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焱：与曾经的菲共成员的一次闲聊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某天，我在马尼拉搭乘一辆计程车，司机是一位彬彬有礼的老人家，瘦瘦的身材，其貌不扬，但一说话便会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标准的语法，显露出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菲律宾人。

　　刚上车坐稳，他便随口问道：“台湾人?还是韩国人?”

　　我答道：“我是中国人。”

　　“中国大陆?”

　　待我确认后，他紧接着又问我一个问题，“那么，你认为，是民主制度好，还是共产制度好?”

　　这是很多菲律宾知识分子爱问我的问题，我原来就不习惯他们把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共产制度”，每次都要解释说，共产制度是一种理想，中国大陆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制度阶段，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后来发现他们既听不进去我的解释，也闹不明白，他们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用自己被洗脑的思维方式嘲笑他们自以为是的“共产制度”而已。

　　我沉吟片刻， 回答这位司机：“如果你想要赚钱富有，过人上人的生活，民主制度不错;但如果你想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道德风气，共产制度比较好。“

　　司机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迫不及待地附和道：“太对了”，然后他大谈共产主义思想，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谈到1968年创建菲律宾共产党的扶西·马利亚·西顺。

　　原来这位司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是菲律宾大学的学生，西顺当时是他们的政治学教授，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就是那时培植的。

　　“你知道埃某某吗?“他问我，看他的表情和语调，仿佛这个埃某某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惜我一无所知。

　　他说埃某某是他的同学，六十年代曾率5名菲律宾青年，在马尼拉劫持了一架向南飞往纳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家乡)的国内航班，强迫机长掉头北向飞往北京，投奔新中国，获得政治避难待遇，并在中国居住下来，娶了中国姑娘做妻子。

　　很遗憾，这位司机感叹说，他当时差点儿就随他们一起劫机了，但因为担心走漏风声，在最后时刻退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武装突然在菲律宾南部活跃起来，频繁从事绑架活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于是我问他：“菲共会不会从事绑架活动?”

　　“是那种索要赎金的绑架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们不绑架，但我们索要革命税”，他说。

　　“那如果别人不愿给呢?”我问。

　　“如果不给我们就杀人，或者放炸弹。”他告诉我，他们会先去了解一些大公司的财务状况，然后再酌情索要革命税，绝大多数的情况都会付钱。当然这些大公司付钱之前都守口如瓶，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司机告诉我，他曾在山上战斗11年，因年老和家庭的需要不得不告老还乡。

　　我问他山上生活怎么样，苦不苦?他说不苦，生活简单，自己种地，而且充满理想。

　　“你知道吗?我一共被捕三次，逃狱两次，最后一次没有逃狱成功，被判五年徒刑，后来我服刑满三年，提前获释。”他回忆说。

　　“你被捕之后受过折磨和拷打吗?”我好奇地问他。

　　“当然受过，你看，”他张开嘴，露出门前整齐的四颗牙齿，“这些全是假牙。他们一拳打来，我的牙齿和血就喷了出来。”

　　“你们如果逮到政府军人，会不会也一样折磨和拷打他们?”

　　“我们通常不拷打，如果他们不提供情报或者提供的是假情报的话，就杀了他们。”

　　“为什么你们不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呢?”我想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宣传威力及成功之路。

　　“你知道这些军人因为是在政府的军校中受的教育，要他们改变思想很难。他们一般为了活命，都会假装同意你的话，但回到军队之后，还是会拿起武器回头杀我们。所以没有用，最好是杀了他们”

　　一直以为菲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没曾想这位已经退出革命道路的菲共成员依然坚守其信仰，并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

　　同时我也对他们近乎残酷的斗争方式而感叹。

　　临下车时，我问他的名字，看到他犹疑的样子，马上明白了。

　　“不要紧，我不问了。”

　　他听后立即放松下来，笑着说：“希望你能理解。”

　　

　　延伸阅读：

菲龙网：1971年6名菲大学生劫机到中国投奔革命

　　http://www.flw.ph/thread-162795-1-1.html

    （原文标题：45年前6名菲大学生劫机到中国投奔革命，发表于2016-12-10）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菲询问者日报》刊登过的，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涉及六名怀有革命理想的菲律宾大学生，劫持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飞到中国投奔革命。其中一人是一名蔡姓华裔。本文原作者马莱（Ricardo S. Malay）是戒严前的《马尼拉纪事报》（Manila Chronicle）记者，当年亲身采访轰动全球的劫机事件。菲龙网特刊载全文以飨读者。

