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 土共立国的政治基础如何区别于党国：从1949年的北平和平谈判说起

　　土共立国的政治基础如何区别于党国：从1949年的北平和平谈判说起

　　老田

　　今年是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战争，可以看到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而呈现的种种状况。对照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历史演变，可以得出很多对照性极强的明晰认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傅作义部接受解放军改编。这一次谈判成果，现象上的后果很容易了解——古都得以保全、兵隳最小化了，但是，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建设成就却往往被忽略——这集中体现在傅作义个人前途方面的变化——从前傅作义期待一个“准藩镇地位”此后只能够接受政府公务员待遇，这个变化体现了土共相对于党国的政治建设成就——统治阶级成员的狭隘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抑制。

　　一、北平谈判早期傅作义的野望

　　最初阶段，傅作义期待共产党会同意给予他“准藩镇地位”，他曲解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解释——毛泽东的联合政府是指代四个革命阶级的利益兼容作为国体，而傅作义则以自己在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准藩镇共处”经验而别作新解——“以华北5省2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详见附录】

　　傅氏试图把自己的野望纳入共产党的建国纲领，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准藩镇联合政权模式，强加给共产党，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谋划。甚至，他还试图在军事竞争之外，通过发布通电的方式，去吸引同道来共谋此种“较好的未来”，展开一场舆论上的立国设计，不过，这受到共产党的坚决拒绝。

　　据代表傅作义与共产党谈判代表之一周北峰的回忆，李济深曾经派代表彭泽湘去找过傅氏，建议他通电起义搞“反蒋独立”，走第三条路线。周北峰回忆中间“为尊者讳”，说傅氏未接受，但这并不可信，从傅氏在谈判过程中间的表现看，傅氏是很推崇此项主张的，发表通电一事是因为共产党方面竭力反对才未着手的。[1]另外，傅氏的参谋长李世杰也指出，其亲近部下梁述哉也曾经建议：“准备守城是临时的办法，准备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的;但单独讲和很不容易，得不到好处，应及早与李宗仁、自崇禧联络，取得一致主张，一致行动才好。”[2]在蒋政权内部，准藩镇共处是一个共同的经验和追求方向，寻求各地方实力派一致行动，一起向共产党施压并争取此项出路，傅氏本人及其亲密手下对此并无二见，放弃此项追求乃是逼不得已。

　　旅美国民党下级军官黄仁宇，后来改行研究历史，他认为国民党打造了一个高层结构，共产党翻转了一个低层结构。就傅作义在1949年的谋划反观，国民党打造的这个高层结构实在是“稀松”，实际上仅有名义上的一致性，纵观蒋政权在大陆二十多年的存续运作状况而言，从未曾有过真正的军政统一。

　　在蒋政权内部，最大的地方派系势力当然首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诸人担其首领，这个派系发起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蒋桂战争，后来虽然名义上参与中央权力，但依然存在着部分的军政独立事实。而其他各地方势力，诸如山西阎锡山、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叔侄和杨森，后来还要加上华北的傅作义等人，都存在准割据能力和实际的准割据状态。

　　在地方派系实际存在的独立性的对立面上，蒋政权自身也不过是实力最强的藩镇而已，谈不上真正的“中央”。追溯蒋政权所由成立的历史，可以发现蒋政权的政治建设成就和内在性质，其上层架构的完成可以看做是1930年中原大战后的快速收尾成果——各实力派系相对接受的地盘与央地权益划界状态，蒋政权与民众关系的敌对性状态，则肇源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镇压农工政策所形塑。

　　在1930年之后的短时期内，傅作义尚无力量成为中央名义下的“半独立藩镇”，但是，等到抗战结束其麾下势力膨胀，就自动地走向了“准藩镇状况”，这其实符合黄仁宇所称的国民党高层结构的“内在逻辑”。等到1949年辽沈战役结束，蒋政权瓦解态势业已形成之时，傅作义深知武力上无法与共产党军力抗衡，但他依然不愿意轻易放弃在国民党“高层结构”中间多年来挣得的“准藩镇地位”，试图以此为条件寻求共产党的让步和妥协。

