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进步学者金宝瑜访谈（终篇）：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第三世界毛派与其反帝斗争

　　激流按：2019年4月27日，台湾著名进步学者金宝瑜教授在北京与激流网志愿者进行了交流。金老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并就一些热点理论问题同大家开展了热烈的互动。交流结束后，金老师特地寄来2015年《人間思想》杂志一篇专访金老师的文章，以弥补交流时间短暂的遗憾。激流网特刊发这篇专访文章，以飨读者。感谢金宝瑜教授授权发布此文。

　　金宝瑜，美国马里格罗夫大学(MarygroveCollege)荣誉教授。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湾著名的进步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颇多，对美国社会有较深的了解，对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亦有研究。近年来，她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美国民主政治六讲》、《从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管理来认识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等。

　　

　　金宝瑜(右)与寒春

　　主访人：陈光兴、林丽云

　　访谈参与人：陈光兴、林丽云、苏淑芬、陈素香、刘雅芳、林家瑄、陈莹恩;

　　影像记录：陈素香。

　　访谈时间︱2015年10月20日

　　访谈地点︱新店花园新城(陈信行、林正慧家中)

　　逐字稿：郭佳;责任编辑：陈莹恩

　　原载于《人間思想》

　　08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美国的生活和近三十年来与菲律宾以及其他世界各地毛派间的互动

　　陈：看起来您、老许(许登源)和小蔡是一个思路下来的──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后来您跟许登源合作写过一些文章，如在Monthly Review上面的那篇。您也和老许合编了两本书，以“台湾左派理论研究所”为名义，而且在台湾有流通。你们的合作关系主要是讨论对中国的看法吗?

　　金：我上面说过我并不理解小蔡真正的想法，所以不能说我和老许是跟小蔡是一个思路下来的。“台湾左派理论研究所”是个虚构的名义而已，你所说的合编的两本书只是把《台湾思潮》八期编成两本合订本。我与许登源合作写了三篇有关中国的英文论文，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有相同的看法，许登源的理论水平比我高，在从跟他讨论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如何分析问题。这三篇论文都是经过讨论后由我执笔。第一篇论文登载1991年3月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是一篇讲中国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来发展农业(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as a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这篇文章被菲律宾新共产党创始人希松(Jose Maria Sison)看到，希松在马可仕专制时代被关在监牢里八年，在狱中遭马可仕重刑的处罚，马可仕被打倒后，Aquino (现在菲律宾总统的母亲)上台，趁希松出国演讲，吊销了他的护照，他从此流浪在海外，后来定居在荷兰，希松和一些其他身边的同志一起成立了一个叫“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的组织。这个组织与“Marxist Leninist Communist Party (德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1993年底合办了一个“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德国的这个新的共产党是由迪克侯(Willi Dickhut)离开了西德的修正共产党出来创建的。迪克侯是德国共产党多年的党员，他在希特勒时代积极地进行反法西斯的各种地下活动，希特勒对待共产党跟对待犹太人一样，把他们关进了集中营。希松看到了我和许登源在《每月评论》上的文章，因此邀请我们去参加，我本来对这个会议的期待很低，猜想在这个年代可能有五六十人参加吧。没想到到场的有一千人，与会者占大多数的是德国马列党的党员，他们都是工人。另外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派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后出了一本论文集《毛泽东思想永存──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第一集)》我和许登源合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也被收集在这本书里，另外还编入了一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

　　那次“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除了给我意外的惊喜外，也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大会中许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探究作了报告，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毛政党的领导人讲解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当地革命深远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思想如何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撼。这些有决心革命的人都非常纯洁可爱，跟他们之间的互动使活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的人感到无限的温暖和鼓励。大会结束之前，迪克侯的夫人(迪克侯已经去世)路易迪克侯来到会场，她对我们讲了有一次她代表西德共产党去苏联参加一个妇女会议，她说苏联代表在开会时如何抵制来自中国的妇女代表。这对夫妇在西德共产党禁止他们订阅从中国来的刊物不久之后，就决定离开西德修正党，成立自己的马列党。这里顺便提一下，战后德国新成立的马列党有几十个，多半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的，而这个马列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那次开会大部分的筹备工作和所有的后勤工作都由德国马列党的党员负责。在这之前我对德国人有偏见，认为他们很冷漠，而我见到的德国人却是那么热情。为了把这次会议办得成功，好多党员从德国南部特意坐火车赶来，他们在大会开会时作四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他们给参加会议的人安排住处，和准备每天的三餐，并且为他们的《红旗》报刊访问参与会议的人，在跟我们谈话中，也介绍他们的政党的成立经过，带我们去参观和介绍他们的“劳工教育中心”，这个中心定期开讲解马列主义的课程。我们也去参观了《红旗》报刊的工作室。

