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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蕙|对毛泽东同志一篇重要文献的考证和研究

冯蕙 2020-07-01 来源:保马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对于今天我们党反对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者按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值此之际,保马特别推送冯蕙同志一篇考辨毛泽东文献的研究文章,纪念党的生日。

  就在昨日,我们无比沉痛地送别了申纪兰同志:这位饱经风霜,心系人民,在激荡的社会洪流中,毅然决然地领导人民走向康庄大道的“劳动模范”与“改革先锋”。有的人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地推动着历史实践的发展,也有的人退居幕后,孜孜不倦却又默默无闻地用笔工作,低调却执着地记录着党、民族与国家思想变迁的轨迹。冯蕙同志便是其中一员,抱病期间,她仍坚持参加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后期工作,由于忙于工作耽误了治疗,不幸于6月15日离开了她挚爱的人间。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史和文献事业。无论是申纪兰同志还是冯蕙同志,她们都是严肃而认真的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

  冯蕙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文进行了周密而详尽的历史考证,它来源“陈诚档案”,是毛泽东在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的一个通知,也是中共利用阶级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重要的原始文献。“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对于今天我们党反对各种形态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党的生日,不忘初心,重温主席的教导,是最好的纪念。

  文章节选自《毛泽东著作编研文存》。

 

  对毛泽东同志一篇重要文献的考证和研究

  文|冯蕙

  

  《文献和研究》1982 年第6 期发表的《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文,是毛泽东1931 年4 月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给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1 卷,题目改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关于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情况,这里先作一点介绍。1931 年1 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从1931 年2 月开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并暂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是最高的军事指导机关外,还指导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所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这个通知,是同时给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不再指导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了。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后来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就由周以栗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发布的通知和其他文件,现在见到的有五件。除《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外,其余四件是:1931 年2 月26 日发布的《争取三都七堡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三期),2 月28 日发布的关于确定地权等问题的通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四期),3 月14 日发布的给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各界民众团体关于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五期,在宁都黄陂发出),3 月20 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的通令。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个通知发出的地点,文件本身没有写明。据对一些资料的分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1931 年3 月25 日从宁都的黄陂移驻宁都的青塘;4 月23 日离开青塘,移驻宁都的龙冈。这样,这个通知应是在江西宁都的青塘发出的。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阐述的一些重要思想,同这一时期他的其他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是一致的,在思想上是互相衔接而又有所发展和补充的。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口号,补充和发展了1930 年5 月他在《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口号,使它更完善了。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红四军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社会调查工作逐渐开展起来。1929 年陈毅在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现状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1930 年,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其中规定:军、纵队、支队、大队的政治部或政治委员都要督促和指导各部队做实际的社会调查。军政治部工作纲领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纵队政治部工作纲领的一个重要项目是:“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督促其做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支队、大队政治委员工作纲领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以上说明,红四军的社会调查工作不仅开展起来了,而且已经形成制度,作为红军政治部或政治委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规定下来了。但是,当时红四军的社会调查工作在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不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曾经多次讲到调查方法的问题,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毛泽东在1931 年4月2 日发出的总政治部通知中,再次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指出必须“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两种表格,掌握好划分农村阶级的一些政策界限,不要“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他把运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工作提到思想原则的高度上进行概括,鲜明地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提出了划分富农的标准。他说:“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这表明他在划分富农的标准这个问题上,认识比过去前进了,同他后来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说的富农“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是一致的。此前,在1930 年5 月的《寻乌调查》中,他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富农的半封建性,明确地指出富农进行剥削的方式有雇工、收地租、放高利贷等。但是,还没有提出计算富农的剥削量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将富农同富裕中农严格地区分开来。在1931 年4 月2 日的总政治部通知中,他就进一步地指出富农必须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的人,“那些少量放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这就是为了把富农同富裕中农区分开来。当然,这时还没有提出剥削量的一个具体的百分比作为区分富农同富裕中农的政策界限。到了1933 年,在《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才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以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作为区分富农同富裕中农的界限。到了1947 年,中共中央又决定以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区分富农同富裕中农的界限。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提出的划分富农的标准,对于巩固地联合整个中农,扩大土地革命中的统一战线,取得土地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划分独立劳动者(手工工人)的标准。他说:“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1]这一区分也是重要的。在当时革命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什么样的人应当划为独立劳动者,他们应当分田还是不分田,是经常碰到的问题,各地在认识上和政策的掌握上往往不完全一致。有些地方把半耕半做手艺的人都划为独立劳动者,不分田给他们,使他们同贫农、中农发生矛盾,而以涨工价来进行对抗。毛泽东在他做的农村调查中,几次讲到手工工人的分田问题。在《兴国调查》中,他明确地指出:“乡村手工工人,总是兼耕田。以工为专业,完全不耕田的,百人中找不出十个。”这就是说,农村手工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兼耕田的,不应当把这部分人定为独立劳动者,而应当根据他们的经济条件分别“列入贫农、中农和富农”,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分给他们以应得的土地。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指出:“这两种表格主要地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调查和分析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是毛泽东做农村调查所一贯实行的根本方法,目的是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客观的科学的依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27 年以后,毛泽东做了许多农村调查,特别注意了解农村各阶级的人口比例和他们占有土地的情况。1930 年5 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930年,他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都注意了解农村各阶级的人口比例和他们占有土地的情况。

