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萧绍良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国际问题涉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利益问题，也必然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也必然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对于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增进国际团结合友谊、提高国际地位、维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国际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政策。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使我国国际合作和外交工作得到国际广泛支持，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我国国际合作和外交工作的两块磐石，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关国际战略理论的先导。

　　1、中间地带的理论

　　1946年，由于美苏两个大国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国共产党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局势，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因此，首先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毛泽东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国家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②] 在这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明确区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毛泽东上述理论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斗争，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哲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国际主要矛盾，特别是对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借鉴。

　　2、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在国际矛盾斗争中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③] 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时，根据国际局势的演变，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的战略理论

　　1、国家利益原则的理论

　　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领土安全、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制定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核攻击和军事威胁，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毛泽东说道：“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随后，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构想。“一大片”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是团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在“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联美反苏，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摆脱此前亦即60年代在国际上所处的孤立地位。“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从70年代初一直坚持到1982年。[④]

　　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国际合作和斗争中，毛泽东始终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2、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论

　　毛泽东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⑤]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毛泽东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⑥]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⑦]。

　　1957年，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⑧]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3、反对霸权原则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对霸权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⑨] 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对霸权的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4、对外开放原则的理论

　　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五四运动陶冶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

　　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⑩]

　　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11] 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毛泽东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2] 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可想像的。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13]

　　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思考和透彻的论述，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4]

　　5、反对和平演变原则的理论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摇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15] 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6] 实践证明，毛泽东深谋远虑、富有远见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对于我们保持中共党性、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6、一边倒原则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7]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被侵略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预则立，不预则废。1949年春夏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谋划在先，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政策。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7、国际统一战线原则的理论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严重危机进一步加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斗争的结果。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18] 这一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变为现实，从而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毛泽东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果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重新提出国际统战原则，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打破美苏两霸的重压和围困。

　　(三)三大灵魂的战略理论

　　1、实事求是的理论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9] 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变幻，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斗争关系的演变，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够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观察、分析和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的理论

　　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政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不调和的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道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0]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21] 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搞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后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2]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

　　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而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长久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的战略理论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创立其国际战略理论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23]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24]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创立其国际战略理论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义理渊明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5]

　　二、国际合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国际，很重视国际合作，根据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潜力和运行情况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论述，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国际合作实践，促进了我国国际合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

　　(一)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的时代背景

　　世上任何社会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行和发展之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也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首先就要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个基本的了解。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时,国际上两极格局已形成，美苏两霸严重对峙。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不仅自己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挠别的国家承认新中国，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新中国。在国内，由于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国国内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可谓“一穷二白”、“一贫二弱”。新中国既面临着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重任，又亟待实现我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建设搞上去。因此，无论从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实力来说，要巩固和发展中国都需要大国的支持和帮助。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毛泽东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世界政治的格局上，着眼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后来出现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霸权主义，严重倒退的情况，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必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并把国际合作的着重点放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二、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一)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发展着的。同样，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也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就其理论根源来说，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

　　19世纪中叶前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国际间的经济活动日益发展起来。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还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因此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与世隔绝，彼此应相互合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列宁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在此理论指导下，苏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合作，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合作。通过国际合作，苏联既缓和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又使国内生产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苏联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逐步发展强大起来了。

　　毛泽东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理论的精髓，即中华民族几千年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合作理论，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中国特点的国际合作理论。

　　2、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化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至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如果被赋予时代意义仍有较大价值。比如，“和合”、“和而不同”、“互通有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利人利己，合作共赢。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珍视友谊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开拓了互利共赢、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哺育、滋养了他。他不仅重视学习、研究和谙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国际合作理论。

