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衲先生：毛泽东文化与日月同辉——坚决废除肉刑

　　毛泽东文化与日月同辉——坚决废除肉刑

　　“权威”“专家”在与毛泽东相关的历史事件上突出的表现为篡编历史、混乱逻辑、颠倒是非，让稍懂历史的人们一眼即可看穿，不是这些人对史料掌握的程度不够，也不是智商或思维程度有问题，而完全是人品在起作用，也即完全是为了行桀犬吠尧之事。

　　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就突出的表现为这一点。

　　一、毛泽东始终艰难推行“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路线

　　肃反中最值得汲取的教训，即是肃反路线或曰肃反政策。肃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路线和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肃反路线的斗争。

　　1、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路线，在毛泽东能真正成为组织权威或得着一定的“平台”时，便会占据上风，形成良好的肃反秩序。当毛泽东不具备真正的组织权威、没有一定的“平台”时，肉刑肃反政策便甚嚣尘上。

　　废除肉刑的规定，最初发源于“三湾改编”。武装革命开始后，旧军队带来的肉刑问题(官长打骂士兵和下级)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规定废止肉刑、禁止官长打骂士兵。 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专门制订出“废止肉刑”的决议，并推广到“一般法律意义上”。1930年2月，毛泽东来到赣西南后，把 “古田会议决议”传达到赣西南地方党和红军。8月，毛泽东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补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是“不准打骂虐待俘虏”。12月初，红军集结到黄陂、小布一带，“政治整军”被推动为“肃反整军”时，毛泽东重申“废止肉刑”。富田事变发生后，20日左右，毛泽东召开会议，再次决议废止肉刑，并向苏区各级党发出文件。1931年12月，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权，向苏区各级党发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指示信，同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权，制订“废除肉刑”的法律条文，把杀人权收归到“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剥夺了其他组织和肃反部门的 “杀人权”，把肃反完全彻底的纳入正规……

　　2、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遭到中央和各级党的集体反对

　　首先，朱德、陈毅率部投奔井冈山后，对三湾改编规定的禁止官长打骂士兵并不真正赞成。因此，四军七大用不正常的手段把毛泽东排挤出去后，官长打骂士兵的现象严重死灰复燃，甚至出现了打人像“打铁”的“铁匠”现象，打跑了不少干部战士。古田会议决议再次专门规定“废止肉刑”一项，主要是针对严重死灰复燃的官长打骂士兵的现象。

　　其次，1930年5月，地方党偶尔抓获AB团后，沿用以往对待嫌疑人、特务、内奸、俘虏等肉刑手段，得到了中央巡视员的肯定。

　　第三，李文林等省行委，按照中央8月26日的指示信(周恩来等起草)，公开颁布号召肉刑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班底”，展开疯狂的肉刑杀戮。

　　第四，10月4日，毛泽东率部攻占吉安后，以“井冈山洗党经验”取代肉刑杀戮，不但遭到李文林群体的否决，而且被造谣为“要解散江西党”。

　　第五，毛泽东对朱德等缴获的AB团秘密名单及李文林父亲资助AB团的收条等敌情资料，怀疑为敌人故意留下以调拨红军和地方党内部关系的。10月14日，根据集体意见向《给中央的信》，在汇报了集体意见之后，把中央“彻底改造”的指示，又踢回给中央。同时，把AB肃反搁置了起来，遏制了地方党的肉刑杀戮。并在此后多次深入到乡村调研，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

　　第六，毛泽东坐镇地方期间，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彭德怀等的领导下，开始肉刑打AB团。彭德怀红三军团主动联系地方党、要求地方党对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并邀请地方党派人到红三军团成立打AB团的专门办公室，推行肉刑肃反政策。

　　第七，一方面军于1930年12月1日集结到黄陂小布一带，毛泽东下令战前快速政治整军，李文林、彭德怀等推动为“肃反整军”。毛泽东无奈之下重申废止肉刑外，规定抓人须由团一级批准、杀人须有师一级批准、总前委不干涉。彭德怀红三军团公然废除毛泽东总前委的规定，推广肉刑肃反。萧克等将领，则在本部继续积极推广“抓了就打、供了就杀”的肉刑杀戮。

　　毛泽东之所以坐镇地方，一是要纠正遏制李文林群体推行的肉刑杀戮，纠正被李文林群体搞乱的土地、经济等政策，二是督促李文林群体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批判、调离的情况下，在李文林群体公开做出不受总前委领导、直接受中央指挥的决议下，在一些红军领导人指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的氛围下，不仅早已不具备总前委书记的权威，而且四面受困。因此，不仅彭德怀、萧克、黄克诚等人在“整军”中敢于不屑毛泽东总前委的规定，李文林群体在组织做出决议后敢于倒行逆施，而且，连正常的军事决策，也需要长期说服，而不能直接下命令。

　　第八，富田叛乱发生后，毛泽东得着了纠正的平台，召集会议，再次颁布废止肉刑、不准逼供信，并向地方党发出文件。项英到来后，给予了废除，并与中央代表团一起推行更加残酷的肉刑杀戮政策。

　　第九，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向苏区各级党发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指示信，制订出“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法规。周恩来到来后，与项英等人一起给予初步废除，并推广肉刑肃反政策。

　　第十，博古、张闻天、陈云来到苏区后，与苏区中央局一起进一步废除了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政策。尤其是张闻天，与博古分庭抗礼并在政府架空 “顶头上司”毛泽东后，把肉刑杀戮搞得 “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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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李文林群体“反毛”的原因与组织“反毛团”“倒毛”的信心

　　1、“李文林式革命”与毛泽东革命的不共戴天

　　1930年初，毛泽东高度弘扬“李文林式”根据地，也即在赣西南革命的领导者中，毛泽东最为器重李文林。但是，与“李文林式”根据地相伴生的，却是“李文林式革命”。有学者把东固革命领导者族群长期的表现归结为“自肥式革命”，十分形象。

　　东固革命，是赖经邦等当地革命者自发组织发动的。所掌握的武装，以 “三点会”土匪为基干。长期的土匪生涯养成的习性，并不能因参加了革命便立地成佛，而必然把土匪的种种恶习带进革命队伍。因此，一个时期，当地群众一听到东固游击队的名字，便“望风而逃”。

　　对“革命队伍”的改造，一直是赖经邦等革命发动者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改造的程度，却取决于赖经邦等人自身对革命的认知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保证革命队伍的存在乃至发展壮大。因此，改造的成就，远不如“逆向改造”的效果。也即，革命的领导者不仅对队伍的改造不甚成功，而且还受到种种逆向影响。李文林入主红二团后，必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逆向影响更为严重。红二团大多数是抽大烟的，打仗要发响。红三团、红四团更加不堪。地方组织也不遑多让，谈恋爱、嫖姑娘、打麻将，成了日常生活的主体。对上级指示，几乎都采取应付的手段。

　　因此，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等上级组织多次进行批评，甚至指斥为“糜烂地方”、“不是共产党领导”。中共中央、江西省委等为此多次指示“彻底改造”。

　　1929年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在东固休整时期，朱德、陈毅对“李文林式革命”的感受，不仅总结为“农民得不着真正好处”，而且感到一种可怕，担忧按共产党的政策纲领限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办事，会激起他们的武装对抗。

　　“李文林式革命”的特征，除了打土豪和应对敌军的围剿外，对其他革命内容均拒绝执行。比如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等等。打土豪所得，几乎全部用于自身的消费，没收的土地也据为己有，或者以“共耕”的形式租给农民，也即变相据为己有。尤其是，不仅向农民收租逼债，还向农民和贫穷的革命同志放高利贷。连续几任特委书记都无法展开工作，败兴而归。——李文林等对付赣西特委的主要手段，就是“卡脖子”。特委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当地武装提供，李文林等却一文钱都不给。没有经费，就无法立脚，无法立脚，就必然落荒而逃。

