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有功不自居 有过不讳言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一个书香之家。他胸怀鸿志，为了“唤醒我们的同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于1919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年仅20岁的李立三，在法国就发动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众人称之为“小领袖”。由于他触怒了中、法两国政府，1921年12月被法国军警押解回到上海，当即找到陈独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仅有的几十名党员之一，从此投身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历经坎坷，矢志不渝，为中国革命奋斗四十余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享年68岁。

　　在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后不久，我有幸被党组织派往立三同志身边工作，担任秘书，朝夕相处。在为立三同志长达近7年的服务工作中，耳濡目染，深深地感受到立三同志既是尊长，又是良师益友。他有功不自居，有过不讳言，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第一，有功不自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十年中，立三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他具体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指挥群众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倡导和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革命最困难时期，党组织几次派他去收拾残局……在白色统治下搞地下斗争，敌人两次出重金悬赏要取他的人头而未能得逞;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伤及他一根毛发;在他还活在人世时，党组织在短短五年时间内，曾先后为他举行过三次追悼会，其中有两次是周恩来主持的。我们从历史档案中看到立三同志1939年10月在苏联的监狱中写的《我的声明》，其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第一个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第二个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之中，屠杀了50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动摇、开小差等现象。通过五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第三个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当时中国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首先是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另一方面恢复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的时期，我一分钟也没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工作而努力。”

　　可是，在过去的史书中“安源大罢工”没有李立三的名字;“南昌起义”从来不提及李立三。直到1996年我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时，馆中陈列的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雕塑群像中，仍然没有李立三的一席之地。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李立三在这十年中的真实功绩。

　　第二，有过不讳言。众所周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在对待错误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态度。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了面子。而立三同志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好比着墙上有钉子，你碰了一下，扎破了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了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

　　立三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因为如此，他在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把这句话当作他自觉遵守的“座右铭”。一方面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忘我地工作，努力以优异成绩作为补偿;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襟怀坦白、主动地向同志们、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错误，公开批评“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危害。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立三同志再一次就他在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改正了的错误作检讨。最后他说道：“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立三同志一生的最好写照。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得到过毛泽东的肯定，受到过刘少奇的表扬。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立三同志正是这样，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只有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却坦率地检讨了30多年。从国内检讨到共产国际，回到国内又不停地继续检讨。立三同志对自己犯错误的态度，正是他无私的高尚品质、坚强党性的表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正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宋平在怀念立三同志的文章中写道：“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立三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讳疾忌医，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受挫不自馁。立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政治前途急转直下。他奉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尽管他的检讨非常诚恳深刻，得到共产国际领导成员的一致赞扬;尽管他多次提出请求允许他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但就是得不到批准，反而受到王明、康生一伙人的迫害，先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生活，继之被冠以“日本间谍”“托派”的罪名，投入了监狱。在他本人据理抗争之后，虽以“无罪释放”，又被无辜停止了党籍，在莫斯科过着无国籍无正式工作岗位的游民生活。正当前途茫茫的时候，中共“七大”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召唤下，1946年1月才回到祖国。立三同志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开拓创新，以优异成绩作出补偿。当时，党中央对他委以重任，身兼数职，开国大典时担任政务院委员，享受副总理一级的待遇。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80年中央给以平反)。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所说，李立三同志有强烈的报国之心，却失去了报国之门。这是对李立三处境的最真实的写照。尽管如此，在那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立三同志不计较职务的高低，毫不气馁，仍然是干劲不减，在允许的职权范围内，坚持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典型的事例是，1954年9月，他被解除中央劳动部部长职务以后，1955年初，身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立三同志谈话时，传达中央对他的工作安排意见是，要他去担任正在组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主管农村工作)。他立即提出：他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希望把他安排到工业部门工作。小平同志说，主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已选定李雪峰同志了。立三同志立即表态说，那我去给雪峰同志当助手好了。这时，小平同志说，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言外之意是说，你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去给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李雪峰当助手呢?)话音未落，李立三再次表态说，请党中央放心，我一定服从和尊重雪峰同志的领导，即使我在工作中犯错误，保证不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其结果是，党中央批准了立三同志的请求，委任他为“中三办”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在此以后的十多年工作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对李雪峰始终是大事必请示，小事不干扰，没有越雷池一步，仍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在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探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得到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肯定，1960年初毛泽东又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所以，周恩来曾在李立三送给他的一份发言稿上批示：“李立三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以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立三同志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还表现在他到各地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对当地党组织的真诚尊重。他每到一地工作结束之后，无一例外地都要向当地党委汇报其工作的结果。他对当地工作的建议和意见，都是以商量的口气提出来，毫无下级对上级要绝对服从的意思，更没有盛气凌人之势。他到各地出差时，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尽管他年高体弱，每天总是上、下午和晚上三项活动连着转，表现出冲天干劲。他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从不要他人代笔草拟讲话稿，都是自己写个提纲，口若悬河地一讲就是一天。把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基本不用太多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因此，有人曾经称他“滔滔不绝的李立三”。

　　1964年，65岁高龄的立三同志，响应党中央号召又一次更名为李明，先后前往河北省农村和天津市的电子仪器厂参加“四清”，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长达两年。

　　我在立三同志身边工作近7年，从他的言传身教之中，只觉得他是一位有领导水平、有工作干劲、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一心想的是在有生之年能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的老革命家。

　　为了探求立三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在1992年我从工作一线退下来以后，用了11年时间搜集整理立三同志的资料，最后写成《李立三红色传奇》这本拙作，目的是想真实地再现立三同志的一生。我想，这可能是我对立三同志的最好纪念。■

　　(本文作者系李立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