　　3、始终坚持坚定而鲜明的国际合作原则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帝国主义侵犯达100多年。对于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比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更重要的了。因此，他决不容许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丝毫的损害。如在五十年代末，他宁愿与苏联关系恶化，也不能容忍主权遭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侵犯，从而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自私自利国际经济分工的无理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也是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强调与苏联结盟也“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和牺牲而得来的独立自主发展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始终坚持把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并依此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毛泽东坚持认为国际合作要平等互利。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谈话中曾两次阐述过这一理论。他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1954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再次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的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事情。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就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26]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和肯定。1955年，亚非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宣言中很好地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精神。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再次发挥智慧效用。

　　4、及时宣告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强烈愿望

　　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立即宣布了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表达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愿望。为了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提出要向外国学习的号召。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因此，毛泽东不仅重视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而且也愿意与西方国家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这种合作无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既是开放的世界，也是相互联系的世界，任何国家要想发展，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建设自己的国家，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过程中要坚持公心，趋利避害。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要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实行国际合作。

　　5、特别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不只一次说过：“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于同样的地位。……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相处感到一种平等友好的气氛，因为“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轻视我们”。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合作，而且这种尊重、帮助、支持、合作是坦诚的、真心实意的，“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

　　在上述国际合作外交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我国先后同27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发展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中国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之列，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另外，为了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单靠南北对话是不行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合作。

　　6、抓住有利时机与美国改善和建立合作关系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各种势力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新的战略格局形成。美国因深陷越战泥潭，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守势;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愈发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世界格局的这一巨大变化，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1970年8月，毛泽东再次邀请老朋友斯诺来华做客，斯诺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亲自接见。第二天，一张主席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这张照片可以看作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又饶有深意的信号。12月18日，斯诺被毛泽东请进中南海，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毛泽东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27]197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大反响。随后，毛泽东导演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大门。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京访华。当天，毛泽东便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一行，对峙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大国，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国际合作。

　　(三)毛泽东国际合作理论和实践的特点

　　1、主张国际合作的方式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对外关系上，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同苏美两个大国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有三种战略方案可供选择：第一，与美国建立关系，联美抗苏;第二，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第三，与苏联结盟，联苏抗美。根据当时美帝国主义封锁我国的形势，第一种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对于第二种方案，毛泽东认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28]于是，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应该说，采取倒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当时来说，发挥了良好作用，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借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后来。苏联变修，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破裂。针对这种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战略，即联合欧美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无论是“一边倒”政策，还是“一条线”政策。虽然联合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结盟。

　　2、主张国际合作的对象特点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主张的国际合作对象主要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195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实际上，中国在外交上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合作对象主要限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搞修正主义，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主要的合作对象则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及时与美国改善关系，谋求共同利益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的重点转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泽东“策划”的又一个杰作。所谓“四三方案”是指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这是中国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毛泽东英明领导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基础上，两次大规模国际合作和引进，加速了国民经济发展。

　　3、主张国际合作的侧重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张的国际合作侧重于政治方面。毛泽东很重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但迫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形势，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毛泽东有许多关于对外经济文化合作的论述，也试图这样去做，但先后受到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封锁和限制，必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方针。苏联共产党演变为修正主义，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及时组织指导写作发表了《九评》等重要著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上。这段时间里更多的是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压迫。

　　4、主张国际合作的领域、范围和发展特点

　　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认为国际合作的对象极为有限，认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经济落后，又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挑衅，国际动荡不安，交际还不广，可以合作的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与外国做生意、接受贷款、引进成套设备、进行文化和技术交流等方面，但是，我们可以广交朋友，互通有无，努力扩大国际交流和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根据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党和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和平外交方针政策。

　　1953年底，中国政府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2月31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1954年，周恩来又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并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声明中说：“两国总理重申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

　　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序言。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入正式的国际文件。同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随着国际环境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国际朋友越来越多，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朋友遍天下，国际交流和合作逐步扩大，也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富强起来。