　　1929年5月，江西省委高规格任命省委委员兼秘书长冯任赴任赣西特委书记。性格刚强、作风果敢的冯任，也不敢推行土地革命，而是想求其次搞减租减息，激起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激烈反对。“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这一名言，就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当时发明的。“四大党官”暗中购买枪支、组织地痞流氓，实行武装对抗。为此，冯任几度打算依靠在附近活动的彭德怀，以武装形式解决，但因联系不上彭德怀而作罢。

　　冯任在任期间，除了遭到部分的武装对抗外，还发生了当地武装领导人看上一个农民老婆、开枪打伤该农民、把该农民老婆抢走的事件，还发生了两个大队为了伙食费火并、死伤七八十人的事件。

　　同时，冯任也遇到了“逆向改造”事件。冯任带来的一位外地干部，被派去改造武装，结果却成了一伙，反过来公开反对冯任，被冯任枪毙。

　　李文林等对冯任采取了“卡脖子”的手段，冯任也不得不离开了。直到刘士奇担任特委书记后，策反了罗炳辉的靖卫团，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才有所好转，但分配土地、扩大武装、建立政权等工作，在李文林等的反对下，仍然无法开展，处在“不死不活”的状态。

　　彭德怀率部到来后，刘士奇迅速联系彭德怀，组建起红六军、合并了赣西和湘赣边特委，但除了红六军在形式上建立起来并由黄公略担任军长外，其他事情并没有得到丝毫解决。

　　毛泽东到来后，不仅彻底废除了“自肥式革命”或曰“李文林式革命”，阻断了这一族群以往利益的来源，取消了他们以往日常谈恋爱、嫖姑娘、打麻将等惬意的革命方式，而且还部分剥夺了这一族群的既得利益和原有利益，比如把他们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高利贷，等等。由而，对毛泽东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利用历届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排挤等组织资源，形成“反毛团”组织，产生赶走甚至打倒毛泽东的目的和信心，就是必然之事了。

　　能赶走冯任等，甚至能赶走刘士奇，但要赶走或打倒毛泽东，就是蚍蜉撼树了。因为毛泽东文化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戴，受到了地方党不少干部的拥戴，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却遭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对。甚至，当地农民斥责“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是什么共产党”!

　　2、中共中央对毛泽东连续的批判、排挤，增强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倒毛”的信心

　　首先，1929年下旬，中央周恩来等接受了毛泽东对“二月来信”“太悲观了”的批评之后，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革命的 “新高潮”已经到来。1930年2月17日的中央会议上，李立三等提出目前的方针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 “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 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做为中心策略。会后不久，周恩来、李立三等即开始批评毛泽东的“兜圈子主义”，并决定派遣刘作抚做为中央巡视员去苏区巡视纠正。

　　第二、中央巡视员刘作抚来到苏区后，对毛泽东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反富农政策、土地分配政策、根据地和红军发展政策，等，给予了近乎全面的否定，在“自肥式革命”族群中，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也即，尽管各方都承认毛泽东到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日万里”，但毛泽东推行的路线政策却是极其错误的。

　　第三，周恩来去苏联后，李立三、项英等推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立三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乃至批判，并指示李文林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奋斗”，成立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促使李文林等具备了反毛的组织依据和条件。

　　第四，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国纠正中央“个别策略上的错误”、严厉维护“立三路线”的基本路线，并对毛泽东采取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取消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调毛泽东到上海任职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了李文林为代表的“自肥式革命”族群把毛泽东赶走甚至打倒的信心。

　　三、富田事变是“预谋的军事叛乱”

　　朱德始终坚定的认为富田叛乱是“预谋的军事叛乱”，不仅因为对“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不给群众真正利益而且不敢按照共产党的政策纲领限制他们办事的深层担忧，更主要是在这个长期担忧的基础之上，对“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第一次反围剿前所作所为的切肤之感。也即，在富田叛乱发生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已经针对毛泽东和总前委进行“半武装性质”的半公开反叛活动了。

　　1、“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半武装性质”的半公开反叛

　　1930年8月，李文林召集“二全会议”，决定跟毛泽东“全面奋斗”之时，还是“背靠背”，即毛泽东并不在赣西南。“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所作所为，主要是利用周恩来等于8月26日发出的中央指示，以打AB团为名，对赣西南干部群体实行肉刑杀戮的“大换班”(或曰彻底改造)。——原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位时，无疑形成了自己的 “班底”，也即重用了相当一部分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大换班”或“彻底改造”，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刘士奇的干部“班底”。

　　1930年10月初，毛泽东挥师赣西南，攻占吉安。“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跟毛泽东便成了“面对面”的“全面奋斗”。基本成了毛泽东主张什么，“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就反对什么。比如毛泽东要纠正肉刑肃反和肉刑杀戮手段的“彻底改造”，推行“井冈山洗党”方式，“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不仅给予坚决的否决，甚至四处造谣说毛泽东要解散江西党。

　　为了进一步摆脱毛泽东的领导，为赶走和打倒毛泽东创造条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以赣西特委的名义做出 “直接受中央指挥”的决议，形成组织上的对峙。罗坊会议以及随后的峡江会议做出联合决议，确定“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开始用各种手段破坏“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

　　首先，四处造谣煽动干部群众抵制“诱敌深入”，破坏群众基础。

　　其次，对决议中属于地方工作的部分，阳奉阴违，甚至反面实施。

　　第三，对红军所需的经费、粮食、食盐等不但不认真筹措，甚至有截留行为，即重演“卡脖子”。

　　尤为甚者，“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他们影响较大的地方，采用对付“白军”的手段，对付红军。彭德怀回忆道：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

　　“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掌控的红二十军，不仅公开反对“诱敌深入”战略，致使毛泽东总前委无法在红二十军驻守的东固一带设置战场，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更是随时准备煽动武装叛乱(后面相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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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织作出决议后，这一切，已经不是什么意见不同、内部争论。 “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半武装性质的半公开反叛了。——以李文林“黄埔军校高材生”的军事素养，以段良弼等的常识，都深知如此作为的严重后果，必然导致反围剿的失败。还要如此的原因只有一个，即打倒毛泽东：只有促使反围剿的失败，才能赶走乃至打倒毛泽东;只有打倒毛泽东，才能恢复以往的“李文林式革命”，也即才能建立“优先特殊享受革命果实”的革命秩序。

　　2、富田叛乱是“预谋的军事叛乱”

　　经过长期说服，最终做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决议的夹江会议，李文林等是参加了的。“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组织明确做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决议后，仍然“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等，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观点不同”、 “内部争论”，而是形于叛乱性质。

　　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丛云中、谢汉昌等叛乱领导者审判时，丛云中、谢汉昌等人主动供出他们是一个“反毛团”组织，也即在“二全会议”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针对毛泽东，逐步组成了“反毛团”组织，以打倒毛泽东为目的。

　　在十万敌军压境之际，如果说“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导致反围剿的彻底失败这一后果没有想过或预料不到，显然是无稽之谈。“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很清楚这一严重后果，其仍然疯狂的如此，目的只能有一个，即：只有反围剿失败，才能赶走甚至打倒毛泽东——因为“立三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三中全会中央对毛泽东的调离，以及李文林等与红三军团一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公开诘难，都无法触动毛泽东。

　　彭德怀红三军团擅自邀约地方党对红三军团打AB团的行为，无形中给“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注视了一个“兴奋剂”。他们早已探听到彭德怀等一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他们探听到，在毛泽东没有参与的一次军事会议(应是毛泽东坐镇地方、朱德彭德怀率军东渡赣江后发生的)上，朱德抱怨自己只是毛泽东手上的一个玩物，什么家也当不了，彭德怀拍案而起，责问朱德为什么不跟毛泽东斗?——有立三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和三中全会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调离等中央的组织支撑，又有尽管被毛泽东最终说服却对毛泽东深怀不满的彭德怀等人仍然不把毛泽东总前委放在眼里的现实情势，“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便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极度兴奋。因此，毛泽东甫一离开地方回到军队，“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再次连续发出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而且召开会议做出前往黄陂督促毛泽东“进攻大城市”、打AB团肃反的决议。李文林率周高潮等人，会后即迅速赶往总前委驻地黄陂。周高潮等三人，应彭德怀红三军团之邀，在红三军团成立打AB团肃反的专门办公室;李文林则来总前委传达他们的决议，督促毛泽东总前委“进攻大城市”、打AB团肃反。

