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土地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建设：人民军队为什么会战无不胜？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军队建军九十三年!】

　　人们常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哪怕是正义的事业也会有人想方设法去颠覆，而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因其与新老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不睦，就尤其受到挖空心思的颠覆或者解构。前些年“东方历史公众号”邀集国内“土改颠覆学”名家高王凌、黄道炫、李里峰等人，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聚谈，试图从土改的经济因素入手彻底解构革命。老田把这篇文章转到一个关注军事历史的公众号，引发了群友之间较长时间的对话和深入交流。本文是老田在微群的部分发言，现整理为一篇文章，发出来纪念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富人的经济优势与穷人的政治优势

 

　　在解构革命进程中间，土地占有和分田分地政策，得到了高度重视，吴思和秦晖等人认为这是以富人的资产去激励穷人造反，甚至还透过分田让得地农民缴纳了“投名状”——捆绑他们进入革命队伍，总之，以与土地再分配相关的“激励因素”去解释和解构革命的路径，成为“后革命中国热月文化反动期”的一个最具有想象力的潮流。诡异的反而是，正是在那群解构革命的专家群体中间，又流行着地富占地比例不够高的说法，这个自打嘴巴的努力方向似乎在说“激励强度”不够高。总之，解构革命的专家们，有点陷入了逻辑上的困境。

　　土地革命进程中间，分田分地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借此完成一种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实现贫下中农从自在阶级到自为的转化。这个转化的机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从经验观察角度，提炼出服务于劳动群众的新型政治领导权建设的两大关键：一是要组织起来，二是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等)。中国革命被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这个由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而形成的新领导权(颠覆旧统治阶级占优势那种旧领导权)，就可以命名为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新民主主义之“新”，就是掌握领导权的不再是“旧统治者或者资产者”，而是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

　　革命需要颠覆旧统治阶级以及旧政权，需要依靠民众的力量，而如何才能够充分凝聚和发挥民众的力量，显然就成了关键。民众具有上帝一般的巨大潜能，足以改天换地，但凝聚和发挥出的唯一路径，则在于完成从自为阶级向自在阶级的转化，而这需要透过相关的政治建设——提升劳动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去完成，这个建设过程中间，颠覆旧统治者的领导权，建设一种新的政治领导权，则是关键性的质变因子。

　　作为政治领导权建设进程的土地革命，当然可以是“打土豪分田地”(江西根据地时期)，也可以表现为“减租减息”与累进税(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其最初的选择还可以表现为以“农民诸禁”去限制地主和商人的经济优势(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总而言之，只要是政治上颠覆了旧领导权，劳动者阶级就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从经济上打败或者限制旧统治阶级的经济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各路革命解构专家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土地占有和剥削率等方面，是舍弃了革命作为颠覆事业的最根本特点——完成多数劳动者的政治建设过程改变力量对比，然后才是旧统治者的经济优势被限制的种种选择，旧统治者的经济优势被限制或者剥夺，其实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以此而论，解构专家们闭上眼睛不看政治领导权方面的变化，是一种“丢了西瓜”之后“捡起芝麻”的策略，然后自说自话地再解释和解构革命的，当然，黄道炫等人自己也感到这个套路有点玩不下去了。

　　

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建设新的领导权同时颠覆旧的领导权

 

　　革命是标准的阶级斗争，而新领导权代替旧领导权则是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在1980年代之后往往被淡化，甚至抽空其政治内涵，然后，对革命的解释就变成一种技术流解释。从这个抽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间的政治领导权内涵出发，后续的解构革命派别，则完全把眼光局限于诸经济要素，这当然解释不了革命，甚至还无法解构革命——他们无法说清楚革命到底坏在哪里。