  毛泽东根据自己所做的农村调查,在1930 年前后提出了有关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政策,如对富农的土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等。但是这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未被当时中共中央一些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所接受,并被指责为“富农路线”。为了回答这种指责,进一步解决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他在这个通知中再次强调要统计各阶级的土地和人口的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毛泽东写的这个通知,文字不长,仅900 余字,但观点鲜明,思想内容深刻,区分了一些政策界限,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出的口号,是非常重要和精辟的。

  最后,谈一谈总政治部1931 年4 月2 日这个通知的版本考订问题。这个通知,我们最初是从日本学者竹内实监修、北望社出版的《毛泽东集》第2 卷中见到的。此卷共编入毛泽东的文献22 篇,其中21 篇都注明了文献的来源,诸如解放社出版的《农村调查》、1947 年版《毛泽东选集》、1947 年版《毛泽东选集》(续编)等,还有来源于国民党方面缴获的中共和红军的文献,例如所谓《赤匪文件汇编》《赤匪机密文件汇编》《赤匪反动文件汇编》。22 篇文献中唯一没有注明文献来源的一篇,就是总政治部1931 年4 月2 日的这个通知。按文献编辑工作的要求,必须查到这个通知的原始档案。首先,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毛泽东1931年的文献档案,没有查到这个通知,又到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博物馆查询他们所收集的资料,也没有这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是不是从国民党方面缴获的文件中来的呢?《毛泽东集》第2 卷注明文献来源时,曾有国民党缴获文件的三种汇编,但这个通知未注出来源,说明这三种汇编中没有这个通知。国民党将缴获的文件还编有别的什么汇编吗?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买到了“陈诚档案”的缩微胶卷,不妨查一查。所谓“陈诚档案”,是“石叟资料室”收集的资料的别称,这是陈诚掌握的缴获中共和红军的文献。我们将“陈诚档案”的缩微胶卷通看了一遍,果然看到了总政治部1931 年4 月2 日通知的原件。原件情况如下:第一页封面是石印件,竖排,右边是“总政治部通知”六个字,中间两行(标题)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左边靠下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封面之后的几页为油印件,油印的第一页也是竖排,右边是“总政治部通知第 号”;中间两行文字与石印封面上的完全相同,左边用钢笔写有“关于社会调查的指示”九个字(这九个字应是在通知发出后或被国民党缴获后才写上的)。在这个文件上盖有“石叟资料室书签”章,并有编号。北望社出版的《毛泽东集》第2卷中,这个通知的标题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副标题却是“关于社会调查的指示”这九个字,说明其文献来源是“陈诚档案”,否则就不可能见到这九个字并写入副标题内。

  文献的来源终于找到了,这个通知的内容很好,又有毛泽东的署名,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这个文件是否真实可靠,有没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伪造的?于是,我们又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订。首先,从文件的内容来看,没有诬蔑和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内容,国民党方面没有伪造这个文件的必要。这个通知的内容却同当年毛泽东写的有的文章和农村调查报告的内容是相互衔接、互相印证的。其次,我们访问了当年战斗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老同志,如谭震林、萧克、宋任穷、杨尚昆、陈士榘、欧阳毅等,萧克、陈士榘、欧阳毅同志认为,从这个通知的内容和口气上看都像是毛主席的,不像是敌人伪造的。宋任穷同志说,当年我们进行社会调查,填过通知中的这种表格上报。谭震林、杨尚昆二同志认为,这个通知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考订,我们才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的通知》编入1982 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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