　　傅作义作为一个深谙国民党高层结构运作逻辑的成功人士，不仅认同国民党的高层结构，而且在认识上几乎不可能超越这一结构赋予他的思想束缚，除非万不得已，就绝不放弃那一份成功经验和努力成果。

　　等到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入关，对平津“隔而不为”，对新保安(傅氏王牌35军被围于此)和张家口“围而不打”时期，傅氏依然尽全力向共产党争取“准藩镇地位”。等到1948年12月下旬解放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歼灭傅系主力部队35军和105军之后，傅氏依然不改初心和野望，等到1949年1月13日林彪等人下达最后通牒——若天津陈长捷拒不放下武器将发起进攻，傅氏的态度依然是要求陈长捷积极守好打好——“坚定守住，就有办法”，那样他才好谈。结果，天津守军在共产党军队猛攻之下，29小时瓦解，此后，傅氏的全部野望才不得不取消，开始考虑接受共产党的改编，放弃依据他在国民党内部得来的“准藩镇共处”经验和追求。

　　当然，傅氏在历史的变局关头，愿意接受和平改编，避免选择歇斯底里的疯狂，保留了最后的理性，避免古都陷入战火，算是帮助实现了战争损失的最小化，依然算是有功于国，最后，他本人进入共产党政权内部作为高级公务员终老，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不过，为了迫使傅氏放弃他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形成的经验和野望，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战争手段摧毁他的起家部队35军，随后又以武力解放天津，解放军为此所付出的牺牲，看来是结束“准藩镇共处”经验和追求，所难于避免的“投入”，这一份牺牲和投入，为数着实不少。

　　据陈长捷回忆，傅作义安排平、津、塘“据守各区……无非是无路可走，缩到一个设防的区内，图一时的苟全。也知道‘政治洽商’为必然的倾向，不外要以顽强的抗拒，以牺牲人民作‘要价还价’的条件而已。我还瞩望于傅作这种适时的活动的。为了给傅以可恃为活动的基础，就尤其以为应凭恃天津的复杂‘险固’地带，作较长期的顽强踞守。”“当天津战事日趋紧急时，傅总部参谋长李世杰频传傅作义指示‘坚守就有办法’，体会为很有含蓄的命意。我一本军阀混战习惯，以能顽强相拒就是用来讨价出售的本钱，一点没有想到人民的利益，……也还要两套准备:恶斗是基本的，和谈是为拖缓对方进攻的阴谋。军阀的想法有部队有武器才是本钱，妄想在人民跟前私图出路。”[3]

　　傅氏最后是被逼放弃封建化目标，接受公务员终老的出路，是土共选择承受短期战争高成本的结果。这也说明，任何实现封建化因素最低的政治努力，都不会凭空得来;如果共产党象蒋介石那样，预备接受同样的高层结构，那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之后的派系协调机制和短期内降低战争成本的计划，都可以实现。封建化的高层结构得以存在，是与短期内追求战争成本节约的策略，紧密相关的;反过来，为了终结封建化的地方势力这样一种狭隘利益存在方式，短期内选择忍受高战争成本，也就成了不二选择。

　　回顾历史，唐代藩镇割据的起点，也是痛感于借来平叛的铁勒骑兵对地方勒索无度，想要快速结束平叛战争，故接受了安史余部请降，军政合一的河朔三镇就此设立，此后，其他地方势力缘此先例追求成为准独立的藩镇，最终才导致尾大不掉的。蒋政权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的选择，与唐代历史何其相似乃尔，结果也给蒋政权遗留了那种“准藩镇共处”的高层结构。

　　二、从傅作义的野望对照土共的政权建设成就

　　对照土共与党国，可以发现，土共绝对不接受“准藩镇共处”的高层结构，这意味着统治阶级成员的私人利益，不再与私人性军力为后盾的行政权力分割相联系。国民党内部这样一种准封建化状态，是土共立国时期，需要优先加以消弭的。这是土共立国，对于统治阶级成员狭隘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第一重取消。

