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李讷

　　

　　育 英 学 校

　　李讷少年时代是进城后入校读书的，我正做这个班的班主任。

　　我原在建屏县下东峪小学任教时，虽与西柏坡近在咫尺，她留在毛主席身边，未来上学，故未见过面的。

　　学校迁进北京城以后，学生不分班级，也不分男女生，仍然全部住校。因为它基本上慢慢变成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小学，家长实在太忙，无暇顾及子女。

　　一天，李讷星期一返校，交老师一个纸包，似乎很珍贵，请代为保存。

　　这很有点稀罕。

　　当时，同学们陆陆续续返校，我正忙得不可开交，顺手把纸包放好，便让李讷回宿舍去了。

　　夜阑人静，开始处理一天班里的杂务，忽然想起李讷让保存的东西，就又取出在灯下拆开纸包来看，万没想到，竟是叠成方块的一幅墨宝，上书：

　　李讷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这就是后来全国少年儿童代代传诵学习的，毛主席亲手书写的对新中国儿童、中国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关怀和教导。

　　

　　当时，学校中央干部子弟较多，从来返校带回用的吃的东西，按校规都须交班主任代管，以免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所以，我看后也未多想，按李讷的请求，又替她保管起来了。

　　大约转年，学校不知怎么知道的，才从我那里取走，略去了李讷儿三字，镶上镜框，悬挂在校部大门口的墙上，以鼓励全校师生，快出多出人才。毛主席关心的不只是李讷，而是新中国的小主人，一代人。

　　不久，经过新闻媒介，很快传遍了全国。

　　李讷为什么直交班主任，不向学校说呢?老师们都知道，毛主席的心意，不愿大家知道她是主席的女儿，好与一般同学一样，免得受特殊照顾，形成特权思想。从李讷身上，也可看出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后代的重望。在李讷之后入校的娇娇(李敏，李讷的姐姐)也是一样的。

　　而后，周恩来总理也特别关照，不要用小轿车接送学生，各单位派个大轿车就行了。学校在扩建中，也逐渐相应招收了附近的工农子弟。

　　这些做法，中央领导同志既关心革命后代，又用心良苦，也是符合毛主席本意的。

　　

　　李讷每周返校，与别的同学不同，从不由家里带任何东西。当时，就我记得的，除了这张条幅，还有一支用过的红蓝铅笔而已。

　　那是一次李讷返校，高高兴兴来见老师：

　　“老师，我送你一样东西好吗?”

　　我未加可否，只是平淡地笑笑。不想使她扫兴，但也不愿违犯校规。学校规定，老师一般不要接受学生礼物，更不要接受贵重的礼物。

　　“老师，这是我爸爸才从苏联带回来的呀，爸爸送给了我，我用过了很好使呢!送给您好吗?”

　　原来是支粗粗的六棱红蓝铅笔，上边写着俄文字母，是苏联造的，且已用过。我学俄文，的确喜欢，也就破例留下了。

　　这支半截红蓝铅笔，保存了很久，舍不得用，可惜动荡中丢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李讷所带的全部东西了。

　　毛主席出访苏联回来，带给李讷一支铅笔，含义很深的。

　　

　　1943年冬，毛主席和李讷在延安枣园

　　李讷与别的同学一样，生长在战争年代，生活比较差，小时缺奶，是喝豆浆长大的，体质较弱。上学后，正长身体，有时家里给带来几个苹果，由学校转交班里，我也总是把她叫到办公室里当面交给她。

　　李讷的样子，是喜不自禁的，毕竟还是个少年儿童。她呢，也决不把苹果带回班里去吃，那样岂不又是特殊了吗?她抱着苹果，蹲在墙角里，大口大口啃咬起来。那模样，让当老师的，立刻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怜惜之情，都一样是自己的学生啊。

　　若是别的同学，早拿上边走边吃回班里去了。

　　每到这时，我不免一再嘱咐说：

　　“李讷，慢些吃，这样会不消化的。”

　　她还是很快就吃完了，抹抹嘴最后站起身来，说声谢谢老师，天真地笑了。还带点羞愧的样子，总是又“特殊”了一回吧?!

　　班里同学常常不断返校带回些东西，李讷也不免流露出质朴的羡慕之情。一次，班里一个女同学带回一支很漂亮的钢笔，李讷也刚返校报到，正在跟前，同学走了，她才悄悄对老师神秘地说：

　　“老师，我也有好看的笔呢，就是家里不许往学校带。”

　　她带着少年儿童好攀比的心理，说罢，天真地心满意足地走了。

　　毛主席对子女家教之严，也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她每次返校，老师是最放心的，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对别人要问：

　　“带了什么东西吗?”

　　唯有对李讷，只问：

　　“又听了什么好故事呀?”

　　“老师，爸爸又讲了‘三国’呢。”

　　这与李讷后来上北大学史，大约不无关系吧。

　　只师生二人时，李讷有时也很调皮，一次用湖南话学着毛主席说：

　　“勤务元(员)，打水，洗脸!”

