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研究

　　[摘要]1960年初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迅速发展，除了各地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部队机关的积极推动外，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增强了群众学理论的信心、各类群众性运动的助推等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运动中各地树立了大批先进典型，注重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理论队伍，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营造了读书学习特别是学理论的浓厚氛围，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增强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出版发行时，尽管中央也组织了学习活动，但是学习的范围主要限于党政干部、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界。直到1958年兴起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学习才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但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这种情况到了1960年有了新变化，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日，《四川日报》发表社论《立大志，下决心，刻苦钻研毛主席的著作》，随即全国各主要报纸杂志发表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社论和文章骤然增加。在舆论声势的助推下，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群众学习运动。

　　一、学习运动迅速发展的客观原因

　　运动来势之猛、发展之快是空前未有的。在武汉，“短短十多天内，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青年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就达三十多万人。”[1]运动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规模和浩大声势，除了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外，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使然。

　　(一)1960年各地工作部署的实施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从中央到地方在总结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无不把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为重要原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曾经不止一次地遇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对，但是胜利最后总是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方面。”[2]随之到来的1960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是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年，也是新中国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3]1959年年底，各地、各部门在部署1960年工作时都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12月17日，共青团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全省青年中积极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决议，要求在1960年内“组织五十万名左右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工农青年和知识青年，建立四五万个‘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坚持经常的、系统的学习。[4]12月30日，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代表省委向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时号召“在全党和全省人民中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求在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学习中，在县级以上干部的在职学习中，在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中以及各研究机关中，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5]12月召开的安徽省委文教书记会议也对学习哲学和毛泽东著作进行了部署。[6]因此，学习毛泽东著作是1960年各地、各部门计划内的常规工作。

　　(二)1958年全国工农群众学哲学运动的示范

　　1958年6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自发组成11个哲学学习小组，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哲学著作的事迹。[7]此后，群众学哲学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不仅工人学哲学，农民学哲学的劲头也被鼓舞起来。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岩乡和平公社和讷河县太和乡灯塔公社、湖南省湘阴汨罗乡、天津市静海区、山东省范县8和浙江省海宁县等地的农民成立了“农民学哲学夜校”、“田头哲学小组”等，结合农业生产特点来学习哲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学哲学活动也在部队中开展起来，不少解放军战士也加入到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行列中。工农兵通过学哲学，不仅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更为关键的是破除了工农群众不能学理论的迷信。工农群众都可以学最深奥的哲学，“这一事实就说明了工农群众能够学习毛泽东思想，”[8]“而且学得很好”[9]，从而打破了群众认为理论学习十分神秘的观念。因此，学习毛泽东著作一经发动，就“冲出了过去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理论的狭小圈子”[10]，走向人民大众。

　　(三)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95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学习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季平在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动员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是整风学习的更高发展。要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兴起一个更高更积极的群众运动。要把整风学习的热潮发展成为更积极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11]学习运动是直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这一运动的新阶段和新提升。

　　(四)其他群众性运动的助推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个新的群众运动，即以手工操作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有如春花怒放，万紫千红，开遍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有如万马奔腾，千军疾走，驰骋在全国各条经济战线上。”[12]随着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很快又掀起了一个以普及提高全民教育、攀登科学高峰为中心的文化革命高潮。北京市“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已超过一百万人”，“仅工业部门就建立起四十八个从扫盲班起到中等技术学校一直到业余大学的业余教育体系。入业余学校的职工占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七十多。全市业余大学的人数已由一万多人增长到四万多人，业余中等技术学校的人数已由一万多人增长到近三万九千人”。[13]形势的发展使各地把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文化革命运动和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结合起来组织开展。1960年2月29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讨论和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中，其中两个就是关于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以及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14]武汉市当时是“四套锣鼓”(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中心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运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一齐打。[15]这两个运动与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互为条件，互为促进，并且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16]，促使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

　　二、学习运动的组织和推动力量

　　运动迅猛发展除上述客观因素的影响，各地党组织、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和部队机关有组织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地方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坚强领导