　　历朝历代的立国之初，功臣良将的特权和优势地位，往往成为新秩序的障碍，因此，对这一部分力量和人士的合理处置，也是祛除狭隘利益的关键措施。土共的处理方式，是把军事干部放置在军营中间，在现实政治格局中间强化和提升革命年代政治干部的地位和发言权，刘邓系干部得到重用和军头被边缘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是土共对狭隘利益的第二重取消。

　　终结了国民党的高层结构原理，准藩镇状态不再统治阶级成员狭隘利益的载体之后，土共内部的狭隘利益就只剩下了职业利益分配方面的小圈子规则了，各个山头的私利就只能够透过官场职业利益分配方面的小圈子去托付了。因此，在土共内部再也不存在争地盘的军事竞争状态了，国民党时期的“准藩镇状态”得到了终结，民生利益受损不再有兵戎相见之苦，此后主要体现为官场机会主义方面的缺陷——民众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因为官场机会主义的影响，未能得到合理利用和分配。最为严重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是1958年刘邓诸人发起的“穷过渡”投机狂潮，所引发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给工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参阅老田考据文章：《毛主席也有猪队友》】

　　1927年国民党政权透过对于工会农会的残酷镇压，重构了政府与民众关系，地方上主要是各种土豪劣绅获得了政权代理人的资格，得以背靠政权力量去盘剥民众和代理政权收税，结果形成了杜赞奇所说的“政权内卷化”现象——民众负担极重但政府所得不多。

　　土共建政克服了旧统治集团内部高层的“准封建化”趋势，然后，还在底层重建了与民众的关系。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落实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间，形成了一种奠基于民众组织和舆论优势的新型领导权，并据此去颠覆对旧统治阶级有利的旧式领导权。

　　土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就，主要奠基于民众的组织力量及其对共产党自下而上的支持，最后，根据地和建国后的一般状况是：民众负担较轻且相对公平，但政府能够集中的人力物力资源数量却远超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基层政权建设中间，抛弃了旧统治阶级成员的“代理人资格”垄断和高成本服务，重建了民众的组织优势并赢得了自下而上的支持，结果，共产党基层政权能够在极低成本下运作，还具有较高的执行力。

　　对照国民党基层政权内卷化趋势及其所依靠的力量，共产党基层政权组织的执行力，明显得益于“私人领域公共化”改造的成就，旧式乡绅的私权力和私人领域规则被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所颠覆，新的群众组织和政权基础，其执行力表现远大于旧式乡绅把持的保甲组织，但运作成本却远低。

　　在土共的政治建设成就中间，底层政权组织建设的成就，远大于上层。到了后来，毛泽东发现越是到了中央层级，就越是表现出技术能力和政治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不能很好滴发挥底层政权组织的巨大潜能，结果是高官群体和政权上层成为效率和发展的首要障碍。而且，执政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日益呈现出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复旧嗜好”——这完全对立于革命时代的成功经验和底层组织优势，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就此一落差提出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忧患意识。

　　三、改革年代经济领域的“再封建化”趋势及其严重后果

　　1979年某高官为了边缘化竞争对手，对官场机会主义的首要症候——投资饥渴症——选择让步和放手，结果，这个典型的官场机会主义被正当化了，各地方政府开始至少三轮堪称疯狂的“重复投资”，结果带来严重的企业效率困境。

　　到了1990年代把山东诸城“陈卖光”树为正面典型，结果追求“预算最大化”或者“可自由支配预算最大化”的另一种官场机会主义也被正当化了。这两种最主要的官场机会主义表现被正当化了，再结合“一把手负责制”的逐步落实与强化过程，导致地方经济“诸侯化”趋势有增无已。

　　在1990年代“招商引资”热潮中间，各地方政府出现了竞争性地出台亲资本政策的趋势，导致不执行中央政策和法令的行为蔓延，特别是在劳工和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方面，放任资本越过政策和法律界限去实现“非法利润”，成为招商引资竞争中间的首选策略。

　　由此，一个方面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趋势，另一个方面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有增无已。而地方政府透过招商引资承诺不执行政策法律的现象，公开为资本的非法利润保驾护航，当然会带来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彻底重塑。