　　——造谣、煽动，“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等这些措施没有达到破坏反围剿战略的情况下，“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即开始行使自封的 “直接受中央指挥”的职权，直接粉墨登场了。只是没有料到，此时，赣东特委、红三军团以及地方部队升编的红三军(原红六军)，已经获取许多口供，供出李文林、段良弼、谢汉昌等人是AB团骨干。再加上攻占吉安后朱德缴获的李文林父亲资助AB团的亲笔收条和AB团秘密名单等相互印证，“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主要人物“木匠做枷自作自受”的定式，已难以改变。

　　尤其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组织作出决议后的迹近反叛的各种行径，直接导致总前委集体认定省行委里有AB团(泛指特务)且不少人受到鼓惑，至少有坏人乃至什么组织在操纵着。——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是根本无法排除的：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危如累卵、组织作出决议、正常人都清楚倒行逆施必然导致反围剿彻底失败的情况下，“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仍然倒行逆施，如何解释?

　　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拥护中央指示来解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三中全会的内容，叛乱发生后，以往一向支持他们的中央特派员刘作抚，也在他们的会议上肯定“诱敌深入”的正确并要求他们执行，他们不但仍然反其道而行，而且多次制造假信企图挑起红军内讧，对不支持他们的红军学校等武装围攻，四处造谣煽动地方党和红军破坏反围剿战略。

　　总前委决定拘押李文林、派人帮助地方肃反，从任何角度讲，都是必须的，也都是正确的。即使没有口供，在关乎反围剿成败的情势下，对“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主要人物进行拘押审查，采取果断措施，也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任由他们继续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资源破坏反围剿，后果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公开反叛。

　　问题在于如何审查。是用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审查?还是用中共中央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颁布号召的肉刑政策审查?

　　有个别人“透露”说一方面军也发布过肉刑政策，未必可信。一是始终贯彻坚决废除肉刑政策的毛泽东不可能发布这样的政策，二是戴向青、高华等这些旨在诬陷毛泽东者所掌握的史料远高于“透露”者，如果有其事，戴向青等不可能不高调渲染。因此，即使真有其事，也必然是在毛泽东坐镇地方、不在一方面军期间发生的，也即是朱德等人发布的。——结合萧克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对答(记者问那时不是制定了废除肉刑的政策么?萧克回答，只是说说而已。大意如此)，可证实毛泽东在政治整军被推动为肃反整军的总前委会议上，宣布过废除肉刑的规定。

　　3、富田叛乱是“预谋的军事叛乱”(续)

　　反围剿的战略，完全依赖于毛泽东独自的运筹帷幄，而且，毛泽东还带领彭德怀等人亲自勘验战场，军内肃反由总政治部主任杨岳斌和中央特派员周以栗主管。派遣李韶九帮助地方肃反，就是总政治部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并没有错误。

　　首先，派遣干部帮助地方肃反，是总前委的集体决定，而且是必要的决定。其次，不派李韶九，也得派其他人。再次，纵观总政治部的干部组成，只有李韶九对地方最熟悉也最有威望，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最后，派其他人，比如萧克或者黄克诚，从他们这个时期在本部的所作所为可知，决然不会丝毫亚于李韶九。

　　所谓李韶九携带的“总前委的指示信”，多个学者证实，是戴向青和“年轻的女资料员”依据叛乱者发布的通告等杜撰出来的。

　　李韶九在富田的作为，并没有过份之处。

　　第一，李韶九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省行委手中。

　　第二，李韶九也没有戴向青和“年轻的女资料员”渲染的捣毁省苏维埃政府、抢掠财务的丝毫行为。

　　第三，李韶九使用肉刑，符合中央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颁布的政策;在程度上，不但远逊于李文林、段良弼等以往的残酷，也远逊于萧克、黄克诚等在本部的程度。

　　第四，对段良弼等重要嫌疑人的审讯，也不是戴向青和“年轻的女资料员”渲染的李韶九的独自行为，而是与省行委领导人共同参与，而以省行委为主。

　　第五，李韶九和省行委领导人，也没有戴向青和“年轻的女资料员”渲染的使用什么“打雷公、烧阴户”等刑罚。这些“中国刑罚文化”的流传，古代人早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总结：重者立毙，轻者卧床数月不起。而遭受刑罚最严重的段良弼等个别人，却个个生龙活虎，丝毫不存在“个个行动不得”。

　　第六，李韶九也没有像萧克在本部那样，实行“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杀”，而是相对比较客观，比如对刘敌。

　　从刘敌后来的信中可知，由于红二十军主要领导人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联系紧密、反对诱敌深入，总前委把二十军基本闲置，而不能正常使用。尤其是，刘敌的信，证实刘敌处心积虑，时刻准备煽动军事叛乱。

　　第一，刘敌接到回东固军部的命令后，以“前方胜利、到前方击敌”的理由，把部队也拉了回来。刘敌敢于这样做，足见刘敌是反诱敌深入的主要干部之一，而这些人左右着红二十军的大局。因而，刘敌丝毫不怕军长刘铁超对其违反命令的指责。不然的话，稍微正常的指挥员，都会在接到命令后，迅速独自回军部，而不可能也不敢“自以为”便拉回部队、放弃该部所担负的任务，不可能也不敢耽延近两天时间才回军部。尤其是，即使刘敌的“自以为”可以当作理由，但9号接到命令，11号才率部回撤，也足见其“自以为”是事后编造的理由。——哪有接到命令并“自以为” “前方胜利、到前方击敌”的情况下，不是迅速集结部队出发，而耽延近两天的时间才集结部队回来的?

　　第二，刘敌不仅没有遭受丝毫肉刑，而且被开释。以刘敌这样的“角色”，又 “自以为”“大阴谋”，要抓捕李韶九“拷问出大阴谋”，至少说明刘敌也是肉刑的推广者和执行者。尤其是，抓住李韶九后，不但不拷问，而且还让李韶九逃走了，足见李韶九实际是刘敌的部署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不是叛乱前渲染的“关键人物”。

　　第三，从刘敌的行为中可知，刘敌在回军部前，即已感到危机，害怕段良弼等供出“反毛团”组织的阴谋，因而思考近两天后，才决定把部队拉回来，准备随时煽动叛乱。——这是唯一合乎事实逻辑的解释。尽管刘敌等被项英写信诱捕后，主动供认自己确乎是AB团。

　　第四，叛军攻占富田后，刘敌、谢汉昌、段良弼等人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完全可以做出两种选择：或按照他们的“大阴谋”的自以为，派人去跟总前委联络，同时迅速派人去向中央汇报;或者在此基础上，造谣煽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促成反围剿的彻底失败，从而打倒毛泽东。他们经过一个晚上的密谋，决定造谣煽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第五，段良弼、刘敌等叛乱领导者造谣煽动更大的武装叛乱后，四处造谣煽动其他地方党和部队一起叛乱，用武装的手段围攻红军学校，制造假信企图挑起红一方面军的内讧，等等，足以说明他们极力要摧毁反围剿的目的。——这一点，除了“自由化领导人”、“组长”、“顾问”以及戴向青和“年轻的女资料员”等人之外，傻子也看得出来。也即当时的主要领导者们周恩来等严词斥责叛乱者们要彻底破坏反围剿，不存在丝毫的 “欲加之罪”。

