。

　　[49] 杨振宁：《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3期，第2—8页。

　　[50] 杨振宁：《对目前时局的一些讨论》，《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3期，第2—8页。

　　[51] 《杨振宁谈和平统一中国》，《群报》1973年第50期，第1版。

　　[52]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群报》1973年第49期，第1版。

　　[53] 小记者：《杨振宁到匹兹堡》，《统一通讯》1972年第5期，第4版。

　　[54]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群报》1973年第49期，第1版。

　　[55]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群报》1973年第49期，第1版。

　　[56] 《与杨振宁先生畅谈记》，《钓鱼台快讯》1977年第157期，第21—24页。

　　[57]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Carter”, New York Times, Feb. 27,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