　　继承、创新和发展相统一，是人类思维活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合作的新局面，我们党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国际合作理论和实践经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和实践，为新时期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继承主要是国际合作的方法论和基本原则的继承，比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国际合作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反复而锤炼总结出来的。因此。它应该、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创新发展，不断地得到完善。目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也正在努力实践着，并努力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战略、领域、方式和手段，如实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求扩大“互利共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国际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是新中国国际战略理论和对外方针的奠基者。他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引领中国外交工作顺利发展，造福于世界人民。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国际外交理论，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毛泽东把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运用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毛泽东外交理论及其实践成就。

　　1、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面地制定新中国的外交理论、方针和政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他于1949年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涵义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向其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说，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整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29]这便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内涵，向苏联表明了立场。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和实施新的外交方针政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外国干涉我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当苏联共产党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与尊严，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实施军事围堵和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进入70年代，新中国已经迈上自立自强之路，朋友遍天下，美国政府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于是便有了1972年尼克松登门访问中国。经过20多年的较量，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二)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方针和路线时，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1、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战略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坚持真理，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世界大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30]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世界和平。

　　在这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反对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者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护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31]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战略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决心。

　　2、争取和平为上策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面临着繁重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32]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33]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不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理论依据。

　　(三)制定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49年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理论，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相互补充，继往开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方针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4]规定了我党的外交基本方针和原则立场。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理论。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有了更加科学完整的表述。

　　2、五项原则成为我国长期的外交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35]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象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36]

　　毛泽东的论述非常清楚而科学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界限，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和平相处，共同谋求发展，这样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助于消除一些国家同我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了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1、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地区的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地区的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之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新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应尽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37]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非常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38]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并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

　　四、周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新中国的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战后新兴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尤其是周边的一些邻国，由于历史原因，对新中国存在重重担心和忧虑。如何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执政的27年中，与周边邻国领导人先后会谈时，不断亲自阐述新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毛泽东的外交理论正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捍卫新政权，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时，也在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外交理论涵盖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平等的原则建立外交关系，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以互利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包容的心态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1、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在毛泽东的外交理论中，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主张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毛泽东的外交理论首先体现在与一切主权国家平等相待，包括与周边不同民族、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平等的地位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把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首要原则。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布，“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周边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40]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41]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42]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与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说，“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43] 毛泽东主张以平等的原则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发展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2、以相互尊重的理念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是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主张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干涉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内政，更是反对对外侵略。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与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强调说，“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44]毛泽东在与包括缅甸在内的多个邻国领导人谈话时都阐明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表示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政。195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与缅甸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45]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46]1960年3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王国首相谈话时表示，“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47]毛泽东甚至主张，中国在国外的华侨也要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48]毛泽东对外交人员也有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49] 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外交理论和主张一直贯穿于新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始终，这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赢得周边国家信任和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3、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

　　以和平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分歧是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毛泽东认为，“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50]毛泽东强调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要保护双方的利益。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51]毛泽东认为，邻国之间应该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在不断交往中消除疑虑，促进友好与合作。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邻国之间也应该多往来，多了解。“我们往来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毛泽东认为，国家之间也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52]但是，国家之间的这种吵架不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作。

　　4、以互利合作的形式与周边国家发展国家关系

　　互利互惠是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与周边国家交往同与其他任何国家交往一样，通过互利促进合作，只有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长久合作。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阐述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这种立场，他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 [53]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54]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吴努谈话时也说，“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55]即使是不同制度的邻国，也可以开展互利合作。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指出，“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56]毛泽东主张国家之间也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不过，毛泽东没有把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与经验作为教条向其他国家推广，而是认为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57]

　　5、以包容的态度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

　　以包容的态度对待邻国是毛泽东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邻国的不理解、误解甚至猜疑，毛泽东都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在发展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上，更显出毛泽东的包容特质，尤其是他关于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主张，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气度和风范。他曾经对缅甸总理吴努说：“过去亚洲有一个日本是侵略国，但是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58]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59]他还说，“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60]他希望中日两国“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61] 而对于当时少数受美国怂恿参加东南亚条约反对中国的国家，毛泽东也能够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关于是否邀请菲律宾和泰国参加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肯定地表示，“应该邀请”。他说，“虽然我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那不要紧。”[62]毛泽东认为，虽然他们的意见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想说服这些国家，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63]毛泽东积极主张通过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进而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是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的宗旨之一。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64]由此可见，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对外交往始终不渝的目标。

