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构建共产主义大厦的清晰蓝图 ——论“五七”指示的伟大历史意义

　　钱昌明：构建共产主义大厦的清晰蓝图

　　——论“五七”指示的伟大历史意义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审阅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主张把人民解放军办成为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还提出：不仅是军队，其他工农学商各业也一样，应以一业为主，兼顾他业。此一文件随后下发至全党，史称“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立足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对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长期思考的宝贵成果，是构建共产主义大厦的清晰蓝图。

　　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高擎共产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更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问世。从此，不惜牺牲、前仆后继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成了无数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革命宗旨与人生目标，这也就是共产党人的原始基因——“初心”。

　　为了这一崇高理想，年轻的苏联共产党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与瘫痪之躯，凭借惊人毅力完成了世界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世格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为了这一崇高理想，年仅28岁的中国共产党员夏明翰，在遭叛徒出卖、面临反动派杀害，临刑前慷慨地留下了《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为了这一崇高理想，全世界无数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无怨无悔地为之奋斗，付出牺牲，这才有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才有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才有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

　　然而，所有上述的斗争与成就，还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征途走了第一步：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的问题;而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走好第二步：实现科学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解决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问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从感性低级阶段，向理性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未来，是必定要实现的。

　　然而，在经历了五千年私有剥削制度以后的人类社会，要真正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让它由充满剥削、压迫苦难的传统社会，转变成为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谈何容易!这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共产党人只有始终如一地坚定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坚持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在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征途中，五千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不可能马上消失;相反，它会不断侵淫、腐蚀人们的心灵，会消沉许多人的革命意志。一些未能自觉改造世界观的领导人，更会越来越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直至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头目，成为蜕化变质分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并最终在他们手里毁弃整个共产主义大业。

　　革命意志消沉也好，堕落成为修正主义头目也好，这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所以会“倒”在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征途上，归根结底，是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与背叛。

　　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共产主义叛徒勃列日涅夫，曾有过一句“名言”：

　　“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据勃氏侄女柳巴的《回忆录》，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

　　中国也有人公然质疑过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

　　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权威”教授王长江，更是狗胆包天，公然调侃、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

　　正是因为有像勃列日涅夫这样共产主义叛徒，窃取了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苏联怎么可能不垮?(勃氏以政变手段上台，统治苏联近20年，期间官场全面腐败。借用叶利钦的话说：“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

　　正是因为有像王长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叛徒，一度掌控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官方话语权，中国的发展方向与主流思想，怎么还可能不陷入混乱?

　　据《戚本禹回忆录》披露，他在中南海工作18年，“参加过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大多都是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唯有毛主席，不仅关心着现实的革命方向，还一直思考着长远的共产主义大业。

　　“五七”指示的诞生，是毛泽东主席作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矢志不渝的集中表现，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千秋伟业做出的伟大又卓越的贡献。

　　马恩的共产主义草图

　　理论是实践的产物。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来自于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但同样需要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得以检验与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主要集中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和1877年的《反杜林论》等有关著作中。概括起来大致有：

　　1、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亦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思想：

　　(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

　　2、两个“决裂”的思想：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就是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共产党宣言》)

　　3、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统一的社会生产的思想：

　　“第十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指共产主义制度)是怎样的?答：首先将根本剥夺互相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全体成员参加下来管理。┄┄私有利益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必须废除，代替他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共产主义原理》)

　　“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

　　4、实现公平、正义，创造“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5、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管理人员是人民公仆的思想：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警察┄┄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法兰西内战》)

　　6、生产力高度发达，“三大差别”消失，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思想：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

　　7、阶级、国家消亡的思想。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共产党宣言》)

　　“消灭阶级是以生产达到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亡下去，人既已终于成为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因而已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反杜林论》)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历经了三个阶段：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传播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开启了科学共产主义发展史，为第一阶段。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科学共产主义发展史的第二阶段。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创立和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探索、实践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科学共产主义发展史的第三阶段。

　　马恩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产生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其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为现实。因此，他们不可能根据其后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蓝图，这是历史的局限。他们只能在批判五千年私有剥削制度——特别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些粗犷的线条，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若干重大的原则。这些无疑还只能是设计师头脑中建设共产主义大厦的草图，共产主义大厦的构建，需要一个更为具体、清晰，且可实践操作的蓝图。这个蓝图，只能让后来忠于马恩学说的革命领导人来绘就。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