　　全国省、市、县三级党组织普遍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和成立机构等方式来领导与推动运动。一是召开各类会议。青海省委召开了州、市、县委文教书记会议，决定在全党全民中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专区、和田县机关召集“1200多名干部、工人和教师举行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誓师动员大会”。[18]山东省博山区委召开了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高潮誓师大会，号召全区所有干部、工农群众、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都要积极投入学习运动。[19]二是发出通知或决定。山东省委做出了《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要求县以上党政机关干部、一切有条件的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人民公社的领导干部、高等学校和中小学校的领导干部都要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为纲，把生产、学习和科学研究技术革命三者密切结合起来，认真组织学习。[20]广东省广州市委发出了《关于开展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学习运动的通知》，要求在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立即在全市、全党、全民中发动一个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学习运动。[21]浙江省慈溪县委批转了县委宣传部《关于在全体干部中掀起一个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理论学习运动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级党委要把组织干部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22]三是成立领导机构。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具体领导，成立了省委领导的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各地(市)县委也建立了理论工作小组。[20](p.499)湖北省武昌区委为了加强对全区理论学习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第一书记挂帅，区委委员、区委各部部长组成的区委理论中心小组。[23]

　　(二)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对运动的积极推动

　　中央和地方各级共青团在学习运动中起到了“急先锋”作用，为推动运动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动员和组织了大量青年参加到学习运动中来，使青年成为学习运动的主体。1960年3月1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检查和研究了在青年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青年中兴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已经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广泛群众性的学习热潮，成了全民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决心继续发动群众，使运动更加广泛地、经常持久地开展下去，吸引更多的青年参加进来。93月中旬，共青团中央三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号召各级团组织大力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积极促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更广泛深入地发展。[24]全会同时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规划要求各级团委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满腔热情地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行积极领导，全面规划。按照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学习中的骨干分子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学习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为了配合规划的落实和学习运动的更好开展，在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带领下，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各部负责人纷纷下到基层，在各种类型的学习会、报告会、讲用会等学习活动中发表讲话，对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进行指导和鼓励。[25]5月26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党组就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发展情况，再次联合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表示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协作，把运动继续抓狠、抓深、抓细、抓到底，使得我们国家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普及的国家”。[26]

　　各地共青团组织积极响应团中央的号召，纷纷组织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共青团北京市委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和“北京市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长大会”，“市工业、交通运输、建筑、财贸、农业、大中学校等各方面的青年3000人参加大会”。[27]共青团重庆市委集中了全市青年学习标兵，组成“重庆市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向2400余名团干部和青年学习积极分子作了27次报告”。[28]共青团陕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团组织提出了扎实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11条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团省委和省广播电台联合召开了两次全省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广播大会，“1500多人参加大会，50多万青年收听了广播”。团省委还会同省总工会在咸阳联合召开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现场会议，会后又联合组织“工农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观摩促进团”，分两批赴各地作巡回报告，“先后在西安等地举行报告50多场，听众达6.6万人”。[29]

　　(三)部队机关对运动的热情支持

　　1960年3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在全军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30]5月30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要求力争在3年左右时间内，团以上干部通读完《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干部和士兵通读完《毛泽东著作选读》。指示还提出在基层干部和士兵中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把读毛泽东的著作列为青年团的一项活动。[31]7月19日，总政治部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告》，要求全军各级领导机关热情支持、积极领导广大青年士兵学习毛泽东著作。[30](p.248)

　　三、学习的主要内容

　　各地在强调系统、全面学习的同时结合工作和生产的实际，要求选择重点内容来学习。各地强调学习内容侧重点的次序虽然所有不同，但主要学习内容基本都是学习毛泽东哲学、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

　　(一)学习毛泽东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对任何事物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呢?为什么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他总是能够高瞻远瞩地领导革命的发展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考察和分析问题的时候，极其深刻地掌握了并且生动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所必须很好地学习的。”[32]“每个革命同志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担负何种职务，都必须学好这些著作，才能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而且只有认真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著作，我们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其他部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经典著作时，才能深入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是如何具体运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33]湖南省在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要求首先以半年的时间学习哲学，以进一步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34]学习的具体篇目，主要包括《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35]此外，《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不仅是伟大的系统的军事学说，而且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著作”[36]，也是学习的重点篇目。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工人群众中有1013名工人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7]

　　(二)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经济学说，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各项经济政策，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以更高的速度向前。”[35]因此，在学习运动中，人们极其渴望了解和学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尤其是经济建设理论。山东省委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应以学习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问题为主。一般干部着重学习有关的毛泽东著作;县以上的干部除毛泽东著作外，还要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0](p.495)河南省委中级党校全体学员以8周时间，比较系统而有重点地学习了毛泽东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著作，重点讨论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人民公社等几个重大问题。[38]

