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克伦茨：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

　　【原编者按】埃贡·克伦茨为原民主德国社会统一党最后一任总书记、人民议院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2015年11月埃贡·克伦茨来到北京，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部的专家学者同他进行了学术交流。作为苏东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克伦茨就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此文为克伦茨谈话内容的归纳整理。

　　

一、柏林墙“倒塌”的历史真相

 

　　自1990年两德合并以来，关于柏林墙倒塌历史记述就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描述。关于流传甚广的“倒塌”一说，我认为，其中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

　　第一，柏林墙不是被民众冲破，而是民主德国政府开放的。现在，无论是媒体宣传，还是历史叙述，普遍的说法是，柏林墙是民众冲破的。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或者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但在历史过程中，并不是百姓跑到柏林墙，拿锄头敲打柏林墙，把柏林墙推倒，并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1989年11月9日下午，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编者 注)做出民主德国公民外出旅游的新规定的决议。这个新规定的核心内容是东部居民可到西部自由旅行，新规定从第二天开始试行，以保证边防口岸的关口做好放行准备。但就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参加做出决议的中央全会的民主德国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负责人沙波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之后，一位记者问道：“你说的这个新规定从什么时间开始?”沙波夫斯基犹豫了一下，想当然地说：“我觉得这个新规定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吧，即刻开始。”于是，看到电视直播的群众互相告诉，迅速涌向柏林墙的边境关卡。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只有两个选择：其一，采取军事手段。因为柏林墙不是一段简单的围墙，而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边境线;其二，在没有国家规定和边检手续的情况下，任由民众过境。但我决定：开放边境关卡。那时，我之所以没有动用军事手段，我觉得在欧洲这样一个冷战的中心，东西对峙的形势下，四大国都有驻兵。如果民主德国动用军事手段的话，可能会引发一次世界大战。我在那个晚上唯一的一种想法，就是今晚千万别出事，千万别死人。

　　第二，苏联和西德对柏林墙开放的态度。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早晨，苏联大使给我打电话，抱怨我说：“你们为什么把那个边境闸口打开?”我当时回答他：“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做出开放柏林墙的中央决议是事先和苏联商定过的。只不过我们商定的时间是10日开放边境闸口，而我们因为失误早开了一个晚上而已。”苏联大使进而指责我没有权力开放通往西柏林的这个闸口。他说，“柏林是四大国的占领地，就民德而言，作为一个没有管辖权的政权，你没有权力去干涉四大国管辖下的柏林”。我那时的心情非常不好，面对的状况也非常复杂，因为，那时的苏联也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时期，我甚至不知道莫斯科到底谁说话算数，是最高层说话算数，还是工作层面上的人说话算数?就在苏联大使在向我抗议，指责我不该开放柏林墙边境这个闸口的二个小时以后，我接到了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对我说的却是：祝贺我把那个闸口打开了。可见，在那个时期，苏联领导层和决策也是混乱不清的。

　　公正地讲，在开放柏林墙这个边境闸口的问题上，这其实是民德政府作出的一个主权决定，是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做出的符合民意的历史性的抉择。但是西德的一些人却不愿意说这是我们民主德国政府作出的一个主权决定，而一直渲染一种假象，即柏林墙是在西德影响下的东部民众自发推倒的。因为如果西德认同了这个民主德国作出的主权决定，就等于认同民主德国政权也是希望后来的局势向和平发展的。但是，西德人在两德合并后，却总是把德国统一的结果，作为世纪的功绩戴在自己的头上，抹杀民主德国的努力。被称为德国统一之父的当时西德总理科尔，在柏林墙开放之夜正在波兰访问。两天之后，科尔给我打电话，对我表示感谢，说我们民主德国开放了这个边界，为和平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后来他再也不说了，两德合并后，民主德国被描绘成了邪恶政权，故意把民主德国的党和政府说成是罪人，即是和平的反对者。但是，历史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二、民主德国的命运与苏联

 

　　我本人始终不相信沦亡是民主德国的宿命。虽然最终的事实是：柏林墙拆除了，民主德国被西部联邦德国吞并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沦亡的呢?我对此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思。比如说，德国左翼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居西也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居西认为，民主德国之所以沦亡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民德自己不够民主，另一个是民德自己经济制度不够高效。可是，我觉得居西的这个观点，或者说评判，可能有点浅显，也不够准确。如果仅仅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民主作为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的理由的话，我想，按照这个标准，现在世界上的国家至少应该有一半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民主德国的沦亡肯定有其他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我的观点是：