　　她带着小女儿对慈父的深情，不自主地边说边流露出顽皮、撒娇的神态。

　　可见，李讷在毛主席膝前，生活得多么幸福，父女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乐趣的。

　　

　　1952年8月9日，毛泽东同李敏、李讷、毛远新在香山听李讷讲故事。那时，李敏、李讷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都在上小学。

　　这时，师生也就会心地相对笑了。她在笑声中，语言的幽默和风趣，也特像主席。

　　李讷在班里，显得聪明又好学，很喜欢看课外读物，不自觉地养成一种毛病，回家拿着书看，竟带着书进了厕所，大读特读起来，以致很久也不出来。

　　家里，毕竟不是在学校，一切得按集体生活规律行动，而且是周末星期天，总是比较自由的。

　　

　　1949年4月，毛主席与毛岸英、刘思齐、江青和李讷在香山。

　　她在毛主席身边，又是小女儿，自然受到关注。一天，校园里很不平静，阿姨们争先恐后地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里跑，一传十，十传百：

　　“江青来了。”

　　一阵工夫，校长传话，让我去办公室，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那时，进城不久，还是供给制，我穿的缴获傅作义部队的军装，布鞋布袜。

　　我一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正与江青谈话，只听校长最后说：

　　“我主张学生的教育，要善于诱导，要民主，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能力——”

　　谈话已近尾声，校长转向我，作了介绍，然后说，你和江青同志谈谈吧。

　　江青穿一身剪裁合体的西服衣裙，记得像是浅蓝色的，光泽很柔和。我不觉扫了一眼，可能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解释说：

　　“没法子，这也是工作需要啊!”

　　心想，这话，倒是坦率的。因与我的服装，恰成反差。可能是我的表情，才引起解释的吧。

　　之后，谈话进入主题。校长说了教育主张，她连连称是，并亲自送校长走出门。她和我的谈话，也只是和一般家长一样，反映了李讷在家里的表现，有些不安，请老师多多关照而已。

　　我也率直地说了：“学校管理较严，又是住校过集体生活，特别对女生比较注意，尚未发现她到厕所看书的情况。”

　　“如有必要，您写个座右铭给她，以时时提醒。”

　　江青回说：

　　“老师费心，不必了。”

　　“那就等我找李讷谈谈，让她注意。”

　　告辞之前，江青提出，毛主席比较关心李讷的情况，有事望能及时说一声，好让主席知道。

　　这也本是家长的共同心理，人之常情，是无可非议的。

　　但我只是个普通教员，班里学生出了问题，只能向校领导反映，无法越级向上汇报的，感到有些为难。当时，心里还有种不好出口的想法：毛主席是不喜欢让李讷受到特殊照顾的。因而，未加可否。

　　所以，我从未向上汇报，也未向校方反映。李讷是个很好的学生，也确实未出什么问题。

　　

　　1954年毛主席与江青、女儿李讷、侄子毛新远在一起。

　　李讷聪明过人。

　　一次上课，我以讲故事的形式，提出人生最尖锐的生死问题，让同学们抢答：

　　“一个村被敌军包围，全村男女老少都被押解到场地上，枪口刺刀对准了乡亲们的胸膛，让交出一名八路军，群众掩护这个战士，就藏在人群里——

　　敌军官举起手枪，气势汹汹地吼道：

　　你们听着，交出那名八路，重重有赏，若是不交，老子马上下令，让机枪把你们都突突了。我数到十，就开枪!”

　　问：“在这生死关头，如果你就是那名战士，该怎么办？”

　　“谁来回答?”

　　教室里一片沉寂。一双双小眼睛在望着老师，人人在苦思冥想——

　　我开始数数：一、二、三……

　　突然，一个同学举手，我点头示意，起立回答，只听她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是我，就挺起胸膛，走出人群，宁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乡亲。”

　　“回答得好，很好。坐下!”

　　全班同学如释重负，恍然大悟。

　　正确回答的，正是李讷。

　　

　　当时，我为有这样好的学生，深感自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几十年了，往事仍历历在目。

　　去年来京才听同学说，李讷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不少磨难。原来在校过寄宿生活，有阿姨照顾，独立生活能力都是比较差的，也可说是低能的。

　　老师，当然对自己的学生比较了解，这对李讷来说，经历磨难，是有益的。她在磨炼中努力完善自身，也在生活中不断前进啊。

　　

　　她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吸着老区人民的乳汁长大，成长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生前的愿望：

　　李讷应当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

　　这是当时老师们都知道的。李讷，自当永不相忘。

　　能不能呢?这就是当老师最关心的问题。

　　巧极了，我原写到这里已知之不详，想搁笔了，可巧看到《北京日报》对她的访问记。

　　我读完文章又仔细看了她小时和现在的照片。果然，李讷已经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首都市民里，公开乘坐公共汽车到毛主席纪念堂去，又回到与普通市民一样的家里。

　　

　　李讷和姐姐李敏

　　

　　李讷用自己的生活，回答了毛主席的愿望。

　　释然了。

　　摘自《在育英，我们走过童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作者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