　　第六，段良弼、刘敌等叛乱领导者，不但双重标准(肉刑杀戮其他人，无所不用其极，轮到自己头上，并完全符合他们制订的规则，便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而且毫无所谓的“组织观念”。打着“拥护中央” 的旗号，也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被他们胁迫的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始终劝阻他们联络总前委、中央，但他们根本不屑一顾。直到反围剿行将胜利，再无可为之时，才做出联络总前委、向中央汇报的决定。——有丝毫所谓“组织观念”的话，叛乱之时，就必然会派人去上海中央汇报，寻求中央的支持和解决，而绝然不会造谣煽动更大的武装叛乱。而他们之所以二十多天后，才在刘作抚的一再催促下如此做，很显然是深知中央即使同情支持他们，也必然责令他们停止所有的倒行逆施，也就无法完成导致反围剿彻底失败的目的了。更主要的是，反围剿的胜利已近尾声，段良弼、刘敌等叛乱领导者已经走投无路了。不然的话，这些人仍然不会如此做。

　　第七，叛乱领导者之所以不敢率部投敌，正如朱德所言，他们用欺骗的手段蒙骗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一旦投敌，不用别人，二十军的基层干部战士就会把他们撕碎。——李韶九、陈伯钧被基层战士私下放走，尤其是陈伯钧拿出毛泽东的信给看押他的干部战士一看，便被放走，足以说明二十军绝大多数人是信仰毛泽东的，参与叛乱是被胁迫。也即，朱德之言十分客观。

　　因此，正如朱德所说，刘敌造谣煽动的东固叛乱与随之发生的富田叛乱，都是“预谋的军事叛乱”，而叛乱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阶级要复辟”。

　　四、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的解决方式，是唯一的正确方式

　　1、富田叛乱发生后，毛泽东在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方式，在组织上采取联络、教育的方式，也即“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是唯一的正确方式。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群体都固守错误的文化和政策之下，毛泽东遭受内部的“四面围困”，从而失去总前委书记应有的组织权威，其路线政策遭到颠覆，军事决策需要长期艰难的说服，是必然的。但造成这种局势的因素，不仅仅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群体固守错误的文化和政策这样一个单纯的因素，还包括“自肥式革命”群体的别有用心，还包括“二十八宿”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实行的“双重标准”，以及队伍中“一贯不正派”者的趁火打劫，等等。由此，对革命者和革命队伍的 “改造”，比武装夺取政权更加艰难、复杂。

　　毛泽东深谙此理，而富田事变的发生，在肃反政策上，给了毛泽东纠正的平台。

　　在此之前，毛泽东尽管曾经努力改变、遏止肉刑肃反政策，并以身作则深入乡村调研，但效果相反。不但没有触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影响不了一方面军其他领导，而且遭到了严重的反弹。井冈山“洗党”经验，被造谣为要“解散江西党”;红一方面军在朱德等人的带领下，开始肉刑打AB团。尤为甚者，彭德怀红三军团主动联系地方党在红军中肉刑开打AB团。坐镇地方，暂时按下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肉刑杀戮的“葫芦”，一方面军的肉刑却又起了“瓢”。离开地方，回到部队，“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又迅速颁布肉刑杀戮的通令……

　　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在中共中央推行的肉刑肃反政策、对毛泽东及其路线的严厉批判排斥。

　　组织上，毛泽东不但不能公开跟中央 “唱反调”，而且还须维护中央的组织权威。在客观上，毛泽东因为被不少领导人指责为“不执行中央指示”并受到这些人的诘难、围攻，更受到中央的连续批判和调离，红军和根据地的重中之重反围剿决策，难以实施。毛泽东既要艰难说服这些反对“诱敌深入”战略的领导者们，又不能 “刺激”这些人，增加他们诘难“不执行中央指示”的筹码，以保证反围剿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强调废除肉刑，但却无法形成政策，而“李文林式革命”族群、萧克、彭德怀及黄克诚等干部也都根本不在乎毛泽东的强调。毛泽东又不得不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反围剿的战略筹划和部署上。

　　如果说毛泽东一开始不了解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公然废除总前委关于肃反的规定，那么，后来肯定是了解的，但为什么不置一言?

　　一是肉刑政策是中央政策，也是“直接受中央指挥”的地方党颁布号召的政策，毛泽东无以从政策的角度给予批评;二是彭德怀红三军团是“立三路线”以来毛泽东长期艰难说服的主要对象，对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诘难，并不亚于“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也即在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为了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不能也不敢丝毫刺激红三军团的领导人。

　　毛泽东常说，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富田叛乱”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员”。普遍的突出的肉刑问题成为肃反的焦点，黄克诚等人也已经开始反思。毛泽东由而得到了以政策手段推行“坚决废除肉刑”的平台：向红军和根据地各级党发布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重调查研究的文件指示。

　　对 “富田叛乱”政治上采取“坚决进攻”的方式，也即从文化舆论上唤醒受叛乱领导群体造谣蒙骗的干部群众;组织上派陈毅前往联络，说服叛乱领导群体放弃叛乱，共同致力于反围剿。只是因为叛乱领导群体“打倒毛泽东”的目标明确坚定，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也即总前委对他们不存在丝毫的组织权威性，尤其是这些人决然不会放弃“打倒毛泽东”的绝妙时期，才没有达成解决。

　　2、项英的“马列主义解决”是 “趁火打劫”

　　项英到来后，肉刑肃反已经基本得到遏止。对富田叛乱的解决，项英只是在没有接触过叛乱领导群体的情况下，有着明显安抚叛乱群体的倾向下，发布了一个文件，写了一封信，便自称“马列主义解决”了。

　　客观而言，项英对叛乱群体的“温和态度”是正确的，也即不刺激那些人，而且使那些人看到希望，以避免那些人进一步的叛乱，但同时却也别有企图，也即与毛泽东的“组织处理从宽”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项英对叛乱群体并无丝毫同情的心理，而且也是极为愤怒的。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反对心理，才做出对叛乱领导群体似乎同情的样子。也即，项英对组织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丝毫不亚于所谓的“王明中央”。这从项英对“把中央局决议当作废纸”的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雷霆之怒”，可以证实：近乎公开的反叛组织决议、造谣煽动武装叛乱仅仅开除党籍就是“马列主义解决”了，与中央局的用词不同，就是国民党，就要解散党组织，两相对比，凸显出项英对组织原则的真实理解和运用。——也即，项英对造谣煽动武装叛乱者们采取的逻辑标准，与对跟中央局用词不同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采取的逻辑标准，是极其突出的双重标准。

　　其次，项英不是不懂得“决议”解决后，必须迅速采取组织手段对叛乱领导群体进行组织调整，彻底消除叛乱群体原有的形态，而是十分懂得。但项英除了发文件通告、写信安抚外，近三个月内却不做丝毫的组织调整，让叛乱领导群体及叛乱队伍保持原有形态，只能是“中心关键在反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毛泽东的难堪，以增强自我的权威性。

　　再次，项英如此“马列主义解决”， 让叛乱领导群体及叛乱队伍保持原有形态，明显是“缓兵之计”。这一点，不仅从项英对“把中央局决议当作废纸”的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组织威严”可证实，任弼时三人团到来后，项英迅速“转变”过来，写信诱捕刘敌等叛乱领导者们的做法，更能证实。随后对叛乱领导者们的处决和对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的处决，也都在证实项英的真实态度。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把根据地丢失后，留守的项英在苏区展开的疯狂杀戮，更能说明项英的真实态度。

　　第四，任弼时三人团虽然受命解决富田事变而来，但中央的指示十分明确：中央局成立后，所有问题都要在中央局的统一领导下解决。“肃反中心论”造成苏区的严重灾难后，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力主中央撤换项英，也在说明主要责任者是项英，而不是主流渲染的任弼时三人团。

