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杨振宁的保钓轶事——纪念保钓运动50周年

传奇人物杨振宁的保钓轶事

——纪念保钓运动50周年

何玉

　　参加过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老保钓”，或许还记得当年保钓积极分子——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1997年，杨振宁恢复了中国国籍，现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因为他本来就是地道的“清华人”，今年98岁，还在授课。总之，他是个特别有故事且值得尊敬的中国人。

　　2017年6月13日，笔者曾有幸专程就保钓经历，拜访了杨振宁先生。今年正值保钓运动50周年，笔者眼前不由地浮现出台湾岛内和海外保钓的前辈们，于是想借《观察》杂志宝贵的版面，与亲爱的读者们分享杨振宁的保钓轶事，并谨以此文作个纪念。

　　一、走近杨振宁的精神世界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6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安徽，7岁那年住进了北平(今北京)的清华园。这是沾了其父杨克纯(又名杨武之)的光。杨克纯(1896-1973年)是中国早期著名数学家、教育家，192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改任清华大学数学教授、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先后培养出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等众多名家。截至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北平，杨振宁随父母在清华园生活、学习了8个春秋。他天资聪颖，十分好学。在厦门那年，不到7岁的杨振宁就从母亲那学会认识了约三千个汉字。在清华园，父亲不仅是他的数学启蒙老师，也是他人生品格的塑造者。1938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16岁的杨振宁自修高三物理，考入了在因战乱而南迁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1944年，获硕士学位后不久便迎来抗战胜利。1945年，杨振宁获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在当时美国物理、数学一流的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成绩极优，3年半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49年他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于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其后，杨振宁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66年但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兼物理研究所所长。

　　35岁的杨振宁便在世界物理学界功成名就，名声大噪。他本可不问政治，但在1970年至1971年美国兴起的那场保钓运动中，年近半百的这位华裔物理学教授却成为保钓风云人物，被当时一些年轻学子视为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这也许令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很难理解。

　　翻开杨振宁2008年出版的《曙光集》，笔者不禁为他的家国情怀而弄湿了双眼。因为他有一位忠厚而正直的好父亲——杨克纯。其父生于1896年，那时中国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割让台湾给日本。杨克纯从小生长在那个受尽列强欺侮、政治腐败的旧中国，立志发奋学习，科学救国。他一生最喜欢唱并教儿子唱的歌是1906年改版的《中国男儿》。歌中唱道：“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这首歌原是一首清朝末年的“学堂乐歌”，即校园歌曲，1895年一度作为陆军军歌传唱，后来化作甲午战后国人悲愤自强的呐喊。1957年8月9日他们父子相见时，父亲给振宁和儿媳写下两句心里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这首歌，成为杨振宁人生骨子里的动力。

　　不仅如此，杨振宁投身保钓还因为他有一位同窗好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邓稼先比杨振宁小两岁，早在1936年他们就曾在中学同学1年，抗战期间又在西南联大同学4年，此后留美又曾是两年的同屋好友。1950年10月，邓稼先获得物理学博士后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他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并把此后28年的人生奉献给了原子弹、氢弹研发的第一线。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震惊世界。1971年8月，杨振宁与阔别22年的邓稼先在上海重逢。当他得知中国的核武器是中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瞬间，不禁热泪盈眶。这既是为中华民族感到骄傲也是为老同学稼先感到自豪。他评价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当时，杨振宁曾提出回国服务，而周恩来总理为了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希望他留在美国发挥作用。与邓稼先分手后返美的杨振宁，立即再度他投身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其精神动力与热血激情可想而知。

　　图1、杨克纯赠儿子杨振宁、儿媳杜致礼的留念

　　图2、1949年摄于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杨振宁二弟)

　　二、带头为保钓运动捐款尽力

　　1969年至1970年，日本佐藤荣作内阁与美国尼克松政府谈判美国归还日本冲绳时，居然把中国台湾省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划入冲绳范围。于是，从1970年下半年起，美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杨振宁对此十分关注，立即返回美国，在工作之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保钓运动。1971年4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保钓会一次募集的活动经费200多美元。杨振宁、郭子斯(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等人均有捐助。[①]