　　一是我们自身的失误。我们的改革进行得缓慢，对民众的情绪和要求的表现得漠视，对事态发展也不够重视，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其实，从1985年开始到1989年，民主德国自己的百姓就已经表示出对很多问题的不满。不满的原因主要是看到苏联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而在民主德国看不到任何动静，所以就导致了1989年民主德国境内有很多人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德国进行改革。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的一点就是，当时如果我们利用各种方式让民主德国的老百姓，都买得起车，都能够买得起像西边那样的彩电，能够让大家决定自己何时出国旅游、到哪儿旅游的话，我要是当初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民主德国今天就很可能还活着。我坚持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领导，我当初对社会的理解和想象过于单一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因为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对很多事情疏忽了。我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是1989年参加中国40周年国庆。那时我是第一次来中国。这个时间对于中国来讲是个复杂的时期，对于东欧和民德来说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我还记得我与邓小平有一次会谈，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就对我说，克伦茨同志，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小心。在这次访华期间，我还与江泽民主席有过一次会谈，他跟我讲政治局的团结对一个国家的事业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民主德国事态的发展表明，在我回国后，没有把这两条珍谏真正贯彻到民主德国的政治当中。

　　二是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三届总书记的葬礼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苏联带来了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始进行改革。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永远是向老大哥学习、跟随老大哥走的关系。当时，民主德国有很多人就认为，苏联在改革，民主德国也应该向他学习，进行改革。我自己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的那一派。必须承认，我自己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是信任的。但是，国内也有人不太赞成向苏联学习，因为有人觉得戈尔巴乔夫总是在讲改革，夸夸其谈，但他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改革方案。大家可以看到苏联在1989年的状态，他那时的状态也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可以把他看做像一个病人，已经是病入膏肓，慢慢进入死亡期一样。而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的状况也导致了民主德国的灭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主德国的存在与苏联的战略利益是紧密连在一起的。1949年民主德国的出现，是因为斯大林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夹在与其对峙的冷战敌人之间。所以，苏联要制造出一个民主德国。而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希望构建一座欧洲大厦，在这个欧洲大厦中，民主德国就成为了累赘。于是，民主德国成为一个弃儿。民主德国从出生到被放弃，始终都是苏联战略利益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三是戈尔巴乔夫的谎言和背叛。1989年10月初，我参加了中国40周年国庆后，很快又去了苏联。我是1989年11月1号去的莫斯科，见了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了四个小时。因为国内局势紧张复杂，我当时特别问戈尔巴乔夫：

　　【“苏联作为华沙集团领袖，是否还将继续忠实的承担你对该集团中国家的保护义务。”】

　　但我发觉，戈尔巴乔夫听了我的这句话之后，就跟没听懂一样。我只好继续向他追问：

　　【“您应该理解民主德国的产生是在二战之后，是在冷战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其实我们也是作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建立起来的。今天在这样形势之下，在这样复杂严峻的环境之下，苏联作为建立家庭的父亲，您是否还准备对你的这些属下的孩子们承担继续抚养和照看的责任。”】

　　戈尔巴乔夫和我讲，除了原苏联这些各个民族之外，我最喜爱的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并且他还明确地说：

　　【“我不会赞成德国的统一，不会用德国统一的方式来助美国之力。”】

　　他还反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赞成德国的统一吗?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下，两个军事同盟的并存，左边是北约，右边是华约，德国的统一是不现实的。”】

　　那时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因为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是相同的。在欧洲的这个地方，同时存在这样的两个军事联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两个德国统一的情况出现。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你是否真的相信戈尔巴乔夫当初讲的话。”我承认，当时我是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话。他就像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父亲，从我的内心里是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因为不信戈尔巴乔夫的话，就是不相信苏联，民主德国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后来让我感到民主德国被出卖了，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在和我讲这些话的同时，却在背后和联邦德国政府进行联系。而且他在与联邦德国政府谈判时说：“假如我同意德国的统一，你能给我苏联什么?”11月的1日，我在莫斯科见了戈尔巴乔夫，而在11月底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飞到马耳他与布什见面。在与布什见面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和布什讲：

　　【“德国统一的这条路已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可以放心地做任何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民主德国现在做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会受制于苏联的管理或干涉。”】

　　我事后听说，戈尔巴乔夫以此向西方要价200万美元。所以，如果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的话，也可以说，民主德国被戈尔巴乔夫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

　　四是美国的渗透和颠覆。在谈到美国因素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讳言和掩盖我们自身的问题和错误。同样，我们自身的问题和错误也不能掩盖西方的阴谋。我认为，其实在1989年的时候，美国作为帝国主义者，他的最大的一个意愿、一个战略就是借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从东边开始来彻底地搞垮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美国是打算从中国开始的，1989年中国面临的复杂局势时也能听到美国人的声音。但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比较坚决，所以美国无处下手，这个打算没能成功。所以，美国就倒过手来，又去从欧洲来插手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步棋是走对了。由于我们自身的失误，美国人成功了。

　　五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不团结、政策不一致。我想，如果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各国能团结一致的话，事态也不止于此。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事情上是反对还是赞成的呢?实际上，他在有些事情上是支持了民主德国，有些事情是拒绝了民主德国。还有，在苏联开始改革之前的时候，民主德国跟苏联在两大战略上是持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点就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及前任的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对于这两个德国都有发自内心的恐惧感，他们怕两个德国联起手来，一起打德国牌。也就是说，苏联对于民主德国一直抱有怀疑。其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个忧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怀疑从未打消过。比如我的前任昂纳克为了稳定欧洲的局势，稳定两个国家关系的局势，打算访问西德。

