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煜也、王慰慰：“纺织”——边区运动与艺术实验

　　文艺批评编者按

　　泰康空间在关注多媒介的基础上，尤以摄影为个案，持续考察其艺术价值、媒介特性，以及在中国宏观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意义。近些年，其学术视野亦从摄影扩展到更广泛的媒介与技术研究领域，兼顾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根据历史重新理解当代的两个路径，注重思考艺术与人类技术发展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形成有迹可循、逐步深入的系列项目。2018年的“开放源系列工作坊”邀请在艺术、科技、哲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者围绕媒介技术等话题分享多元性的思考。此次的“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系列活动是对媒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观察与探究。该系列活动包含线上讨论和线上写作两部分，邀请了十余位研究者，从媒介技术史、摄影史、视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的角度，呈现有关技术、图像与视觉的辩证思考机制，展现媒介的多时间性及其政治历史维度。

　　7月26日下午，泰康空间举办了“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系列活动的第一场线上讨论，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此次讲座嘉宾的发言精要。研究者孔煜也和策展员王慰慰作为本次讨论的嘉宾，她们分别从边区妇女纺织运动的历史和当代艺术中的“纺织”元素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劳动妇女和农民有没有可能成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主体进行思考，同时也通过“纺织”这一点，去考察跟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去反思我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泰康空间”，特此感谢!

　　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野

　　中国的棉纺织业问题一直是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典型代表。李约瑟是比较欧洲中心的立场，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了一个需要被质疑的前提。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以欧洲为模板的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包括对复杂机械、规模利润的追求当成必然的历史路径呢?为什么要问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把中国的经验当做一个同等的历史资源?在这个质疑的前提下，学界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反思。李约瑟的学生Francesca Bray提出了一个批判性技术史的视野，她的代表作《技术与性别(Technology and Gender)》开启了一整个新的学理脉络。她认为批判性科技史的视野就是希望不以机械的复杂程度、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运作规模和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的数量的减少来判断技术的效能。

　　英国学者Francesca Bray及其著作《技术与性别(Technology and Gender)》

　　另一个方面就是妇女史的背景。其实中国妇女史这些年有很多非常有启发的研究。但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普通劳动妇女怎么被纳入到历史书写中?这些年也已经有很多非常有益的研究，比如Gail Hershatter教授做的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主要是植棉的一些妇女劳动研究，还有Emily Honig做的1919年到1949年的上海棉纺织工人的研究。这些年关于妇女和纺织的主题也有一些学者在做。例如Jacob Eyferth教授，他是芝大的人类学教授，做了非常扎实的田野研究。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提出批判的科技史，我个人觉得它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是不将非西方经验当作补充性的偶发历史，而是将其当成主体去描述。然后第二个就是具体到人，将未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群体纳入到历史书写中。我自己的研究也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技术它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态不同?农民和劳动妇女有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吗?我相信边区纺织运动就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今日主流故事的历史资源。

　　边区纺织运动简述

　　先简单介绍一下纺织运动这个案例，什么是边区纺织运动。广义上来说它是1940年前后从延安开始的一个大规模动员妇女参与纺织生产的运动，高潮是1946年到1948年以太行区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百日纺织运动”。整个运动的动因非常复杂，首先当然是战争的需求，其次就是为了渡荒，1942、1943年有非常大的饥荒在北方。此外，妇女想要通过纺织发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944年11月，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召开。

　　整个运动的特点，首先和边区其他实践很类似的，就是自力更生，从棉花的种植到棉布的生产，自种自纺自织。第二个特点就是纺织劳动是组织起来的，当时主要有三个形式，灯油互助组、以织机为中心的纺织互助组和小型工厂。整个纺织运动其实很短暂，1949年解放之后结束了，农村妇女进入农业生产植棉，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土法纺织：技术的生产与传播

　　案例一

　　作为技术传播与改造平台的生产展览会

　　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表彰大会偏向于形式主义不一样，当时整个生产展览会是非常以实用为指向的。在太行第二届群英大会上发动了方圆十五里内的群众参与布置，有18个单元的生产馆，着重实物展览，完全以解决实际生产需要为导向。这个展览是纺织染分两室，有纺织英雄连环画、纺织成品、纺织工具，工具里面有许多当时当地的工匠、农民、妇女自己改造发明的新工具。有趣的是这些机器不是摆在那里有一个说明书，而是全部都有说明员进行操作，为观众进行讲解，具有现场教学功能。

　　上：《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丛书之四纺织运动与纺织英雄》，大会编辑委员会编印，1947年1月