　　国民党时期军政领域的各种封建化趋势，成为统治阶级狭隘利益的存在与实现方式，这被土共付出高成本彻底终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此进行了相当彻底的超越和颠覆，重建了政府内部和政府与民众关系，使得新中国迥异于旧中国。改革后，资本家阶级的狭隘利益借助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有了对抗中央政策与法律的稳固基础，还往往因此越界去侵蚀民众的合法权益以获得非法利润，使得政权的合法性和执行力大受牵累，还因此离间并疏远了政府与民众关系，这是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附录：北平谈判过程资料摘录

　　【摘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11月上旬，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自己过去幻想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来救国救民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请求中共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他在北平所能控制的陆、空军数量。11月中旬，傅作义又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探寻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

　　傅作义当时的基本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5省2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核心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之企图，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欢迎态度。11月19日，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告诉彭泽湘:傅作义“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470

　　从1948年l2月19日到1949年1月16日的1个多月时间内，傅作义的代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举行了3次正式谈判。471

　　(1948年12月)16日8时，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将傅作义已派代表出城要求谈判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并提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同日16时，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471在此原则之下，同意对傅部军官个人给出路和保障其私人财产，赦免罪责不加惩处。

　　17日，崔载之、李炳泉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八里庄，先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谈。崔载之再三表白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称傅作义对谈判“纯属诚意，绝非阴谋把戏，过去曾有谈判之蓄意。这次军事情况是直接的推动，愿商谈解决问题之方策”。崔载之代表傅作义提出:为使傅方研究出能搞到一部分蒋军飞机的方策，要求解放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要求解放军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平市不使中央系军队进平市，如有必要时在这两个师内参杂解放军部队进平市”;在适当时机“由傅发出通电以影响中央系战力和打破过去美(国)拉傅必要时混入联合政府为美建立政治基础的阴谋”，等等。在交谈中，李炳泉告知。傅作义对中央系军队不能完全控制。472

　　同日，刘亚楼与崔载之举行正式淡判。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针对崔载之所提各项条件，着重阐明了以下几点: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塘战事，但和淡必须以傅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能接受。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傅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只条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傅系留下两个军，把中央系中的军、师长统统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傅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系。

　　崔载之将上述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部队多10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没有把握。对于其他问题则置之不答。很显然，傅作义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尽管他声称:“余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但当解放军提出要解决其武装时，傅作义又说，“缴械方式责余为难”①。不愿意接受。还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473

　　(1948年12月)21至22日，发起新保安作战，将傅作义王牌第35军全部歼灭。23至24日，又发起张家口追歼战，全歼傅系第105军等部。这样，傅作义嫡系部队基本上被消灭。473

　　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名义公布了蒋介石等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傅作义也名列其中、旨在打击当时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甚嚣尘上的何谈鼓噪。为了推动像傅作义这样的地方军事实力派从蒋介石顽固派的阵营中分化出来，新华社在另‘则新闻中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要想减轻惩罚是可能的，条件“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473

　　蒋介石不断派政要或亲信到北平，对傅作义进行拉拢胁迫。12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来北平，转告蒋介石的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宜生一人归来，胜似千军万马”，竭力劝说博作义率部南撤或离平赴京。23日，蒋纬国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北平，信中说: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我生平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许诺:只要南撤，则有美军援助;南撤后，将任命其为华东南军政长官。等等。474

　　傅作义一方面致电毛泽东，主张起义，公开发和平通电，并再次提出，“在此转圆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另一方面以实际形势不可能为由，拒绝了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和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要求。474

　　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日电示林彪:新保安、张家口之国民党(474)军被歼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属部属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你们应认真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电报提出了6点具体意见，主要内容是: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里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1个军。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希望傅作义能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出城继续谈判。

　　以上意见，不仅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北平和谈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又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让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上述意见。同时，为加快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进程，林彪、罗荣桓于1月5日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将解放军准备用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图告知华北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号召他们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傍样，解放军将一律宽大待遇。并表示:无论是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均可前来本司令部接洽和平解决事宜。475

