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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 黄纪苏 | 好中文的样子:百年白话文运动的得与失

王佩 黄纪苏 2019-07-22 来源:艺术手册

如果我们能把传统汉语跟现代白话文结合在一起,吸取传统精华的部分,更多地借助五四以来翻译界所取得的成就,把新的表达、新的语法、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美学学到之后形成新的文体,那么白话文未来的发展,尤其在具有活力的民间或社会的作用力下,会有更辉煌的未来。

  纪苏按:写中文是亿万人的日常生活,只是多数人习焉不察,只写不想。而王佩属于边写边想的少数,可他又不是学院的语言研究者,不会像医科大学的师生解剖尸体那样去分析“大清早的”“大过年的”的语词结构。他是被世纪之交的互联网砸碎脚镣的囚徒,放出去跟文学及写作狂欢的,他的《网络版声律启蒙》之类作品迸溅着时代的生香活色。后来王佩从朋友们的视野中悄然隐去,据说落户杭州,我一直以为他到湖风山影中梦寻张宗子、苏小小去了。原来他也一直在上下古今地琢磨中文 / 白话之道。今年王佩重游北京,邀我在一个书店就现代汉语的百年得失一块抚今思昔。本文就是那次谈话的内容,当然后来各自有做了些增损。

  王佩(以下简称王):2000 年前后我来到北京,有幸认识了黄纪苏老师,还有一群做民间文艺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策划过戏剧的演出,办了一个网站叫“黑板报文艺”……感觉很遥远了,不过它的影响至今仍在。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我们当时所倡导的民间文艺非但没有消亡,而是蓬勃地发展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白话文运动一百年的得与失——好中文究竟长什么样子”。今年是 2018 年,与 1918 正好相距百年。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接下来的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们文人聊以自傲的文体,一跃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以致于今天很多人天然就会白话文,对文言文反倒觉得陌生。对这一百年的变化,我们总结了几个节点。接下来我将和黄老师一起聊聊白话文这一百年的得失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先请黄老师谈一谈对白话文运动的看法?

  黄纪苏(以下简称黄):白话文运动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说起这个,想起我的祖父,他是 1918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刚好是运动开始的阶段。他一辈子没怎么写过白话文。他搞考古,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基本都用文言文写;即便解放以后,他的行文依旧有很重的文言成分。到了八十年代,他的晚辈同事还讲,“黄老”他们写的那句子读着跟欧阳修的散文似的。而我们是从出生起就落在白话文的环境里,受文言的影响较小。这么一想,一百年还真是天翻地覆。语言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思想、情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离开语言。语言决定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和理解,也是我们把握外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复原唐代人怎么读诗,战国时期的人又是怎么读诗,甚至诗经时代的人怎么读诗。我一听,完全听不懂,比韩语还陌生。

  王:我们的读法都不对,因为当时发音跟现在的普通话完全不一样。

  黄:是的,就像一个东北人听闽南话。这真是一个有趣的事。语言的变化跟整个历史进程分不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改道,此前几千年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文明。但到了 1840 年以后,碰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新路跟古典老路不太一样。郭沫若提到过语言的问题,他说当时新出现的一些事物如律师、议会等等,无法用文言准确表达。文言文有它自己的字法词法,比如四字句,如骈体,那种语言的情感、诗歌色彩比较重,但是现代生活需要相对精确的表达,文言就不太胜任了,于是现代汉语就从这些地方突破。现在过了一百年,挺感慨的,如果一百年前的老祖宗要复活了,走到北京街头,中关村这一带,满耳满眼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王:黄老师说的是,不单古代人听不懂现代人说的话,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可能认得字,也没法交流,因为语音语调的变化非常大。造成这种变化有两个推动力,一个是外来的,主要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传教士做出的推力。我们今天来的学员和嘉宾里有一位李婧老师,她参与了圣经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工作,这工作很重要。现在教会用的圣经是和合本,它是1919 年由很多欧美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联合翻译的一个译本。它用的是官话,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因此,如果你今天译了三个版本的圣经,一个是白话文,也就是官话版;还有两种是用文言文翻译的,文言文也有两种——深文理和浅文理。深文理是士大夫文人使用的文言文,比较深奥,比如严复,比如桐城派;浅文理则介于半文半白之间,是商人、贩夫走卒他们会使用的书面语……

  黄:我插一句,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写现代诗的,他们特别流行一种圣经体的表达,你说那种是深的还是浅的?