　　下：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生产展览馆门前

　　为什么说生产展览会是一种群众实践的技术传播与改造平台?因为它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刚才说的技术传播特点，其次整个生产展览会虽然是一个边区政府活动，但很快就推广到了基层。像冀南的永林娘组，可能只是几个人、十几个人，她们完全学会了这样一种实践模式。每5天组织一次展览，全组布与线的质量很快都提高了。可见在当时生产展览会的基层化和日常化的程度。

　　案例二

　　去中心化的纺织训练班

　　纺织训练班是1938年“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1939工合延安事务所组织起来的，是当时一些热心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通过海外募捐资金，在中国区域由延安边区政府筹办的。后来纺织训练班深入到基层去推广开来，它的去中心化就更强了。

　　韩庄村是专区中的纺织模范村，区政府找到领导村里纺织生产的副村长韩书娥，请她举办纺织训练班推动全区。韩书娥没有得到区里的资源支持，而是通过“东家借机，西家借梭”的方式训练了三十多个外村妇女(上文提到的县联社训练班一期也仅有30人)。除此之外，“书娥还不放心，怕这些妇女回去推动不了各村，她又动员本村妇女出村去教纺织”。她总共动员了26个妇女出村教会了一百二十多个妇女，带动了全区纺织生产，被当作“说明了太行区的纺织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的模范事迹，同时被赋予了妇女解放的革命意义：“更重要的是，做下这样一件事情的乃是一个妇女，她正代表着整个太行区的妇女怎样在和男人一样担负着建设太行区的重任”。

　　牛书娥和韩庄纺织——记一个模范女村长[N]，人民日报，1947-3-7

　　这个案例在政治上已经被当做是妇女解放的革命性举动，它打破了专业人员、特定社会阶层或者特定性别对于技术的垄断。并且妇女在纺织训练班里不只是学习如何进行纺织，而是亲身参与到了新的工具和技术的改革当中。她们可以根据自己劳动的习惯，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体力情况改造整个纺车。

　　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工具革新，摒弃了对技术专家垄断性权威的信任，要求以群众为科技实践的主体，以群众生活生产的经验为有效的科技资源，整个过程是Harry Braverman说的“概念”与“执行”统合起来的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一个被异化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状态。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思考最开始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技术的形态到底有怎样的可能性，是不是只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流水线上的工人这样一个纺织女工的状态，或者是小农生产当中的男耕女织的状态，边区跟这些状态显然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案例三

　　“群众性的创造事业”—— 技术研究委员会

　　太行区东庄村研发建造纺织工具的案例十分典型。这个村组织了一个水利委员会，由当地的工匠领头进行集体研究，想设计一个新的工具水打风弓，组织起了40多人的土木包工队，其中许多都是当时只做过小工的木工，然后做出了很多改良的纺织机器和工具。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当地工匠，在制造水力风弓的过程中，他们凭借敏锐的政治学习能力，放弃了传统的作坊式生产，转而采取了“先锋”的委员会集体研究形式，由此打破了传统大工匠对特定技术的垄断，使得技术得以在农民与工匠之间、工匠的不同工种之间、师傅与小工之间传播开来。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技术研究委员会超越了生产力与生产组织层面的群众性，触及到了生产关系的群众性变革。

　　在社会最基层，不同人群之间互助合作的生产关系正在试图取代维持着旧社会秩序的师徒相传、内外有别。正是这种激进的革命性使得技术研究委员会、纺织训练班等群众技术实践从根本上区别于现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官僚系统与技术精英话语。就像董必武所总结的，边区的技术实践是一种“由群众教育群众……而非依靠什么专家”，即使在有专家可依靠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也应当帮助群众研究技术，且应虚心去向群众学习”这样一个模式。

　　性别视角：革命动员和理性计算结合的技术方案

　　王桃梅：从“破鞋”到纺织英雄

　　这里介绍一下王桃梅的案例，她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乡村伦理中的所谓男女关系不正的“破鞋”到边区纺织英雄的经历。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革命动员和理性计算相结合的技术方案呢?在王桃梅，包括其他纺织英雄的工作中，我们会发现按劳分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方法，包括给妇女算账，按活定分。建国之后的工分制，在这里可以看到雏形，然后订工折工边工、使用工票制度、家庭分红制度等，当时一个很核心的slogan“想要发家必须纺花”，是以利益计算为核心的技术推广方案。

