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旧政权公务人员的争取与安置

　　摘要：

　　如何对待和处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公务人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之一。毛泽东既是旧政权公务人员的争取者，也是安置旧政权公务人员政策的制定者、诠释者和执行者。包下来、教育改造、分别录用，是处理旧政权公务人员生活、思想、工作的基本政策。争取与安置旧政权公务人员政策的实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推动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产生了积极效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内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人去了台湾，大部分人则选择留下。如何对待和处理留在大陆的旧政权公务人员(以下简称旧人员，当时中共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即称旧人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之一。为争取和安置旧人员，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思路并得以实施，旧人员的妥善安置也带来了积极效应。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进行了研究，尚无专文论及毛泽东对旧人员的争取和安置问题，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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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对旧政权公务人员的争取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旧人员，主要来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机构。其中，旧军人、旧职员、旧员工人数相对集中，是构成旧人员的主体。

　　一是对旧军人的争取。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尽快结束战争，毛泽东先后致电国民党高级将领劝降，部分国民党军官和士兵自愿放下武器，表示投诚。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多次致电傅作义，奉劝其接受和平解决方式。1949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指出，“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对傅作义及其部属承诺较多，以增强政策的感召力。1月15日，毛泽东再次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的条件。其中提出，如果自动放下武器，不破坏文化古迹、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不杀戮人民，则保证傅部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傅本人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如果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允许离开北平，到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里提出了更为明确、更为宽容的政策，给了傅作义自由选择的空间。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基本协议。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此后，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6月，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委递交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表示，愿意站在反蒋立场，谋取湖南局部和平解放。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明确提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同意程潜提出的“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主张迅速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这一指示发出之后，湖南和平解放的进程提速。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湖南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认为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时，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方式”，即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经过相当长时间之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方案：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作义为主席、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以傅部占多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二为一，以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傅作义对此方案表示满意。8月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傅作义、邓宝珊于23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事宜作出具体安排：“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从这些具体行程的安排，可见毛泽东对争取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高度重视。9月11日，傅作义致电薄一波、聂荣臻，提出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经过系列沟通和协商之后，9月19日，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董其武，对其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表示欢迎，并希望“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为争取云南和平解决，1949年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告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经过沟通和协调，12月9日，卢汉率领云南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2月11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卢汉，对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欢迎，并提出系列具体要求：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除北平、湖南、绥远、云南等地宣布和平解放外，还有部分国民党官兵先后起义，毛泽东和朱德均致电表示欢迎。比如，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起义表示嘉勉。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舰长邵仑、李宝英等及第二舰队全体官兵，赞赏他们率领25艘舰艇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起义行为。

　　二是对旧职员的争取。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各省、市、县政府相继瓦解，为人民民主政权所替代。对供职于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的旧职员如何处理，也是新生政权无法回避的问题。旧职员主要依靠俸薪为生，收入微薄，处境艰难。就上海而言，“局长级月薪折实合两石四斗米为最高，小职员月薪折实竟至八斗米，伪政府此种待遇，已使大多数旧人员生活处于饥饿状态”。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提出，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区别对待、分别录用的方针：战争罪犯、罪大恶极者实行逮捕;有一技之长、无严重反动行为者实行录用。旧职员普遍害怕失业，一旦失业便面临生存危机，在这一方针感召下，旧职员基本上留了下来，等待新生政权的安置。

　　三是对旧员工的争取。旧员工多数具有某方面的技术特长，熟悉生产工艺流程。在接收官僚企业的过程中，依据北平、天津接受企业的经验，中共中央强调不但要接收好，而且要管理好，不影响经营，使生产不受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明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政府和大官僚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量才录用”政策的明示，有利于争取旧员工的支持，消除旧员工的恐慌心理，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对于脱离国民党政府的旧员工，毛泽东同样致电表示欢迎。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称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并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11月19日，毛泽东复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希望他们“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除旧军人、旧职员、旧员工之外，还有部分在学校、科技、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单位工作的旧知识分子，也在争取之列。

　　从上述争取旧人员的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争取旧人员的策略：既争取上层，也争取普通军人、职员和员工;既以秘密方式分别争取，也以公开方式集体争取;在争取的同时作出录用、安置的承诺，将录用、安置作为争取的条件。毛泽东之所以要争取旧人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消耗和损失;二是中共接收城市的经验不足，熟悉城市环境的干部不多，特别是技术性人才短缺，需要利用旧人员维持新生政权的正常运转，尽量减少因接收给企业带来的波动;三是把旧政权和为旧政权服务的公务人员区分开来，符合列宁的观点，也有利于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旧政权必须砸碎，但为旧政权服务的公务人员可以利用。那么，如何安置旧人员，使其转变立场和态度，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对于新生政权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一大考验。