　　在这次毛泽东思想讨论会中，我也认识了希松以及和希松一起来参加会议的许多菲律宾同志，希松非常希望我去菲律宾，之后我就受到菲律宾的邀请，我和韩丁(William Hinton)、寒春(Joan Hinton)一起去参加了1996年菲律宾所举办的反帝大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民众站出来反帝。在那次会议中我对菲律宾的抗争群众运动和他们的群众组织有所认识，之后我就开始跟菲律宾的“新爱国联盟”(New Patriotic Alliance, 简称 Bayan)一起工作，“新爱国联盟”是在颠覆马可仕时成立的，它站在世界反帝运动的最前线，我跟着他们年在温哥华(1997)、吉隆坡(1998)、西雅图(1999)、印度(2004)、香港(2005)还有菲律宾本地去参加反帝大会。每一次开会都是由他们给我指定一个演讲的题目，我就根据这个题目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在每次参加大会的当地，他们又都组织一个自己的小型会议，这个小型会议的主持人都是思想接近的同志，基本上都是毛派，在这个小型会议里我们发表对大会中的各项议题的看法。在我跟着他们一起工作的那些年中，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对各地运动的实地认识要比只在书本上学习深刻得多。其实我所参与的只限于意识形态的工作，但是由于我实际参与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各种不同的议题中，使我更能站在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的立场来作判断，之前我对底层民众受压迫的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层次，但是在这些行动中，剥削、压迫对我都不再是抽象存在着的，而是残酷的现实，我所见到的最辛苦、最受剥削和最受压迫的人变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对菲律宾的群众运动了解的比较多，除了菲律宾之外，我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深入了解的还有巴西和阿根廷。菲律宾的运动分为地上的和地下的，地上是群众团体的合法的斗争，菲律宾有工人、农民、教师、妇女、学生、医护人员、新闻工作者、渔民、原住民、都市贫困群体等等各种群众组织，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就是“新爱国联盟”，总计起来有一百万人之多，非常让人佩服的是这些不同的群众组织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认识上非常统一，他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基本对认识，他们都读过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希松写的《菲律宾社会与革命》，希松深受毛泽东的影响，他根据毛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半封建和半殖民性质的分析，同样的对菲律宾社会的性质从历史上做分析，从这个分析中来看菲律宾当今的社会。希松的书在独裁者马可仕当权时是禁书，他当时只能用笔名出版。在菲律宾所有参与运动的人都先读过这本书，他们都认同希松对菲律宾社会的分析，这样统一的思想使得他们在运动的策略上比较容易取得统一，而在运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他们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各种矛盾，并把工作方法不断地加以改善，也就是因此菲律宾的反抗运动是团结的，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左派不断地分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做起事来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原因。这跟我在美国观察到的反对运动有质上的不同，美国反对运动的参与者在思想的认识上不统一，他们到底要达成什么目标不清楚，参加者之间的辩论都属于战术的层面。