　　这整个工作方式成立的思想前提是基层干部要认为妇女农民是算得清账的。甚至这个文件里面还非常严厉地警惕干部绝对不能犯认为农民和贫困妇女愚昧的错误，一直在强调妇女和农民可能有保守的一面，但绝不能认为他/她们是没有能力成为技术掌握者的。在思想前提之外，还有一个制度前提就是劳动分配方法。仍以王桃梅的案例为例，在纺织之前她是个“破鞋”，新政权建立之后，她仍旧是一个“腐化妇女”，处于政治上的孤立状态。她转变的关键就是参与到纺织生产当中去，一年内将她和5个其他“腐化妇女”一起组织起来的纺织小组发展成了42人小工厂。1947年就成为了太行区的纺织英雄，得到了社会身份的彻底更新。而她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这种朴素的按劳分配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谁有本事就干什么，其实就是换工的制度，一切生活都订分，包括生产劳动、看孩子、做家务，配有公票制度，最后还有补充性的家庭分红。

　　王桃梅整个的工作流程，我总结为三个环节：首先这些方法不是王桃梅的创新，而是来自于农村既有的实践经验。记工、换工、变工存在很久了。然后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化制度化后，深入基层广泛宣传;基层干部再组织群众进行集体的民主讨论，因地制宜转化为具体实践。这里的基层干部其实就是指王桃梅这样的人，这个转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动态的革命实践，其中关键的步骤就是所谓的“集体讨论”。刚才说过记工、换工其实过去就有，但过去的原则多半是“巧工剥笨工，也是有阶级性的”，技术的再分配因此成为阶级斗争的内容。集体讨论因此具有革命作用。而集体讨论的原则是妇女自己说的，“有事当面说，不许背后瞎咕叽“。规矩都是他们自己定出来，所以大家都很尊重。通过基层的、民主的集体讨论，这样一个过去具有剥削性质的劳动分配原则，就变成了一个边区的具有解放性的劳动分配制度。

　　被遗弃者的解放政治

　　原本被排除在技术垄断之外的人成为了制度具体内容的制定者和实践者，确保了制度落实和技术实践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贫农、二流子、老弱残废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群众”。由此，朴素的群众经验完成了一次在基层社会中的有机循环，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理论资源，又在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激发出更丰富的创造性实践。这种转变其实是王桃梅案例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它不只发生在王桃梅自己身上，也是她领导的整个纺织组织的一个核心问题。

　　王桃梅开展纺织的起点是6个“腐化妇女”的纺织小组，这使得王桃梅的工作天然具有激进的群众性。从她的角度看，纺织互助合作组织不仅担负着生产责任，而且承担着“使老弱残废能够生活”的朴素社会责任，而“老弱残废”也具有转变自己参与组织的能力，“组织起来”围绕着生产发生，但革命政治同样是其内在的诉求，这就要求“组织”还要担负起社会再造与社会团结的义务。王桃梅故事背后有一个全新的革命伦理，新政权以“劳动光荣”为核心，在乡村政权的基础上辩证地建立起了一套革命价值体系，“劳动”的价值被神圣化，在此之外的身份标记都可以得到转换更新，给予“被遗弃者”一个革命的窗口。

　　愉快的劳动：对妇女来说什么是“好”工作？　　

　　王桃梅整个组织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她会说“我们是个快乐大家庭”。那么问题就来了，在王桃梅工厂的劳动为什么是快乐的?怎样的劳动才能被称之为快乐劳动?

　　在以前，最底层的贫苦妇女也是要出来工作的，但被当成伤风败俗，所以在社会空间中也不会有人跟她们聊天说话。她们虽然肉身存在于公共领域当中，但其实是不可见的。所以对于有这些经验的妇女来说，所谓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轻松的工作，而是集体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对于农村妇女来说特别具有解放感。像“四三决定”就是从整体政策上提到“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歌唱的小调等”。再次要强调不能将政策文件看作是完全自上而下的动员，它的具体指导意见，尤其在边区的时候是对技术经验的学习和归纳，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