　　第五，项英的一贯性即是肉刑疯狂杀戮。来苏区之前，中央反AB团的指示，项英都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对赣西南“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疯狂肉刑杀戮，项英也是十分了解并坚决支持的;来到苏区后，推行肉刑政策，掀起“肃反中心论”;周恩来到来后，与周恩来等一起，废除毛泽东制订的相关法律法规，推行肉刑政策;博古、张闻天、陈云到来后，项英更是最积极的拥趸者，不仅与他们一起彻底废除毛泽东制订的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法规，而且达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大撤退后，项英对留守部队的杀戮，可谓天人共怒：数万留守部队迅速垮散，很大程度上，是被项英等杀垮的……具有高度“一贯性”的项英，何以会在富田叛乱问题前期的解决上“马列主义方式”了?究其原因，正如周恩来揭露的：中心关键在反毛。

　　五、戴向青之流篡改历史的主要节点

　　大多人集中攻击高华，而高华不过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的“小巫”而已。高华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奉“组长”宣扬的毛泽东“一生基本上为了权”这个“准则”，效“桀犬吠尧”之犬马之劳，企图捞一把，结果弄巧成拙，拍到马蹄子上了。在苏区肃反及富田事变的问题上，高华也不过是 “拾”戴向青之流的牙慧，而戴向青之流明火执仗篡改历史的主要几个节点，不外乎二七会议、罗坊会议、毛泽东的《给中央的信》、《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李韶九……等几个问题。

　　1、关于“二七会议”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也即“二七会议”，统一组织、统一政策、使根据地发展“一日万里”的巨大功劳在此不述，仅就会议内容而言，从多方面遏制了中共中央的极左政策。

　　第一、遏制了中共中央对参与武装起义的“土匪首领”进行杀戮的政策。赣西南地方武装，虽然是党组织发动，但武装的很大成份，却大都是“三点会”会匪武装。红二团、红四团如是，红三团更如是。毛泽东倡导的，是对袁文才、王佐一样的政策，即：教育、改造。

　　第二、极大的遏制了中共中央的反富农政策。中央的反富农政策，基本是“唯成分论”。毛泽东推行的政策则是有成份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的政策，新组成的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刘士奇、曾山，就是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这在江汉波(张怀万)、刘作抚等人的报告中，都突出的反映出这一点;“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掌控赣西南大权后，向中央的汇报中，也突出的反映了这一点。赣西南的反富农后来以其他政策高涨起来，是中央巡视员刘作抚根据中央指示推动起来的，是“立三中央”和三中全会中央连续推行其政策掀起来的。

　　第三、毛泽东尽管批评了赣西南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对赣西南的整体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极为看重李文林等赣西南革命的领导者，根本不存在丝毫“彻底否定”的因素。

　　第四、毛泽东对赣西南刘士奇、李文林等领导群体对赣西南的状况的认识，持有不同意见。一是没有批准开除江汉波党籍的动议，会后，继续让江汉波以江西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二是对赣西南领导群体共同认为的“地主富农充满”持不同意见。刘士奇、李文林等人，始终认为赣西南各级党和政府“地主富农充满”，毛泽东则始终用“充塞”一词，而不同意“充满”说。

　　第五、处决“四大党官”(干部群众称之为“四大叛徒”)，是冯任担任赣西特委书记期间，地方党就开始集体筹谋的事情，而“四大党官”之罪恶，并无丝毫冤屈可言。毛泽东只是纠正了地方党“秘密处决”的习惯，指示其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四大党官”的罪行，进行公开处理，消除了“秘密处决”给同类干部带来的心理恐慌，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六、尤其是，“二七会议”丝毫没有涉及中央三令五申的“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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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即，在毛泽东文化下，“二七会议”不但没有丝毫的“极左” 因素，而且极大的遏制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和指示中存在的“极左” 因素。

　　戴向青之流却明火执仗的篡改历史，诬陷“二七会议”是极左肃反政策的“源头”。尤其是，在“四大党官”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不但完全阉割“四大党官”的必死之罪，而且极力东拉西扯的渲染什么功劳。

　　2、关于AB团及 “赤色清乡”

　　“四二”反蒋暴动后，段锡朋等AB团创始人的确几乎悉数逃跑了或者被朱培德送走了，也即AB团核心层“无形解散”了，但市县乡村的AB团组织是不是也随之“无形解散”了?

　　第一、从戴向青之流对AB团兴盛之时的描述看，市县乡村的各级AB团组织风靡江西全省，尽管“四二暴动”使AB团核心层“无形解散”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市县乡村的AB团组织，曾经为地主豪绅等这些组织者带来莫大的好处，成功打击了工会农会给他们带来的“戕害”，显然不会“无形解散”。只是失去了“统一领导”、各自为政、各自重新寻求组织靠山而已。也即不再完全是段锡朋等创立的AB团，而是经过了“变形”的AB团。

　　第二、历史资料留存的1930年5、6月间赣西南有“七八百个”AB团主动自首，朱德缴获的AB团秘密名单和信物，等，也证实AB团的客观存在。对此，戴向青之流避而不谈，并以极力夸大中共江西党的“惨无人道”进行搪塞。——到目前为止，戴向青之流除了以段锡朋等人的“话”为圭臬外，仍然没有对上述历史留存的史料给出合理的否定。实质上，也根本无法给出合理的否定。

　　也即，当时的中共，对AB团的认知，丝毫不存在戴向青之流所渲染的“臆想”因素，而是根据AB团的历史和现实动因，做出的判断。

　　在“赤色清乡”的问题上，戴向青之流可谓多种“领风气之先”之一种。

　　“赤色清乡”是赣西南党针对国民党的“白色清乡”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和根据地，长期处在生死之间。主要路口设岗盘查、对陌生人的警惕、号召苏区干部群众对陌生人及外来人提高警惕，等等，都是极其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在苏区时期居功至伟，而且抗战时的期根据地也成功沿用了这些经验。戴向青之流，却极力渲染为中共苏区的极端残酷性。

　　戴向青之流可谓多种“领风气之先”的最突出的一种，是公然谩骂、妖魔化中共烈士。李韶九直到现在，也仍然是中共烈士。

　　戴向青之流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跟戴向青之流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组织取消了其烈士资格，二是非组织的群众行为。而非组织的群众行为，会遭到组织的严厉制止和纠正。戴向青之流却不然，在组织没有取消李韶九烈士资格的情况下，公然篡改历史进行谩骂、妖魔化，开了“历史之先河”。——后来对中共烈士进行辱骂、贬低的事件不断发生，戴向青之流的 “功劳”显而易见：烈士就是烈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大小之分，和尚摸得，阿Q为什么摸不得?

　　3、关于毛泽东《给中央的信》

　　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率部攻占吉安后，总前委听取了地方工作的汇报，也听取了中央特派员周以栗的通报。为此，毛泽东向地方党提出以井冈山“洗党”方式替代肉刑杀戮，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激烈反对;委派周以栗召集赣西南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会议上有人提出“杀人过多”的问题……即，毛泽东一直着手纠正“李文林式革命”族群造成的各种乱象。10月14日，毛泽东和总前委向中央书面汇报，也即《给中央的信》。

　　《给中央的信》十分突出的反映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控制的地方党情况十分严重，导致了根据地的十分混乱。毛泽东为此十分无奈。多次纠正不但遭到反对，还遭到造谣污蔑。总前委无法进行中央三令五申的改造工作，须中央派人来解决。——这一点，连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的领导者，都看得十分明白。收到毛泽东《给中央的信》的远东局负责人盖利斯说道：“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也即，毛泽东非但没有丝毫 “轻信”，而且极大否定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渲染的“十万AB团”的敌情。

　　第二、信后，毛泽东不但丝毫没有向下透露和表示，而且在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激烈反对和造谣污蔑的情况下，仍然小心翼翼的进行纠正。所谓小心翼翼，也即毛泽东在无法以组织秩序贯彻纠正的情况下，企图以调查研究得来的事实，给“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以表率，来影响他们——这一点，连一些台湾“学者”都看得十分清楚。

