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张国焘睚眦必报的陕西城固“小河口会议”

陕西城固小河口镇

　　1932年12月9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一路西征，翻越秦岭，抵达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城固县小河口镇。极其疲惫的红军将士在中共陕南特委的安排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忱欢迎，红军得以短暂休整。期间，在一批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不得不违心地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对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进行了批评，形成了加强集体领导和成立前敌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若干决议，决定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但是，暂时忍隐却报复心极强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立足川陕不久，便罗织种种罪名，将在“小河口会议”上给其提意见的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关押并陆续杀害，给党和军队造成重大损失。

红四方面军一路西征到陕南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部队的三次围剿后，在1932年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达20万以上。根据地东起舒城附近，西抵京汉铁路，北邻淮河，南至黄梅、广济，包括26个县，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余万，迎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起着“南断长江，西控平汉，威逼武汉，震慑南京”的作用，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遥相呼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敌军的强大攻势下，加之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的骄傲轻敌和“以进对进”的战略方针，红军迎战后遭受严重损失，兵力锐减至2万人。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1932年10月12日，除留下红74师和红75师及地方部队编成红25军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之外，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取消各军番号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第10、11、12和73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从湖北经河南转战到陕西，两度翻越秦岭，历时2个月，行程3000余里。行军在崇山峻岭，路经200余里荒无人烟的高寒山区，冷饿交集，困难万状。途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几次与敌接战，浴血奋战，且战且走，经过新集、漫川关两次恶战，伤亡甚大。在几次战斗中。虽然最终将敌人击败，但在整个军事行动上，还是处于挨打的架势，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兵力也由撤离鄂豫皖苏区时的2万人，锐减到15000余人。

　　1932年12月3日，红四方面军从周至县辛口子入秦岭，冒着大雪，忍着饥饿，晓行夜宿，经过8天的苦难行军，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险隘关口，于9日抵达汉中城固的小河口镇。

　　小河口，是陕西省城固县秦岭南麓的交通要塞，离城固县城约60公里，曾是褒斜栈道的另一重要路口。因山中有桃园河汇入湑水河口。当地人称桃园河为小河，湑水河为大河，故地以此名。清末民国，秦岭深处的桃园河、砖溪河、北溪河、石槽河、马家河、老荒林等方圆百里的山货特产大都集中于此，转运县城或汉中，外来货物亦先至此转销以上六坝，小河口因此常年有数十家商贩坐地收购和批发，也有不少脚力、背篼客(注：搬运货物)居家于此，靠搬运为生。南来北往的客商，催生了旅店、饭馆、商肆、茶铺等。小河口，是当时城固县比较繁荣的集镇。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下一路西征，官兵相当疲劳，非战斗减员严重。进入汉中后，这是红军在艰难的征途上驻扎的第一个较大集镇。红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加之汉中地下党的支持和劳苦群众的拥护，处境相对稳定，物资供应丰富，决定休整数日。时任红34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说：

　　【“在清贫困苦的戎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能够放开肚皮吃顿饭，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小河口会议原址

事关前途命运的城固“小河口会议”

　　张国焘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的严重轻敌和指挥失误，导致红军军事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只好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战略军事行动。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行进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极大不满。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这一切催生了著名的陕西城固“小河口会议”。这是西征以来红四方面军举行的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也是在一批红军高级将领强烈要求下召开的。

　　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在小河口镇休整时，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高级将领，对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和西征以来的行军意图不明产生强烈不满，产生了向上海党中央反映情况，请求党中央采取措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的想法。在总部机关工作的刘杞、王振华、朱光等也非常赞同，愿意担当此任。朱光、王振华俩人还将这个意见告诉了时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请求她帮忙找两套便服，以便赴沪时换穿。张琴秋觉得事关重大，就先去找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商量。他们一致认为，这件大事必须得到更多的、更重要的领导同志的支持，才能奏效。商定由张琴秋去做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当晚，张琴秋又与王振华、朱光、李春霖等同志来到曾中生住处商量，最后决定改由曾中生执笔，集中大家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送给张国焘看。张国焘看了曾中生撰写的、集中不少高级干部意见的这份材料，又从陈昌浩那里了解到有人还要去上海党中央反映他的情况，自感处境孤立、事关重大，于是同意召开高干会议，消弭意见分歧。

张琴秋同志

　　12月10日，在小河口镇驻地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主持，徐向前、王树声因部署即将打响的升仙口战斗未能参加，李先念负伤缠着绷带参加了会议。会上，曾任红4军政委的曾中生、红12师师长旷继勋、红11师政委余笃三，红73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对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实行家长制领导作风、以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明不白地无休止的向西转移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尤其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曾中生、旷继勋，发言比较尖锐。张国焘众怒难犯，只好在会上表示欢迎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决定停止盲目移动，就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恢复军委会集体领导，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任命曾中生为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也起到了明显的制约作用，使张国焘独断专橫、飞扬跋扈的军阀作风大为收敛。