　　中国革命成功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进程中间的乡村社会的阶级背景和政治博弈，占据关键地位。在乡村社会中间，旧统治者一般拥有经济优势，也拥有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各种有形权力或者无形的观念权力，由此，少数统治者得以对多数被统治者顺利实施剥削和压迫。在这个具体的阶级结构中间，土地占有和剥削率，是最常用于描述旧统治者优势及其实现程度的关键指标，但是，各类经济指标并不直接等价于被统治者进行有效反抗的路径——恰好仅仅存在着策略对应关系——在革命进行时，只要是新的领导权建设完成，那么，旧统治者在经济方面的诸优势因素均属于被限制之列——这个限制措施无论是分田分地还是减租减息，都是作为政治博弈的结果而非原因，出现在历史和政治舞台中间的。在土地革命或者土改过程中间，出台过政策去指导分田分地和划定阶级成份，对旧统治者进行区别对待，这个本身不是被统治者完成革命或者颠覆事业的关键，被统治者的优势在于人数多，发挥被统治者优势的必由之路在于组织以及相关的观念权力颠覆。在最近几十年来，国内致力于解构革命的主流精英们，往往在各种衡量旧统治者经济优势的指标方面上打转，试图就此找出否定革命合法性的依据，应该说，这也未能真正击中革命战略的要害——那是政治而非经济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发展骨干和核心力量，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这个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都是在新的领导权之下，才有可能的。统一战线是围绕着新领导权建设来完成的，没有了新的领导权就空心了。

　　

毛教员眼里的土改：经济与政治孰先孰后

 

　　毛教员在1959年对于土改有一个系统的对照反思，把中国革命期间的土改，与苏东国家的和平土改进行了对比，“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右派公知强调土改斗争的残酷性，说那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摧残人。但毛教员不这样看问题，和平分地被他视为右倾观点，没有据此完成一次阶级觉悟的启发和组织农民的政治建设。而且，在摧毁旧的土地私有制过程中间，未能完成的政治建设，还会在以后带来新的困境，甚至还是难于弥补的。

　　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间，毛教员重新强调工作队引导下透过斗争完成土改的重要性，“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

　　和平土改也完成了分地，地主富农也大体上消失了，但是过去为什么不对，未来要向哪儿走，这个重大问题并没有借机讲清楚。还有一点很重要，透过土改的斗争，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间，不仅有了阶级成分的不同，还有了实际上的话语权再分配，2010年会老家访问“土改根子”——据他们说土改斗争之后，村里中农以上的家庭就基本上没有了什么话语权。后来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推行，以及合作化的顺利推进，都与此有关。

　　在农村中间，以余粮在青黄不接季节的高利贷放债，是土改后最强有力的分化机制;但是，让有余粮的富户在秋收季节低价卖光余粮的统购统销政策之所以成功，看起来还不太多强制性，在于土改斗争就已经再分配了村落里的话语权，通常情况下是富户话语权份额高，大伙儿要听他们的;但土改后，一则剥削是不合法，更为关键的是村落中间现在谁说了算。余粮必须及时卖出，高利贷的基础就没有了，这才有了合作化的顺利——已经丧失了沿着旧通道上升的可能性了——富户反对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了，何况愿意合作的穷人现在更有话语权。

　　一种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而形成的新型领导权，不仅会制约或者限制后续的经济制度变革方向。同时，也一样会在政权建设和执行力方向体现出根本不同。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时代，基层政权的执行力很高，但运作成本却很低，这就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陷入“内卷化”困境形成了显著差别：在农民同等负担水平下，八路军能够得到更高比例的人力物力支持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始终无法摆脱“赢利型经纪”的保持和贪污中饱，哪怕对农民竭泽而渔，最后也只是肥了一批贪官污吏而已，国民党为了支持战争则完全依靠纸币超发，这导致了最后阶段的金融崩溃。

　　解放区基层政权的强大执行力，还表现为能够在村庄内部合理调度劳动力和耕作工具，完成家庭之间的“代耕”，这就使得私有制农业条件下，壮劳力离开家里带来的生产“缺口”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使得军政所需的人力动员给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被最小化了。不惟生产领域如此，美国一些年轻的外交官如谢伟思等人发现，在八路军辖区竟然消灭了土匪，这相当于是在农业社会中间就实现了“守夜人国家”建设，有能力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而这不仅国民党办不到，是欧洲的老牌强国在前现代都不曾达到过的目标。