　　毛泽东丰富的外交理论体现在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多个方面，50年代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外交理论和外交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这五项原则正是毛泽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出来的，对于新中国开创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践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从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试图扶植蒋介石扼杀红色中国政权。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建立稳定的国内秩序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和遏制，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同时，积极拓展与周边各国的联系，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形象。毛泽东通过接待周边邻国领导人和友好代表团体，发出和平友好的愿望和诚意，尤其在与印度、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具体交往中，他充分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和诚意。毛泽东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积极尝试，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坚持求同存异，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

　　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发展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通过高层交往，解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和担心，积极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关系。毛泽东主张通过谈判与协商的办法与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在谈到缅甸政府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应该请缅甸政府派一位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65]

　　毛泽东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与周边不同制度国家外交关系的理论，在与印度领导人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66]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67]毛泽东认为，中印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68]两国人民重视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69]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印度领导人的共同倡议下，中印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订立了协定，确立两国的友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还主张：“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70]他甚至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2、耐心释疑解惑，传递睦邻友好诚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邻国的疑虑不可避免，包括泰国在内周边国家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担心中国去侵略他们。为了发展与泰国的友好关系，毛泽东倾注了不少精力。一方面，为了解除泰国的疑虑，毛泽东希望借助于印度和缅甸等国领导人的影响，来做泰国领导人的工作，多次表示中国发展与泰国友好关系的愿望。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与吴努总理谈话时几次表示：“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关系，搞好关系。”[71]“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72]他希望吴努总理把中方的意愿转告泰国当局，帮助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73]直到1957年12月，毛泽东在与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谈话时，还请对方转告吴努总理，“希望他再帮我们一点忙”。[74]并认为中国同泰国的关系一定会搞得好一些。

　　另一方面，直接做泰国人士的工作。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期间，毛泽东在与泰国友好人士谈话时，直接表达使中泰两国友好的愿望：“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75]毛泽东在了解泰国难处的同时，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与泰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举措，包括中国可以同泰国进行贸易的具体细节，以支持泰国的发展和建设。“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76]为了解除泰国的担心，毛泽东表示尊重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77]毛泽东向泰国方面表示，不会利用共产党组织和华侨干涉泰国内政，“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78]总之，毛泽东希望泰国长期观察新中国对发展中泰两国友好愿望，“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79]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一直为发展中泰关系进行不懈的努力，1975年1月，中泰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睦邻友好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到1975年10月,我国已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3、倡导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领土和边界问题是邻国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新中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多年侵蚀，人为造成中国版图的变化，使中国与多个国家发生领土和边界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同时，主张积极与周边有领土争议的国家进行谈判与协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缅甸等国进行了多次谈判，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希望与邻国通过谈判的形式，增加相互信任，共同协商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解决，也可以留到以后去解决，但无论如何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努力，使彼此的利益不受损害。1960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希望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并建议将双方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称为“中尼友谊峰”[80]，由双方共有。1960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坚信，“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81]毛泽东在与周边邻国商谈解决边界和领土问题时，始终坚持以友好与和平谈判的方式，做到“互不损害，我不损害你，你不损害我”，以达到“互相有利”。[82] 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缅甸、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为国际和平解决历史遗留边界与领土问题树立了典范。

　　4、支持正义事业，捍卫邻国民族解放事业

　　毛泽东积极支持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希望建立和平的周边环境。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经表示，“对于南洋各国 —— 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8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毛泽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方式，积极支持周边邻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毛泽东认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84]1950年10月，为了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保家卫国，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出志愿军。毛泽东同时向进入朝鲜境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85] 毛泽东还要求，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越南战争发生后，在中国国内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定向越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无条件地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资，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的入侵。20世纪70年代，美国又策划与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毛泽东同样发出号召，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直至柬埔寨的全国解放。

