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学术

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实践

王向清 2019-07-22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在将人民观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毛泽东采取了以下举措:安排人民参与经济管理,安排人民参与政权建设与管理,安排人民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终结了我国的“官国”历史;使人民共和国名副其实;找到了下情上达、上政下传的有效途径;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受群众的监督而真正成为公仆。

  摘要

  毛泽东的人民观非常富有特色,先后用“铜墙铁壁”“先生”“眼睛”“上帝”“土地”“水”比喻人民对于革命事业或共产党人的重要性。在将人民观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毛泽东采取了以下举措:安排人民参与经济管理,安排人民参与政权建设与管理,安排人民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终结了我国的“官国”历史;使人民共和国名副其实;找到了下情上达、上政下传的有效途径;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受群众的监督而真正成为公仆。

  毛泽东熟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信人民的才智和创造力,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使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政治上翻了身,鼓励、引导他们参与治国理政活动。以人民观为指导,毛泽东在治国理政取得了不少成就。

  一、毛泽东的人民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人民即普通群众的创造力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肯定“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确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毛泽东对人民的历史作用做了高度评价。“人民”或“群众”在毛泽东心里不但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是不变的信仰。

  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阐明了人民或群众的历史作用,而且还先后用非常贴切的六个比喻说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性。

  其一,将人民比喻为“铜墙铁壁”。早在中央苏区时期的1934年,毛泽东就意识到“人民”或“群众”力量的伟大。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断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确信由群众铸就的铜墙铁壁能战胜任何反动势力而不为任何反动势力所战胜。

  其二,将人民比喻为“先生”。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人民或群众比喻为党员干部的“先生”。“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也是没有前途的。”先生是学生获取知识、本领的引路人,将人民比喻为先生,将党员干部比喻为学生,表明毛泽东对人民的尊重。

  其三,将人民比喻为“眼睛”。1943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眼睛是人们获取光明的器官,对于人生的意义非同一般。毛泽东将人民比喻为共产党员的眼睛,足见对人民作用的重视。

  其四,将人民比喻为“上帝”。1945年6月,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认为,当时中国人民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为了获得民族解放,必须推翻它们。“中国共产党人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上帝是万能的,是救世主。毛泽东将人民比喻为上帝,可见人民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其五,将人民比喻为“土地”。194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深情地对赴前线的同志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没有土地,植物的种子就不能萌芽、生根、开花和结果。毛泽东将人民比喻为土地,共产党比喻为种子,同样体现了对人民作用重要性的体认。

  其六,将人民比喻为“水”。1957年,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众所周知,水中无鱼,水依然存在,而鱼须臾离不开水。将人民比喻为水,将党员干部比喻为鱼,更凸显毛泽东对人民地位和作用的推崇。

  二、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举措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应当让他们在国家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他指出:“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支持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在国家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一)安排人民即普通劳动者参与经济管理

  

  毛泽东认为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经济制度,如果人民在经济方面没有争得民主权利,就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权,包括政治民主在内的其他民主就成了空谈。在他看来,作为人民的分子虽然不能在政治领域享有“直接民主”,但在经济领域应当享有“直接民主”。换言之,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应该参与生产经营及其管理,并享有监督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的权利。

  1956年底,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人、农民成了企业、社队的主人。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毛泽东就倡导工人、农民分别参与企业、社队的民主管理。经毛泽东审定,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必须扩大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发挥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的监督作用。”《通知》还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是大中型企业的民主管理形式,全体职工大会是小型企业的民主管理形式,要求适当地扩大它们的权利。

  在《通知》精神的鼓舞下,各省市的各类企业都在摸索普通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最终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1958年,黑龙江省的建华机械厂、华安机械厂和庆华工具厂三家军工企业总结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项经验。与此同时,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推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中央有关部门将以上企业的经验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营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经营管理制度在报刊上发表后,国内许多厂矿企业竞相采纳,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以上述企业的经验为基础完善的鞍山钢铁公司经营管理制度上报中共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它为“鞍钢宪法”。

  (二)安排人民参与政权建设与管理

  毛泽东安排人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与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铲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他看来,铲除官僚主义的方法就是扩大民主、吸收广大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管理。他断言:“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在此理念指导下,毛泽东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安排人民群众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法律程序,由选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为确保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制度上安排工人、农民、士兵等普通百姓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1200多名,其中包括工农业劳动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英雄人物,还有妇女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掌握了部分省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及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及在所在代表团占的比例。北京市代表团总人数为28,工人代表7人,即刘英源、刘德珍、李树森、郭树德、黄润萍、刘世梅(女)、李永,殷维臣1人为农民代表,工人与农民代表相加达8人,占代表总数的28.6%。广州市代表团总人数为16,工人代表6人,即孔宪忠、王生保、张文超、徐剑鸣、谷源松、林荣曜,占代表总数的37.5%。山西省代表团总人数为24,其中工人代表有王凯山、王贵英、韩忠仁、张道中4人;农民代表有申纪兰(女)、曲耀离、吴春安、李顺达、郭玉恩、胡文秀(女)、马六孩7人。工人代表与农民代表之和为11人,占代表总数的45.8%。