　　

分析工具“拟真程度”的有效性：按人口平分土地到底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愿意强调剥削计算和相关的标准阶级分析，但是，在农民那里还有另外的传统，相当强大。土地分配为什么要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这个更多地源自农民在乡村那个熟人社会中间的强大传统。费孝通把乡村称之为“礼俗社会”以与“法理社会”对称，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间，不断地有人发现“经济之外”的因素起到重大的调节作用。其中比较得到学界认可的有，斯科特在东南亚发现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哪怕是村落中间的富人也应该为所有人的生存机会做出应有的努力，稀缺的土地资源及其牟利机会不得损害最弱者的生存机会;而波兰尼在英国和欧洲发现了“经济嵌入社会”，不管是说道义，还是社会，都是经济之外的因素在起到限制或者规范作用。

　　然后，我们再看看毛教员怎么回溯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形成过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虽然毛教员依然使用了剥削、雇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概念，但是他恰好不会无视农民中间的正义标准或者公平性追求，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实际更接近于道义经济的世界观。这倒不是右派或者公知们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农民平均主义”，而是内在于农村社会中间的稀缺资源与多数人生存机会的合理匹配方式，只要是剥削或者压迫不合法了——这个观念被颠覆之后，水落石出地就会出现大多数人农民基于生存权平等的稀缺资源分配要求。

　　在市场规则或者剥削残酷性方面，会在旧统治者中间出现一种梯度分布状况，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间，毛教员发现处于上升通道的富裕中农或者新富农(所谓“新发户子”)，最拥护旧制度，反而是处于破落状态的地主会有一些革命要求;而上升中的阶层，其实施的剥削也最为残酷，在寻乌“放很恶的高利贷”群体，就是这一波，真正的大地主连“放加三利”的都没有。相当于说，这些处于上升通道的“新发户子”，对“经济嵌入社会”的那个社会完全不加回应，反而是大地主对此还有所顾忌。

　　对于“道义经济”或者“社会”的反应不同，也不是说存在着所谓的有觉悟的统治阶级，而是一种前现代乡村社会中间特殊的隐性博弈的结果，依然可以在阶级对立的框架里给予解读。由于政权的镇压力量不足，公检法力量无法完美响应乡村统治者的要求，这就需要自力地完成与大多数人的妥协，毕竟在乡村社会中间穷人是大多数，虽然不总是有共产党领导，但自发的阶级斗争却时时发生。安源煤矿在共产党进入之前，会党已经领导了七波自发的反抗;在广大农村，“吃大户”的事情更是三天两头就会有。即便是站在富人一边的清醒者，也不会无视大多数人活不下去的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抗潜能或者巨大威胁力量，晏阳初就很明确地说过：如果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温饱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和平。从这个角度看，阶级力量博弈的自发起作用状态，是与统治者中间响应“道义经济”要求有关的，也是各种前现代社会因为镇压力量稀缺，导致经济优势往往不能按照最大可能发挥的那种条件——结果就呈现出“经济嵌入社会”的现象。

　　毛教员比较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从未指责农民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未如右派和公知那样指责农民平均主义的“反动性”或者“过时性”，而是在自己能够进行清晰解释或者理解之先，就能够转过来高度肯定“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强调从实际出发而非书本或者理论出发，这个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从认识的方法论而言，已有的分析工具对于现实的“拟真程度”还很低很低，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及从实际出发，从这个方法论起点出发，那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土地按人口平分的政策，实际上，是按照“隐性的”阶级力量起作用方式决定的，或者按照毛教员的说法“是带有某种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这样一个“不规范社会力量”起作用的方式来决定的。

　　

阶级力量的自在与自为之间“质的差别”：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

 