　　但是，苏联反对昂纳克访问西德，不同意他去。从1982年到1986年，昂纳克多次提出到西德的访问，都被苏联一一拒绝了。1987年的时候，昂纳克接受了西德总理科尔的邀请，到西德访问，而且没有事先征求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觉得，可能是这件事导致了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怀疑加大，并在政策上有所改变。我估计，大概戈尔巴乔夫觉得，未来在两德关系上，在民主德国和西德关系的这件事上，民主德国可能会越来越不在乎苏联的意见。既然你不听我苏联的，那我也不在乎你的利益。第二点就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前任不希望民主德国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中苏关系紧张。昂纳克希望充当中苏两党之间的调停人，改善两党关系。对此，戈尔巴乔夫很不满意，认为昂纳克走在了他的前头。

　　所以，我觉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哀就是不团结，或者说没有能够坐下来，制定出具有较大一致性的政策。假如说从中国到易北河，大家团结一致，保持一个大方向一致的政策的话，今天的这个世界也许更民主、更和平。

　　

三、为什么要修建柏林墙

 

　　关于为什么要修建柏林墙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诟病民主德国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淹没在胜利者的美丽辞藻之中。换句话说，历史不给失败者讲理的地方。

　　我特别想说明的是，柏林墙是民主德国修建的，但并不表明，民主德国是要隔断两德的联系和交往、是要分裂的。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在1945年的时候德国共产党是反对分裂的，反对把德国一分为二的。一直到1952年的时候，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希望德国能够统一，让大家能够举行一个全德的选举。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所以说，民主德国在战后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十多年时间里，都是奉行两德能够统一的这样一个观点。后来，两德统一的设想无法实施以后，民主德国还在提议，两德能否用邦联的形式统一，即虽然是两个国家，但对外的政策是一致的形式。1955年出现北约，之后华约成立。即便如此，对于民主德国而言，当初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如两德国能够统一的话，民主德国会随时从华约里面撤出来，回归到统一的德国里面。这个历史事实不应该被人们忘记。柏林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历史必然。

　　民主德国建立于1949年。从建国到1961年的12年里都没有围墙，1961年才开始建的。修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民主德国认为，西德制订和执行的那套政策是在挖民主德国的墙角。比如说职业教育，在联邦德国议会里，有人问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你在西德的这块土地上怎样组织和建构我们的职业教育?”阿登纳回答说：

　　【“我们干嘛做我们的职业教育，让东边的那些人帮我们做职业教育，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人挖过来就行了。”】

　　所以，当时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人才上，西德总是利用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挖民主德国的墙角。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真正的柏林墙的建立，并不是1961年民主德国修建的这个墙，不是物理墙建立才开始的，真正这个墙是1948年就已经开始了。因为1948年的时候，西边联邦德国的货币是西马克，西马克是可以兑换的马克，东边民主德国的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就使得西德的钱大量的流入民主德国，以此来使东边的经济面临很大的压力。东部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为了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商品价格都是国家规定的，非常便宜。而美国从1948年开始，在原西柏林引入西马克，西马克和当初东马克在黑市上最高时是1∶10，就是拿西边的1马克可以兑换东部的10马克，所以西边的那些人就可以拿着硬通货的马克到东边来，接受东边提供各种各样的优质便宜的第三产业服务。比如，拿西边的1个马克到东边的五星级酒店可以高兴的吃一顿饭。还有不少人在建墙以前的时候，人住在东边，但工作在西边，在西边拿的工资并不高，但可以通过黑市换了以后，到东边就是翻倍的这个钱，他过的日子就比原民德的人过的好很多，实际上这本身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一个墙肯定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但当初建这个墙是被逼无奈，如果不建这个墙，民主德国像是在吐血，把自己吐空了。

　　柏林墙修建的1961年，是一个特定的、具有历史特征的时期。那时四个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面，都有相应的影响。建墙以后，一位记者曾在采访中问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您对建墙怎么看?”肯尼迪回答说：

　　【“像现在这样的局势，如果要解决的话可能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过建墙，一个通过战争。无疑，建墙更乐于为人所看到。”】

　　肯尼迪的看法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当然，柏林墙最终的结果是德国的分裂。但我认为，德国之所以战后一分为二，在里面起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的三大国。我实际上从来没觉得修建柏林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这墙在当时状态下是必须采取的一个手段。唯一可惜的是，民主德国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从来没有好好地考虑过为什么这些人要出走，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由非常保守的原西德巴伐利亚洲的州长施特劳斯回答了。他曾说，“东德人逃过来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可以把他们都看作是经济难民。”可见，柏林墙建立的时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但后来成为了政治象征。

　　中央党校博士生余立、中央党校教授孙劲松整理。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