　　第三、攻占吉安后，面对朱德缴获的AB团资料和李文林父亲资助AB团的收条各种情报，毛泽东在对内部敌情警觉的同时，对朱德缴获的AB团秘密名单和李文林父亲的收条这类敌情资料，明确提出质疑，怀疑是敌人故意留下的，来挑唆根据地的内部关系。——这一点，共产国际在收到毛泽东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后，叙述得十分清楚。

　　第四、攻占吉安后，得到的敌情资料，证实了毛泽东对国民党要对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剿的判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围剿的战略部署上，而反围剿的战略部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众基础，二是 “诱敌深入”战略。

　　也即，《给中央的信》与后来的肃反不仅没有丝毫关联，而且凸显出毛泽东的艰难和无奈，凸显出毛泽东对“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佛心广厚。——后来的黄陂肃反和帮助地方肃反，都是突发性事件。

　　事实上也是如此：随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说服“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和彭德怀红三军团放弃攻打大城市、准备反围剿方面来，说服和纠正地方党对土地分配的破坏等方面，不仅不支持“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肉刑杀戮，而且以各种方式遏制“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肉刑杀戮。正是因为如此，“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才恼羞成怒，召集会议做出脱离总前委领导、直接受中央指挥的决议，并决定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等前往总前委所在地，督促毛泽东进攻大城市、打AB团肃反。

　　“罗坊会议”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换句话说，“罗坊会议”是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逼迫下召开的。

　　4、关于“罗坊会议”

　　“罗坊会议”是在“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的逼迫下召开的。

　　按照组织原则，这次会议本不必召开。总前委和中央特派员做出决定后，向下传达贯彻就是了，但此时的组织秩序在中央的乱命下，已经变得十分混乱：“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宣布脱离总前委领导、直接受中央指挥，彭德怀红三军团丝毫不遑多让，与李文林等人“一唱一和”。毛泽东能做的，就是殚精竭虑、苦口婆心、小心翼翼的说服、等待。

　　“罗坊会议”上，毛泽东撇开其他一切，把精力全部放在说服李文林等和红三军团领导人方面，但也遭到了这些人的公然诘难。好在参加会议的地方党领导人曾山、陈正人不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中人，反对李文林，支持毛泽东;好在大多数红军将领支持毛泽东，反对红三军团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的主张才得以通过。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敢丝毫刺激李文林和红三军团领导人，也因而决然不会干涉已经遭到“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激烈反对、造谣污蔑的地方工作。因此，毛泽东在会议间隙，召集兴国县各个层次的农民召开土地工作调研会。“罗坊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调研会却还在继续。

　　“罗坊会议”做出的联合通告中，地方党的任务部分，是李文林等地方党自主的;红军的任务部分，在政治工作方面增加了一句“注意改组派AB团”，显然也是李文林等督促的，并受到一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

　　首先，毛泽东在会后，仍然一如既往的对打AB团肃反没有丝毫表示，更没有组织名义的表示。而且，毛泽东还多次深入乡村调研，指出杀人过多的问题。也即毛泽东尽管也认为敌特情况堪舆，但鉴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的肉刑杀戮政策风靡根据地，主要还是立足于纠正、遏制。

　　其次，会后，一方面军开拔，毛泽东离开部队、坐镇地方，继续纠正被“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搞乱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而且，自井冈山洗党经验遭到造谣污蔑后，就小心翼翼的避免向其他方面直接谈赣西南地方党的内部问题了。湘东特委曾来信询问，毛泽东回信中除了谈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外，其他情况让湘东特委去看中央代表的信。

　　第三、毛泽东坐镇地方期间，不但基本遏制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疯狂的肉刑杀戮，而且，也遏制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继续颁布号召肉刑杀戮的动作。直到毛泽东离开地方回部队，“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才又迫不及待的连续发布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

　　也即，“罗坊会议”既不是一些人渲染的“民主”，更不是戴向青之流造谣污蔑的那样。

　　5、军内肃反的由来

　　从戴向青之流根据萧克的回忆所渲染的东西可知，一方面军内部的肃反，发端于1930年11月上旬，也即毛泽东坐镇地方、朱德、彭德怀等各自率部活动期间。但是，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可知真实情况为：这一期间，只有萧克担任师长的师和红三军团开打AB团，其他部队并无这种现象。也即，除了萧克外，红一军团的其他部队并没有开展打AB团肃反的活动。

　　“文化素养高”、“有独立思维”的萧克，的确与众不同。萧克担任师长的师，新兵较多，由于反对思想工作，开小差的很多，甚至还发生过“发谣疯”的情况。因为萧克对政治思想工作有着一贯性看法，因此，解决这种情况的手段便 “与众不同”：故意采取总前委明令禁止的“连坐法”军阀手段。被发现后，由政委张赤男出面承担了责任。这样的搞法，自然不但不可能解决开小差等问题，而且必然带来反面效果。因此，萧克担任师长的师，置总前委部署的政治和军事任务于不顾，什么也不干，对本部干部战士专行肉刑杀戮之事，而且“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杀”，也就是必然了。——按照萧克的回忆，“黄陂肃反”前，萧克等已经杀了六十多个本部的干部战士。

　　也即，萧克等是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大开杀戒的第一人!

　　红三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样十分薄弱，也同样不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因而，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屡禁不止。彭德怀等采取的措施，即是一方面在本部打AB团肃反，一方面联系地方党，要求地方党对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并邀请地方党派人到红三军团成立专门的打AB团肃反办公室，帮助指导红三军团打AB团肃反。——彭德怀等红三军团领导人，是在苏区发现AB团活动的第一人。早在3月间，彭德怀红三军团就发现了AB团的组织活动。

　　彭德怀红三军团的较强的“独立性”，助长了“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对抗总前委毛泽东的气焰。

　　红一方面军发生的上述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离开部队、坐镇地方期间发生的。

　　6、突发的“黄陂肃反”

　　1930年10月25、26日召开的罗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调查会又继续了五六天。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汇总成《兴国调查》一文。其中写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 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 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 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 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 那是危险的。 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 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也即毛泽东这个期间的心路历程，正是贯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初次高涨阶段，也即决然不会像戴向青之流诬陷的那样“轻信”。上面叙述的事实，也说明毛泽东不但没有轻信地方党，而且根本不信。——调研会结束后，毛泽东的言行，也说明毛泽东根本不信李文林等对AB团方面的汇报。

　　10月30日，总前委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战略。

　　11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签发“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

　　11月6日，总前委决定：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 向根据地转移集结， 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毛泽东离开部队，坐镇地方。

　　11月7、8日，毛泽东率警卫员、秘书前往吉安，途中，在经过的乡村做调研。

　　11月12日，毛泽东出席赣西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重点指导土地分配工作。

　　11月14日，毛泽东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重点指导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

　　在此期间，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东渡赣江”后，红三军团、萧克师，开始打AB团肃反。

　　11月15日，毛泽东继续出席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会议，重点指导“分青”和“租田”问题。

　　11月19日，毛泽东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秘书谢维俊由吉安前往永丰的藤田，前去与红军主力会合。一路考察反围剿战略地理，发现红二十军一些领导人反对“诱敌深入”战略，吉安县战备情况差，决定放弃在二十军所在地东固一带设置战场的决定。

　　11月21日，毛泽东途径木口村，利用吃饭时间进行调研，指出胡乱杀人的问题。

　　11月24日，毛泽东到达永丰县沙溪，与朱德会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行委，介绍一路调研的反围剿准备情况，指出除水南区工作较好外，其他地区的工作都有不少问题，并晓谕江西省行委等组织工作方式。