  王:是官话体,也就是白话文,连浅文理都还算不上。严复曾经得了英国教会的一笔钱,翻译过四章马可福音,他是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现在读来与我们的距离很遥远。最后,《圣经》的三个译本唯一存活下来并流传最广的就是官话本,当初最不受重视的白话文版本反而成了最受欢迎的版本。追求文雅,追求文言文传统的译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圣经版本的流传也是社会筛选的结果。

  黄:这是挺有趣的现象。刚你提到的,严复当时翻译了圣经,但他更有名的译作是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他用了一种当时在士大夫阶级里很流行、很典雅文字。我想,他之所以用那种文字,是因为他的主要读者或当时现代化运动的主体还是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现代化刚刚起步,主要是上层士大夫在主导,他们也需要一些关于西方的知识。他们习惯或崇尚、同时也作为他们文化标签的语言,就是那种古典汉语。但是后来随着甲午的失败,变革的担子移到了一帮新举子的肩头。再后来又移到留东留西的学生肩头,于是就有了梁启超那种生动流畅、比较接近白话的文言。辛亥革命之后,问题还没解决。到了五四,新的大学教师和一般学生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或煽动者,于是白话文应运而出。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轮到广大民众上阵了,于是毛主席他们提出“民族化”、“通俗化”、“中国气派”,现代汉语运动越走越深。

  王:对,我同意黄老师描述的路径。今年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正好也是一个戊戌年,两个甲子。在 1898 年发生过一件大事,废除八股文,改成策论。这么一改,当时士子们是茫然的。八股文写习惯了,有规章,有文法;但是策论怎么写,谁都不知道。后来有些书生趁机发了笔财,就是把苏东坡他们写的策论收集成册,比如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就很畅销。但是,仍有一批人是不认可八股文和文言文的,就是那些在同文馆长大的留学生和受过西学影响的学子。像鲁迅先生他们也都留过洋,其实因为他们的国学底子,或者说文阅读圣经的话,会发现里面很多词汇是看不懂的,它的表达方式跟现代不一样,读起来有一种古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增拉大了经典与凡人社会的距离,好像高高在上;另一方面,它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用南方人的话说是有点“不搭嘎了”。于是大家急切盼望有一种现代汉语译本的出现,这项工作香港和台湾一直在进行,李婧老师做的是新汉语译本,就是把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现代人说的汉语。回首一百年以来,对白话文运动做出贡献的除了五四时代的那些闯将,比如陈独秀、胡适、钱学同这些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传教士。当时翻言文底子不那么强,所以这些人从自己的仕途和利益出发,都是主张支持白话文运动的——文言水平不比前人,但大家白话文的起点都差不多。就这样慢慢变成一种社会动力,自上而下,往前推广。北洋政府是功不可没的。说到底,语言和历史一样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推行什么语言,由国家机器强制执行,肯定比民间推行的力度要大,所以有句话说“有军舰的国家有语言,没有军舰的国家只有方言”。英语之所以这么强大,不是因为它很优美,或者说很规范,只是因为国力强大,大家四处在用而已。汉语的发展也是这样,最后都是通过行政命令。据考证,每隔三十年,人们的语言就会变化一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小学教育是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的。我们把一个小学生培养成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要你在小学生中推行新语言,它马上就能普及,比这更激进的变革还有,比如强行让学校教罗马字,只要在中小学推广开来,整个社会就会慢慢同化。中小学是改变语言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我们看历史的发展,后来白话文之所以兴起,不光是五四闯将起的作用,他们摇旗呐喊,真正推行的是教育部,当时的国民政府。他们废掉中小学里的文言文,直接让学白话文教材。所以比较讽刺的是今天出来一些民国时期的老教材,有时连光绪年间的教材都出来了,尤其是中小学教材。比如蒙学堂,实际上就是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这些老教材,思想保守暂且不说,它对世界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八九十年以来科技和人类认知的进步,那课本已经远远跟不上了。我们现在中小学用的教材,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早已超越它。从儿童启蒙的角度讲,我不主张看这种书。当然作为成年人,如果喜欢收集古典,想看看当年的教材,那是可以的。白话文运动就是在这几股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49 年以后,中国的白话文又兴起了一股新的波澜。黄老师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想请你谈一谈,1949 年国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后,大规模引进马列著作对白话文有什么影响?

