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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国学大师如是说!

党人碑 2020-05-22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是这些“龟儿子”,养活了穷人,养活了农民吗?“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这是「我党我军」系列的第26篇文章

  每到此时,总有奇葩“代表”蹦出来,挑战各种智商下限。

  原先还是纠缠简体字与所谓“正体字”的细枝末节,今年干脆不绕弯子,直指人心了。我们这个务工大省的房地产商,亲自蹦出来,大言不惭,告诉亿万劳动者,是他们发善心,养活了你们这些穷鬼!你们要珍惜领薪水的机会,还要啥《劳动法》和社保啊?

  这话到让我想起解放前后,一场关于“谁养活谁”的大讨论。不过那时候,直指的是当时中国最为要害的土地问题,于是“富人”和“穷人”,被明确为“地主”和“佃户”。

  “是地主养活了佃户,还是佃户养活了地主?”

  先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位史学大师:冯友兰和何兹全。前者的研究方向是哲学史,后者则是魏晋南北朝史。他们当年也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而且以历史学者的严肃态度,深入到“土改”第一线,去观察和记录了这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

  【壹】糊涂思想岂止今日有

  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设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很多人也把这句话,整天挂在嘴上,可真到新中国建立了,“耕者有其田”成为国家政策,开始实行了,他们就叶公好龙了。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少人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身地主阶级,或兼具工商业者与地主两种形态。他们自身的利益,必然同土地改革相矛盾

  说白了,见真章,剜自己肉了,“嘴上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不少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还有一些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叫嚣什么:

  “地主养活农民”,“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江南无封建” ,“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

  还有些说的更难听:

  “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被土匪流氓所把持。”

  当时人觉得,这不就是二十八画生老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过的“糟得很”吗?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听着更耳熟,仿佛就是前不久公知在某些书刊上的言论?

  其实别怪这些旧时代旧阶级出身和分化出来的爱国者,包括号称“佐派”的黄炎培和柳亚子,也如此看问题。就是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贫雇农,同样存在糊涂思想

  山东有个莒南县,地处山东东南部与苏鲁交界处。抗战中的1944年5月,县委在贫雇农中,搞了个调研。

  到底是“穷人养地主呢?还是地主养穷人?”

  县委在大店民校中,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测验,结果三分之一举手说:

  “地主养咱穷人,人家不给咱地种,不都饿死了吗?”

  有位六十多岁的老佃户王成,干了六辈子佃户,穷得连整片衣裳都没有,可就是他,却处处替地主“洗地”。

  年轻人就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呀?”

  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

  又问他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

  再追问时,他顺口气说:

  “咱命苦啊!”

  【贰】七十年前的神预言

  如今有个时髦词儿,叫“国学大师”。别人我不好说,私塾开蒙,改新式学校,又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冯友兰先生,新旧兼备,学贯中西,当然实至名归。

  这位老先生有个特点,说好听点,西方人叫“实证主义”,中国人叫“深思慎取”。就是你们跟我说答案,没意思,也不做数,我得自己去钻研、去求证。另一位哲学大家金岳霖先生是冯友兰的铁哥们,讲过后者的一件八卦:

  “抗战初,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迁移,途经镇南关(今友谊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

  ……

  还没考虑完,已经撞骨折了。

  冯友兰先生是我们河南人,南阳唐河的。冯家我写过,祖上是山西来南阳经商的商人,父亲是清末湖北崇阳的知县,他这代兄妹三人,都是旧时代走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我党和我党的政策,基本处于不了解的状态。

  但作为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冯先生渴望中国越来越好,也支持我党,支持我党的政策,那么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策是什么呢?

  当然是“土改”了,所以解放不久,冯友兰先生就提出来,能不能让我参加一个北京郊区的工作组,参与到土改中去,实际了解下,土改到底是什么情况?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是新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中,最重视“天理”和“天命”,那么什么是当时中国的天理和天命?他真的想看看,切实接触到,而不是瞎扯淡。

  1950年1月27日到3月10日,55岁的冯友兰和夫人任载坤,下到卢沟桥附近的张仪村(今属丰台)。可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实实在在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零下一、二十多度的凛冽寒冬,他们访贫问苦,乐此不疲。在《三松堂自序》中,老先生很自豪地写到:

  “先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后来自己起伙。一直到过了春节,才把这一带土改搞完。在工作结束的时候,农民派车送我们回清华,在我家吃了一顿饭,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

  关于这段土改经历,冯友兰先生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今天看来仍极具现实意义,他认为要土改,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群众明白,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冯先生的伟大,在于他不但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更从农民的角度,从当下中国的发展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冯先生认为:

  “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醉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觉得‘理不直,气不壮’。”

  但问题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进行土改,不进行土改,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就无法改天换日,重塑中华!