  北京市、广州市、山西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工农代表的高比例,充分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到了实处。以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安排一定比例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普通劳动者充任代表,让人民在治国理政中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样安排了一定比例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普通劳动者作为代表参会,实现对地方政务的管理。

  二是提拔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担任国家各级机构的领导人。提拔工人、农民、士兵等普通群众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倡导人民参加治国理政的又一重大举措。经毛泽东同意,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农民陈永贵、天津机械厂的工人孙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吴桂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陕西机械厂工人姚连蔚、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的营业员李素文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永贵、孙健、吴桂贤、姚连蔚、李素文虽然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但他们不拿国家工资,每天只拿1.2元的生活补贴,仍在最初工作的地方拿报酬,原来的身份未变。在中央工作期间,陈永贵仍然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按一个中等劳动力的工分拿报酬,孙健、吴桂贤、姚连蔚、李素文仍在原工作单位拿工资。为了让他们方便了解基层情况,有利于参与管理与决策,毛泽东要求他们每年用三分之一时间在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从事调查研究。

  除了安排工人、农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安排了工人、农民、士兵担任领导人。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斗后,中国边防部队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从基层干部迅速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样,在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国家机关中,都有工人、农民担任领导,各级政府的决策也就能体现群众的利益、愿望。

  (三)安排人民管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复兴的标志。人民实现当家,不但体现为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意识上的独立、自主。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的主要建设者即普通群众应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人民的核心地位。为此,毛泽东要求报刊多宣传体现工农兵立场、愿望、利益的文章;电影、戏剧、不能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文艺作品应为人民大众服务,反映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实践。

  而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毛泽东则要求让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以实现对教育事业的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对此,毛泽东喜忧参半,喜的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忧的是接受等高等教育生源的不平等。这就是通过招生考试上大学的学生80%是富裕家庭,而真正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人数的20%左右。在他看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应当改变,应当从“精英教育”改变为“平等教育”。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第二天将要发表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写了一段编者按。在编者按中,他就如何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做出了指示,这就是“七二一”指示。“七二一指示”的主要内容为:一是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二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从1970年开始,全国各高等学校停止了公开考试招收大学生,转而从工农兵群众中选拔思想表现好、业绩突出的优秀青年上大学。毛泽东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的原因之一是感到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子弟只占高等学校大学生的20%左右,而人数占极少数的家庭富裕的子弟却占了大学生的80%左右。而通过推荐、选拔上大学的青年基本上是家庭出身好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子弟。采取推荐的方式让工农兵上大学,历史已证实弊多利少。但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同样体现了对工人、农民、士兵等普通人民群众学习文化、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视。

  三、毛泽东的人民观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就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人民观从制度上设计安排工人、农民、士兵等基层群众参与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终结了我国的“官国”历史

  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是“官国”,也就是官员主宰的国家,特征是权力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新中国开创了告别“官国”的模式,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平民国家。在笔者看来,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李素文等人作为国家领导人,实质身份仍然是农民、工人,不但没有任何特权,而且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原来的大队、原来的工厂、原来的营业部劳动。这就破除了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破除了官位带来的特权,也就是终结了“官国”的历史。

  (二)使人民共和国名副其实

  毛泽东把自己建立的新中国冠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上在国名首次加上“人民”二字的国家。将新中国冠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表明毛泽东从理论上认可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此外,在他的倡导下,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名称的前面统统冠之以“人民”二字。立法机关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政机关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审判机关称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如此等等。但仅仅有理论方面的遵循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能付诸实践的制度保障。基于此,如前文所述,在毛泽东的安排或建议下,出台了三项安排普通群众参与治国理政的举措,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治理国家能力的信任。

  (三)找到了下情上达,上政下传的有效途径

  人民共和国的决策、施政都以工人、农民的利益、意愿为依归。要达此目的,先要了解他们的意愿、要求。而要了解人民的意愿、要求,就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回顾新中国历史,毛泽东倡导并推行的提拔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佳途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李素文等人虽然担任了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但他们除了拿中央国家机关每天提供的1.2元补贴外,其余的报酬都在原来的大队、工厂和营业部领取,这就使他们的薪酬与工人、农民没有很大差别,让他们对工、农大众生活的艰辛有切身的体会,确保了他们在情感上与人民大众保持共鸣。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们每年在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这带来两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方面,他们有条件把了解到的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况、意愿和要求带回中央,作为制定决策、政策的参考,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决策、政策体现民意。另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向民众说明,让人民体谅国家决策的艰难,化解人民对党和国家某些决策的误解,赢得人民的信任、支持。

  (四)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受群众的监督而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从人民即普群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表现突出者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除找到了下情上达,上政下传的有效途径,还找到了有效监督真正成为人民公仆的可靠途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来自工厂、农村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都需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原单位参加生产劳动。那么,来自工厂、农村、基层部队的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回原单位参加劳动生产的时间应更长。长时间与工人、农民、士兵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言行会受到有益的监督,就会渐渐成为群众的真正公仆,而不是拥有权力的官老爷。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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