  黄:我算不上共和国的同龄人,晚个几年。我感觉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有过反复的。刚才王佩说的由国家政府推行这种白话文的课文,其实它仍有文言的成分。因为当时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有一些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延续,教材里的文言成分是不低的。再有一点,无论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倾向挺强,比如像蒋介石写的那些公文、那些信、还有日记,有很重的文言文成分。而且相当多的人都这样,只有少数新派的会用白话文写作。当年,章士钊他们搞《学衡》,认为不能把老的中国文化语言给废了,胡适他们又是另外一种主张。这两位很幽默,一块儿去照相馆拍照,互相题诗,章士钊以旧派写了首白话诗,胡适以新派写了首旧体诗,表示了互相宽容。我想说的是,49 年以前虽有白话运动,但并不是那么普及。到了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延续中国革命,要依靠下层,下层要是不识字,入团申请书不会写、农药使用说明看不懂,那哪儿成啊?所以解放以后,扫盲班遍地开花。我们院有个家庭妇女,跟她同辈的人都叫她杜老师,就是因为她教过扫盲班。可以说解放后扫盲的力度非常大,文化馆是个遍布全国的系统,文化馆最早干嘛的,就是扫盲的。这部分我再多说两句,社会主义有向底层倾斜的天然倾向,白话、扫盲这些比起民国就更为普及深入。我接触过朝阳文化馆的老馆长,老太太两千年初已经九十多岁,现在估计不在了。她那会儿就干这活儿,用她的话说,早上五点钟一推门“革命”去了,晚上十点一拉门“革命”回来了。文革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当时十岁,记性特别好,我姐出去看大字报爱带着我去,回来之后,我可以把大字报内容背下来。那时候,很多人都写大字报,有的还把毛笔字都练出来了。我在这儿不是说文革好,而是说如果没有前 17 年的白话文普及,哪儿有那么多老百姓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啊。冯友兰晚年在回忆录里讲小时候衙门有什么告示,写的都是骈四俪六体,一般老百姓看不懂,这时候一个秀才生员什么的摇着扇子过来了,告诉大家这句啥意思、那句啥意思。搁现在不得收高(级)翻(译)费呀?那会儿他们不收费但起码得收获无限敬仰吧。民国时期的统治基础是中上层,对下层也扫盲,但动力就没那么足。民国时候的白话文其实也有挺尴尬的地方。侯宝林有一个相声就是挖苦那时电影里的新派人物别别扭扭的腔调。白话文的本意让老百姓“我手写我口”,语是什么样,文也什么样,大家都说最自然的语言,这样易于交流。但是后来有些白话的诗歌、散文之类就写得怪怪的,比如朱自清写的一些东西,包括鲁迅写的,都有些怪里怪气、别别扭扭的,是那种不太有普通群众参与的白话。普通群众的确没机会参与,因为上不起学。辅仁大学的学费一年几百大洋,汇文学校当年也是学费上百。而在三十年代,一个月十块钱可以养活平民之家的七八口人——这是我听一位老人讲的,不一定准确。解放以后,白话或现代汉语运动的确跟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有密切关系。白话文如果说有什么楷模的话,最有效的模板就是《毛泽东选集》1–4卷了。当时《毛选》由国家推广,今天看来也确实有权力社会“以吏为师”的问题。但家传户诵也有好的一面,毛泽东虽然是第一号吏,但碰巧也是白话文高手,如果赶上一位文不从字不顺的大领导,六亿人捧着他的选集读,那才糟心呢。像蒋介石那样净是王阳明、曾文正公语录,典雅倒是典雅,五亿人看不懂也不行。毛时代有诸多问题,但毛选有利于白话文字的普及,这是个事实,道理有点类似马丁·路德的德译《圣经》、甚至英语靠枪炮商品成为世界通用语言。毛年轻的时候比较认同梁启超那种文风,刚出道时主编《湘江评论》,意气风发,才气很高。胡适到了五几年也承认在中共党内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你看他写的那些文章,有一种特别的气象。有人说,那鲁迅呢?其实鲁迅的长处不是白话文,鲁迅时代的白话文还不太成熟。白话文是到了毛的时候才比较成熟、定型了。白话文有几个来源,第一是古典语言,也就是文言。古典语言有很多长处,比如精炼、典雅,经过两三千年的营建和改造,它已经是一套高度发达的语言体系。所以完全抛弃古典语言是不可能的,但要给白话文和古典语言划清界限。第二个是翻译语言,它也经过了许多改造和试验,看着别扭就放弃,觉着合适就留下。刚才说的圣经体,“厉害了,我的国”应该就源自早期的《圣经》翻译,因为今天的白话文一般会说“我的妈”“我的天”而不太会说“我的国”。有时候,接触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会觉得有趣,但它需要适应,也需要试验,几十年试下来,慢慢成型、成熟。第三个来源是老百姓日常口语,比如像北大那会儿搞歌谣征集,重视古代白话小说等等,几十年下来,到了五六十年代,白话文就比较定型了。

  王:说到毛体,是对中国语文最大的一个贡献。它使哪怕文盲,无论无知老农,还是村头老妇,都能背诵当时的老三篇。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段子,在控诉文革的相声里说,照相馆要让你背完老三篇才给你照相。老三篇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是毛泽东形象化地把中国古典汉语和老百姓的白话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语言并不是古典的句子,但朗朗上口,读起来像诗一样。记得听黄老师说过还有人把《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编成快板书的。