　　11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命令部队开赴东固、南垄、龙冈地区集中待命。

　　11月28日，发布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结的命令。这个期间，彭德怀红三军团已经联系地方党对红三军团开小差的干部战士打AB团，并邀请地方党派人来红三军团成立打AB团的专门办公室。李文林等地方党召开会议，并于同日发出肉刑杀戮的“紧急通告”。同时，决定派遣李文林前往黄陂督促指导红军攻打大城市、打AB团肃反，派遣周高潮等人到红三军团指导打AB团。

　　12月1日，毛泽东及总前委到达黄陂，并发布战前“政治整军”的命令，也即战前政治动员。次日发布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让干部战士反复背诵，以此为契机激励干部战士。——有资料渲染，“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我们打了四千AB团”，果真如此的话，更能说明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军内大规模肃反而又无法直接制止：一是四千AB团，是毛泽东不在一方面军时朱德、彭德怀等领导打出来的;二是毛泽东宣布政治整军、贯彻“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让干部战士反复背诵，明显是为了遏制大规模的肉刑肃反。

　　12月2日，红三军团打出甘隶臣等AB团，并押送甘隶臣等到红三军团所属的各军督促打AB团肃反。

　　12月3日，红三军团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营连排成立肃反小组。

　　12月3日，总前委在李文林和彭德怀等将领的督促下，召开会议。会议上， “政治整军”被扭转为“肃反整军”。同时，根据赣东特委、红三军团等获取的敌特口供，结合朱德缴获的AB团秘密名单，决定派人去省行委和省苏府所在地富田帮助肃反。同时，根据获取的多人指供李文林是AB团结合朱德缴获的李文林父亲资助AB团的亲笔收条，决定对李文林拘押审查。

　　此次会议，凸显出毛泽东的无奈。

　　第一、毛泽东贯彻坚决废除肉刑政策(被某人称之为“说说而已”)，为了防止乱打乱杀，规定抓人须由团一级批准、杀人须由师一级批准。并明确表态：总前委不干涉。

　　第二，由《罗荣桓传》可知，罗荣桓在红四军仍然以毛泽东的“政治整军”为主旨。

　　全军性的肃反，毛泽东表态总前委不干涉，足见毛泽东的无奈。也正是毛泽东“四面受困”下的无奈，总前委的规定也根本不被彭德怀等人放在眼里。尤其是“一贯不正派”者，趁火打劫。

　　第一、彭德怀红三军团公然废除总前委抓人须由团一级批准、杀人须由师一级批准的规定，把抓人杀人权下放到最基层。

　　第二、时任红三军团某团政委的黄克诚，积极支持彭德怀等人对抗总前委的命令，本不具备杀人权，却对本团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大兴肉刑杀戮。

　　第三，萧克等更是极为突出。“那时候，我跟政委张赤男及各团干部没干别的什么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对追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干部战士打杀到手软。

　　7、关于李韶九

　　李韶九，1926年入党，深受林伯渠器重。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中央派回江西工作，担任赣南特委委员兼特委军事负责人。1928年初，被派往东固指导工作，是第一位被派到东固及赣西南一带指导武装革命的特委级别的领导干部。来到东固后，被当作敌特嫌疑吊打了几天，硬是挺了过来，不久即指导帮助赣西南成立第七第九纵队并担任第九纵队纵队长。随即主持草创红二团，并担任红二团第一任团长。1928年7、8月，李文林回到赣西南，以赣西特委秘书长的身份，再次组编红二团，并担任团长、党代表、书记，李韶九受到排挤。

　　受到排挤的李韶九，其威望仍然极高，与李文林一起，并称“二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提到赣西南红军，也称“共匪李文林、李韶九”。—— 1936年毛泽东回忆往事说“1928年春，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并非一些人所篡改的是“误”提到李韶九，而是“误”提到李文林。因为1928年春，李文林还不知在哪儿呢，而是李韶九等人在领导，而李韶九当时的党内地位和军内地位最高：党内是赣西特委委员兼特委军事负责人，军内则是第九纵队队长并随即担任红二团团长。

　　1929年5月，李韶九接替李文林，再次担任红二团团长。1930年1月，李韶九接替李文林红六军军委委员兼第一纵队政委的职务。

　　从留存的这些历史资料看，即使李文林到来后，李韶九在被排挤的情况下，在赣西南地方红军中的地位，也始终紧追李文林，也即始终是赣西南地方红军的“一、二”号领导人。

　　李韶九担任红六军军委委员和第一纵队政委时期，以“李文林式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郭承录一些人，向中央特派员刘作抚叙述李韶九“战前动员勇敢、战时怕死”;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则直言李韶九为政委的一纵队，政治、军事工作都十分优秀，是红六军“军政双优”的主力部队：“一纵队的政治影响甚好，与群众接近而又能和敌人作战，甚得群众的拥护，敌人的恐怖”。——郭承录等“领导”影响下的评价与“群众”的评价如此天壤之别，似乎应该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领导集团”别样心理，再“甚得群众的拥护”，也是没用的，李韶九只能被“李文林式革命”族群排挤出去。

　　戴向青之流把萧克对李韶九父子的叙述当圭臬，而完全撇开历史的真实。要知道，当时的萧克，军内地位低于李韶九几个等级(李韶九副军级，萧克团级)，威望更无法及得上李韶九于万一。

　　综合各种资料看，李韶九被排挤出去，是李文林领受李立三、项英等人的指示回到赣西南后的结果。红二十军的组建，与此也不无关系。

　　第一、李韶九确乎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李文林式革命”族群在军内排挤的主要对象。

　　第二、组建红二十军，军长政委的人选绕不开李韶九。李文林来到赣西南前，李韶九是赣西南军事第一号人物。李文林来到赣西南后，李韶九也是紧追李文林的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组建红二十军，绕开李韶九，而派其他人担任军长政委，显然说不过去：二十军后来的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都曾是李韶九的部下;部下都军长政委了，李韶九继续担任六军一纵队政委，太过扎眼。

　　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李韶九便只能去总前委报到了。但是，李韶九在总前委总政治部的任职，与戴向青之流戟指毛泽东的造谣污蔑恰好相反，即李韶九不但没有受到“重用”，而且，就级别而言，反而有所降低，降到与何笃才这样的人一个级别了：李韶九任政务科长兼秘书长，何笃才是总务科长。

　　后来成立肃反委员会时，总政治部任命李韶九担任这一职务，派李韶九去富田帮助地方肃反，则是总政治部遴选的必然结果。

　　首先，各种敌特活动，主要以赣西南地方为主，担任肃反委员会职责和帮助地方肃反，必然会遴选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而李韶九是唯一长期在赣西南地方和军队领导工作之人。

　　其次，担任肃反职责和帮助地方肃反，必须由在地方上有极高威望的干部负责。总政治部内，即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斌，也无法与李韶九相比。

　　李韶九更不是戴向青之流所说的“善于逢迎拍马”之人。跟着林伯渠时，李韶九不善于“逢迎拍马”;在赣西南地方和红军中工作期间，更不善于“逢迎拍马”;到总政治部忽然变成了“善于逢迎拍马”?尤其是，后来的项英时期，李韶九仍然不善于“逢迎拍马”;周恩来时期，李韶九也不善于“逢迎拍马”;博古等教条宗派时期，李韶九更不善于“逢迎拍马”!唯独对毛泽东“善于逢迎拍马”?——文化流氓之丧尽天良之恶毒，可见一斑矣。

　　李韶九也不是毛泽东所派，更非毛泽东直接领导。戴向青之流的篡改历史，是明火执仗的故意。毛泽东宣布总前委不干涉，肃反由总政治部领导。李韶九既是总政治部遴选的肃反主任，也是总政治部派遣到富田帮助肃反的。——尤其是，戴向青之流“臆造”出李韶九携带的“总前委指示信”。