　　在我看来，集体歌唱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政治特征的再生产技术。妇女们的歌声实际上表明她们正在共同参加这样一种非压迫性的集体劳作，通过这样一起唱歌的活动，妇女之间建立起某种又竞争、又合作的姐妹情谊，参与到超越个体小农家庭的生产关系和网络当中。这种歌声，它表明妇女在社会领域当中的主体位置逐渐变得可见。妇女的劳动成果在从前被家庭成员共享，同时劳动价值并不被承认，所以有说有笑的纺织妇女，是从压迫性生产关系中或者说从“四条绳索”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了。关于歌唱与劳动的关系，更多还可以参考王洪喆老师的研究。纺织运动当中当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包括妇女负担过重，还有官僚主义脱离基层实际的一些问题，其实这在今天也是基层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后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再去思考技术到底是不是中立的，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态不同?劳动妇女和农民有没有可能成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主体?我觉得我自己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想追问的问题，在当今以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技术系统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更具有公共性的可行选择?我认为历史重访不是一种告别，而恰恰是重新理解当下现实问题的一次新尝试。其中蕴含的丰富历史资源，还有很多值得挖掘、有趣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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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纺织或者纺织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人们当成是一种艺术，而更多的被当成一种手工艺。但近几年它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被主流的美术馆、双年展、博览会纳入视野中，作为一种可以超越和突破固有领域，比如性别界限的创作媒材。

　　其实只要稍稍进行一些观察就可以发现，围绕着纺织可以展开很多的研究跟讨论。比如说通过纺织的技术去进行视觉语言的尝试;探讨纺织跟身体、手工的关系;到大机器生产过程中，对人跟机器、资本的关系之间变化的考察;再比方说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丝绸，从蚕的养殖、丝绸生产、贸易技术的传播等去观察中国、亚洲，甚至欧亚之间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包括像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面所谈到的，棉花将不同的大陆连接在一起，无形中就创造了一种全球网络，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销售等等编织起来的网络，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整个理解全球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去考察殖民背景之下很多原住民的工艺，他们的文化历史变迁。再比方说像纺织跟计算机编程之间的关系，把纺织跟高科技、新型科技的研发，甚至通过纺织新材料的研发进一步观察人类跟宇宙、跟自然的关系。对艺术家、艺术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文化的研究者来讲，纺织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切入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考察跟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去反思我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接下来我通过几位艺术家的案例，看艺术家是如何触及纺织，再立足纺织回旋到一个更加宽泛的文化领域。

　　郑然斗：纺织勾连起两代女性的生命故事

　　先介绍一位韩国艺术家郑然斗，在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的实践。他是2018年六厂驻厂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就比较直接触及到香港的纺织工业。香港的纺织业主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政局的变化，50年代后非常多上海及苏浙地区的纺织业者把工厂、技术人员从大陆迁徙到香港，建造了大量的纺织厂，同时因为香港比较特殊的经贸地位，使得香港的成衣业非常迅速、磅礴的发展起来。一直到80年代之后，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量的工厂开始北迁，香港逐渐转化到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中心。所以香港的纺织业也和人口及劳动力的迁徙互相伴随。

　　上：郑然斗作品局部

　　下：郑然斗，《穿高跟鞋的少女》，影像、刺绣，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2018

　　六厂本身的地理位置是在香港的荃湾，香港荃湾从6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纺织厂，是一个以纺织厂为中心慢慢发展起来的新兴社区。郑然斗在六厂驻留期间，在荃湾地区做了很多社会调研，遇到了一些依然住在荃湾地区但已经退休的纺织工人。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闵婆婆。她是1956年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就在纺织厂工作。而且因为她身材矮小，所以一直穿着高跟鞋工作。郑然斗在社会调研的过程当中收集了很多当时闵婆婆以及和闵婆婆一样早年从事纺织工作的人的话和故事，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件影像作品和一些刺绣作品。影像作品的一个屏幕里面是他对闵婆婆的访谈，另一个屏幕是他邀请了好几位香港的年轻女孩，这些女孩子都是跟闵婆婆当时偷渡到香港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女孩，然后邀请这些女孩在香港九龙塘、老纺织工厂等，跟闵婆婆曾经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进行拍摄，再通过艺术家的剪辑去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境。两个屏幕之间没有一定的叙事关系，但在剪辑后就好像是外婆跟孙女之间的对话，以此来呈现在数十年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不同时代女性对于梦想、生活的不同体验，把她们之间很不一样的生命故事交织在一起。下图是从闵婆婆的访谈当中抽取出来的一些文字，以刺绣的方式呈现在画布上。

　　郑然斗与闵婆婆

　　林东鹏：重绘纱厂社区的集体记忆

　　接下来的一个案例是香港艺术家林东鹏的创作，是他和建筑团队Collective合作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当时六厂还没有改建完成，他通过社会调研去涵盖整个南丰纱厂的产业历程，以及以前在南丰纱厂工作的工人们的个人和集体记忆。再延展到整个荃湾的自然景观地脉，和香港各个区跟纺织有关的历史风貌。整个墙面上把艺术家在田野调查、社区活动收集到的不同图景结合在一起。比较有趣的是这些画面都是绘制在非常轻巧的铝片上，这也是林东鹏跟建筑团队的一个构想，当风吹起来的时候，这些铝片就会随风飘动，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图景。这个作品是将二维平面画作跟三维装置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的画面。