　　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美、英帝国的领导下，在全球各地横行霸道，“新爱国联盟”在菲律宾国内和世界各地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私有化、和取消国家对资本的各种管制都很有成效。“新爱国联盟”中的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去世界各地去团结当地的进步组织，在菲律宾本地也办各种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的会议，我参加过的除了1996年的大型“另类全球经济会议”之外，就有1997年的“亚洲农民圆桌会议”，每年“五一劳动节”KMU(工人组织)都主办“工人团结大会”，还有2005年的“反美霸权大会”等等。台湾有一些年轻人也到菲律宾去见习过，有一年陈信行和林正慧带领了一批年轻人去菲律宾参观和学习，他(她)们访问了各个群众组织，学习了很多。菲律宾的地下的斗争就是共产党和游击队，菲律宾的新人民军(New Peoples’Army)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意志越来越坚定，尤其是在整党运动之后。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感到非常光荣，他们的斗争给我很大的鼓舞，每当我在犹疑或失望的时侯，想到他们就觉得很有干劲。这些经验也改变了我的写作，加深了我写的文章和现实的连结性。虽然之前我也都是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但是除了立场之外，还要学习应该从什么角度看待具体问题，我要在这方面不断地继续学习。

　　后来德国的毛派政党又跟菲律宾的政党发生了矛盾，矛盾出在如何解释当前的一些发展和在反帝运动中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这也是左派各个组织间经常出现的问题。德国和菲律宾的同志在2000年时仍然合作，一起推进“国际人民抗争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的成立，这个联盟组织的目的是要把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连起来，这个组织每两年开一次大会，在荷兰、德国、菲律宾、香港都办过，我从这个组织成立开始就在参与其中。

　　林：从受中国启蒙的左派思想到参与菲律宾毛派运动间的延续性是什么?以及在此期间，您跟其他地方毛派的关系怎么样?

　　金：世界各地的毛派革命共产党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修正主义，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认同就是前面说到的从中国共产党公开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期间各国的毛派革命共产党纷纷从跟着苏联走的修正党独立出来，成立了毛派革命共产党。我的左派思想开始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到对中国的革命认同，之后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中的革命派跟随着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实际政策上的变革，像教育政策、卫生保健政策、工厂中工人治厂政策、服务工农的文艺政策和群众运动政策等等，对我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一步步加深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在思想上的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毛派是一致的。我跟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的联系还是在我参加了1993年在德国举行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开始的。在那次会议之后我不断地写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主义改革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的阅读对象也是我所遇到的各地的毛派。

　　因为我积极地参加了世界各地对反帝运动，也就更了解这些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不可能实行对它们本国发展有利的经济政策，也就进一步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我也了解到为什么一个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之下才可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由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如果是由资产阶级掌权，这个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考虑是否要与强大的外国资本联合。说到这里要顺便讲一下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当年就非常软弱，1940年毛泽东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分析了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使得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无法发展，也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个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必须完成的民主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领导这个革命，那么革命成功后当然是由无产阶级掌权，所实行的当然就是社会主义。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更是不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来抵制外国资本，因此可以说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消失了，因为任何稍有规模的企业都迫切地要与外资合作，所以发展落后的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想要抵制外资的侵入，要求自己发展的资产阶级了。前后这些年我写的文章陆续在菲律宾的一个研究机构IBON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刊物上发表。

　　菲律宾的毛派当然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但现在我们要跟他们学习，我也去过巴西、阿根廷等地见过当地的毛派。巴西的一个毛派组织(他们还没有成立政党)邀请我去巴西四个城市(Belo Horizonte, Belem, Rio de Janeiro, San Paulo) 演讲，Belo Horizonte给我很深的印象，在那边接触到的都是工人，他们有自己的社区，而且自己盖了一间不大的社区活动中心。我到的那天正好这个活动中心开幕，他们在这间屋子里放了鲜花，墙上挂了一大张海报，海报的内容是毛泽东穿着有布丁的衣服在讲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开幕仪式上有人讲活动中心盖成的经过，然后有唱歌表演。第二天他们带我去另外一个工人社区去采访，这个工人社区的成立更是不寻常，住在这个社区的人原本是被雇来在附近建造房屋的工人，房子盖好了这些工人就被驱赶，他们无处可去，就占据了这块地方自己盖起房子来，在占地和盖房的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他们不为所动就地抗争，有两个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最后他们的抗争胜利，就盖起了这个小社区。我去参观了他们的住处，是在水泥地上建起来非常简单但很实用的住宅，对巴西这样一个许多人都无家可归的国家来说，这个简陋的小房子就是他们可以安身的温暖的家。他们在大家共享的小庭院里搬来了一张桌子，并摆上了糖果和茶水，大家就聚在我周围聊天和问我问题。之后，我们就去参观了这个小社区，之后来到一个较大操场，前一天在另外一个社区表演唱歌的歌手也住在这里，他是教这边小孩唱歌的老师，他带着一队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出来表演唱歌。在这里的居民对我热烈地欢迎，他们好像觉得我把毛泽东一起请了过来，我当然受之有愧，但是内心非常感动，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毛泽东的尊敬，和毛泽东思想在他们战斗上带给他们的力量。再过一天在Belo Horizonte演讲，来听我演讲的人大半是工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演讲的赞许和热烈的反应。