　　45年前的今天，六个年轻的菲律宾人劫持一架飞机，并开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求纠正菲律宾社会中的各种错误。

　　那一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激发下，棉兰佬岛国立大学( Mindanao State University)的六名学生于1971年3月30日登上菲律宾航空公司BAC-111航班，并命令机长飞往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求革命的真理。

　　这部剧中的主角——唯一一次成功劫持飞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当年20岁的洛萨欧罗(Glen Rosauro)、18岁的狄谷罗(Edgardo Tigulo)、19岁的 多明戈•巴斯基纳斯(Domingo Baskiñas)、19岁的毛西萨(Edgardo Mausisa)、25岁的丹尼尔•洛比丹雅(Daniel Lobitaña)以及 28岁的华裔福禄克托索•蔡(Fructuoso Chua，译音)。

　　在1970年末，洛萨欧罗和福禄克托索有无数个夜晚都一直备受贪污和腐败等邪恶行为、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殖民关系，以及马科斯政权忽视他们所生长的棉兰佬岛等问题的困扰。

　　当时是一名政治系学生的洛萨欧罗说：“我们想学习革命的理论和科学，在军事演习中训练，这样一来我们才得以匹配菲军校和西点军校毕业生们的智慧。”

　　“我们认为战场上的胜利就是对国家危机的最终解决办法，而不是示威和抗议游行。现在是时候停止出声，并且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愿景是看到菲律宾人民摆脱贫困、不公正和外国统治。’”

　　在深夜会谈中，棉兰佬岛国立大学院长的儿子，福禄克托索想到了一个想法，并且考虑了一系列的选项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决定是：劫持一架前往苏联、朝鲜、北越、古巴或中国的飞机，这些都是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真理”

　　在1952年，华侨通缉犯洪祖钩试图劫持一架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国内班机前往中国，但因台湾空军战机迫使飞机机长降落在台北空军基地而失败。(编者按：洪祖钩是自来水毛笔发明者。)

　　洛萨欧罗最终决定中国，因为“它接近菲律宾，除此之外，我们也正在阅读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件”。

　　两位策划人招募了另外四名同学，因为他们也正在为“革命真理”而奋斗。

　　在拟定计划的四个月后，他们六人前往宿务省，他们在那里用有限的预算购买了他们的三把Danao制左轮手枪、一把扇形刀(balisong)以及一把剪刀。最后的剪刀是用于切割绳子，以防他们需要捆绑任何不合作的乘客——如果有任何人抵抗的话。

　　抵达马尼拉后，他们六人用他们的资金购买了菲律宾航空公司前往达沃市的 机票。

　　一旦登上飞机，他们便分成了三组人员，占据前、中、后部分。起飞后20分钟，当飞机看得到伦布隆(Romblon)天际线的阳光时，洛比丹雅便冲进驾驶舱，用枪指着机长安东尼奥•米萨(Antonio Misa)上尉，并命令他掉头飞往中国。

　　前往中国

　　如果这名老机长有感到任何的忧虑，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洛萨欧罗通过广播向全机乘客宣布：“我们要去中国，但请保持平静并合作，我们将不会伤害你们，”之后，他很好地执行了一个360度的旋转。

　　劫机者要求乘务员发放零食和毛毯，并允许帮助受到惊吓的四十多名乘客前往厕所。考虑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在与人质谈话时使用了“ho”和“po”——菲律宾人表达尊重的方式。

　　米萨与这些学生们商量允许他在香港加油，他们也同意了。

　　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时，洛萨欧罗发觉了英国突击队直升机在接近正在加油的飞机。他命令机长警告突击队不要靠近飞机。这些英国人明白，这些年轻的菲律宾人是认真的，并且后退了。与此同时，一半的乘客被允许下飞机，大多为妇女和老人。

　　飞机在数分钟后进入了中国领空，并由中国空军飞机引导至广州白云机场。随后，一个军事小组来到了机上，并没收了劫机者的武器，以及其他三名乘客的武器。

　　“年轻，勇敢”

　　当这开心的六人踏上停机坪时，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伴随着其助手和一名翻译，握了他们的手说：“很年轻，很勇敢。”第二天，菲航班机被允许返回菲律宾。