　　很多人都会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确实如此，理论需要工具和分析计算，尤其会不恰当地偏向于易于统计和可数字化的因子，但人们的生产和生存状况却要复杂得多，好计算的内容只是很少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阶级与剥削的可见与可感性，与生活的复杂性相比，还过于狭窄，仅仅在富裕的经济优势方面呈现得最为清晰。但如果转移到穷人心目中间的愿望，及其反抗策略而言，哪怕是仅仅就阶级斗争而言，在中国农村这种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化条件，合规的阶级斗争也只是少部分，大多数的阶级斗争或者相互矛盾力量起作用的方式，都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用各种相互混杂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阶级力量的相互作用方式和状况，从来都不会等待共产党去操纵之后，才会表现出来，最常见的反而是各种自发的阶级斗争状况——那简直是史不绝书：安源煤矿在毛主席以平教会教员身份到达之前，会党就已经组织过七轮反抗，全国各地农村以荒年“吃大户”方式表现出来的自发斗争，近乎在每一个地区都会达到三两年就会遭遇一次的频率。

　　黄道炫和李里峰等作为新一代学院派，他们的虚伪性，就体现在这里，他们从否定共产党土地革命的阶级叙事入手，这个选择的最低限度，要转而观察各种自发力量的相互作用去“社会科学”地理解旧时代农村。意外的是，他们从解构革命出发，就“自觉地”遮蔽自己对一切社会力量及其相互作用的观察，这应该不属于学术训练不够——以至于对旧时代农村不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而是纯粹“为反对革命而反对一切”，这才会刻意地先把纯经济因素宣布为全部解释因子，然后再说这些都解释因子不充分故近似于瞎说;秦晖、高王凌和杨奎松等人，还可能真的没有弄懂，他们基本上属于过时人物，也不见得能够领会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

　　毛教员在农村长大，农村儿童的见闻不广，但打小开始就耳闻目睹了很多起阶级力量的自发运动——他同乡彭铁匠领导的反抗、长沙抢米风潮，乃至于亲身体验到同乡们的“吃大户”。共产党建党之后，毛教员在长沙做了两年半的工人运动，透过组织各种“十人团”的方式去联络起泥木工人等，先后组织了十次罢工，成功九次半;1925年在老家韶山组织雪耻会和农民运动，这些都算是试图把自发的阶级力量运动，引导到自觉方向的实践努力。

　　1926年北伐期间，两湖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毛泽东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走访湖南中部地区，然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结合自己的实践，非常完整地提出了如何农村环境中间，有效地建设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领导权的“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或称观念权力)，说白了，在人类能够运用的工具箱中间，只有大有限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工具，其中经济优势掌握在富人手中，穷人能够设法掌握增长的优势只可能出现在政治和文化(思想)两个方面。

　　1940年毛教员在延安写作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文章中间，毛教员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划定了作为一个革命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清单：政体是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经济上不反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文化上追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是，这所有政策清单的背后，都奠基于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形成新的领导权，恰好是因为领导权建设有成，有可能出现极左选择，搞四面出击，这篇著名论文实际上就是为此而写，对三个方面的重大政策，划定了一个最远端的边界——要自觉地拒绝越界的“极左”，这是一篇与党内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的政策辩论之作。后续的阐释中间，于光远等人则是彻底抽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内涵，吧新民主主义界定了狭隘的“混合所有制”，这种割裂在逻辑上含糊地推荐了一种没有政治建设的经济政策清单，似乎没有劳动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领导权建设就能够实现对旧统治者的“经济领导”似的。

　　有没有劳动群众起主导作用的政治领导权，才是区别自为与自在状态的关键。就经验与反抗策略而言，无序的阶级力量反抗运动，可能仅仅指向生存资源的再分配策略——典型的如“吃大户”风潮;而有序的反抗，肯定要寻求一种颠覆旧统治阶级领导权的系统政治建设方案。