　　之后，我们到了Belem，这是个热带城市，离开亚马逊森林不远。我们去Belem是因为巴西在那边开SBPC(Brazilian Society for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的第59届大会，在大会里不同的组织安排它们自己的小组讨论，在巴西的同志们也为我在会中安排一个小组讨论会，我去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复辟》，我借机会批评了巴西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听的人大部份是年轻人，他们提了很多问题，会后我还接受他们的访问。因为我们就在亚马逊森林附近，第二天就花了一个下午，坐船进入了森林去观赏风景。

　　离开了Belem下一站到Rio de Janeiro， 从我到达巴西就带我各处走的同志就住在这个观光城，我就住在她家。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带我在海边散步，喝新鲜的椰子汁，给我讲解他们之前走“切.格瓦拉”的路，但是工作不能展开，在很多次失败后，他们选择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们也给我讲了他们目前在工人间和农民间的工作，我接触到的是一个正在组织中的团体， 我能看出来他们对毛泽东和毛的路线非常信任，并且决心要走这一条路，非常不简单。第二天又是另一场演讲，演讲前我先去参观一个工作室，了解他们的工作，我在工作室见到的人都非常亲切，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跟我聊了起来，我得知他曾经受政治迫害，坐过监牢。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孩送给我一个他自己亲手做的毛泽东塑像，我为他的诚心深受感动。演讲之后，那位曾经受过政治迫害的人站起来发言，他说：“除了同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称呼您”我当时不知该说什么，这位老人为了他的信念受了那么多的苦，牺牲了那么多，把我当成他的同志，一方面我觉得承受不起，但另一方面却受到极大的鼓舞。我们的确是为了相同的目标走在同一条路上，跟这些同志们虽然在地理上相隔很远，但是在感觉上他们好像就在身边。

　　在巴西最后一次的演讲在San Paulo，那次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数是经历了多年斗争，有历练的人，在会中听到他们正在利用法律进行斗争和已经取到的胜利，我了解到这些来开会的人都有长久的斗争和组织的经验。参加这个会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就是陪我们在Rio海边散步的那位，这位年轻人曾经跟我谈起他们在学校里的各种讨论，包括对委内瑞拉的左派运动是否能成功的讨论。这位年轻人曾答应我在我走前会吹口琴给我听，我想他大概随便说说而已，谁知道他带了口琴从远地而到San Paulo参加这次的会，在送我去飞机场的路上，吹了起来。我对在巴西碰到的同志和朋友们的印象是他们是如此地纯真，他们对自己要做的事的目标是如此地清楚，把自己献给工作的意志是如此地坚定。

　　2010年我被邀请去阿根廷参加第二届妇女大会，用《中国妇女不再撑起半边天》为题发表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时期和当今的比较，我也请大会邀请一位从中国武汉来的学者-马社香，她是我在山西的张庄庆祝韩丁的《深翻》中文译本出版的一个会中认识的，马在中国各地作口述历史的记载，她来阿根廷时发表的文章是她在山西的西沟村采访申纪兰的文章。申纪兰是在农村合作化时的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她是当时西沟村的劳动模范，之后她因为领导她们的妇女队争取到与男社员同工同酬而出名，被她们的村子选上了第一届人民大会的代表，马社香访问的纪录中说，她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唯一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的代表。在访问中申纪兰很详细的叙说了当年在西沟进行合作化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参加生产的妇女在生活上和在思想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也谈到她自己如何被她的村选为人民大会的代表，和一直担任了这么多年代表的经历，在申纪兰的访问中，她说了当年与她同时被选为人大代表的人都是来自工人和农民，很多人跟她一样是在解放后的扫盲运动时学会看报和写字的，可以说当年的人民代表极大多数都来自劳动人民，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近些年来的人民代表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有硕士学位的，他们当中很多都是企业的经理，或是机构里的干部，不再有来自工农的代表。