　　(三)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和“不断革命论”10等。这些都是与“实际斗争直接联系的，只有学好毛主席的这些理论，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当前的问题，做好当前的工作。”[39]因此，上述内容成为各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点内容。“有的是结合两条道路的斗争，组织青年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以加强青年的阶级教育;有的从‘论人民内部矛盾’和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等文学起，以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40]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学习运动的内容也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等。有的通过学习《愚公移山》、《介绍一个合作社》等文章，树立共产主义雄心大志和革命风格。[40]有的地区不仅学习毛泽东著作，还学习有关的专题汇集。如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内的商店、学校、业余文工团、民兵团，“分别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商业、论教育、论文艺、论军事等著作”。[37]

　　四、学习运动的显著特点

　　(一)参与学习的范围和规模空前

　　到1960年3月，上海“全市二十多万人参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有七十多万人参加了红旗读书运动，此外还有一百数十万人参加政治课学习。参加各种形式理论学习的工人、农民、店员、学生、居民已超过两百万人”。[41]甘肃省兰州、玉门、酒泉、白银等市和平凉专区，“有组织的参加学习的群众有一百八十多万人”，仅兰州市“参加学习的就有四十二万多人”。[42]从青年群体来看，据共青团中央的报告，到1960年4月中旬，全国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进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青年已达三千五百万人”。[43]在北京，“从1月初经过短短3个月，朝阳区8万青年中有6万青年参加了学习”。据5月4日《北京日报》报道，“首都60万青年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27](pp.223~224)黑龙江省拜泉县参加政治理论学习的人数“占全县青壮年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37](pp.46~47)鞍钢电修厂、供电厂、耐火材料厂等单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职工都参加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44]山西省新华化工厂“百分之九十七的职工都参加了学习”。[37](p.180)这些数据反映了当时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热烈场面。

　　(二)培育和树立了大批先进典型

　　各地在运动中普遍“树红旗”、“立标兵”，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典型遍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呈现出“百旗(学习的红旗单位)”、“千标(学习标兵)”[45]的景象。黑龙江省树立了“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毛泽东著作青年学习小组等22个标兵小组”，还从基层团组织中评选出“学习标兵、理论教员标兵1134名，组织青年学理论团组织标兵454个”。[46]黑龙江省拜泉县有“先进集体标兵七十六个，个人学习标兵一百九十六名”。[37](pp.59~60)贵州省玉屏公社为推动学习，从公社到每个小组都有重点和标兵，“先后进行了两次评比，共评出学习标兵二百九十二人”。[47]各地还十分注重对先进典型的推广和宣传，涌现出了徐桂攀(《湖北日报》1960年9月26日报道)、贺双银(《新疆日报》1960年5月18日报道)、董仁亲(《新华日报》1960年4月11日报道)、马炳振(《河南日报》1960年10月5日报道)、董仁彬(《江西日报》1960年7月1日报道)、牛补全(《包头日报》1960年4月24日报道)、马演行(《天津日报》1960年3月2日报道)、于福海(《四川日报》1960年6月24日报道)等广为人知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分子。

　　(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以往学习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形式更多的是个人自学或小组集体学习。在这次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各地普遍改变了原来较为封闭的学习方式，采取大范围的集体学习和群众运动式学习，举办了大量现场交流会、报告会、观摩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或是进行学习竞赛，或是进行经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1960年4月10~20日，共青团中央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共青团、工会、妇联、铁路、高等学校等各系统的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代表和全国各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千余人出席了会议，交流总结了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会后，团中央组织了44人的学习观摩团，“历时53天，分两路到25个省市区的87个城市进行了观摩学习和交流经验活动，参加活动和听过观摩团报告的青年达100多万人次。”[48]“黑龙江现场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毛著经验交流会，它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学毛著活动的开展，也是1960年初全国群众性学毛著活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之一。”[49]4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团委、妇联联合召开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经验交流会，交流了江岸车辆厂、汉口电池厂、江岸区委、武昌户部港、长江汽车修配厂王天厚小组等单位的学习经验。[15](p.561)