  黄:那是一位北京文化局的干部,原来文革时期是北海舰队宣传队的,有次吃饭的时候听他打快板。那可不是改编成快板书,而是一字不改地用快板打,抑扬顿挫,有声有色,特别有魅力。我说要不你把《资本论》也打上一段吧?我是觉得现在我们说的汉语口语,跟恰当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可以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总说汉语很美,好多东西需要开发,这需要一代的艺术家文化工作者来持续的尝试。

  王:说起《资本论》,还有一段故事。《资本论》是举全国之力翻译的。它里面有一段讲述钟表制造技术。因为《资本论》写于 19 世纪中期,100 年以后再去翻译这一段,好多工序已经看不懂了,工艺进步,原先的工序早就不在了。当时中国有一个马列编译局,专门负责编译马列著作,他们组织专家组做了两件事,一是找到修钟表的老师傅,问他懂不懂这些工序。二是到原有的钟表厂考察。其实那是一段无关紧要的文字,只是讲制造钟表的工种,其实翻译成 A 工 B 工也可以,反正现在的人不再那样做钟表了,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但当时认为这是经典,经典就要每个字都不能错,结果愣是把已经消失的工艺重新翻译出来。从这一个例子可以看出翻译马列著作是非常严谨的。这里边还有一个文法的变化,比如《共产党宣言》。我们从一九二几年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到1938 年只出过一个延安的译本,一直到了1972 年翻译的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本。比较这些译本,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语言都是变迁的。以前的汉语相当于民国时期那种半生不熟的白话文,有很多古怪的用词和表达。刚才提到的朱自清,他的作品还在语文教材里出现,他有很多用词非常奇怪,像“村里边开满了花赶趟”,不知道是哪里的表达,写下来就成了朱自清的专用语言,不会有第二个作家再说“花赶趟”。《共产党宣言》译本也有类似花赶趟儿式的的表达。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段里有一句“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这完全是英文的表达——we are together in London,介词后边跟着时间、地点的状语,我们的地点状语一般不放在后边。但是 1938 年的译书里,就写成了“各国共产党人来,在伦敦开了个会”。我们聊天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份重要的党的文件,这样翻译就不严肃了。还有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原来的译本里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呵”,他们想表现得活泼一点,可惜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只能用上语气词“呵”,但读起来就没有气势了。而现在新的译本真是气势磅礴,既继承了传统汉语简练优美的特点,同时也有现代的表达。德语的语法好像是最复杂的,这个译本能把一个巨长的句子变成一个中国人能理解的句子,说明翻译对我们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的语言非常美,但适合写诗,适合讲一些大而笼统的道理,不太适合这种富有逻辑性的精密的比如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描述。从这一点看,翻译起的作用太大了。在语言方面一直有两个流派,我不太赞同余光中先生代表的“汉化好,欧化不好,中文不应当欧化”的观点。余光中先生不能接受我们的有些表达,比如加上“主义”,他认为所有加“主义”的词都是偷懒的做法。他举了例子,说“她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完全是西方语言的表达——Vegetarian。余光中认为中国有传统的表达方法,我们说“食常素”或“吃长斋”。比如以前大户人家表达一个心愿,说想生男孩,我一定要吃长斋。但这两种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语境。当我们说素食主义者,一般想到的是中产阶级或者好莱坞的女明星,为了健康或者信仰的考虑,不打算吃肉了。但是说到“吃长斋”,就容易想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吃斋念佛。这两个词带来的情景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能互相替代。还有人反对汉语里边的三个词:性、化、率,说它们把汉语名词给抽象化了,比如现代性、现代化、发展率、增长率等等。很多人认为这种表达是从外语借来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因为性、化、率、度这种词的出现,使汉语一下提升了新的层次。好比微积分,微积分求的就是变化,变化的变化,把变化描述出来。性、化、度、率这类词其实等于给汉语求了一次微分,把以前用来表达静态的语言,一下子变成可以描绘变化的更抽象的思想的语言。对此黄老师怎么看?

  黄:我同意你的观点,还比如网上常说的 niubility 就很有趣。当然,这类东西也稍稍有点泛滥吧。但总的来说,性化率度为我们国人感受世界、描述世界增添了一些新东西。“吃长斋”和“素食主义”之间是有不同意味的。我们都热爱汉语,因为我们就生在这块儿,从小在汉语里泡大。但同样我们也生在地球上,沾染着远处飘来的风雨。而且每种语言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中国古人农业立国,对于天气非常依赖,你看卜辞里就是立众多名以别各种雨,对水势也是如此。但总的说,较为精确、逻辑的表达并非汉语的长处。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有美感,很有气象,掷地有声,这的确是古典汉语的长处。但你不能开口就这套,现在有些官员净爱拿之乎者也、结对成双的词句当唇膏用,其实讲的都是空话,因为办的就不是实事。古代中国重文轻工,朝廷要派司马光治河,就有人上书说是大材小用了。像治河这种工程,挑多少土、用多少工,需多少材,一五一十都要讲清楚,这类文章古代也有人写过,说他们只会写诗拽文也不是实事求是。但古代的价值体系的确不太重视那些,这就决定了古代汉语的面貌或特征。现代汉语,包括它的语法,它的词汇,那些性、化、度、主义之类的,其实补足了古典汉语的不足,当然是利大于弊。