　　在军营度过了一夜后，这些劫机者被带到了湖南省中南部的衡阳农场，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生活”。他们加入了在水稻田中工作以及种植果树的农民。

　　不久之后，其中一人(洛萨欧罗称他是“我们之中最不守纪律的人”)背叛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好客，与一名在幼儿园工作的高中生发生关系。当中国人发现了他和那名女孩夜间的幽会时，另外五名同伴都惊呆了。

　　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从他们犯错的成员的行为中，许下一个承诺，他们要在社会中行为正当，性犯罪者将被枪毙。

　　洛萨欧罗回忆说：“中国人很有分寸地以外交手段处理了这一事件，好像我们同伴的罪行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你们来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也明白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你们很年轻，有理想。说不定来看看我们的旅游景点、博物馆和文化演示的话，会给你们带来好处。”

　　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

　　改造

　　经过一年的劳动，这六名穿着普通宽松衣服，剪了平头的学生，被带到了北京，以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由共产党指派的老师上午教他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下午教他们基本的普通话。课程遵循讨论毛主席选定作品、将理论和实践相连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关性的指导模板。

　　他们对军事训练的要求被拒绝了，中方的解释为“中国不出口革命”。相反，在他们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后，他们将可以在自己选择的领域进一步地接受教育。

　　洛萨欧罗说：“我们有不同的兴趣。我报读正式的语言课程。”

　　福禄克托索在一家电器工厂接受了训练、洛比丹雅在北京医学院学医学习、巴斯基纳斯在清华大学研究机器设计工程、毛西萨在复旦大学学电气工程，而狄谷罗则去了北京中医学院。

　　从毛泽东到阿拉法特

　　在七十年代中期，毛西萨和狄谷罗接受他们在北京的巴勒斯坦同学邀请，加入了黎巴嫩内战的进步力量。毛西萨被分配到了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技术部门，洛萨欧罗说：“直接向亚希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报告。”

　　狄谷罗与另一名来自菲律宾国立大学的激进分子、同样是传统中医学毕业的蒂奇亚(Rey Tiquia)，以红新月会成员的身份帮助病人和伤者。

　　这三名志愿者在两年后辞职并回到了中国首都，并在邓小平的保护下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民主空间”。

　　同时，他们的其他同伴正在各种职业中珩磨他们的新技能。

　　在七十年代末，他们六人开始准备返回菲律宾。当时的马科斯总统的儿子小马科斯提出，要确保他们安全回家，但不允许他们参政。

　　以分批的形式，他们试图偷偷进入马尼拉国际机场，而第一批进入的洛萨欧罗和福禄克托索被情报人员拘捕。他们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在米骨丹(Bicutan)拘留所关了四年。

　　狄谷罗在比科尔地区(Bicol)因被怀疑是新人民军军医而被逮捕，但随后获释。

　　不后悔

　　在劫持菲航飞机的45年后，现年65岁的洛萨欧罗反思说：“我们不后悔。我们有很多梦想来拯救我们苦难的人民。但我们在中国逗留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人民服务，不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与他们分享我们的学识。”

　　“但是，我们的经验，让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观点——全心全意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补充说，菲律宾人可以从中国历史中学到许多教训。“但不是所有宴会桌上的食物都应该被吃掉。我们必须引用对我们的具体条件有用的东西，并排除没用的东西。”

　　现在头发已经变薄的洛萨欧罗，正在教即将前往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的工人普通话。他也会为渴望前往中国市场开拓的商人提供语言课程。他还曾到菲律宾国立大学亚洲中心发表过演讲。

　　狄谷罗是卫生部的顾问，专业是传统中医学。他目前在卡加鄢省(Cagayan)。他在那里会举办一些推拿按摩的研讨会。

　　福禄克托索在销售来自他位于南达沃省(Davao del Sur)农场的低价产品。洛比丹雅在澳大利亚，是一名为当地菲律宾社区服务的妇产科医生。毛西萨正在比利时为菲律宾左派做国际工作。巴斯基纳斯目前下落不明。

　　他们曾被称为正牌“恐怖分子”，但他们坚称，他们只是想在社会主义理想中找到一个路线图。

　　他们一千英里的旅程开始于寻找他们真正的自己的一小步。(蔡丹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