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黄埔神话”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这个时期的黄埔军校，带有速成教导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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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关于黄埔生救了井冈山，黄埔生完成了抗日大业之类似是而非的说法越来越多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党史、军史专家试图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之外，为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寻找新的解释和新的立足点，以期重建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

　　在他们试图建立的这一新历史叙述中，毛泽东仅占据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是干扰性的地位，革命的动力也从阶级解放悄然置换成了民族主义，精英则取代工农大众在革命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十年前向建国60周年献礼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新的历史叙述。在这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从北伐开始的整个中国革命，包括抗日战争，基本被黄埔师生承包了。“黄埔学生”这一身份带来的荣誉感，成了勇敢精神的全部来源；黄埔同学之间的“同学情谊”，则凌驾于阶级对立、国共对立之上，成为最值得珍惜的最高价值。

　　此后的影视作品，许多都是从不同角度重申这一历史叙述，包括2017年为建军九十周年献礼的《建军大业》。

　　流风所至，“黄埔”似乎成了某种带有特殊荣耀的贵族徽标。由于“黄埔同学”，尤其是国共合作期间培养的一至四期学员都已去世，于是“黄埔后代”就继承了他们的徽标。因为是后代，当然就不像“同学”那样严谨，不需要看毕业证书也无须查入学登记表，只要祖上有一个人与黄埔有点关联，哪怕是驴尾巴上吊棒槌的舅姥爷或表舅姥爷，也可以侧身其间，以后代自居，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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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低估或贬低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积极作用。

　　但过于夸张，将其说成是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决定性因素，将黄埔学生描绘成类似“骑士团”式的神秘力量，并不是对黄埔军校的真正尊重，也不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黄埔军校，成就最大，出人才最多的是从1923年至1926年陆续入学、毕业的一至四期学员，其中许多人成为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但这些学生平均在校时间只有半年，只能勉强完成一些队列、射击、投弹等最基本的军士级的军事训练，刚刚脱离“新兵”阶段。

　　这个时期的黄埔军校，带有速成教导队的性质。无论军事还是政治，说他们能够学到多少了不起的本领，那都是不客观的。

　　那么，黄埔军校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关键就在于它恰好处在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的节点上。

　　1926年7月，第四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北伐战争就开始了。

　　这场战争——由于打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由于北洋军阀的极度腐朽，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支持，由于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再加上苏联的大力支持（包括军火援助和军事顾问的筹划）等因素——一开始就气势如虹，几个月的时间就从珠江流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

　　虽然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最终由于蒋介石叛变而失败，但北洋军阀政府却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变成了国共两党，而国共两党的军事干部有许多出身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学生因此就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英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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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但能不能真正成为英雄，还要看在今后的革命实践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能不能不断学习提高，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如我在《黄埔生，跟着毛主席就是开国元勋，跟着蒋介石就只能进战犯管理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大浪淘沙，大部分的黄埔生，因为追随蒋介石而被历史淘汰了，他们或者被击毙，如张灵甫(黄埔四期)、邱清泉(黄埔二期)，或者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如杜聿明(黄埔一期)、李仙洲(黄埔一期)、宋希濂(黄埔一期)，等等。

　　实际上，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之前，“黄埔神话”就已经破产了。在淮海战役中，黄百韬被我军击毙，他并非黄埔系将领，蒋介石却在他的葬礼上冒了一句“黄埔精神不死！”这很快就成了国军内部的一个笑话，被解读成“黄埔学生不死（或被俘，或逃跑），死的都不是黄埔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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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分裂后，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黄埔生，显然有着更为光明的前景，但也有许多人被历史淘汰了。

　　在毛主席秋收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部队中，有不少黄埔生(并不是像某位将军学者说的那样，待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才有了黄埔生)，在三湾改编时，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人员中，就有三位毕业于黄埔军校。

　　他们分别是——

　　师长余洒度，黄埔二期，在军校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随“铁军”叶挺独立团打到武昌，后任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营长、团长，秋收起义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可能有任何军人可以获得像他这样好的机会了，但他不能理解毛委员的建军思想，更不能理解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革命军遇到的暂时挫折悲观失望，三湾改编后仅十几天，他就找借口逃离部队，以后更脱党，重新投靠蒋介石。1934年，竟因为贩毒和触怒了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而被处决。

　　苏先俊，黄埔三期，北伐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三湾改编后，他害怕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与余洒度同时脱离部队，1928年1月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俊被抓获处决。

　　陈浩，黄埔一期，在校期间入了党，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成为毛委员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人才。

　　但陈浩却完全经不起考验。1927年11月18日，陈浩率部攻占了茶陵县城。进城后，陈浩及其手下副团长徐恕(黄埔三期)、参谋长韩昌剑(黄埔一期)、一营营长黄子吉(黄埔四期)等人，迷恋起吃喝玩乐的生活，陈浩还嫖上了一个妓女。

　　受到毛委员严厉批评后，陈浩不思悔改，反而要率部叛变，被毛委员抓获，陈、徐、韩、黄四位“黄埔精英”均在公审后被判处死刑。

　　历史无情却有情。三湾改编时没有资格参加前委扩大会，也非黄埔军校毕业，只能会议进行时担任外围警戒的罗荣桓，却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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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神话”该结束了。

　　以“黄埔神话”为中心重建的历史叙述，必然是伪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只能以毛主席的革命实践为中心来建立。

　　而对时代洪流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毕业于什么学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始终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一边，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则通常表现为能不能支持、追随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黄埔生也好，非黄埔生也罢，做出了正确选择，则能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了错误选择，则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