  王:可能因为现代汉语损失了古典汉语的优美典雅,需要找一些补偿的措施。这样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有些现代汉语的表达看上去很啰嗦,比如会用一些“废”的动词,看着像是不需要的动词。举个例子,我们会说“对一个嫌疑人实施抓捕”,“实施”这个动词其实没什么用,但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样表达的时候,往往代表一种权力机关,它们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最好四个字,有气势。所以,“实施抓捕”比单独说“抓捕”要好。也就是,当你用这种啰嗦表达的时候,其实是不啰嗦的,它是现代汉语对于古典的一种致敬,可以说是我们在损失了古典汉语之后采取的另外一种补救。

  黄:对,这种四字结构就还是古典汉语的一个较稳定的要素。古时候的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源于钟鼎、竹帛、纸张资源的稀缺有限,现在数字化时代了,简洁虽然还是一种文章价值,但确实跟过去不在同一个价位上了。

  王:还有“被”字句。以前,汉语里的被动句很少,现在越来越多了。被动句并不全都有害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实施动作的人是谁。有部电视剧叫《兄弟连》,其中有句话字幕组翻译成“伞兵就是用来被包围的”。这句话其实挺啰嗦,但是它却不能改成主动句,难道说“德军就是用来包围伞兵的”?可不一定是被德军包围,也可能被意大利军包围。所以,翻译成“伞兵就是用来被包围的”,“被”字用在这儿真是没法替代。还有我们常说的“最……之一”,说“孔令辉是中国最会打乒乓球的人之一”。以前,汉语里没有这种语体,这也是余光中他们反对的,认为既然是“最”,为什么还要“之一”。可你还真不能不说“之一”,只说“最”,是会惹麻烦的。

  黄:其实老百姓对这分得很清楚,他们说“最棒没‘之一’”,又准确又轻松,当然了,正式文告还不会这么说。

  王:对的,所以我们又发明了一个“没有之一”,却能强调“最”的作用的表达。还有现在贯词的使用,我们传统汉语是不用 a、an、the 这些贯词的,但是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把“一个”都给翻译出来,比如:有一个人是犹太人的官,他叫一个蒂姆,他深夜来见耶稣。要是以前,我们说“有一个官叫蒂姆”就可以,但因为英语里有个 a,所以就把冠词都翻译出来。结果这样一翻译,发现贯词还挺好用的。现在很多电视剧、电影、戏剧、书的标题都爱加上“一个”,《一个女人的史诗》,挺好。以前是不存在贯词的使用,传教士们把它引进来,很好。

  黄:“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别有意趣,因为它强调了个人、内心的一面。刚引进这些表达方式的时候,古典阵营首先就是嘲笑。比如林语堂,他说什么一场大雪如何飘,太啰嗦了,“大雪纷飞”多简练!然后鲁迅就反驳,说口语里还有说“那雪下得正紧”,比“大雪纷飞”还传神。其实口语里像“雪下得正紧”那么精神、筋道的表达特别多,如果把源于古典语言优越感的标准放一边,让大众在生活里头自己选择、自己尝试,你会发现他们经常会给现代汉语带来一些新的、活色生香的表达。有些人喜欢用文言文写作。比如钱钟书先生,他的《管锥编》、《谈艺录》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按说他不属于那一代,不存在老习惯改不了的问题,而且《宋诗选》就是用白话文写的。钱先生写作喜欢炫技,就像今天不少高考满分作文,用的是文言文。在一个白话时代用文言写作,这的确挺炫技的,但有多大意思就难说了。这就像说喝水,大家都是用手拿起杯子一仰脖就完了,他却用右脚托着杯子从脖子左边送到嘴边。用脚托杯子当然是能耐,能耐当然值得鼓掌。但能耐是著书立说的的唯一功能和最高价值么?起码我不觉得是。端起杯子顺当喝下去、别呛着,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功能和价值么?用脚托杯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鼓过掌,面面相觑,以后都不敢喝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鲁迅他们的倡白话、去文言起码初心是好的,让更多的民众使用文字,这是大公,而不是个人小格局。不能因为我会什么就把着,高墙深堑不让别人进来。