　　林东鹏，《迹织绘》，和建筑团队COLLECTIVE合作

　　Contact Gonzo：即兴的身体游戏

　　接下来是以表演艺术为媒介的日本艺术家团体Contact Gonzo。他们通常的创作都是即兴表演，非常强调没有固有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即兴的身体对抗、拉扯去形成身体情绪，身体本能能量的焕发以及对话等等。他们跟六厂的合作也很有趣，因为六厂是由纺织厂改建来的，所以我们也招募之前在纺织厂工作的技师、女工来合作，我们有特别的工作室、完备的缝纫机、缝纫的材料和技术。在Contact Gonzo来合作的时候，就由他们自己来制作自己的演出服，这是他们第一次去自己想象，跟我们的员工一起合作制作服装。在现场表演的时候，他们穿上自己制作的衣服，表演其实也是不同人之间通过游戏、身体的互动营造出一种既有游戏、又有激烈对抗的身体关系。

　　Contact Gonzo，现场表演，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2019，与TS Crew合作

　　Kawita：生产中的女性身体

　　同样是表演，泰国艺术家Kawita Vatanajyankur的创作，想要表达的以及切入方式就非常不同。Kawita的创作也基本是以表演为基础，以非常艳丽的画面去回应现代的全球化、消费主义背后的工业劳动、资本对于劳动力的剥削等这些阴暗面。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纺锤、飞梭等工厂里的工具，去重现工业的、机器的重复劳动，以及这种重复劳动对女性身体的异化。她的创作也是在直接回应2013年在孟加拉国的服装工厂，热那大厦的倒塌所造成的1000多工人死伤的悲剧，借此讨论大规模的生产、消费背后的残酷现实，以及联想到快消时尚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问题。

　　上：Kawita Vatanajyankur，《穿梭》，录像截图，2019

　　下：Kawita Vatanajyankur作品

　　咸京我：不可言说的纺织行为

　　同样是女性艺术家，还有一个案例是韩国艺术家咸京我的创作，又是很不一样的切入点。画面上非常艳丽的画面其实全部都是刺绣，隐藏在画面里的英文字，翻译过来是“你也寂寞吗?”。这个是咸京我把自己的设计通过一些途径送到北韩，由北韩工人制作完成的。其实南北韩之间所谓的断绝关系之下，有很多隐藏的贸易关系，比方说黑市买卖，通过中国、俄罗斯的走私活动，或者是一些不可见光的流通关系。艺术家通过不可公开的关系，跟北韩工人通过刺绣、画布进行一种沟通。其实艺术家在呈现创作以外很少会详细论述她跟北韩工人的互通关系是如何进行的，反而是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她其实也是通过画布以及背后隐藏的故事，去观察在这种权利和国际形势之下，个人所留下的微小痕迹，以及这种国际关系如何被形塑出来。

　　咸京我，《刺私语，针国/隐藏简讯系列/你也寂寞吗?BK 03-01-01》，2018-2019

　　黄荣法：用身体与时间对峙

　　接下来这位艺术家黄荣法，也是一位香港的艺术家，他对于纺织的切入点更加抽象和隐喻。他是从纺织背后的线本身去谈，线其实也是人通过线去想象语言，去想象时间。时间既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缠绕的、扭曲的，甚至可能是断裂的。所以通过线对于人、时间、语言，甚至对于宇宙等的想象可以非常多元丰富。黄荣法在展览中呈现的作品，也是对通过个人的劳动去面对更加广阔的时间，与时间对峙的过程。他定制了一个跟自己身体一样高的钢柱，每天磨下一点钢柱的粉末，然后放在玻璃针管里，每天制作一个这样的玻璃钢针。他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仍在制作这件作品，也是想通过个人劳动和这些粉末，比喻他对于时间的凝固，或者说把时间放在自己的玻璃胶囊里，以切片的方式把自己生命的一段历程凝固下来。

　　黄荣法，《時.针 系列》，2016至今

　　今天就通过这6位艺术家非常不同的创作跟思考的点去呈现一些可以跟纺织发生关联的这种艺术实践的可能性。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艺术家，也会在他们的创作当中或多或少地去触及到纺织的一些面向，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家并不愿意被直接称为是纺织艺术家，因为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创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以更开放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纺织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