　　在农民运动期间，形成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一是“把土豪劣势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组织性;二是颠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等主要以观念形态起作用的“观念权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穷人或劳动群众是人口的大多数，要发挥其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作用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在解放前的农村地区，规范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起作用较不显著，因此，权力往往透过人们的观念认可而起作用，常见的干预也往往是“弱干预”(例如费孝通所说的“长老权力”及其起作用的状况)。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他自称是借鉴福柯的后现代权力理论(权力弥散于整个社会各个角落，并往往透过规训人们思想预先取得认可而起作用等)，去观察前现代中国农村的“规范权力起作用很少见”的现实，为此，需要格外重视强调观念权力的作用及其颠覆过程。

　　如果说组织起来的可见性很高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起作用的“观念权力”的可见性，就很不够。农村社会中间“规范权力”很少出现的现实，恰好是杜赞奇从福柯那儿得到启发的对应性所在;这一点毛教员也很熟悉，他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读学生说过：乡下农民有事进祠堂，很少见官，绅士之间的冲突才会需要去衙门。

　　乡村社会中间，旧统治者多数是富人，具有经济优势，而经济优势起作用的方式，体现为穷人需要以有限的产出，去承担高地租、高利息、不公平的交易差价以及各种税负摊派等。只要是确立了新的政治领导权，旧有的领导权就会同时失效，新的政治优势会体现了对经济优势的各种限制，从分田分地，到减租减息，乃至于各种限制市场流通方式(“农民诸禁”)，都在提出和实施之列。从这里看，旧统治者的显著优势，在于占有土地和余粮等经济资源，而能够支持其优势最大发挥的，则主要是各种观念权力起作用的结果，使用政权的镇压力量去对付农民并不是没有而是很少见(成本也不会低)。所以，干革命一开始就需要针对旧统治者的优势，去提出针对性策略。

　　土改政策制订及其执行，需要有易于衡量的统计数字和相关标准。但是，计算土地占有和剥削率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是在用衡量富人(旧统治者)优势的概念体系，去强行框定穷人的需要了——有关资源与生存机会分配的公平或者正义标准了。如果对此毫无反思，甚至完全用这个易于统计的数字和标准，去观察乃至于框定穷人的革命或者反抗策略，这个除了不够直接和全面，甚至存在着极大的扭曲。颠覆土改的解构工作，从土地占有和剥削率相关问题入手，还是存在着内在原因的，如果再加上富人对于土改不适的文学记录，那个颠覆成绩还是很可观的。

　　毛教员作为革命导师的权威性，恰好不在于他准确完整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和毛教员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政治往往体现为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政治取决于经济基础;与此大为不同，在革命斗争期间，毛教员发现了政治建设的优先性地位，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需要进行和完成政治领导权建设过程，然后，富人的经济优势就必然地会受到这种“新领导权作为完全不符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向制约。与王明教条宗派的简单抄袭截然不同，毛教员肯定马列主义作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地位，同时，更高度地肯定了中国农村社会中间的阶级对立现实，以及从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出发，很直接和全面地提炼出如何颠覆旧统治者的不二法门——新民主主义政治领导权——一种有利于发挥劳动群众人口优势、最大化地限制旧统治者经济优势的有效政治建设方案。穷人的革命策略，与富人的优势所在，具有相关性——但穷人的力量凝聚及其对富人优势的颠覆之间只具有“策略对应”的影射关系，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等价命题。

　　正是因为革命斗争，才真正激活了“富人的经济”与“穷人的政治”的鲜明对照。解构革命的专家们，把土改相关的富人经济优势绝对化，抽掉穷人据以凝聚自身力量和做出有效斗争策略的政治建设内涵，然后用这个去“框定”革命或者解构革命，这样的叙述策略选择，能够欺骗一部分人于一时，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发现连欺骗自己都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一些左翼人士在回顾革命年代，也往往对革命年代政治与经济主导的两种叙事策略，其间的显著差别，缺乏足够的反思。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