　　为了保卫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旅居北美、欧洲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与华人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等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发行刊物杂志。1971年1月29日和30日，约3000名留学生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举行的抗议游行。同年4月10日，2500名华人代表在华盛顿集会，抗议美国政府偏袒日本。杨振宁回忆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台湾或香港去的，无论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留学生们对于钓鱼台这件事，都完全反对日本占有。

　　为进一步促使美国政府和民众了解钓鱼岛问题真相，项武忠(耶鲁大学)、谢定裕(布朗大学)、伍鸿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我焱(哥伦比亚大学)、袁旂(纽约州立大学)等人，发起了“致尼克森总统公开信”活动。他们在1971年5月23日《纽约时报》上，以广告方式刊登了这封公开信。为筹措广告费，三位“清华人”——杨振宁及现代微分几何之父、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陈省身(1911-2004年)，应用数学权威、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1916年—2013年)等知名学者率先签名并捐款，带动了600多位华裔教授、专业人士，以及2000多名留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捐款，共筹集到19076.36美元，几乎是版面费的两倍。

　　这封公开信指出，“虽然中国对钓鱼岛列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自1968年的联合国石油调查之后，日本与琉球政府一再妄图将钓鱼岛窃为己有。……这是对二战以来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挑衅。”[②] 公开信要求尼克松总统和美国国会重新考虑对该问题的政策：“1、拒绝任何关于钓鱼岛是美国辖下的琉球群岛或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的声明;2、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拥有的主权;3、谴责日本和琉球政府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及其试图用武力解决争端的企图。”[③]

　　三、挺身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作证

　　1971年6月17日美日双方签订的“归还冲绳协定”，须经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方能生效。当时一些美国参议员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有些则反对政府将钓鱼岛交给日本，希望得到中方有关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以便在参议院审议时提出反对或修正意见[④]。

　　据杨振宁回忆，他参与保钓运动曾受到美籍物理学家吴仙标先生的影响。回首这段历史，杨振宁记忆非常清晰，娓娓道来。他说，当时，包括自己在内，虽有保钓热情，但多半人都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道美国政治运作的步骤。可是，吴仙标不一样，他非常了解美国政治。他是“钓鱼台运动说服美国参议员工作小组”的一名骨干。由于他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物理系教授，所以我们相识。1971年夏的一天，吴仙标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一道去美国参议院说明中国对钓鱼岛问题的主张。我答应了，决定去华盛顿，参加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

　　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审议归还冲绳协定相关听证会。因与会人数受限，只能由杨振宁、吴仙标、邓志雄与约翰芬查四位出席。会上，杨振宁以流利的英语发表证词，其要点是：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无庸置疑，并不包含在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内。美国海军错误地将这些岛屿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希望参议院彻底从这个错误中摆脱出来，保持明确的中立，停止“美国对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事实承认”[⑤]。

　　当时，日本政府曾试图阻止美籍华人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或找到美籍日裔人士出席作证，但均未果。结果，永远留在美国这次听证会历史档案中的只有杨振宁的证词。1971年11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但在参院外委会的建议书中则声明美国就钓鱼岛列岛主权保持中立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杨振宁的证词和全美各地保钓活动，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振宁晚年仍然关注着保钓运动。在他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纽约州立大学保钓会发行的保钓刊物《石溪通讯》的封面照片。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场保钓运动虽未能实现全部目标，但海峡两岸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心向祖国的保钓精神，仍像一盏灯塔点亮在人们的心中，鼓舞着后人继续前行。

　　(作者: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秘书何玉)

　　图3、作者与杨振宁(2017年6月13日，刘江永摄于杨振宁研究室)

　　[①] 《钓鱼台简报》(第五期)，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纽约分会宣传组编印，1971年4月18日，第7页。

　　[②]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Nixon and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1971-05-23.

　　[③]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Nixon and Members of th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1971-05-23.

　　[④] 《钓鱼台运动说服参议员工作小组》，42-003-010.

　　[⑤] Prof. C.N. Yang,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1971-10-29,42-0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