  王:这也是现在的一个现象,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有一帮人偏喜欢用这些古典的东西,不好好说话,非要加两句《左传》、《春秋》,本来我只需要把意思传达到就行了,可现在,语言摆脱了这种传情达意的需要,多了一种炫耀功能,跟整个文化大环境挺相似的。比如说现在国学越来越复兴,但这种复兴本身是跟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些私人会所或者雅集,他们想复活一种在中国已经消亡上百年的生活方式。比如到西湖边找块地方,点上香,一起赏月,从湖边划来一只小船,小船上有人弹琴、吹箫。一个座位标价一万块,但是大部分不会卖出去,而是留给文化界的名流、官员,还有附庸风雅的商人,于是越来越变成一种秀场。这种秀场的存在,为我们刚才说的文体提供了一种使用环境。比如现在一些文化人写的什么赋、碑文,都往这种半文不白的文体上走,好像非这么说才显得有文化。 中国有个翻译家叫王太庆,翻译柏拉图的。他说当时有一个译文之争,认为港台的翻译非常好,文体古雅,大陆的翻译不好。王太庆又说,其实大陆在 49 年以后,因为马列编译局的存在,我们对于西方此类典籍的翻译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方法,驾轻就熟了,并且被证明是翻译西方除文学以外的社会典籍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现在一些装神弄鬼的人喜欢用半文不白的话吓唬年轻人,如果严格按照唐宋八大家的标准,按照桐城派的标准,它并不入流,根本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只能算是假古文。这种文体既不能准确表达文章的思想,也没有任何文体上的美感可言,原本已经被老翻译家批判过了,但是没想到现在又借着一些领导的爱好慢慢地复活了。

  黄:现在很多人练毛笔字,我觉得这是好事,总比抢东西好。有的人确实是喜欢,驾着一根秃笔漫游上下古今,是件很舒心的事。有的让孩子练,希望考试的时候能加点分什么的。如今有些大官,不但礼仪性的题词,就连工作性的批示也爱挥毫,这跟人民群众可太不一样了。我挺好奇是跟谁学的,可能是跟康熙乾隆他们学的吧,反正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解放后批示用钢笔甚至铅笔。也可能是前簇后拥到哪儿都有笔墨纸张伺候恳求题词吧,这是当大官的规格和身份。有大志者从入团那天就得未雨绸缪了。政、经、文三界的精英没事拽点什么春秋左传佛经道藏特别普遍。三英们,就冲他们那横冲直撞劲儿,哪儿像“陶冶性情”的角色啊,嘴上的古文辞真就跟古惑仔前胸后背的青龙白虎差不多。那些首长领导,哪天像文革考教授那样冷不丁考考他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结果很可能比张铁生还干净痛快。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古典语言,但这几年有点烦这个,都是那帮留胡子穿袍子招摇过市的骗子加混子给恶心的。这些年社会分化,出了那么多富豪,造了那么多豪宅。豪宅的首选蓝图肯定是养心殿、拙政园,因为熟啊。富豪在北上广纽约东京驰骋累了,便生出乡愁,乡愁的标配是青山隐隐、绿水悠悠、十里荷花、一片蛙鼓,不能净乡镇企业。这就是富豪们一口一个“弘扬传统文化”“五千年文明博大精深”的真实用意。文化保守主义的本质是维护既得利益,让到手的战利品地久天长。现在很多人爱说贵族,其实他们图的只是贵族的家财万贯和山高水长。他们还真以为写两笔“宁静致远”“静水深流”就算“贵族精神”,让老婆和小三到礼仪学校学学插花、古琴、用刀叉剥香蕉皮就算“贵族气质”了。如果非要用“贵族”这个字眼儿的话,那么真正的贵族精神倒是孔子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遇上有钱有势的能不卑不亢,是把小我放一边、大我扛肩上。