　　1月7日5时和15时，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1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指出:估计讨一价还价还会拖一短期，最后应准备用武力解决，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按照我们方式和平解决。同时强调在谈判末尾，应准备对周北峰严肃表示下列各点:傅作义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傅作义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1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除傅系部队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家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傅作义必须迅速决断，否则解放军即将举行攻击。476

　　9日，林彪、聂荣臻同周北峰、张东荪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着重讨论了傅方军队出城改编问题。周北峰提出:傅作义所属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之傅部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看待;对傅方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对其以往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对傅作义本人给予适当安排。

　　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上述各点逐一作了答复，并强调:第一，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先头部队须于12日13时前开始行动。第三，对傅作义不做战犯看待，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保证其私人财产。第三，怀来、新保安、张家口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来安排适当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准予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477

　　(1949年1月)10日上午继续会谈。双方就军队的改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接管，及人员的安排等具体间题交换了意见。最后形成《谈判纪要分，林彪、聂荣臻和周北峰分别在纪要上签了字。

　　当日下午，周北峰带着谈判纪要返回北平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报告。傅作义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过两天再说。同时致电林彪称:有关离城改编问题，因为部队相当复杂，(477)在双方观念意旨末沟通前犹作战斗准备，今日起方能转作和平部署，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均非仓卒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并表示再派负责代表前来继续商谈。

　　为做到仁至义尽，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通知傅方代表，将原定的离城时限推迟，规定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总攻天津。

　　此时，天津已陷入解放军重围.天津各界群众强烈要求和平解决，傅作义本可下令天津守军停止抵抗，离城改编，但他的指示却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缺乏诚意，旨在借和谈拖延时间，遂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即:一方面欢迎傅作义再派代表来谈判;另一方面，第三次谈判不再包括夭津。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下达了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478

　　1月13日，傅作义特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为代表，继续与解放军谈判。当日下午，邓宝珊偕周北峰等一行4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通县宋庄附近的五里桥。1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举行会谈。聂荣臻指出:限定天津守军出城的最后期限已过，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应由傅作义完全负责。现在傅作义对天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

　　邓宝珊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下天津。并再次提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事。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479

　　15日，人民解放军仅经29小时激战，即一举攻克天津，全歼13万守军，使傅作义失去陈长捷集团这个“讨价要价”的筹码，北平20余万守军完全陷入绝境。如此形势下，傅作义不得不指示邓宝珊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和平协议。479

　　16日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就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华北“剿总”所属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原则，北平市军政机构及文教、卫生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双方商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随邓宝珊一同进城，具体拟定协议条款，周北峰暂留五里桥，便于双方联系。480

　　1月17日，苏静同邓宝珊一同进入北平。傅作义对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18 日，指示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等与苏静一起拟定具体方案。19日，共同拟出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经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同意，于21日，由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481

　　《协议》附件规定:联合办事机构以7人组成，解放军方面4人，华北总部方面3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傅部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原职继续服务;能力优异者可提升;不适应者予以调整;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安全。如愿返籍亦可予以便利。

　　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李世杰首先概述了当前形势及和谈经过，王克俊宣读了《协议》条文，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协议》，只有少数中央系将领，不愿意留下来执行《协议》，请求南去。为减轻执行《协议》的破坏和阻碍力量，在征得解放军方面同意后，傅(482)作义对不愿留在北平执行协议的蒋系将须“网开一面”，将李文、石觉及第13、第16、第94军和第31军团以上军官用飞机送往南京。会后、傅作义将《协议》正式下达到所属各部队执行。

　　22日，北平《平民日报》等报刊出了《协议》要点。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社向国内外公开发表了傅作义将军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文告。483

　　1949年1月31日上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与城内值勤傅军交接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亦宣告结束。

　　2月2日，第4纵队第11、第12师相继入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北平市人民政府亦于此日入城办公。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484

　　在1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共争取126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占这一阶段歼灭国民党军总数的1/3强，兵不血刃地解放了长沙、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成都战役，国民党军共有6个兵团，其中5个兵团在军事压力下，通过政治争取，实行战场起义。625

　　[1] 周北峰：《北平和谈纪实》，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93页

　　[2]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同上书，第271页

　　[3] 陈长捷：《天津战役概述》，同上书，第176、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