  您可能觉得这么说有点大,正巧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951年,冯友兰先生到印度访问,跟印度学者,正好谈到了土改问题。印度人说你们的“土改”太可怕了,还是我们好,我们不用付出代价就“解放”了,我们更合算。

  冯友兰直言不讳告诉印度人,你们这算什么解放啊?你们走的一条路,我们也走了一条路,哪条路好呢?当然是我们的好!

  用今天的话,妥妥的“制度自信”,那时候就有了,而且冯友兰还附赠了条神预言:

  “中国现在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照印度现在的样子,一千年也赶不上!”

  七十年过去了,又有些人试图给我们灌输“地主养活佃户”的鬼话,当然他们换了包装,可实质并没有改变,用意也没有改变。

  我不想争论到底是佃户养活了地主,还是地主养活了佃户,我只想说中印两国发展道路的对比,对这个问题的诠释与佐证,大家总该心里有个数吧?

  【叁】为谁说话,为谁服务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艺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摧毁这种土地制度,不能使中国社会制度变质。”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文科学者,冯友兰基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认为土改最重要的,也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群众自己想明白“谁养活谁”的问题。

  您可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甭说在当年了,即便是今天,给“地主”和“佃户”各自换身皮,很多人还在歌唱几千年“赏饭吃”的神话,只是“田园牧歌”与时俱进成了“都市传说”罢了。

  无独有偶,就在冯友兰先生结束北京郊区土改工作的同时,四川的土改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第二年,同为文科生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也在四川中江县的一个小村子,做着同样的工作,进行土改体验。

  何兹全先生的经历更为有趣,先说他的本名,叫“思九”,出自《论语》“君子有九思”。他有个堂兄,也是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就是何思源。大何跟傅斯年是好朋友,小何又是傅斯年的学生,还自认是陶希圣的“亲兵”。和前面提到的冯友兰先生也有渊源,他们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何兹全还是中国留学生会的会长,接班的前任唐敖庆也是人杰,“中国量子化学之父”。

  这是人脉和学术方面,在政治上,何兹全极具时代剖面。1927年16岁入党,但既不是加入我党,也不是加入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是加入了汪精卫的改组派。

  然而1950年,何兹全从美国回来,投身新中国建设,次年参加土改。

  曾经在四川学习生活过的何先生,感慨良多:

  “四川是天府之国,而富的只是官僚地主,农民却是真穷。”

  在中江县永泰乡,何兹全见到了一场佃户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这在今天的公知和豢养他们的各路老爷们看来,相当政治不正确啊!

  愤怒的群众,上台就打,边打边骂:

  “龟儿子害苦了人!他把竹签子插在我们穷人耳朵里游街!要打死他才解气!砍脑壳的!污辱人家女孩子,不是人!”

  解放前这个恶霸,在当地横行霸道,欺压农民,奸污妇女,强奸未成年的女孩,霸占农民的土地财产。

  是这些“龟儿子”,养活了穷人,养活了农民吗?

  显然不是,佃户们有首歌,那时随着我党的工作队,从何兹全的老家山东,到土改工作体验地四川,从北唱到南,唱到西南,唱到福建、广东,有无数地方方言版本,但中心思想都一样,回答:

  “到底谁养活了谁?”

  何兹全先生由此想明白了一个逻辑链:

  想不明白谁养活谁,就搞不成土改;没有土改,就没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中国人民就不能改天换日;没有改天换日,我们就得被帝国主义继续作践,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没有明天!

  所以,思想巨变后的何兹全先生,尽管本来对抗美援朝持有不同意见,但还是全数捐出积攒多年的19两黄金,因为我是“爱国一书生”。

  而这种改变,就来自四川中江的土改,来自斗争恶霸,来自佃户们的那首《谁养活谁》。

  最后我想画个重点,从“谁养活谁”引申出另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应该为谁说话,为谁服务?

  前面写了何兹全先生参加土改,老先生有本回忆录,叫《爱国一书生》。里面专门有两个章节,写《土改》和《镇反》,都挺有时代意义。特别是土改那章,他在文末写了句话,今天看来也极具现实意义,我抄录给大家,作为结尾。

  “在土改中很受教育,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养大的,应该对劳动人民有回报,为劳动人民服务。”

  不过,我突然觉得何老先生这段话,还是不够给力,最后还想引用二十八画生老师的一段话,作为彩蛋:

  “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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