  王:对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不单西方还是中国,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附庸风雅的一面,另一方面还往痞里发展,比如他们说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区别是雅思五分不及格和雅思八九分的区别,一个是特别痞的文体,一个是特别知识分子的文体。痞子话也是一种套路,包括你用的很多民间词汇,有的是附庸风雅,有的也是附庸低俗。以前,什么东西多少会掩饰一些,现在不了。我出差去外地的时候会留意楼盘叫什么名称,因为一个楼盘的名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审美。我发现现在有些楼盘已经叫得不像话了,不像以前叫什么别墅、花园,现在的名字特别赤裸。我在湖北荆门看到一个在建的叫“公务员小区”,这名字挺无耻的。这等于承认有这么一个阶层,他花了市场价一半的价钱买了房子,还冠以这么个名字。建国以后有类似这样的家属区,但都叫什么省委家属院,它是有理由的——省委不应该单独住一个地方,但是我为了好好工作,拖家带口为革命,把家属住的地方称作家属院是可以的。但是“公务员小区”就赤裸裸地把自己划分成另外一个阶层。我老家也有这么个事,修了一个别墅群,叫县长别墅。很不幸地因为我爹曾经是领导干部,我们家也有一套,后来我说赶紧卖了,叫这名字不是什么好事,县长别墅,不等于说“欢迎纪委”吗?类似这种叫法的出现,也反映出社会容忍度的变化。所以说语文是无处不在的,每个地方以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民间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网络时代使人人成为写作者的梦想变成现实。这些年,先是短信,后有微信,大家的日常交流都符号化了。以前,当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事,比如说我们这胡同或单位就我这么一个作家,然后大家一起食堂吃个饭,聊个天,我把你们讲的段子、故事、人物都记下来,写成文章,往杂志上一发表,或写成书,卖出去,就都成我的了。人一看,这作家真的是有生活。但现在你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作家了,因为原来单位里的张三李四,他们自己也写作了。人家的段子自己写,发在朋友圈、微博,等你再转的时候,就属于摘抄了。现在,网络传播速度很快,好的原创段子,迅速传开,到最后大家转的都是差不多的内容,同质化严重。这也使作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像蒲松龄的那些故事肯定不是他编的,都是听瓜田李下那些人讲,然后记下来。因为就他一个人能写,所以成了他的作品。现在人人都是蒲松龄,你写不了那么多原创,这是困境;但是好的一面是民间文化的兴起使社会特别有活力。像言几又,看着不起眼的一个书店,既能办讲座,又有咖啡,还能看书,卖书都成了它的副业了。类似这样的场所的兴起,是民间自带活力的体现。以前你搞活动,要找一个会议室,给每个人摆上姓名牌,这种座谈会往往很没有价值,一般是一人说一句,谁多说了,就是僭越了,违背自己的身份,而且活动的结束语一定是无关痛痒的。我参加过好多这种艺术的评论会,或者说是建言献策的会,说这样一句是最保险的:“作品不错,只不过在艺术上需要再精益求精”。全是废话,但是谁也不得罪。现在不一样了,比如黄老师五六年以前住王府井那一带,对面是八面槽教堂,黄老师经常去和大家一起跳广场舞,跳了好多年。跳舞的过程中,黄老师观察社会,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十字架下,载歌载舞》。我当年读了之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民间社会是知识分子很少关注的,但你一旦跟他们发生接触之后,会发现特别有趣,这就是民间社会的活力。刚才黄老师还讲,民间学术的发展也蓬勃起来了。以前我们觉得搞个学术研究,要么政府赞助,要么学院赞助,但现在很多人有了经济能力之后,自己花钱搞研究。我认识一个原先是温州日报的记者,后来辞职专门研究传教士,就是《寻找苏慧廉》的作者。苏慧廉是当年从温州到美国的传教士,关于他的资料很少,但因为这个作者的家底比较丰厚,自己花了一两百万全世界去寻找苏慧廉的踪迹,到各个博物馆查家谱,找资料,最后出了这样一本书,这就远远超过书斋里的学者写的东西。

  黄:你讲的挺有意思,说到了一个核心的东西。远的先不说,就说 49 年以来吧,其实我们社会结构是比较一元的,公共生活,以及大部分私人生活都被国家或政府一张大网覆盖了。当然也不是那么绝对,比如说,那会儿也有少年社会,没事茬个架子什么的。但总的来说社会极不发达,一个人八小时之外,很多事也都是单位管着。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社会和市场,跟国家一起三足鼎立。就文化领域而言,我们有国家文化,比较典型的就是央视春晚以及政府办的各种晚会,花很多钱,请很多明星莺歌燕舞,既无聊又腐朽。市场文化就比较灵活机动了,见到好听好看好玩的立刻扑上拿去赚钱。市场的长处在于普及,但创新不够,而且经常乌烟瘴气。要数社会文化创造力最强,看看微博微信就知道了。要相信社会,相信大多数人,大多数人本身基数就大,才情自然就多。即便他不是天才,但是在人生的某些时点上,某种情绪某种心境攒足了死了命地爆发一次、灿烂一回也是常有的事。那样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好,不可能不独到,比职业艺术家天天弄这个弄得灵感丧尽、拿毒品当强心针强多了。过去就那么几张报纸几本杂志几个剧团几个影院,由几个编辑、几个专家在门口一把,老百姓根本进不去。什么叫美,什么算好,什么叫有水准,全由那些人说了算。互联网以来,人人博客,个个写作,没训练的练出来了,有潜力的实现了。虽然泥沙俱下,但基数大,好文字好文章管涌一样不择地而出。互联网起来以后,我发现能人太多了,经常自愧不如。民间的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真让人叹为观止。社会文化就是一没票房逼着,二没领导督着,就图自己高兴,不吐不快。传统的对联,老先生死了以后就没落了,这些年微博微信一来又还阳了。有回在微信看到一副极黄色又极工巧的对子,都不忍不转,发给几个朋友。有时商店门口也能看见有趣的“该吃吃,该喝喝,有事甭往心里搁;泡泡脚,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估计是店主或店主哥们的杰作,多灵光啊。社会文化这一块,来自生活的最原始的冲动,生香活色、前途无量。