　　邀请我们去参加妇女会的人是我在德国开会时认识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Revolucionario de la Argentina)的党员，这个革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共产党一样，都是在中国开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期间，和之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成立的。这个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过中国，在中国参观了工厂和农村，当时在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带给他们极大的鼓舞，他们也见到了毛主席，毛主义曾经提过与几个拉美同志谈话，指的就是他们。 改革开放后他们又去中国参观，到了不久他们就察觉到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接待他们的中国代表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做正面回答而含糊地混了过去。这些年来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失望极了，他们说中国已经变成大帝国了，可以跟美国相对持了，我说他们高估了今日中国的力量。在阿根廷有一些之前支持苏联的人现在在当地跟苏联做生意赚钱，也有原本支持中国的人跟中国作生意赚钱。阿根廷的朋友带我和马社香以及参加妇女大会的菲律宾的代表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观，给我们讲解阿根廷的近代历史，当地的人如何受帝国殖民的统治，也告诉我们当年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们受到的迫害。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了一次演讲，来参加的人大多数都是党员，他们问了好多问题。我也到他们的劳工中心去访问，那边的负责人给我介绍了他们工人的情况，包括很多失业人的情况，我在墙上看到这位负责人和威纳瑞拉总统查维斯的照片，我问起他和查维斯的交情，他说当年他们都是在领导反对运动的，关系很近，但是查维斯当了总统后，情况就不同了。

　　之后，我又到过离开首都50公里的一个叫La Plaza的城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都)，在那边见到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包括工人和从事农业的原住民。La Plaza曾经是个繁荣的小型工业城市，曾经有过炼油厂、造船厂、和美国的食品罐头厂，但是现在只剩下了规模缩小了很多的造船厂。他们见了我非常亲切，跟我谈起了他们近年来在这家造船厂斗争的经验。这家造船厂是国有的，在最好的年代曾经有过5000个造船工人，1990年开始阿根廷政府决定要将这个厂私有化，遭到厂里的工人坚决的反对，从1990年 到1992年之间，政府对反抗私有化的工人和领导他们的人施加各种压力，包括停止发工资。私有化的压力到了1992年时变得更为激烈，政府军队进驻工厂，把工厂占领了，并强制停止生产，解散了工人。反私有化的领导人策划了各种计谋，包括大量地作宣传，一天早上趁着占领的军队不备，带着工人冲进了工厂，清晨两点半时军队撤退，那天报告的人对我们说，那天他们夺回了工厂时，占领工厂的军队很有可能开枪杀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准备去送死，他们在夺回工厂那天之前，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分析，他们已经取得了当地的居民以及全国的工人和进步分子的支持，形成了广大的联合阵线，他们更利用各派主张私有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矛盾，取得了胜利。那天在座的农民代表都是原住民妇女，她们讲了她们最近斗争的胜利，这些敢于斗争的勇敢妇女说，她们的地主要把她们赶走，但是她们如果离开了土地，就只有成为无业游民到城市去流浪，她们不愿看到自己和子女流离失所作地到处流浪，只有就地战斗。这些妇女属于一个农民的组织(Association of Medieros) 这个由无地农民组成的组织有600个会员，大多半是妇女。她们的策略也是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当年5月19日她们发动了300个人，开着农机到La Plaza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去游行。这些来到省会市区游行的农民带着她们自己种的蔬菜分送给市民。那天为了阻止前来游行的农民去省长的住宅请愿，政府发动了1000名警察前来阻挡，到那时为止她们的抗争尚未终止。在讲完这个地区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后，那天正是他们的六位战友牺牲的纪念日，几个年轻人刚刚参加了这六位烈士的纪念会，他们用很沈重的心情向我们叙述了六位烈士在法西斯专制时期牺牲就义的经过。最后，他们说La Plaza是个很大很复杂的地区，这里有工人、农民、还有来自一家大学的年轻学生，领导这个进行斗争的党书记是个很重要的人。

　　陈：这些世界各地的毛派有什么路线上的共通之处，比如工农联盟之类的?