　　二、毛泽东制定安置旧政权公务人员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旧政权急剧更替，各地解放、接收的时间不一，需要安置的旧人员数量缺乏准确统计。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依据毛泽东的估计，需要安置的旧人员数量有一千万。12月，周恩来在关于经济形势和新中国经济关系的报告中指出，需要包下来的，“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周恩来估计的数量比毛泽东略低。安置旧人员的困难在于：一是原来国民党政权机构庞大，新生政权精减机构后，吸纳和消化旧人员存在岗位压力;二是安置旧人员导致财政负担过重，尽管属于“胜利负担”，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端待举，财力十分有限;三是旧人员鱼龙混杂，不少旧人员立场、思想、情感没有转变过来，容易留下隐患，并导致旧人员与中共负责接收的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安置旧人员政策制定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核心作用，不仅是相关政策的提出者、诠释者，而且是相关政策的执行者。包下来、教育改造、分别录用，是处理旧人员生活、思想、工作的基本政策。

　　一是生活上包下来。人首先要吃饭，生存是人的基本需要。为满足旧人员基本生活需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包下来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争取旧人员的过程中已经表达出来，但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上海解放后，发生了裁减旧人员的事件，引发旧人员的不满。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就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电饶漱石时强调，“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公开挑衅，毛泽东再次申明：对于旧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不是反动有据，“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这一政策思路，体现了毛泽东对旧人员的人道主义关怀。为强化包下来政策的执行力，9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新接收的城市，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旧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吃饭，“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需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而留用“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因此，包下来政策的底线是让旧人员活下来，但并不意味着“原职原薪”，工作、待遇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对此，旧人员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为实施包下来的政策，各地制定了一些具体操作办法。如西北局明确处理旧人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主体。其中，旧军事人员，由军区或军分区政治部负责处理;普通公教人员，由民政部门负责处理;失业工人，由企业行政部门及工会负责登记。中共中央后来转发了这一做法，供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人民政府党组“采纳施行”。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指出：“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在毛泽东看来，养活旧人员有困难，但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将养活旧人员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使包下来的政策得以落实。

　　二是思想上教育改造。旧人员原来服务于国民党及其政府，接收之后要使这批人员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转变思想、立场和情感，改变工作方式和作风。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对绥远起义人员的安排时指出，“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团结是改造的基础，通过改造使旧人员逐步消除国民党思想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人民立场，才能为新生政权服务。毛泽东强调，对于旧人员的思想教育，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10月29日，毛泽东就董其武部改编问题复信薄一波时指出，“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毛泽东意识到在旧军人中进行思想教育将遇到不少困难，因而要求确立政治工作在军中的威信。新生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与国民党政权有着本质不同。对于旧职员的思想教育改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样十分重视。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接管国民党司法机关的补充建议》提出，为确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机关形象，对旧司法人员宣布一律停职，但“不应在他们停职后，采取一脚踢开、置之不理或集体养活不加教育的态度，而应采取争取与改造的方针”。根据不同对象，通过采取训练班、座谈会、新法学研究会分会等方式，对旧司法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政策法令、司法制度的教育训练，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司法理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教育改造政策，在处理旧人员的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如华北局在改造绥远起义部队时，对起义官兵一视同仁，坚持多数旧军官能争取、能改造的信念;通过政策研究班、干部学习团、集训各级起义干部等方式进行基本政策教育，收效甚大，其中以干部学习团的方式为最好，作用也最大。根据华北局的报告，参加学习团的4000多人，90%在学习后发生转变，回到部队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伟大。最初回到部队时，因为表现进步，还受到反动分子和不觉悟分子的嘲笑孤立。随着受训回队的人越来越多并组织同学会，情况完全转好。各级政府机关也仿效学习团办法，开展在职干部学习，连队也开展政治教育。同时，通过各代表会议、各种座谈会，广泛宣传了党的政策。可见，对旧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三是工作上分别录用。旧人员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只要转变思想、立场和情感，改变工作方式和作风，可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1949年2月16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处理方针的指示》明确提出，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学识，可在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确有专门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才，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这里对于旧军人的使用，根据具有较高学识、具有专门军事技术、政治上向我靠拢且有改造可能三种情况，作出了具体规定。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用其所长、用我所需。对于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伞兵，毛泽东明确要求他们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为建设新中国的伞兵而奋斗。

　　对于旧职员的安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已明确表示“分别录用”。新中国成立后，着手具体实施和安排。如平津人民法院成立后，聘用个别进步律师做审判员，留用个别旧检察官做公设辩护人，留用及试用一批书记官、录事、档案管理人员、赃物库管理人员、检验员、法警、庭丁等。实践表明，“这些人员一般地尚能奉命唯谨，从事工作，并开始学习新的法律观点与新的司法作风”。经过旧职员使用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信旧职员中的“许多人是能够逐渐改造过来而为人民服务的”。

　　对于旧人员中的重点人物，毛泽东更为重视其使用问题。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时，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傅作义说，不能在军队工作了，最好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您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1949年9月21日，傅作义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愿望，任命为水利部部长。