  王:真是这样。说起网络文学,大概20 多年前吧,那时候第一批上网的多是理科生,还有很多国外留学的那些人,他们先搞起的网络文学,像方舟子他们弄的文学城、新语丝。网络文学发展到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比如晋江文学网之类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世俗流行小说,穿越的,玛丽苏的,不缺读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通俗文学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科幻文学为代表,像刘慈欣写的《三体》,一不小心成了轰动世界的作品。不但获得雨果奖,还被奥巴马他们当成枕边读物,现在据说准备花 10 亿美元拍成电视剧。这以前,中国文化在科幻领域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有《小灵通漫游未来》,都是非常初级的科幻,只是幻想未来多美好。但是欧美文化传统的科幻,它们代表一种对科学精神的反思,而且往往是先有科幻后有科技,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科幻小说抬头了,与这些年国内高科技发展很有关系。

  回到我们的话题“百年白话文运动的得与失”,我们得的方面谈得多,失的方面好像谈得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失,就是白话文运动发展以来,使我们丧失了一种古典的文体,就是精炼的表达越来越少。因为毕竟像毛泽东、朱自清,像传教士翻译的圣经这样的标准文本比较少,所以乱象之下,我们的文本就显得非常啰嗦,这点真的应该向民间语文学习。民间有很多活泼生动的东西,比如有一年我去参观一个在建的水电站,它招很多民工,民工干活最大的问题是不注意个人安全,以往用了很多警示标语都不管用。我去的那个工地,发现它的标语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工友们,出门打工不容易,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发生事故,老婆改嫁,孩子改姓,抚恤金还要别人花呀”。你看绝对是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我还想起前些年家乡铺设很多电缆之后,好多人会挖会偷。一个天才的小公务员想到一个办法,写了一标语叫“光缆无铜,盗之无用,抓住判刑”。摆事实讲道理:小偷总偷点有用的吧,可这个没有铜,冒险偷走,没有价值,抓住还判刑。类似这样的表达,在民间文学或者民间语文里非常有活力,但是它只有跟现代汉语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这也是我和王烁老师翻译的这本《风格的感觉——21 世纪写作指南》里头所提倡的“回到古典”。古典,其实翻译成经典比较好,它不仅包括《古文观止》之类的古文,也包括刚才说的《为人民服务》这类文章。它含有古典因素,比如对古典的化用,“人总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史记里的话,它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怎么回到古典?其实古典体不分文体,它是写作风格的问题,与表现手段无关。有些以前被我们忽略的作品,比如《几何原本》,可以把它当成写作教材,看它是怎么用三言两语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给描述清楚,构建一个几何学的世界。再如《梦溪笔谈》,我们换一个角度,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说明文的教材,有一说一,简练优美。还有白居易他们的一些小品,都可以当成写作教材去用。然后通过学习来丰富文体知识,并不一定要模仿古体,还是要用现代的语言去写白话文。另外,也需要提倡一帮人都写这样的文章,才能把文章的风气给鼓动起来,我想下一步好中文所做的工作也是往这方面发展。

  白话文的第二大失,我认为是写文章的光环没有了。以前做一个文人是很高贵的事,你会写文章,可能就“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甚至还能当个驸马。现在想通过写文章求晋升之道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白话文人人都会写,你的文章写得再好,别人也觉得没什么,不就是大白话吗,我也会。可能这也是现在装神弄鬼的假古文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对科学家的待遇是相当好,一旦成为科学家,就有了光环,真金白银的光环。因为他搞的那玩意老百姓不懂,官员也不懂,比如研究什么新材料,什么量子计算机。量子在哪,我们都没见着,反正他们得一大笔科研经费,还有巨额奖励,科学家头上的光环是越来越大。不像写文章的人,真没什么光环。可是中兴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发现原来科学家也会是一群水货。当美国的芯片断供之后,他们也造不出一个芯片嘛,跟《厉害了,我的国》那些人的写法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属性,一个人的属性,最终会被检验出来。

  再有,以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现在文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可好的文章不仅能传情达意,关键时候还能救人一命。比如说一个好的操作指南,一本好的医疗说明书,比我们过去的策论更实用,更有实际意义。而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把传统汉语跟现代白话文结合在一起,吸取传统精华的部分,更多地借助五四以来翻译界所取得的成就,把新的表达、新的语法、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美学学到之后形成新的文体,那么白话文未来的发展,尤其在具有活力的民间或社会的作用力下,会有更辉煌的未来。在文化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白话文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似乎是另外一种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的感觉。因为中国变化太快了,而白话文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自始至终还是掌握在底层人民手里,掌握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同时创造社会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些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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