　　马恩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无疑就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

　　列宁因1924年过早逝世，加上生前的主要矛盾是建立、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因而他未能来得及解决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斯大林于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但却在理论上陷入了“盲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后，他在1936年的宪法中贸然宣告苏联已消灭了阶级，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后，又遇上严酷的卫国战争，从理论到实践，斯大林在共产主义问题上无所建树。也正是因为他陷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盲区——提不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缺乏应有的限制，听任共产党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客观上为修正主义的孳生提供了温床。

　　列宁、斯大林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构建共产主义大厦的宏伟蓝图，最终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毛主席没有辜负这一历史重托，“五七”指示，就是他交出的这张蓝图，更是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一步。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继承了马恩对共产主义的有关论述，立足现实，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发展了他们的构想。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思想上：

　　第一，从消除私有观念的根源上着手，提出“一主多兼”全面发展思想。

　　“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不光是打仗，“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主席提出“一主多兼”全面发展思想，目的是要从根源上着手，弱化私有观念，培养一代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建设共产主义，除了物质条件外，需要一个重要的精神条件，这就是“破私立公”。

　　存在决定意识。产生私有观念的根源是什么?源于私有剥削制度。产生私有剥削制度的根源是什么?源于财产私有。产生财产私有的根源是什么?源于交换。产生交换的根源是什么?源于生产力发展后的社会分工。

　　根据恩格斯的研究，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均源于人类社会的分工：

　　“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按：指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其后，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再往后，就是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出现。恩格斯写道：

　　这是一次“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

　　“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直到最后它自己生产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们都在谴责私有制和私有观念，都在厌恶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但只要不弱化社会分工，让人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消除由社会分工形成的“高贵”与“卑贱”的对立，人们就永远迈不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

　　在社会主义阶段，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人们觉悟的不断提高;随着教育的普及，科技的不断进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更多地应用于对社会的发展，在全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全可能的。“五七”指示中的“一主多兼”全面发展思想，恰恰就是在上述条件下，从弱化由社会分工带来的消极影响着手，去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伟大社会实践。

　　第二，从立足现实着眼，提出“大学校”思想。

　　“五七”指示提出：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军队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历来是专职打仗的。现在“五七”指示要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大学校”。这无疑是一个创新，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

　　“学校”者，学习场所也。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能在部队里既学军事，又学政治、学文化，同时又能从事“工”、“农”或其他工作。几年以后，这些战士们既会打仗，又可以在掌握军事技术以外学到其他从业本领，这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学校”了。

　　军队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这个世界，只要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尚未实现“世界大同”，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以维持阶级专政的功能。

　　历史上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军队，完全是为实行对外侵略(也有为抵御外敌入侵)、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工具。与历史上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军队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其对内功能完全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它完全可以发挥既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功能。这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历史所证明。

　　毛主席“五七”指示关于“军学、军农、军工、军民”，把军队办成“大学校”思想，完全是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加快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途径。

　　第三，从防修、反修角度出发，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五七”指示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它不仅要求人民解放军战士，“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即使是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

　　毛主席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最关心的就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

　　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提出过“不做李自成”问题。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重要文件，要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领会。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他把这一行动称为“进京赶考”，告诫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同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一次提出：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要求共产党人放大目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投入到“更伟大、更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去!

　　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共产党干部队伍的革命化问题并未解决。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国际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面对国内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结合在一起的修正主义的呼应，怎样进行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始终成为毛主席忧心的问题。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1963年5月起，又在全国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遭到了党内走资派的破坏与抵制。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致薄一波的“蹲点报告”中，写下了“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批示，并认为“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45页)

　　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也好，一些共产党干部蜕化变质也好，出现修正主义也好，直至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也好，说到底，这些社会势力都是为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有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五七”指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的反修、防修的重大现实意义。

　　“五七”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是毛泽东思想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卓越贡献。如今，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理论自然会遭受来自修正主义叛徒与世俗庸人的垢病与冷落，但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加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再掀高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将闪耀它应有的光芒，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步伐绝不会停息。这是母庸置疑的。