　　5、提供无私援助，促进邻国共同发展

　　新中国虽然自身经济建设面临很多困难，但对于更加困难的一些周边邻国，中国政府还是提供了大量的无私援助。其中，越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资料显示，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按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总额超过了200多亿美元。”[86]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中国政府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的基本要求，从而赢得了周边邻国的支持和赞扬。

　　五、国际战略合作外交理论的成就和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在新的形势下，总结毛泽东外交理论的巨大成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外交方面深邃的战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理论，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外交理论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在1949—1976年期间，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国际战略理论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顶住了美苏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国际外交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并且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历史性卓越贡献

　　新中国遵照毛泽东和平外交理论和政策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消了周边国家人民心中的疑虑，不仅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毛泽东外交理论是以国际战略为主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积极倡导和平外交，为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树立了典范。毛泽东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上的外交实践，得到了周边许多邻国的理解、支持和赞扬，也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树立与周边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理念，为新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周边外交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必然引起周边邻国的关注和担心，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消除周边国家对自己的疑虑、畏惧，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和难点。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加之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这些都是新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关系上，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执行和平、友好、平等的睦邻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推动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上，还是在解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遗留的棘手历史问题上，以及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分歧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都本着和平、睦邻的原则，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周边邻国。毛泽东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开创性探索，也为当今的中国睦邻周边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孤立，开创了中国国际和平外交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不久，不仅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建交，新中国向周边国家传达了睦邻友好的信息，向世界昭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迈出了打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政府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周边国家的华侨问题，排除了周边国家领导人的担忧和恐惧，赢得了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为新中国改善了国际生存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迅速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团结友好。

　　3、明确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周边外交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周边外交理论的宗旨就是建立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毛泽东执政期间，除了接见印度、缅甸领导人之外，还会见了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周边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团，他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新中国自成立时起就不断努力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周边邻国的发展与进步，进而建立和平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毛泽东执政期间，在外交工作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这也为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地处理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

　　4、确立新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过程中，从探索处理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华侨问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逐步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原则，确立了中国政府解决各国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原则和立场，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应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最后形成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印度和缅甸等国家领导人的欢迎和接受。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我国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个长期的方针和准则，得到了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它不仅仅是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原则，后来也成为中国处理与一切国家关系的准则。毛泽东的和平周边外交理论和政策，不仅巩固了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也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做出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与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一直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这是与中华民族睦邻友好传统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奠定的周边外交原则。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周边外交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而且成为建国几十年来，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的周边外交理论，成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六十多年来，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中国的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中国坚持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理论和政策的一贯作法没有改变。在新的时期，毛泽东的周边外交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主张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应该说，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和平周边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87]

　　(三)毛泽东国际战略合作外交理论的深远影响

　　1、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应继续坚持的立场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理论的主要特征，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

　　2、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是中国外交长期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曾经揭示出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新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武力干预”、“人权外交”、“经济制裁”等，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甚至出现了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甚至以随意捏造的谎言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3、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及时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方针的一系列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88]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④]陶季邑：《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研究述评》，《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周恩来选集》下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⑧]《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报道。

　　[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3]毛泽东：《论新阶段》第69页，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10月出版。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页，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25]资料来源：韦绍福：《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2009年09月01日天下韶山网摘自《桂海论丛》。

　　    [26]《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66、69页，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

　　    [27]《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246页，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

　　    [28]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29]《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43页，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

　　    [30]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31]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32]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33]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3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5]《毛泽东文集》第六册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37]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38]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3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2~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9]《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0]《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3]《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5]《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86]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5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87]资料来源：黄　庆：《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性贡献》，2017年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自2016年2月6日 08:04国史网。

　　[88]资料来源：刘洁鸣：《毛泽东外交思想及其成就浅析》，载2011-12-23中国国情-中国网 guoqing.china.com.cn。 原载中国科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