小河口会议纪念馆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我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就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小河口会议我没参加，一些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傅钟、朱光、王振华等。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支持，而被陈揭露出来。••••••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也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小河口会议的结果并不坏，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因而才取得了钟家沟会议决定入川的统一认识。把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批评，说成是反对革命，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红军，纯系欲加之罪。”】

曾中生烈士

　　“川陕根据地的“肃反”，应由张国焘负主要的罪责。被害的革命同志，应受到党和人民的永远追念。”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自我辩解

　　张国焘对批评他错误的城固“小河口会议”虽耿耿于怀却轻描淡写带过，他在《我的回忆》中自我辩解：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由我们少数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机会参与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苏区外围消灭敌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还会将红四方面军拖垮。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军汉中时，政治部的主持人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曾中生)、邝继勋(旷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的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提及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后召开的通江会议。张国焘继续辩解：

　　【“我们在通江召开会议。这次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刘杞)、周纯全等十余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移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严肃自承(责)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挥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旷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这次会议没有查找到准确史料佐证，仅为张国焘的个人回忆。笔者注)】

　　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摘录的这两段，可以看出，他承认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后，在部队高级干部中的确有各种议论和看法，形成了反对派。同时，他又极力为自己辩解，说明向西转移的正确性。他对旷继勋在城固“小河口会议”的表现耿耿于怀，以“邝继勋(旷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当受到纪律的追查”，隐晦地说出了杀害旷继勋的理由。

旷继勋

张国焘对“小河口会议”的疯狂报复

　　在川陕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后，张国焘便以肃反为名，开始罗织罪名、迫不及待地打击那些在城固县“小河口会议”上给其提意见的同志。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发动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并诬陷说：

　　【“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右派就散布一种‘往哪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红四方面军中托陈派的主要领袖，也就是整个反革命的领袖，就是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舒玉章、王振华、杨白等。他们利用红军过铁路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大大活动，散布红军要垮台”。】

　　接着，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污蔑反对过他的曾中生等在小河口时“公开组织开小差”，“公开开会，在中生指导下，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提出其政纲，并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图其反革命组织”，是“以反对个人来掩盖其反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之后，张国焘便借部队不纯，开始“肃反”，将这些同志一个—个地加以排斥打击直至杀害。

　　张琴秋，红军时期唯一的女将领。曾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城固县“小河口会议”上，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3年春即被撤职，担任川陕苏区红江县县委书记，继而转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曾中生，中国早期党员，黄埔四期生，曾任鄂豫皖军委主席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也是我党杰出的红军将领，入选36位军事家辞典。就是因为在“小河口会议”上与张国焘意见相左，于1933年9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罪名逮捕关押，后在长征途中的卓克基被杀害，年仅35岁。曾中生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在军史学界，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曾中生若不死，以他的杰出才能，必能被毛泽东重用，独当一面，成为开国元帅或至少是大将。

　　旷继勋，曾担任红四方面军6军、4军、25军等多个红军军长，是能打善战的杰出将领。1933年6月，旷继勋在肃反中被诬陷为“改组派”，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据说是在吃饭时被人用绑带活活勒死的。1937年，毛泽东曾指出：

　　【“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做烈士待遇。”】

　　舒玉章，曾担任红4军参谋主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也因为“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进行过批评，1933年10月在川陕苏区的平昌县被张国焘杀害。徐向前回忆：

　　【“舒玉章为人耿直，性格刚强，工作勤勤恳恳，是个好同志。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余笃三，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是我党早期的工运领袖。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派到鄂豫皖苏区，曾任红11师政委，继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1933年夏被张国焘诬陷为“托陈派首领”关押并杀害于通江县洪口场。

　　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的刘杞，曾任红4军12师政委(师长陈赓)，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任当地民军改编的红军第一独立师政委(师长任伟章)。刘杞于1933年6月被开除党籍，一直关押。1935年长征途中，在川西大金被杀害。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谍报科长王振华，因通敌罪名，于1933年春在通江县被杀害。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朱光，书画文章俱佳，是我党宣传工作的杰出人才。1933年春，朱光被张国焘以“罗章龙分子”关押，后戴镣铐押解一路长征，受尽磨难。在延安，他和廖承志被斯诺夫人誉为共产党的“才子”。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曾任长春市委书记，解放后任广州市长。

　　红四方面军战史对“小河口会议”以高度评价，认为是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历史关头召开的关键性会议，也是党的组织路线起到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在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旷继勋、曾中生、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为促成“小河口会议”召开做出卓越贡献，他们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将永垂青史。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参考资料：

　　①《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斗争史》第34页“西征路上”，汉中党史研究室编写;

　　②《我在红军十年》第120页。许世友著，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

　　③《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斗争史》第36页“小河口会议”，汉中党史研究室编写;

　　④《历史的回顾》第227页，316页、319页，徐向前著，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

　　⑤《我的回忆》第174页，第176页“关于苏维埃的争执”，张国焘著，1998年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

　　⑥《记叛徒张国焘》第87—88页，作者：成仿吾;

　　⑦《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秦晋，陕西省汉中市委政法委退休干部，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汉中市党史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汉中市政协《汉中文史》执行主编。曾参与红四方面军“小河口会议”纪念馆的布展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