　　金： 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开始组织起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从50年代苏联与中国对共产运动的争论开始，到中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了起来。它们反对修正主义所倡导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 。它们要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内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毛派共产党根据它们自己的客观条件作分析，因为许多发展中的国家还是属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情况，因此革命最初的性质可能跟中国一样，是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下进行土地改革，取消地主阶级。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们在革命策略上当然就是工农联盟，在我所到过的国家中，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之下都有工人的群众组织、农民的群众组织、妇女群众组织等等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

　　在各地的毛派共产党或毛派组织是跟随着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起来的，但是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走上修正主义之后，这些革命组织和政党就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1993年的“毛泽东百年诞辰——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就是各地的毛派共产党和毛派组织在对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后，确定了中国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之后，把思想武装起来起来下决心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从这一点来看，这些毛派政党和组织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后，变成了有批判能力、有战斗能力的组织，在1979年之后他们可以站起来反对中国修正主义。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美国左派也很有影响，但是在美国的影响像是吹了一阵风一样很快过去了。美国也有毛派，但人数很少。六十年代美国最革命的组织应该是上面提过的黑豹党。这就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在美国贫穷黑人间有些影响，我在1976年刚去Margrove大学去作兼任教师时，下课后一个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我很难过Daddy Mao 过世了，教堂里有神职的人要我叫他们神父，他们又不是我的父亲，我才不肯叫他们神父呢!但是毛是跟我们受苦的人站在一起为我们说话的，所他是我的Daddy Mao。”

　　我教书的学校本来是底特律城的一所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校，六十年代后中产阶级白人都搬到郊区去了，留在底特律居民大多数都是黑人。这些黑人除了小部分之外，大部份是工人阶级出身，虽然其中一部分的黑人因为在汽车公司作工的工资高，在收入上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我教书的这个学校的学生跟所谓传统的大学生很不一样，他们的年纪比较大，女生居多，有一些是退休后回校念书的，但是大多数的学生在修课外，都同时有全职的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社会的中下层，有过很多社会经验，举几个例子： 有一位自福特汽车流水线上退休的女工人，她年轻时在美国南部以采棉花为生，后来决心离开南部到底特律追求新的生活，她刚到时在有钱人家帮佣，之后因为二次大战时工厂缺工人，她找到福特汽车厂生产飞机的工作。退休后来上大学。另一位学生是在底特律警察局工作了多年后退休的女警察，她因为对美国黑人历史特别有兴趣，回到学校读历史系。另外一位也是在汽车工厂做过的(男)工人，他说他做的是一种将零件磨光的工作，几年前因为吸进去太多金属的细末，肺部发生了问题而住院，住院期间给他思考的机会。他考虑未来是否要继续作这个极为无聊，而又损害他的健康的工作。他说一般年轻人常常中学没有毕业就来到汽车工厂工作，主要是因为工资很高，刚进工厂时大家都说，干上几年赚点钱就换别的工作，但是开始工作后就结婚生子，买房子、置家具，因此欠下很多债，之后就没办法换工资低的工作了。最糟糕的是在汽车厂工作没有机会去思考未来，每天下工回来都累得只能看看电视就倒头睡了，于是只有很无奈地等着做了30年后可以退休。他又说他比较幸运，因为他没有结婚，因此没有因为花费大而欠债。他生了病后躺在医院没事，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他决心辞掉工作回学校读书。他在Marygrove修的是幼儿教育的学位，毕业后要去教幼儿园。这位学生来找我是因为他选我的经济课，考试老是考不好。他说他不怪我，只怪他自己的能力差。自从那次谈话后，我就给他补习，一直补习到他通过考试为至。毕业那天我看着他拿了文凭，为他感到矫傲，我知道他会作一个幼儿园的好老师。

　　我的学生教给我的比我教给他们的要多得多，我通过我学生的工作和生活来了解美国的社会，因为他们我没有躲在象牙塔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