　　在富田，李韶九也不是有着决定权之人，决定权在省行委的手中。李韶九更没有指挥士兵对省行委和省苏府进行抢掠。对段良弼等的审讯，李韶九也不是主角，主角是曾山、陈正人等省行委领导。但是，不管谁是“主角”，都不存在戴向青之流造谣污蔑的什么“打雷公、烧阴户”的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戴向青之流可谓失心疯。

　　首先，在明确了解审讯段良弼的主角是曾山等人的情况下，阉割历史，污指李韶九一人。

　　其次，在十分了解一旦遭受“打雷公、烧阴户”这些肉刑“重者立毙、轻者卧床数月”的情况下，在明确知道段良弼等所有人都“活蹦乱跳”的情况下，仍然造谣污蔑。

　　李韶九去东固前，也没有枪毙四十多人：李韶九没有这个权力。按照戴向青之流否定历史史料的逻辑，即，戴向青之流也无法提出一个被枪毙者的名字。——也即， “双重逻辑”和明火执仗篡改历史，是戴向青之流的最主要手段。

　　无论在富田还是东固，李韶九也没有戴向青之流造谣污蔑的“供了就抓、抓了就打、不招供不停刑、供了就杀”，刘敌就是个突出的例子。——这样干的，是“历史上一贯不正派”之人。

　　这个阶段，萧克、黄克诚都是具有决定权之人，李韶九却不具备决定权。萧克杀了多少人?没有杀人权的黄克诚杀了多少人?即令李韶九像戴向青之流造谣污蔑的那样“杀了四十多人”，怎么能比得上这个阶段的萧克、黄克诚?——也即，即使不是李韶九，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两样：中共中央和江西省行委公开颁布号召肉刑政策的情况下，毛泽东废除肉刑政策无法执行的情况下，任何人承担肃反的职责，都不会比李韶九更好，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项英时期的李韶九，在项英等的运作下，毫无疑问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因素。

　　首先，项英是支持、推行肉刑的“中央主要领导”之一，李韶九就是在执行项英等人的政策，项英却站在“裁判者”的位置，开除李韶九党籍。在项英的“组织”威势下，李韶九无论如何都会反诘。周恩来时期，给李韶九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李韶九就始终反诘，斥责周恩来等人是把他当成“异己分子”。也是在李韶九反诘的情况下，项英无以言对，才取消了开除李韶九党籍的决定，并委任李韶九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

　　其次，项英时期，掀起了更为疯狂的“肃反中心论”的肉刑杀戮。肉刑之泛滥和名目众多，远非李韶九等在富田能比。

　　尤其是，周恩来到来后，跟项英一样批评“乱打乱杀”的同时，推广肉刑政策。

　　也即，李韶九不再承担肃反的职责后，一直到苏区被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彻底败掉，这一时期，肉刑杀戮达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处分李韶九的项英、周恩来，那个不是主要责任者之一?

　　也即，在中共中央严厉排斥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积极推广肉刑政策的情况下，承担过肃反职责的人，没有人比李韶九更好。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即，承担肃反职责者，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急迫环境之下，更由于在错误的文化导向的情况下，都会发生 “错整”乃至“错杀”的事情。即使在“正确路线”之下，也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错整”的情况，只是杜绝了“错杀”。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肃反领导者及其队伍的专业素质，二是认知的文化理念，三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贯不正派”之人的趁火打劫，等等。

　　也因此，在错误文化的导向下，承担肃反职责的人，既居功至伟(消除了内部敌特因素)，又 “双手沾满了同志的鲜血”。在正确的文化导向下，承担肃反职责的人，则必然得罪许多人。概莫能外。

　　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纠错和逐步建立高尚文化体系(毛泽东文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负面现象，是应该用真实的史实反映中共革命挣脱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艰难历程，还是以篡改历史、双重逻辑的手段夸大、渲染这些负面并泯灭进步的历史?

　　戴向青之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其明火直仗篡改历史、双重标准的目的，妖魔化中共烈士李韶九的目的，意在戟指毛泽东这个最伟大的圣洁者。

　　8、项英、周恩来等破坏了毛泽东的肃反路线，而不是“纠正”毛泽东

　　㈠、对照项英“马列主义方式”解决“富田叛乱”前后的主张和行为，一百个李韶九也赶不上项英，周恩来曾揭露项英时期“中心关键在反毛”，事实确乎如此。

　　来苏区前，项英既是肉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也是积极支持肉刑的主要“中央领导”之一。“马列主义方式”解决“富田叛乱”后，项英更是疯狂推行“肃反中心论”、推行肉刑杀戮的苏区最高领导者。周恩来到来后，项英也是最主要的肉刑政策推广者。并趁毛泽东在前方之际，与周恩来等人初步废除了毛泽东制订的肃反法律法规，把杀人权下放到县一级。

　　何也?

　　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制订的法律法规，把杀人权收回到中央政府隶属的“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剥夺了其他部门的杀人权，剥夺了肃反部门的杀人权。想杀人，必须通过最高法庭的审判，必须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审批。——这一治本之策，严重妨碍了苏区中央局肉刑肃反政策的推广，严重剥夺了苏区中央局“生杀予夺”的大权。

　　被毛泽东解救的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革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就是在初步废除了毛泽东制订的法律法规后，被苏区中央局下令杀掉的。

　　博古、张闻天等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来到苏区后，项英是其最主要的拥趸者。张闻天等彻底废除毛泽东制订的肃反法律法规，推行“无法无天”的肉刑杀戮政策，项英也是最主要的拥趸者。

　　中央苏区被教条宗派及其拥趸败掉后，留守苏区的项英，在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指令下，在张闻天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的指令下，对留守的红军部队大开杀戒。——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很大程度上是被项英等人杀垮的!

　　历史只留下项英长期破坏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杀人要慎重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讲，的确是项英“纠正”毛泽东。

　　㈡、周恩来跟项英走了同样的路

　　周恩来来到苏区，首先解决的是肃反问题，但却朝着毛泽东政策相反的方向解决，也即朝着破坏毛泽东制订的法律法规的方向解决。

　　《苏区中央局肃反决议案》，跟项英并无二致：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隐晦的反对毛泽东制订的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杀人权收回最高法院的法律法规，也即推行混乱的肉刑肃反政策。同时，恫吓毛泽东下令停止肃反的做法是“帮助敌人”。

　　被萧克感叹的“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被拍马屁拍到马脚上的高华明火执仗篡改历史挪到李韶九身上的，正是“1932年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报告”……也即周恩来到苏区几个月后的江西省委的报告。

　　要知道，周恩来来到苏区时的情形，与项英来到时有着很大不同。周恩来到苏区时，毛泽东对狂乱的肉刑杀戮肃反已经进行了完全彻底的纠正，并完全走上了正规。

　　第一、毛泽东下令闽西停止肃反，并拨款善后，抚恤被错杀者的家属。——《苏区中央局肃反决议案》中为此恫吓“停止肃反”是“资敌”。

　　第二，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最高政治领袖之尊，主持制定出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把杀人权收回到最高法院的法律法规，剥夺了其他各级部门和肃反部门的杀人权，把混乱的肃反彻底纳入了正规。

　　也即，按照毛泽东制订的肃反法律法规，肃反乱象必然被根除。

　　……

　　也即，周恩来同样极大的破坏了毛泽东的肃反政策，跟项英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

　　戴向青之流明火执仗的篡改历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篡改出项英、周恩来“纠正”毛泽东这种颠倒黑白的东西。

　　应该说，不管是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还是党政军各级领导，集体不理解甚至严厉反对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政策，也是情有可原。

　　一是革命初期，对革命文化的认知还处在初步阶段。

　　二是“内奸”的危害性极大。

　　三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经过苏联培训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苏联“克格勃”系统的影响。

　　四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那时所流行的肉刑手段，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五是国民党极其残忍的手段激起革命领导者和革命者难以抑制的仇恨情愫，怀着强烈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朴素感情。

　　毕竟，人类只有一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