　　程潜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湖南和平解放前，毛泽东就考虑待南方各省平定后，程潜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1949年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电文指出，“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依据毛泽东的设想，8月29日，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9月1日，湖南临时政府成立，陈明仁为主席，袁任远为副主席;8月30日，毛泽东致电程潜，邀请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事;9月7日，程潜到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00余人到车站迎接。1952年3月，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程潜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安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可见，对于旧人员的安置，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生活上包下来、思想上教育改造、工作上分别录用的政策，而且力求各项政策得到落实。安置旧人员政策的实施，使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赢得了旧人员的拥护、信任和支持。

　　三、毛泽东争取与安置旧政权公务人员的积极效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争取和安置旧人员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推动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产生了积极影响。

　　维护社会稳定。旧人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安置不妥，将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2.7万人，结果引起很多人不满;北平和平解放时，遣散傅作义部军官1.7万人，结果“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对于此类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张立即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两类，对于后一类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如果旧人员活不下来，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甚至影响新生政权的稳定。中共中央意识到，“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这里将包下来、养活旧人员提到了责任的高度，并且着眼政治上的考量。各地在实施包下来政策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政策落空将带来的后果。如在西安市接管过程中，部分机关对旧人员的处理表现不负责任，导致遣散的3200多人中，半数生活无着，加上他处遣散流落西安的失业旧人员，为数亦不少。有鉴于此，西北局明确提出，“对他们处理，应抱慎重态度，轻率‘推出门不管’的办法，不仅对党的政治影响不好，社会治安也会受到影响”。妥善安置旧人员，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问题的解决，保持了社会稳定。

　　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建构良好的执政形象对于执政地位的巩固至为重要。通过争取安置旧人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诚恳、宽容、平等、守信的形象。在争取安置旧人员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十分诚恳的态度，通过沟通、磋商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协议，注意尊重对方的意见。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同意他们与傅作义会面，并且强调会面时“对傅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争取和安置旧人员，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计过往的宽容精神。董必武指出，旧人员“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的分子就要严厉。这一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怀。1951年7月11日，薄一波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我答以不需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请妥慎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着眼当下和将来，少谈历史上的是非，体现了毛泽东的宽容态度。在安置旧人员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平等对待旧人员。1950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聂荣臻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军事报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这里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平等态度，不歧视起义部队，而是平等对待，有利于旧军人转变思想和立场。包下来、教育改造、分别录用等政策的实施，兑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当时有旧人员反映，“共产党来了不侮辱，没事做还发两月薪水，临走又发一月遣散费，他们自己吃苦耐劳，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傅作义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也指出，“依照毛主席的政策，这些人没有受到歧视，并且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人人各得其所，他们的生活比在旧社会好的多”。事实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守信的。在傅作义看来，对于国民党，中国人民不是没有给他机会，但它执政20多年一无建树，弄得民穷财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大陆，才不过短短的几年，许多过去想办而不能办到的好事，都办起来了”。这说明，经过兑现安置旧人员的承诺，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旧人员中的形象基本树立起来，赢得了旧人员的接受和信任。

　　推动新中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而专业技能的培养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过程。将旧军人利用起来，有利于新中国陆海空军和特种兵的建立;录用部分旧职员，有利于新中国各职能部门的建立和运转;将旧员工特别是技术工人利用起来，有利于企业正常生产。分别录用旧人员，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旧人员的生存问题。比如，上海解放前夕，仅担任7天代理市长的赵祖康，是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进修道路与排水工程。在交接仪式上，陈毅邀请他发挥专业特长，在市府任职，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上任之后，赵祖康在组织应对台风袭击、主持棚户区道路修治、规划上海市政建设方面发挥了作用，后来担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夏，淮河接连发生两次大决口，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7月19日，毛泽东在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报告上，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根治淮河工程就是由傅作义具体组织实施的，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

　　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团结旧人员，有利于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凝聚各方面力量。董必武以傅作义、程潜为例，说明了团结旧人员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我们便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圈子”，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邀请旧人员中的代表性人物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傅作义、邓宝珊、程潜、陈明仁都在邀请之列。绥远起义后，经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董其武、孙兰峰、周北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时，提议邀请一些起义人员、少数民族、文教、工商等各方面的代表列席政协全委会，可以发言，没有表决权。“这样各方面的人都有，就可以听各方面的意见。军事、财政、经济、文教、土改、政治等整个情况让大家了解一下，讨论出一致办法，就会统一意志，就能加强团结”。毛泽东把起义人员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参与政治协商、政策制定，以发挥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傅作义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发言指出，“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响应祖国的号召，遵从台湾同胞的意愿，主动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傅作义在这里发出了争取祖国统一的呼声，力图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影响力，推动祖国统一的实现。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旧人员的争取和安置，可以看出毛泽东处理重大问题的魄力和智慧。既尊重历史，又主张从大局和长远出发，着眼将来，不纠缠历史上的是非;以保障生存作为政策底线，将民生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来处理;既注意政策的统一性，又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注意政策的差异性;既注重政策制定，更重视政策执行，适时总结实践经验，纠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信守承诺，提升政策的执行力，通过政策执行赢得各方支持，建构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这些经验，对于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陈金龙，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李依睿，女，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求索》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