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逻辑之下的晚清边疆危

　　晚清时期中国的边疆危机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不仅是海疆危机，还有内陆的边疆也同样遭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英国对西藏虎视眈眈，发动过两次入侵战争，俄国在新疆和东北都有侵略要求。而当时的清朝已经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要想凭自己一己之力来保住自己的边疆地区，在当时许多人看来，都是比较困难的。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870年代出现了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两派的目的都是要尽可能的保全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要靠清朝自己把新疆、西藏、蒙古和东北都保住，这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财政压力比较大，只能集中精力于海军建设，或者是收复新疆，只能二选一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有所取舍。两派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

　　左宗棠坚持新疆非常重要，必须要出兵收复，而李鸿章认为新疆虽然地方很大，但产出很少，相比于收复新疆所必须投入的军费支出，能够得到的好处很少，所以不必在新疆问题上投入过多资源。因为清朝有过经略西北的历史，所以有新疆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有些人同意左宗棠的观点，但从当时朝廷的主流意见来看，还是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迫在眉睫，应该优先建设海军。

　　最后慈禧太后做出的折中决定是，仍然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海军建设，用以保卫海防，但也同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只不过，朝廷对收复新疆并没有能力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支持，尤其是无法拨款帮助左宗棠去采购他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来出兵新疆。为了出兵新疆，左宗棠最后想出了借洋债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胡雪岩向列强举债的办法来筹集资金。

　　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赔款问题是狮子大开口，中国的危机再次加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变法自强的主张，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在变法过程中，作为官二代的谭嗣同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又在变法失败之后慷慨赴死，一直都是正面形象。但也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曾经主张卖掉新疆和西藏、蒙古和东北。

　　根据《谭嗣同全集》记载，谭嗣同上书光绪帝：“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贅，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己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付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

　　在这里可以看到，谭嗣同在做出卖掉新疆、西藏以及蒙古和东北的一部分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是有他自己的前提性判断的。这些前提包括：首先，和列强相比，清朝当时已经无力再继续保持这些边疆地区，终究都是要被列强掠夺过去的;第二，清朝是不可能战胜列强的;因此，第三，中国只能在这些地区还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尽快卖掉变现，来争取列强的保护，为中国变法自强提供一个相对更加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谭嗣同为代表的一些读书人虽然汲汲以求的希望清朝能够尽快推行新政，变法自强，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在列强持续不断的打击之下，他们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失去了信心，认为中国的这些边疆地区终究都是要沦丧的，与其最终挨打之后再割地赔款，于事无补，还不如趁着现在自己还有机会卖的时候尽快卖掉，还可以得到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变法自强。

　　实际上，当时新疆和西藏、蒙古、东北面临的危机确实是非常深重的，而且是多重的。除了列强入侵之外，随着清朝进入王朝晚期，对边疆地区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已经严重衰败了，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西藏，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主权危机。而且，伴随着清朝管理边疆的能力的衰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这些边疆地区的聚居民族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乃至发生叛乱。

　　甚至究竟如何理解边疆地区与内地汉族聚居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谭嗣同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观点。比如在当时极端的反满革命一派的主张中，就发展出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要求排满革命，认为新疆、西藏、蒙古和东北这些地区原本就不是中国旧有的领土，为了革命成功，都可以放弃。

　　而且，对于什么是中国的认识，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以汉朝时期的郡县所及的版图为基本版图，这种看法难免会涉及朝鲜、越南，另一种则主张以明朝的两京十三省为基本版图，而且都有各自的道理。甚至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进行的辩论中，杨度也认为，中国必须要实行君主立宪的原因，就是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只认同清朝，而没有中国认同，所以必须保留清朝皇帝，才能保住这些边疆地区。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世纪的诞生》的第一章中，就讨论了杨度与章太炎为代表的这两种主张。大体来说，无论是杨度主张的立宪，还是章太炎主张的排满革命，都是中国在面对着帝国主义和文明论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反应，基于对局面的不同理解做出的反应。虽然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首先都是在强烈的危机感的推动下来论述这些问题的。

　　但汪晖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章太炎和杨度都是在同样的背景下论述边疆问题，但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却完全不同。杨度虽然主张立宪以保全边疆，但他的前提是帝国主义是不可战胜的，而章太炎则认为，因为列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所以才让中国暂时免于被瓜分的命运，边疆地区也还没有沦丧。所以，章太炎认为，只有中国本土也就是内地的明朝版图，先在革命之后自立自强，然后才能逐步去经营边疆地区。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按照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地区的方式，将新疆、西藏和蒙古定义为三荒服，而将越南和朝鲜定义为汉朝时期的两个郡县，缅甸虽然历史上没有被纳入郡县，但在明朝时期也曾经设置过承宣使司，而且殖民统治相对不那么残酷，所以将来都是可以在革命之后逐步经营的。换句话说，章太炎虽然主张排满革命，暂时不顾边疆地区，但将来却要将包括朝鲜、越南、缅甸这些地区都重新纳入中国版图中来的。

　　杨度和章太炎都对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并为中国提出了方案。杨度认为帝国主义的核心在于“金铁主义”，所以中国只有通过同样的方式和逻辑才能实现自立自强，而章太炎则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接受帝国主义的逻辑，而必须寻找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方式，找到新的出路，在这个新的逻辑之下重建一个在共同的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看来，帝国主义并非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中国只要能够通过革命完成自身的内部动员，就能够自立自强，重新强大起来。中国的革命不仅一定是反帝的，而且还一定是反殖民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从而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也超越帝国主义，不仅为中国，也为亚洲为代表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和国家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清的时期，在面对边疆危机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张，有的要求干脆放弃边疆，有的要求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把新疆、西藏、蒙古当作殖民地来对待和处理，但“漫长的中国革命”最终却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用人民翻身做主的逻辑进行政治动员，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解决了百年以来的边疆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以来的各种主张，正是中国革命解决边疆危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