　　(四)注重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理论队伍

　　在当时多数群众还缺乏独立自学能力的情况下，培养、选拔给群众讲课或辅导群众理论学习的人员，对运动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有了一批专业的理论队伍，又有了一批分散在各行各业中的业余理论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就能够更加蓬勃地发展，理论大普及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50]在学习运动中，各地不仅重视从知识分子中培养专业的理论队伍，而且注重培养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采用“互教互学”、“能者为师”的办法，通过成立业余讲师团、马列主义业余进修学院等方式来培养工农理论人员，壮大工农群众理论队伍。

　　(五)不仅学理论、用理论，而且写理论、讲理论

　　“事实证明，进行写作和大搞讲演是巩固学习效果、提高学习质量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做到大讲大写，就必须有认真读书、联系实际的基础。”[51]因此，许多工农群众不仅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还撰写理论文章。“今年以来，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写理论表现出迫不及待的要求，以大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大写文章。赛文活动风起云涌，几十个基层、十二个区委先后开了赛文会，在此基础上，又开了全市工人论文比赛大会，参加历次赛文活动的工人总数达一万余人。上海电影机械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写了文章。普陀区工人在短短的几天中，就写了一千五百多篇文章。”仅1960年4月，上海“全市有八千多个工人写了论文，其中有四千多篇有一定质量”。[41](pp.8~9)武汉市学习毛泽东著作“写出理论文章及诗歌40多万篇”，“工农青年上台发表讲演，几乎遍布各工厂、街道、学校”，“武汉全市和各区举行的讲演会就有500多场”。[15](p.562)

　　五、学习运动的历史评价

　　这场运动自年初发起以来，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在时间安排上，根据农村生产季节，“大忙少学，小忙多学，闲时集中学，忙时分散学”。[52]在人员动员上，考虑了群众对理论学习的要求和迫切程度的差异，“一方面积极提倡，广泛宣传学习理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41](p.18)对于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观点，要求“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有必要的耐心和等待，一般不展开反对右倾那样的激烈批判和斗争”。11在学习内容方面，不仅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而且还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如哈尔滨师范学院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也学习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37](p.171)青海省机关干部不仅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还学习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53]此外，不仅学习了理论知识，还学习了文化和技术知识，如河南省登封县芦店人民公社三官庙管理区既抓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又和文化技术学习结合起来，每星期一、五学习毛泽东著作，星期二、四、六学习文化，星期三、日学习技术，做到了互相配合、互相促进。[37](p.76)

　　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了积极效果。第一，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的主要观点和思想都广为传播，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第二，营造了读书学习特别是学理论的浓厚氛围。据鞍山市新华书店统计，仅1960年2月“就销售毛主席著作各种单行本十六万多册，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五十倍”。鞍山市图书馆在20天时间里，“借出政治理论书籍达一万三千多册”。[45]书店和图书馆的毛泽东著作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有的单位通过油印毛泽东著作解决资料紧缺的问题。为此，1960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增加出版问题的报告，批准各地增加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第三，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很多人从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学会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会了找矛盾、抓关键，提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推动工作、促进生产。特别是这次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目的比以往学习运动的目标更加明确，鲜明地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鼓干劲、争上游，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更加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各类新闻报道和文献资料中反映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生产活动的先进典型人物模范很多，尽管一些相关描述存在夸大和牵强的成分，但学习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增强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人民生活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客观上团结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鼓舞下，以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坚忍的耐力战胜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

　　但是，这次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在学习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夸大化”，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虽然学习中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如《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54]、《读、想、问、写、讲、用——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毛泽东著作自学小组总结出“六字”学习经验》[55]等，但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似乎只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思想，就能解决实际工作遇到的各种难题”[56]。二是“教条化”，忽视了原著发表的特定背景和含义，生搬硬套，相关的学习文章出现了格式固定化的现象，如“出现了什么问题，学了哪段语录，问题解决了。学了哪段语录，体会到或认识到什么问题，就有了解决什么问题的办法并相应作出了什么成绩”。[57]罗荣桓对这种现象多次提出批评。1961年2月2日，罗荣桓在接见《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干部时要求，“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58]三是“庸俗化”，最常见的是生硬地把毛泽东思想和很多实际工作成绩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59]

　　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学习的重点转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自年初开始的这场学习运动，有力地带动了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做好了舆论准备。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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